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2022年有什么热门词汇的话，元宇宙毫无疑问是其中之一。从Facebook更名为Meta，及其在文化界和思想界将元宇宙的概念追溯到美国作家斯蒂芬森的小说《雪崩》，将人类世界的未来与虚拟现实（VR）和现实增强（AR）等技术结合起来，实现人类有史以来一次巨大的跨越，人类似乎在元宇宙神话缔造的巨大泡沫中走向一个可以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新的国度。也因此许多人将过去的一年称为元宇宙元年，似乎我们在技术的催生作用下，不断地摆脱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的苦难和藩篱，如同修仙类玄幻小说一样，可以在一个由VR和AR技术缔造的美轮美奂的界面中出现自由驰骋的画面。

　　因此，对于元宇宙的研究和探讨，首先被一些思想者归结为技术问题。在哲学上，元宇宙更多被视为一个新技术哲学的话题，那些元宇宙理论的研究者并没有将这个问题深入到传统哲学的存在论、本体论或认识论之上，仿佛他们看到的是人类思想和哲学问题的一个新的皮肤而已，简言之，不过是传统哲学问题加上了一个元宇宙的技术外壳。在这个意义上，元宇宙的话题很容易被还原为一个二元对立关系，即作为人类生存界面的实在性（经典本体论）和虚拟现实的外在表象（技术现象学）、现实与虚拟、生存空间与赛博空间、现实自我与虚拟自我之间对立的关系。无论是一般性的元宇宙描述研究，还是对元宇宙的批判研究，他们共同站在同一个界面上来分析和批判元宇宙问题，他们要么站在元宇宙的虚拟世界方面，选择对传统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摒弃，要么站在现实身体所矗立的世界上，来批判元宇宙世界的虚无。围绕着这个二元对立，无论是描述性研究，还是批判性研究，他们只是站在元宇宙二分的各自阵营前，向着对方的阵地叫阵。

　　当然，在今天的数字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的环境下，我们实际上很难摆脱这种二元论思维的影响，我们需要不断地在虚拟和现实的二元区分中选择一个角度来切入元宇宙分析之中。不过，我们的问题不是从二者中选择其一来进行辩护，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将其恢复到真实的社会存在中去，试图发现在这种二元论立场中存在的社会认识根基问题。更准确地说，我们需要的是，重新梳理虚拟和现实二元论立场如何塑造我们的社会认识，如何构成当代元宇宙条件下的社会认识论根基。

　　　一、感知事实和形式事实

　　为了理解元宇宙中的认识论问题，我们可以首先引入一个例子。在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的著作《毫无意义的工作》中，他曾经谈到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实际上并不涉及元宇宙技术，但对我们去思考元宇宙问题很有帮助。格雷伯早期在耶鲁大学任教时，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经历：某一个学期，一名硕士研究生一直来上他的课程，也按时交各类作业和最终的报告，格雷伯对这个硕士研究生的印象很深，所以在最后的成绩上，给出了很高的分数。但问题在于，这名硕士研究生以为自己选好了课程，但实际上她并没有完成选课手续，因此一些系里的管理人员认为，这名研究生并没有真正选课，因为她没有在学期前按时完成选课手续，因此，即便格雷伯给这名研究生打出了分数，但也不能代表学生上了课，自然这个分数也是不合规的。不过，格雷伯在回忆多年之前的这段往事时，并不在于为这名硕士研究生恢复名誉，而是从这个事情中突然联想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究竟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定义这名硕士研究生选择了课程。在现实经历中，无论从研究生的个人经验，还是格雷伯的上课经验，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认为研究生上了课。这是一个经验性事实，甚至是无法用任何形而上学的理论来否定的事实。然而，结论是研究生并没有上课，没有上课的原因并不是经验性的，而是属于行政的规范性的规定，如果一个研究生开学没有按照既定程序来完成选课手续，那么，即便她最终完成了全部课程，获得了最终的分数，也不能算作上课。格雷伯观察到，这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关于“上课”的认识。一种是经验事实，一种是在程序规定上的认定，然而，在行政体系之下，如果没有完成选课程序，那么在这个行政“事实”上，她相当于没有上课。因此，格雷伯才指出：“形式上的措施一经实施，‘现实世界’（对组织而言）便成了纸上所记录的‘现实’，而真正的现实世界被忽略了。”

　　其实，对任何有过高校教学经验的人来说，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当时耶鲁大学行政人员的决定，即认定没有完成选课的研究生并没有选课，也自然不能得到课程的学分。格雷伯的反思的价值在于，在经验事实层面上，研究生的确选课了，作为教师的他和研究生都能够以身体在场的方式见证了上课的一切，但我们为什么能够轻松地确证研究生没有选择课程的“事实”？格雷伯描述的事实是两个事实：经验事实和形式事实，那么世界也自然被分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身体性的经验世界，也就是格雷伯所说的真正的现实世界，另一个是由学校教学规定的行政或形式程序所造就的事实，即一种形式化的世界。在形式化的世界中，学生必须在网络页面或注册程序上选择教授的课程，然后在期末的时候才能得到对应的学分。只有符合这个程序，学生选课才能真正成为被承认的“事实”。如果我们秉承经典的存在主义理论，如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他坚持认为“我通过我的身体意识到了世界”，这样，在具体的上课的身体经验层面会构建出一个感知性的事实，而我们把这个感知性的事实确认为真正的现实世界。但问题恰恰在于，这个感知性的真正的事实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认识，一个学生需要在形式层面上注册、登录、选课，最后确认，到学期末提交作业，获得老师的分数，最后她才能真正算是“上课”。这种“上课”当然也是一种“事实”，但这种“事实”并不是身体感知认识的事实，而是在形式上通过一系列操作构筑的事实，如果在形式操作中有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在格雷伯的案例中，那个硕士研究生的错误可能是在网上点击了选课，但没有确认），这个“事实”就不成立。因此，我们获得了两种不同的事实概念：一种是感知事实，在身体经验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事实，这往往是传统哲学用来衡量认识真实性的尺度之一；另一种是形式事实，这种事实出现在程序层面，是通过程序的规范性和合法性认定的事实（除了高校的行政程序之外，法律审判中常常用到的法律事实也是一种形式事实），在以个体为中心的传统哲学中，往往会忽略形式事实的存在，但随着现代社会的日益形式化，变成一种韦伯式的行政装置，形式事实日益彰显出其价值。

　　通过感知事实和形式事实的认识论区分，我们可以看到，现实和虚拟的二元论不过是在个体经验和形式架构两种事实区分基础上的变形。在元宇宙诞生之前，这种真正的现实世界和虚拟的形式世界的二元论已经形成，一方面，身体认知的事实构成了现实世界；另一方面，在一些程序性环节中，这种身体认知的事实已经被另一种“事实”取代，即符合程序规范的形式事实。我们无法用眼睛看到，无法用身体接触到形式事实，在上课过程中，无论是格雷伯教授还是研究生都认为自己选了课程，并感知了上课行为，但在形式上，这种上课的认识被程序化的认定所取代，那么对另一种“上课”的认识才作为一种合法性的事实，占据了行政程序的核心地位。对于大学这样一个机构而言，只有行政程序认定的形式事实，才是有效的事实。

　　如果我们把格雷伯案例理解为一种特殊的认识论装置，即对事实的认识和确定，需要依赖一定的认知装置，我们或许可以将大学的行政机构看成一种元宇宙的环境，在大学行政机构之外，对事实的认识可以依赖人的身体感知，但在大学教学和行政体系之下，这种身体感知的事实不再有效，不再被确认为事实。相反，如果需要获得合法性，就需要注册、登录、选择等一系列操作，让这个事实可以在一个看不见的形式层面得到确证。同理，审判的法庭也是一个类似元宇宙的结构，在法庭上认定的事实，也是通过证据和控辩双方律师的论辩、法官的判决构成的事实。这个事实并不一定是案件在真实世界中的发生过程（那个过程在法庭的认识论之外），而是经过一系列程序确证并被最后采信的事实。

　　不过，无论对于高校行政系统，还是对于法庭论辩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恰恰在于对形式事实的认识和确定，形式事实的认识论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形式事实，更重要的是，形式事实是让行政系统和法律程序得以连贯地良序运行的关键所在。简言之，形式事实的成立总是相对于具体的认识论装置而成立的，反过来说，认识论装置的良序运转必须以充分的形式事实的认识和存在为前提。

　　二、历史唯物主义下的元宇宙社会认识论

　　在梳理了感知事实和形式事实的区别之后，便不难理解，元宇宙的虚拟性和现实世界的实在性的区分并不是元宇宙独有的区分。元宇宙不过为这种感知事实和形式事实的区分披上了一层技术幻化的外衣，让那种用肉眼看不见的形式事实，通过电脑、智能手机以及VR设备的屏幕和成像技术向我们呈现出来。换言之，只要存在着人类社会的体制，只要在人类社会体制下存在着不同的装置（制度装置、行政装置、技术装置、法律装置等），就一定存在着所谓的虚拟和现实的区分，在认识论上，虚拟和现实的区分根本不是什么本质性的区分，而是一种人类社会具有的必然现象，只不过在不同的环境下，这种区分会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

　　简言之，虚拟和现实的区分，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学，在元宇宙的背景下，这种二元的形而上学被虚拟现实技术夸大了，尽管在元宇宙中的各种“事实”的确不同于现实世界的事实，但是这些事实之间的区别，并不是理解元宇宙最重要的阵地，社会认识论研究的任务也不应该是站在这个形而上学区分的任何一方，为它们提供不同的论证，从而获得相应立场的合法性。我们更应该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立足社会存在的现实性，来破除虚拟和现实区分的二元论形而上学，从而真正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上来实现对元宇宙的社会认识论批判。

　　在剥除了元宇宙华丽的技术外衣以及元宇宙中玄幻的神话之后，我们需要回到一个确定性的根基，即社会现实中的人。《德意志意识形态》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前提就是社会生活中的具体的人，“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事实上，对于元宇宙的思考，马克思这段文字仍然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这是因为：

　　1.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仍然是元宇宙的社会认识的现实前提。无论真实世界，还是虚拟的元宇宙世界，无论周围世界的环境如何变化，从自然环境到社会环境再到元宇宙环境，参与这些环境的仍然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这些环境不仅与具体的人相关联，同时也塑造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举例来说，在微软的《我的世界》中，我们不是消极地观看着游戏世界的变化，而是通过注册一个用户名，然后在这个用户名之下具体参与到元宇宙的活动中，在进入游戏之后，用户可以通过挖矿、种植作物、畜牧、捕猎、打渔等各种手段来扩张自己的生存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在元宇宙空间里并不存在现实的身体，但我们仍然以自己的虚拟身体，积极地参与到元宇宙之中，没有虚拟化的人的参与，元宇宙空间就不成为元宇宙空间。我们看到了元宇宙空间的第一个社会认识论前提，任意的元宇宙空间都必须以活生生的具体的用户玩家参与其中并互动为前提。

　　2.元宇宙的社会认识立足于现实的社会关系。元宇宙的确给予人类前所未有的解放的感觉，让我们化身为虚拟身份，可以与世界各地的玩家在技术塑造的绚丽多彩的背景下一起征伐敌人、合作建造巨大的建筑、建立玩家的共同体。这些意象，仿佛赋予所有参与元宇宙世界的玩家不同于现实生活世界的可能性，似乎可以在现实社会的等级关系之外，塑造一个更平等的乌托邦。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认识论基本上击碎了这种玫瑰色的浪漫想象，因为在元宇宙的社会关系的构成中，虽然打破了地域空间的限制，但并未真正摆脱有人类历史以来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指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在马克思的时代里，人们看到巨大的科技力量带来的未来社会的可能性，但是未来社会的实现，从来不是在虚幻的构想基础上的实现。马克思意识到，只能通过物质的力量打破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现实的社会关系击败现实的社会关系，没有蒸汽机、珍妮走锭精纺机的出现，就不可能击败封建领主制度。在元宇宙的今天也是如此，如果没有5G通信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物联网、全息投影技术，各种物质性的基站、中继器、传感器等一系列的新的物质基础的出现，这种虚幻的想象也是不可能的。即便在元宇宙中，玩家组成的公社从来不是什么脱离于现实的乌托邦，而是人类现实社会的一种实验方式，它仍然依赖于现实的人性和社会关系，仍然具有不同的等级制度和雇佣关系，仍然存在着不平等和压迫，元宇宙的共同体从来没有打破现实社会不平等的藩篱，它只是用一种新的不平等取代了旧的不平等，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法则仍然适用于元宇宙的社会关系。尤其对于那些付费的元宇宙世界来说，现实世界以货币为中心的社会关系，仍然适用于元宇宙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货币上具有较大优势的人，在元宇宙之中也很容易获得优势地位。换言之，元宇宙仍然是一种现实的商品交换中的商品，它仍然隶从于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法则，而元宇宙的真正突破，并不在于技术的神话，而是在于以货币为中心的交换体系的瓦解，只要元宇宙仍然依附于现实的货币关系，元宇宙的社会认识论就不可能真正脱离现实社会的基础。

　　3.元宇宙的社会实在仍然是物质性的社会关系。在元宇宙的世界中，最具有迷惑性的问题是，某个用户在元宇宙之中结成的人际关系是虚拟关系，还是现实关系。比如两个用户经常在一起战斗结成的友谊，虽然他们在现实中彼此不认识，但他们仍然是一种物质性的社会关系，毕竟他们的社会交往关系仍然是依赖于现实的物质基础而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元宇宙并不是塑造了独立于现实社会关系的另一种关系，而是作为一个物质技术的前提，将之前不可能实现的关系，通过元宇宙的媒介加以实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也就是说，从交往关系上来看，我们之所以不能与元宇宙中其他用户进行交往，恰恰是因为物质条件的制约，元宇宙背后的技术本身构成了当下时代新的物质条件，让新的交往关系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元宇宙并没有创造出一个脱离现实世界的新世界，恰恰相反，它是这个世界的物质性延伸，即扩大了社会交往的范围，“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认识论基础上，元宇宙并不是什么“虚拟”的人际关系，这种交往关系，仍然是基于物质基础的社会关系。

　　　三、非主体的主体性：元宇宙社会认识的潜能

　　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发现，虚拟和现实的二元对立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幻象，而元宇宙技术的出现，不能视为一种对现实社会关系的背弃，而是对其在物质技术条件下的延伸。在一定程度上，元宇宙技术虽然具有虚拟性的外表，但它并没有将人类从大地上连根拔起，而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塑造了人类的现实社会交往关系，让人类的物质现实性得到了极大的延伸，那么元宇宙的社会认识论也是在这个基础上的认识论，对元宇宙诸多事实的认识和理解，不能在原先的物质背景下来进行。这意味着，主体性的概念也随着物质技术的改变而改变，我们今天的主体，在元宇宙技术下的主体，当然与马克思所处的工业革命时代的主体有所区别，我们不能按图索骥地挪用启蒙时代的主体概念，用抽象的脱离于现实的主体来塑造一个词语的革命。这其实就是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进行批判的根源所在，因为抽象的形而上学并不明白，那种脱离具体现实环境的主体根本不存在，任何主体都是在一定社会的物质条件下被生产出来的，因此，马克思才明确地指出：“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换言之，主体从来不是什么固有的给定物，任意时代的主体都是与具体的物质生产和技术条件相关的，并在一定的消费对象和生产对象中被生产为这些对象的对应项。我们可以将这个概念延伸到元宇宙环境之中，这样，在元宇宙条件下的主体，也不是什么抽象的脱离于现实世界的主体。元宇宙之中的主体性，本身就是相对于当下的物质技术条件的主体性，那么元宇宙的社会认识也必定是在这种物质技术条件下被生产出来的主体的认识。

　　那么，元宇宙中被生产出来的主体是何种主体，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将主体分为三类：

　　1.监控主体。元宇宙一定是在一定平台下的元宇宙，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元宇宙平台要么立足于公共用途，例如博物馆的游览，要么用之于商业用途。但是无论哪种用途的平台，他们都需要监控每一个进入平台中的用户，对违反协议和规范的用户给予一定的处置。在《黑客帝国》中，那些戴着墨镜、穿着黑色西装的特工就是监控主体，他们掌控着元宇宙中的一切，并具有最全面的认识，防止元宇宙世界中任何意外的发生，例如有用户使用外挂、数据库被修改等。监控主体是整个数字平台时代的特殊力量，它们隐蔽且具有至高的权力，有点类似上帝视角，但是，监控主体的认识不会直接出现在元宇宙之中。换言之，虽然存在着监控主体，它们了解一切，但它们的认识是被隐匿的。在这个意义上，监控主体的认识不构成元宇宙认识论的基本范畴。

　　2.消费主体。相对于平台而言，任何主体的进入都是通过用户的注册和登录来实现的，当然，面对商业型为主的元宇宙类型，这些用户更多地是以消费主体的形式参与其中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角色不仅符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消费主体的地位，也符合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中关于主体及其认识的描述。例如，在元宇宙中，我们不纯粹是无意义地参与这些虚拟空间之中，而是需要在元宇宙中进行各种消费，例如在一些游戏中购买装备、购买武器、购买皮肤等。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消费是用某种编码即某种与此编码相适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纪律来驯化人们，这不是通过取消便利，而是相反让人们进入游戏规则。”换言之，在鲍德里亚眼中，那些参与消费市场中的主体，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体，他们被商业社会纳入了一个编码的意识形态中，让他们消费着与这个意识形态矩阵对应的符号编码系统。在元宇宙中亦是如此，当我们购买一个新的限量版皮肤时，我们的出发点不是这个皮肤多么好看，而是向其他消费主体炫耀自己的独特的消费等级，从而奠基自己在元宇宙中的地位。那么，我们反过来说，元宇宙中的消费主体其实不是一种独立的主体，而是受元宇宙商业模式的规范体制限制的主体，他们的认识与他们的消费地位密切相关，氪金玩家永远不同于那些普通玩家，不同消费等级自然会缔造不同的社会认识，这样，元宇宙以特定的消费编码体系制造了属于社会的阶层体系，从大咖级别的红名玩家，到普通的小白用户，构成一个等级链条。消费主体面对的另一个问题在于，他们所能认识的一切，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为都与鲍德里亚描述的编码意识形态系统相关，也就是说，这个编码的结构系统决定了消费用户的认识，这样元宇宙之中消费主体的认识论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之下的受到压制的有限认识论。消费主体只能在他们的欲望中审视元宇宙中的对象，并将它们转化为消费逻辑，这样，现实社会中的消费意识形态以某种方式投射到元宇宙之中。

　　3.非主体的主体。在2021年上映的《失控玩家》中，有一个十分有趣的设定，因为影片的主角既不是监控主体，也不是作为用户的消费主体，而是一个非游戏玩家（Non-Player Character，简称NPC），名叫盖伊（Guy）。在元宇宙中，盖伊是一名普通的银行职员，受游戏设定的限制，他每天在游戏中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被真正的游戏玩家打劫，只能按照固定的方式做出反应，甚至可能被游戏玩家直接击毙。但有一天，他得到了游戏玩家的一副眼镜，通过眼镜，他看到了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看不到的一切，比如路边的急救箱、钱袋等，这些东西只属于特定的游戏玩家，作为普通的NPC，他完全看不到这一切。但在得到游戏眼镜之后，盖伊觉醒了，他可以像普通玩家一样在元宇宙世界之中行动，甚至可以不用杀戮，而是用助人为乐的方式进行升级，这让盖伊迅速成了元宇宙中的网红人物。尽管《失控玩家》电影中从NPC到主体的演进，在元宇宙之中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电影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可能性，即盖伊认识的元宇宙世界完全不同于监控主体和消费主体，它提供了一个外在于一般主体的认识可能性，即元宇宙之中的非主体的认识。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在某种前提下，某些主体的流溢和异变，让之前无法被消费主体和监控主体把握的世界，在这种新主体下成为新的社会认识，这就是沃卓斯基兄弟导演的电影《黑客帝国》的主体。在法国哲学家巴迪欧那里，这就是事件的标准，他强调说：“事件的效果，就是让非实存的位变成绝对实存”。

　　因此，元宇宙的社会认识论的关键并不是依循着监控主体和消费主体的逻辑，而是按照既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将社会关系映射到元宇宙空间中，从而让元宇宙的社会认识成为现实社会的社会认识的镜像。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可以在元宇宙的空间中，找到一种非主体的主体性，在这种主体性之下，找到不受消费意识形态和总体控制的视角，一种不属于现有主体的社会认识论。当然，这种非主体的主体性之下的认识论，仍然依赖物质技术的基础，在元宇宙的环境不断改善的情况下，思考在用户—平台的关系之外，是否可以存在一种非主体的社会认识论，只有在那一刻，才是真正事件的降临。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薛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