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围绕这一倡议的经济学研究呈爆发式增长，这一方面源于“一带一路”概念的创新式构建，让原本学科林立、界限分明的经济学细分领域出现了一股需要基于跨学科视野、理论联系实践进行研究的新风尚；另一方面则与这一倡议是由经济连续快速增长超过四十年、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中国所提出和推动有关。“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涵盖众多发展中国家，还旨在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和人心相通等务实措施，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联结起来。因此，国内外经济学界都对“一带一路”倡议对各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表现出浓厚兴趣。本文基于对国外经济学界已出版文献的跟踪，就“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学研究最新进展予以概述和探讨。

　　一、“一带一路”倡议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领域

　　由于现代经济学研究比较注重量化分析、实证分析的学科特性，且现有与“一带一路”相关的跨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项目等缺乏统一概念界定，有关“一带一路”跨国项目的数据库尚不成熟，当前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学研究，更多地考察了基于跨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带来的对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发展的影响、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对收入分配和世界经济地理格局的影响以及可能产生的风险等方面，而较少讨论基础设施之外的其他建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对贸易发展的影响日益突显

　　有关“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贸易发展影响的研究，大体可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以国外文献居多，主要关注“一带一路”倡议所导致的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运输时间和运输成本下降的经济学研究。第二类侧重于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一种国际政策或贸易冲击变量，由此考察它对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从第一类研究来看，这类研究大多是在贸易自由化的框架下，将跨国基础设施建设变量引入一般均衡模型中。通常，整个世界经济由N个国家、J个产业组成；家庭提供劳动换取工资收入，通过消费农产品和差别化工业品追求效用最大化；每个国家内部的代表性生产者，使用劳动、资本和来自全球的中间产品进行工业生产并追求利润最大化；在一般均衡状态时，每种投入品的成本、每种产品的价格、每个国家的贸易占比、每个国家的收入和贸易均衡就被决定下来。然后，采用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几十个行业的跨国数据，通过数值校准，预测“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各国货物贸易运输时间和运输成本的影响。有研究发现，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由于跨国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各国均成为直接受益者，其中货物运输时间下降1.7%—3.2%，贸易成本下降1.5%—2.8%。这个幅度尽管不大，但是基于模型测算的平均结果，而非针对局部国家和地区而言的。从全球层面来看，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全球其他国家存在广泛贸易关联，随着其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程度的提升，“一带一路”倡议将使全球货物贸易运输时间下降约1.2%—2.5%，并直接使运输成本下降约1.1%—2.2%。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到沿线国家地理位置、国内产业结构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这种对运输时间和运输成本下降的影响通常存在着广泛的区域异质性，表现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国家成为最大受益者，而世界其他地区获益相对较小；从国家层面来看，吉尔吉斯斯坦、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坦桑尼亚、毛里求斯等国家因处于相关线路的关键节点，通常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最大受益国，而其他国家的受益程度相对较小。

　　不仅如此，现有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对那些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也具有显著的正面溢出效应。其原因大体包括两方面。一是全球货物贸易存在着广泛的网络关联性。假定A国与中国的货物贸易往来受益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那么，该国与B国的货物运输就能提早安排运送或进行运输规划。很显然，这就会导致B国间接从中受益。二是全球货物贸易运输通常有多条线路，且往往存在着一定竞争性。比如，2021年3月苏伊士运河发生货轮搁浅事故，造成河道堵塞近一周。而同样作为跨越洲际的运输干道，中欧班列很快受到全球媒体与企业的关注，并已成为很多贸易公司组织货物运输的新通道。

　　从第二类研究来看，学界更多将“一带一路”倡议当作一种跨国政策冲击，考察它对65个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这类文献的基本结论比较一致，即“一带一路”倡议总体带动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同时，这种对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也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典型表现是对于沿线那些经济相对发达、大城市、人口聚集的地区往往会带来更大影响。在这类研究中，还有学者着眼于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占比较高这一事实，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中国贸易冲击下的反应。有研究发现，2000—2015年，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和加入WTO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增长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特别是，中国进口贸易的大幅增长带动了沿线国家的出口增长。但这种影响更侧重于中国对这些国家上游产业领域的需求，同时也扩大了这些国家最终产品的供给。不仅如此，对于那些在地理位置上靠近中国、经济欠发达国家而言，这种影响更加明显。严格来说，这类研究并不能完全算作“一带一路”倡议对贸易影响的研究，但因受到这一倡议的创新式概念和研究启发，从而表现出了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研究的热度和影响力。

　　（二）对直接投资的影响正负兼有

　　“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促进了沿线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且这类研究主要考察倡议提出前后中国包括沿线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变化，从中识别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机制。但目前为止，这些研究的结论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结果。

　　从正面影响来看，绝大多数研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政策沟通、贸易畅通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比如，Du和Zhang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国有企业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跨国收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民营企业在非基础设施领域的跨国收购表现更加活跃。从中国对外投资目的地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使中亚、西亚、西欧和俄罗斯等地区及国家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想投资目的地。有研究发现，海外孔子学院以及孔子课堂的建立，对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收购发挥了正面作用。也有研究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指数的相似性，在促进中国向这些国家直接投资的进程中发挥了正面作用。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国家通常包括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土耳其、巴基斯坦、捷克和俄罗斯等。总体来看，这类文献基本认同“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减少政治风险和文化壁垒等，大大降低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的风险，客观助推了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

　　基于全球交通网络、旅行时间与跨境投资的研究发现，交通成本的下降以及交通网络的溢出效应，导致了全球跨境投资空间格局和距离弹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直航航班、班轮运输、高速铁路的增加，使得全球跨境投资空间分布出现扁平化。“一带一路”倡议还促使沿线国家的跨境投资达到3%左右的增长，并由于其对全球运输网络的正面溢出效应，而给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1%左右的跨境投资增长。不过，最终的效果大小主要取决于沿线国家的市场规模、管制效率、贸易一体化程度等因素。

　　从负面影响来看，一些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无论是绿地投资、跨境收购，还是新增投资建设项目，中国企业赴海外的投资规模和方式均发生较大变化，主要是投资规模出现大幅度增长。部分研究基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中的“问题”项目有所上升。其中，在欧洲国家，“问题”投资的比例更高。还有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金额较为巨大，有可能恶化沿线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增加债务风险。在初期阶段，风险有时甚至会上升50%；从中期来看，随着融资时间接近到期，相关基础设施项目的增长效应并未完全显现，进而导致项目投资方出现债务恶化的可能性较大。笔者的相关研究也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在初期传递了“走出去”的更多信号，虽然有助于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的较大幅度增长，但也对国内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带来一定负面冲击。

　　未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框架下，如何让中国对外投资的正面影响得到充分发挥，减少它对投资目的地的负面影响，如何保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国直接投资的良性、健康和协调发展，将是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着力解决的重要课题。目前，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已受到一定重视，但相关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推进。

　　（三）重塑收入分配与经济地理格局

　　“一带一路”倡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沿线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并可能重塑沿线乃至全球的经济地理格局。

　　从收入分配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及其“五通”建设旨在减少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鸿沟，从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有部分研究对此提供了论证。比如，Luo等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沿线国家的基尼系数明显下降，这源于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的较大幅度增长。而中国进口的增长与当地的劳动参与度恰好形成了较强互补关系，从而提升当地收入中的劳动占比，推动当地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反过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中国进口仪器、设备等产品，有利于当地初级产品在国民经济中产值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很显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有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改善。

　　从经济地理格局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西亚、中亚和中东欧地区不少国家处于地理相对封闭的状态，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带。在“一带一路”倡议及其“五通”建设引领下，沿线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较大幅度改善，运输效率快速提升，贸易成本进一步下降，使得这些国家较快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由此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投资增加，当地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提升，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比如，有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促使沿线国家的实际收入上升2%—3%，具体程度取决于当地的规模经济大小和劳动力的流动性是否充分。如果当地的地方化规模经济显著且劳动力流动性较充分，该地就会形成经济集聚，出现人口增长翻倍，收入水平提升12%左右。也有研究以中亚、东盟、东亚等地区的亚洲国家经验证据证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提升跨国交通基础设施、改进教育水平、增加劳动力工作机会、促进贸易增长等渠道，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

　　类似的是，有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经济地理格局的影响并不是均衡的，它通常对那些重要交通基础设施沿线的城市和地区、贸易枢纽地区相对有利，而对那些偏远地区相对不利。从空间经济学角度看，贸易便利化、跨境通关的政策协调等与交通基础设施改进的影响具有互补性，都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在沿线地区扩散的有利举措；但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在某种程度上会阻碍这种正面效应在沿线国家的溢出。由于沿线国家之间的劳动力还无法实现自由流动，“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的正面效应难以完全释放。

　　当然，也有一些研究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所引领的发展模式会提高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比重，进而对目前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形成挑战。但这类研究更多是基于地缘政治视角而非经济学视角展开的。从经济学角度看，跨国基础设施的改善，贸易便利化和通关效率的提升，当然会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福利改善，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和稳定增长，这是一种全社会福利改善的帕累托改进，而非“零和游戏”。

　　（四）若干隐含风险值得关注

　　除上述提到的“一带一路”对投资及负债可能带来的部分风险外，“一带一路”隐含的风险还体现在金融风险以及供应链风险等方面。

　　金融风险方面。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其金融市场发育普遍不够成熟，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建立互联互通关系之后，双方国家股票市场的联动效应就会增强。引入黄金或股票组合作为套期保值手段，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使沿线各国的收益多元化并有效降低沿线国家股市下跌带来的金融风险。另外，还有研究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8个活跃股票和金融市场的分析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沪深股市300股指期货指数比之前的波动幅度更低。也有研究表明，在2015—2016年中国股市暴跌中，中国与沿线国家银行的关联性达到最大，此后也经历了多次周期性的高位波动。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银行系统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地区内尾部风险溢出效应；跨境收购与货物贸易出口会影响沿线国家银行体系的尾部关联性。这说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市场联动性不高，利用金融联动以降低沿线国家金融市场的波动性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供应链风险方面。虽然“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贸易与投资等渠道改善要素投入和产品贸易，但也会影响沿线国家的生产成本、物流运输，进而影响供应链安全。比如，有研究基于732篇文章中有关运行、经济、金融、社会和安全维度风险的分析表明，由于“一带一路”倡议引领的部分基础设施项目缺乏风险和责任管理机制，伙伴间风险分担存在不平衡现象，有关建设项目缺乏透明性、项目评估很不充分，以及不匹配的公司治理结构与网络安全等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供应链安全面临系统性风险，具体表现在运行过程、信息共享和环境非效率等多个方面。还有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供应链管理。它会通过缩短货物运输时间，提升各国对供应链问题的正面认识，但也会带来很多复杂风险，如物流基础设施管理中存在着潜在的政治风险和困难。另外，随着货物运输距离的延长，供应链受自然灾害等冲击的风险也会加大，亟须予以重视。

　　二、“一带一路”倡议经济学研究方法评价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学研究大多采用如下几种方法，主要针对“一带一路”倡议中较易度量且能获得较多数据支撑的部分展开。

　　一是传统计量经济学方法。（1）双重差分法（DID）。作为目前研究“一带一路”倡议最为常用的方法，其优点在于只需知道倡议提出的时间以及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具体国家和地区名单，就可以构建一个“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变量，然后通过分析倡议提出前后相关经济变量的变化情况，进而度量该倡议的经济影响。同时，这一方法还能较好地克服经济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因为它能准确地区分政策前和政策后两个时点，实行政策的地方与不实行政策的地方，并通过前后有无对比，识别政策效应。（2）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法（CGE）。作为目前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的模型化研究方法，其通常基于最易度量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立一个全球经济系统的一般均衡模型。然后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运输时间和贸易成本的影响，并通过相关参数校准，获得最终均衡结果，在此基础上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影响大小。值得注意的是，其分析结果属于理论估计结果，与真实情况可能存在出入。

　　二是其他计量经济学方法。由于经济变量的复杂关系和联动特征，近年来各类计量经济学方法被探索性地运用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之中。比如，Khan等使用联立方程模型（SEM）法，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下，自然资源利用和旅游业发展对沿线国家之间的能源使用—经济增长—碳排放关系的影响问题。Iftikhar等基于两步系统高斯混合模型（GMM）法，研究了旅游业发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特别考察了这些国家的制度效能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调节作用。Lee等基于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以及分位数回归法，重点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50个国家的推力和拉力因素。

　　三是跨学科研究方法。比如，一些研究基于社会（交通）等网络分析方法，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影响展开研究。Wang等采用尾部事件驱动的网络分析（TENET）方法，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377家公开上市银行的网络连通性和系统性风险。类似的是，Soyres等基于全球交通网络分析，估算了“一带一路”倡议关键性跨国基础设施对全球交通网络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交通运输时间的影响。将分析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政府之间关系的无用谈判模型（OBM），应用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项目融资问题的再谈判中，并就如何减少投资风险提出针对性建议。Alves和Lee采用文本分析法，针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政府的官方文件，分析了中国在这一倡议下的发展目标和政策意图。Woodworth和JoniakLüthi基于地理统计分析法，通过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中国西南、东北以及北方边境地区的变化，探讨这一倡议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经济地理区位的潜在影响。

　　总体来看，主流经济学方法被广泛应用于“一带一路”倡议研究，尤其是一些能够较好识别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双重差分方法、联立方程模型、面板数据分析方法等。同时，现有研究还结合一般均衡分析等数理经济模型进行辅助分析。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领域较为宽广，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多元，越来越多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正在大展拳脚，进而形成以经济学定量研究为主导、跨学科方法快速涌现的局面，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对现有国际经济学理论的可能贡献

　　“一带一路”倡议引发的经济学研究仍在不断发展之中。这些研究必将对现有的国际经济学理论带来新的思考、挑战乃至部分贡献。比如，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认为，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会促进国际贸易，推动跨国直接投资。在这一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肯定是一项促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重大政策举措，毕竟它本身就包含了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的内涵与相应的政策协调和制度变革。但与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相比，这些研究具有显著特征。

　　第一，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往往以若干国家之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或获得WTO成员资格等贸易便利化的制度形式作为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重要手段，且常常将国家之间有关自由贸易规则、贸易投资便利化的谈判作为跨国贸易投资的重点，研究这些制度和规则的变化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影响。但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沿线国家之间不一定签订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也不一定接受一个统一的贸易规则或制度约束，而只要就双方共同关心的贸易、投资领域进行协调与合作。显然，“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间参与谈判的门槛更低，但达成成果的可能性更高，也更能照顾各方利益，进而对传统的国际贸易投资理论形成挑战。

　　第二，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往往将国家间合作的方式限定在贸易、投资等相对狭窄的经济领域，相关的经典理论大多是由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基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国情背景而建立的。但“一带一路”倡议并不只限定在沿线国家间的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领域合作，还涵盖了政治交往、国际政策协调、人文交流、文明互鉴等诸多领域；尽管“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率先提出，但它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有机联结在一起，以实现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这些特性或特征都使得“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学研究体现出更为鲜明的跨学科特质。

　　第三，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假定地理和空间是附着在贸易商品与生产要素上的附属因素，通常会随着自由贸易、跨国投资而实现竞争性的均衡状态。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经济学理论忽视的地理和空间作用被加以强调，空间经济学、地缘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相对独立的学科也被更加紧密地予以融合。更为重要的是，就方法论而言，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学研究可能引发的理论创新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正在掀起一场从理论到政策、从政府到市场、从企业到产业、从国家发展到国际合作等多个维度的理论研究方式、研究方法、研究视野的创新热潮，进而突破了传统国际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边界，有助于加快既有理论体系、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凸显“中国方案”的强大张力。

　　结论与展望

　　总体来看，2013年以来，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学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从国外文献来看，文献数量从2014年的51篇增长至2019年的950篇，此后开始逐步下降，但下降的速度并不快，到2021年仍有618篇文献，研究类型以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居多。总体来看，目前的研究现状与我国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仍存在一定差距。

　　目前，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特点如下：（1）文献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跨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而通过降低贸易成本、节约运输时间，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带来积极影响。（2）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来看，其影响喜忧参半。一方面，该倡议能够带动中国向沿线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由于相关投资项目的规模较大、周期过长，可能会给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冲击。（3）部分研究聚焦于“一带一路”倡议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且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全球层面表现为正面溢出效应。（4）关于“一带一路”倡议隐含的风险研究，主要涉及金融风险、供应链风险。其中，债务风险有可能引发沿线国家的金融市场波动，体现出与中国金融市场的联动性。（5）“一带一路”倡议经济学研究大多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或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但网络分析法、文本分析法、地理统计分析法等跨学科方法正在不断涌现。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学研究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塑造了一种合作胜过竞争、贸易胜过战争、开放胜过封闭、共享胜过独享的经济学理论范式，有助于加快现有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基于中国实践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着眼未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必将对沿线国家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对学界来说，进一步研究的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准确理解“一带一路”倡议所包含的经济学内涵，在兼具深度和广度的理论阐发的基础上，就其对于沿线国家和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影响进行系统研究。第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正面影响、尚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影响进行客观评估，为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第三，鼓励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以及相关研究机构采用创新性的研究方法，就“一带一路”倡议所引发的经济学现象进行理论创新，并以此扩大世界各国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共识。第四，通过建立“一带一路”信息数据库等平台，将相关建设项目以及文化交流、政策协调、资金融通乃至国际交往等诸多信息进行汇总和展示，并通过一系列针对性的理论研究，充分彰显“一带一路”倡议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方面的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张天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