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Kuhn）指出，任何科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都会被解释力更强、解释范围更广的理论体系超越，它是人类认知能力不断深化的结果，这一结果必然会引发“科学革命”，而科学革命最关键的标志就是“范式转换”（paradigm change），因此“科学革命”也被称为“范式革命”。“范式”是某个科学共同体对某一事物的基本认知和核心论据，同时还包括科学家开展研究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或工具，是学科进一步实践和发展的基础；随着科学理论的范式转换，基本研究方法和技术工具往往也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正统的西方经济学一直秉承新古典“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本前提，逐步创立了一个严密的理论范式，但其现实基础却越来越薄弱。尤其是当我们试图探究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模式和决策过程时，自然选择在生物长期进化过程中对人脑组织及其神经元连接方式所施加的影响往往不容忽视。神经经济学通过实验手段的拓展和迭代，对人类行为，以及这些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和偏好机制作出了更为精致和准确的分析，为批判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和依据。

　　　一、传统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面临挑战

　　“理性经济人假设”是传统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范式”。这一范式包含着两个极强的预设：第一，人的行为是“理性”的；第二，人的行为是“自利”的。从这两个预设出发，传统经济学为包括个人、企业和政府在内的所有经济主体建立起稳定的偏好排序，并根据“显示偏好”原理推导出相应的效用函数，计算每个经济主体的最优效用，为各种经济行为提供分析与决策的依据。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崛起，传统经济学的上述范式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通过严格控制条件下可重复、可预测的行为实验，发现大量“异象”(Anomalies)，即那些在传统理论范式中无法得到解释和说明的现象。库恩认为，“异象”的出现是一个理论走向危机乃至发生革命的催化剂，是科学理论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传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异象”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

　　（一）人们在行为决策过程中对一致性公理的违背

　　“一致性公理”定义了“经济理性”的必要条件，即一个人的行为起码要符合“完备性”（Completeness）、“自反性”（Reflexivity）、“传递性”（Transitivity）和“无关选择独立性”（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等四条公理，否则他的行为就是前后矛盾、无据可循的“非理性”行为。但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却观察到越来越多的、无法满足“一致性公理”的异常行为。这些行为不仅具有普遍性，而且具有系统性，即只要满足给定的条件，它们对传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偏离就是完全可以被预测的。

　　例如，传统经济学认为人具有稳定的偏好，这一先验的假定是任何经济模型得以建立的前提；但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发现人们在行为决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倾向，却在风险偏好上表现出明显的逆转：在面对收益的场合，一个人往往是风险规避者；在面对损失的场合，同一个人却成了风险追逐者。显然，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一致性公理对“完备性”的要求，而且也违背了一致性公理对“自反性”的要求。又如，人们在行为决策中普遍存在的“后悔厌恶”（Regret Aversion）现象，以及因“后悔厌恶”所导致的偏好逆转，它显然违背了一致性公理对“传递性”的要求。再如，“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描述了人们仅仅因为表达的方式不同，就会对同一事件产生截然不同的判断，这种现象显然违背了一致性公理对“无关选择独立性”的要求。

　　其他典型的行为异象还包括“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羊群效应”（Herd Effect）、“时间偏好不一致”（Timeinconsistent Preferences）等，这些行为显然都无法在传统经济学“一致性公理”的框架中得到合理的解释。正如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所指出的：“如果不得不抛弃人们拥有明确偏好这一假设，经济学理论的教科书将无从编写，因为如果没有稳定的偏好，（经济学）就不用追求什么最优化了。”

　　（二）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自利原则的违背

　　人具有自利性是“理性经济人假设”乃至整个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基点和前提条件。数理经济学的先驱弗朗西斯·埃奇沃思（Francis Edgeworth）在20世纪初就曾经断言，自利是“经济学的第一原则”。 经济学家张五常则说，“经济学的基础假设是：每个人的行为都是自私自利的。那就是说，每个人都会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无论是勤奋、休息、欺骗、捐钱……都是以自私为出发点。”事实上，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这一思想早在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中就有过论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在这里，斯密把人类追逐财富和改变自身境遇的“利己心”看作促进社会分工最直接，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原因。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传统经济学微观基础的博弈论转向，对博弈过程的分析成了经济建模的重要方法。在经典博弈论中，博弈的展开严格依赖博弈双方的“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而“自利”则是“共同知识”不证自明的核心要义。博弈双方按照“自利”原则来推断对方的策略并制定自己的策略，才能形成所谓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但随着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这一领域内同样被观察到越来越多的、无法被经典理论所解释和预测的“异象”。

　　例如，按照理性经济人和经典博弈论的预测，“背叛”是博弈双方在“囚徒困境博弈”（Prisoner’s Dilemma Game）中唯一的纳什均衡。但行为经济学家却发现，在严格控制的实验中，仍然有30%—40%的被试者会将“合作”作为自己的策略选择。又如，按照理性经济人和经典博弈论的预测，在“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中，“提议者”（Proposer）会将最大禀赋留给自己，而作为“响应者”（Responder）则不会拒绝任何正的分配额；但在世界各地进行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提议者的分配方案大都为四六开和五五开；而特别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比如低于三七开，几乎都会被响应者毫不犹豫地拒绝。德国洪堡大学的古斯（Werner Güth）在实验后的总结中说，“很明显，受试者是依赖公平观念而不是利益最大化来决定其行为的”。

　　其他典型的博弈案例，还包括“独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中被试者所表现出来的“利他”行为；“信任博弈”（Trust Game）中被试者所表现出来的“信任”和“可信任”行为；“礼物交换博弈”（Gift Exchange Game）中被试者所表现出来的“馈赠”和“回报”行为；“第三方制裁博弈”（Thirdparty Punishment Game）中被试所表现出来的“利他惩罚”行为;等等。这些行为显然都无法被传统经济学和经典博弈论的“自利原则”所解释。

　　（三）传统经济学家对挑战“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反驳

　　面对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对传统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种种质疑和挑战，主流经济学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此表现得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通过行为实验所发现的非理性行为可能只是人们在决策过程中随机出现的“噪音”；在更大的观察样本中，它们将会以“随机误差”（Random Error）的形式互相抵消。有人甚至认为，许多异象和悖论，可能只是某种决策失误，如果经过系统的学习，将有助于减少甚至消除大部分错误行为。因此，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所发现的异象并不会改变“理性经济人假设”和“一致性公理”的基本分析和判断。

　　至于对自利原则的批评，则引起了更大的反驳和争议。由于自利还是非自利涉及人的动机，而动机作为一种内隐的心理状态是很难捕捉的。观察者看到的只是人的行为，从行为过渡到心理状态往往建立在某种推断上。这种推断，一般可以容纳多种互相矛盾的心理归因。例如，一个人不惜自己承担成本去惩罚团队中的搭便车者，既可将其归因为“利他惩罚”，也可将其归因为出于自利心的“嫉妒”（Jealousy）或“报复”（Revenge）。又如慈善捐赠，既可将其归因为某种“利他主义”（Altruism）的奉献，也可将其归因为对“声誉效应”（Reputation Effect）或“广告效应”（Advertising Effect）的自利追求。因此，心理推测只是一种主观臆断，并不能当作证伪“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依据。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曾经断言：“效用或偏好作为一种主观心理状态是观察不到的，经济学家所能看到的只有人的行为，因此经济学家只关注人的行为而不关注人的动机。” 正因为如此，传统经济学一直拒斥在经济分析中引入心理学方法，20世纪80年代甚至因此而引起了一场著名的、经济学家与心理学家之间关于理性选择的“芝加哥大论战”。

　　　二、神经经济学加深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质疑

　　对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来说，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半个世纪是一段“艰苦”的年代。一方面，他们通过行为实验不断发现传统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种种漏洞和破绽；另一方面，他们又苦于无法提供确凿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实这些发现。事实上，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在过去几十年中所面临的困境，也是行为科学和心理科学的根本困境。因为当决定我们行为和心智的器官——大脑,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黑箱”的时候,对人类行为和心理的任何解释都很难成为一种真知灼见。不过，上述让人“沮丧”的局面终于在21世纪初得到了有效化解，这种化解主要得益于大脑观察技术所取得的进步。

　　（一）神经经济学为挑战理性经济人假设提供了新的实证工具

　　200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分别授予了美国科学家劳特布尔（Paul Lauterbur）和英国科学家曼斯菲尔德（Peter Mansfield），以表彰他们在发明核磁共振成像技术过程中所作的贡献。这一技术通过磁共振信号采集颅脑内部血氧水平的变化来测量神经组织的活跃程度，从而以非侵入方式，实现对大脑激活状态的造影。在这一基础上诞生的一系列脑观察技术，包括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功能性近红外成像（fNIRS）、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PET）等，第一次为人类提供了无创条件下观察大脑神经活动的手段，从而为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洞悉和理解人的行为偏好及心理过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虽然离完全揭示大脑的秘密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这个“黑箱”已经被打开或正在被打开。对人类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的开端。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萨缪尔森半个世纪以前的担忧在今天已不复存在。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及其相应的神经实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1997年，在美国卡奈基—梅隆大学举行了一次关于神经行为的经济学会议（Neuro Behavioral Economics Conference），系集中讨论神经科学与经济行为最早的一次学术会议。2000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又召开了一次有关神经生理与经济学理论的学术会议，首次使用“神经经济学”（Neural Economics）这一名词。2002年8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以“神经经济学”为名，召开首届“国际神经经济学大会”（Conference on Neuroeconomics），诞生了“Neuroeconomics”这一新的复合词。2003年9月，以“促进神经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知识传播”为宗旨的国际“神经经济学学会”（Society for Neuroeconomics）在美国纽约大学成立。该学会每年都以“神经经济学年会”的形式组织相关国际学术活动。

　　伴随着人类对大脑神经认知的持续深化，神经实验开始作为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研究的有效补充，为进一步验证“理性经济人假设”作出了重要贡献。2004年，苏黎世大学的奎凡恩（De Quervain）和费尔（Ernst Fehr）及其团队合作进行了一场著名的神经实验，他们运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技术（PET）扫描了利他惩罚者的大脑，从而揭示出利他惩罚是一种由人类大脑自我奖赏系统（Brain Reward Circuit）所驱动的自激励行为。大脑自我奖赏系统可以确保人类在面临某些具有重大生存价值,但对个体却没有直接利益激励的情境下作出正确抉择，例如大部分有利于促进个体合作的“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s），都是由这一神经系统所驱动的。利他惩罚作为一种无须外部利益驱动的亲社会行为，其心理机制和神经机制与一般的自利行为有着明显的区别和辨识度。正如研究者在总结时所说，“当我们看到那些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没有受到惩罚，我们会感到痛苦和难受；而如果正义一旦得到确立，我们就会感到释然和满意”。2006年，美国认知神经科学家摩尔（Jorge Moll）带领他的团队对人类的慈善捐赠行为做了深入的对比研究。结果发现，在完全匿名条件下进行的捐赠活动中，被试者所激活的也是人类大脑中的自我奖赏系统，而在考虑“声誉效应”或“广告效应”条件下进行的捐赠活动，所激活的则是负责理性计算的左侧前额叶皮层，从而严格区分出人类利他行为和自利行为的不同神经基础。他们在实验报告中写到：对大多数人来说，“给予是一种能带给人快乐的行为”（Giving is happy），真正的慈善捐赠与打着慈善捐赠的名义谋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有着完全不同的心理机制和神经机制。

　　（二）神经经济学实验手段的拓展：从脑成像到脑刺激

　　脑成像技术实现了对人的特定行为与相应的大脑不同结构功能激活区域的准确定位，成为观察大脑活动对人类行为影响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脑成像技术无法外生地干预和改变大脑结构的神经活动，因此它所发现的研究结果只能验证人们的行为与大脑区域之间的相关关系，而不能揭示大脑不同区域的神经结构对人的心理过程及行为表现有着怎样的直接作用和因果关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研究的需要，脑刺激技术很好地弥补了脑成像技术的上述缺陷。通过对大脑相关区域的无创干预，达到影响和改变这些大脑区域神经活动强度的目的，从而可以检验大脑神经活动与人的特定心理及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

　　例如，苏黎世大学神经经济学团队利用脑刺激技术验证了人类在“社会规范遵循”（Social Norm Compliance）时所具有的“自利”和“非自利”心理动机及其相应的神经机制。实验结果表明，在惩罚威胁下产生的社会规范遵循，主要出于人们的自利考量，行为者会在破坏公平规范使自己获利与接受惩罚使自己遭受损失之间进行权衡，以获得某种利益上的平衡；而自愿实行的社会规范遵循，大多出于非自利的考量，行为者会在破坏公平规范使自己获利与忍受良心谴责之间进行权衡，以获得某种心理上的平衡。由此可见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且具有完全不同的心理动机和神经机制。这种异质性的偏好所导致的人类行为多样化，显然是传统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所无法揭示的，但它却可以为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发现的行为“异象”提供本体论意义上的解释和经验实证的支持。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通过脑刺激技术验证了损失厌恶作为一种异象所具有的“非理性”属性及其相应的神经基础和神经机理。 在传统经济学中，收益和损失除了符号相反外，它们作为财务流水或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处理的对象并没有其他特殊属性。但人类大脑在处理收益和损失时调用了不同的脑区，从而具有完全不同的神经基础。研究表明，人类对收益和损失的处置方式完全符合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的预测：在面临收益情境时，大多数当事人会采取保守的策略，以规避可能产生的风险；而在面临损失情境时，大多数当事人会采取冒险的策略，以博取更好的结果——尽可能减少因损失带来的负面影响。演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认为，“损失厌恶”是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获得的一种适应性本能：在食物极端匮乏的史前社会，尽管收益能改善个体的生存前景，但损失却会让一个人彻底“出局”；就好比置身于沙漠中，额外获得的一加仑水能让我们感到更舒服，但损失一加仑水却可能是致命的。因此，在不确定条件下，对收益或损失所产生的非对称性预期及相应的处置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演化心理学家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就有理由相信：人类在风险决策中所呈现出来的“损失厌恶”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理性计算过程，适应性的心理本能应该由人类大脑中特殊的神经回路所启动，而这种神经结构则是自然选择通过上百万年的演化在我们大脑中留下的印痕。

　　三、神经经济学与经济学的范式革命

　　（一）经济学新范式的诞生：从“理性经济人假设”到“行为人假设”

　　最近10多年以来，通过神经实验已经准确、清晰地定位了人类绝大多数“非理性”行为和“非自利”行为的相关脑区，并且阐明了它们内在的神经基础和神经机制。这些研究将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批判，从一个单纯的“行为—心理”层面推向更微观、更具实证性的“大脑—神经元”层面，以充分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人的“非理性”和“非自利”行为，并非只是一种随机的“噪音”或“决策错误”，更不是一种随意揣测的心理归因，它们实际上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有着深刻的心理基础、生理基础和神经基础的系统性行为模式。它们为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行为人假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人的行为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人的行为动机既有“自利”的一面，也有“非自利”甚至“利他”的一面。与传统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单一性和同质性不同，行为经济学的“行为人假设”将人看作一个复杂和异质的集合体，将人的行为和心智看作“理性”与“非理性”、“自利”与“非自利”的矛盾统一体。事实上，行为经济学家提出的“行为人假设”只是将传统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过度抽象的人类本质属性恢复其本来面貌而已。

　　从演化神经科学（Evolutionary Neuroscience）的视角看，人类大脑和心智中“非理性”和“非自利”的行为偏好，其实是那些有益于人类生存和繁衍的“行为规范”或“社会规范”在长期演化过程中被自然选择“内部化”（Internalization）的结果。那些具有重大生存价值的应对策略会以“本能”“直觉”“情绪”或“情感”的形式内化为我们大脑的神经机制，这种机制在特定的情境再现时将被激活，从而指导我们去正确地行动。比如恐惧，厌恶、悲伤、愤怒等情绪，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帮助我们作出决断，使我们保持警觉、远离危险、摆脱困境；而公正、友好、爱护、信赖等情感，让我们得以冲破人性的自私，使我们彼此信任、互相帮助、团结协作。正是这些深层的神经基础，构成了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今天所揭示出来的大部分所谓“非理性”“非自利”行为的生理、心理和演化机制。至于这些机制如何发挥作用，则取决于行为者所面临的决策环境。因为，除非将决策者现状的有关信息包括进来，否则偏好函数便没有任何意义；当我们饥饿、恐慌、困乏或性饥渴时，我们的偏好顺序便会相应调整。这正是行为经济学家提出“情境依赖”（Situation-dependent）一致性公理的实践和学理基础。

　　当然，这样看待问题，并不意味着行为经济学家持有这样的立场：人类的理性能力在认知和决策过程中是无足轻重的。事实上，在人类演化过程中较晚近才形成的大脑新皮层（Neocortex），尤其是前额叶皮质（Prefrontal Cortex），以及它所具有的、被我们称作“理性”的逻辑推理和计算分析功能，包括让我们产生“意图”（Intention）、“远见”（Foresight）、“目标”（Target）和“计划”（Plan）的能力，在我们的认知和决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职能。但是，这种“职能”说到底只不过是为了让上述底层的认知和决策机制能够更好地、更精致地发挥其作用。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那句经典名言：“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

　　对行为经济学家来说，他们虽然证实了人的行为有“非理性”和“非自利”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人类行为的“理性”和“自利”。从这个意义上看，传统经济学能够解释的现象，比如人的理性行为和自利行为，在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仍然可以得到恰如其分的解释；而传统经济学不能解释的众多“异象”都可以在“行为人假设”和“情境依赖的一致性公理”下得到更好，从而也更合理的解释。因此，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只是行为经济学“行为人假设”的一个特例，传统经济学的“一致性公理”只是行为经济学“情境依赖一致性公理”的一个特例，从而整个传统经济学就成为行为经济学的一个特例。行为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之间的这种关系，就像爱因斯坦相对论与牛顿经典力学的关系一样：一个新的、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并非完全排斥、抛弃和摧毁旧有的理论范式，而是在一定前提和条件下，把旧的理论体系作为一个特例或子系统包含在新的理论范式之中。在科学理论的“范式转换”或“范式革命”过程中，这种情形是经常出现的。而在经济学理论变革与发展的历史中，这种以“革命”和“综合”形态交替推进理论创新的情形甚至是一种规律性的常态现象。

　　（二）新的研究范式和技术工具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

　　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摆脱了传统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羁绊，极大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2005年，著名行为经济学家和神经经济学家凯莫勒（Colin Camerer）和洛文斯坦（George Loewenstein）等人预测，通过神经经济学和神经实验的方法，既可以打开曾经被传统经济学视作“黑箱”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行为主体的“偏好”，以及“效用函数”的本质属性和认知机理；也可以为传统经济学所熟知的诸多研究领域提供更深刻、更精致的理论分析模型——主要包括行为主体在不确定条件下的“跨期决策”和“风险决策”，以及在“博弈论”“自我控制”“学习”和“创新”等领域的深层认知。

　　“偏好”是“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核心概念。传统经济学以“效用最大化”这一“理性经济人偏好”为基础，而“偏好”本身自“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以来在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中逐渐走向边缘。传统理论范式下，对所有经济主体而言，“偏好”是一个外生给定、同质，且稳定不变的预设，所有可能的偏好变动都可以从“约束条件”变化的角度来加以解释。这种“技术性”的处理，使理论本身失去了简约之美，经济学模型变得越来越复杂。对此，神经经济学则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进路：一方面，将“偏好”的生成和变化置于自然选择基础之上，并通过演化机制使其内生化；另一方面，通过科学的实证手段来揭示“偏好”在决策中的内在机制。尽管，目前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还无法揭示“偏好”的全部秘密，但这个“黑箱”正在被逐步打开。毫无疑问，对经济学研究来说，这是一个较少被涉足的领域，但又是其在科学实证方面必须迈出的十分关键的一步。

　　“效用”能不能被度量？如果可以，又将以什么样的方式被度量？绝大部分经济理论最终都以“效用最大化”为基础，对于发展和检验理论至关重要。从“基数效用论”到“序数效用论”，再到“显示偏好理论”，“效用”的度量问题一直吸引着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但如果要对“效用”作出真正符合实际的描述，经济学家就必须深入人的大脑之中，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神经经济学的最新研究表明，在表征客观事物的价值（效用）时，灵长类动物大脑（包括人在内）的内在机理更接近“基数效用理论”，而非“序数效用理论”。神经生物学和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人类（也包括大部分灵长类动物）大脑负责给经济物品估值和报价的脑区主要包括前额叶皮质（PFC）、眶额叶皮质（OFC）和纹状体（Striatum）三个神经组织。虽然后续的研究仍有待深入，但这些成果已经揭开了经济学中最具主观色彩的范畴——“效用”的第一层面纱。

　　“双系统模型”（Twosystem Model）是近年来在认知心理学和决策心理学中广泛流行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受制于两套不同的决策系统：一是基于直觉的启发式系统（Heuristic System），通常被称作“系统1”；二是基于理性的分析系统（Analytic System），通常被称作“系统2”。其实，关于“双系统”决策的思想在经济学中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凯恩斯（John M. Keynes）关于“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的投资理念，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关于“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的论述，以及奈特（Frank H. Knight）关于风险、不确定性和企业家利润来源的探讨。这些研究认为，在投资、创新以及高度不确定的情境下进行经济决策，仅仅依靠“理性”的判断往往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在更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人的“直觉”“冲动”和“勇气”。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神经经济学家对这一过程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相关研究表明，人类大脑在决策过程中涉及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的系统：一个是情景导向的、非内省的、通过触发而实施的“自动系统”（Automatic System），它相当于心理学家所说的“系统1”，主要由人脑的杏仁核（Amygdala）、脑岛（Insula）、“奖赏回路”（Reward Pathway）和“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所执行；另一个则是目标导向的、能够内省的、通过计算而实施“可控系统”（Controlled System），它相当于心理学家所说的“系统2”，主要由人脑的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顶叶（Parietal Cortex）、枕叶（Occipital Cortex）和颞叶（Temporal Cortex）等大脑“新皮层”（Neocortex）所执行。这一研究将传统经济学对人类决策过程的分析从一个主要依靠逻辑推理的“行为—心理”分析推进到一个更具实证性的可观察、可控制、可重复的“大脑—神经元”分析，从而对传统经济学有关跨期选择、风险和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博弈战略的制定及社会互动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行为人假设真正要取代理性经济人假设，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真正要被扬弃，还有赖于未来神经实验技术的发展，能明确揭示大脑各区域之间的协同机制以及复杂行为决策的大脑神经回路；也有赖于未来神经经济学与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方法可能的结合，以构建个体跨情境的一般化决策模型。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周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