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编纂的《今注本二十四史》，是中国“十一五”重大文化工程，2020、2021年底均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对外发布。适逢这部鸿篇巨著出版之际，有些问题，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思考。 

　　一、为什么把二十四史称为“正史” 

　　言及正史，一般人会认为是指记述规范、可以考信的历史文本，这种看法不确切。也有人会认为，正史与野史相对，是用正规体例写作的史书，是对《史记》《汉书》等纪传体史书的泛称，这种看法也不贴切。实际上，正史标准的定义是指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史的专称。 

　　“正史”这个词颇有讲究。“正”字，是“一”和“止”的合体。甲骨文字形，上面的“一”符号表示方向、目标；下面是“止”，是“足”，即脚趾，意思是向这个方位或目标不偏不斜地走去。正的本义是平正不斜。这样就不难理解，用“正史”一词来标记各个朝代的历史，其目的就是形成一种历史文化的认同，尤其是政治历史文化的认同。对王朝正统的确认，是建立历代统绪的基础。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王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二十四史”名称的确立经历一个历史过程。起初，有“三史”的称谓，即《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范晔《后汉书》撰成后，又出现了“四史”说法，即《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到唐代，“前四史”加上《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和《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九部史书，就被称为“十三史”。到了宋代，又将《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列入，就成了“十七史”。到元代，修成《宋史》《辽史》《金史》，加上原来的就成了“二十史”。明代加上《元史》就成了“二十一史”。清代修成《明史》就成了“二十二史”。到乾隆年间，把《旧唐书》《旧五代史》列入，就成了“二十四史”。“二十四史”的名称就这样确立了。这是中国学术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正史”作为二十四史的专有名词，同样也经过了一千多年的演化。南北朝时期目录学家阮孝绪，著有《正史削繁》。这本书今已亡佚，所说正史的内涵，也难以详悉。唐代魏征编纂的《隋书》说：“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 他似乎不太同意正史是纪传体史书的说法。后来史学家刘知幾的《史通》，将唐代以前的历史文献，分为“正史”和“杂述”两大类。正史是指先秦经、传，唐以前的纪传史和编年史，杂述是指偏记、逸事、琐言等。直到南宋末年，对“正史”如何定义尚不明确，即使有主张“正史”仅指纪传体史书的观点，也未将“正史”置于特别崇高的地位。《明史·艺文志》沿用这种说法，以纪传、编年二体编写的史籍都称作正史。从史籍分类发展来看，清代以前，从未将“正史”置于特别崇高的地位。 

　　有清一代，把正史作为二十四史的专称。清乾隆四年（1739），编定《史记》至《明史》等二十四种史书为正史，并规定凡是没有经过朝廷以法典形式确认的，私家不得擅增。这就是《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所记载的“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正史遂为二十四史的专称。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史部有十五个类目，二十四史即正史，排在第一；同时还作出明确的规定：“正史，大纲也。”乾隆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完帙面世，这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至此，“正史”作为专用名词，也有了官方规定的意义。它有三个要点：一是史部书的纲；二是纪传体的体例编撰；三是需要朝廷钦定。 

　　清代把正史作为二十四史的专称，绝不是偶然的事情。笔者认为有以下比较复杂的历史原因。 

　　第一，中国有“后朝修前朝史”的传统，所以《宋史》《元史》《明史》等史书的编纂，都担负确定正统的责任。皇帝一般会亲自审查编纂的内容，有时还会写上自己的意见，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在《晋书》司马懿等人的传记后面写下批注。清朝是满人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更期望对其正统地位的认定。在乾隆确认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中，有六部是少数民族政权的史籍，占正史的四分之一。虽然清朝确定正史，多少稍挟私念，但不应该否认，这是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史的准确认识。我国古代有“贵中华，贱夷狄”的观念，但自唐以后，就逐渐被“混一戎夏”“四海一家”思想所代替。 

　　第二，二十四史作为正史，适应了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是中国古代修史制度发展的必然要求。唐朝设立史馆，由宰相监修前代史，以后形成制度，即当一个新朝建立的时候，都要修前朝史。修史的目的：一是总结前朝兴亡的经验教训；二是通过书写历史来证明本朝的合法性。唐以后的封建王朝，对修史工作都很重视。一般是皇帝特下诏书，明确正统，委派宰相监修。朝廷牢牢掌握修史大权，禁止民间私修国史。这样，一朝一史的局面逐步形成。“正史”也因此被打上了官方色彩。 

　　第三，确定二十四史为正史，即确立了二十四个王朝的历史统绪，是构建传统政治文化秩序的基本步骤。二十四个王朝的历史统绪是中华历史演进的时间轴。确定了一个王朝的历史时间，如果再确定其存在的历史空间，历史时间与历史空间的重合，犹如十字坐标，就可以确定这个王朝的位置了。 

　　第四，二十四史被称为正史，也与这些史书在中国史部书籍中的地位有关。吕思勉指出：“正史之所以流传至今，始终被认为正史者，即由其所包者广，他书不能代替之故。”严耕望也说：“所谓基本材料书，最主要的是指专题研究所属时代的正史，不管它写得好不好，它总是比较包罗万象，什么东西都有，这是正史体裁的好处。”从记载形式和内容来看，纪传体内分纪、表、志、传四种体例，四体之间相互配合，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多视角地反映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情况。既可以了解局部，又可总观全局。《史记》《汉书》以后，历朝相仍，世代相续，形成一个上下贯通的庞大的纪传体史书体系。可以说，二十四史是一部自传说人物黄帝到明朝灭亡的巨型中国古代通史，也是一部事详类备的中国古代专门史。这些史书中，所颂扬维护和捍卫国家统一的举动，记载治国之道，呈现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都是其他史书无法比拟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辩证地理解二十四史演变为正史的过程。囿于传统史学家的视野，他们关注的多是帝王将相的事迹，讨论的只是王朝兴替的成因，因此也就有了二十四史为“相斫书”的说法。相斫书，即记载相互砍杀的书。梁启超说：“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梁氏之说稍嫌偏颇，然而，还是启示我们应该看到二十四史自身局限性。把二十四史称为正史，既是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多方面综合发展的要求。 

　　二、为什么毛泽东重视二十四史整理工作 

　　毛泽东年轻时就酷爱阅读古籍，“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至于《二十四史》，他更是酷爱有加。1952年，毛泽东购置了一部殿本《二十四史》，这部书他视若珍宝，陪伴了他24年。这部巨著，皇皇矞矞，他反复研读多次，并在书中留下了大量精彩批语和评论。 

　　毛泽东不但仔细研读这部史学巨著，还非常重视二十四史整理工作。自1958年始，在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亲自关心下，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全面展开，即对史籍文本全面校勘并加上新式标点符号。这个项目由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牵头，全国百余位文史学者共襄盛举。至1978年，历经20年，这个浩大工程才功成事遂。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 

　　毛泽东之所以重视二十四史整理工作，一方面，因为他深深知道，二十四史是中国政治历史文化基本载体，传达了古代政治文化的共识。钩深可以致远，阅读这部史籍，可以把握历史演进的时间轴，可以更清楚知道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向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发出学习历史的号召，强调要了解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 

　　另一方面，毛泽东喜爱古史，但并不泥古非今，不达时变。他知道循旧才能布新，古为今用才是目的。他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感受到阅读历史的重要性，提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所倡导的标点本二十四史的印行，对推动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学习历史、把握“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一切都彰显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 

　　标点本二十四史，是新中国学术出版界贯彻执行毛泽东“古为今用”方针，整理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项巨大成果。1960年，毛泽东说：“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中国史学遗产丰富，历代正史尤为珍贵。二十四史篇帙宏伟、记事久远、前后衔接、自成体系，反映了中华民族发展的伟大轨迹，这是其他史书所望尘莫及的。要认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不能不去深入了解二十四史。 

　　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一生都十分重视历史。翻阅《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的文本，可以清晰看到，他善于把多种史籍参照阅读，探赜索隐，辨析史实，品评史家立场及其著作得失。毛泽东指出，了解历史、学习历史、借鉴历史，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毛泽东不是职业的历史学家。他读历史，除个人兴趣，更是为了以古鉴今，彰明大义，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寻找治国理政的方法，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他常说，“读历史是智慧的事”“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 

　　毛泽东倡导整理二十四史、阅读二十四史、研究二十四史，主要目的是通过批判地继承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从浩瀚的史籍中汲取其精华，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幸福生活服务。通过学习历史，可以凝聚党和人民的历史文化共识，同心同德，致力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他关于二十四史的批注与评论，都着眼于发掘历史中的现实意义，并做出现代视角的解读。比如“老粗出人物”，“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明朝“实亡于万历”，“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 

　　当然，毛泽东读书不完全局限于二十四史，并且敏锐地觉察到传统正史的“英雄史观”错谬。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样的评述，由表及里，切中肯綮，与专业史学家相比较，也不遑多让。 

　　三、为什么要给二十四史作“今注” 

　　文化传承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历史演进的主要内容。在文化传承活动中，历史研究是最基础的工作。我国的二十四史，是对中华民族起源和演进历史过程的记述。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连续完整的著作体系。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较，中华文明绵绵不绝、从未间断，这多得益于我们完整的史学记述体系，修史是每个朝代确定自己位置的基础工作。 

　　修缮史籍、建立统绪、形成共识，一个王朝要玉成其事，就需要对前朝的典籍进行当代化处理，就是给前朝的历史做出“今天的解释”。我国有一门非常特别的学问，是训诂学。“训”是用通俗的话去解释词义；“诂”是用当代的话去解释古语，或用较通俗的话去解释方言。我们知道，先秦的文献，到了汉代，很多就读不懂了，所以汉人注经，有的仅仅一句话，解释起来动辄就是万言。司马迁作《史记》，也不是直接抄写先秦古书的章句，而是用汉代人的语言叙述出来。这便是汉代人对前朝文献的当代解释，是汉代人的“今注”。到了唐代，汉代的文本读起来也有很多问题，于是兴起对典籍做注的学术风尚。就史籍而言，《史记》有唐代司马贞的《索隐》、张守节的《正义》，《汉书》有颜师古注，《后汉书》有章怀太子李贤的注。这是唐代人的“今注”。在古代，对注的再注释叫作“疏”。这种钩深循旧、探赜索隐，是中国文化传承的特色，也是保持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绵远长久的方法。 

　　从文本传承来说，对古代史籍作“今注”是基础性的工作。“今注”是阅读古代汉语的桥梁。我们读古籍有障碍：一是文字的障碍，即古今文字的差异与变化；二是语言的问题，即古汉语中特殊的语法现象；三是古籍的舛误，即古籍在流传、抄写、刊刻中的讹误；四是知识性的障碍，因为古籍的记述很遥远，当时的典章制度、礼仪习俗等，我们已经陌生。举例来说，如我们读《史记》，常会见到“县官”一词，这里的县官，大多不是指一县之长，而是指朝廷、政府。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县官谓天子也……王者官天下，故曰县官也。”又如《汉书》中常有“亡命之徒”这个词，我们一般理解“亡命”就是“不要命”，这是不对的。古注，把“命”解释为“名”，即户籍，亡命就是“没有户籍之人”，这似乎也不全面。而现在，历史学者则会根据出土简帛与传统史料的印证进一步解释，亡命是指“已确定罪名而逃跑的人”。《后汉书·江革传》有“每至岁时，县当案比”句，“案比”是干什么，唐代人已经有点弄不明白，所以李贤注说“案验以比之，犹今貌阅也。”说到“貌阅”，我们今天的人也会茫然无知。其实，唐代人是很明白的，这是当时的一种制度，即验看人的面貌，核实户籍册上登记的人数和年龄，以防止民间漏报户口、隐瞒年龄以逃避赋役。 

　　从学术传承来说，历代学人对前朝史籍都有很多校勘、正误、考据与心得，这些宝贵的成果，散见于不同的著作中，而这些与史籍的文本是分离的。我们可以很好地利用已有的学术阶梯，通过“今注”，可以把这些成果与文本有机结合起来。 

　　进一步来说，给二十四史作“今注”，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活动，而隐含在这项学术活动之中，是为了强化世人对政治历史文化的认同。就文化传承而言，以“今注”来整理古史，表面上是为了完成古籍的现代化形式，但这样的努力，无疑可以强化人们对历史文化，尤其政治历史文化的共识。有共同的历史，才能使人们有可依赖的归属感；也只有这个核心，才能够凝聚起民族的力量、国家的力量。先贤们为了让东方土地上的人类文明成果长期保存和发展，很早就自觉地组织锻造一条强大的无缝连接的历史文化链条。这个链条的核心就是由《史记》《汉书》《明史》等二十四部史书构成的“正史”。可以说，二十四史是中华历史文化的骨干，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脊梁！ 

　　先贤们很早就意识到历史对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极端重要性，故而持之以恒地编修新史，并一次又一次地整理前史。二十四部史书形成之后，曾经有过三次大规模的整理。第一次是清代乾隆年间，由朝廷钦定诸本，形成了刊印精工的武英殿本二十四史；第二次是20世纪30年代，张元济组织整理，其成果是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三次即是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动议，其成果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二十四史。以上三次大规模整理的出现，既有学术发展需求方面的内在动因，也有社会发展亟须历史文化共识的时代背景。 

　　四、《今注本二十四史》的时代价值 

　　《今注本二十四史》的编纂出版，是对中国古代正史进行大规模校勘、注释的文献整理项目，具有独到的学术考量和文化传承意义。这个项目的完成，将结束二十四史历代研究成果与文本相分离的状况，从而完成这部古籍的现代化形式。  

　　《今注本二十四史》的编纂反映了学术研究的需求。改革开放40多年来，学界关于二十四史的研究成果呈现出“爆炸式”增长态势，成果数量远远超过既往两千年之和，成果总体研究质量也由于考古发现层出不穷、研究方法多种多样、以互联网数字化为代表的研究手段日益更新而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通过精心校勘、合理注释，把前人特别是当代学者的海量研究成果吸收纳入二十四史基本文献之中，为专业研究者提供研究便利，为史学爱好者提供阅读便利，是史学界期盼已久的事情。 

　　“全面注释”是《今注本二十四史》的最大特色。历史上，只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四部正史（习称“前四史”）有旧注，包括《晋书》《明史》在内的其余二十种都没有注释；有注的“前四史”也由于年代久远，注文难解之处在在皆是。这种情形，严重制约了利用者的阅读效率。《今注本二十四史》从史家角度出发，为包括“前四史”在内的二十四部正史全部作注，这在正史整理研究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必将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里程碑之作。 

　　“史家注史”是《今注本二十四史》的基本特点。《今注本二十四史》在统一体例、选定底本、调整段落、改正标点、删除旧校、完善旧校、补充新校方面做了一些开辟工作。这一古籍整理新成果的最大特色是“史家注史”，要求历史学者而不是文献学者来担任各史的主编，并由历史学者参与本书的注释，注重史实疏通、制度流变和名物考证，是一套首创的校注性文献。同时，该书还体现了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引用了大量新材料。 

　　《今注本二十四史》的出版反映了文化发展的需要。中华文化有容乃大、海纳百川，这得益于人们对史籍所载历史文化的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要有厚德载物的胸怀。折断了历史，就会丧失自己的特征；割断了传统，便没有未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深度发掘、充分展示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更显重要而紧迫。《今注本二十四史》集合众多一流历史学家，旨在为社会提供对中华历史文化文本的正确解读，掌握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话语权。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二十四史是中国历史研究最基本的典籍。做好这部典籍的整理是中华文化传承的大事，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好事。司马迁有言：“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一个没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是容易健忘的民族，不会有光明的未来。 

　　二十四史内容宏富，是中华文脉的载体，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共识。仔细研读这部史籍，我们可以理解，今天我们走中国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与“富国裕民”的历史夙愿的目标契合。同时，我们还可以知道，传统的“天下大同”的意识是中华社会理想的雏形；“民为邦本”的思想是中华国家观念的原型；“克己奉公”的精神是中华集体主义精神的基石；“实事求是”的学术追求是中华思想文化的核心；“鞠躬尽瘁”的理念是中华政治生态的品格；“德主刑辅”的主张是中华治国理政的原则；“多元一体”的观念是传统中国处理民族问题的通例；“协和万邦”的方略是传统中国解决对外矛盾的方法。 

　　“积土成山，风云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今注本二十四史》文化工程，体大事重，自1994年开笔以来，三百多位学者焚膏继晷，锲而不舍。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学术使命感，是项目成果质量得以保证的底气所在。27年之间，总编纂张政烺及二十位主编相继去世，无法看到《今注本二十四史》付梓纪功。但他们学术生涯的最后抉择所表现出的对民族、对国家的崇高责任感，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郭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