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是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Kuhn）首先提出且在其后期研究中愈加重视的命题，其指的是不同的研究“范式”（paradigm）之间无法通约，或者说彼此使用的术语和概念是不可翻译的。而作为更基础的概念，“范式”一词同时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代表某一科学共同体所共享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等特征；二是解答科学问题时所采用的模型和范例，即“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作为经济学的两个新兴分支学科，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虽然关联紧密但在范式上存在显著差异，二者的通约性成为本文的主要关注对象。之所以要从科学哲学的高度强调两个学科的区隔以及二者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特征，实是为了把比较研究的深度推至逻辑的极限，以揭示隐藏于表层相似性下的最本质的方法论差异，从而可以为二者乃至经济学整体的学科发展提供一定的方法论指引。

　　在经济思想史上，从古典经济学转入新古典经济学就是一种典型的范式转换，双方在很多方面都无法通约。而在当今经济学界，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一向被视为非常具有亲缘性的两大新兴学科，故二者按照一般的学术认知似乎是可完全通约的。部分证据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颁发给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卡尼曼（Daniel Kaheman）和史密斯（Vernon Smith），而一些丛书和学术期刊也经常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并列。

　　当然，如果比较的对象是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则二者明显具有某些重要的观点交集，而这些共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并不存在，这可能是很多学者更加强调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共性的主要原因。但实际上，二者仍然在诸多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总体来说，典型表现为：实验经济学既不认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个人的真实行为规律），更质疑行为经济学所进行实验的内部有效性；行为经济学则主要批评实验经济学家们实验室实验的外部有效性。所以，两个学科的研究范式并非完全可通约，双方实际上是既有紧密联系又有明显差异的两种范式。二者的差异体现了库恩所说的“局部不可通约性”，或者反言之，两个新兴学科之间只具备有限而远非完全的可通约性。

　　许多国内外文献已经讨论过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显著区别。本文在已有文献基础上的一个边际创新在于借助科学哲学工具箱中的概念和模型，从科学哲学的视角和高度来探讨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异同，进而尝试回答如下兼具哲学和经济学意蕴的问题：（1）从内在原因看，为什么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虽然是非常有亲缘性的学科，但实际上却又有着明显的范式差异，从而二者只拥有有限的可通约性。（2）从外显特征看，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在思想起源、学科定位、实验目的、“异象”处理、意识形态特征、政策导向等方面的不同，在何种程度上契合了判定范式间不可通约性的三项要旨。（3）如果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在范式上不可完全通约，那么又该如何看待双方在未来共同合作以取得科学进步的前景呢？

　　二、为什么不可完全通约：思想史回顾和内在原因分析

　　为了说明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之间是否可通约，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是两个新兴学科各自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按照库恩“范式”的语言，提问的方式就应该是：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到底算不算对传统经济学的科学革命？所谓“科学革命”，是科学进步并非来自累积而是来自竞争的观点的极端体现：常规科学积累大量其无法回答的异常现象而出现危机，最终导致新旧范式之间的转换。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之于主流经济学来说是否推动了科学革命，即主流研究范式的转换？此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两个新兴学科才会都有显著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范式特征——这是二者之间具有较为完全的可通约性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至少二者之一必然与传统的经济学范式有更紧密的可通约性。

　　回顾自古典经济学以来的经济思想史不难发现，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都曾长期为主流经济学界所不容。我们先来回顾行为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在思想史上的关联，因为行为经济学看起来似乎比实验经济学略为幸运，前者可以在经济思想史上找到更多的前辈足迹，但是这种“幸运”并没有减轻其所感受的主流经济学的压力。

　　思想史上的行为经济学遗迹可以追溯至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同情”，而这种心理机制是避免市场竞争恶化为逐底竞争的自我约束的来源。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庇古（Arthur Pigou）、费雪（Irving Fish）、凯恩斯（John M. Keynes）等二战前的著名经济学家也都在自己的理论中引入过心理学的内容。

　　心理学被经济学拒绝的重要转折点是罗宾斯（Lionel Robbins）在20世纪30年代初发表的《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心理学当时被认为不够科学，人的心理变化尚无法实证测度,所以按照当时流行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划界标准，经济学中的心理学因素显然会阻碍经济学成为硬科学的努力。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初，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一文中用“好像”（as if）的修辞为“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假设做了巧妙的辩护，经济人假设是否符合心理学的真相在方法论上变得无关紧要，因为经验上需要检验的是根据经济人假设（assumption）所推导出的假说（hypothesis），而不是假设本身。虽然弗里德曼的观点遭到了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等人的反对，但忽略心理学因素仍然是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家一条公认的方法论原则。

　　实验经济学在经济学界的边缘化一度比行为经济学更为严重，因为其早在古典经济学阶段就被否定，而在近代也遭到过主流经济学和非正统学派的一致质疑。几乎所有古典经济学家都否定经济研究的可实验化，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小穆勒（John Mill）：经济学作为道德科学的一个分支，其区别于多数自然科学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无法做“判决性实验”（critical experiments），“因为道德科学中的影响因素非常广泛，我们十分缺乏改变实验条件的手段”，故经济学家无法保证其他条件不变（ceteris paribus）——这是判决性实验的先决基础。

　　否定实验可行性的观点并没有因为经济学从古典阶段进入新古典阶段而有任何改变。弗里德曼认为：“在社会科学中，我们极少能用目的明确的实验，在消除了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干扰影响后，再对特定预测进行检验”。弗里德曼在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政策上的论敌萨缪尔森及其合著者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同样相信：“经济学者在检验经济规律时没有这样优越的条件。他们不能从事化学或生物学家的控制下的实验，因为他们不易控制其他重要因素”。不仅是在主流经济学家中间，非正统学派也不乏否定实验的声音。奥地利学派的第三代领袖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就认为，在经济学领域“我们无法借助于实验的方法，也不能进行实验。我们从来不能享有其他所有因素不变而观察惟一一个因素发生作用的便利”。

　　同样遭到主流质疑的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之间存在一种在学科发展上合作的自然倾向，因为二者共享着方法上的契合之处——双方都赞同以实验作为研究工具。虽然有着不同的实验目的和理论兴趣（实验经济学家关注市场制度引导个人行为所形成的市场均衡；行为经济学家关注个人行为如何系统性地偏离了经济人假设），双方进行的实验仍然大体近似。双方实际上都承认：主流经济学需要改革，而实验是罗宾逊（Joan Robinson）夫人所描述的经济学的“工具箱”——经济分析所用的方法的集合——中的新设备，有助于完成改革的使命。然而，双方在学术上的合作也并非毫无摩擦，致力于共同开展研究的计划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最终流产。实验经济学的代表如史密斯和普洛特（Charles Plott）曾对行为经济学的议程和实验结果提出过严厉的批判，而一度视实验经济学为盟友的行为经济学家如罗文斯坦（George Loewenstein）也做出了激烈的回击——虽然仍承认“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有很多共同之处”。从学科的自我定位上来看，实验经济学家更近似于新工具制造和完善者，这一学科与计量经济学一样有更强的工具导向。换句话说，实验经济学家更像是主流经济学的渐进改革者,甚至是带有维新倾向的支持者。实验经济学家的维新不仅体现在工具层面，也体现在他们对市场制度的研究证明了有效市场所需的条件远小于瓦尔拉斯（Léon Walras）模型的设定，当然,实验经济学家也为有限理性、社会偏好等非传统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行为经济学家则更像是新的世界观的提供者和方法论上的兼容并蓄者，实验只是行为经济学家可以选择的工具之一。所以，行为经济学家更接近于主流经济学的激进革命者，其所建构的理论更具有科学革命的色彩。

　　于是，在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上，实验经济学正在成为主流经济学标准工具的一部分，而几乎没有要成为抗衡,甚至取代主流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的迹象。实验从一开始就被广泛用于检验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假说尤其是市场竞争的有效性，这是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和史密斯开展实验研究的理论起点。实验经济学家的工作从本质上并非为了颠覆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硬核（hard core），而是要修缮主流理论的保护带（protection belt），所以“认为实验对经济学的贡献仅在于颠覆正统理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特别是，对不同市场制度的性质进行实验研究，通常已经成为一种对主流理论发展的补充”。例如，史密斯证明市场效率并不需要如完全竞争模型那样假设完全信息，相反，“竞争性均衡概念在私人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可以最好地预测行为”。

　　在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上，行为经济学的态度则与实验经济学相反，正如凯莫勒（Colin Camerer）所说：行为经济学有潜力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替代者，“行为模型应该逐渐取代基于严格理性的简单模型，……这样，现在被视为经济学中至关重要的严格理性假定，将会退化为一种有用的特例”。又如，塞勒认为，行为经济学是一种特殊的范式转换或科学革命，因为其体现了朝着经济学的传统范式的回归——回到斯密的传统和费雪、凯恩斯等人确立的研究方向，故“‘行为经济学’一词终将从我们的字典里消失。整个经济学会像本文所希望的那样包含了行为因素”。

　　通过对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思想历程的回顾，我们可知，双方无法完全通约的内在原因可以归结为逻辑递进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双方来自不同的基础学科，拥有各自独立的学术传统。实验经济学的先行者们都来自经济学传统，且彼此之间有明确的学脉渊源。垄断竞争理论的建立者张伯伦同时也是实验经济学的先导，曾经作为学生参与过张伯伦教室实验的史密斯在多年后意识到了实验的意义并投身其中。实验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贡献者和辩护者普洛特则是在史密斯的影响下开展相关研究的。因为非合作博弈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泽尔腾（Reinhard Selten）开创了实验经济学的德国学派，虽然其关注点（从非合作博弈理论出发更关注个体理性）明显不同于史密斯，但他也明显地受到张伯伦的影响。与之不同，早期的行为经济学研究者——如二战前的瑟斯顿（Louis Thurston）与二战后的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特沃斯基（Amos Tversky）——都是心理学家出身。而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又可以视为原本经济学专业出身的塞勒的导师，这使得塞勒很快就接受了心理学的传统，也就难怪“经济学+心理学”被接受为行为经济学最通俗的定义。

　　另一方面，基础学科的不同导致基本问题意识的差异，进而产生双方在学科功能定位，尤其是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关系定位上的分歧。早期的实验经济学研究明显反映了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尤其是竞争市场理论的影响，实验经济学家们设计各种市场制度以检验可否达到有效率的均衡，并获得了很多超越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关于市场和制度方面新的认识。此后，普洛特关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实验室实验，泽尔腾、罗思（Alvin Roth）基于非合作博弈和合作博弈而设计的实验，所要讨论的也都是经济学传统上的核心主题——均衡的可得性、唯一性和最优性。由于要回答的科学问题仍然是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严格意义上的实验经济学家只是新古典经济学有保守性的维新者，最大的贡献在于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检验工具。

　　早期行为经济学的工作则集中于对冯·诺依曼—摩根斯坦期望效用理论的建设性批评。对期望效用函数的批评从20世纪50年代初即已开始，而被广泛认可的替代性的决策模型迟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出现。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讨论了风险条件下的决策，塞勒的“心智账户”（mental account）模型则分析了无风险状况时的决策。行为经济学家们按照心理学的传统将期望效用理论视为“规范性”（normative）模型，而自己的理论则是“描述性”（descriptive）模型，前者回答的问题是个人在决策时“应该”如何进行理性选择，后者则描述了真实的个体在面对选择时“实际”如何行动。显然，行为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在挑战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根基，故其不仅是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模型，更创造了一种备选的世界观。

　　三、范式比较：不可完全通约性的外显形式与判断要旨

　　如前所述，分属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在各自学科的思想基础（学科渊源）、问题意识（研究主题）和功能定位（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上有明显区别，而这些内在原因的差异会在具体的科学研究中导致范式上的外显特征的区别。

　　首先是实验设计维度的外显差异。实验经济学家以实验作为唯一研究工具来定义自身学科；并且，实验经济学家在实验室（lab）实验中更强调实验过程的“可控制”和“可重复”，即他们更看重实验结果的“内部有效性”（internal validity），但“外部有效性”（external validity）的相对缺乏则是实验室实验易于被诟病之处。虽然近年来实验经济学家已经开始通过引入专业被试替代学生被试等方式来化解关于实验室实验“外部有效性”的质疑，但这只能回答实验室中产生的结果对于不同被试群体来说是否具有一般性，而无法回答人的行为在实验室环境和真实世界环境之间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或许实验室实验和实地（field）实验在结果上的近似性可证明前者也具有外部有效性，或至少个人在实验室内外的行为差异是定量而非定性的，但这似乎并非实验经济学家在实验方法上有意设计的结果。实际上，为了进一步强化实验的内部有效性并提高实验结果所具有的一般性，实验经济学家们推崇在实验设计上保持“情景中性”（context free），以避免被试者受到无关因素的干扰（这类似于自然科学对实验环境的要求）。

　　对于行为经济学家来说，实验只是研究工具之一；而且，行为经济学家认为实验的设计没必要过于刻板，他们更加看重的是实验结果的“外部有效性”。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类实验”（economics-style experiment）的研究对象是有自由意志的个人，而不是自然科学中的无意识的原子，所以行为经济学家在实验设计中不仅没有回避情景，反而主动研究情景。虽然“情景依赖”（context dependence）会削弱实验结果的一般性，却会促进实验的外部有效性。按照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哲学观点，人类的知识和行为只有在特定的情景下方可理解，而纳入情景因素本是经济学家固有的思维模式。

　　其次是被试者维度的外显差异。对于实验经济学家来说，被试者是实验的材料，检验市场的效率才是实验的目的。实验经济学家承认个人可能会偏离理性，但是市场竞争会在整体上消除这种偏离，个人行为的“异象”可以经由数次重复的学习过程而消失或至少大幅度下降。通过在实验设计上引入多轮重复，实验可以模拟个人在市场中的学习过程，最终达成符合理性的均衡结果——这种整体层面的理性被称为“超级理性”。在实验经济学尤其是史密斯的研究中，人类知识的学习过程非常重要，故所谓的超级理性实际上源于“生态理性”，这里的“生态”一词“用来描述由规则支配的、自主调节的秩序出现的结果”。

　　在行为经济学家那里，个体的行为规律是实验研究目的本身。如果出现大量偏离经济人假设的显著“异象”（anomalies），就意味着真实的行为规律系统性地偏离了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给出的规范性表达。行为经济学家相信，实验经济学家所持有的“市场会消除异常行为的想法说明人们并不了解市场的运作”，追求利润最大化会激励厂商利用消费者的心理偏差来“钓愚”。并且，很多行为无法通过多轮重复来学习和积累经验，例如选择大学和专业、结婚、买房子，等等。甚至反复学习也不见得能让情况变得更好，经济学家在预测经济走势时已经重复过无数次失误了。相映成趣的是，实验经济学家则讽刺行为经济学家纠缠于肤浅的个体理性选择问题，而没有关注真正的经济学问题——“人们为什么能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达到社会经济产出均衡”。

　　最后是政策应用维度的外显差异。任何改变世界的努力都是在一定的关于如何认识世界的理念的指导下实现的，而决定理念的既有科学层面的事实因素，也有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因素，且事实与价值相互缠结（entanglement）。

　　正如前文所述，实验经济学源自经济学传统，行为经济学则来自心理学传统，学科起源所形成的“路径依赖”不仅影响了双方在技术层面的发展，也左右着二者的政治意识形态。实验经济学之父史密斯信奉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另一个代表人物普洛特是公共选择的奠基人——布坎南（James Buchanan）的高足，其政治倾向不言而喻。相反，行为经济学家在政治哲学上主张“自由父爱主义”（libertarian paternalism），这源于他们发现人的行为只具备有限的理性和自控。

　　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极大影响了实验经济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的政策倾向。以制度的作用为例，实验经济学家相信市场自发秩序的有效性，认为通过在交易过程中的反复互动交流，市场制度“仅仅依靠非公开信息和现存的市场机制提供的信息就可以有效达到均衡结果”。实验经济学之父史密斯关于市场的知识传播和学习功能的认识是：经由在市场中的人际交往，“人们可以无意识地学习到很多规则和经济社会技能规范”，从而使得对原本分散的默会知识的利用成为可能。在频谱拍卖、器官移植匹配等领域的政策成功体现了实验与市场相结合所创造的政策红利，相关的政策应用都提前在大量的实验室实验中完成了风洞检验。

　　相较于实验经济学家，行为经济学家更推崇“建构理性”。因为现实世界（而非新古典的假想世界）中的个体选择可能系统性地违背自身的利益，所以就更需要政府深思熟虑地设计出一套激励机制，且激励机制要适应人的真实行为规律，以便克服有限理性和有限自控所造成的福利损失。行为经济学最典型的政策应用是在养老金等领域使用“助推”（nudge）的制度设计，如把缴纳养老金设定为劳动合同的默认选项（减少不缴纳养老金的情况），又如根据未来的工资上涨自动增加养老金缴纳数额（减少养老金缴纳额金额不足的情况）。这种机制设计之所以被称为“自由父爱主义”，一是因为其是站在局外人的角度试图改善当事人的福利，所以是父爱主义；二是因为当事人随时有选择退出的自由，所以仍不失自由主义。由于取得了良好的政策效果，行为经济学尤其是“助推”的理念已经对英美等一百三十多个国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产生了影响。

　　按照以上所述，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范式差异可以从内在原因（决定因素）和外显特征（构成因素）两个层面来梳理，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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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上所述，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可以很好地契合库恩所提出的判定范式间不可通约性的三项要旨：

　　其一，“竞争着的范式支持者对于候补范式所应借鉴问题的清单看法不同”。就是说，属于不同研究传统下的科学家所秉持和看重的科学定义和理论评价准则是不同的，这导致了他们对于什么是重要的科学问题的不同看法。所以在从经济学的一个子学科跨入另一个子学科后，某些科学问题会同对它们的解答一起消失。

　　在这项要旨上，实验作为一种严格的经验检验工具，其所要检验的对象，或者说所看重的重要科学问题并不是个体行为的“异象”（虽然实验经济学家有限地承认这种“异象”的存在），而是市场的各种不同制度安排能否带来经济理论所定义的整体效率——传统的经济学问题。而与自身的心理学起源及其所代表的问题意识有关，行为经济学将真实行为相对于经济人假设的系统性偏离视为重要的科学问题。行为经济学对人的理解不同于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反而接近于从斯密到小穆勒时代的古典经济学：个人既是中立的旁观者，也是社会动物，故个人的选择同时受自身利益和社会规范的驱动。

　　其二，“在新的范式中，老的语汇、概念和实验彼此之间有一种新的关系。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两个互相竞争的学派之间存有误解”。于是，在经济学的不同子学科、学派和经济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之间，同一个经济学概念的含义并不相同且不断演化，故不同的子学科在交流时存在概念翻译上的困难，比如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很多概念很难直接转译甚至已经消失。

　　以如何应用“实验”和是否一定要应用“实验”为例，可以理解在实验经济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的“误解”——实验对双方来说有不同的重要性甚至内涵。一方面，“实验”是实验经济学家唯一的研究工具。这一工具早期单指实验室实验，近年来引入了随机控制的实地实验等形式。行为经济学则是方法论的折中派和杂家，除实验外，他们也经常通过问卷调查、电话访谈乃至对市场公开数据的直接观察（如观察股票市场的波动）等方式来获得经验数据。另一方面，实验经济学在实验设计上有非常严格的方法论规定，如根据引致价值（induced value）理论，被试的激励需要满足非餍足性假设；相反，行为经济学家反对关于货币激励效果的过高估计，“假设性问题”（hypothetical problem）在行为经济学的实验中大量存在。

　　其三，“竞争着的范式的支持者在不同的世界中从事他们的事业”。虽然不同学派和子科学的经济学家们注视着同一个世界和同一类经济现象，但是由于他们都是有意识地借由既定的理论透视镜来进行观察，他们实际所看到的东西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希望看到的，故观察到的要素及要素间关系必然会有明显不同。

　　实验经济学家希望看到的是一个通过自由自发的竞争促进有效率的市场均衡的世界。所以，实验经济学家研究的是市场制度整体层面的理性而不是（以经济人假设来刻画的）个体层面的理性，故被试者只是实验过程中的工具人（史密斯认定“被试是否‘理解’并不影响结果的有效性”）。相反，经济人假设是行为经济学家直接的批判对象，塞勒的贡献就被概括为对经济人假设的三项纠正——有限理性、有限自控和社会偏好。行为经济学家不同意实验经济学家的多数“异象”会随着个人的重复学习而消失的观点，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需要在市场之外借助政府的有形之手来维护（有限理性和有限自控的）普通人福利的世界。

　　余论：在维新与革命之间寻求经济学理论的进步

　　从经济学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可否通约这样一个简单的是非判断题，而是要在维新与革命之间获得平衡，进而寻求经济学理论的进步。正如库恩以来科学哲学界对理论的认识论转向：评价理论范式或许不该根据绝对、刻板和统一的标准，而应该是转向以各种理论范式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成果来论英雄。依此态度，则对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未来在理论和政策领域的前景可有下述两个方面的展望。

　　一是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至少在短期内还不可能取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当考察不同范式时，虽然会遇到库恩所说的套用评价标准时的两类困难，但可以按照更具实用主义的视角，比较范式在解决理论和政策上的科学问题时的进步性——范式的解题有效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在增强还是在萎缩。按照进步性的标准来看，实验经济学的进步更多局限在经验检验工具层面，而行为经济学在进步的同时仍然缺乏统一的框架。

　　与此同时，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在很多经济问题上仍然在进步——保持着很强的理论拓展和政策分析能力（虽然与行为经济学给出的理论解释和政策含义可能完全不同）。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传统中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原则并非绝对的一成不变（如经济思想史上发生过主流经济学对奥地利传统、瓦尔拉斯传统、凯恩斯传统的不断吸纳融合），而是在库恩所想象的激进的科学革命之外，还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而自发的渐进演化（主流经济学家对实验方法和行为因素的日益宽容就是一个新例证）。由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仍在进步并在某些领域保持着解题上的相对比较优势，所以正如史密斯试图通过援引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所表明的：“在更好、更新的理论出现之前，所有学科的科学家都会简单地将那些证伪证据忽略，理论选择是基于机会成本的，而不是基于证伪主义者的绝对标准”。

　　二是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有进一步融合，从而相互促进的潜力。范式间的比较并不取决于“理论在绝对意义上多么有效或多么进步，而是与其竞争理论相比较它的有效性或进步性如何”。然而，如果两个展开比较的范式是像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一样，分别在不同的领域表现了更强的进步性，则又当如何呢？

　　实验经济学家向来注重对实验规则做更为严格的方法论规定，由此实现了经验检验在实验室内的“可控制”和“可重复”，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实验的内部有效性问题，并借此批评部分行为经济学实验。同时，行为经济学家一直在质疑完全追求情景中立和强调货币激励的实验设计的外部有效性。然而，对于工作多有交叉且很多学者自己也无法界定归属的两个学科来说，双方合作发展的潜力远大于彼此抵牾的阻力。例如近年来，随着强调随机对照设计的实地实验的广泛开展，内部和外部有效性的权衡有愈发折中的趋势。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周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