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文化研究最初进入学术领域的时候，只是作为文化研究领域极其小众的分支而存在，属于边缘之边缘。文化研究流派将青少年另类文化现象如流行音乐、风格、时尚等置于媒介与文化关系的视域之下，尤其在探讨社会生活方式的一些次（sub-）单元或差异文化空间（spaces of deviant cultures）层面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影响了其后青年文化研究的主流。粉丝文化正是属于青年亚文化中的一个次生领域。自费斯克（John Fiske）、詹金斯（Henry Jenkins）为代表的欧美粉丝研究第一波浪潮以来，粉丝文化研究浪潮此起彼伏。Gray等将西方粉丝研究概述为三次浪潮，分别凸显作为生产性受众、社会群体或心理个体的粉丝。20世纪90年代以来，粉丝文化研究发展出若干经典理论，也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不同学者的关注。

　　在中国，粉丝文化研究的前身分别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追星族”研究时期和2000年以后的“迷文化”研究时期，2010年之后，学界统一称之为“粉丝文化”。陶东风、杨玲主编的《粉丝文化读本》是国内粉丝研究译介的奠基性文本。西方粉丝研究的经典理论及经典案例，成为观照及阐释中国粉丝文化现象重要的理论参照系，尤其以詹金斯的“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为最主要的理论范式。2010年之后，随着社交网络的兴起和平台资本的加持，粉丝文化研究叠加了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种学科，成为各种话语、学科范式博弈角力的领域。一方面，粉丝文化缔造了诸多大众传播文化的流行语：流量、黑粉、红粉、打榜、轮博、热搜、饭圈等热词层出不穷；另一方面，粉丝文化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有关粉丝经济、粉丝圈层文化政治、粉丝与平台资本主义、粉丝民族主义、粉丝社会动员，以及粉丝情感劳动、数字劳动和粉丝治理等都成为关注焦点。时至今日，粉丝文化研究从一个边缘性的研究领域成为学界热点，伴随的是当下中国急剧变迁的媒介环境和社会语境。这种历史变动的剧烈性与颠覆性，超出了前互联网社会的想象，也溢出了西方经典粉丝文化研究理论的范畴。

　　笔者认为，重新审视我们这个时代的粉丝文化研究，首先必须明确我们所研究的对象——粉丝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当代的。观察并评判一个研究领域如何进入学界中心视野，需要跳出具体研究范畴，在更大的历史语境和知识脉络中进行整体性观察与判断。粉丝文化研究何以热度不减，如何从粉丝文化研究的流变中洞察其脉络与走向，并反思其与更大的社会语境、媒介环境、时代变迁之间的互动与联系，是本文讨论的中心问题。

　　一、从小众文化向主流文化融入

　　毋庸置疑，粉丝文化在萌芽的时候，是局限于青少年亚文化领域的边缘文化。最初，粉丝文化进入国内的研究视野，更多是社会学视野中的“病态化青少年”的类型。1993年，追星族一词经由央视同名小品而家喻户晓,与学界时兴的“追星综合症”“病理性准社会交往”等疾病隐喻遥相呼应。这样一种思路与框架沿袭了社会学青年研究中的“越轨”范式，也与文化研究学派一直以来对边缘性青年亚文化的关注密切耦合。历时地看，2005年前后的超女海选是国内粉丝文化发展的关键“媒介事件”，但基本上还是拘泥于青年亚文化研究领域。

　　粉丝文化是如何主流化的？粉丝文化的渊源已久，但从历史来看，现代意义上的粉丝文化有两个关键节点。一是大众传媒的出现。大众传媒催生了大众文化工业，出现了突破地域、文化限制的全球性的电影电视及音乐偶像工业。科奈尔?桑德沃斯指出，从文本消费的角度，粉丝不同于一般受众，“固定地、有规律地、情绪性地投入一个流行故事与文本”。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工业的出现，使得一种基于普遍性的文化消费和偶像崇拜的粉丝文化成为可能。二是互联网社会，特别是社交网络时代的到来，催生了粉丝文化的高速发展。粉丝文化虽然一直存在于现代社会，但是在互联网社会出现之前，粉丝的连接从未如此凸显。粉丝与偶像之间的连接原本依赖的是一种“远程亲密感”，这表明粉丝能够亲切地感受到他们所喜爱的明星。“然而这种亲近并不被固定在任何物质层面上，尽管影迷从来没有遇到过明星，但是熟悉性依然存在……而且经历了一个由知识、理解、味道和方式所组成的情感接近的过程。”互联网不仅加深了粉丝与偶像之间的连接，也加强了粉丝与粉丝之间的连接。社交网络时代到来之后，尤其是平台资本技术的高度介入，更是极大地改变了粉丝文化的生态。借助数据的力量，粉丝成为可视化的主体。无数个微小的个体粉丝从个体变成了“网格化个人”，组成了一个个庞大而分散的虚拟社群。粉丝文化之所以能够从一种小众文化向主流文化融入，既依赖于技术赋权，也依赖于与平台资本的高度合作。

　　（一）平台的介入与催生

　　回望中国粉丝文化发展的黄金期，无疑是社交网络出现之后的2010—2017年间。此时，微信、微博、QQ空间、豆瓣、知乎、B站、淘宝、京东、美团、小红书等多个社交网络平台的出现，主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这些平台，综合了技术与资本的力量，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肌理中的庞然大物。所谓平台，泛指一种可编程的、用以连接不同组织和用户的数字化构造。众多平台中，微博与中国粉丝文化绑缚最为紧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微博软件总用户约6311万，仅仅一年之后增长到25亿，成为近半网民使用的网络平台。微博用户规模急速壮大，2011年以来平台力邀名人、机构进驻以聚集粉丝。到了2014年，微博市场进入成熟整合阶段，用户从一二线城市下沉到更广阔的城镇与乡村地区。此后多年，粉丝文化变迁的每一个节点和代表性媒介事件，几乎都是在微博平台上展演的。粉丝文化向饭圈的深度转变，关键因素即在于平台的出现。平台也被界定为基于Web2.0的应用软件与资本结合形成的大型互联网公司，它最大化“用户参与度”，并“通过新型商业模式的探索将数据货币化，进而获得愈益增长、不对称影响用户的权力”。可以窥见，平台进一步推动作为粉丝的用户向“产消者”（prosumer）的角色转变。Producer（生产者）和Consumer（消费者）合二为一，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角色界限逐渐融合。

　　鉴于微博推出的可视化数据与排名系统，微博热搜和榜单等逐渐将用户培育为围绕着某一明星、文本或产品，聚集于超话、微博群的粉丝社群。粉丝在情感机制、技术逻辑和资本绑缚的多重驱动下，纷纷在互联网空间或多或少地投入自己的金钱、精力、时间，为自己的偶像打榜、氪金、做数据，刺激粉丝群体内部以“数据贡献”（data contribution）为指标的亚文化资本累积，并生发出内在等级与监督机制。某些学者认为其性质是“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涉及人际互动和交流，其核心在于对情感的创造以及操纵。也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与剥削的角度认为其是一种“数字劳工”（Digital Labor）和“免费劳动”（Free Labor）。总之，流量时代完备的线上平台实现了粉丝的数据劳动与偶像流量的直接兑换，也使得粉丝文化与平台生态深度绑缚。粉丝的日常生活、消费、娱乐、出行与生产都与平台息息相关。平台通过嵌入日常生活的技术驯化（domestication），既帮助粉丝群体达成自我身份表征与亚文化资本获取，也在利用和剥削粉丝劳动的同时，使粉丝群体沦为商业齿轮运转中的一颗颗螺丝钉。

　　（二）粉丝文化的破圈

　　在技术、资本包括国家政策的合力下，粉丝文化逐步突破原有的青年亚文化的圈层，与主流文化日渐融合。许纪霖观察到：“年轻一代对公共生活缺乏兴趣，但他们对私人生活和‘自我’有非常深的体验和思考。”他认为，偶像与粉丝的关系，可以从宗教的角度来理解。某种程度上，粉丝文化成了当代社会的新信仰。这样一种省察，无论其对象是所谓的“后浪”——青年群体，还是主流中国社会，都是非常犀利的洞见。

　　近年来粉丝文化的“破圈”，主要得益于粉丝文化逐步突破了原有的亚文化圈层的束缚，在多个维度和多个层面尝试性地介入主流文化生活。在文化消费和民族工业上，粉丝文化近年对国潮、国风的文化推动引人注目。诸多以传统文化IP为创意的动画电影都有粉丝文化高度参与的影子，如2019年上映的《哪吒之魔童降世》突破49亿元票房，登顶中国动画电影票房冠军。《大鱼海棠》《白蛇：缘起》等国产动画电影也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河南卫视的《唐宫夜宴》和奇妙游系列成功出圈，B站跨年晚会成功推出许多小众古风节目，不仅得到青年群体的追捧，也受到社会主流的喜爱，并与国家近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策不谋而合。特定粉丝群体日常对古风和国潮的爱好，也成功地带火了一大批国产品牌。在国族身份认同上，粉丝群体出现了粉丝民族主义的倾向，微博上的“小粉红”自成一派，对国家热点话题频频发声制造舆论，引发公众、媒介、学界的关切。在社会公益方面，武汉疫情期间，饭圈女孩驰援武汉，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行动力令人惊叹，也在很大程度上刷新了社会各界对饭圈粉丝无理性只会娱乐追星的污名化偏见。在性别文化上，粉丝群体在微博上持续讨论女性生育、女性刻板印象、职场性骚扰等相关议题，表现出粉丝群体对严肃的公众议题的深度介入。这些粉丝文化“破圈”的现象，良莠不齐，但整体性地表现出粉丝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深度融合。一时之间，粉丝文化政治成为学术焦点。网红现象的多元化解读、青年亚文化与社会整体文化的关系考察等议题进入研究视角。

　　粉丝文化之所以能向主流融入，究其原因，偏于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认为：亚文化的“出圈”，虽然不能说完全取决于网络平台，但在至关重要的网络信息流动和网络关系连接中，网络平台技术逻辑却占据了绝对的支配地位。也有偏于乐观的“参与式赋权”的观点，詹金斯认为Web20既彰显个体创造力又构建着集体协作与集体智慧，粉丝实践由此可能由文化消费与再生产跨入公共政治参与领域，他以“粉丝行动主义”（Fan Activism）为这一潜能命名。无论如何，粉丝文化向主流文化的融入，为粉丝文化研究提出了更复杂的挑战和更多元的议题。

　　二、研究对象的扩大化：作为互联网社团的粉丝群体

　　粉丝文化研究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粉丝群体性质的变化。在互联网社会初期，粉丝社群虽然也发生了网络社区的连接，但是这种连接更多是出于“趣缘”的连接。粉丝群体对自身的力量及认知还停留在詹金斯的“参与式文化”的领域。正是由于作为崭新的技术基础设施和资本终端的“平台”的出现，粉丝文化发展出一个新的现象级词汇——“流量”。流量二字，意味着平台已经可以将个体粉丝的力量可视化、数据化，这使原本属于小众圈层的分裂的粉丝文化，能够迅速成长为左右主流日常生活空间的大众文化生态的力量。我们通常所谓的粉丝文化政治或饭圈文化政治，其实应该隐含两个面向的考察。

　　（一）流量文化政治

　　“流量文化政治”，即由流量缔造的文化政治与消费生态。一段时间以来，微博热搜、微信公众号、B站、知乎等平台的点击率转发率，是测量粉丝群体关注度及意见流向的重要指标。社交网络兴起以来，粉丝群体的力量逐步被平台文化工业敏锐地捕捉到，并逐步释放出来。比如2011年现象级电视剧《步步惊心》，剧组就在原著粉丝群里广泛征求对电视剧选角的期望和意见，并将其打造成年度成功的宫廷穿越言情剧样板。粉丝的“参与式文化”力量在文化工业的生产和传播、接受等诸多环节都呈现了良性的一石多鸟的作用。但当这种“参与式文化”发展到近期，出现了更多负面的例子。许多原创网络文学进入影视化阶段之时，其选角和制作方向都受到粉丝群体的意愿影响。这也可以看出，粉丝群体不仅“参与”，而且“控制”和“左右”了明星偶像甚至文化工业生产方的选择。这种流量文化政治有时表现为亚文化的内战，比如肖战粉丝举报AO3网站事件；有时扩大成为更大的社会性议题，比如吴亦凡事件；有时也会“破圈”溢出日常生活和微观政治领域，比如“帝吧出征”事件，以及饭圈女孩驰援武汉事件等。整体上看，粉丝文化与平台工业共同缔造的流量文化政治屡屡占据微博热搜，成为大众文化生态的热点。

　　（二）圈层文化政治

　　饭圈内部的圈层文化政治发展迅猛。胡岑岑的研究显示，粉丝群体内部在贴吧时代，已经分化出了吧主、小吧主、分类小编等多个层级；在超话+后援会时期，粉丝组织的管理结构更为细化，不仅有根据区域和级别划分的后援会，如全球后援会、全国后援会、北京后援会、上海后援会等，而且每个后援会都设有管理层及其领导的工作组。粉丝组织矩阵呈现出立体化的特征。粉丝们不止聚集在超话、贴吧，还通过大大小小的微博群、微信群、QQ群等实现更为私人的、紧密的相互连接。无论是“打投”“控评”“轮博”“反黑”等常规粉丝实践活动，还是生日应援（如王俊凯粉丝为庆祝其18岁生日组织的应援）、文本创作大赛（如杨超越粉丝的编程设计大赛）、粉丝超话PK（周杰伦、蔡徐坤粉丝打榜争夺明星超话第一）等特别粉丝实践活动，粉丝组织都表现出了很高的行动效率和专业性。

　　如果跳出单个偶像粉丝圈层的视角，整体性地观看粉丝文化生态，笔者认为粉丝群体已然成了互联网平台中力量巨大、良莠不齐的一种新型互联网社团。2015年6月22日，偶像组合TFBOYS的队长王俊凯由于一条生日微博的转发数超过4200万次，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2015年9月2日，明星鹿晗因3年前转发的一条微博的评论数超过1亿条，获得微博评论数之最的吉尼斯世界纪录。2019年7月，周杰伦和蔡徐坤两代偶像的粉丝在新浪微博社区展开了一场微博超话榜首之争，这场持续3天的“流量争夺战”最终以周杰伦超话影响力过亿而落下帷幕。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数据，足以说明当下中国的粉丝群体与早期粉丝研究经典理论中的亚文化边缘小众社群有着质的区别。庞大的数据可以即时转换为消费力、行动力及影响力。

　　不同于以往亚文化研究和粉丝文化研究中定义的“社群”，“社团”的定义指向的是社群的集合。粉丝个体指向的不仅仅是由个体经验领域出发的单向的粉丝社群，而是整体性的“网格化”的粉丝文化社团。粉丝个体所粉的对象各异，但是其对自身在大众文化生态中所处的位置和身份有清醒的认同和行动上的高度一致。粉丝社团有可以被划为共性的行动策略和文化逻辑。从行动上来说，有打榜、圈粉、撕番、应援等；从文化上讲，粉丝讲究为爱发电，为偶像付出，确认粉丝文化是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心；从组织上看，饭圈内部存在权力等级秩序，形成“规模化、结构化、功能化以及制度化”的组织。更重要的是，粉丝社团具备高度的行动力和影响力。这样一个文化上具备高度主体性、行动上具备高度组织性的新型互联网社团，难免会引发主流社会的关注及学界研究的重视。一方面，粉丝文化研究注意到粉丝社群持续被污名化；另一方面，“帝吧出征”事件中表现出来的粉丝民族主义倾向，以及饭圈女孩驰援武汉疫情事件中粉丝社群巨大的组织力与行动力，在正负两方面刷新主流社会及学界对于粉丝文化和粉丝社团的复杂感知。

　　三、研究议题的多向深化：从征用到治理

　　当粉丝文化呈现出更复杂的肌理与特质，而粉丝社团成为当代中国一种特殊的并拥有巨大的消费力、行动力及影响力的青年自组织之时，粉丝文化研究必然随之发生变化。观察粉丝文化研究的嬗变，本质上就是将粉丝文化置于中国当代特殊的社会文化结构、媒介情境和传播语境之中予以审察，并揭示其走向与趋势。2010年后的粉丝文化研究与粉丝文化的嬗变共同编织出更为复杂的交光互影。平台社会到来之后，粉丝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融合及粉丝群体的社团化，将粉丝文化研究从早期的“参与式文化”的路径及框架中延伸出去，逐渐呈现了新的思路。这一时期粉丝文化研究的嬗变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征用，二是治理。

　　（一）征用

　　当下，需要藉由历史回顾才能更准确地勾勒出这一历史嬗变的由来。在平台社会早期，也就是2010年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主流社会对于粉丝文化的态度是征用。在“征用”的思路之下，又衍生出两大方向。其一是平台对于粉丝文化的征用。前期主要从文化经济的视角，集中在粉丝经济的讨论中，学者大多以肯定“赋权”的角度介入讨论，如杨玲分析了粉丝研究的三重面相：情感经济、礼物经济和非正式经济，并认为“粉丝经济的根本意义在于打破中心化的权力结构，为消费者赋权，促进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后期则比较注重劳动的视角，集中在粉丝的情感劳动及数字劳动研究之中，是典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路径。比如庄曦等人的研究显示：为了提升偶像的流量，实现更大的曝光度，粉丝自发动员形成组织，通过刻意的手段提升偶像相关的数据量等“做数据”行为提升偶像影响力。这类劳动主要包括制造话题热度、打榜投票、轮博控评、刷杂志（或专辑等作品）销量等，随之形成的应援文化也在不断升级。粉丝为此付出情感劳动、体力劳动与消费力。粉丝的数据劳动的价值，使得粉丝以其消费力成为大众媒介和资本市场的风向标，从而成为商业资本可以利用的巨大资源。学界从前期偏于乐观的肯定“参与式赋权”的态度，逐步转换为更为警惕和批判的态度，尤其对于粉丝情感劳动中的“异化”与“剥削”等议题进行了多方深入的辨析。

　　其二是意识形态对于粉丝的征用，这一方面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粉丝民族主义及粉丝社会动员等议题中。王洪喆、李思闽和吴靖通过在线民族志与生活史访谈，发现这些从“迷妹”到“小粉红”的转变者，是“后现代商业文化语境下知情的民族主义者”，表现出较高的驾驭媒体内容、把握政治力量对媒体进行操弄的套路的能力。李红梅认为，“帝吧出征”不仅仅是一种网络民族主义的宣泄，更是一种有关身份政治的表演，它不仅根植于我们的历史记忆，也是对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所遇挫折的一种应对，还是对中国应有国际地位的一种主张。杨国斌认为，“帝吧出征”首先是青少年的一场“自我表演”，其表演的主要特征是后英雄主义时代的英雄想象。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刘海龙提出“粉丝民族主义”（fandom nationalism）理念，即“像爱护爱豆（idol）一样爱国”；它是新媒体技术、商业文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互动结果，新媒体技术不仅改变了民族主义运动的表达方式、组织动员方式、实施方式，而且还消融了政治运动、追星、游戏、个人身份建构等行为的边界，使得民族主义以新面貌出现；新一代网络民族主义者也在时间、空间和语言三个方面成功地驯化了新媒体，使之成为民族主义的一部分。

　　（二）治理

　　以上可以窥见，粉丝文化的急剧发展大大溢出了原有的亚文化的范畴，粉丝文化不仅左右大众文化生态，而且对文化产业、文化经济、政治议题和国族身份认同都有较深的参与。粉丝文化从一种边缘文化逐渐成为社会热点，有关明星的微博热搜常常成为大众观看的头条内容。粉丝群体也因为其自组织化和非理性的集体情感倾向频频引发社会的焦虑与质疑。针对娱乐产业一味追求流量、激化社会矛盾和网络戾气等问题现象，2016年国家出台《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2017年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视听节目创作播出管理的通知》，到2019年规范网络视听节目综合评价工作，行政管理部门对于视听节目的监管和治理力度不断加大。2021年6月，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开展“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打击五类“饭圈乱象”行为，这是2020年5月“清朗”专项行动的延续，更将“饭圈乱象”置于中心舆论场。管制政策相继出台并赢得广泛关注，公众态度陡然转向，与此同时，粉丝文化研究学术话语的社会治理框架亦迅速崛起。

　　学界有关饭圈治理的讨论见仁见智。部分学者相对秉持较为经典的开放性态度。如曾一果认为，“饭圈文化实际上处于不断聚集、分化和重新整合的动态变化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既有保守的力量让部分饭圈始终处于‘圈地自萌’的封闭世界中，也有激进的力量让饭圈不断发挥潜能，借助数字媒介技术和平台，突破自我限定，参与到各种文化、政治和社会实践中”。吕鹏等则乐观地估计，以追星为核心特征的饭圈文化正在网络社会兴起，甚至会形成未来主流的精神生活方式。人们对粉丝和饭圈的认知也不再是单纯的不理解，相反变得多元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粉丝的行为，尤其是在粉丝们将追星与公益事业结合的时候。他们将饭圈文化视为“一群青年人参与的生动的互联网实践”。然而更多的学者则表达了批判的立场。栾轶玫从三个维度剖析了“饭圈失范”的表象：撕黑无休、氪金无度、举报无边。“饭圈失范有其深刻的原因，以情感逻辑包装的资本逻辑是饭圈的本质逻辑，资本串起了‘偶像—粉丝—商业平台—娱乐经纪—营销机构—广告商—厂家’各个利益集团，资本的背后是围绕数据流量的产业链。”其批判直指资本的操纵；季为民从“道德”视角发出警示：“‘饭圈’导致的负面问题不容小觑，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认知、行为、价值观念和道德意识等都造成了不良影响”，亟待治理。晏青等则直接把粉丝文化定义为一种“社会症候”，认为传统的“驯服模式”和“修辞模式”的治理方式捉襟见肘，他提出文化共生逻辑的融入模式，以明星为接榫点进行融入实践，将粉圈的偶像的实践惯习辐射至政治领域和公共空间，以明星榜样助推观念接合和行为养成。

　　粉丝文化研究的“治理视角”的转向充分说明，粉丝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植根于复杂情境的复杂社会问题，因此衍生出诸多以“治理”为主要思路框架的“问题型学术”。从征用到治理，表面看起来是学术思路的转向，但其背后的主体与赋权的问题却是发人深省的。易前良指出，在互联网赋权的已有研究中，国家—个人框架一直占据主流地位，技术、资本与国家之间的正向互动构成“平台中心化”的动力机制。平台针对用户拥有功能性主权，客观上重塑企业、用户和政府之间的权界，给网络时代的秩序再造带来新命题。一方面，平台成为数字空间的真正治理者有其合理性，另一方面作为商业实体，平台并不拥有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从中国粉丝文化发展的历程来看，“国家—平台—个人”已经成为多元赋权主体，在其不同阶段，正是由于不同主体的博弈和角力，构建了粉丝文化研究复杂的光谱及流向。

　　四、探寻“社会症候”背后的肌理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都不是孤立的，它不仅连接着历史，也连接着当下，更连接着许多活生生的人的经历。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曾说：“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答案。”回顾漫长的30年的中国粉丝文化研究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感知到一个似是而非的闭环。从20世纪90年代的“病态青年”到2020年前后的“时代之病”“社会症候”，这看似历史发展的一个循环，然而此病非彼病，不同时期定义的“病”或者“症候”的内涵及语境是完全不同的。在最初作为“病态化”青少年的“追星族”进入学界视角之时，学界的主流和社会的主流只是将其视为边缘青年的一种另类的病态现象，其对应的是健康的社会主体和健康的青年主体。而当“社会症候”成为一种共识之时，隐喻的是粉丝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时代之病，其涵盖的深度和广度，已经远远不是前者可以覆盖的。中国粉丝文化的变迁与发展背后交织了哪些力量，国家、平台、粉丝社团及个体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权力网络中建构文本及当下的日常生活，粉丝文化又在哪些层面与更大的社会脉络产生链接，粉丝文化形塑了怎样的当代中国文化生态，不同时期不同的视角会阐释出相对的多元的社会真实。粉丝文化正如一面镜子，映射出当代中国复杂流动的社会肌理。

　　如果将粉丝文化作为一种阿尔都塞意义上的“症候”（Symptoms）来看待，那我们必须进行的是“症候解读”（Symptomatic reading），“必须像医生诊断和治疗病患一样，从这些‘症候’入手去解读这些文本背后隐秘、缺场的东西，以发现更大、更重要的问题。”乔纳森?卡勒后来在此之上发展出“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的概念。姚文放认为，把“Symptomatic”翻译成中性意义的“表征”，消解了“症候”等概念在病理学上的消极意义，正是卡勒在文化研究意义上对于阐释的能动性的肯定。中国当代关于粉丝文化的研究正是突破了文本和经验意义上的深描，强调的是文本背后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肌理”（texture）。某种意义上，粉丝文化研究是源于社会问题而起的“问题性学术”，这意味着这个领域除了不断变动的研究对象，其研究问题和研究范式是不断变迁的。这一方面提示我们，这个研究领域充满活力及丰富性；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如果不将粉丝文化研究作为一种需要长期深耕的研究方向来看待，并在理论建构和经验考察上持续不断地生产洞见和对话，而仅仅将其作为一个热点话题，粉丝文化研究的热潮将很快过去。正如卡勒所言，“在解读方法中对历史和社会变迁的关注强调解释是一种社会实践”，以文化研究的场域为核心组织起来的粉丝文化研究，正是凸显了学术界作为一种“生产性力量”，作为另一种主体介入了当下的粉丝文化问题领域。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