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社会变迁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终极动力。具有系统性意义的新要素介入世界政治活动后，必然对国际体系运行和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方式产生影响，从而推动新议题、新模式与新理论的诞生与发展。这些超越原有理论范畴的新变化，促使国际关系研究者反思既有理论叙事，尝试通过创新研究提供更加合理的理论解释。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人工智能技术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至今已有近70年的历史。 然而在21世纪之前，人工智能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并不凸显。因为国际关系学科关注的时空维度相对较为宏观，主要研究内容指向主权国家、国际组织等空间内最为宏大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只有当某种前沿科技能够作为一项系统性要素，对现行国际体系运行产生较大影响时，才会进入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视野。虽然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少数具有前瞻视野的国际关系学者曾试图将人工智能议题引入国际问题研究，但由于技术本身的局限性，该议题在学科内部并未产生太大影响。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海量数据使得人工智能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算法加持下，多层神经网络（Multilayer Neural Network）等许多已有数十年发展历史的技术工具展现出巨大力量，掀起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第三次浪潮，人工智能技术跨越了产业化的门槛。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随着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及其影响的扩散，人工智能逐渐显现出国际体系中系统性变量的特征，关于人工智能议题的国际关系研究随之应运而生，这也是国际关系学科从自身角度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影响作出的回应。

　　在这一领域，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与来自世界各国的竞争者几乎同时起步。凭借对时代的敏感性和积极的创造力，以年轻一代为主的中国学者在这个充满未知与挑战的议题领域开展了自发的探索，在较短时间内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本文以中国的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作为对象开展学术史意义上的梳理，结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矩阵的发展，提出关于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发展的粗浅建议，以期待抛砖引玉，进一步引发学术界对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的关注。

　　一、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的源起与进展

　　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的出现并非孤立事件，从更广域视角来看，它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21世纪围绕前沿数字技术展开系统性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21世纪以后，与互联网有关的新兴数字技术进入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视野，很快吸引了广大中青年研究者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形成了具有持续性和阶段性特征的研究浪潮。第一波研究浪潮出现在2010年前后，主要围绕互联网技术展开，以安全和发展为核心主题，最终形成了网络安全和数字经济两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研究方向。 第二波研究浪潮发轫于2014年，承接了前一阶段关于数字空间特征的讨论成果，在此基础上重点关注大数据技术的重要意义，深入挖掘大数据技术在外交领域的影响，并积极尝试运用大数据实现研究方法与研究思想的革新。 诞生于2017年的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是这场浪潮的第三波，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人才积累等方面，它与前两波研究浪潮具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同时，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特殊性质及其影响的扩散性特征，新生的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又展现出了自身鲜明的特色。

　　上述三波研究浪潮并非相互取代的关系，网络安全、数字经济、大数据议题研究仍在蓬勃发展，它们与人工智能议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协同进步。此外，以区块链、量子科技等前沿数字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新研究议题已崭露头角，假以时日必将形成新的研究浪潮。以上这些所有波次的研究浪潮共同构成了数字技术国际关系研究的方向，它们代表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新时代向着未知领域的持续拓展，不断更新着国际关系学的学科边界。

　　作为数字技术国际关系研究体系中的一部分，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在数字技术议题网络中的定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发展方向与研究路径。2017年7月，《世界经济与政治》刊发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董青岭教授的一篇文章，题为《机器学习与冲突预测——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跨学科视角》。该文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首次涉足“机器学习”相关议题的成果，中国的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就此展开。 如果仅从个人学术发展轨迹来看，董青岭教授在此刻创作该文更像是在他既有研究体系上的进一步延展。作为数字技术国际关系研究第二波浪潮的代表人物之一，董青岭教授一直致力于探索大数据技术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应用。他将机器学习作为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冲突预测，更多地展现为个人在方法论层面的新认知和新尝试。

　　不过，把这一时刻置于整个数字技术发展进程中，我们又能看到这一事件背后深刻的必然性。2016—2017年，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生活层面全面展现了其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展现不仅体现为在资本市场取得的成功，更体现在世界主要大国对人工智能态度的深刻转变。2016年，美国奥巴马政府高调布局人工智能，先后出台了三份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政府报告，宣告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竞赛正式启动。几乎在同一时间，以徐匡迪院士为首的一批科学家提出“启动中国人工智能重大科技计划”的建议，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并迅速取得进展。2017年，国务院正式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并对2030年前的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进行了系统规划和部署。 可以说，到此刻为止，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具备了成为国际关系研究对象的必要条件。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际关系层面的价值远不止于此。2016年底的美国大选堪称近年来最为波谲云诡的政治事件，关于操纵选举的各种流言甚嚣尘上，最终以“剑桥分析”事件的爆发为标志，揭开了在政治活动中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冰山一角。 敏锐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成为影响国际政治活动的重要现实因素。如果忽视这一因素，将有可能面临不可预见的风险。

　　正是在这种现实需求的推动下，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界开始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影响展开深入研究。作为对现实敏感度较高的学科之一，国际关系学科也在积极尝试对其作出回应。例如，从2017年9月开始，华东政法大学高奇琦教授围绕人工智能议题撰写了多篇理论文章，主要依托世界政治视角，充分考虑中国的时代观、发展观，对中国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深入讨论，这也开启了从学科理论视角开展人工智能议题讨论的路径。 国防科技大学朱启超教授团队也从这一时期开始探讨人工智能技术与深度学习算法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及影响。 另外，还有学者尝试对人工智能技术在美国大选中的应用进行个案分析。

　　2018年1月，笔者在《外交评论》发表了题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走向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的文章。 该文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首篇正面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对国际关系影响的学术论文。笔者在文章中初步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系统要素对国际体系可能产生的影响，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四个维度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变迁给国际关系领域带来的重大改变。从当下认知来看，该文许多看法过于乐观，对人工智能影响的路径分析略显粗糙。但该文的发表并引发关注本身构成了一个重要信号，标志着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人工智能议题的讨论即将全面展开。

　　事实证明，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议题在2018年迅速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热点，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价值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相关研究出现突破式进展，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现，相对稳定的核心研究群体初步形成。

　　从2018年夏天开始，与人工智能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在专业期刊上大量涌现，多份主流学术刊物有意识地组织了人工智能专栏，以推动研究议程的拓展。根据中国知网的数据统计，在2018年的中文学术刊物中，围绕人工智能主题的国际关系类科研论文超过了20篇，数量提升趋势明显。首批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成果整体水平较高，充分展现了研究者深厚的理论水平、新颖的分析视角以及独特的研究方法。其中，《中国社会科学》《国际观察》《国际展望》和《当代世界》等学术期刊尝试从多角度系统呈现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各个侧面的影响。 此外，与人工智能议题相关的学术专著也在这一年问世。最早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的两位学者在这一年出版了与人工智能主题相关的著作。其中，董青岭的《大数据与机器学习：复杂社会的政治分析》继续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视角分析人工智能问题，探索如何通过机器学习工具分析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高奇琦的《人工智能：驯服赛维坦》则主要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对未来社会的影响展开分析，通过案例阐释人工智能技术的现实影响。

　　之所以对2018年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给予高度评价，是因为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通过合理的议题设计，覆盖了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参与的大部分领域，对国际体系、战略态势、全球治理、军事安全、经济发展、理论构建甚至学科建设都有所涉及，在发展方向上作出了关键的探索，为后续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这一阶段的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隐隐展示了两条内在的基本路径，即本体论意义上的人工智能议题研究与方法论意义上的人工智能议题研究。 高水平研究成果的集中涌现，搭建了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框架。

　　人工智能议题在2018年的充分展开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学者的关注，其中既有长期参与网络安全、数字经济和大数据追踪的研究者，又有致力于国际关系理论、全球治理理论探索的研究者，还有部分聚焦军事安全议题的研究者也积极参与其中。从2018年开始，原本身处不同领域的研究者逐渐聚集在人工智能议题下，通过密切交流与分享，一个新的学术共同体逐步成型。

　　2019年以后，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竞赛愈演愈烈，许多国家提出了具有本国特点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或其他重要政治文本。其中，最受关注的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动向。2019年6月，特朗普签署了新版《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及规则体系建构的方案，对全球技术发展及战略格局调整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在高政治领域的应用也在迅速扩散，由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自主武器系统已经在个别场景中得以运用。 显然，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影响国际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针对人工智能议题的研究在具有理论创新的同时，也要兼顾战略性意义。这种变化为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促使研究体系出现进一步拓展。

　　首先，围绕人工智能议题的战略研究得到进一步加强。2019—2020年，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外交部原副部长傅莹先后发表题为《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初析》和《人工智能的治理和国际机制的关键要素》两篇文章，并在重要国际会议和论坛上主动发起关于人工智能问题的讨论。傅莹的文章是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里程碑。除去文章本身的学术价值外，文章的发表还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它标志着长期参与外交实践工作的战略专家对人工智能的战略影响给予了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战略研究将成为全球战略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人工智能议题全面渗进区域国别研究议程。由于主要国家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关注度持续提升，相关战略文本不断出台，区域国别研究学者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影响产生了浓厚兴趣。特别是美国在国际体系及人工智能技术两个领域所处的重要地位，使得加强对美国人工智能战略研究具有了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从2020年开始，美国研究学者开始尝试解读美国人工智能发展进程，分析其战略目标、手段及路径，讨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美国总体国家战略的影响，取得了突出成果。 几乎同一时间，在欧盟、俄罗斯、日本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研究成果， 有关人工智能议题的讨论逐渐融入区域国别研究议程。2020年初，《国际关系研究》策划与人工智能主题相关的文章采取了依据区域国别进行组稿的方案，这是区域国别研究与人工智能议题相向而行的反映。

　　最后，与人工智能议题相关的理论研究也获得了进一步拓展，不仅表现为研究成果数量上的持续提升，而且体现在关键理论领域的探索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围绕人工智能对安全领域、政治秩序、国际关系及世界政治演化的影响等多个问题，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关于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成果的精选汇编首次出现。 更为重要的是，人工智能议题在国际关系学科的教学体系中出现了明显的渗入和扩散，多所高校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选择以人工智能议题作为硕士学位的论文选题，这一群体因此成为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储备力量，对该领域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趋向

　　在较短时间内，中国的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研究路径。

　　一方面，研究数量呈持续增长趋势。如下图所示，2017年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成果数量不足10篇，除个别代表性成果水平较高外，部分研究成果仅涉及人工智能要素，对议题研究意义的认识尚不清晰。进入2018年，研究成果出现第一波增长，成果数量翻倍，总数超过20篇，文章整体质量显著提升，对议题性质、意义及其影响的理解明显上升了一个层次。2019年以后，与人工智能议题相关的研究文章再次出现数量上的爆发式增长，连续两年成果接近70篇，并在2021年继续展现增长趋势。可以看出，该议题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热点选题。

　　研究成果数量的不断增长，实际上是两个客观趋势的反映：一是人工智能技术在现实政治活动中的影响持续扩张，引发了更多的研究需求；二是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体系不断完善，研究者更加关注人工智能与广泛外部因素之间建立的纽带关系。这样该研究指涉的议题范围进一步扩大，不断吸引更多优秀研究者参与到与人工智能议题有关的讨论中。由于这种稳固支撑力量的存在，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的成果数量有望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高位运行，为学科边界的扩张提供持续动力。

　　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形成了相对稳定且较为清晰的多元路径，为进一步开展系统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一，系统变量研究路径。该路径核心逻辑是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已经或即将进入国际体系的新变量，对相关领域的变化趋势展开系统分析。在宏观层面，该路径的研究集中讨论加入人工智能要素之后，国际体系运行方式的变化、主要行为体之间互动方式的调整以及体系结构的深层次变迁。在中观层面，该路径则选择分析人工智能要素在诸多领域产生的影响。对代议制政治体制的影响、对世界经济运行逻辑的影响、对全球军事关系及规则体系的影响等重要议题都被纳入讨论范围之内。该路径的研究者充分关注技术发展方向，倾向用发展的思路讨论人工智能技术的潜能得到充分释放后，理论上可能产生的系统性变革力量，并阐述其在发展进程中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该路径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参与人工智能相关议题探索的优先选项。

　　其二，国别战略研究路径。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的领域，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制订各具特色的战略规划成为各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区域国别研究者对这种变化给予了高度关注，将其视为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新现象，尝试用传统区域国别研究方式对其加以解读。这些努力逐渐汇聚，形成了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的国别战略路径。该路径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特定国家人工智能战略视为研究客体，通过剖析和拆解相关领域的战略文本及治理体系，阐释各国推进人工智能发展的不同思路，并对可能造成的战略关系调整加以分析。由于该路径与传统国际关系研究思路最为接近，因此成为国际问题研究者参与人工智能议题最便捷的进径。目前，该路径研究成果数量在整个领域独占鳌头。

　　其三，研究方法路径。该路径指研究者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计算社会科学的研究，其最大特点在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角色从被研究的客体对象，转为解决问题的核心方法。研究者试图全面释放深度学习算法的核心功能，使其最大限度地获取和分析数据，为解释和预测社会现象提供新的视角。该路径的研究代表目前全球社会科学探索的前沿方向，具有重大的创新价值。然而，该路径研究门槛较高，既需要前期充分的理论和数据积累，又需要后期较大规模研究团队和相当数量资源的投入。因此，目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能够真正参与其中的研究团队并不多，但他们的每一步进展都意味着对人类未知领域的探索，对学科发展意义重大。

　　三、未来挑战及前景

　　尽管中国的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在过去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并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研究框架，但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该研究领域也暴露出一些潜在的风险。

　　从外部趋势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周期性是影响未来研究进展的重要变量。人工智能技术具有独特的演进趋势，技术的提升并非以线性方式完成，而是呈现明显的跃迁式特征，即在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迎来新的高速发展期；在创新红利释放殆尽之后，又会迎来一段发展的低潮期。技术发展呈周期性特征循环往复。本次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的诞生与发展，实际上可以被看作人工智能技术在第三次高速发展周期向社会科学层面的外溢。 如果按照这样的规律，随着深度学习算法的潜能被挖掘殆尽，那么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再次进入一个低速阶段， 人工智能的概念也不再被资本市场乃至整个社会关注。在这种条件下，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的整体背景将出现根本性变化，如何维持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将变成棘手问题。

　　从内部发展来看，研究成果泡沫化的趋势开始在研究体系内抬头，研究的空心化风险不可低估。随着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快速成长，相关议题迅速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这种由议题受到关注而产生热度对研究的拓展来说确实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也造成了研究泡沫化倾向抬头。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成果以翻倍的速度膨胀，显然已经超出了议题拓展的节奏。这种泡沫化倾向主要表现为大量重复的讨论及缺乏新意的观点阐述不断出现，追求短平快发表的倾向开始对深刻的理论研究形成冲击。对于新兴议题而言，虽然大量跟风研究的现象不可避免，但如果任由这种趋势蔓延，则会逐渐消解研究本身的意义与权威性，最终对发展前景产生直接冲击。

　　更重要的是，在当前国际战略格局调整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建构与规范推广等方面存在广泛的竞争。美国国际问题研究界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更早，在核心领域取得的成果更为突出，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安全研究、全球治理规则建构等涉及美国霸权基础的重要领域，美国学者进行了深度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可行性的战略设计。同时，许多研究者就人工智能技术对美国政治生活产生的现实影响也提出了深刻的理论见解，相关研究成果引领了研究议程建设。整体来看，通过有效的顶层设计，美国战略界已经基本实现了对人工智能研究力量的整合动员，技术社群、产业界、研究界与战略界能够在“国家人工智能计划”的大框架内开展深度合作。

　　由此可见，对中国的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发展前景，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在不久的未来，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将会迎来新的发展阶段。此时，研究既要面临外部技术发展周期性带来的挑战，又要应对内部发展泡沫化和内卷化风险，持续稳定发展的压力较大。因此，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告别“自发”的生长阶段，通过合理的议题网络建构、研究议程设计以及有效的组织动员，确保研究进入深水区后仍能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首先，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需要迅速与国际问题研究新的学科矩阵建立有效链接，创建更加系统化的研究议程。2021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建设迎来重要调整，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以及国际事务二级学科的创建突破了原有的学科范畴，形成了更加系统且复杂的学科矩阵。人工智能议题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几乎能与现有学科矩阵中的所有学科建立深度链接。从区域国别视角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是现有重要的研究路径，关于人工智能安全议题的讨论也应成为研究的重点方向。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已有优势，在充分理解新兴一级学科特点和结构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学科的现实需求，建立合理的议题网络，形成贯穿整个学科矩阵的系统研究议程。

　　其次，从既有研究经验出发，对未来研究议题网络进行合理规划，引导核心研究力量参与重点议题讨论。在理论研究层面，要从宏大理论叙事转向中观理论建构，能否实现研究理论的进一步落地将是决定下一阶段研究发展的关键。在发展的前一阶段，人工智能议题的价值和潜力已经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新阶段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充分关注潜在的变革力量。具体而言，通过集中搜集、整理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相关的新案例，分析其与原有理论范式之间的张力，密切观察新技术现象对中观理论产生的冲击和影响，探索新理论建构的可能。

　　在实践研究层面，重点应落在对技术安全、全球治理等相关议题的投入上。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安全风险是当前全球战略界普遍关注的敏感问题，预测与防范人工智能技术可能造成的潜在风险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选题。因此，我们应充分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安全领域引发的新现象，从不同方向推进，逐渐勾勒新技术条件下安全环境重塑的过程。此外，美国、欧盟、俄罗斯等都在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技术标准制订及治理体系构建的讨论，试图采取多种方式将自身奉行的价值观和技术标准国际化，抢占国际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者也应充分发挥研究特长，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准则，密切关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的进展，积极参与治理问题的国际讨论，深入思考人工智能治理的目标和意义，充分表达发展中国家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内在诉求，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中国智慧。

　　最后，积极构建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当前，中国的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批相对稳定的参与者，其核心成员提供了主要的学术贡献。通过相关学术会议，核心研究者群体已经建立了较为稳固的联系，新的学术共同体雏形已经出现。在新发展阶段，我们应把建立全国和地方性学术组织作为研究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机制化学术共同体的建立，更好地调动各方资源为国家总体战略服务，汇聚各方力量为研究提供方向引导。同时，尽力为教学活动设计和教材编纂提供条件，填补学科教学和人才培养的短板。只有与参与人工智能议题研究的不同群体建立深度链接，中国的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才能获得持久发展动力。

责任编辑：张萍 陈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