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建构是所有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旨在给事物的本质属性命名，使所用之名与所指之实之间保持一一对应关系。因此，概念建构是认识世界的前提、科学解释的支撑与逻辑推理的基础，并与理论建构齐头并进，共同作用于话语体系与知识体系的建构。然而，相较自然科学概念的精确，社会科学所建构的概念往往存在争议性。其原因在于，前置条件并不参与概念建构过程，但无不决定性地影响到概念建构、传播与变迁的全过程，其差异与变动导致概念建构在本质上容易引发争议。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也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政治学正进入概念建构的新时代，也将面临概念纷争的大时代。唯有重视前置条件，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建构才能从无意识走向有意识和自主性，使建构程序更为规范与科学，可以更理智地理解引发概念争议的深刻根源。那么，中国政治学概念建构的前置条件是什么？本文认为，概念建构具有两个前置条件，即情境性条件与价值预设性条件。以此为基础，“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复合命题，包含了中国政治学概念建构的两个前置条件。合理理解中国政治学概念建构的前置条件，并不能避免或减少概念研究可能出现的争议，但能更理智地看待概念分歧与争议的缘由。

　　一、概念建构的前置条件

　　政治学之所以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知识生产体系，源于其专门用以揭示人类政治行为与秩序。政治学研究不仅在宏观层面解释人类政治文明进程与秩序的演化规律，还要在微观层面理解特定群体政治行动的规范、主观意图与原因并赋以意义。因此，政治学概念是一个高度情境性的、持续性的动态建构过程，涉及具体变动的政治议题、语义、词源、分析对象等。不仅如此，政治学的概念建构因政治行为对象的时空变化而改变，因研究者所处情境与立场而调整，或转换词语，或延伸定义范围，或收缩概念内涵，以适应对象需要概念所承载的特定意义。因此，政治学的概念建构过程是“艺术”。

　　当代西方政治学以萨托利为代表，对政治学建构概念的基本规范、路径选择及其评价标准提出系统性的方案与理想“指南”，对概念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作出大量贡献。但在具体研究经验中，政治学所建构的大量社会政治概念无法做到清晰无误，而是充满争议。在加利看来，这是因为政治学概念均与人类政治活动相关，没有一种用法被普遍接受，而是因不同的利益、品位和态度而陷入无休止的本质上争议。社会政治概念在本质上有争议，在于几个因素，即价值的评价性与内在复合性、描述的竞争性、情境变化的开放性，以及概念衍生对其初始语义的承认问题，概念的竞争性运用导致初始语义与衍生语义之间的连贯性问题。在此基础上，约翰·格雷把概念的争议性进一步分为三种情况，即在事实上引起争议的、可能引发争议的以及在本质上受争议的。唯有第三种情况是哲学、道德和价值规范的形而上设定所引发的，并且呈现出“三张面孔”：核心含义广泛承认但用法上有争议；用法的冲突反映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冲突；不同的世界观之间冲突，无法用经验证据、语言或逻辑推理来解决。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之“实”的差异集中体现在概念之“名”的定义，并以概念的命名为抓手展开争论。

　　因此，约翰·格雷指出，概念在本质上的争议性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情境条件变化。社会政治概念在本质上的争议性是因文化的多样性与历史情境的流变而带来用法的不同，但这种争议可以通过理性和经验的科学方法来理解或化解。其二是价值预设的差异。不同的观察者存在文化结构与价值偏好的根本差异，由此建构的概念框架与理论体系以非理性的世界观和道德视野为前提，是“理性上不可比”的。这种“不可比性”意味着概念的争议源于其建构者、使用者与传播者持不同的世界观带来不可化解的冲突，这完全不同于概念生产与运用的场景变化所产生的争议。这两个原因构成概念建构（包括语词选择、语义赋予以及语用的所指和能指等）及其争议性的两个前置条件，即情境性条件与价值预设性条件。当然，这两个前置条件在概念建构过程中必然关联在一起，不可分割，从而进一步加重概念建构的复杂性与争议性。

　　具体说来，情境性的前置条件是指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因外部的时空变化而限制概念之名的建构。这方面，英美经验主义传统的历史语境主义与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的概念史为典型。虽然二者存在很大差异，但其共同的主张是，概念建构的语词选择与语义赋予都受制于语境。语境是概念产生的具体条件、背景与环境，应该回到历史语境，采用历史方法研究历史文本中的概念。其中，历史语境主义以斯金纳为代表，重新关注近代政治思想史中的经典文本，揭示其诞生时的特定历史情境，通过语境来理解作者选择特定概念的真正意图及其所赋予的特定意义。同时，概念是文本作者用于政治行动和参与同时代人立场争论的“武器”，受作者所处时代的时代背景、语言习惯和焦点问题影响。因此，语境决定问题、语词、文本、作者及其对手的诞生，任何概念的建构都无法超越作者所处的时代。斯金纳指出，不仅要关注经典文本中的核心概念，还要重视诞生时期散落在不同文本中的诸多社会政治词汇，追问作者为何当时选择特定语词来作为其建构核心概念并赋予特定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概念建构都不可避免是特定场合和特定意图的产物，都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而试图超越其特定背景来理解概念，“都是很天真的”。

　　同样，德国的概念史传统也关注概念建构的语境问题，但把语境理解为社会结构；也关注经典文本的概念建构，但更重视大众报刊和辞书所建构的日常生活概念。在科塞雷克看来，宏观社会结构的断裂与连续都反映在微观行动层面的特定概念，概念的语义变化承载并展示思想观念的变迁，由此感知到社会政治各领域的变迁压力。但是，概念的建构及其变迁相对独立，与社会政治结构的历史变迁并不同步，即“同时的不同时性”或者“不同时的同时性”。这意味着，相对于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而言，有些概念属于经验范畴，但已经过时了，用以对过去历史的反思和批判；另一些概念却属于期待范畴，尚未进入社会生活实践，却早于社会政治事件的发生，提前预感和呼唤新时代的到来，引领时代变迁的进步方向。因此，概念建构必须纳入宏观社会政治结构的整体进程，并且在过去的“经验空间”与未来的“期待视野”两个范畴之间，定位“现代”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特征，即“期待与经验之间的距离越来越扩大，并且抛弃此前形成的所有历史经验”。具体来说，概念建构既可以选择性采用历史记忆和经验史料，以拉近过去与现在的联系，通过历史的建构来理解现实与转向未来，也可以通过如恐惧、追求、理想与渴望等非体验的想象建构，拉近现在与未来的距离。显然，概念建构承载历史，历史变迁沉淀于概念，通过概念来把握特定时代整体的结构性变革，以理解社会生活不同领域与社会各阶层在历史变迁进程中的不连贯性或连续性。这是德国概念史对语境条件的重视方式及其分析路径。

　　价值预设性的前置条件是指，研究者因所处文化结构与个人偏好而选择特定的价值立场，由此成为概念建构的价值预设或先验条件。西方政治学领域较早接受韦伯提出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或“价值中立性”，在经验领域似乎不涉及形而上的价值问题，相应较少讨论对其概念建构有决定性影响的价值预设问题，政治科学甚至完全拒绝价值观念的主观设定。实际上，在历史学领域，肇始于兰克的现代史学存在价值预设的传统。兰克强调“直如其书”，“忘却自我”地如实记录历史，旨在从局部来准确把握整体历史进程。之所以如此，在于对“上帝”的设定——历史学家唯有以客观普遍的方式才能“直觉”到“上帝之手”。因此，上帝作为一种神秘力量，隐藏在历史事实背后，指向历史普遍进程。当然，后来发展出实证史学的方法论派抛弃兰克的“上帝”预设，放弃德国观念论传统思辨抽象的形而上学预设，只接受严格考证史料的客观标准。然而，价值预设问题从未停止过争论。

　　布莱德雷用外来的德国观念论来批判英国内生的经验论与功利论传统，并指出：“批判的历史学必定有一种前提假设，这种假设必定是法则的一致性”， 旨在揭示隐藏在历史事实背后的判断与预设。这种预设已经不是德国历史主义传统那种抽象神秘的形而上学预设，也不是科学方法层面的假设（hypothesis），而是研究者在进入具体议题研究之前所持的道德基础、价值观、世界观等社会阅历与经验认知。这意味着，布莱德雷把德国观念论传统的神学和形而上学设定转换为英国经验实在论意义上的前提假设（presupposition）。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其研究者所持的经验认知与价值偏好并不进入科学研究过程，但无不决定性地影响到研究问题的设定、概念框架与视角的确立、经验材料的选择与研究的发现。

　　然而，在柯林伍德看来，布莱德雷的“前提假设”只是研究者主观上独特的自我意识与生命体验，不能“共享”。据此，他主张把前提假设引向客观世界，而由相同的文化、教育、宗教信仰、政治制度与社会习俗集结为共享的“形而上学”，成为任何命题的普遍预设，不可实证，却可以感知和直觉。 其实，柯林伍德接继从维柯到黑格尔以及克罗齐的理论立场，突出特定民族的精神特质和文化背景对研究者的认知与思维结构起到决定性影响。也有理论家批评柯林伍德过于强调行动者与观察者的外部结构性力量，弱化了个体行动者的能动作用。沃尔什把“前提假设”（presupposition）转换为“前提条件”（precondition），把“形而上学”视为一套研究者可以自由选择的、关于人性假设的经验或先验设定。每一个思想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偏好来确定研究视角，即“视角主义”，自主选择彼此竞争的哲学观与道德前提，由此“决定性地影响他们对历史的解释方式”。显然，柯林伍德与沃尔什对价值预设有不同理解与侧重，但在外部与内部、结构与能动方面恰恰构成一种互补关系，有助于全面理解价值预设作为前置条件的意义。

　　总之，政治学所建构的社会政治概念本质上存在争议，而引发争议的原因在于两个前置条件，即情境性条件和价值预设性条件。当然，二者在分析策略上分离，并不意味着在研究实践中决然分开，而是可以结合起来。

　　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情境性条件

　　中国政治学界正在有意识建构本土概念，为确立中国特色的概念体系、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担纲重任。然而，在建构概念之前，需要明确厘清“中国政治学”自身时刻面临的两组经典关系问题。其一是“中国”自成一体与中国作为世界一部分之间的关系。如果把“中国”视为自成一体，所建构的本土概念只适合于中国这个独特区域范围的地理环境、社会政治制度与民族精神，只能用来解释中国独特或局部现象，无须考虑中国之外区域的适用性。结果，本土概念难以参与国际学术对话，难以跨文化与社会比较分析，其生命力与影响力也为区域研究所限。如果把中国视为世界版图及人类文明进程的一部分，从全球史的普遍变迁来看中国社会的独特发展方向与面向，不仅提升学术视野和交流范围，还可以更好在世界整体进程中把握局部的中国，让概念建构更充满学术交流的活力，也更有专业的挑战性。其二是中国传统资源与现代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强调中国自身的独特性，还是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联，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建构都需置身现代化进程。把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独特资源带入现代，从现代化视野重审中国传统，或者反过来，用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独特变迁路径来重新思考现代化进程。显然，在时间轴的古—今与空间轴的中—西所搭建的时空坐标系中，“中国式现代化”命题可以成为中国政治学概念建构的情境性条件。

　　从逻辑学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复合命题，来自“中国式”与“现代化”两个简单命题之间互为条件的关联性结合， 不仅推动了“现代化”命题的新发展，也使“中国式”命题呈现新的样态。“现代化”命题在空间上始于近代西欧，在时间上早于“中国式”命题。在“现代化”命题不断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中国式”命题是作为一种现代性反思的自我意识而出现，并对前一命题起到限制、补充、对冲与铺垫的作用。由此，由二者结合而成的“中国式现代化”命题，既不同于西方原初意义上的“现代化”命题，也使现代中国社会不同于其传统形态，走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其中，“现代化”命题是指现代性特征不断实现的过程，而现代性内涵却是不断叠加与扩展的过程。现代性从西欧地方性实践的经验过渡到全球普遍性主导的规范，从而不断脱离近代西欧的历史情境性，逐渐转换成统一的价值预设性，即引导世界迈向民主价值观为主导的未来方向。因此，“现代化”命题作为一个全方位的深刻变化过程，思想观念的追求是理性化和民主化，崇拜对象由上帝转向科学理性，日常生活是工业化与技术化，最终表现为人类自我主体性的确立过程，是不断支配自然与超越历史的过程。“现代化”命题意味着加速抛弃和远离过去，并不断强化先进与高级的过程，其内涵的定义与意义并不明确，甚至还没有确定下来就已经抛弃给历史。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 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 因此，“现代化”作为一个加速奔向未来的“进步”过程，不断普及现代性的共同特征，在不同国家和历史时期有选择性地抛弃现代性的某些特征。同时，在现代化过程中又不断补充另一些特征，从而表现出持续自我反思、否定、放弃与超越的过程，并且在不同国家呈现不同的现代化形态特征。

　　“中国式”命题是在反思与推进“现代化”命题的基础上，经过百年的革命与改革实践才逐渐提出来的。近代中国是被西方列强拽入既定的国际秩序体系，一度努力“向敌人学习”，并主动融入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现代化模式。然而，辛亥革命之后的十年间，连续发生“共和流产”、一战爆发、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促使中国人尤其是共产党人深刻反思西方的“现代化”命题，并尝试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当然，“中国式”命题在内容范畴上包括“中国化”与“中国特色”两个命题，并且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完善。李大钊指出：“俄国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不管外间怎样宣传，我国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来完成”。毛泽东更是通过《矛盾论》《实践论》等一系列著作来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强调以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手段来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并超越西方“现代化”既定命题，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主张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主义结合。这是“中国式”命题的先声。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重新调整“中国特色”的命题内容，用“经济建设”取代“阶级革命”，重新定位“现代化”命题，即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体制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根本前提来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 这里的“中国”是作为特定的地理空间、文化结构与政治秩序，“中国式的现代化”意味着以这些与众不同的“特点”为基础，由此规定了“现代化”的节奏与方向。但在不同时期，对“中国”诸多“特点”的不同侧重带来了命题内容的相应调整，并给中国带来巨大成功。改革开放之后所强调的“中国特色”侧重经济发展，这在20世纪80年代调和了革命与现代化，在90年代统合了对姓“资”与姓“社”、“左”与“右”等基本问题的争论，而且为21世纪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奠定了基础，进而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

　　显然，“中国化”命题的意义在于把各种相互冲突的外来政治思潮进行本土化改造，进而赋上“中国特色”。两个命题的共同特点在于，一方面是包容性强，可以消解和统合各种冲突性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主张，另一方面是始终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同步发展，在遵循世界现代化秩序的共性基础上发展自身特性。然而，两个命题的共同之处还在于，自主性不高，并不是内生于中国文明传统，不能充分反映中国文化沉淀的精神内核，没有奠定一种稳定的、规范的知识体系和观念形态来指导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而是表现出在西化、化西、中国自主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唯有命题陈述形式从作为过渡阶段的“中国化”与“中国特色”转向作为稳定的“中国式”的文明形态，才能实现从失去自主性到重建自主性的真正转换。自主性的重建从经济与政治的现实层面转向文化和精神领域。由此，“中国式”命题作为情境性的前置条件即“国情”，规制“现代化”命题，使“现代化”朝向中国过去与现在所期待的方向发展。

　　唯有将“中国式”作为一个基础性的简单命题与“现代化”命题结合，复合为“中国式现代化”命题，才具有完整而独立的学理意义。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复合命题是“现代化”简单命题的延展。近代西欧提出现代化命题以后，英国与法国通过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的结合获得巨大成功。但是，英国自下而上、法国自上而下，从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路径截然不同，随后美国、德国、日本与苏联分别以“例外论”“独特道路”“脱亚入欧”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导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各自的现代化道路，重新阐释“现代化”命题的内涵与外延，都是该命题与各国不同国情结合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现代化”命题的一个子命题，是现代世界变迁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情境中的表现与结果。

　　从概念建构的情境性条件而言，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建构始终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和经验事实，其合理性依据不可能超出同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需求、社会大众的整体期待。概念建构既发挥归纳性与概括性的作用，总结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总体或局部变迁状况，通过概念来反映中国已经或正在发生的变化，也由此引导中国发展和期待的变化方向。概念之“名”与中国社会之“实”保持同步性与一致性。反过来，情境性条件也决定了社会科学概念、理论与知识本身的新旧与更迭，尤其是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快速发展，并发生巨大变化，任何学术概念都难以从整体上全面描述、解释和分析中国的变化状况与方向。因此，语境决定了语义，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情境条件发生变化，推动着中国社会科学概念建构的发展进程。同样，概念承载历史、现实与未来，而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建构反映并引领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等多维多层的变化与发展。“中国式”的情境性条件决定概念建构的本土性与内生性，而“现代化”的动态进程决定概念建构的变动性与持久性。

　　三、“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价值预设性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情境性条件，更是价值预设性条件，不仅是过去历史沉淀的现实国情与经验实践，更是指向意义、价值、目标的当下任务与未来设定。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包括五个维度的“中国特色”，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贯穿这五个维度并使之关联起来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除第一个维度属于情境性条件之外，其他四个维度及其本质要求都属于价值预设性条件，由此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经验实践及其所设定的未来追求，即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对外扩张掠夺。正是以此价值预设性条件为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在“中国式”母体与基础上生长出来的结果。王国维指出：“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 对于传统中国而言，“道”是人类世界通行的普遍规则与规律，但自“现代化”命题在近代中国获得正当性之后，“道”被时间化与空间化，有了东与西之分、古与今之别，甚至“西”与“今”一度完全碾压了“东”与“古”。但经过百余年的社会政治变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当今中国正在找回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自主性，“中国式”已经不仅仅作为情境性的限制条件，而是作为一种文化秩序和特质的价值预设，强势规制“现代化”命题。

　　“现代化”命题主张与传统秩序拉开距离，并极力奔向美好未来，但“中国式”恰恰包含着把自身文明传统带入现代和未来的意涵。“中国式”命题试图重新衔接传统文明与秩序，按照当下的期待重塑未来，重新定位“现代化”命题的内涵。这不仅部署现代化的方向、速度与节奏，也重新赋予传统以新的认知与意义。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式”是一种发生性和结构性的规制，剥离原来隐藏在“现代化”简单命题所普遍预设的个体化、民主化、自由化等西方价值规范和意义，转而使之重新获得新的内容、形态、生机与活力，从“中国式”出发，以“现代化”命题为手段和路径，指向“中华民族复兴”的终极性命题。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命题蕴含内在紧张，以“中国式”的特殊性消解“现代化”的普遍性，本身是反思现代性的表现与结果，传统不再成为现代的对立面，而是其得以成功展开的基础与可资利用的丰富资源。

　　从概念建构的价值预设性条件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命题为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建构确立中国当下与未来的规范框架。规范框架来自两方面。其一是把中国传统带回到现代化道路。“中国式”命题把传统中国政治秩序和道德规范再现于概念建构。历史沉淀于概念，概念钩沉历史。概念建构让曾经隔断百年之久的中国传统秩序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再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与中华文明的连绵性，让社会大众生活的日常表达学术化与概念化，展示中国底层社会的真实性和现场感。因此，受“中国式”所规制的“现代化”命题为改造国际学术界通行的学术概念，提供中国文明的经验性和规范性支持，使政治学的概念建构真实反映中国式现代化从当下通向未来的独特道路。

　　其二是用中国式现代化的愿景引导现代化道路。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这五个维度都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为现代化实践设定的愿望与目标，为中国与世界的现代化未来指明方向，为人类文明贡献新形态。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建构设定价值基础和特定意义的“轨道”，为中国政治学建构标识性的概念确定价值导向。政治学的概念建构以达成基本共识的政治价值与意义为共同导向和准则，为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概念体系提供价值预设的前置条件，由此可以在根本上区别于西方基于其自身价值基础而确立的政治学概念。由此，“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价值预设性的前置条件，不仅带来传统规范与秩序的经验基础，还确定共同的未来目标与愿望，过去与未来共同规制当下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建构进程。

　　结语

　　在政治学的研究过程中，探讨概念建构的前置条件很重要。尽管学术界习惯忽略双重前置条件对科学研究的限制，但情境性条件与价值预设性条件经常搅和在一起，使价值与事实难以分隔。结果，政治学的概念建构始终无法摆脱相互交织的两种矛盾，即明知概念甫一建构就面临时空情境的条件变化而备受争议，但仍一如既往地建构概念；认知、道德与价值观念等非理性立场的偏差是概念理性建构的基础和前提，也决定了概念语义理解与运用的差异性，但往往在概念建构中被忽视了。

　　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建构更为复杂。“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政治学概念建构的双重前置条件：其作为情境性条件，是在时间维度上把中国传统文化与文明注入现代概念，在空间维度把中国事实经验嵌入学术主流概念，使之获得新的语义与语用，参与国际对话与交流；作为价值预设性条件，不仅把现代化进程限制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秩序与道德规范所确定的文明体系，更重要的是，以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与梦想来导引现代化进程的未来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政治学概念建构的双重前置条件，可以完整回答中国知识界百年来一直无法绕过的中西之争与古今之变两个“元问题”。这具体表现为四组关系：现代世界整体的普遍情境与中国局部的独特情境之间，现代世界普遍情境与中国文明传统的独特价值规范及体系之间，现代世界普遍价值共识与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情境之间，现代世界的普遍价值共识与中国未来贡献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无论“中国式”表现为时空情境、文化结构还是个人选择，中国政治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概念建构将始终难以逃避这两个问题与四组关系，而其内在的紧张、分歧或协调关系本质上决定了中国政治学的概念争议性、局限性与生命力。

原文责任编辑：刘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