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从1974年《大萧条的孩子们》一书出版算起，埃尔德开创的生命历程研究已历经近半个世纪，与诸多学科相互影响借鉴，其研究成果和发展态势都引人瞩目。生命历程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两大范式，即埃尔德范式或北美范式与科利（Martin Kohli）范式或欧陆范式，北美范式偏好定量研究方法，而欧陆范式强调定性方法的重要性。因此从方法上看，生命历程研究领域中的定量和质性取向都获得了丰硕成果，尤其是定量研究揭示了社会“平均人”生命历程的基本模式与其形成的微观与宏观因素。同时，虽然欧陆范式强调定性方法的重要性，但是研究重点是在生命历程制度化背后的结构性“制度”。而这些研究都没能呈现个体差异、社会制度与历史进程之间的互动性、复杂性和丰富性。由此我们认为，以生命历程最为关心的生命故事（life stories）中的细节为基础，通过近距离和整体性（holistic）的观察，拓展质性取向在生命历程研究中的独特优势，这种优势即更便于识别事件之间因果机制和关系，揭示生命历程本身及其与社会历史进程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本文旨在探索和回答的问题，即是如何通过生命历程研究的聚焦和转换，发挥质性研究取向的这种优势，以获得研究领域上的拓展和创新。

　　要寻找生命历程研究拓展的突破点，不妨回到其“初心”。在《大萧条的孩子们》25周年版中，据埃尔德本人所述，生命历程理论最初的灵感来自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当50年代末我毕业于北卡大学时，我碰到了一本有着激动人心题目的薄薄小书，它讲述了关于个人生活研究的某些重要性。”埃尔德认为，米尔斯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对行为科学有指导性的方向，即“传记研究，历史研究，以及对它们在社会结构中共同碰上的问题的研究”，而且米尔斯认为“个人生活只能和社会的变迁联系在一起来研究”，“任何社会研究，如果没有回到有关人生、历史以及两者在社会中的相互关联的问题，都不算完成了智识探索的旅程。”这是米尔斯关于社会科学的基本看法，贯穿于《社会学的想象力》全书之中。埃尔德毕业后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儿童福利研究所（后改名为个人发展研究所）工作，利用纵向研究中的生命记录，开始了一种“生命历程”的研究。当时虽然没有出现生命历程的概念，但是重视普通人生活的新史学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人们更加了解历史的力量对于个体生命的影响”。这项研究促成了《大萧条的孩子们》一书出版，“生命历程”概念由此出现并最终形成了生命历程理论。自此，生命历程的研究围绕着“生命历程研究都在试图理解变迁中的社会情境与个体发展之间的多面关系的初衷，借鉴整合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甚至是生命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派生出量化与质性研究的范式，探索早年经历、社会事件和历史进程如何影响人的发展。

　　生命历程的量化研究北美范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了两大分支体系：转变（transitions）研究与序列（sequences）研究。不论哪一个量化生命历程研究的分支，我们得到的结论都是事件或是一系列事件的总体模式及其宏微观的影响因素的平均效应。与北美范式不同的欧陆范式，虽然强调质性研究，但也是关注制度化的整体“结构”。这些结论让我们看到了整个森林，却无法看到每一棵大树的细节。回到生命历程研究对米尔斯就社会历史与人生关系回应的灵感“初心”看，即使是落脚在社会历史对人的发展影响研究上，这种量化取向的“平均效应”，也需要质性取向的详细“生命历程故事”来弥补看不见“树木”的缺憾。此为回到“初心”以质性取向拓展生命历程研究领域的途径之一。更重要的是，这一类“落脚在以社会历史对人的发展影响”的研究结论无法揭示生命历程研究的一个重要事实，即个体发展也体现着社会事件与社会结构特征，记录着历史进程，是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的活化石。我们认为，用“考古学”式的研究来揭示个人发展承载的社会情境和历史进程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可以加深对社会结构、社会事件和历史进程的理解和洞察，这一点也是质性取向可以发挥优势的地方。这是回到“初心”拓展生命历程研究途径之二。还有一点，虽然不能归到“社会历史与人的发展关系”的“初心”，但如果从“对人的发展的影响”这一部分“初心”而言，依然可说是从“初心”出发并以质性取向拓展生命历程研究的一个途径，可以称之为途径之三，即个体事件（或称非社会性事件）对该个体生命历程的影响。就我们搜索文献所知，虽说有的研究已有某些这种意味，但学界真正明确以这三个途径做生命历程研究者还很少。这正是本文所要明确强调的生命历程研究领域突破所在。

　　由此，我们将从以下两个层次视角出发，来论述质性研究取向推进生命历程研究创新拓展的路径和方法。首先是在个体层次上，讨论同类个体事件对不同个体生命历程影响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外在条件或者内在能动性的不同，体现了生命历程本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其次是个体与社会的交互层次，包括从个体到社会以及从社会到个体两个不同的角度。从社会到个体的角度着重分析社会事件和历史进程对个体事件的影响，这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个体生命历程轨迹。从个体到社会的角度则认为个体生命历程是社会事件和历史进程的“记录载体”，主要以“考古学”方式来挖掘社会和历史进程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二、个体层次：个体事件与生命历程

　　生命历程理论强调把几个主要相互关联的准则（principles）融合一起。这些准则由历史的时间和空间(historical time and space)、时机（timing）、相互关联的生活(linked lives)和人的能动性(human agency)等方面构成。从埃尔德对大萧条的孩子们的研究始，该理论主要关注儿童成长的社会历史背景对他们发展的影响，例如对个人健康的影响。总体上看，以量化主导社会学获得学科合法性的过程中，做统计分析以发现模式的研究路径也对生命历程初期的研究产生了影响。埃尔德所用数据包括奥克兰成长研究和伯克利儿童引导研究，前者有200位儿童，后者有214位研究对象。量化分析贯穿埃尔德的《大萧条的孩子们》一书，并对发现的模式做出了概括，比如，“一系列的生活转变或生命事件对于某个个体发展的影响，取决于它们什么时候发生于这个人的生活中。”但是，具体情况如何？这是需要对个体具体生命历程的考察呈现的。

　　埃尔德发现，像美国大萧条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受损这种极端形式，一般认为一定会对孩子发展有负面的影响，但事实是，在某些情况下却带来了积极影响。埃尔德说：“在某些条件下，经济受损最终可能使人变得足智多谋、随机应变，并且具有成熟的责任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则需要以具体个案呈现。埃尔德受限于问卷调查细节不足，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描述。这就如同处理量化分析数据里出现的奇异值（outliers）一样，可能这个奇异值恰恰是关键，却因为量化结构性数据所限，关键信息无法获取。

　　个体生命历程中发生的事件不一定都与社会事件和宏大历史进程直接有关，但对个体人生轨迹影响深远。这一部分我们将就个体事件对个人生命历程影响的关系作一探索，希望以实例来展示其中一些可能性与复杂性。

　　（一）偶遇性外生事件与个体生命历程

　　偶遇性外生事件不是个体有意识选择和促成发生的事件，但可以对个体之后的人生轨迹发生显著影响，其影响可能会明显超出普通的日常生活事件。近期被热议的今年数学界菲尔兹奖获得者许埈珥的生命历程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偶遇性外生事件影响了人生轨迹的例子。他曾高中辍学，还以写诗为生，上大学时还当过记者。对许埈珥影响巨大的偶遇性事件就在于他大学时遇到了一位菲尔兹奖得主广中平祐，这位受访人慧眼识珠，成了他这匹“千里马”的伯乐，推荐并指导他读数学硕士。当时许埈珥已经24岁，之后走上了数学研究之路，终于在15年后与他的“伯乐”一样获得了菲尔兹奖。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说偶遇对一个人职业生涯的影响力。生命历程中的这种偶遇性事件影响人生生命历程也是一种规律，只是“可遇不可求”，这里强调的非计划性的偶遇事件（或人物），虽然相遇前是“不可求”难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但相遇之后个体可以有选择，如何做则体现了个体能动性，许埈珥如果没有把握住“伯乐”的支持，也同样不会有后来的成就。费孝通87岁高龄回顾自己一生时曾说：“一个人，一生中偶然因素很多，说不了什么时候有什么事情。我这一生也不是计划出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就这么走过来了。”这就是讲偶遇性的，能动性上很难发挥作用。但是他接着说：“但有一条是一定的，就是每一步都要走踏实，最后要搞出成果来。”这句话说的就是个体可以发挥能动性。人生历程就是这种外生不可预计的因素与内在能动性互动的结果。

　　（二）偶遇性内生事件与个体生命历程

　　还有一类属于个体无法选择的，也不属于外生，而是内生的偶遇性事件，比如一个人在某个时间点患上癌症之类疾病就属于这类。这样的事件发生对于个体及其家人而言都是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与上面所说偶遇性外生事件一样，尽管事情发生前自己不能计划和预知，但遭遇事件之后，则有发挥个体能动性的空间。同样是癌症患者，由于个人体质、发现早晚，尤其是个体能动性的发挥等不同，其后来的生命历程也差别较大。比如，笔者与合作者曾研究过老年癌症患者在获知“患癌”的“关键时刻”前后对时间感知的差异，并由此导致的他们对生活的期待和态度的变化。一些患者把许多精力和焦点都集中在了患病上，而把之前漫长人生的许多快乐和精彩经历都忘掉了，时间被严重压缩，同时对获知患癌后的人生感觉则极为痛苦而漫长。愿意接受社会工作者对他们进行诸如“生命相册”“生日仪式”，以及“帮助完成心愿”等方式服务的患者，有人就实现了对时间感知的重构，享受到了一段人生终点之前的积极乐观的生活。有些人不接受这些服务，或者没有条件进入这类医院的患者则有另一种比较痛苦的人生。无选择性个体事件对具体的个体的影响也不是铁板一块，这导致多样的人生轨迹。其中因素的复杂和个体能动性的作用关系是复杂的，实际人生故事也是丰富的。对这种复杂性和丰富性的具体的展示需要对个体的生命历程进行详细访谈和发现。

　　（三）计划性事件与个体生命历程

　　对于偶遇性事件，个体的应对策略和态度，也就是主体能动性（agency）的发挥固然重要，但对于一些个体事件，性质上不是无意识的偶遇，而是有意识的计划和选择的，则更能体现个体发挥能动性掌握人生历程的作用。在这个方面，一个颇具典型性的质性研究案例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女性会采用冷冻卵子（egg freezing）策略，以缓解寻得爱情、步入婚姻与生育子女的矛盾所产生的焦虑。多数人都认为自己长大了自然会步入婚姻生育孩子，但随着年龄增长，忽然发现年轻时认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好像距离自己非常遥远。面对这种情况，采取“冷冻卵子”的策略就把未知的未来变成有目的的轨迹（purposive trajectories），改变了个体对时间的感知和预期（experience of time and anticipation）。

　　在这类选择性个人事件方面，求学道路上关键时刻的选择对后面的人生故事尤为重要。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中等师范学生，即“中师生”，也是诸多同龄群体在人生受教育道路上做出的不同选择，影响了个体生命历程的典型实例。近些年有人开始做口述史，来研究当年的中师生的人生历程。虽然同样是中师生，每个个体面临的客观条件不同，主观能动性也不同，后来的人生轨迹千差万别。

　　这里所说的选择性个体事件与上面的偶遇性个体事件在现实中往往可能相互作用，只是为了分析起见分开来说。从更广泛意义上说，没有任何个体事件完全脱离社会而发生，都离不开时代历史进程提供的条件和约束。比如，冷冻卵子在100年前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没有那个时代对中师生的大量需要，也就没有那么一个庞大群体选择上中等师范学校，接受“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学教师”的培养。但在有意识考虑然后有选项并作出选择来说，偶遇性与选择性个体事件还是有区别的，后者毕竟让主体感觉是经过考虑而有激励的行动（motivated action），就两者对个人人生历程的影响而言，则很难判定孰轻孰重。

　　三、社会—个体层次：社会事件、个体事件与个体生命历程

　　在这一部分我们进入传统上生命历程研究中主导的领域，即社会历史进程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影响，也即社会对个人发展的影响。从最初的埃尔德对大萧条的孩子们的研究到近阶段的研究，比如明尼苏达大学生命历程研究中心的“青年发展研究”（Youth Development Study, 简写为“YDS”）等，都是以生命历程中的事件发生时间和顺序来看对人的发展的影响。这里把个体事件之外发生的影响范围较大的事件称为社会事件，也称历史事件，比如上山下乡运动、改革开放、国企改革、美国1929年经济大萧条、美国“9·11”事件等。个体对社会事件而言，通常是被动承受者，不能阻止它的发生，只能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去采取应对策略。社会事件可以直接影响个体发展，也可以通过影响微观的个体事件，间接影响个体生命轨迹。

　　社会事件从客观意义上说，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就像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对每个人都是一个客观存在。但由于每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和机遇有异，影响则会千差万别。但通常生命历程研究用量化问卷数据进行分析，找到“平均人”的情况，这显然背离了生命历程千姿百态的事实。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一背离问题：（1）从时间维度看，一个社会事件的发生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影响不同。比如，恢复高考对于年龄过大的考生和正好在高考年龄的考生影响不同。（2）从空间（地理位置）维度看，同样历史大事件辐射的影响会因为中心和边缘的差异而在个体生命历程中呈现各异。（3）从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维度看，当一个社会事件发生时，个体处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不同，受到该事件影响对后续发展的作用也不一样。总体上说，穿越一个具体的社会事件的“隧道”后，对每个个体生命历程发展的影响不一，甚至可能存在“天壤之别”。

　　（一）时间维度：社会事件发生时个体年龄与生命历程轨迹

　　在生命历程研究中，时间是一个关键词，既有历史时空的时间（historical time）、时机，还有关键时刻（moment of truth）、拐点（turning point）等关于时间概念的术语。一个事件，不管是社会事件还是个体事件，发生在具体个体身上时，处于不同年龄段的个体受到的影响会差别很大。“生活在同一时期、经历了相同历史事件的人们，因所处年龄段的不同会对时代有不同的体验、感受和记忆。由此，现实中每一时刻就不再是同一时点——而是具有不只一个侧面的立体时间（a temporal volume），因为总是有不同的代、不同的年龄组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体验了这一时刻。这就是所谓‘同时代人的非同时代性’。”埃尔德对大萧条时期经济受损的家庭和个体的研究发现，同样经历了大萧条时期，青少年、中年人和老年人对于大萧条的体验和受到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之后的生命历程影响也不同。孩子们处于长身体和受教育的发展关键期，大萧条剥夺了诸多受教育机会，并造成营养的缺乏，中年人养家糊口压力极大，而老年人相对就没有那么要紧。中国的例子，“4050人员（指的是女性40岁、男性50岁以上的大龄下岗失业人员）”的特点常常被概括为“上有老、下有小、退休尚早、再就业已老”。在同一个国企改革大潮里，这个群体就成了再就业最困难、生活最困难的人员。就如一句俗语所说：“与其早成功，不如晚成功；与其晚失败，不如早失败”。这句话对生命历程的事件来说颇有道理：年轻有时间和年龄资本，可以有机会“东山再起”；年龄大了则很难经得起再就业的挑战了。这些事例表明了同样一个社会事件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影响的差异。

　　（二）空间维度：社会事件发生时个体所在空间与生命历程轨迹

　　在生命历程研究中，历史的时空（historical time and space）是一个重要概念，时间和空间是必不可少的两个维度。同一个社会事件，一定发生在具体的空间里，有自己辐射影响的核心和周边，影响力随其辐射力度和距离而改变，是处于历史事件的风暴中心还是边陲，对个体的生命历程的影响不同。两位同样留美的历史学家许倬云和黄仁宇，抗日战争这个重大社会事件对他们各自一生的影响就明显不同。两人有一定的年龄差，黄仁宇比许倬云年长一旬，但所处抗日战争这一事件的空间位置更给各自打上了不同的烙印。根据《黄河青山》里的回忆，黄仁宇1938年进入军校，1943年初被派到缅甸的中国远征军，担任上尉参谋。他亲历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落后，目睹了战争的残酷、生命的脆弱。后来，他成为一名留美的老学生，选择以治史为业，构建了他的“大历史”体系。而许倬云则是另一种经历。比如晚年讲述关于抗日战争的一个生动情节：“日本人炮声离沙市不太远了，我们就要搬到老河口去，满路都是人。爸爸拉着老妈的手，妈妈抱着我，在江边走。没有车辆，没有什么了。公家准备撤退的车在下面，要走下去。爸爸就跟娘娘说，真要（是）日本人杀过来，我拉着老八，你抱着老七（许倬云），我们四个人一起（跳）下去，长江水……”他也目睹了“中国的老百姓……危难的时候互相真是帮忙……日本人飞机在扫射，我们在万县，一个悬崖底下，公园里面悬崖底下可以站几万人，大家以为日本飞机不能扫射悬崖，日本飞机就沿着悬崖，低飞。马上许多男人站到前面去，把女人小孩推到后面，没有动员，他们自己做了。”这些早年的经历坚定了许倬云认为“中国不会亡”的信心，也影响了他后来治史重视普通人的生活和精神，即使是《西周史》也不给文王、武王和周公等人物以专节。这些例子从一定侧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当一个社会事件发生时，个体是处于事件风暴中心还是边陲，是参与者还是旁观者，事件与个体间的物理空间距离和心理空间距离都对个体产生不同的影响。

　　（三）社会结构维度：社会事件发生时个体的社会地位与生命历程轨迹

　　在生命历程研究中，历史的时空固然是两个重要维度，但个体（或者说是个体的家庭）在当时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一盘棋里是作为“卒”还是“帅”而存在是截然不同的，“舍卒保帅”是常态，未闻“舍帅保卒”之论。同一个社会事件，对于生活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同个体，影响所及或积极或消极，或大或小，都参差不齐。我第一次强烈感受到这一点是偶然听一个节目，一位嘉宾谈到大饥荒时期的生活，他家不仅没有挨饿，而且经常吃到从国外进口的高级罐头，与我从一长辈那里听到的迥然不同。同样的年龄，穿越了同样的历史隧道，两个个体的体验差别会如此之大，就是所处社会地位不同造成生命历程中的人生体验迥异。也由于家庭团体的重要性，对于一个孩子而言，就是其家庭（或者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给孩子带来不同的人生体验和生命轨迹。“大萧条的孩子们”虽然都经历了同一个“经济大萧条”历史事件，但不同经济社会地位家庭的孩子受到的影响有别。“严重的经济受损增加了家庭的不和、家庭瓦解和非道德化的可能性”。有研究发现，同样是“上山下乡”的青年，因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后来的影响也不同。“上山下乡”事件对这些孩子们的影响是持续性的，包括后来的生命历程模式和收入水平等，但不同地位家庭的孩子受到好坏程度不一的影响。量化研究识别的这些社会结构地位的影响模式对我们很有帮助，却难以呈现具体如何，我们需要质性研究补充上有血肉的细节。

　　四、个体—社会层次：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社会历史进程

　　在分析了社会—个体层次生命历程与社会事件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影响后，反过来我们可以从个体生命历程来看社会结构和制度及其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一个方面是生命历程研究者关注比较少的，主要原因大概是这个研究范式一开始就关心的是生命历程对人的发展（human development）的影响，不管是埃尔德在伯克利的儿童研究项目，还是莫蒂默（Jeylan Mortimer）在明尼苏达的青年研究项目，或者老年研究等，都是以人的发展和成就为结果和归宿。作为社会学学者，认识了解社会的结构和制度，洞察社会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是必不可少的责任。量化社会研究往往因为方法本身的局限，把这种复杂性和丰富性一定程度上给简化了。针对量化社会研究的不足，质性研究方法正好可以借助丰富翔实的不同个体的生命历程来展示社会和历史进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避免把社会历史进程简化为标签或者口号。

　　若以从社会到个人的思路反过来的方式，看从个人到社会层次的生命历程研究的推进，我们同样可以从时间、空间和社会结构的维度来入手分析，只是方向是从个体生命历程承载的社会结构、制度以及历史进程中的痕迹，来看个体所经历的社会和历史，展现复杂历史和社会的某些侧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本部分内容则需要把上面社会—个体层次三个维度的分析以反方向的方式重述一遍。不过，我们认为读者知道这一点可以自己反过来推想，“反之，亦反”即可。这里想从另外一个视角，即从选样、内容和安排内容的结构框架三个方面来谈。从个体到社会层次开展生命历程的策略，即从个人经历和体验反过来研究社会和历史的取向。

　　（一）个体选择注重多样性和“奇异值”

　　社会历史进程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正在于处于这一进程中的个体丰富多样，个体的经历和体验千差万别，正如同一个春天大地上的花草是百家，而且花期错落有致，花色万紫千红。在量化研究的抽样调查的局限性下，可能错过“花王”或者不起眼的“星星草”。正如赖特在《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序言”里所说，“尽管这是一本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写的关于阶级的书，但对阶级结构的两个重要成分没有进行经验分析：资本的真正所有者和人口中较边缘的贫穷的常常被默然地列为‘底层阶级’的部分。”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首先是直接对准资本家阶级中最富有的部分，对资本主义的道德谴责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它使贫穷永久存在”。但抽样调查的局限性使得这两部分人群作为要严格探讨的阶级结构的两极却无法纳入分析。抽样框的局限使像“无家可归者”这样的“星星草”被排除在外，而最富有的资本家不愿意接受“调查”。质性研究虽说把“极值”个案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也不易，但相对而言，集中于找到这些个体难度会相对小得多。像罗伯特·卡洛(Robert A. Caro)一生研究两个权力大亨，即塑造纽约城影响力巨大的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和美国第36任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虽然卡洛不是以社会学家的身份做研究，但实际上其作品是绝佳的“生命历程”个案研究典范。

　　“奇异值”对模型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拥有量化研究经历的学者对“奇异值”数据的处理应该都不陌生。虽说社会科学研究重在发现社会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但质性研究更加关注社会事实中蕴含的具体细致的因果逻辑，这种逻辑依赖于研究者的洞察力和社会想象力，选取“奇异值”这样的案例进行研究，最主要的目的是增大差异，帮助研究者去寻找、思考其中蕴藏的可能理论解释。如果我们能用质性研究方法对量化研究难以纳入分析和细致研究的个体进行生命历程的研究，增加研究对象个体“多样性”来弥补对社会和历史进程研究的不足和缺失，就能在理解和认识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上做出特有的贡献。

　　（二）内容以事实细节补充量化“模式”失去的枝叶、展现具体机制

　　以质性研究方法发掘真实生活里个人经历的一些事实细节，可以补充量化研究发现的“模式”缺乏的具体血肉和发展机制，避免对社会和历史进程的标签式理解。埃尔德在《大萧条的孩子们》一书中曾说明社会学家托马斯对社会科学研究应具备的态度和看法，“社会科学‘必须触及在社会现象（social phenomena）的正式组织之下构成全面的、生动的和活跃的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的真实的个人经历和态度。对于社会制度，我们只有不局限于对其正式组织的抽象分析，分析它在群体不同成员的个人经历上的表现方式，并且追踪它对于他们生活的影响时，才能对它获得充分的了解’。”比如，一些乡村初中学校，以升学率高低获取的声望和教师绩效挂钩。一般认为学校升学率很高意味着教学质量很好。如果调查了细节事实会发现，成绩差的学生报考前已经被劝退了，把有升学希望的留下，从而实现高升学率。

　　量化研究者调查个体，填写问卷，需要将个体的诸多独特性简化为标准指标。比如，抽样到了某中学毕业生，在学校层次上需要升学率作为学校教学质量指标，也在该单位获得了这一数据。但实际上这个数据背后丰富的故事没有了，个体的特征也标准化了。恰恰是个体生命历程中经历和体验的这类量化难以揭示的社会事实，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社会和历史进程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尤其是事实细节更能说明隐藏在量化“模式”后面的具体机制，解释何以如此。

　　（三）结构框架包含多重历史及其关系

　　个体生命带有社会世界的印记。正如古语云：“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生命科学里有“克隆”，就是利用细胞包含的生命信息。虽然个体很难带有时代进程中所有方面的印记，但这些印记确实是他们穿越历史时空隧道留下的痕迹，在变迁剧烈的社会中尤其明显。所以，对个体生命历程进行研究的时候，在结构框架上要有意识地把多重历史联系起来，个人生命经历可以体现由小到大的家庭（或者家族）、地方社会、国家和世界的历史进程。例如社会学家奥格本，早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就家庭而言，父亲角色的缺失，使得他总是对男子汉气概比较推崇。他之所以选择师从社会学先驱吉丁斯从事社会学研究，也正是看中了其研究的理性、客观和科学的特征，这些特征被认为是男子汉气概的标志。但是，当时美国整体社会，尤其是美国南方，正如拉斯利特提出的，奥格本生长的时代正处于人们从乡村流向城市的“走出乡土”的阶段，挣面包的男人到城里工厂参加劳动，妇孺留在乡村，那个时代的乡村男孩成长过程中多缺乏父亲角色，这些人共同的追求在学术上的表现就是客观和理性，即科学的学术。

　　生命历程理论有个关键概念，即有联系的生命（linked lives，或者译为“有关联的生活”），个体生命历程的变化与家人、亲戚、朋友，以及同事等人的生活都有着或密切或松散的关联。因此，在研究个体生命历程中，就会牵涉到这些有关联的人们的生活。如同李强等人在《生命的历程——重大社会事件与中国人的生命轨迹》一书中对中国家庭中哪个孩子在资源贫乏条件下更可能被父母送去上学的研究一样，有关联的生活中的人们，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发生改变，其他人需要有相应的调整。个人的生命历程反映了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亲戚的帮扶，甚至“希望工程”的影响，以及义务教育的国家政策影响，等等。这是一个重叠的结构，以个体为核心，生命历程在个体这棵“树木”的“年轮”里记录着岁月的“风雨艳阳”，也即是家庭、社区、单位、地方、国家，甚至世界历史进程的多重叠加的历史，它们之间同样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关联在一起。量化其实是把背景或者条件变成了单个变量，在这些因素间的整体性关联或者复杂性关联上的研究是比较欠缺的，质性研究方法就是要细致发掘这种多重叠加的历史及其关联。

　　五、质性取向对生命历程研究领域拓展的意义

　　生命历程研究已有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其兴起与计算技术发展直接相关，而且与追踪调查数据（longitudinal data）的收集和处理技术关系密切。因此，这一范式从埃尔德以来，都是量化研究占据主流位置。尽管有些量化分析也多少点缀一些个案访谈，但是一般是截取部分访谈资料以支持量化数据发现的“规律”。质性研究方法取向对于生命历程研究的优势也为学者们所注意，有了一些成果。根据上面我们分析的情况，若采取质性研究方法对生命历程研究进行拓展和创新，可以为该领域注入新活力，其意义总体上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呈现统计数字“规律性”模式背后的故事和具体机制

　　社会科学学者总是试图发现社会规律，以体现其“科学性”，这也是美国社会学寻求立足于学术界的一个途径，而以统计技术的使用的量化研究，正是通往“科学性”获得学科合法性的手段。哲人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又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可是，个体生命历程的个体性、差异性、偶然性或者变异性往往被生命历程研究的人们所技术性地忽略，既因为繁杂不易处理，也因为研究者的目的更多地是寻找必然性、相同性，也就是普遍性的规律。严格意义上讲，个体生命历程嵌入在特定的具体历史的时间和空间，没有两个人会完全一样，量化研究只能以简化复杂的方式，将不同的个体生命轨迹划分成不同的类别或范畴，例如，城乡、沿海和内地、80后与90后等。因此同一个社会变迁历程中，社会事件对个体的发展的作用、对生活机会是限制还是支持、程度如何等都是不同的，而量化研究以“平均人”计算结果构造出展现“规律性”的模式，把其中的“生活人”的千姿百态给剪除了，也遮蔽了其中的具体复杂机制。这就需要质性研究对具体个案进行详细研究和分析，以揭示其“量化模式”遮蔽的事实细节。比如，通常在量化研究里比较棘手的“奇异值”，通过个体生命历程的细节描述，更容易展示出统计数字展现的“规律性”的模式的具体内容，还原个体生命历程本身的复杂性机制和偶然性因素。其实，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规律。

　　（二）拓展社会学的想象力

　　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是生命历程研究灵感的起源。在米尔斯看来，社会学的想象力作为一种心智品质，是把个人际遇与社会历史进程关联起来，把个人困扰上升到公共议题的能力。这里公共议题强调的是“公共性”（public），而从另一个角度说，个体生命历程和际遇都在某些侧面反映了个体所在和所经历的社会历史进程，是历史的一部分。司马迁的《史记》采取的纪传体方式，本纪和列传都类似于个体（或者一个部族、王朝等）生命历程承载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和历史进程。许倬云谈治史方法论时曾道：“找出历史现象和现实世界的一切发展、互相之间的勾连关系，甚至找到个人的性格、个人的特殊遭遇，怎么样影响到历史的全貌，这都是中国历史传统常用之事。这都是重在历史现象之间甚至于微观个体命运与历史全貌之间的关系的探索，而不是重在史料的检验”。个体生命历程与时代历史的面貌息息相关。秦始皇与传说中的“孟姜女”展示的人生轨迹相左，但都是那个时代的不同侧面。即使历史人物的“史论”也反映着该人物所在时代的社会情况。费孝通晚年将自己一生公开发表过的作品整理在一起，出版了《费孝通文集》，他在“文集前记”中这样说：“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在为一些愿意想了解我国20世纪知识分子怎样走过来的人提供一些研究的素材。……我愿意把我要留下的这本文集提供他们做研究中国这段历史的素材。”费孝通以95岁高龄辞世，其波澜起伏且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反映了中国20世纪（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历史的诸多侧面，以其在历史进程中角色的重要程度和多重性，他的个体生命历程更打下了社会制度和历史进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烙印。从传承中国传统治学方式上看，以个体生命历程或者传记来发现并展示社会和历史进程，对于社会学研究在中国情境下的本土化也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三）发掘结构性力量背后的“能动性”力量

　　量化研究多注重结构性力量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影响，而个体能动性的作用往往更具有决定性。量化模型本身的结构的局限使得个体动态生存策略，比如个体长期的社会网络选择的动态变化，就比较难以纳入考量。个体生命历程是外在结构性力量和内在能动性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对内在“能动性”的考察通过量化研究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做到，比如莫提默在2020年“John Bynner Distinguished Scholar Award”颁奖演讲一文所做的分析，用“青年发展研究（出生于1973—1974年的年龄群体）”三代人的数据来呈现个体能动性与“有关联的个体生活”（linked lives）和“时间和空间”之间的相互作用。调查数据里，这个同龄群体本身为第二代，他们的父母辈为第一代、他们的子女辈为第三代。但问题是，一旦将这种量化数据纳入传统的结构方程模型后，就无法逃脱“平均人”的建模范式，亦即平均来说祖父辈的属性如何通过塑造父辈的平均属性进而影响第三代的结果。这种“二次平均”让我们看到了“龙生龙，凤生凤”的代际流动总体模式，但同时也忽视了“寒门出贵子”和“败家富二代”的个体经历和能动性上的差异。

　　社会学家发现，能动性行动（agentic action）总体而言可以维持或者改变社会结构。同样面对逆境，不同的生活策略会带来不一样的生命历程。比如，埃尔德发现，“个体能够通过自身的选择和行动，利用所拥有的机会，克服历史与社会环境的制约，从而构建他们自身的生命历程”。虽然大萧条的孩子们具有从经济萧条不利环境中恢复的能力，但在伯克利的男性中，只有进入大学学习一段时间才能构建一条使他们恢复能力的轨迹，而且进入大学后，那些曾经历经济受损的男性更专注于功课，进而又决定了他们日后的成就。这种约束性下的能动性，沙纳汉称之为“有限能动性”（bounded agency）。尽管是有限的能动性，但其作用不应被忽视。因为其本身的特性，能动性往往成为马歇尔所说的统计模型中“未解释的方差”（unexplained variance）。质性研究方法可以通过生命历程的详细分析，生动再现这种（有限的）能动性，使未被解释的部分获得解释。生命历程制度化范式的“生平规划分析”也是强调能动性即行动者的实践对结构的构成和再生产方面的重要性。从记忆叙事的建构性质而言，（重大）历史事件对个体的影响在回忆时还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不断建构，也是一种个体能动性的体现。

　　本研究从质性研究方法取向的角度看生命历程研究领域可能的拓展和创新，而且试图以质性研究方法补充量化研究在生命历程研究中的不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质性研究方法在生命历程研究方面没有不足，也不意味着我们否定量化研究对生命历程研究已经做出的和即将可能做出的巨大贡献。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我们尽量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就质性取向而言，我们必须申明，如果以访谈法作为生命历程质性研究的主要方法，其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也是明显的。人的行动的“动机”很难说清，访谈要理解人的“有着动机的行动”（motivated action），哈佛大学的斯莫尔和库克最近发文做了很好的梳理，归纳了至少五个挑战：欺骗、回忆有误、可推理性偏见（reasonableness bias）、目的性偏见（intentionality bias）和单一动机偏见（single-motive bias）。即使利用日记或者其他文本资料做生命历程研究也存在着材料真伪甄别的问题。讨论质性研究方法取向的问题和挑战不是本文的关注，在此不赘述。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李文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