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墨经》是中国古代科学重镇

　　1.《墨经》在中国古代科学的重镇地位是学界共同的基本认知。第一位代表是晋代鲁胜。魏晋先秦名辩思想复苏，鲁胜推崇《墨经》的名辩（逻辑），改《墨经》名为《墨辩》《辩经》，突显《墨经》为墨家逻辑“重镇”。全部《墨经》的结构内容与表达方式，都自觉运用逻辑的“名辞说”（概念判断推理）。鲁胜所谓“作《辩经》以立名本”，即《墨经》《墨辩》构成中国逻辑的基础。尽管孟子在政治伦理观上，激烈非难墨子，攻击墨子兼爱，是“无父无君”“禽兽”“率兽食人”，但孟子的论辩表达方式，则完全承袭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依鲁胜原意，欲复兴先秦名辩（逻辑）学，舍弃《墨经》，绝无其他。鲁胜专著《墨辩注》，尽管“为世所称”，但仍“遭乱遗失”。如今只能从房玄龄等引证的《墨辩注序》，窥知鲁胜推崇《墨经》（《墨辩》《辩经》）为中国逻辑重镇的微言大义。

　　第二位代表是近代梁启超。1904年，在《新民丛报》连载长文《子墨子学说》，附录《墨子之论理学》（逻辑学），1921年著《墨经校释》《墨子学案》。梁启超说：“诸子中持论理学最坚而用之最密者，莫如墨子。”“有论理学为之城壁。”“故今欲论墨子全体之学说，不可不先识其所根据之论理学。”“《墨经》最重要之部分，自然是在名学（逻辑学）。《经》中论名学原理者约居四分之一，其他亦皆用‘名学的’之演绎归纳而立义者也。”“在我国古籍中，欲求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矣，《墨经》而已矣。”

　　第三位代表是胡适。胡适认为《墨经》作者是“科学的和逻辑的墨家”，“是以同异原则为基础的一种高度发达的和科学的方法的创始人”，“对演绎和归纳具有相当时髦的概念”；他们“是伟大的科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作为科学研究和逻辑探讨的学派”，“是发展归纳和演绎方法的科学逻辑的唯一的中国思想学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为中国贡献了逻辑方法的最系统的发达学说”；“《墨辩》乃是中国古代名学最重要的书。”“墨家的名学在世界的名学史上，应该占一个重要的位置。”胡适评论说：“这四篇著作（指狭义《墨经》）成为一组，里面有逻辑学、心理学、经济学以及政治学和语法规则、数学、力学、光学等方面的理论。”“这四篇著作是现在仅存的古代中国科学成就的证据。”“它们完全没有超自然的、甚至迷信的色彩”。“毫无疑问，这些作品是一个科学时代的产物”，是“真正有价值的唯一著作”。

　　第四位代表是沈有鼎。他著有《墨经的逻辑学》，肯定《墨经》有完整的辩学体系，有系统逻辑学，代表中国古代逻辑的光辉成就。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到《墨经》，如同登上高峰。《墨经》总结中国古代科学，把科学方法提高到自觉水平，推动科学发展。《墨经》逻辑是认知科学真理的工具，成就不在古希腊与印度逻辑之下。

　　2.分科研究，博大精深。《墨经》绝学研究，认识《墨经》是中国古代科学的重镇，务必运用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辩证逻辑方法，分析全部文本，综合理论系统。分析是由《墨经》的整体（“兼”）分解为其所包含的各个部分（“体”，《经上》：“体，分于兼也”），认知其每一部分的科学范畴与原理。通过对《墨经》各子系统的科学分析，在新的基础上，把分析的结果，再次综合，构成《墨经》抢救性、创新性研究的崭新理论系统，科学认知《墨经》整体的范畴与原理。现代科学研究，分门别类，是分析与综合的对立统一。综合，分析，在新的基础上再综合，体现“正反合”螺旋式上升的辩证认知理路。《墨经》绝学分科研究的合法性，根源于现代科学研究中运用分析方法的必要性。科学研究的分析方法，须臾不可离。现代科学研究，没有科学的分析，就没有科学的综合。分析与综合的对立统一，是辩证逻辑的科学研究方法。《墨经》绝学的初始原生态综合，是现代科学研究分门别类、分析与综合结合的操作对象。《墨经》科学的分科研究，创新解释《墨经》各学科的范畴与原理，是抢救性、创新性研究《墨经》绝学的关键一环，是《墨经》绝学与现代世界科学的融会贯通。

　　笔者受聘《中华大典·哲学典》编委、《诸子百家分典》副主编，多年参与工作，打磨定稿，深刻认知钻研《墨经》必须引进现代科学分析方法，借鉴现代世界科学分类法。《墨经》分为十八门，其中自然学科五门：光学、力学、简单机械学、数学与物理学；人文学科十三门：逻辑（逻辑学）、本体哲学（世界观、宇宙观、本体论、存在论、形而上学）、认知哲学（认知理论、认识论）、方法哲学（方法论）、科技哲学（自然辩证法）、历史哲学（历史观）、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语言文学、艺术美学与军事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墨经》抢救性、创新性研究的总结论，是对《墨经》科学分析与综合研究构成的全新理论系统。

　　3.工匠技艺，理论提升。《墨经》专条，总结各门科学知识形成的机理。《经上》第96条说：“巧传则求其故。”即探求世代相传手工业技巧的原因和规律。《小取》说：“其然也，有所以然也。”然，是现状。所以然之故，是导致现状的原因。《经说上》第97条说：“法取同，观巧传。”即观察世代相传各种手工业技巧的法则规律。

　　诸子百家争鸣辩论分化与特化的结果，各种因素的动力与张力的综合作用，促使《墨经》作者专门总结中国传统科学知识，是当时墨家成员从事各种手工业技术的理论升华。《墨经》价值独特，是诸子百家争鸣与科学认知的总结，是墨学发展到高峰的硕果。《墨经》概括中国传统科学知识，在先秦诸子百家中独树一帜，在同一时期的世界，亦是一枝独秀。《墨经》最显著的特质，是浓缩中国传统科学知识，凝聚微型百科全书。《墨经》有当时世界顶级的光学知识，启迪最新科技发明墨子号量子卫星的创意。《墨经》有当时世界顶级的逻辑系统，与古希腊逻辑和印度因明三足鼎立。《墨经》学理精湛，清中叶以来，《墨子》文本校勘、训诂、考据风盛，其义理价值渐被认知。《墨经》创新发挥论证墨子兼爱说，尚功利，重人为，把墨家逻辑与科学的创造，推进到极致，攀登至高峰。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指出：“前期墨家注重伦理和社会生活，后期墨家注重逻辑与科学。”

　　《墨经》讲科学，为人类贡献宝贵的知识遗产，是现代文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活水源头。百年来，学人对墨学精义竞相深察，其崇高价值渐被肯定。《墨经》是世界顶级的逻辑与科学论著，巧传求故究缘由，概括天人总规律，把墨学发展到新的阶段，包含深厚的科学人文精神，有独特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对今人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价值。《墨经》从专讲逻辑与科学的意义上说，比同时代的其他任何典籍，都更有价值。《墨经》作为古代微型百科全书，涵盖各门学科，是墨学的精华、全人类的优秀遗产，有重要的现代与世界价值，是墨家贡献人类的逻辑与科学宝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Audrey Azoulay）在世界逻辑日（World Logic Day）致辞中谈道：“不论是从亚里士多德或欧几里得、莱布尼茨或斯宾诺莎的著述中，还是从中国墨家学派到印度正理学派创始人们的典籍中，我们都能看到，逻辑研究千百年来一直吸引着数不胜数的哲学家和数学家。”

　　“中国墨家学派”的典籍，指《墨经》。《墨经》逻辑，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辩论的杰出成果，是全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有重要的现代价值，为世界公认。狭义《墨经》，从自然本身解释自然，不掺杂任何鬼神迷信因素，是彻底的无神论，是当时世界顶级的科学与人文学知识，是墨学发展史上辉煌的进步、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历史绝响。

　　二、《墨经》是中国古代科学的典型

　　1.狭义《墨经》四篇的结构内容与表达方式，体现中国古代科学的典型、典范与范式。《经上》是各门科学范畴的定义划分与命题原理，《经下》《经说下》论证各门科学的原理。《小取》说：“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效”：仿效，效法，呈效，即提供效法模仿的典型、典范、范式、程式与公式。《说文》：“效，像也。”《玉篇》：“效，法效也。”梁启超《墨子之论理学》解释说，《小取》的“效”包含“法式”之义，它兼有西语的Form（形式）和Law（法则、规律）两种意思。《小取》对“效”的定义是“为之法”，认为“中效则是，不中效则非”，“效”是提供可被效法遵循的标准法式原则与公式。胡适说：“《经上》篇全是界说（定义），文体和近世几何学里的界说相像。”“《经下》篇全是许多‘定理’，文体极像几何学里的‘定理’。”《经下》《经说下》是浓缩论证的格式。

　　狭义《墨经》共183条，有71条专讲逻辑，占近40%的篇幅。《经》上下183条，全部都是运用“辩学”“名辞说”（概念命题论证）的形式表达。《墨经》元典文本，仔细分析研究，随处可见不同层级的大系统与小系统。《墨经》数学，系统论述“方圆平直、点线面体、相交、相合、相切、相离、有穷、无穷”等范畴与原理。这是《墨经》数学的相对大系统，其中包含许多相对的小系统。先定义“中”（圆心）与“同长”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再定义“圆，一中同长”的概念，是“相对大系统包含相对小系统”的事例。《经上》第58条，先定义直线的性质说：“直，参也。”“直”：直线。“参”：第三个点加入另两点间。直线性质：有一点，恰好介于另两点间。一直线上三点，有一点恰好介于另两点间。《经上》第59条，再定义圆的性质说：“圆，一中同长也。”《经说上》第100条，再揭示圆与直线关系的原理（定理）说：“圆无直。”指圆周是弧线，不是直线，圆周上不能容纳直线，因为直线的性质，可用三个点的关系定义，而圆周上不可能容纳三个点，同在一直线上。这也是“相对大系统包含相对小系统”的事例。《经上》说：“故，所得而后成也。”即“故”是得到它，而能形成某一结果。这是“故”（原因、理由、根据）的定义。《经说上》举例解释说：“故。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若见之成见也。”即“小故”（原因中的部分要素，即必要条件）：有它，不一定有某一结果。没有它，一定没有某一结果。“小故”是形成某一结果的部分原因，如点是形成线的小故（必要条件）。“大故”（形成某一结果的原因，相当于充分必要条件）：有它，一定有某一结果。没有它，一定没有某一结果。如见物的原因（条件）具备，则见物就变为事实。这是“故”（原因、理由、根据）的划分、分类、定义与举例。

　　《经下》第165条说：“行修以久，说在先后。”即走一定长度的路程，需要占有一定长度的时间，论证的理由在于：人走一定长度的路程有先后的区别。这是对“行修以久”（走一定长度的路程，需要占有一定长度的时间）时空对立统一原理的论证。《经说下》举例解释说：“行。行者必先近而后远：远近修也，先后久也。民行修必以久也。久：有穷、无穷。”即走路的人，必然要先走近，而后走远。远近构成空间的长度，先后构成时间的久暂。民众走一定长度的路程，必然要占有一定长度的时间。时间分为有穷与无穷两种形式。这是对《经》文时空对立统一原理浓缩论证形式的展开，有典型事例与划分、分类。全部《墨经》，处处呈现科学范畴定义、划分、原理论证的典型、典范与范式，都是《小取》“效”（制定公式）原则的自觉贯彻。

　　2.系统论与历史感。系统论与整体论，是《墨经》绝学研究的首要指引。狭义《墨经》元典四篇，是墨家后学总结的中国古代科学范畴原理系统。《经》《经说》上下，有严密的科学分工，《经》《经说》上100条，是各门科学范畴的定义、分类与简单命题；《经》《经说》下83条，是各门科学原理的论证。沈有鼎说：“《经上下》、《经说上下》乃是一个学派的系统学说，绝不可能把一部分送给这一学派，把另一部分送给另一学派。”“至于《经上》和《经下》，更不能说一个早，一个晚。《经上》和《经说上》重点在定义和分类，把重点放在论证的部分都留给了《经下》和《经说下》，难道可以说一派专讲定义和分类，另一派专讲论证吗？很多人因为《经上》文字较简，《经下》文字较繁，粗粗一看，觉得时代似乎也有先后之别，这实在是‘不思’之甚。郭老不理解《墨经》的结构，所以也有此错误。”运用系统论与整体论的观点方法，是《墨经》绝学研究科学化的首要环节。运用系统论与整体论，观察分析《墨经》元典，突显狭义《墨经》元典四篇，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整体。运用系统论与整体论的观点方法，绝不至于轻率断言：“《经上》是前五世纪墨子的著作，《经下》是前三世纪后期墨家的著作。”《经》上下内容与表述的分野，即定义与论证，绝不是前后期墨家时代差异的标志。

　　运用现代科学的运动发展变化观、历史观、历史主义与历史分析方法，考察墨子“十论”(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与狭义《墨经》的思想内容与表述方式，考察其语境、语义与语法，总结墨学发展的规律，客观存在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再到理性具体的发展变化进程。确认由墨子“十论”，质变发展到《墨经》，体现墨家学术共同体的科学认知，是由理性抽象上升到理性具体（整体全面，多样统一）的辩证过程，表现认知由现象到本质，由部分本质的抽象概括，再到整体本质的综合把握。狭义《墨经》四篇，是中国古代科学的范畴与原理系统，是诸多抽象规定的综合、多样性的统一、抽象理论思维的高度综合。

　　现代《墨经》绝学研究，提倡科学考辨，要以正确历史观为指导，正确运用演绎逻辑、理性思维、理论证明、科学想象力和各种抽象思维、理性认知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语法、语义、语用和语境，全面解读《墨经》。今日《墨经》绝学研究，不能凭空想象、表面观察和片面归纳，抹杀墨学在战国时期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的客观发展规律。读懂狭义《墨经》四篇完整的写作结构：《经上》《经说上》是概念范畴的定义分类与简单命题，《经下》《经说下》是各门学科原理的论证。

　　思想史发展规律，必然经历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再到理性具体的辩证逻辑进程。拉法格《思想起源论》论“抽象思想的起源”说：“词的意义的相继发展的历史解决了第一个困难；它给我们指出具体的意义往往先于抽象的意义。”全面科学考据墨子“十论”和《墨经》四篇，可证拉法格揭示的思想史规律。比较墨子“十论”和《墨经》，比较墨子对“类”“故”概念的运用和《墨经》对“类”“故”范畴的抽象定义与理论升华，可证拉法格所说思想史规律的客观真理性。《墨经》各门科学的范畴与原理，是墨学发展到高峰时期的理论结晶，是墨学发展史的客观事实。

　　三、抢救性、创新性与突破性研究

　　1.“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运用世界先进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性。《墨经》绝学抢救性与创新性研究，是需要学术共同体长期精心研究、异常艰难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明确研究的主题、方向、目标与宗旨（做什么），明确研究的途径、手段、工具与程序（怎么做）。必须充分占有资料，准确客观，理性加工，探寻墨子墨家《墨子》《墨经》的内在联系，总结发展规律，揭示《墨经》绝学的深层蕴涵。引进运用世界先进的科学方法论、古今中外的比较研究与世界科学的联通互鉴。

　　郭沫若悼杜国庠诗说：“墨名绝学劳针指，马列真诠费火传。”《墨经》绝学抢救性、创新性与突破性研究，运用世界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论，是关键一环。《墨经》绝学研究，在新时代实现整体性超越，借鉴世界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论。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研范式转换论，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的元数学纲领，波兰裔美国逻辑学家塔尔斯基的语言层次论，以及傅伟勋创造性诠释学的层次论（实谓、意谓、蕴谓、当谓与创谓），对创获跨学科与跨领域研究的新成果、促使《墨经》绝学研究实现质的飞跃与现代转型有重要意义。

　　《墨经》绝学研究的方法论，是《墨经》绝学对象的内在原则、内容的灵魂与概念。《墨经》科学知识的理论特质，是其范畴原理的普遍性、深刻性与典型性，有“施诸四海而皆准，行诸百世而不悖”的时空普遍价值。如《经上》1—6条，开门见山定义因果、整体部分、认知才能、认知过程、求知活动等世界观、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的范式概念与科学范式转换论的观点，评析《墨经》绝学，可知古今两种不同范式的理论，在主体、对象、元语言工具、成果、层次、方法、作用、后果、评价等方面，有不同的元性质，是科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具有科学革命的意涵。从梁启超、胡适的开拓性研究，到沈有鼎的突破性研究，逐渐完成古今研究范式的更替，开辟前景可观的新局。

　　2.“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较研究，中外贯通。现代科学研究方法是今日《墨经》绝学研究合用的钥匙。《墨经》表露的现代科学征兆，只有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梁启超说：“凡天下事，必比较然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梁启超解释墨辩“与泰西治此学者相印证”，“引申触类，借材于域外之学以相发”，是比较研究法。胡适说：“只有那些在比较研究中（例如在比较语言学中）有类似经验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西方哲学在帮助我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预测他的比较研究成果，“可能对于这方面的未来研究者有帮助”。

　　今日《墨经》绝学研究，在方法论上最重要的特点是比较研究。只有通过认真深刻与实事求是的比较研究，才能正确把握《墨经》绝学的真实意义、深层蕴涵。终生从事中西哲学文化比较研究的贺麟说：“我们不但可以以中释西，以西释中，互相比较而增了解，而且于使西方哲学中国化以收融会贯通之效，亦不无小补。”

　　3.学术应用价值。首先是学科建设目标。概括梁启超以来百余年中外《墨经》的研究成果，提供学科建设发展有奠基作用的精品力作，有跨学科、跨领域的重要影响，在海峡两岸被用为高等学校的教材。其次是总体思路。创造性诠释《墨经》科学的深层义理，揭示《墨经》科学知识形成的机制原理、丰富内容与范畴原理的理论系统，展现《墨经》学科知识在全球语境中的功能作用、价值意义与深刻影响。再次是研究视角。用现代科学观点，自觉系统引进元研究（后设研究）的崭新方法，从理论、历史与现实的广阔视野，全面深入钻研《墨经》绝学的科学义理，使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突破性与超越性。最后是研究路径。系统运用“E考据”（电子数字化考据）的崭新方法，建立全新的理论系统，学术含量厚重，有划时代的标志性意义与传世应用价值，弘扬中华民族的逻辑理性精神、科学人文精神，可助推中华优秀文化精华的传承延续，促进世界科学文化的对话交流、联通互鉴。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薛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