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前沿的政治学研究有两个面向很值得重视。一个是“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众所周知，最近新冠肺炎病毒又发生了新的变异：“奥密克戎”。面对小小的病毒，人的脆弱性显露无遗。在人类主义（humanism）昂扬挺进五百多年后的当代，人却忽然意识到：人并不是越来越强大，而是非常脆弱，病毒稍微出来一个变种，我们就如临大敌。面对疫情挑战，各个国家采取了不同的生命政治学安排——这是值得在规范层面与经验层面加以研究的，进而在这个基础上展开比较研究。第二个重要的政治学研究面向，就是“技术政治学”（technopolitics）——它同样值得我们从规范层面与经验层面来展开研究。最近几年，“技术政治学”这个概念频频出现在政治学前沿研究的文献中。我们有必要追问：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概念？要知道，把“政治”和“技术”放在一起，政治学界其实已有一个词，叫做“技术统治”（technocracy）。关于这个概念的研究文献已然是汗牛充栋。那么，是什么缘由使得学者们在“technocracy”之外，需要另造“technopolitics”这个新的概念？ 

　　技术政治学vs技术统治

　　提出技术政治学这个新概念的原因并不难定位。“technocracy”这个概念，实际上并没有在“政治”层面上真正处理“技术”问题。当代德国政治哲学家哈贝马斯在2015年出版的著作《技术统治的诱惑》（The Lure of Technocracy） 里,几乎没有讨论当代技术及其应用（如智慧城市、大数据平台、自动化工厂等），其批判性分析瞄准的是专家型官僚绕开民主程序掌握权力的当代现象。从哈贝马斯的论述可以看到，“技术统治”这个概念真正的“技术”含量很少，几乎没能对“技术”作出思考。再者，从“technocracy”的汉译中也能看出问题：汉语学界多将该词译为“专家政治”或“专家治国论”而不是“技术统治”。“专家政治”是一个相当确切的翻译：“技术”在“technocracy”概念中并没有独立地位，而仅仅在一般意义上被理解为“专家”（不一定是“技术”意义上的专家，管理学专家、人口学专家、金融学专家都算）在政治体运转中所占据的核心位置。 

　　于是，在“技术”本身（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以指数级速度发展的当下，我们亟须另外一个概念来帮助思考“技术”同“政治”的复杂关联。因此，关于“技术”的政治学讨论不能被限定在“治理技术”或“统治技术”的狭小视角中，而是必须看到“技术”在当代世界里所扮演的极其核心的角色。 

　　与“技术统治”全然不同，“技术政治学”致力于聚焦性地考察“技术”本身在政治实践中的实质性地位与作用：“技术”不再仅被窄化为政治学—行政学框架下的“治理技术”，而是恢复其作为人类文明之构成性元素（constitutive element）的全幅内涵。在“技术政治学”视域中，“技术”绝非一个从属于“政治”的次要元素，相反，它已然构成塑型当代政治之形态的一个根本性力量。质言之，在“技术政治学”视域中，“技术”从影响共同体形态的众多元素之一，上升为一个决定性的主导元素。 

　　技术作为当代世界的核心

　　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是新科技革命，但实际上，“科技”一词正在被“技科”一词所替代。“technoscience”表达的是一种范式的转移，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正如法国思想家让皮埃尔·迪皮伊（JeanPierre Dupuy）所指出的，技科（技术科学）一词表明了科学从属于经由技术掌握世界的那份实践性雄心。这个概念告诉人们，科学实际上是从属性的，背后真正扮演老大角色的是技术。 

　　我们可以再做一些经验性的考察。 

　　首先，在技术跟科学的关系中，比如诺贝尔奖，过去是给科学的，但怎么评判这个科学研究的成果？技术恰恰是一个衡量的准绳，可技术转换是承认科学研究的重要面向。2017年，诺贝尔化学奖则更加直白地颁给了冷冻电镜技术。 

　　另外是技术与艺术。过去二者是相互“看不起”对方：技术专家在艺术家眼里是“庸俗匠人”，而后者在前者眼里“毫无用处”。然而今天艺术也非常明显地被技术所凌越：越来越多艺术家们放下高贵的头颅，眼巴巴盯着最新的技术发展。艺术的内核是创新，然而真正的创新是很难的。于是，不断利用新的技术推陈出新，就成为一条捷径。比如，最近关于NFT艺术品的讨论，区块链对艺术创作的影响，这些都是技术所开启的新的艺术。 

　　再如技术与伦理。过去伦理学研究的都是不变的问题，比如思维实验，一个电车开过来，到底选择撞一个人还是撞五个人，该不该转弯。这些研究并没有年代性。但是，今天伦理学讨论必须直面技术带来的挑战，伦理学家研究的诸多论题事实上是技术来主导的。 

　　还有技术与经济。经济跟空间很有关系，当空间能够继续延展时，经济的发展其实是不断在空间里转移，在里面寻找增长点。一旦有新的技术，资本是趋之若鹜的，从中也可以看到技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导性作用。

　　消失在熟悉性迷雾中的技术

　　那么，“技术”这个决定性的主导元素，为什么会被此前学者（包括哈贝马斯这样的大学者）的研究视野所遗漏呢？在出版于2018年的《技术：一个概念的批判史》一书中，英国技术史学家埃里克·沙茨伯格敏锐地观察到“在学术话语中技术之边缘性”的现象——尽管在媒体上“技术满天飞”，然而技术却恰恰没有得到学术界的重视。沙氏批评现代性理论家，几竟无人把技术纳入他们的理论，尽管（工业革命以降的）现代性是技术的大爆发时期。“一个人要想在现代性领军理论家，如于尔根·哈贝马斯、米歇尔·福柯、安东尼·吉登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以及其他人那里找寻一个清晰论述的技术概念，注定是徒劳无功的。”沙氏进而提出了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为什么技术——既实质性地来讲、也作为一个概念来讲——没有在西方思想史中受到［和其他社会维度］相似的关注？” 

　　“技术”总是成功逃出学者的视线，正是因为：一个新的技术一旦成熟，便会“消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被自然化的背景，就像树木、阳光和灰尘。按照英国学者保罗·爱德华兹的说法，技术总是能成功地让自身“消失”在“熟悉性的迷雾”中。以晚近的人工智能为例，人工智能在成为媒体热门话题前，实际上早已入侵社会诸多面向，并施加深层次的改变。正如安东尼·艾略特在其《人工智能的文化》一书中所写，“就像电，人工智能在根本上是看不见的。”人工智能被“看到”甚至进到聚光灯下，实是肇因于“阿尔法狗”连败人类世界冠军这样的晚近事件，也就是当其在人类主义地平线上扎眼地刺出时。 

　　技术政治学给政治学研究引入了一个框架性的转变，那就是以“人类例外主义”（human exceptionalism）替代“人类主义”。技术不断给人加持各种“体外器官”，使得人从物种的“生物性演化”进入技术器官的“体外演化”。而现代性以降的几百年来，人类的“体外演化”急剧加速，“人类主义”思潮也同步抬头。在诺贝尔奖得主、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看来，工业革命以降（尤其是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引擎后），人类对这个行星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地质学纪元——“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在过去三百多年中，人类文明对地球造成的影响显著：温室效应剧增、生物多样性急剧变小、行星层面的加速熵增…… 

　　在技术政治学的考察视野下，“人类主义”更妥切的名称实际上应是“人类例外主义”：人类的技术确实越来越强大，但是人类却越来越把自己视作例外性存在。在当代意大利政治哲学家乔治奥·阿甘本看来，“前现代”的诸种整体性叙事（形而上学抑或神学）经由“人类学机器”（anthropological machine）的转换，转出来同样整体性的“人类例外主义”叙事。在这种叙事下，在过去几百年中，人类自视越来越高，事实上也变得越来越孤单。然而，今天的技术器官（如人工智能、基因工程、脑机接口、赛博格技术……）恰恰打破了“人类例外主义”幻梦：工业革命以降的“人类主义”意识形态越来越被自己的“体外器官”所挑战。因此，我们一起见证着：晚近以来技术从“熟悉性迷雾”中频频刺出，挑战着人类对自身的基本认知。 

　　雷·库兹韦尔、默里·沙纳汉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技术奇点”（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概念。他们认为：技术正在将人类事实性地带到一个“奇点”，在那之后发生的事件，就像“宇宙大爆炸”（亦即“原初奇点”）之前的事件一样完全无法预测。譬如，人类意识通过“脑机接口”技术达成意识上传、从而摆脱有机体的约束，就无可避免会造成“奇点”——在这点之后的状态将根本无法以人类文明至今为止发展出的诸种符号性框架去理解。一种远远超越现今人类且可以自我演化的“强人工智能”，无疑同样会造成“奇点”。 

　　面向奇点的技术政治学方案

　　当人类被驱向技术奇点时，该如何应对？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代表了一种“反政治”的技术政治学方案——视而不见，继续在人类文明的既有轨道上挺进。在其总统任上，美国退出了《巴黎协定》，坚持人类之技术器官产生的活动（如碳排放）与全球温室效应无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卫报》发明了一个词：“特朗普世”（the Trumpocene）。法国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在其2018年的著作《落向地面：新气候政权的政治》中，批评特朗普代表了“离开这个世界”（Out-of-This-World）的政治视野：“我们美国人并不和你属于同一个地球；你的地球可能被威胁到，但我们的不会！”这种“美国例外主义”，使得特朗普们的“视野不再属于地球的诸种现实”。在拉图尔看来，特朗普主义的后果，就是“消解团结的所有形式，既包括外部的团结（国家间），也包括内部的团结（阶级间）”。故此，特朗普主义政治不只在无视事实与数据的意义上是一种“后真相”政治，而且在彻底消解团结的意义上是一种“后政治”政治。 

　　从人类例外主义到美国例外主义，一条异常清晰的思想线索显露了出来：“我们”是例外的，是“最伟大”的。特朗普主义，实际上是启蒙三百年来“人类主义”（实则为“人类例外主义”）的产物。近年来，从亚马逊雨林大火到澳大利亚多场原始森林大火，全球范围森林大火此起彼伏，人类的“肺”（法国总统马克龙语）业已严重受创，美国真的能独自守住其“例外性的伟大”吗？物种意义上的“人类”真的能独自守住其“例外性的伟大”吗？ 

　　在特朗普主义之外，还可以梳理出三种当代技术政治学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技术加速主义”。以尼克·斯尔尼塞克、亚历克斯·威廉姆斯为代表，当代“加速主义政治学派”提出“普罗米修斯式政治”，主张利用危机来加速发展技术：危机不是问题，只要它能促进技术的加速主义发展。政治智慧更新很慢，政客们的思路很守旧，但既然技术在加速发展，我们应当想尽办法让它变得更快，使今天的问题（如争夺石油的地缘政治危机）由于技术的突破不再是问题。 

　　第二个方案是以伊隆·马斯克为代表的“逃离主义”（escapism）。既然特朗普这样的政客对人类世问题视而不见，那么，跑到火星重新开始，或许可以给人类文明开一个副本或者说留一个火种。前不久，成为地球首富的马斯克把自己在这个星球上的不动产全都卖光了，他根本不在乎地球上还有一个家。马斯克等人的思路并不仅仅是加速技术，而是对技术的加速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方向，那就是逃离地球。 

　　第三个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技术，在当代全球政治层面上，应成为共同应治人类命运危机的利器，而不是国家间彼此扼喉掐脖的私器。2020年辞世的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在其2018年的著作《负人类世》中提出，中国政府晚近关于互联网+、普遍化的自动化、“智慧城市”的战略性政策，正在积极地催生出诸种“负熵性工业”。面对疫情的中国技术政治学方案（从精准封城到健康码运用），亦开启了一个众志成城的负熵性斗争。 

　　综上所论，技术政治学的研究视角，可以使我们从昂扬挺胸、自信满满的人类主义中拔离出来，重新思考技术器官与人类共同体秩序之间的复杂“互动”（intra-action）与“互相构建”（mutual constitution）关系。当代的诸种技术器官、正在到来的技术奇点，应成为当代政治学的核心研究对象。 

　　原文责任编辑：刘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