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德语为Hermeneutik，英语为Hermeneutics，起源于语言学和《圣经》注释学。18世纪施莱尔马赫从具体的阐释实践中提炼出了适用于一般文本的阐释学方法，包含语义解释和心理解释两部分。狄尔泰进一步阐发了施莱尔马赫的思想，认为阐释学是区别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精神科学方法论。海德格尔将阐释学从方法论转向本体论，提出理解是人的本质，是具有历史性的行为，不存在超越历史的客观阐释。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思想，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效果历史三大阐释学原则，认为理解和解释体现在人类世界的各个方面，并试图建立以精神科学为基础的一种统一的科学。除此之外，意大利哲学家贝蒂的一般方法论阐释学、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批判阐释学、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的文本阐释学、美国阐释学家赫施的客观阐释学也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和研究，各种思想互相补充、共同推动阐释学成为世界学术思潮。潘德荣结合西方阐释学发展史，在《西方诠释学史》一书中将阐释学定义为（广义上的）文本意义的理解与解释之方法论及其本体论基础的学说。事实上，在中国同样有对文本理解和解释的传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对经学的阐释,经典阐释的多样化造就了中国各个时代的学术思潮。20世纪80年代，西方阐释学以哲学译作为载体大量引入中国，阐释学的价值得到了国内各领域学者的认同，哲学领域多将其命名为解释学、诠释学，文学领域多将其命名为阐释学。阐释的方法可以帮助阐释者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下，更好地认识世界，探求文本中隐而不宣的思想观念。李清良和张洪志在《中国诠释学研究40年》中列举了西方阐释学著作译本、西方阐释学研究及应用、中国经典阐释传统宏观及个案研究、中国阐释学构建等四方面的优秀学术成果，对于梳理中国阐释学发展脉络、促进中国阐释学发展起到了作用。目前，国内阐释学研究已从早期的翻译引进为主逐渐转向理论研究与理论运用并重，一些学者也开始探索构建符合中国学科发展需要的阐释学理论体系，阐释学在中国已进入稳定发展阶段。 

　　本文将从学科体系建设的视角出发，运用文献计量的分析方法和工具，通过对国内阐释学领域期刊论文的发文量、所涉及的学科、发文作者与发文机构以及关键词共现等进行计量分析，概括出国内阐释学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热点，并从宏观层面揭示国内阐释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研究工具与数据源描述 

　　本文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A刊引文数据库（CHSSACD）为文献来源，综合使用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博士开发的可视化科学文献分析软件CiteSpace以及荷兰莱顿大学科技研究中心开发的文献可视化软件VOSviewer，对国内阐释学领域的中文文献进行计量分析。 

　　通过前期文献研读以及多次试检索，确定检索关键词为诠释学、解释学、释义学、阐释学、哲学阐释学、西方阐释学、经典阐释学、古典阐释学、中国阐释学、浪漫主义阐释学、当代阐释学、诠释学史、阐释逻辑、阐释模式、阐释边界、阐释之道、强制阐释、过度阐释、公共阐释、社会阐释、阐释者、文学阐释、伽达默尔、海德格尔、狄尔泰、贝蒂、保罗·利科、阐释循环、解释学循环、传释学、阐释方法、斯坦纳、阐释学翻译理论、Hermeneutics，以所有字段、全时段检索（时间截止到2021年10月底）国内相关领域研究文献，共检索到6216篇文献，经过人工筛选、去重，剔除掉301篇不相关文献，最终获得5915篇文献作为统计数据源，文献时间分布为1981—2021年。基于这些文献，本文主要利用VOSviewer完成作者与机构共现以及关键词共现统计分析，利用CiteSpace完成关键词突显分析，并生成可视化图谱，以探寻国内阐释学的核心研究力量分布以及研究热点、趋势。 

　　二、阐释学领域发文情况

　　（一）论文发表总体趋势 

　　从阐释学领域的论文发表数量可以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和趋势变化。1981—2021年间阐释学领域发表论文共5915篇，其中发表在核心及以上级别的期刊论文共2624篇。图1展示了1981—2021年阐释学领域发表论文的年代分布。从论文数量来看，阐释学领域全部论文与核心期刊论文（包含核心及以上级别的期刊论文）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萌芽阶段（引进初创阶段）：从曲线上看，1981—1997年逐年发文量走势缓慢，年发文量一直低于50篇，17年间共发表论文380篇；（2）成长阶段：1998—2007年发文量开始快速攀升，从1998年的40篇起，逐年增长，到2007年达到第一个峰值309篇；（3）稳定发展阶段：2008—2021年发文量呈现出波动态势，分别在2015年、2018年、2020年出现了三次高峰，其中2015年发文量最高，为346篇。由于本文数据收集截止到2021年10月，2021年的数据并不完整。 

　　（二）学科分布 

　　阐释学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便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为了更加清晰地分辨阐释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本文采用了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18）》中的学科分类标准，将1981—2021年间刊发阐释学领域论文的1424种期刊按其所属学科进行统计，发现随着国内学者对阐释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阐释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国内阐释学研究最早出现于1981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随后影响到了文学、社会学、艺术学、教育学、语言学等少数学科，总体来说，在阐释学萌芽阶段，它对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影响较为有限。但随后的几十年间阐释学对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不断扩大，阐释学的理论和方法逐渐应用到了政治学、法学、新闻学与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等19个学科，目前正处于稳定发展阶段，它的应用范围不仅覆盖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甚至还影响到了自然科学中的某些领域，这些领域包括医学、信息科学、农业科学和生物科学。从学科论文数量上看，刊发在综合性期刊上的阐释学论文数量最多，超过论文总量的二分之一，其次，发表在文学、教育学、艺术学、哲学这4种学科期刊的论文数量均在200篇以上，累计约占总发文量的四分之一。从学科论文数量、学科期刊数量及学科被引量三方面综合分析，可以看出阐释学对哲学、教育学、文学、法学、艺术学、语言学产生的影响力较大。 

　　（三）发文机构与发文作者情况 

　　从发文机构来看，山东大学在1981—2021年间发表的阐释学相关论文占该领域论文总量的比例达到2.72%，在国内科研机构中发文量占比最高。中国社会科学院（占2.62%）、安徽师范大学（占2.37%）、复旦大学（占2.30%）、华东师范大学（占2.28%）等机构学者的发文量也相对较高。从机构被引量占比来看，中南大学被引量占被引总量的4.78%，位居第一。2003年中南大学屠国元、朱献珑的《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 一文被引量达1400次，对该机构被引量贡献最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占4.60%）、安徽师范大学（占4.11%），这两家机构的被引量占比也位居前列。从机构合作情况来看，该领域作者合作现象相对较少，合著论文占论文总量的比例为19%，跨机构合作率更低，仅为9%。国内形成了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机构为中心的机构合作网络，这些机构在阐释学领域具有较强的学术凝聚力。 

　　从作者发文情况来看，如果以发表某领域3篇论文作为进入该领域作者队伍的阈值，那么阐释学三个发展阶段的研究队伍人数分别为：萌芽阶段19人、成长阶段58人、稳定发展阶段200人。可以看出，国内阐释学研究经过40年努力，现正处于稳定发展阶段，研究队伍已初具规模，并形成了核心作者群。其中发文量位居前5位的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教授（发文31篇，被引797次）、华中科技大学何卫平教授（发文27篇，被引274次）、安徽大学张能为教授（发文23篇，被引97次）、华南师范大学李春青教授（发文23篇，被引90次）、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洪汉鼎研究员（发文18篇，被引357次）和安徽师范大学彭启福教授（发文18篇，被引163次）。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阐释学领域作者合作情况，本文利用VOSviewer绘制出了阐释学领域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如图2所示。图中的节点代表发文作者，节点的大小代表作者发文量的多少，节点越大表示作者发文量越多，深色节点群代表合作紧密的作者群，浅色节点则代表独著作者。从图2可以看出，阐释学领域中作者合著情况较少，大部分作者都是独立研究，但也可以发现,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教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洪汉鼎研究员、湖南大学李清良教授和安徽师范大学彭启福教授为中心的作者合作网络较为明显。其中以张江为中心形成的作者合作网络最大，主要合作者为朱立元、周宪、王宁等学者。 

　　三、阐释学领域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某一时期内某一学科或领域中大量学术论文的关键词的集合，可以揭示出该学科或领域的学术研究发展方向。关键词共现分析是研究学科主题演化的主要科学计量方法之一。以学术论文的关键词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分析关键词的频次特征来判断学科领域内学者所关注的研究主题。虽然关键词的选择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根据整体关键词的分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学科领域的主题演化规律。　　 

　　前文根据发文量的统计结果，已将阐释学研究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81—1997年、1998—2007年和2008—2021年。本文利用VOSviewer软件对阐释学三个发展阶段的相关文献进行共词分析，设置关键词共现频次的阈值，绘制阐释学关键词共现关系图谱并分析热点聚类结果。 

　　（一）萌芽阶段关键词共现分析结果 

　　1981—1997年为国内阐释学研究的萌芽阶段，该阶段发表论文总量为380篇，关键词总计1984个，关键词去重后共977个。为了提高聚类效果，将关键词共现频次的阈值设为5次，977个关键词中仅有46个关键词满足此阈值，绘制出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3所示。关键词聚类被分为6组。该阶段论文总量较少、关键词较为分散，结合关键词聚类结果和高被引论文分析，将萌芽阶段的文献分为西方阐释学翻译与研究、理论运用初探、文学阐释学发轫三类。 

　　从关键词出现频次和联系强度来看，首先为“伽达默尔”，出现124次，频次最高且与其他关键词联系强度最大，34.7%的文献与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思想相关；其次为“狄尔泰”，出现99次，28.4%的文献与狄尔泰的精神阐释学相关；最后为“海德格尔”，出现70次，20.3%的文献与海德格尔的此在阐释学相关。以这三位德国哲学家思想为主导，形成了萌芽阶段的三个研究热点。《世界哲学》是刊登西方阐释学翻译成果较有代表性的期刊，1985—1992年共刊发了23篇相关文献，其中产生较大影响力的有：哈贝马斯著，高地、鲁旭东、孟庆时译的《解释学要求普遍适用》，被引77次；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的《解释学》，被引75次。随着成果翻译的丰富，国内学者开始致力于西方阐释学研究工作，包括西方阐释学史研究、个别理论评述及简论，如：1995年潘德荣和齐学栋梳理了前阐释学、德国当代阐释学及其他西方学派的阐释学思想，该论文深入浅出、脉络清晰，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被引84次。1997年何卫平从伽达默尔阐释学理论的辩证性这一视角分析，认为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思想基础上又将辩证法纳入进来，并形成了阐释学、现象学、辩证法三者的统一，该作者这一主题的三篇文献被引均超过15次。  

　　“阐释学”“阐释者”“文学阐释”“方法论”“阐释循环”“接受美学”等关键词形成该阶段的文学阐释学研究热点，相关文献约占10%。张隆溪很早就开始研究西方阐释学，1984年他在《读书》发表了《神·上帝·作者评传统的阐释学》一文，文中结合中西文论传统，介绍了阐释学的兴起，分析了现象学与阐释学的关系，指出了传统阐释学追求作者本意的弱点。随后，张隆溪在同本期刊发表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于阐释学与接受美学·现代西方文论略览》，文中谈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阐释差距的意识，西方文论受阐释差距的影响，形成了文学阐释和接受的新理论，进而他构想将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传统作比较，为文学阐释学成为阐释学的重要分支奠定基础。  

　　在萌芽阶段，理论运用和学科结合相关关键词并不凸显，但从被引量看，后来学者对该阶段文献认可程度很高。阐释学与翻译学的结合也从萌芽阶段兴起，如：1991年袁洪庚指出翻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阐释，运用阐释学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出发语并更恰当地表达归宿语，更好地解释语言之外的文化和思维差距。  

　　（二）成长阶段关键词共现分析结果 

　　1998—2007年为国内阐释学研究的成长阶段。该阶段发表论文总量为1460篇，关键词总计6551个，关键词去重后共3113个。将关键词共现频次的阈值设为5次，3113个关键词中共有159个满足此条件的阈值，绘制出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4所示。与萌芽阶段相比，成长阶段的高频关键词数量明显增加，出现频率在20次及以上的关键词有32个，包括：解释学（318次）、伽达默尔（195次）、诠释学（153次）、阐释学（122次）、理解（110次）、狄尔泰（67次）、哲学解释学（58次）、文本（53次）、海德格尔（52次）。阐释学的研究热点更加丰富，该阶段实现了从国外成果引入主导到成果引入、研究与运用并重的转折，同时中国阐释学的构建进入初步探索阶段。 

　　“伽达默尔”“海德格尔”“狄尔泰”“哲学阐释学”等关键词聚类为一组，共有158篇文章至少包含其中一个关键词，约占总发文量的10.8%。以“理解”“视域融合”“效果历史”“解释学循环”为中心的关键词形成第二大热点，包含这四个关键词其中一个的文献有105篇，约占总发文量的7.2%。由此可知，成长阶段延续了萌芽阶段对西方阐释学理论的研究热度，国内学者仍对伽达默尔、狄尔泰、海德格尔等人的成果投入了大量研究精力，但该阶段的研究视角更加立体，对于阐释学理论的分析更加深入，也出现了阐释学与西方其他思潮的比较研究。如：2007年彭启福分析了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本体论的局限性，指出读者在理解和解释文本时总是力图采取某种方法论，在阐释实践过程中不应回避而应解决方法论的问题，他提出了“视域融合度”这一概念，并进一步指出语义学、文本学、历史学及心理学的方法有助于提高视域融合度，该文献被引83次。2000年张法指出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使得西方文化界的现象哲学、阐释学、美学研究三大思潮发生后现代转型，并分析了此书对西方后现代思想的重要意义，该文献被引76次。 

　　第三个研究热点围绕“阐释学”“翻译研究”“翻译”“读者”“文学翻译”“接受美学”等关键词展开，体现了阐释学与翻译研究的深度融合，相关论文共79篇。本阶段被引次数前八名的文献都与翻译研究相关，国内学者对西方阐释学思想的偏好也各不相同。如：2000年谢天振提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面对文本力求去理解和表达作者的本意，他指出虽然伽达默尔的“作者本意不存在”的观点可以给翻译工作带来创造性价值，但他更赞成施莱尔马赫的阐释学思想，并用其理论分析了确定文本本意的必要性，该文献被引368次。 

　　围绕“文学阐释”“中国解释学”“施莱尔马赫”“阐释者”等关键词形成另一类热点，约占总发文量的7%，包括：比较阐释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论、探究构建中国阐释学的可行性、辨析钱锺书的阐释循环论、以个案为例论述文学阐释的意义等研究课题。汤一介在20世纪90年代发起了“能否创建中国解释学”的论题，问题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强烈反响，2000年汤一介发表《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文中否定了自己对创建中国阐释学的消极看法，认为即使目前尚不能构建有创造性的中国阐释学理论，但通过梳理中国阐释经典的历史，可以丰富西方阐释学的理论与方法。随后，汤一介又发表了两篇文献论述中国阐释学的构建问题，在《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他梳理了中国古代三种不同的经典注释方式，认为要在充分了解西方阐释学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经典阐释，才能构建与西方不同的中国阐释学理论体系。汤一介的系列文献共被引241次，是研究中国阐释学构建史的重要资料。 

　　第五个热点围绕“法律解释学”“方法论”“认识论”等关键词展开，体现阐释学与法学研究的结合，论文数量为31篇。如：2001年陈金钊根据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的理论思想，论述了法学难以用科学研究方法得出规律性的结论、法律解释的创造性能够保障法律生命的持续、伽达默尔对理解“偏见”的褒扬对法学教育活动的影响三个问题，该文献被引62次。 

　　（三）稳定发展阶段关键词共现分析结果 

　　2008—2021年国内阐释学研究进入稳定发展阶段，截止到2021年10月发表论文4075篇。如将关键词出现频次设为5次及以上，7684个关键词中有402个关键词满足此阈值，为了提高聚类效果，将阈值设为10次后，有169个关键词满足此阈值，绘制出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5所示。关键词出现频次排名前10位的分别是：解释学（591次）、阐释学（533次）、诠释学（490次）、伽达默尔（427次）、视域融合（260次）、理解（193次）、强制阐释（183次）、翻译（117次）、文学阐释（114次）、译者主体性（109次）。稳定发展阶段与成长阶段关键词共现网络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在稳定发展阶段，阐释学理论研究和学科融合占据主导地位。 

　　“阐释学”“视域融合”“翻译”“译者主体性”“效果历史”等关键词形成一大研究热点，除此之外，该组还出现了一些较新的关键词，如：“乔治·斯坦纳”“翻译四步骤”“阐释学翻译理论”，640篇文献包含以上关键词，约占总量的15.8%，其中包含大量将翻译作品个案结合视域融合理论、斯坦纳翻译四步骤进行研究的文献。如：2009年西风对阐释学翻译观在中国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考察，认为阐释学翻译观在中国翻译界接受程度较好，但仍有大的发展空间，该文献被引117次。2012年柴橚和袁洪庚指出视域融合理论改变了以二元论为基础的翻译观念和翻译策略，但关注视域融合理论贡献的同时，也要注意翻译学中的视域融合比哲学中的视域融合更为复杂，该文献被引17次。阐释学除运用到翻译学、教育学、法学等学科之外，还涉及医学、体育、传媒等学科。如：2010年王永炎和郭蕾等人基于阐释学的重构、效果历史及实践理性原则对中医的玄府、禀赋、络脉、病络的概念进行追根溯源，并对创建中医阐释学体系进行展望，该文献被引24次。 　　

　　以“伽达默尔”“海德格尔”“施莱尔马赫”“哈贝马斯”“胡塞尔”为中心的一组关键词仍然是研究热点，共有512篇文献包含上述关键词，约占该阶段文献总量的12.6%。稳定发展阶段阐释学译介类文献逐渐减少，出现较多比较分析类文献，如对伽达默尔和贝蒂两种现代阐释学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对哈贝马斯和利科的批判阐释学进行比较分析，同时这些关键词也出现在阐释学理论运用类文献中。 

　　关键词“强制阐释”“文学阐释”“公共阐释”“文学批评”组成一个新的研究热点，该组研究热点从2015年开始突现，此后每年相关主题的发文量较为稳定。包含上述4个关键词的文献共365篇，约占该阶段发文总量的9%。2014年张江提出“强制阐释”的概念，以此为线索批评了西方当代文艺理论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无限放大文本意义等问题。自“强制阐释”概念提出后，张江与朱立元、王宁、周宪三位学者展开了关于阐释问题的学术通信，张江先后对强制阐释的概念及特点进行解说，分析了西方文论普遍出现主观预设的原因，探讨了多元阐释的边界如何确定等问题。2017年张江提出阐释是公共行为且具有公共性的观点，对“公共阐释”这一新概念下了定义，并赋予了公共阐释理性、澄明性、公度性、建构性、超越性和反思性六大特征，公共阐释的概念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公共阐释论纲》被引223次，是该阶段被引量最高的文献。从强制阐释到公共阐释，从概念的提出到具体特征的反复论述，张江关于构建中国阐释学的目标是明确的，其理论也引起学者广泛讨论。该组关键词还包括：“中国阐释学”“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诗经》”“孟子”等，可以看出中国阐释学基本概念的建构依托中国经典阐释研究蓬勃发展。2014年，王金风和李承贵从中国传统人物、著作和命题三个方面，梳理了20年来中国传统思想中阐释学资源的开发情况，并为开拓中国经典阐释研究提供建议。2015年，洪汉鼎和李清良就“如何理解和构建中国现代阐释学”展开对话，认为从中国的传统出发，中国现代阐释学应该叫阐释之“道”，其不仅包括存在论，还应该体现实践智慧。现代西方的历史观强调现代是过去的主体，现代影响过去，但中国阐释学要继承中国主客体相互作用、相生相成的传统观念，并以构建能产生中西方共识的阐释学理论体系为目标。2019年干春松提出中国思想传统有很多阐释活动，建立中国阐释学应该充分了解西方阐释学思想并深度提炼中国阐释实践资源，阐释学受到众多其他学科学者的关注，是充满活力的学科。 

　　小结 

　　结合关键词共现图谱，纵观中国阐释学研究40年可见：随着发文量的增加，关键词逐渐丰富，围绕主导关键词开枝散叶。萌芽阶段以西方阐释学理论引入为主，成长阶段阐释学理论运用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其中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相关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中国阐释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从萌芽阶段发轫，在稳定发展阶段，“强制阐释”“公共阐释”等新概念突现并成为研究热点。国内阐释学学术成果主要分布在西方阐释学理论研究、阐释学理论运用、构建中国阐释学三大领域。基于文献计量结果，我们认为中国阐释学构建仍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经典阐释传统仍有大量资源有待挖掘，创新型成果不够丰富，构建成熟的理论体系并达到中西阐释学研究的平衡仍然任重道远。近年来，国内外学术合作呈现增长趋势，为推进中国阐释学发展，国内建立了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阐释学高等研究院、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等为代表的阐释学教学与研究团队。我们也共同期待中国能搭建更多阐释学国内外学术交流平台，国内学者能充分挖掘中国阐释学资源，中西阐释学能在实践中发展，平等对话、相生相成。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