自2021年“元宇宙”概念“登陆”中国思想界以来，成为引发理论思考的全新契机。围绕这一“事件”，各种前沿性提问层出不穷，一方面集中于科技硬件方面反复涉及的新潮术语和缩写；另一方面，很多问题侧重人文反思和未来设想，这联系了形而上学或存在论、伦理学、科技哲学、法学、政治学、美学、艺术学等，其中的考察又有乐观和悲观两种倾向。提问的冲动是自然的，但是其中也存在颇多可疑之处。就第一个方面来说，有不少论述仅是围绕既定事物更换新的措辞；在第二个方面，其中涉及更多的，是一些从科技事实出发的、尚无标准的“可能”问题，对于它们，人们能得到一切答案，即使答案是相互矛盾的。我们关注的是后一种问题，因为它们更能体现在想象将来前景时呈现出的思维边界。我们的考察方法是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哲学性的“元问题”（meta-question）式的“图绘”（mapping）。换言之，是要重新审视和评价这一年多来，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界以“何种方式或态度”提出种种可能问题；在思想层面，什么样的理论结构令他们认为元宇宙现象中“某个问题存在（或不存在）”。

　　“图绘”方法是一种“思想地理学”的处理，即不同立场和领域背景的“问题”具有不同的“观念地缘”，其中蕴涵了分布各异的复数性“元问题”。之所以要图绘这样的原初问题，是因为元宇宙是尚待绘图的“将去之地”。它有可能给予我们的恰恰还没有给出，正因此才有可能的问题。基于种种“元问题”，我们就能看出哪些是真问题，哪些不过是原初问法的重复和分支。本文尝试从五个角度出发，它们关涉了五种对元宇宙的提问立场，分别来自这一年多来一些学者提出的典型主张：第一，延伸性媒介主义及其构想的趋同的自由世界；第二，基于后现代差异理论的断裂性想象；第三，对元宇宙世界的平等诉求和资本批判；第四，从存在论探问元宇宙对人类的终极意义；第五，基于身体虚拟化的对新人的幻想。每一个角度，我们都会以一个或多个包含矛盾的“元问题”作为概括，从而揭示思想面对元宇宙现象时的处理限度。对于元宇宙这样新异的概念，这或许也是一种新异的总结和评价的方式。

一、同的乌托邦：延伸与敉平

　　既然元宇宙的空间是虚拟的，而且信息资讯寓于物质之中并传播心灵所理解的意义，那么很自然，元宇宙会被等同于信息媒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播学学者对它格外重视，他们的立场可以命名为“延伸性媒介主义”。这样的理论依据还是麦克卢汉的经典定义：媒介是人的延伸（extensions of man）。他们试图让媒介普泛化，容纳（甚至取代、替换和重构）整个真实的世界，而元宇宙恰好满足了他们对这种无限媒介的需求。他们的论证可以总结为：第一，媒介是人的社会关系的表现，甚至就是关系本身；如果关系达到无穷，媒介就无处不在；既然元宇宙是宇宙级媒介，因此，它（必然或可能）赋予媒介最大的广延。第二，当这种广延达到无限时，由于媒介与人的思想和活动的联系处于最强程度，那么，元宇宙就成为接触现实时不可或缺的无限中介；由于现实与媒介的关联达到极致，现实本身不过就是唯一的无所不在的媒介。 

　　比如有学者充满信心地预言了元宇宙代表的媒介远景：“未来媒介将不再是（或主要不是） 一系列固定的‘实体’，新的媒介形态是由算法编织并赋予权重的一种‘网络’，是一个复杂系统”，是“‘人的关系连接’在现实世界的最高形式”。因此，未来会是“场景（context）时代”，“永远在线”的时代，“将几乎所有在线下所做的事搬到线上来做”。这里强调了媒介本身的“居间性”，尽管线上来处理所有事务，但它和线下的分别还是明显的。可是，他又主张，媒介的迭代会演变为“万物皆媒”的时代，媒介由“传递信息的工具”转向“关系的纽带”，就连一杯咖啡也是作为媒介在传达信息。先不说咖啡传达信息似乎无需媒介的迭代，在这里，他似乎将媒介又扩展为所有实际存在者，只要它们能够作为社会关系的联系中介。然而，矛盾在于，媒介本来只是存在者（实存者）信息的载体和“线上”系统，为何又成了存在者本身？答案似乎就在元宇宙本身，作为信息媒介或“开源平台”，元宇宙已经延伸为宇宙本身的“形式”，即客观化的数据模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古代柏拉图主义的现代“算法”版。在元宇宙中，“虚拟与现实高度互通”。元宇宙“通过沉浸感、参与度、永续性等特性的升级”，借助“诸多独立工具、平台、基础设施、各主体间的协同协议”，令虚实的界限完全消弭，统一为一个无限的、有机的“生态级的复杂系统”。 

　　媒介与存在者的强行融合是一个难以解释的科技理想。但除此之外，这个理想的背后，还有一个社会层面的理想，即媒介延伸主义想要通过元宇宙实现个体自由度的最大化。这种最大化的逻辑基础就是，既然元宇宙级别的媒介无处不在，那么每个人都处于对媒介的“私人”“定义”和使用中，他们可以自由进入虚拟空间，自由地选择关系和身份；进而，由于虚实相融，那么虚拟的自由获得了现实的意义。但是，在媒介的无限延伸所带来的“自由”中，媒介的定义者似乎没那么简单。当然，由于万物皆媒，因此参与种种关系的所有人在这个意义上都是定义者。然而，就连媒介延伸主义者也无法反驳的是，元宇宙媒介必定要依赖庞大的算法及其物质载体（即上述的平台、设施和协议），因而不可能脱离机构实体、生产者和管理者，还有在共同体的最高层面上进行治理的、代表整个共同体的行政者和立法者。这些人的定义具有真实的权威性；而使用者定义的只是信息和场景内容，他们自身仅仅是媒介当权者的定义对象。这样，既然并非所有人都是定义者，那么，也就不存在用户与媒介设定者共同定义的可能。此外，管理者和治理者的定义对使用者也不完全透明，甚至没有必要如此；使用者往往是被动接受，正如我们突然间就被迫面临着某些机构宣传的“元宇宙”。然而，在媒介无限延伸和人类无限自由的理想中，制度、机构、社会、现实似乎会在将来的远景中消亡；个体是新的媒介性“异个体”，社会也受制于这些个体的全新关系。 

　　如果虚与实的界限、个体与社会（以当权者为代表）的界限在这样的设想中敉平，由此建构出某种大同世界，那么，新的理性越界似乎出现。这背后的一个具有三重环节的“元问题”是：如何设想一个在时间t既“虚”又“实”，其本质既由“私”又由“公”来定义，既“自由”又“不自由”的世界？

二、异的异托邦：断裂与延续

　　第一个元问题针对了追求“同的乌托邦”的理想。元宇宙是社会发展的延续，它促成了“虚实相融”、个体自由界定关系的“大同”社会。在语言上，可以简单说，这样的未来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但它的实现并没有那么容易。如果同与异难以融合，那么，元宇宙乌托邦的对立者就是米歇尔·福柯所说的异托邦（Heterotopia），那是削弱语言、搅乱通名、破坏句法的博尔赫斯式的世界。就像有学者所言，“元宇宙”之“元”的真正含义是，在对它的体验中，“未来视域本身的陌异力量”会“冲击我们”，“现有的一切熟稔之物都变得不可名状，一切稳定的框架都土崩瓦解”；“它不是现实的延续、拓展或增强，而更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全然陌异的宇宙”。基于这一含义，元宇宙“是有史以来与人类历史和当下现实距离最远、鸿沟最深的那个断裂的未来”。虽然“从元宇宙开始，人类将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进入那个技术主导的‘虚拟’世界之中”，但那并不是“家园”，而是利奥塔说的“背井离乡”（dépaysement），是“离尘绝世般的撕裂体验”。这样充满诗性感伤气息的悲观立场是就绝对的差异而言。它似乎表明了虚拟的元宇宙会演变为一种全新的物理空间，并独立于当前这个物质世界。因为只有这样，元宇宙才是绝对的断裂：虚拟会成为间隔于现实的现实。 

　　在这样的负面前景中，将来的元宇宙世界并没有构成当前的连续，而是某种断裂和隔绝，它与我们之间有着绝对的隔阂。这样的“异世界”似乎不可名状，只能通过某种审美性的话语表达出来。从后现代角度看，它或许是元宇宙发展出来的“异端”，处在“同世界”的边缘，抗拒着一体化（Gleichschaltung）；就尚未终结的现代而言，它或许也是算法主导的“反乌托邦”，这是科技社会的必然结局，它的“异”是不同于当前这个尚有变易的世界。而矛盾的是，它恰恰又是数字社会的延续，是“同”的极致。 

　　但是，真的会有毫无联系的隔绝？元宇宙本身就立足于当前社会的算法、机器、程序、操作和机构。如果能够隔绝，那么就必然有不同的物质和数学关系，这样的条件如果存在，那就不是我们所说的元宇宙。如果不能隔绝，那么，元宇宙依然是这个大数据社会的延伸。它依然是储存人类社会的知识库，而且会具有社会属性，比如作为监控和管制的工具。那么，又一个元问题浮现出来：如何设想一个既连续又断裂的未来？

三、斗争：平等与资本

　　在传播学家那里的社会关系，似乎仅是一种自由的、可以随意选择和更换的人际交往，也因此，其所理解的“现实”，不过是个体感觉的外在现象和信息集合。在这个意义上的“虚实交融”，无非是转瞬即逝的表象与其复制品的“相似”而已，它们都不是真正的实在界。与之相反，马克思式的社会关系，才是真实本身。对这方面展开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才把握到了元宇宙的实质。这样的批判有两种进路：一种是积极维系元宇宙及其代表的强劲生产力，警惕和改造其中的等级关系；另一种是完全回到元宇宙的技术层面和生产关系，重返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来揭示元宇宙的实质不过是新技术生产下的资本凝结。 

　　对于前一种进路，有学者化用了马克思的“幽灵喻”并且颇有洞见地指出，“元宇宙结构”的实质效果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了虚体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所有痕迹”，“元宇宙并不是一种摆脱了现实社会关系的浪漫幻象”，它恰恰以“现实社会关系”为基础，是“一种新景观，一种在虚拟技术和数字技术下呈现出来的社会关系的重塑”。这样的社会关系当然是等级性的，牵涉了物质层面的利益，元宇宙成了这方面的掩饰性工具。但是，在他看来，我们不必“摧毁元宇宙的技术基础”，而是要探寻“如何利用元宇宙的空间塑造出共享平等的社会关系”。在这方面，去除媒介平台本身的中心化，似乎是让元宇宙世界平等的措施之一。这种对平等的设想，也在于非（F. Richard Yu）的最新研究中得到了具有积极批判性的构想：“就像我们真实世界的宇宙，元宇宙也有序发展出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它能让物质、能源、信息和智能迅速流动，有效地减轻物质、能源、信息和智能的不平衡，由此推动元宇宙和真实世界之宇宙的稳定性。”  他主张，元宇宙的进化遵循了真实宇宙的规律（如马斯洛的需求等级），但又更加快速，而且能创造出现实世界没有的元素。显然，对于真实宇宙很难实现的“平等”，我们只能寄希望元宇宙，尽管它目前来说依然是不平等的（因为它首先要符合现实世界的规律）。 

　　相比上面相对温和的立场，后一种进路的代表主张似乎更为冷峻。在这种主张看来，由于技术和智能化的发展无非源自“资本对于剩余价值的无限欲求”，那么，元宇宙设想的突然出现实际上是“资本与技术共谋的又一次精彩的演练”，“不过是金融资本为自己探寻的新的投资增长点的内在需要”；既然元宇宙依托于“技术基底”，那么，它必然是“大工业时代资本逻辑推进下的一种技术激进化的表现”，在元宇宙的世界，“人将不得不越来越依赖于网络技术发展而生活”，“金融资本将越来越依赖于以贩卖新的概念为其续命”。 

　　当掩体撤去，资本暴露出来，“虚”与“实”的关系就不是理想意义上的同/异和延续/断裂。无论虚拟与现实是平行还是一体，它们都是或激烈斗争，或暗通款曲。元宇宙可以是推翻不平等的革命机遇，但难道不也会成为替代性的虚幻补偿？在上述幽灵喻的意义上，元宇宙是不是也会成为阿尔都塞式的“意识形态机器”，另一种精神鸦片？这样的幻象本身就让很多学者忽视了其中的资本游戏。元宇宙只是现实斗争与妥协的新战场（或“心战场”）。由此，又一个元问题出现，还是一个远古的难题：如何设想一个本质上既斗争又和谐的空间？

四、存在论与人类世

　　对于前面的元问题，我们还可以提问，如何构想一个更加“始原”的元问题？也许就是赵汀阳的做法，直接把握最为根本的存在论问题：既然元宇宙似乎开辟了某个独立于真实世界的空间，那么，元宇宙是否会成为一个存在论事件？ 

　　在这个元问题下，他按照存在的先天范畴逐一评价了元宇宙涉及的各个方面，如身、心、主体性、时间、模态等。如果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那么元宇宙就很难构成新的存在论的论域（universe of discourse）。比如对于选择和可能性，元宇宙的世界恐怕还是面临着真实世界的问题。“元宇宙表面上会有更多的自由、平等和无穷信息资源，但所有好处的背后都存在着资本和技术合伙定义的‘系统化权力’，即资本和技术的专制秩序。”赵汀阳也并未希冀元宇宙能实现“平等”，因为这会让价值消失，如他所定义，“唯有不平等才能够定义价值”，这是残酷又真切的现实。赵汀阳暗示了元宇宙尚未成为一个存在论事件，它的意义应该限定为知识中心或他所引述的博尔赫斯的“巴别图书馆”（la biblioteca de Babel）。在这个程度上，元宇宙只是知识论的工具，而非（在现在时和将来时上）另一个存在。 

　　如果它必定是一个存在论事件呢？那么，人类会迎来新的存在形态，它还是会呈现出新的面貌。作为地质概念的“人类世”（anthropocene），在积极的意义上，似乎常被人们用来指明新的存在。人工智能和元宇宙仿佛明示了某种人类历史的必然性。这也迫使一些学者主张新的人文科学，用艺术对抗技术（technology），对抗后者的同质化，展开“最后的斗争”。但这样一来，我们似乎并没有得到什么另类的存在，只看到了旧问题的新表述：同/异的斗争；乌托邦/异托邦的交错。此外，艺术真能对抗技术？技术真能改变人的存在，解决存在的问题吗？可能答案是否定性的。 

　　当存在作为义素时，我们好像还是离不开格雷马斯（A.J. Greimas）的符号矩阵。“存在”（S1）与“反存在”（S2）、“非存在”（S1）和“非反存在”（S2）分别构成反义关系；S2就是所谓的“无”（虚拟或虚无）；S1和S2则与S1和S2分别构成对角线的矛盾关系。狭义存在论上，S1+S2即所谓虚实相融的元宇宙，这是一个不实不虚的世界。广义存在论上，存在不仅表示外部实存，还有其他可能，S1+S2是“在场的世界”，非有即无，有无确定，没有变化。S2+S1则是或有或无、有无之间、流变的可能世界。同的乌托邦是将S1+S2作为S1（广义和狭义），即延伸；异的乌托邦是将S1+S2作为S2，狭义时表示陌异，广义时即绝对的断裂。当S1+S2不再有新的存在，那就趋于绝对平等；反之则有斗争。依然是否定词“”给予我们遐想的机会。无论我们如何设想元宇宙，这样的语义结构仍在限定着思维。 

　　在以存在论事件为标准的对元宇宙的拷问下，我们可以用前面的句式重构本文开始的元问题：如何设想一个在时间t既存在，又超出存在的存在？——或借用列维纳斯的拗口书名：在时间t，如何存在，又“异于存在，或，超于所‘是’”（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

五、身体与新人

　　上一个元问题最终归结到了列维纳斯对存在的怀疑和批判。他的做法有助于我们摆脱对元宇宙未来的过分玄想，因为这样的想象陷入了他后期所批判的海德格尔式的对观念存在的崇拜。如果想要超越对存在的抽象思考，那么最简单的做法是转向真正而直接的存在和感受基础“身体”，这也是我们与他人进行交流时的物质依据。 

　　在元宇宙的理论话语中，身体和具身性（Verleiblichung或enbodiedment）是经常提出的问题。一方面，元宇宙让身体得以延伸，另一方面，身体可以链接虚拟世界，甚至成为虚拟世界的“身体”。有研究指出，在当前对“具身入口”的从“外链式虚拟体验”到“内置化虚实相生”的发展中，VR体验、脑机接口、内置芯片，都渐渐使身体成为虚实交融的界面、媒介和技术存在；尤其是内置芯片的手段使得“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界限开始瓦解”，我们终将成为“赛博人”（Cyberman）那样的“新人类”。 

　　这种设想联系了一个思想实验，即学者们普遍引用的普特南的“缸中之脑”。如果虚实的界限能够“瓦解”，那么，我们会不会在芯片的控制下，成为某种没有身体或拥有虚拟身体的心灵，甚至对此毫不自知？与之相关的元问题为：一个身体如何确定自己既在虚境，又在现实？其实，基于语义学外部主义（semantic externalism），普特南反对“缸中之脑”的假说。按其思路，就元宇宙而言，设一个元宇宙为M，一种归谬反驳可以构造如下： 

　　（p1）在M中，我的身体存在。 

　　（p2）基于M的语义学，x的指称由算法决定。 

　　（p3）基于外部世界的语义学，指称遵循因果性，故由外部对象决定。 

　　（c1）因此，当我说x存在，x没有外部对象。 

　　（c2）故而，当我说x存在，这句话为假。 

　　（c3）如果x是我的身体，则“我的身体存在”这句话为假，与p1矛盾。 

　　似乎，如果我是元宇宙人且我的身体在M中，则我没有关于“实存”的概念。如果我有，那我就清楚自己不是元宇宙的存在者。但是，如果算法让我具有“外部实存”这一思想呢？如果算法让我相信，判断真假的依据就是算法（数学关系）呢？ 

　　如果从心身随附（supervenience）的理论来看，元宇宙M中，心理属性是不是就像现实里的内在属性一样，依然随附于真实身体的生理或物理属性？还是说，随附于M中的虚拟身体（算法身体），而完全脱离现实的肉身？能否在未来的虚拟科技中，让真实的“心”成为非物质性的实体呢？我就是我，不是因为身体，而是某种数据的存在，那是抽象又具体的自我。 

　　这又引出另一个近些年来在心灵哲学中颇受关注的古代思想实验，即阿维森纳《论灵魂》（Kitāb al-Nafs）的“漂浮人”假说。他设想一个人“飞在空中或虚空中”，当他没有对身体的感知以及确定不了任何物质性存在时，他依然能够确定自身的本质。这个本质来自可以完全摆脱物质的、灵魂的理性部分。就是说，自我的实质与身体和物质是无关的。元宇宙恰恰能够创造这样的自我：理性的算法会编排出非物质性的本质以及对非物质性的信念。人类的灵魂会不会成为某种更高级的算法？ 

　　脱离了真实的身体，我们似乎就无法与他人进行情感和感受的交流，也无法处理与“无限”的关系，这样，列维纳斯试图遗忘的“存在”，又化身为重新规定主体性的算法形式。如果就像前引的论断所说，“元宇宙人”是科技时代下的“新人类”，那么，在AR、VR、游戏、直播的媒介丛林中成长的一代，在什么意义上是新人？假如他们并未改变自身的存在方式，那么，我们面临着最后一个元问题：如何设想一类旧式的新人？ 
 

　　到此为止，本文揭示了在相关元宇宙的可能问题背后的五个元问题。它们并不具有绝对的穷尽性，却是这一年多来针对元宇宙的人文反思性话语所依赖的基本理论结构。这些元问题都具有某种矛盾性，它们表明了我们对未来世界思考的限度。或许，元宇宙带给人文领域的最大启示，恰恰不是这种新颖的概念本身，而是在于它打开了我们的想象前景，令人们可以重新思考自身的前途和命运，重返思想自身的张力与突破局限的方向。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薛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