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加布里艾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的定义，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可以指“一个国家的成员对一系列政治对象的特定取向所呈现出的分布状态”。在当下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中，几乎没有学者会否认文化对政治生活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在一系列经验研究议题上（如区域研究、合法性研究、政治组织研究等），文化主义视角一直得到学者们的青睐。顺着文化主义的思路，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经常被援引解释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现象。

　　尽管文化主义的视角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但政治文化作为一个社会科学概念却并非毫无争议。实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政治文化经历了深刻的概念内涵的范式转移。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受帕森斯主义的影响颇深，倾向于采取一种“厚”的文化范式（thick culture paradigm）。这一范式的特点在于将文化视为宏观导向的（macro-oriented）、整体主义的（monolithic）和同质的（homogeneous）概念。这一对政治文化的构想虽然具有长久的社会科学理论传统，但与现实状况往往相距甚远。在此背景下，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文化复兴”及其后的追随者，对这一“厚”文化范式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他们指出，这一范式下的政治文化概念定义上容易出现主观化的弊病；在经验操作过程中亦存在不可忽视的信度问题；在界定文化和行动者关系的时候容易陷入“文化决定主义”（cultural determinism）的陷阱。为了回应这些批评，同时加强文化解释路径的一般适用性，与“厚”文化范式相对应的“薄”文化范式（thin cultural paradigm）应运而生。“薄”政治文化范式以认知—学习理论为基础，强调情境的可变化性。因此，这一范式对政治文化的界定更具“在地性”和“内生性”。具体而言，“薄”政治文化范式强调了文化的个体主义基础、人际异质性、动态变化性和情境内生性。受这一范式影响，研究者的注意力逐渐从审视中观和宏观分析单位（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特征转移到探讨个体层面的文化特质和经验模式。

　　与传统的“厚”政治文化范式相比，“薄”政治文化的理念呈现出范式层面上的革新。但是，其仍存在进一步拓展和完善的空间。这种拓展和完善的一个方向是将个体的认知图式（schema）和认知结构引入进来。根据人类学和社会学关于文化类型学和超个体主义文化表征（representativeness）的讨论，个体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那些帮助人们从经验中学习、存储和分类各种外部信息的认知结构，或曰图式。而社会学家们普遍认识到，探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现象，总是离不开对人们的认知结构的某种假设状态。脱离了这些假设，文化研究无从谈起。因此，如果说政治文化研究中从“厚”文化到“薄”文化的范式转变突出了文化在微观个体层面的差异，那么个体的认知模式和结构差异无疑是政治文化研究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是，目前的政治文化研究即使在“薄”文化范式下，也尚没有对个体的认知结构和图式进行经验层面上的分析。这种对认知结构的忽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例如，由于个体层面认知特点的缺位，在具体经验分析中，研究者不得不将个体层面的文化再次回归到中观层面（如宗教、种族、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等）的某种平均化特征。由是，对于文化的理解貌似脱离了传统的“厚”文化范式，但实际上依然停留在一种集体性的文化表意（ideation）。那么，针对“厚”文化的那些批评便没有被真正克服。此外，由于没有直面个体的认知特征，研究者也难以捉摸人们感知政治对象、管理自身政治行动的内在机制。因此在用文化因素诠释个体政治行为的时候，有可能出现各种偏差（如社会期望偏差）。与之伴随的是，如果不能对人们的认知特征进行明确的概念化和细致的审视，研究者亦很难对宏观与微观之间的文化联系机制（即群体层面的某种社会—文化模式如何与个体层面的某种认知特质联系起来）做出令人信服的描绘。

　　综上所述，尽管在政治文化研究中，“薄”文化的范式转向日渐为学者们接受，但如果不重视个体对政治对象的认知特点，政治文化研究并无法真正地实现“薄”文化范式所许诺的各种理论期待。

　　二、理解政治文化：范式转变 

　　（一）“厚”政治文化：传统视角及其局限 

　　就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而言，阿尔蒙德和维巴于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一书最具代表性，也是学界引用最广泛的作品之一。然而，随着政治学领域内理性选择分析框架和形式化分析的勃兴，这本书所引领的政治文化研究风潮在20世纪70—80年代逐渐陷入沉寂。这种式微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政治文化的复兴》（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一文的发表才得以改变。在该文中，英格尔哈特利用大规模调查数据展示了公民文化的“一致性症候”（coherent syndrome）所带来的主要政治和经济后果。这种文化主义的“复兴”迅速得到其他学者的响应，同时也激发了大量具有典范意义的经验研究。

　　本质上讲，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文化分析倾向于将文化视为一个整体论的、内部连贯统一的、具有时间持久性的意义系统。这一意义系统以一种外生的方式对个体发挥作用。按照政治学者Mishler和Pollack的说法，此时的政治文化分析路径可以称为一种“厚”文化的分析范式。而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此时的文化分析仍旧采用了传统的韦伯—帕森斯主义的分析思路。与社会学领域内对于此思路的批判类似，这种概念化方式在政治文化研究内部也招致了一系列的批评：

　　首先，一种抽象的宏观政治文化概念很容易遇到操作化的问题。学者们和媒体可以宽泛地谈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政治文化，但是这种文化究竟如何测量，尤其是进行具有跨国比较意义的操作化一直以来饱受争议（例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操作层面的可比性问题）。换句话说，一个抽象的宏观层次的文化概念容易显得“大而无当”，让研究者们在经验分析层次上无法捉摸其含义，这就使文化成为某种“装饰性”概念。其次，文化解释可能存在同义反复的问题。如上文所述，从文化的角度分析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思路是将文化因素作为解释其他社会现象的变量。但是，很多被解释的对象恰恰是凸显和构建宏观层次政治文化的内在因素。例如，东亚社会的权威主义政治文化常被用来解释被研究对象对于中央政府的高信任水平，但是这种对于中央政府的高信任恰恰是权威主义文化的构建因素。此时，用权威主义政治文化来“解释”政府信任不免有同义反复之嫌。这种同义反复也在一定程度上让研究者难于挖掘不同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一种宏观层次的“厚”文化范式也会模糊政治分析过程中宏观—微观联系。由于“厚”文化范式将政治文化看作外在于个体但能够为个体内化并服从的意义系统，因此顺着“厚”文化的分析逻辑，容易出现格兰诺维特所谈到的过度社会化（over-socialization）问题，即将个体视为某种宏观文化的被动载体，从而丧失个体自主性。显然，此时的文化解释很容易变成所谓的“文化决定论”。同时，在经验分析层面上，也容易发生诸如生态谬误（ecological fallacy）这样的问题。

　　客观来讲，上述的“厚”文化范式的困境并非政治文化研究所独有，但是面对这些问题，政治文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努力做出回应。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呼吁建立一个更倾向于个体主义的“薄”文化视角。在这方面，Mishler和Pollack进行了非常系统的梳理。根据他们的观点，随着研究焦点逐渐转移到个体主义的认知特征，政治文化应该是微观层面的、经验可知的、建构主义的、环境内生的、人际异质的和历时可塑的。显然，这种“薄”的文化概念与“厚”的文化概念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构成了某种范式意义上的变革。

　　（二）“薄”政治文化：新的理论导向 

　　“薄”政治文化的分析范式也被称为“新文化分析”，以此和传统的“厚”政治文化分析范式相区别。笔者认为，立足于个体层次认知特征的“薄”文化范式对于当下的政治文化研究有三点重要的理论导向价值，分别是:（1）政治文化在认知层面上的异质性;（2）政治文化的宏观—微观联结；（3）政治文化的动态变化。

　　首先，认知层面的异质性是指，不同个体在存储、排序和处理外部政治对象提供的信息的方式存在多样化的模式。人与人之间的异质性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但是，传统的“厚”文化分析在强调个体对于集体性文化的近乎无差别接纳过程中恰恰掩盖了此种异质性。这无疑压缩了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应用空间。实际上，现有文化社会学研究认为，“厚”文化范式所假设的外在于个体的宏大文化体，其无论在内容还是内在逻辑上都如此繁复，以至于作为拥有有限认知能力的个体无法完全将其内化并运用自如。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宏大文化与其说是一种经验建构，不如说是一种理论想象。与之相比，“薄”政治文化不再采用一种自上而下的分析路径，而是转而自下而上，从个人日常实践过程来考察政治文化。此时，个体之间的异质性则成为学者们不得不直面的一个主题。

　　其次，宏观—微观的联结涉及的是集体建构和个体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讲，这一联结涉及特定人群层面的文化现象模式与附加在特定文化模式上的个体特殊性之间的关系。按照“厚”政治文化的分析范式，在这一宏观—微观的动态变化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宏观因素，微观个体只是宏观因素在个体层次的一种映射。但是如上文所言，这种文化观过于简化，且认为文化可以为个人完全掌握的观点与个体有限的认知能力相悖。但是，对于“厚”政治文化范式的反思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坠入一种绝对个体主义的陷阱。因为按照后者，则人人皆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此时文化便不可称为文化了。那么，一个可能的中间路径便是采用一种“分解”的视角，即认为，宏观文化特征是有限的个体文化特征的集合，因此前者可以通过后者进行分解（decomposition）。那么，问题的关键便是，如何描述这种分解式的联系。这是“薄”政治文化范式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后，“薄”政治文化强调了文化的动态变化性。这一理论导向强调，人们对于某一分析对象的认知结构并不独立于社会生活而存在。恰恰相反，依照实践主义的基本思路，“薄”政治文化更加关注日常经验因素如何与人们的认知结构的某些属性相关联，即个体会在日常生活的反复实践中调整（增加或删除）感知对象彼此之间的关联结构，从而展现出认知图式层面上的变化性。与传统“厚”政治文化范式相比，“薄”政治文化范式所强调的文化变迁有两个很显著的特点。其一，“薄”政治文化落脚点在于个体，因此相较于那些长时间积累下的宏观文化更加易变。其二，“薄”政治文化的变化不一定体现在个体外在显现的行动或者言语，而是更多地体现为内在的认知结构变化。因此是一个内向（inward-looking）的分析路径。

　　（三）“薄”政治文化：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以上讨论的三个理论导向对政治文化的经验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价值。但是，这些新的理论导向从提出到真正实现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距离。换句话说，尽管学者们对于“厚”政治文化概念所具有的局限性以及“薄”政治文化概念的必要性有日渐清晰的认识，但是上述的三个理论导向到目前为止尚没有被充分发挥和展现出来，因此仍有进一步丰富与拓展的空间。之所以如此，究其根本，在于秉持“薄”政治文化范式的研究仍然没有直面人们对于政治对象的认知所具有的特征。这里所谓“没有直面”，是指政治文化研究者鲜有对人们的认知本身进行测量和建模。这就造成了政治文化仍然以人们“外在”的“显式”的言说作为基本的承载基础。相比而言，外在的政治对象进入个体头脑内的认知加工以及分类过程仍是一个黑箱。

　　与这种黑箱状态相伴随的一个直接局限在于，人们的言说的文化特点更多地代表了某种“可言说的（declarative）文化特征”，其内容包含了言说者主动的信息加工甚至扭曲。例如，对于特定政治对象明言的态度可能会考虑到“社会期望”（social desirability）从而倾向于提供一个社会普遍认可的“标准”答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不直面人们的认知，那么便难以探究人们对于特定政治对象的信息收集、加工和分类。不能够直面个体的认知特征的另外一个负面后果在于，政治文化的载体仍然不得不落在一些平均意义上的文化特征之上，只是这种平均所基于的单位是比国家和地区更小的社区和族群等。但是，这样操作相当于回归到了一个中观层面的“厚”政治文化。那么，前面谈到的诸如操作性差、宏观—微观界限模糊以及文化决定论的困境则依旧存在。

　　那么，既然实现“薄”政治文化所承诺的理论导向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对于个体认知特征的掌握和了解，那么一个推动“薄”政治文化范式发展的方向便是直接考察个体认知的特点，这恰恰是日渐兴起的认知社会学的题中之义。

　　三、助力“薄”政治文化范式：认知社会学的路径 

　　（一）来自认知社会学的交叉互鉴 

　　文化社会学和认知心理学之间的交叉互鉴可以称得上是过去几十年的一个热点。与之伴随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认知因素纳入文化的社会科学分析之中。在现有的文献中，识别文化与认知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的具体路径各不相同。Brekhus将其归为三类，分别是涂尔干传统、戈夫曼传统和布迪厄传统。遵循涂尔干传统的识别路径认为文化是一些同质的集体表征，作为一种外生的力量作用于个人。在这一传统下，社会学者将他们的分析重点放在超个人主义的符号、叙事和话语之上。戈夫曼传统下的识别路径将重点放在参照群体层面的微观互动，以此探讨文化和认知之间的动态关系。因此，在地的（local）“社会”环境是研究者的重点关注对象，其可以产生一系列的文化影响。因此，戈夫曼传统常用的分析工具是人际网络、同辈群体和亚文化等概念。与前两种传统相比，遵循布迪厄传统的文化—认知关系的识别路径注重个体认知特征中的惯习因素，该传统的解释强调了那些结构性倾向的文化意义。

　　基于以上识别路径的具体理念，我们可以将涂尔干传统与“厚”政治文化的理念相对应，而将戈夫曼传统与基于微观群体文化的研究路径相对应（社会心理学等）。但是，考虑到个体主义文化涉及“储存以往经验信息的认知结构”，本文将遵循布迪厄传统，特别参考布迪厄传统中“惯习”概念。

　　具体而言，根据布迪厄的观点，惯习意味着“持久但又是可迁移的性情倾向，被结构化但又能够起到构型功能的某种结构,即生成和组织实践与表征的那些原则。这种原则可以基于特定的对象而被客观使用,但是却不需要预设个人明确意识到特定的目标,亦不需要预设个人对达成目标的操作手段有清晰的掌握。”尽管这种“被结构化但又能够起到构型功能的某种结构”的表述读起来相当晦涩，但正如许多认知导向的文化社会学者所强调的那样，这一定义确实把握住了个体主义文化的本质意涵。

　　首先，个体主义文化以性情倾向的结构化形式存在。尽管认知过程包含多个阶段，涉及个体如何关注、感知、分类、框架化、提取和理解来自外部环境的社会输入，但惯习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对被感知对象的心理分类，即认知的分类学（cognitive taxonomy）或一个分类的图式。基于特定的分类图式，人们的头脑中将一些被感知的外部对象归为一类，而将另一些对象归入其他类别。虽然图式分类在社会科学中并不是新近提出的思路，但是以结构化特征来描述和构建人们的认知结构确实为政治文化研究者提供了一种直面个体认知特点的理论和经验工具。通过分析针对特定政治对象的图式结构，政治文化研究者可以真正意义上将个体的认知纳入经验研究中，从而让“薄”文化范式具有了“坚实的”经验基础，从而有助于实现其潜在的多种理论导向。这在下面的讨论中会进一步展开。

　　其次，基于认知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个体层面的结构化认知不是静态的，而是与个体对外部环境的经验（experience）息息相关。例如，社会学者奥马尔·利扎多（Omar Lizardo）认为，个体对外部现实世界的图式化分类（schematic classification）与外部世界之间存在一种同型（isomorphic）关系。图式“既是为了反映（model for）实在的模型，又是实际反映（model of）实在的模型。”顺着这一思路，个体对被感知对象的图式化分类既是持久的又是可变化的：图式化分类之所以是持久的，是因为它是被保存下来的、基于先前经验获得和积累的认知结构。与此同时，它又是可变化的，是因为它可以根据外部经验的持续性变化来进行调整，以使个体能够适应新的外部环境。

　　最后，基于认知社会学的研究发现，个体认知特征是结构化的使动（motivating）因素。在生活实践中遇到和特定图式相关的对象、环境或者任务时，特定的图式可以被激活以调动特定的行动（例如，与政府相关的图式可以影响个体的政治行为）。正如利扎多所说，“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一个认知—感知的矩阵始终是一个过滤器，个体通过它对流动的日常经验进行某种排序。”由于这种过滤机制的存在，我们可以说，对被感知对象的不同图式化分类会引发不同的行动，因为它们代表了不同的“实践逻辑”（logic of practice）。

　　综上所述，借鉴认知社会学布迪厄传统下对惯习的理论阐释，个体主义文化可以被操作化为某种结构化的图式，其主要的功能是帮助个体分类被感知的外部对象。图式分类与行动者的经验相关，可以被其改变。与此同时，它又作为行动的参数来激活和协调行动。这些讨论对于“薄”政治文化范式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二）再议“薄”政治文化范式：认知视角的拓展 

　　笔者认为，认知社会科学，尤其是布迪厄的理论传统，可以很好地助力“薄”政治文化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为前文提到的“薄”政治文化分析上的诸多挑战提供了某种认知导向的解决方案。下表对其进行了总结。

　　首先，布迪厄传统下认知社会学者所强调的表征认知特征的图式概念，为政治文化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在个人层次上明确的分析对象，这与传统的文化研究相区别，因为后者对个体认知特征往往停留在假设的阶段。这种对于个体认知特征的探究也有助于群体层面上的经验分析。例如，利用图式的概念，研究者可以针对特定群体，通过展示认知图式的各种可见模式，来展现一个群体内部认知的异质性。这一分析进路的立足点在于，尽管每个个体都会基于自身的生活经历形成固有的认知图式，但是不同个体的认知图式可以存在结构上的近似性。因此，对于一个特定的研究群体而言，拥有近似图式结构的个体可以划归为一组，那么组间差异就能够呈现出群体内部认知图式的异质性。当然，群体内部认知图式的异质性并非仅仅是对经验现象的简化。相反，这种认知图式的异质性具有实质性意义。因为基于图式的定义，特定分类图式中类别之间的边界代表了认知对象的标出性（markedness）和非标出性（unmarkedness）或者相关性和非相关性之间的差异。因此，图式不同，代表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综上，对人群中潜在的多样化的心理图式的分析和把握，很好地回应了个体认知异质性这一问题。　　

　　其次，特定群体中的多重图式，以及随之而来的经验上的人际异质性，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厘清了宏观—微观的文化联结。正如迪马乔及其合作者所言，“如果不同意义系统的区分落脚于调查题项之间的不同关联，且这些关联能够形成数量有限的模式，那么对于任何特定的意义领域，一个人群往往会包括两个或更多个的子群体，这些子群体以不同的认知方式组织自身的态度和行动”。因此，对于一个特定的人群，我们可以基于多种可辨识的心理分类图式来分解宏观人群层面的经验模式，以此达成宏观—微观之间的分解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分解是基于认知结构的分解，而不是传统的社会—人口学变量（例如性别或年龄）意义上的分解，这方面已经有相关的经验研究。

　　最后，在确定了分类图式这一基本的分析单位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探究政治文化的动态变化。如前文所述，认知结构与外部世界保持着一种同型关系，因此，人们之所以能够形成特定的认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日常生活中长期的重复性接触。即是说，以惯习性反应或判断为形式的个体主义文化，会受到外部刺激的影响和塑造。通过对这一研究方向的探讨，我们将能够展现文化图式动态和可塑的一面。由于图式涉及的是不同认知元素之间的相互关联模式，因此关于政治文化图式变化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政治对象彼此之间的界限。

　　总之，从认知社会科学的角度来扩展对政治文化的概念化，我们可以更好地满足“薄”政治文化范式下对文化的个体主义、异质性、内生性和动态变化的理论构想，从而更好地把握政治文化的经验特征和现实意义。

　　结语 

　　本文所谈论的政治文化的研究范式转移对于中国本土的政治文化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政治文化一直以来都是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领域内的重要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已经有多篇研究关注政治文化的属性、结构、功能、思想渊源等议题。具体而言，在现有文献中，对中国本土政治文化的研究集中于三个主要的方面：其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特征研究。这一部分的分析通常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家国一体为基本出发点，强调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思想本源。其二，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通常而言，这部分的研究将政治文化置于中国社会过去数十年的社会变迁大背景下，考察政治文化如何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和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型而发生变化。其三，政治文化的社会功能。例如，政治文化如何影响政策选择、国家的政治稳定、政治参与等。

　　可见，即使是在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研究也是方兴未艾。那么，如果从“厚”政治文化向“薄”政治文化转向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有以下几点启示。（1）政治文化的研究通常落脚于文本和对传统的诠释。这一路径有助于探究政治文化作为一套意义系统所具有的特征和功能。但是，如果我们将研究的落脚点放在人们的政治认知时，研究者不得不将研究的重点置于活生生的个体及其政治生活，即寻求对活生生（living）的政治文化的分析。（2）政治文化的“薄”范式强调了个体的认知图式。那么顺着图式关联结构的思路，政治文化的转型或许并不在于人们不再相信什么或者开始相信什么，而是同样的认知元素如何改变了和其他认知元素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说，在个体层次上，政治文化的变化可以是结构性变化，而不一定是认知对象意义的变化。（3）正如本文开始时所述，政治文化的研究往往和理性人的假设相冲突。以政治信任为例，理性人的假设会认为个体的政治信任水平取决于个体对于政府作为的理性判断。但是政治文化的视角则会强调那些传统的政治惯习。实际上，从“薄”的政治文化范式角度来看，这两个是可以予以调和的。具体而言，文化所规制的认知结构决定了个体行动的具体轨迹和方向，因此代表了某种潜在可能性。但是，为了促成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行动，或许我们还需要某些理性化的激励机制（如经济回报等）。因此，我们可以借助于韦伯的经典“扳道夫”隐喻，将“薄”政治文化所强调的图式关联结构看成是某种个体行动的铁轨，至于理性化因素则是推动个体行动快慢的动力机制。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李文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