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日本曾经处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列，但近年来日本的整体研究环境极为严峻，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许多领域，日本学术研究的国际地位都在下降。其中，人文社会科学有被明显忽视的倾向，特别是对日本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最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其衰落之剧，令人扼腕。但真正的学术研究不会在兴废交替中迷失方向。严峻的研究环境，反而能让学者剥去浮华虚饰的外壳，发现研究的真正价值。迄今为止，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的大量研究积累中，包含众多的试错和摸索，从这些试错和摸索中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内容。基于这些先行研究的研究能够产生新的研究成果。本文基于对先行研究的批判探讨，概述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日本的新方向以及今后的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日本学界概况

　　马克思自身的研究横跨以哲学为主的广泛领域，但日本学界却将其作为经济学继承发展，独自展开以经济学为中心的研究，这也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大特征。该特征与日本引进《资本论》的时期不无关系。《资本论》在日本的初译由安部矶雄完成，并连载于1909年的《社会新闻》，但此次翻译的内容只是《资本论》的一部分，首次完成全译的是高畠素之，译文于1920年至1924年期间连载。这段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扩张并开始全面发展经济。为把握经济社会中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关系，日本社会对经济学基础知识的需求日益增长。日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的。

　　20世纪初，日本的经济发展促进了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将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编入当时正在形成的近代大学教育体系这一举措，也促进了其进一步发展。例如，东京大学1908年把经济学科从政治学科中分离出来，并于1919年设立了经济学部。此外，高等商业学校在日本各地的商业中心地区得以设立，高水平的经济学教育机构遍布日本全国。当然，当时的社会普遍认为，培养大量的经济学人才是有必要的。马克思的理论体系运用于经济学的教育，最典型的是京都大学经济学部的“经济学原理”课程。京都大学教授河上肇以《资本论》全3卷为教材，从1908年至1928年共讲授了20年。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便牢牢扎根于大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课程。基于上述历史发展过程可见，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一般被视为大学讲授科目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在全世界看来都是一种特殊状况。

　　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围绕当时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问题，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开展了著名的“日本资本主义论争”。这场论争虽被战时的思想统治镇压，但在战后大体发展为三个学派。第一种学派将20世纪的资本主义定义为“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这一学派将《资本论》视为对19世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描述，认为资本积累持续增加从而产生垄断，垄断资本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该学派的观点与美国学者保罗·巴兰（Paul A. Baran）和保罗·斯威齐（Paul Marlor Sweezy）在著作《垄断资本》中展开的议论重合，这说明20世纪期间，“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大致相当于全世界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解读。第二种学派将日本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的后进性批判为一种“封建遗制”，学者们一边以欧洲的“市民社会”为范本，一边期盼走上进一步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故称市民社会派。相对于重视国家作用的苏联型社会主义，市民社会派更重视个人自由和机会平等等近代价值观，将国家角色定位为协调社会的推动者。近年来该学派与法国的调节学派联合，并进一步接近后凯恩斯学派和制度学派的主张。第三种学派在将《资本论》作为“纯粹资本主义论”进行单独重构的基础上，认为19世纪末以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是“非正统”的研究。这一学派的主张由宇野弘藏（1897—1977）提出，故称宇野学派。宇野学派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历程的把握，将第一种学派（垄断资本主义论）的单线历史把握中遗漏的要素作为“非正统”的证据，这些“非正统”的要因中，包括战后国际货币体制和福利国家的形成等内容。

　　然而，这些导致“非正统”的要因却成为第二种学派（市民社会派）的理论对象，其理论基础必然会与《资本论》背离。第三种学派（宇野学派）通过确保“纯粹资本主义论”在基础理论领域的地位，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同时，探求考察现实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发展的方法。也就是说，从坚持《资本论》作为基础理论的第一种学派和追求现实变化的第二种学派中，仅选取好的部分。由此可以看出，三种学派的观点各有重合之处，但也会相互批判。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高质量丰硕研究成果，是理解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提。

　　不过，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着多样性的基础。例如，现在的后凯恩斯学派和制度学派的研究中，几乎没有马克思的痕迹，但它们依旧能在日本得到发展。当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远不止以上列举出的三种。以置盐信雄和森岛通夫的研究为代表的数理经济学派，以及久留间鲛造首开先河的马克思手稿研究，涉及的思想均未包含在上述三种学派中，但其留下的成果却在今日重新受到关注。在20世纪期间，日本马克思主义流派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盛况。

　　二、现在的主要问题意识及论点

　　然而，20世纪末以后，上述三种学派都各自遭遇瓶颈，开始发生变化。同一时期世界上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都或多或少面临着相同的境遇。与第一种学派在全世界坚守正统地位、第二种学派和调节学派等融合相比，宇野学派是发端于日本的流派，其研究动向可以说是日本所独有的。因此，此部分首先关注代表日本本土马克思主义流派研究动向的宇野学派，并聚焦其近年来的发展，其后关注较为小众的日本马克思主义数理经济学派与手稿研究所取得的突出成果，并尝试涉及贫富差距论与生态论的内容。

　　（一） 新自由主义和全球主义

　　苏东剧变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的相关研究造成巨大冲击。但是宇野学派面临的挑战并不在于苏东剧变本身，而在于当时资本主义本身的变化。在“非正统”的倾向中，着眼于福利国家等非市场化制度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进而展望共产主义的未来，是宇野学派的特征。国家和国际机构在市场运作方面发挥调节作用、市场与市场监管保持平衡的时代下，宇野学派的主张具有现实性。虽然其基础理论“纯粹资本主义论”有时会对《资本论》进行大幅修正，但在经济高速增长期（20世纪50—60年代）和经济低速增长期（20世纪70—80年代）的日本，宇野学派依旧能够获得广泛支持，离不开其基于现实的历史理解。然而，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出现低迷，以经济增长为前提的福利国家体制遭遇挑战，宇野学派的现实性随之急速褪色。随着欧美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日本的普及，国家从介入和调整市场的权力机构，转为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新竞争市场的调控机构，完成了职能的转变。

　　几乎在同一时期，世界经济面貌也发生了变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货币体系从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融汇兑本位制，转为美元与黄金脱钩、不干预外汇市场的浮动汇率制。紧接着，一些备受冷战体制压迫的发展中国家也乘势而上，通过建立新兴市场，实现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长期以来几乎被限制在西欧、北美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迎来了向世界扩展的全球主义机会。这种变化，区别于国家等权力机构强化对市场竞争的介入和控制的举措，不能轻易给其贴上“非正统”倾向的标签。就像宇野曾经对正统历史理解的批判那样，19世纪末以后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发展不能还原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单线发展。同理，20世纪末以后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主义也不能视为“非正统”的倾向。

　　重视贯彻资本主义法则的垄断资本主义论，和聚焦当时体制的市民社会派都未将目光放在对资本主义历史意义的探究上。宇野学派独具匠心，发掘了资本主义曲折发展的历史性意义，为解读20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历程提供了新的方法论。

　　（二） 他律型价值形式理论

　　如果抽象地描述宇野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解读方法，可将其分为两部分：作为解读标准的基础理论建构和背离基础理论的实证分析。以往宇野学派将前者定义为“纯粹资本主义论”，后者定义为“非正统”。如何将这些内容进行重构，日本学界正处于摸索之中，但目前的研究侧重于对“纯粹资本主义论”进行批判性重构。

　　宇野的“纯粹资本主义论”，是将《资本论》作为自我改良的、单一的资本主义形象而重新构筑的理论成果。例如《资本论》，特别是在其第一卷中，揭示了资本积累最终导致贫困化和资本主义崩溃的真相。对此，宇野将资本积累带来经济循环的、伴随着经济危机而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姿态作为基础理论描绘出来，并以此为标准，将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刻意延缓经济萧条，由经济利害冲突转嫁为军事冲突的过程，称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非正统”。

　　如果资本主义历史的曲折发展只有一次，那么固定化的理论模式就足够了。因标准不变，所以能够对转折变化进行准确的分析。但如果出现两次曲折发展，就有必要论述两次过程的差异。固定模式的单一理论无法应用于多样性变化的情况分析，需要一种能够在基础理论内部探讨资本主义变化可能性的方法，即构建一种动态变化的理论。对此，小幡道昭提出“他律型价值形式理论”，其中引发最多议论的是“货币论”。在“纯粹资本主义论”中，资本主义的原理性货币概念被定义为储存黄金。这种理解典型地暴露了在与黄金完全断绝关系的80年代后的资本主义中，原有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局限。甚至有“非正统”论的论者将纸币的不兑换化作脱离资本主义的证据，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了。这种主张等同于放弃了马克思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律型价值形式理论提出，资本主义除了金属货币之外，从原理上来说还可以使用以银行系统为基础的信用货币，有必要将货币概念的变化进行理论化建构。据此，宇野学派发展的新理论，完成了将全球化的现代作为进化的资本主义，以及对从正面进行探讨的批判性基础理论进行重构的尝试。

　　（三） 贫富差距论

　　与宇野学派因现实变化而需要更新方法论相对应，有些学派的方法论反而贴近变化的现实，数理经济学派就是其中之一。它虽然产生了以证明“马克思的基本定理”为代表的重要成果，但在用经济学角度解读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并未确立为一种方法论。数理经济学派仅仅被当作一种特别的处理技巧，运用于对上述学派中例如剥削论、生产价格论等理论的分析。

　　20世纪末以后，数理经济学派与约翰·罗默（John Roemer）等人的“分析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联合，逐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占据一席之地。数理经济学派地位上升的背景之一是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的出现。随着新自由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兴起，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愈来愈大，这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不容忽视的问题。为了抗衡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同轨发展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将贫富差距问题进行理论化的必要性与日俱增。

　　数理经济学派即使运用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相同的手法，也能逻辑性地推导出可能存在的非正当化的贫富差距，因此，需要尽量明确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性质。这一过程的内容，既包括围绕公式化的方向性的讨论，也有对不同集团的灵活性处理方式的总结。例如对传统型的资本—雇佣劳动的阶级论性质的贫富差距论中性别和民族等要素的处理，就可以参考这种一般化的方式。

　　（四） 生态论

　　最后涉及的论点是生态问题。战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扎根于资本主义批评的环境问题研究拥有大量的研究积累，因此脱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就难以谈论日本环境经济学研究。然而，上述的三种流派，实际上都未将生态问题作为主要论点。

　　在战后日本，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起，马克思手稿研究也开始盛行。近年来，从事马克思手稿研究的研究者们将目光聚焦于马克思与生态学的关系上。然而，很难说手稿研究具备了单独的方法论。手稿研究一直强调的是，无论是支持马克思，还是批评马克思，正确的文本解释是一切的前提，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字面意思的探寻，并未涉及更深层面。因此，手稿研究有时被戏称为单纯的训诂学。令人意外的是，尝试将包括手稿类在内的马克思文本进行全面解释的举措，却重新发掘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化过程中被忽略的论点，开拓出前所未有的研究视野。马克思生态学理论的出现，就是这种尝试取得的显著成功。

　　近年来的手稿研究，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版）为研究对象，旨在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行革新。然而，目前为止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偏重经济学领域，强调从整体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性把握，并不能充分考虑到“物质代谢”层面。但是“物质代谢”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视角。特别是在完成《资本论》第一卷后，晚年的马克思明显以“物质代谢”为关键概念，有意识地将资本主义批判的领域不断扩大至共同体的再评价、性别研究以及生态学理论的范畴。从这些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可以一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面貌：在联合体的基础上，将前代的共同体进行现代性重构，并从“去增长”的角度展望共产主义的未来。

　　三、日本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世界地位与今后研究重点

　　虽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日本国内拥有充分的话题深度，但在国际上却鲜为人知，当然，语言障碍也是原因之一。不过，得益于伊藤诚和关根友彦的贡献，宇野学派的理论成果很早就以英文形式传播，并在国际上获得读者的青睐。在他们的努力下，宇野学派的思想主张被母语非日语的加拿大学者罗伯特·阿尔布里坦（R. Albritton）、波兰学者理查德·韦斯特拉（R. Westra）、希腊学者科斯塔斯·拉帕维查斯（C. Lapavitsas）等继承。然而，在笔者看来，他们所立足的“宇野理论”，对日本年轻一代来说早已是过时的思想。原因如前所述，20世纪末以后，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

　　遗憾的是，宇野学派紧跟时代潮流、立足新的问题意识取得的最新研究进展，目前并未在海外得到广泛传播。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一是“他律型价值形式理论”的发展尚未成熟，二是这类新研究方法自诞生以来的研究史未得到充分整理，且未能通过除日语以外的其他语言传播。比如上文提及的“他律型价值形式理论”中的货币论，是基于山口重克（1932—2021）的研究以80年代开始发展的信用论研究成果为前提，近年来诞生的新理论，国外学者却对其发展动向知之甚少。由此看来，填补长达30年以上的研究史空缺十分必要。

　　与现代宇野学派的传播困境相比，引领贫富差距论发展的数理经济学派和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论进行普及的手稿研究，原本就与欧美学界的研究积累相互联系，为国际所认可。但是传播困境的出现，也再次强调了宇野学派的研究是建立在战后日本研究的土壤上的事实。

　　原本宇野学派基于对资本主义“非正统”的历史认识，不仅在经济理论方面，还对包括实证研究在内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展开广泛研究是其最大特征。然而当前最具宇野学派特征的“他律型价值形式理论”还处于摸索中，并未成为一种成熟理论，也尚未表现出以往宇野学派理论的影响力。这是由于新的研究方法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历史认识。因此，需要整合以货币论为首的个别理论领域的研究，将其升华为像资本主义历史理论那样的伟大理论。在笔者看来，这不仅是宇野学派未来的研究方向，也是发展贫富差距论和生态论研究的其他学派应当借鉴的研究道路。揭露现代资本主义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并描绘一切问题解决后的未来世界，这在理论化过程中当然是有必要的。但展望不是空想，必须扎根于现实。例如宇野学派的发展阶段论，展望在联合体的基础上一跃迈进共产主义道路，在现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不切实际的空想。面对堆积如山的问题，当务之急应该思考从何处着手解决。

　　虽然学界对宇野学派的发展阶段论存在许多批评的声音，但笔者认为，宇野学派曾经在相应的历史阶段发挥作用。在处于经济低速增长期的日本，通过革命一举跨越资本主义的粗暴做法并不具备说服力，依靠扩大国家福利制度逐渐接近社会主义的战略，无疑更能引起共鸣。现在看来，这实质上是一个发达国家中心主义的战略，强行让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发展停滞的阶段。然而，作为接近后资本主义的立足点，换句话说，探究现代资本主义“弱环”的构思本身，这一战略似乎并没有太大错误。因此，暂且不论发展阶段论如何，考察当今资本主义在历史视角下具有怎样的特征，首要之务是进行有关历史认识的讨论。现代资本主义中的“现代”，究竟从何时开始，又是怎样的时代，皆是必须言及的问题。这乍一看似乎是比创造严谨的理论模型和构想后资本主义面貌更加琐碎的问题，事实上为了体会上述研究的现实性，历史认识的讨论是对基础性框架进行探讨的一种尝试。

　　近年来的研究趋势与以前相比，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即使同处马克思主义流派内部，相互之间的交流也日益困难。从前还可以将《资本论》作为共通语言，现在的学派却各自提出专业化的要求：数理经济学派必须具备一定的数学素养；研究MEGA必须具备以德语为首的语言能力。专业性研究确实会不可避免地要求某种程度的专业细分化，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派内交流，但是现在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要求展示研究意义以及探索相互合作的可能性。即使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动辄呈现自立门户的趋势，研究者们依旧表达了对进一步强化学术界合作体制的期盼，在承认流派之间差异的基础上，致力于对现阶段的资本主义的把握，孜孜不倦地开展学问研究。

　　结语

　　20世纪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除了正统的垄断资本主义论外，还包括市民社会派和宇野学派等不同学派。进入21世纪后，宇野学派提出新方法、谋求新发展，除此之外，数理经济学派和手稿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由此可见，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也富有多样性。特别是战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启发了人们自由思考的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引领着20世纪的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日本学术界，所有领域都能看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痕迹。与20世纪的百家争鸣相比，不得不说现在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向心力有所降低。但是，21世纪的学术研究继承了拒绝教条主义的学术姿态，并不断引发新的研究领域。当然，其中还存在很多未解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今后更加需要加强国际性知识合作。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们依旧期待着学术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期盼着马克思主义研究日益兴盛的未来。

　　本文注视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薛刚 王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