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命历程与世代

　　生命历程范式从萌芽到成熟，汲取了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生物医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传统，这种突出的跨学科性也促成了生命历程研究近几十年的飞跃式发展。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生命历程范式的内涵和研究重点会因学科视角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比如，社会心理学的生命历程研究主要从毕生发展的角度关注年龄分层下个人或群体的心理状态，或是考察社会环境、社会结构、人生转变等对个体心理、认知等的作用。而从社会学的学科视角来看，我们的人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理性的成长与老化过程，而是从出生这一时点开始，就被社会环境所形塑；社会学的生命历程研究便旨在考察个体如何在年龄、社会角色、事件等社会条件下活出一生。

　　当代生命历程研究的重要奠基者埃尔德（Glen H.Elder）指出，生命历程范式主要包括四项基本准则：一是生命与历史时间（lives and historical times）；二是生命的时机（the timing of lives）；三是人类能动性（human agency）；四是联结的生命（linked lives）。前三项准则大致上强调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遭遇的社会重大历史事件，会对处于该年龄世代的群体产生相应的影响，造成相应的特殊人生轨迹。而“联结的生命”这一准则是指个体的生命历程与其亲人、朋辈群体的生命历程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这意味着生命历程虽然是个体自己的人生，但这样的人生并不只是个体自己的事务，而是会对个体社会关系中的其他成员也造成影响，尤其是个体基本上都是在其所属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而家庭是由不同世代所构成。因此，代际联系无疑是生命历程的重要构成环节，亦是生命历程研究必须考虑的要素。

　　然而生命历程研究不论在理论方面还是经验研究方面，始终对代际联系问题极为忽视，缺乏专门的详细探讨。这也许与西方社会特殊的个体主义观念有关。最早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世代问题的曼海姆（Karl Mannheim）指出，“世代”是指出生在同一个时间段的人，年老一代人与新一代人的社会生活经历和人生历程有所不同；同一个世代会同时进入青年、成年或老年等人生阶段，但由于社会和历史环境的差异，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并不一定相同；时间上的同时代性并不一定能产生共同的世代位置，只有拥有共同事件或经验时才有相似位置，世代位置是由特定的经验与思维模式形成的方式决定的。这意味着在曼海姆看来，世代是由一群处于相同社会情境的个体所构成的，不同世代有不同的生活史。社会学后来对世代的研究也多受此影响，提出了“同期群”(cohort)，将具有相同特征或相似经历的个体所构成的人口群体作为研究单位进行研究。.然而这样一种个体主义式的世代概念放在中国并不完全适用，因为中国社会并非完全以个体为本位，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家庭为本位。这使得中国人的生命历程除了需要考虑到单个世代群体之外，还必须考虑到家庭当中不同世代的交织现象。

　　为了将“家本位”的要素加入生命历程概念中，建立起更适切的中国人生命历程研究路径，本文将通过对中国人的生命历程结构的分析，探讨该结构中代际为什么、如何交织在一起，以及这样的交织让中国人的生命历程展现出何种形态的面貌。本文第二部分将指出，中国人的生命历程有一种特殊的“环扣结构”；第三部分将指出这种结构会促使中国人的生命历程产生一种“世代叠加”的构成方式。由于中国人的生命历程有“环扣结构”与“世代叠加”这两个特殊要素，那么对此的研究也应有相应的特殊分析与提问框架。虽然建立一套完整的研究框架非本文有限的篇幅可以完成，但本文在最后一部分依然会对此进行初步的尝试。

　　二、中国人生命历程的环扣结构

　　生命历程欧陆范式代表人物科利（Martin Kohli）指出，现代社会的生命历程围绕薪资劳动系统，在一整套社会制度的形塑下，形成了以儿童与青少年、成年、老年三分时序结构为“理想类型”的结构性整体。其中，教育系统（尤其是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切分出“儿童与青少年阶段”和“成年阶段”，使得“学生”成为儿童与青少年阶段的一个有特殊内涵的生命历程角色；退休系统将“老年阶段”与“成年阶段”区分开来，基于特定年龄标准的养老保险制度赋予了老年人独特的身份内涵，使得老年阶段成为一个退出生产、领取养老金的人生阶段。生命历程的制度化发展出一套人生编排模式，它通过人生中的角色位置的顺序、生平规划取向等调控着个体的生命历程实践。在这样的制度化背景下，生命历程会被结构性地划分为不同的人生阶段，且生命历程主体会在相同或相似的年龄区间，以相同或相似的顺序经历各种特定角色、事件、权益等。改革开放以来，当今中国社会成员的生命历程在社会制度的构筑下也已具有显著的制度化趋势。然而，若仔细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生命历程结构，可以发现这种结构不只是规划出各种人生阶段，而且每个阶段还设置了“强制”递进的时间节点。

　　在生命历程的儿童与青少年阶段，我国各教育阶段逐步制度化，尤其是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扩张，构筑出儿童与青少年阶段的结构性。制度化的教育系统以入学年龄、年龄分级等为基础，将个体的生命历程区分出一段专门的受教育时间。同时，国家陆续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条文，以此保护儿童与青少年的受教育权，并设置了工作准入的最低年龄门槛。由此，制度化的教育系统将儿童与青少年阶段、成年阶段区分开来，“学生”成为个体生命历程的儿童与青少年阶段所特有的身份内涵与角色期待，“学习”成为该人生阶段最主要的人生任务。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教育阶段的入学情况可知，儿童与青少年阶段停留在教育系统中的生命时间在不断延长（详见下图）。这也揭示出，教育制度结构对生命历程主体的教育活动有极高的约束力,其中义务教育具有强制性的特征，约束性最强。

　　我国教育系统内的学历类型是层层递进的，遵循小学—初中—高中—专科/本科—研究生的线性升学路径。每一种学历都有对应的学制，学制包含结构性的、以“年”为计量单位的学习时间制度规范。比如，个体只有先完成小学阶段的角色任务，才能过渡到初中阶段。当代教育系统的学制递进结构在所有现代国家皆有，然而在中国有个特殊现象，就是各学制有非常明确的毕业时间。升大学的高考是当代中国人生命历程中的重要生命事件，这也意味着高中的准时毕业非常重要，万不能耽搁到高考的参加。西方欧美社会的高等教育因制度设置等诸多原因，本科或硕士的延毕是正常的现象；但相比之下中国高等教育由于非常重视毕业率与就业率，高等教育的准时毕业率相当高，并且毕业之后的待业率也会被尽可能压低。

　　在生命历程的成年阶段，人们的主要角色任务包括工作、缔结婚姻、为人父母。在工作领域，改革开放以来，薪资劳动力市场已成为调控个体就业行为的主轴。随着教育制度和职业制度的变革，文凭在就业市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个体的教育历程直接关系到就业机会的获得。上图中逐年上升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显示，社会成员不会一旦达到最低就业年龄就立刻参加工作，而是会选择延长其受教育年限以获取较高的学历层次。在现代社会，社会成员对“学生”的角色期待主要是其处于一种区别于薪资劳动的、单纯的学习状态。社会成员可以普遍接受个体在儿童与青少年阶段专心在学校扮演学生角色并完成相应的学习任务，但进入劳动力市场参加工作是个体完成向成年阶段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若成年人一直不工作、无法实现经济独立，便可能遭致社会的非议，或被贴上“啃老”的标签。这于是带来一个结果：社会成员生命历程中的儿童与青少年阶段一旦结束，不论在制度安排还是在社会主流的人生期望上，都会被认为应该要无缝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在婚育领域，法定婚龄明确了生命历程主体可以由未婚向已婚转变的时点。1980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确立了男女两性的法定婚龄为：男性不得早于22周岁，女性不得早于20周岁。除法定婚龄以外，“晚婚晚育”所包括的政策婚龄也曾显著影响主体的婚育进程。从人生历程来看，婚姻和生育这两种重要生命事件的发生时间关联密切。特别是在中国，婚内生育仍然是主流，由此，法定婚龄的设置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生命历程主体的生育时间。除了法定婚龄这样的成文时间结构之外，婚育领域还存在不成文的时间结构。从对“大龄未婚青年”“剩男剩女”的年龄划分标准来看，社会认为成年人推进婚姻进程的理想婚龄不晚于30岁，超过30岁不结婚就可能面临来自父母一代的催婚压力。当前中国的家庭观念和婚育情结仍然非常强，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婚育理念和行为。虽然中国人的婚育行为呈现出晚婚晚育的特征，但“普婚普育”仍然是当前中国主流的婚育模式，终身不婚和终身不孕的比率仍然非常低。这些都表明，婚姻和生育仍然是当今中国人普遍会经历的且有显在或潜在时间规范的生命事件。

　　在生命历程的老年阶段，面对不同领域的保障对象，国家陆续建立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在制度框架上实现了全覆盖。从制度实施效果来看，2018年底，我国基本实现全体老年群体享受养老金的目标。诚然，老年群体内部会因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而享有不同的养老待遇。但不可否认的是，养老金成了全体老年群体所特有的权益。养老保险制度将社会成员的生命历程切分出一个即便退出工作，但只要达到特定年龄（比如，60周岁或55周岁）便可以领取养老津贴的退休阶段，老年阶段成为个体人生中的一个可预测、可规划的结构性人生阶段。养老保险制度的客观存在，使得个体即便处于青年或成年阶段，也可以规划未来的老年阶段。

　　从当今中国人生命历程各阶段的内容来看，中国人的生命历程在社会制度的构筑下，已具有显著的制度结构性，它是一个由儿童与青少年阶段、成年阶段、老年阶段所构成的三分时序结构，中国人的生命历程已经形成了教育—工作—婚育—退休养老的递进模式。当然，通过普适性的教育、就业、婚育等形塑社会成员的生命历程，是现代国家所普遍采取的政策路径，并非中国独有，所以也不是只有中国人的生命历程具有三分阶段的整体结构性。前文已谈到，科利主张的现代社会的生命历程在社会制度的形塑下所构筑出的三分时序结构是一种“理想类型”的结构性整体。这就意味着不同国家的生命历程结构既呈现出共性，也具有特性。已有学者通过共时性的跨国比较研究揭示，社会成员的生命历程是各国经济、政治等条件下的产物，即便是相似的制度类型，也可能会使不同国家社会成员的生命历程具有不同的制度结构性，从而形塑出不同的生命历程模式。比如，在成年阶段的婚育领域，德国、瑞典、意大利等国家，呈现出终身未婚率高（详见表1）、终身无子女比率升高、部分国家非婚生子女比例高的特征。但在东亚地区，婚姻依然发挥着对生育的前置性作用，社会对婚外生育的接受度较低，生育主要发生在婚内，非婚生育比例低。即便是同样处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韩国，其社会成员的生命历程结构内涵也不同于中国人。表2的数据表明，与中国相比，日本和韩国有较高比例的人终身不婚。日本和韩国的“晚婚不婚”模式，显然不同于中国的“晚婚普婚”模式。日韩较高的终身不婚比例，也会导致终身不育比例升高。

　　以上德国、瑞典、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验资料表明，在这些终身不婚或不育比率高的国家，个体在接受教育后，不一定结婚或养育子女，那么这部分人群的人生历程可能是教育—工作—退休养老，结婚或生育这两个生命事件可能就缺失了，这就不会形成一个阶段或生命事件紧扣另一个阶段或生命事件的普遍现象。而由前文可知，当前中国的婚育模式是“普婚普育”，结婚和生育这两个生命事件的结构性仍然非常强，是多数人会经历的人生历程。以此而言，虽然欧美等工业化国家在时间制度设置上也存在教育—工作—婚育—退休养老的时序化的递进模式，但中国人生命历程的这种递进模式具有一个特质，就是各个阶段的生命事件的结构性强且几乎都被设定了明确的截止时间点，并且一到截止时间点，就被期待要无缝进入下一个人生阶段，使得中国人的生命历程各阶段呈现紧密无缝的环环相扣形态。本文将此称为“生命历程的环扣结构”。当然，生命历程是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产物，生命历程的结构并不会一成不变，它会随着社会制度的内涵以及制度实践效果的变化而发生改变。随着社会的变迁，当前中国人生命历程的环扣结构在将来也许会发生变化，至于发生何种变化，则有待未来的研究进一步挖掘。放眼当下，环扣结构是当前中国人生命历程结构的特征，它对个体的生命历程具有非常强的形塑作用。这些环环相扣的人生进程，形成环环相扣的角色、生命事件链条，受此影响，社会成员要在这样的环扣结构外罩下推进自己的人生，出现滑轨或突然中断的可能性较低。而且环扣结构不仅意味着生命历程的各阶段都无缝衔接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它还会对不同世代的生命历程同时产生影响。

　　三、当代中国人生命历程的世代叠加

　　在个人生命历程中，教育和职业生涯是两个相继的或是相互交叉的阶段，二者关联密切。当教育系统的结构性越来越强，学习的重要性增强，社会成员在儿童与青少年阶段停留在学校教育系统中的时间延长，个体在成年阶段步入工作的时间就会普遍延后。然而，在参加工作时间延后的同时，社会所期待的理想婚育时间点并没有随之延后，而是依然被期待最好是在30岁左右完成。换言之，年轻人从学校毕业到被要求进入婚育阶段期间，通常无法积累充足的经济条件等资本以成家立业，仅凭自身的力量难以推动婚育进程。但在当今中国，普婚普育的婚育实践显示，婚育几乎仍然是人们需要完成的人生任务。当一个世代难以独立完成生命事件，就需要借助其他世代的力量来共同完成，即出现家庭中不同世代的成员共同参与其中的情况。

　　紧密的纵向代际关系向来是中国家庭的重要特征，传统社会的代际关系特征是重心向老年世代倾斜，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代际关系及家庭关系的重心逐步向子辈倾斜。在当今中国家庭内部，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孙代、子代、祖代这三个不同世代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一个世代（尤其是年轻世代）的生命事件的发生、社会角色的扮演、人生进程的推进等单凭自身的力量难以完成，这些人生事务叠加到其他世代的人生中，并成为后者人生任务的一部分，最后由多个世代共同完成，不同世代的生命历程也因此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与相互构成。本文将此现象称为“生命历程的世代叠加”。生命历程的世代叠加主要体现在教育、结婚、生育、养老等重要人生领域。

　　在教育领域，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51.6%，这标志着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门槛。已有研究显示，对于经济尚未独立的青少年而言，父辈这一世代是子女在高等教育阶段经济开支的首要承担者，父辈的经济支持是其延长教育历程的重要条件。这确保了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使得子女可以将高等教育纳入人生规划之中。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增多的“陪读”现象，一方面映射了父母为支持子女的教育历程而增加更多的教育投入;另一方面还显示了，儿童与青少年的教育进程会直接改变父母甚至祖父母原有的职业生涯、人生计划、生活状态。比如，放弃原有的工作、夫妻两地分隔、随子女迁移等。在欧美社会，教育在理想层面往往被认为是受教育个体找寻自我兴趣与促进自我实现的历程，在实际层面则牵涉到家庭（主要是父母）的社会与文化资本对受教育个体的影响。但在中国，教育不只是受教育个体的事，也不仅是父母单向地对子女发挥资本传承的影响，还是子孙辈的教育阶段甚至可以改变整个家庭中所有成员的生命历程安排、产生生命历程世代叠加的事件。

　　在婚姻领域，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呈现完成婚姻这一人生事务的世代叠加情况。其一，已有研究显示，在成年子女完成结婚这一生命事件时，父母对子女的结婚消费给予了较大的经济支持，这种自上而下的代际支持尤其体现在婚房购置方面。在当前中国，新人结婚时（尤其是男性）一般都被期待拥有房产与车。其中，住房购置通常需要一笔大额的经济开销，刚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往往难以独立承担。在这种情况下，父母用自身多年的积蓄甚至养老金来资助子女的结婚开销，也呈现了父辈视助子女完婚为其生命历程中的代际义务的现状。受“家本位”“责任伦理”等文化观念的影响，在父母看来，帮助成年子女完婚和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是自己的责任、人生目标与信仰。其二，父辈对大龄未婚男性、女性的“催婚”现象，让两个世代感受到困扰和压力，也与父母将推进子女的结婚进程视为自己的人生任务有关。换言之，对中国人来说，何时结婚、是否结婚不仅是成年子女自己生命历程中的人生事务，还是其父辈生命历程中的人生责任和义务。这使得结婚成为两个世代共同叠加在一起才能完成的生命事件。

　　在生育领域，常见的“隔代抚养”更是呈现了生命事件的世代叠加。我国的隔代抚养率居于全世界首位。从概念内涵来看，隔代抚养是一种代际协作育儿的方式，是祖父母（外祖父母）中的一方或者双方与其成年子女共同承担养育孙辈的责任。在“隔代抚养”现象中，生命历程的世代叠加情况更为复杂，对不同世代的人生产生不同的影响。第一，隔代抚养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祖辈退休的发生时机和劳动参与计划。已有实证研究指出，祖辈会因照料孙辈而调整自身的退休决策，比如为抚养孙辈而提前退休或是退休后减少社会劳动参与。第二，隔代抚养可能会改变老人晚年的人生轨迹，尤其是那些为了协助子辈照料孙辈而迁移的“老漂族”。晚年的流动经历所带来的转变，会改变祖辈原本的生活状态，祖辈要面临异地生活所带来的生活环境、人际交往、社会融入等方面的变化。第三，祖辈在与子辈孙辈的互动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照料和家务服务甚至是经济层面的支持。这样的代际互动，一方面会增进三代人之间的情感链接，给祖辈带来精神层面的慰藉；但另一方面，持续而繁重的照料和家务劳动可能也会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一定的损伤。第四，隔代抚养中三代之间的互动可能会衍生出复杂多样的互动模式，而且成年子辈、老年祖辈之间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养育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因此在隔代抚养的家庭关系中既有和谐的协商与合作，也有紧张的摩擦和矛盾。这种具有张力的家庭关系，也会给子辈、祖辈的日常生活实践带来一定的压力和冲突。

　　前文在论证环扣结构时，提到儿童与青少年阶段、成年阶段都有强制推进阶段的时间节点，这两个阶段之间形成了环扣结构；不过对老年阶段，前文没有太多着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生命历程的老年阶段只是一个宽松的、没有环扣结构的人生阶段。相反，生命历程成年阶段的环扣结构导致世代之间必须共同合作才能完成成年阶段的各种生命事件，尤其是隔代抚养让成年子女与老年祖辈之间产生显著的世代交叠，中国人生命历程的老年阶段依然出现了明显的环扣结构。简单来说，由于婚育任务被期待要在30岁左右完成，因此一旦成年子女因环扣结构而进入到婚育阶段，其父母也会随之被迫进入到抚育孙辈的阶段，产生成年阶段与老年阶段之间的环扣结构。

　　在中国，除了祖辈抚育孙辈之外，子辈对祖辈的照料也非常重要。家庭养老仍是我国老年群体主要的养老方式。已有实证研究表明，家庭养老方式也呈现了不同世代之间的互动关系：成年子辈是仅次于老人配偶之外为老人提供照料服务的主要照料者，有些家庭中孙辈也在逐渐参与进来；子辈对老人提供养老生活的经济支持，对农村老年群体尤其如此；子辈、孙辈还为老人提供情感和精神慰藉。换言之，在家庭养老方式中，老年人养老生活的推进，不仅是老年这一世代的人生事务，子代甚至孙代也承担了相应的养老责任。子辈向祖辈提供“反馈”的代际支持，与我国的“孝道”这一家庭伦理责任有关。家庭养老因此体现了不同世代生命历程之间的交叠。

　　综上所述，从当代中国人生命历程各阶段的特征及世代关系特征来看，当今中国家庭内部几代人之间的生命历程关联紧密。孙辈的成长与发展可能离不开其父母和（外）祖父母的共同抚养。成年子女的人生状态，既可能体现祖辈对成年子辈的支持，也可能体现祖辈与成年子女之间的冲突。祖辈会为了帮助后代完成生命事件而将自己的人生持续不断地嵌入后代的生命历程中。个体生命事件的完成体现了多个世代生命历程的叠加和交织。要特别指出的是，欧美社会也存在祖辈照料孙辈的情况，这也能体现世代叠加的特征；但这种照料通常是对父母“失能”或能力不足情况的补充，不同于中国的隔代抚养现象。中国的隔代抚养在城乡都非常普遍，且祖辈在抚养事务中的参与和投入程度普遍较高。在成年父母外出务工的农村家庭，祖辈甚至主导着抚养孙辈的责任。欧美社会中世代叠加的广度与深度，和中国的情况存在显著的差异。在中国，世代的力量是个体推动人生进程不可或缺的条件；而且，婚育、养老等领域的代际双向互动与支持，甚至已是一种伦理责任和代际义务。“世代叠加”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转型中的中国代际关系。

　　如本文开头所言，现今生命历程研究主要的探讨皆基于埃尔德的理论范式，即以个别世代群体为对象，探讨该世代群体如何因特定年龄阶段遇到的重大事件，产生特定的人生轨迹。但如果考虑到中国人的生命历程因“家本位”等因素而具有环扣结构与世代叠加现象，那么人们开展中国人的生命历程研究时，对世代研究的提问与分析方式就不能直接套用埃尔德的理论范式，而是必须另外思考新的框架。虽然这样一种提问与分析框架很难在有限的篇幅中完整提出，但提出一个初步的取向却是必不可少和可能的。埃尔德指出，时间性是生命历程的基本特性，可以从个人时间、社会时间和历史时间这三个面向来思考生命历程。我们从中国人生命历程的环扣结构和世代叠加现象可以观察到，一个世代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时间映射了多个世代生命时间的叠加，在这种交互作用中，不同世代的生命历程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复合整体。本文建议，如果我们将生命历程视为一种时间向度，它与日常时间有相似之处但又不能混为一谈，那么我们也许可以从时间社会学的角度切入，将考察日常时间的框架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拓展，提出针对中国人生命历程中世代研究的初步分析框架。

　　四、生命历程世代叠加情境下的分析框架构想

　　生命历程的各种生命事件意味着每个个体在一生中必须扮演多种社会角色。而每一种社会角色的成功扮演，都需要日常行动实践的支撑。不同的行动有不同的时间规划和诉求，若要完成生命事件，会有不同的生命时间需求。时间需求“并不是指某个行动需要耗费‘多久’时间；而是指人们需借助确立‘何时’的时间制度来协调自己与其他行动者的行动的交织，以促成行动的发生”。而这里所谈到的时间制度能够使交织的行动网络，在社会情境中稳定地维持下去。时间制度具有不同程度的约束性，是生命历程主体展开人生规划和生活实践的参照机制，它们构建着生命时间的结构。所以，满足生命历程的时间需求，首先要从生命时间的结构入手。从“世代叠加”的情境可知，不同世代社会成员的生命时间是相互关联的，一个世代完成生命事件或扮演角色的生命时间需求会影响到其他世代的生命时间需求。因此，若要满足不同世代的时间需求，各个人生领域的时间节点之间的适配与管理，需要我们进行结构性的考量。那么，如何在生命历程的环扣结构中给社会成员创造一个更为宽松的生命时间结构区间，让社会成员的生命时间需求得到满足？这就需要引入最初用于探讨日常时间的“时间生态学”这一分析框架。

　　（一）时间生态学的概念内涵

　　生态学一贯关注环境中的有机体、有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及有机体间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整体。.生态学通常从“有机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这四个层次来呈现生态要素。“时间生态学”这个概念于2017年在时间社会学领域中被提出，该概念将社会学的时间与生态学的脉络相结合。这一认识论概念的内涵主要包括，时间是协调行动者之间社会行动的参照机制，而在诸多社会行动的发生和互动的过程中，个体有其时间需求；由此，“时间生态学”认为，社会要为行动者创造一个良好的时间生态环境，以此让行动者在行动互动过程中满足自己的时间需求。从该概念内涵出发，发展出一个可作为时间社会学研究分析框架的“时间生态模式”，它主要含括四个层次：第一，时间生态个体层面：要重点关注个体所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的安排以及这些社会角色的时间需求，这些角色的时间需求在时间生态系统中是否可以得到满足。第二，时间生态种群层面：有着同一种时间需求、扮演相同或类似角色的人所组成的群体。比如，接受义务教育的“小学生”，完成生育且扮演父母角色的成年夫妻。第三，时间生态群落层面：与社会角色直接相关联的行动互动和交织网络。比如，小孩、成年父母、祖父母等组成的时间生态群落，这些角色虽有不同的时间需求和工作要求，但都在家庭内部协调自己的行动。第四，时间生态系统层面：指数个生态个体、生态种群、生态群落，基于同一种时间制度之上，所互动交织出来的一个完整且有独特运作机制的范畴。

　　社会学的时间通常包括三个面向：一是日常生活中的日常时间；二是将人生视为整体来考虑的生命时间；三是历史性的时间。生命历程关注的是从生到死、长至人一生的时间跨度，生命历程研究所指的生命时间便是时间的重要面向之一。且从前文的论证可知，不同世代社会成员的生命时间也是相互关联的。这就意味着，生命时间也可以被纳入“时间生态学”的范畴。

　　（二）生命时间生态学的基本构思

　　本文认为，“生命时间生态学”的概念内涵主要是指，生命历程的主体在以生命历程的结构为人生参照框架，根据年龄、角色、事件等条件推进人生进程、构筑出个人生平的实践过程中，个体的生命历程与处于不同世代的家庭成员的生命历程相互作用、关联密切，构成一个生态整体。本文认为，“生命时间生态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生命时间生态个体层面，个体的生命历程。在这个层面，可以探讨个体在生命历程中不同人生阶段所要扮演的社会角色、完成重要生命事件的生命时间需求，以及主体如何协调不同角色、生命事件的生命时间需求等。当个体在生命历程早期人生阶段扮演的学生角色延长，对个体在后续的成年阶段完成结婚、生育等事件有何影响。个体如何协调学生、丈夫/妻子、为人父母等角色在人生中的时间需求。比如，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会如何协调自己在学业—结婚—生育等方面角色扮演的时间需求，这样的人生决策背后包含了什么样的意义结构。

　　第二，生命时间生态种群层面。在这个层面，可以描述和分析丈夫、妻子之间的生命时间规划和分配，并进一步分析这样的计划和安排背后蕴藏着怎样的生命时间配置逻辑。

　　第三，生命时间生态群落层面。每个包含多世代的家庭都可以被视为一个生命时间生态群落。在这个层面，我们可以探讨，个人的生命历程与不同世代的生命历程交织在一起的作用机制。比如，在一个家庭中，孙代、成年子代、祖代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生态群落。我们可以剖析在这个生态群落中，某个世代的家庭成员的角色扮演、生命事件发生时机（timing）、人生决策等是如何影响了其他世代的家庭成员的生命历程。

　　第四，生命时间生态系统层面，即中国人的生命历程在社会制度的形塑下，所呈现出的整体结构性。这些社会制度所包括的时间制度规定了不同人生阶段、不同人生领域的时间结构，确立了特定年龄下的特定角色、生命事件、权利、义务等。不同世代的社会成员以这套时间结构为人生参照框架，进行人生规划，构筑出人生轨迹和生命历程。

　　生命时间生态学是一个必须被详细提出来以对中国人的生命历程进行研究的提问与分析框架，但限于篇幅与主旨，本文无法进行详细的论证，只能给出必要而初步的构思，更细致的研究方案还有待之后的进一步发展。不过尽管如此，中国人生命历程中世代研究的特殊性和要点，至此也已足够清晰。

　　结语

　　生命历程研究已是当今中国社会学的一个主流议题。然而国内对此的讨论几乎都仅从埃尔德的理论范式出发，以单一世代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该群体的人生中转折与轨迹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样的研究取向忽略了中国社会并非个体本位，而是家本位。若考虑到家本位的社会基础，那么就会发现埃尔德的生命历程范式无法完全适用于中国的生命历程研究。本文根据对经验研究资料的分析认为，中国人的生命历程具有“环扣结构”，并因此形成了“世代叠加”现象。所谓的环扣结构，意指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都有明确的转折时间点或时间段，所有人的人生都被期待能直接从上一个阶段转入下一个阶段，因而造就一种无缝地环环相扣的模式。世代叠加意指，由于环扣结构过于紧密，单一世代无法有足够的应对能力，因此在家本位的背景下，家庭中所有世代成员都必须相互支持以完成生命历程的各项任务，使得每个世代的生命历程叠加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复合整体。

　　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文尝试提出，对中国人的生命历程问题不能仅以单一世代群体为单位进行探讨，而是必须要对世代与世代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为此，本文尝试指出“时间生态学”是一个可能的分析框架，基于此框架我们可以提出“生命时间生态学”，将生命历程分为个体、种群、群落、系统四个层面来进行分析。当然，本文在讨论世代叠加现象时，重点考察的是不同世代之间的交互作用。但我们也不应忽视家庭内部同一世代家庭成员的生命历程的相互作用。比如，在多子女家庭中，面对有限的资源，部分子女的角色需求或时间安排有可能会因为其他兄弟姐妹人生进程的推进而发生改变。关于同世代生命历程的相互影响，我们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不过，时间生态学的提出最初是用来研究日常时间，而非专门用来分析生命历程研究。因此时间生态学如何转化成生命时间生态学，还需要许多进一步的论证工作。其中最重要的论证任务可能不仅在于理论层面上的研究框架的细致化，还在于研究方法。日常时间研究发展到今天已有时间记事分析法、经验抽样法和一日重建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但在生命时间（生命历程）研究方面，国内通常采用基于埃尔德范式的定量的事件史分析法。这样一种探讨单一世代群体的生命历程中转折与轨迹之间因果关系的定量方法，想来可能不一定适用于以生命时间生态学为分析框架的中国人生命历程研究。然而若真是如此，我们又该提出何种适切且科学的研究方法呢？这是我们未来必须再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李文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