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回应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背景下的若干重大现实问题，是创新中国特色流通理论的迫切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流通研究即作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分支领域而兴起，其理论源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跟随改革实践持续中国化的探索过程中，流通研究逐步扩展至应用经济学门类下。其间无论是中国特色流通理论的发展，还是中国特色流通实践，都有着宝贵的积累，但也呈现突出瓶颈。新时代现代流通体系的战略定位是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强化流通体系支撑作用”也被写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经济实践对理论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学界在对流通及流通体系界定这一基本问题上仍然莫衷一是，对现代流通体系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更是缺乏探讨，迫切需要与时俱进地创新流通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的时代化发展中，大力推动中国化的流通学说构建及其学科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本文旨在从中国流通理论发展的基本现状出发，结合新发展格局的现实要求，在阐释流通与经济循环的关系原理基础上，提出中国流通理论创新发展的反思与展望。

　　一、现代流通理论亟待新突破：基于研究脉络的回顾

　　我们今天谈及的中国特色流通理论，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早期探索的。在其发展中，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同时根植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强调马克思主义流通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以推动理论成果的形成，实质上也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流通理论的中国特色，一是“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结合中国现实的理论发展进程中。其中，包括结合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流通原理，也包括将具有中国特点的实践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中国经验贡献于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的时代化发展。二是“特”于具体现实的中国情境中，即中国流通理论要回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流通特殊问题，这又需要理论与应用研究彼此观照、共同推进。概括起来，在体现上述特点的发展路径中，我国流通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进。

　　第一阶段在20世纪50至60年代，是我国社会主义流通理论探索的起步阶段。由于流通是马克思在刻画商品经济，特别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所提出的重要范畴，在我国尚未明确市场经济发展方向时，关于社会主义商品流通的存在性及其特殊规定性，曾引发理论界多方争鸣。受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当时学界大多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可直接由分配来代替交换，不仅流通理论的发展面临客观上的观念障碍，在一些基本概念和市场规律认识尚且不一的情况下，更难对社会主义流通的特殊性作出科学归纳。由于“流通”一词从概念上很难与商品经济“脱钩”，从而在计划经济实践中，对“市场”流通问题的探索面临现实困难。当时学术界甚至出现过“谁企图用价值与价值规律来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现象，谁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倾向。纵然如此，当时的争辩和争鸣还是有效推动了流通理论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后彻底走出“无流通论”奠定了基础。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强调了商业领域保证供应的重要作用。此后的研究也关注了发展流通渠道、降低商品流通费用等商业领域的现实问题。但在随后十多年间，流通理论探索陷入低谷。

　　第二阶段从改革开放开始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流通理论步入“升温”发展阶段。孙冶方率先论证了流通过程的客观存在，肯定了社会主义商品流通的重要性，并提出“流通一般”的抽象概念。相比早期的争辩，这一时期普遍承认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是与直接生产相并列的重要经济过程，是生产关系最集中、敏感和复杂的领域，也是社会主义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的要害和关键所在。但孙冶方的研究也留下了一些疑问。比如，关于“产品流通”设想，既强调社会主义流通要尊重价值规律、反对无偿调拨和物资配给，又遵从公有制的高阶阶段商品货币关系终将消亡的必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把流通同商品脱钩，离开商品来找寻交换和流通的必要性”，脱离了商品来探讨价值与交换问题又陷入了逻辑上的矛盾。

　　针对流通理论的后续学术发展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总结和评价孙冶方流通理论并提出继续推进的方向；二是结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下的流通特点和实际问题，对社会主义流通过程做出新的理论阐释，包括概念性的探讨和相关原理概括，并涉及流通与不同经济过程的关系、流通范畴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流通的特点、流通与市场及商业等概念的比较等内容。此外，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与流通过程作用的日益提升，在流通与生产的关系认识上，出现了“流通也决定着生产”“生产和流通相互决定”等观点。对于商业劳动性质的认识，有研究分别从剖析马克思对于商业劳动的认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出发，提出应肯定流通领域劳动的生产性。

　　第三阶段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正式确立后，市场和流通问题愈发得到重视，流通由理论经济向应用经济逐步扩展和转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广泛借鉴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贸易、交易、交换、销售、中间商等相近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流通研究的理论视野和方法应用得到极大拓宽。但在多学科借鉴和综合创新的过程中，对流通研究的推进过于侧重西方经济学框架的套用，一定程度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的传承，致使中国流通理论的创新步伐严重滞后于流通实践的探索。“在当代流通理论探索中，一度过于强调与对流通并无系统研究的西方学说的并轨，使流通一词淡化了原本的科学涵义……这都缘于不了解商品流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比较突出的研究主题涉及商品流通渠道、商业劳动性质、流通费用及补偿、商业资本等马克思主义流通原理的再讨论，以及中国情境下流通产业发展的理论定位等。

　　针对中国特色流通理论发展路径的认识，也存在不同观点。一类研究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体系的比较综合中创新流通理论，科学汲取两个学科的理论成果与方法，丰富流通理论体系。另一类则强调对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原著的再认识，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代表性研究不仅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展开了再探讨，也通过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流通的实践情境（包括流通改革发展、流通产业功能认识、流通时间测算），在充分论证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科学性的基础上，深化对社会主义流通规律的理论认识。

　　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及其中国化探索具有阶段特征。前一个阶段的研究侧重对马克思流通思想的还原，标志性成果是破除了社会主义“无流通论”，但限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现实，对社会化大流通和市场规律的认识仍有较大局限。而在后两个阶段的研究中，在对市场和流通规律的认识日益成熟的基础上，随着流通研究视野不断拓宽，学科知识体系愈益丰富，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基础研究不足和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滞后于实践的瓶颈。这进一步说明，推动马克思流通理论时代化中国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学术任务。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进程中，市场经济的共性特征可能易于从西方资本主义经验中借鉴，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特殊规定则需要秉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以贯之，重在突出中国特色的创新性。在新发展阶段，从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现实需要出发，流通理论相对于流通实践的滞后更要引起高度重视。而促使流通研究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步是夯实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和内核的理论研究。

　　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流通视角的理论考察

　　“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流通领域发挥的关键作用正在于“畅通”二字上，不仅要着力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堵点，而且要以现代流通体系助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使之高效对接国际市场，推动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高水平互促共进。

　　（一）流通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一般规律

　　从一般规律看，无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一国的经济循环都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其中，生产决定着其他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适用不同社会形态的一般规律，原因在于生产劳动是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创造源头，没有生产，交换、消费等一切其他环节都无从谈起。同时，全部要素又在一个有机整体内相互作用，流通在其中属于交换的一定要素。现实中谈及流通的决定性，并非基于价值创造这一适用生产的角度，而是就交换本身的职能而言。没有交换对生产和消费的衔接，就不可能有不断扩大的市场和愈益发达的社会生产；特别是对市场经济而言，流通过程决定商品价值实现，是大循环持续顺畅的前提和条件。“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正说明了流通虽然不直接生产价值，却决定着市场实现和资本增殖，说明流通和生产同等重要，只是劳动性质和分工不同。

　　当前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特别是国内大循环主要应从流通领域来抓，现代流通体系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在于其面向供给和需求的“媒介性”，同时不能脱离供给侧的主线。进一步从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角度来说，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不仅要统筹供需两侧，协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更要将现代流通体系纳入完整内需体系中协同管理，充分发挥流通在衔接供产销和优化供需匹配中的枢纽和桥梁作用，促成以消费的需要引领生产、以高质量供给响应和适配需求，并有效激发新消费和新市场的国民经济良性循环，这也是现代流通体系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从时间与空间维度看流通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作用

　　更具体而言，流通对畅通经济循环的作用，还要从时间和空间并重的维度考察。

　　从时间维度，资本完成它的全部循环的“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是互相排斥的”，流通时间的长短不一是造成资本周转快慢不等的重要原因。尤其在代表“资本形态变化的最困难部分”且通常“占流通时间较大的部分”的销售市场上，“使用价值本身并没有由交换价值生产出来”，商品在流通领域的停顿是“资本价值丧失的阶段”，“所以是被否定的资本”，资本的生产时间也因此会受到其流通时间的限制，“限制的程度与流通时间持续的长短成比例”。所以，流通资本的周转速度也就成为流通效率提升的关键，进而决定生产过程重复、更新的速度及其创造价值的速度。着力从流通领域打通国民经济循环堵点，就要尽一切可能节约社会整体流通时间，以减少其对生产力的限制，“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这一原则在流通领域尤显突出。特别是随着商业资本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分化出来，从产销分工乃至批零分工的角度，商业者可以通过“预付货币资本”使生产者加速资金回笼，从而“由于分工，专门用于买卖的资本……小于产业资本家在必须亲自从事他的企业的全部商业活动时所需要的这种资本”；而且可以在分工效率基础上，不断提高商品周转的速度，大大缩短了商品作为储备停滞于市场上的时间，从而最终共同加速再生产的循环。因而从趋势上来说，生产和流通之间，以及流通产业内部的分工深化，都是从根本上服从流通时间节约规律的。

　　在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中，批发和零售作为专门从事商品采买和转售业务的传统行业部门，仍对推动货畅其流发挥不可替代的专业化作用。作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不可或缺的微观单元，流通企业参与渠道建构的真正意义在于推动商品“快速通行”而非获取“商业暴利”；成功零售商往往遵循“薄利快销”就是对快买快卖原则的现实体现。并且，由于流通时间的延长往往会使销售市场上的需求、价格变动风险增大，进而使商品所有者的预期收益受影响，从而越是加快完成流通过程，越有利于规避其中的不确定性风险，使生产、流通以及资本、劳动等不同参与方的经济利益尽可能得到保障，从收入体系联动需求体系的角度，为时间上不断继起的经济循环提供动力支持。

　　与此同时，在空间维度上，市场的扩大表现为交易地点的扩充，意味着流通活动特别是专业化的商业活动将商品不断推送到远方的市场上；并借由交通运输工具和技术的发展，本地市场、区域市场直至远方市场的对接效率得到提高，商品和要素在更大空间上的匹配和互通有益于深度畅通经济循环。虽然产品运往销地市场的空间变动不是必须要发生的（比如产品在产地即被购买、消费），但“这个空间要素是重要的，因为市场的扩大，产品交换的可能性都同它有关系”，这种把产品运到市场的地点要素“可以看作是产品到商品的转化”，即产品只有运送到市场上才是现成的能被消费者购买和消费的商品。

　　因此发挥流通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作用，始终离不开现代物流业的支撑，特别是交通运输条件的大力改善。即便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从虚拟交易场所上极大拓展了市场流通空间，加快了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的互联互通，但这实际上又以发达物流体系为前提。毕竟除了电子化、数据化的无形产品外，大部分商品的使用价值提供仍然无法脱离商品的实体形态，意味着商流活动要由物流活动提供基础支撑。“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畅通经济循环要重视与使用价值运送息息相关的“第四个物质生产领域”。当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国内市场在经济空间的内在统一性，其中就既体现了互联网技术对传统市场空间的延伸和突破，也反映出大物流作为支撑大流通的基础性物质条件，在衔接和疏通国内大循环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时空双重维度的“畅通”还体现为二者之间的相互促进，即流通时间的缩短本身有助于“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空间上的有效开拓又会削减流通时间的限制，“甚至距离也归结为时间”，二者缺一不可。

　　（三）在吸收资本流通有益性的基础上重视社会主义的底层逻辑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内大循环的畅通难免周期性地遭到破坏，由于流通过程服从于资本的循环增殖性，一旦资本的生产脱离了消费的现实需要，流通的中断就在所难免。马克思将货币资本循环公式（G—W…P…W’—G’）作为资本循环过程的代表公式加以重点考察，正在于这种特殊形式“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从价值生出剩余价值，不仅表现为过程的开始和终结，而且明显地表现在金光闪闪的货币形式上”。因此，相比不形成资本的简单商品流通（W—G—W’），资本循环和资本流通的发展固然从活跃市场、刺激消费、完善竞争和价格机制等诸多方面体现出资本有益性的一面，但资本的自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暗含着无序扩张的风险。从社会资本的总体来考察的循环，除了由单个资本联系起来的社会总资本的运动，还有消费和不进入资本循环的一般商品流通。资本流通一旦脱离了一般商品流通和服务于个人消费的最终目的，就难以持久支撑经济循环，这正是资本主义流通难以克服的问题的关键。

　　在由资本统治和主导的国际循环中，同样存在着上述根本性矛盾。经济的全球化满足了资本对商品的需求，更重要的则在于为资本创造绝对剩余价值提供了条件——“流通范围要扩大，而且要不断扩大”。资本扩张流通空间伴随着资本主义内生矛盾在世界市场上的扩散，特别是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流通资本的集中成为重要的垄断工具，资产阶级进一步在全球参与的分工体系中获得了控制和调节生产的自由。当今时代在全球价值链中难以扭转的不平等分配现象就是资本控制价格和利润的一个例证。“资本主义只是超出国家界限的广阔发展的商品流通的结果”，资产阶级不断扩大产品的需要驱使“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这一资本使然的逻辑深藏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因此，从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参照角度出发，在新发展格局下，流通领域要畅通并持久支撑经济循环特别是国内大循环，就必须重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底层逻辑。国民经济循环的持续畅通，要充分吸收资本流通的有益性，同时不能脱钩消费的需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因而除了资本流通，还要关注简单商品流通的高质量发展，并在宏观管理中更重视不进入单个资本循环的一般商品流通。

　　更重要的是，流通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中所发挥的作用，始终与世界市场发生着紧密联系，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已经充分印证了发展中国家积极融入国际循环的必然性，即便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国际价值分配仍由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趋势也是不可逆转的。当前保障国内大循环这一主体坚实而强大，很大程度上也是从资本统治的风险性来说的，经济增长动能不能过度依赖外循环，否则就难以摆脱西方资本支配下的全球生产体系控制及其风险。继续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持续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既要提高流通资本的效率，也要通过中国特色的体制机制创新控制其风险。

　　三、反思与展望：创新中国流通理论的思考

　　从现实出发，大力推进中国流通理论创新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再研究，并及时从中国经验中归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流通特殊规律。为实现上述目标，要理论联系实际，扎根中国流通实践的前沿，同时建设好对流通理论创新起重要支撑作用的贸易经济学科阵地。

　　（一）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的再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要不断夯实基础理论。过去一段时间，与经济学其他学科分支一样，流通领域的研究也一度以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体系为主，通过拓宽视野、范式、方法等，推动了传统流通理论的时代化发展。流通研究充分吸收了不同学科理论分支的奠基性成果与前沿性进展，加强了经验证据和因果解释，有益于中国流通研究加入国际主流学术对话。事实上，21世纪以来的流通学科发展，大大得益于上述吸收借鉴。针对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曾经密集出现在20世纪50—60年代，80—90年代也有新的推动。但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和流行，无论以数量还是以质量来衡量，马克思主义流通研究都处于稀缺状态。2013年以来的数据表明，中国主流学术期刊上流通话题的发文锐减。在新发展格局中推动流通理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步，应是回归流通理论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本源，这既是由我国流通学科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因”联系所决定的，也是由当前尤为稀缺的研究现状决定的。作为政治经济学一个理论分支的延续，虽然当前的流通研究逐步拓展到了应用经济学门类下，但其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密切关系不会改变。

　　这也就意味着，发展中国特色流通理论，要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方面下功夫。细读《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手稿，不仅关于“流通”的概念理解、劳动性质等基础问题不难找到答案，关于流通体系界定、流通产业口径划分等问题，也会相比以往更易于形成基本共识。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不能仅仅将其视作一篇参考文献。事实上，与马克思撰写于1857—1858年的手稿相比，后续160多年间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系列研究同样值得重视，如果越过整个理论脉络的发展不谈，这种对比就缺少科学意义。再研究马克思流通理论，强调其作为流通理论基础和基石的作用，也是针对当前流通研究中对原典理论学习不足、理解不透、尚存认识误区的问题而言的。

　　（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流通的特殊规律

　　如果说对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体系的研究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工作，那么构建中国自主的流通理论知识体系，更重要的还在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的中国化发展。马克思对流通原理的揭示中有市场经济的流通一般规律，但重点仍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规定性上，对此，我们不能照搬照做，而应不断结合行之有效的中国经验，持续发现和总结社会主义流通规律。接下来，笔者以中国特色现代流通体系为例，阐释一般与特殊规律的关系。

　　目前，学界对流通体系的界定存在宽窄不一的多种口径，实践工作也存在理解上的困惑，这很大程度上缘于在流通概念上的分歧。通过回顾《资本论》可以发现，流通一词的概念层次是比较清晰的，包括：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这时流通与循环一词是相通的；大流通，即资本在生产以外的真正流通过程；小流通，即资本家以工资形式购买劳动力的交换。因而，当下探讨的流通理论作为一个特定研究领域，主要指向真正流通过程，重点在商品交换关系层面上。这虽为资本意义上考察的流通范畴，但这一界定对市场经济具有通用性。

　　结合马克思对流通费用和流通中的劳动性质分析，进一步确定商品流通的行业类属。一方面，“真正流通过程”与直接生产过程在经济循环中体现为一定的对立统一，二者统一于再生产中，但劳动性质截然相反。相对于生产劳动，流通劳动单纯推动商品和货币之间的价值形式转换，产生作为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绝对扣除的“纯粹的流通费用”。另一方面，现实中的流通过程却不是真正“纯粹”的，只有经过商品运输，才能成为“现成的消费品”，这一过程作用于使用价值的保存和位移，在性质上是生产性费用的延续，马克思称之为“第四个物质生产领域”。这一原理能帮助回答一直以来对流通业口径的疑问。

　　当前实证研究大多采用批发零售业的指标来表征流通业发展，这一点是有共识的，也集中反映了以上“纯粹”流通过程的特点。但对于流通业是否涵盖物流业在内，则一直有不同意见和认识。结合以上分析不难发现，流通业作为一个完整口径，应当包括运输、仓储、配送、快递等体现生产性劳动性质的商贸物流业在内。至于是否应涵盖住宿、餐饮、娱乐和大量生活性服务业在内，虽然目前实践部门习惯上将其计为“商贸流通业”范畴，但从学理上说，服务产品虽然也包含价值实现问题，但服务的供给和消费同步发生，服务劳动不形成价值实体，因而虽有服务贸易的概念，但不宜称其为服务的流通。生产无形产品的纯粹的服务劳动具有直接的生产性质，严格来说流通业与服务业的性质是不同的。但也要注意，不能割裂地将零售、批发、物流等对应的流通子体系视同部门或行业，这是由于现实中产销合一或产销分离等情况下的流通活动主体是多元的，而“批”“零”“物”作为专门行业进行统计时，则只包括专业化从事该活动的企业法人或产业活动单位。这就意味着流通体系管理不应局限于一般的行业管理思维。

　　因此，在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视角厘清流通体系的科学内涵后，还须结合中国流通实践加以发展。具体要探讨的问题包括：如何在发挥和完善公有制经济主体作用基础上，协调微观角度的单个资本循环和宏观角度的一般商品流通的关系？如何在流通体系宏观管理中预警过度金融化等虚拟经济信号，以使流通体系始终助力壮大以实体经济为核心的大循环？如何更好发挥政府支持和主导作用，继续夯实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为构建高效畅通、城乡一体的流通体系充分配置基础性物质条件，并进一步通过数字化升级，充分激发现代流通体系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诸如此类，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恰恰是最需要结合中国实践及时进行理论升华的创新性议题。

　　（三）拓展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国流通前沿研究

　　理论发展要回应现实问题，在新发展格局中创新中国流通理论，必然要紧密跟踪流通实践的前沿进展。特别是随着数字技术与流通活动的广泛结合，流通运行机制发生了较大变化，更要求理论研究“接地气”。当前备受关注的流通体系数字化转型及其微观机制创新，就是其中一个有关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关键议题，亟待理论发展。

　　关键在于把握住数字化流通变革中的“变”与“不变”。所谓“不变”，即流通活动媒介供需的本质不会被数字化所颠覆，也因而要适应生产和消费两端做出动态调整，具备“消费洞察”和“联动生产”的职能表现。所谓“变”，则体现在上述职能表现的具体实现机制中。举例来说，随着互联网消费需求的个性化、异质性、长尾化等特点凸显，依靠市场“试错”来匹配供需的传统流通活动的误配成本过高，产销逻辑实现了由“推”到“拉”的变革，流通环节的需求洞察需要借助大数据分析手段来精准实现，流通主体以数字化为纽带驱动上游柔性生产，进而有效联动再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

　　从中可见，流通效率的实现机制及不同职能要素的关联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实践现象值得深入探讨，并需要跳出单一的学科范式来展开。其中有管理角度的创新，也内含经济学层面的机制，交叉学科视角及研究方法综合都是必要的。特别是，2021年3月中国案例研究期刊联盟的发起，旨在联合经济类和管理类期刊共同推动中国案例建设向纵深发展，为重视中国问题研究提供了一定支持。对于流通研究而言，理论联系实际也意味着要在方法和范式上做出变革，只有把实践问题摸清，才能有效地贡献于理论构建。

　　当然，在扎根实践的中国问题研究中，还有中国情境下应予以特别关注的相关现实问题。例如，在“需求洞察—媒介供需—联动生产”的流通机制中，如何实现商业资本的合理化发展，如何使流通服务于真实消费需要而非资本无序扩张，公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有何不同，商业者和平台方有何不同，都是必须联系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特点来展开深度分析的具体问题。另以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研究为例，既可从马克思的市场理论中探寻当代启示，更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建设国内统一市场的实践探索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这也是中国流通理论在发展中应当及时观照的时代问题。

　　（四）建设对流通理论创新的学科支撑

　　创新发展中国特色流通理论离不开学科阵地的壮大。通常所讲的流通学科，在我国学科目录中的对应名称为贸易经济（或商业经济学）。作为第一批学科专业，其从1950年诞生于中国人民大学开始，就一直紧密联结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重在培养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贸易人才，服务于我国流通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同时为中国特色流通理论研究聚积人才动力。

　　具有中国特色的贸易经济学科虽已有着七十余年的发展，但在规模优势上特别是新发展格局下的人才培养上，仍存在一定短板。在研究生培养中，原先与贸易经济本科直接对口的商业经济研究生专业，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运输经济、旅游经济等合并为产业经济学，此后至今，商业经济在各高校大多只能作为一支研究方向划入产业经济学。根据教育部的最新数据，全国仅有50所院校开设贸易经济专业，学科点偏少，也反映出支撑流通研究的科研力量亟待壮大。持续创新中国特色流通理论，也意味着要建设好发挥基础资源作用的贸易经济学科阵地。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周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