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是当今时代的热点问题。但是当前的隐私研究与讨论，基本只限于法学范围。西方国家普遍把隐私权看作每个人基本的权利，争议只在于从人权的角度来说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哪个更优先。但是，如果仅从人格权来讲隐私，那么人格权最主要的特征是建立在抽象的人的基础上的平等，而隐私的最大问题恰恰是多样化也就是具有个体特殊性。普遍性无法解决特殊性，黑格尔在人格问题上已经指出了这一点。美国学者惠特曼和詹姆士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如果隐私是人类需要的普遍性人权，那么为什么却有如此令人困扰的多样形式？对于那些依赖人格价值角度的隐私权支持者来说这是个难题，比他们承认的还要难。之所以是个难题是因为他们通常得出其结论的路径：隐私支持者通常依赖的是伦理哲学家所说的直觉主义主张。”黑格尔曾经指出：所谓直觉主义就是认为感觉到的便是绝对的、自明的，把个人的感觉作为真理的标准，没有对这些经验现象背后的本质、它们所成立的根据进行考察。结果就会造成“既然真理的标准，不是内容的本性，而是意识的事实，那么凡被宣称为真理的，除了主观的知识或确信，除了我在我的意识内发现的某种内容外，就没有别的基础了。这样一来，凡我在我的意识内发现的东西，便扩大成为在人人意识内发现的东西，甚至被说成是意识自身的本性。”美国学者lgo在其著作《平均化的美国人》中也指出了这个问题：“‘隐私’缺乏任何稳定的意义。”由此导致在法律实践当中，“如果发生了损害，而又援引不了其他合适的权利来起诉，隐私就会被当作一种兜底（default）的权利。”“隐私很多时候仅仅是社会斗争中被顺手抄起的武器。什么时候对自己有利，人们就会援引隐私权。”有学者简称为“因为隐私，所以隐私。”从而，隐私的客观性以及由此导致的隐私与公共利益的关系等一直是个问题。近年来，尼森鲍姆等人提出“隐私语境完整论”“适宜性规范”和“流动分布规范”等，试图对隐私产生的原因和范围提出社会客观依据。但如果离开了隐私的本质规定性，仅以语境、利益等来谈论隐私，又容易堕入“经济学帝国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泥沼。

　　笔者认为，造成此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仍在于一些研究如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只把现实中的个人当作“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不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隐私是由人的社会性决定的，是随着人的社会关系而产生的，也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隐私今天之所以成为社会焦虑的热点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介入引起的，探讨隐私问题不能离开资本逻辑的作用。本文拟以马克思的立场方法，探讨隐私与个人的符号、隐私与资本的关系等问题。

　　一、隐私与人的符号

　　一般认为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中国民法典》）这仍是一个偏重于主观直觉主义的定义。本文从个人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角度，提出一个哲学社会学综合性的观点：隐私是在特定共同体内影响个人符号的信息。个人符号，是个人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和他人对个人的看法在个人身上的表现。现代符号学认为，人是制造和使用符号的动物。但这个符号首先是用于人本身。布迪厄曾提出“符号资本”（象征资本），这个符号指的就是人的符号。符号是人生存的根据与标志。当今社会，一个人如果连“人”的符号都没有是无法活在世上的。符号既是普遍的（每个人都有相同符号，符号作为概念本身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各人有不同的符号，各种符号内涵不同）。社会学有“角色”“身份”概念。它指的是个人在社会分工系统中的地位。“符号”包括这个内容，我们称之为“角色符号”，但符号还有“名誉符号”（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名誉）。它代表的是社会和他人对个人的看法、价值判断。如贤妻、渣男、英雄等都属于此类。

　　人凭自己的社会关系获得符号，又凭这个符号参与社会活动。个人的符号从静态来讲，是其社会关系的体现，从动态来讲，是对个人活动的限定。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形成规则，个人活动必须符合这些规则。人在符号性质限定的范围必须从事其符号性质规定的行为，不得超出。一个人每天所要做的事情，除了最基本的生物性行为以外，都是其个人社会符号所要求他做的事。所以，人的一生，其实就是在各种符号范围内活动的一生。

　　人的符号有高端与低端之分。下图大致列出人的符号从高端到低端的排列。

　　低端符号（家庭角色与自然人）是人所共有的，此范围内的活动基本上属于人的生物性、非理性的活动。大多具有私密性，属于私生活和隐私。其以上的符号则各人有所不同。越是接近社会高端的符号，它要求人的行为就离人的生物性、非理性越是远。其符号符合难度也随之增加。做“自然人”很容易，只需按本能行事即可；但要做“英雄”很难，因它要求完全克服人的生物性本能（如对死亡的恐惧之类）。个人私生活也要减到最低限度。人们一旦发现高端名誉人物也有生物性、非理性的思想与行为，会很惊讶、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英雄模范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这些说法就内涵了高端符号的人的生物性没有或者说很少体现这个情况。每一符号的要求是单一的、限制性的，社会要求符号所有者行为完全符合，人的本性却是多样、层次丰富的，是追求自由的。这种符号与人之间的非对称性造成矛盾，造成不同范围内的符号活动和信息传播容易混淆，即把某个符号范围内的信息误带入另一范围。

　　从认识上讲，符号是人对事物和人的认知图式。人们总是用这个符号的内涵去观察和要求拥有该符号的人和物。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不符合概念（符号内涵）的存在会被认为不是“真”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有一种天生的好奇心，总是不满足于事物的感知现象，总是想要知道事物外表下面所掩盖的东西（本质）。即所谓“求真”的本能。这种好奇心用到人身上，就是几乎每个人都对他人符号行为背后隐藏的东西感兴趣。由于高端符号者离人的生物性远，所以人越是处于高端符号，人们对他（她）的兴趣越是大，越是乐于窥探与传播其私生活隐私。如此造成人的符号位置与其隐私范围成正比。电影《罗马假日》当中，安妮公主想要在公众场合做些“女孩”想做、喜欢做的事。这对一般人来说是很自然的；但她就不能做，因为她拥有“公主”高端符号。她想在公众场合做不符合“公主”的事就必须隐藏身份。如果被曝光就是隐私。人们不会对其他女孩子做这些事感兴趣，只会对“公主”做这些事感兴趣。隐私与否并不是由行为本身决定的，而是由个人的符号以及是否被他人窥视干扰决定的。

　　符号与个人名誉、地位及利益密切相关。所以布迪厄称其为资本。每个人一出生就拥有自己的社会（家庭）符号。由于这些符号，个人获得自己先天的社会地位和利益（生存资源）。然后个人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努力，获得各种其他符号，也由此得到自己的后天社会地位。现代社会里个人利益的增长与缩减，主要是通过其角色和名誉符号变动实现的。个人之所以要自主决定公开与否个人私生活和私人信息，目的是“控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也就是控制自身符号的变动。在隐私权没有单独列出的时代，当事人在隐私权被侵犯时，往往以名誉受损等理由提出诉讼。所以符号是决定隐私的关键因素。如果某个隐私被人知晓以后不但不会损害他的符号，反而会改善其符号，那么，当事人不但不会隐瞒，反而会乐于向他人传播。比如同样一个“及格”的考试成绩，对于“好学生”来说是耻辱，是隐私，不愿意为他人所知，但对于“差生”，则是自己进步转向“好学生”的标志，可能到处宣扬；婚外情损害“丈夫”的符号，一个男人会在家庭里隐瞒此事，但可能会在朋友圈里讲述，以此作为自己“男人”符号的炫耀。

　　因此，所谓隐私，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面对特定的个人符号而产生的。是否是隐私，是否需要保护隐私，完全根据当事人以及公众对这些因素的理解而言。离开了这些，抽象地从人权角度谈论隐私，谈论保护隐私，是没有意义的。美国学者海伦·尼森鲍姆（Helen Nissenbaum)提出“隐私语境完整论”（privacy as contextual integrity），人们在不同的语境（包括信息发送和接收者、信息收发场合、信息类型）对隐私的诉求也不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必须结合符号才能把它说清楚。例如尼森鲍姆提出个人信息“适宜性规范”和“流动分布规范”（即在不同的语境中如何规定信息披露是否恰当），从符号与隐私的关系来看就是“符号错位”，即一个人行使某个符号行为，在当时或者以后，其所面对和涉及的符号对象、场所发生了错位，有损自己的符号。此种情况下这些行为就属于隐私。

　　由此，产生了隐私与“符号利益共同体”关系的问题。

　　二、隐私与符号利益共同体

　　“符号利益共同体”是由个人的社会符号产生的。个人在社会上的分工与合作形成社会共同体。人们在其中根据自身符号分工合作获得利益。由此便形成“符号利益共同体”。共同体有固定、公开的，例如家庭、企事业单位等；也有流动、隐蔽的，例如社会上一些“圈”；也有为了某个目的临时建立的。例如医护人员与病人构成了共同体，其共同的目的是治病；律师与案件当事人之间构成了共同体，其共同的目的是打赢官司，等等。目的完成或消失后，临时共同体便解体。不管什么共同体，一旦建立之后，其成员个人符号就是相互依赖，利益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其内部成员会交流隐私，并且不向外泄露。《罗马假日》中，安妮公主的隐私最后之所以没有被曝光，不是因为其他，而是因为男主角记者乔与她的符号关系发生了变化，彼此成为恋人，结成“恋人共同体”，为了维护这个共同体，维护自己的符号，他舍弃经济利益保护公主的隐私。所以，个人的经济利益在隐私当中并不经常起决定性的作用。

　　符号利益共同体是会发生变化的。个人退出旧的共同体，进入新的共同体，其符号发生变化，共同体内外的个人对隐私的态度也就可能发生变化。例如会把旧共同体内的一些隐私散播开来，影响个人在新共同体中的符号。对此，美国学者大威德·西胡提出“动态身份权利”（the right to of a dynamic identity），这个理论着眼于人的进步提出：尽管人的名字和身体还是老样子，但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可能非常不同。动态身份权利将人们视为能够不断成长的道德个体，并致力于以隐私保护将人们从过去的阴影中解放出来。类似地，荷兰信息法专家乔里期·冯·霍博肯主张“脆弱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vulnerable），理由是每个人都犯错，这很正常。理解和原谅人的脆弱性要比删除和遗忘更重要。这些都不错，但必须结合符号利益共同体才能说清楚。即当人们摆脱旧的共同体进入新的共同体以后，隐私也应当留在旧共同体内不予带出，以保护个人在新共同体内的生活。

　　符号利益共同体虽然会容忍保护隐私，但隐私曝光损害个人符号同样也发生在共同体内，严重的会导致个人与共同体关系解体，例如被撤职开除；甚至共同体本身解体，如离婚等。这是因为共同体功能与目的要求其成员言行符合共同体的单一符号。需要注意的是：隐私曝光所造成的符号损害走向是单向性的，一般发生在个人低端符号行为被传播扩散到他的高端符号共同体之际。例如一个教师作为自然人（男人）、或者在家庭和朋友交往中的言行信息被扩散到教师职业所处的符号共同体中，就是隐私曝光，可能损害其“教师”符号。反过来，教师在其符号共同体内的言行转移到自己的家庭朋友符号共同体内，却不是隐私曝光，一般也不会发生符号损害。符号损害程度由隐私从下至上的“跨符号层次”决定。跨符号层次越多，损害也越大。所以，同样的隐私曝光，对于社会高层人物的损害要大于普通人。乞丐流浪汉是不会有什么隐私保护意识的。隐私损害度与人们的隐私保护意识成正比。所以隐私保护意识与个人的社会地位一般也成正比。

　　个人符号在共同体内的损害是双向、多向的。这是因为个人社会符号不能单独存在，它们相互依赖，由这个依赖产生利益关联，所以损害也是相联的。“妻子”因婚外情自身符号受到损害，同时也会损害其“丈夫”符号，连带损害家庭其他成员符号；“教师”符号受到损害，同样会影响他所带的“学生”以及他的“领导”；公司高管的符号受到损害，会损害公司所有人的声誉与利益。如此也可以较好地解释隐私权与知情权等之间的冲突。知情权之所以产生，一是由于公众的好奇心，这已如前所述。但好奇心并不能构成知情权的理由。欧美国家法院对此也并不支持。第二种情况就是符号利益共同体内部连带损害。所以共同体成员可以主张隐私相互知情权。所以，知情权的问题，根本上还是一个符号关联与共同体问题。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知情权无从提起。在这种情况下，隐私曝光也就不会损害符号，例如有人会向一个素不相识的同车旅客吐露内心隐私，只因他与自己毫无关联。网络上也有人会吐露自己的隐私，但同时对自己的地域、单位、身份等保密。所以符号利益共同体是决定人们对隐私态度的关键性因素。

　　事物都有两面性，隐私交流也一样有其正面意义。它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符号共同体的“黏合剂”。隐私作为信息资源可以在交换中建立人际关系资本（布迪厄称之为社会资本），建立和改变个人符号并以此建立利益共同体。例如下属一旦与自己的领导共享一件隐私，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各自的符号（不再是原先单一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双方构成了新的另外的利益共同体，彼此会更多互相照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一个好传统，就是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通过一帮一的“谈心”等活动，互相交流解决困惑个人的私生活和隐私问题，解开“内心疙瘩”，“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从而官兵之间成为“知心”“知己”的关系。这个方法极大地提高了革命队伍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在普通的人际交往中，打探个人隐私是不礼貌、不友好的行为。但亲密关系当中却常有主动分享、交换自己和他人的隐私的情况。一般说来，人与人之间隐私的了解与分享程度与他们之间的关系紧密程度成正比。

　　在阶层社会里，隐私成为统治与被统治之间斗争的一个领域。隐私大多属于人的本能。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文明社会发展本身是以压抑人的本能来实现的。马尔库塞具体指出，压抑分为两种：基本压抑与额外压抑。前者是“一个所有成员都为生活而正常工作的社会所需要的那种压抑”，每个人在共同体中以自己的符号获得分工的权限和利益，同时个人压抑自己不符合符号内涵的欲望与需求。本我的非理性与超我的理性之间由“自我”居中进行调解平衡。马尔库塞说，这就形成了“现实原则”。在这个原则下，社会以符号形式划定个人不同活动的不同范围（如家庭），个人私生活等不得越出这个范围，他人也不得进入这个范围。但后者“额外压抑”只是为统治的需要实行的压抑，“实行这种统治的，是为了维持和扩大自己的特权地位的特殊团体和个人。”在私有制社会里，符号成为权力与资本为控制共同体而建立的意识形态。它在共同体领土疆界内确立一套无人能够幸免的强制性规范，并将其视为合法公正和普遍适用的。一切违反这种规范的言行都是大逆不道。所以布迪厄称符号为“符号暴力”。它把个人的私生活和隐私都压到最低限度。在当今某些公司里，受雇佣的劳动者不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且在资本的要求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隐私，并且允许公司有了解、干涉自己的私生活（例如婚恋、生育等）隐私的权力。这就是“额外压抑”。但压抑越甚，反抗越强。越是在这样的共同体内部，包括统治者在内的各种隐私反而越是容易曝光。人们通过分享与传播隐私建立小的、隐蔽松散的共同体。从而，隐私（共享与传播）成为权力或资本组成的令人窒息的共同体铁桶当中的“裂缝”，人们透过它窥视蓝天，呼吸自由的空气。

　　把隐私权作为人格权的组成部分以保护个人的私密生活，表面上看起来是人权意识的增强、社会文明的进步，实则标志着私有制社会异化已经深入到了人的本能的层次。即人的自然本能的活动，反过来变成了资本压迫人的东西。众所周知，其成员完全符合符号要求，没有私生活和隐私的组织（如蜜蜂和蚂蚁群）是最有效率的。所以，公司等资本组织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效益，必然会要求成员个人行为完全符合其符号要求，放弃符号要求以外的需求，也就是放弃隐私和私生活。例如当今一些公司颇受诟病的“职场破冰游戏”就是如此，它要求游戏参与者打破一切羞耻心，完全暴露自己的私生活和隐私以“融入群体”，一方面以此做出业绩，另一方面也为权势者侵犯员工个人隐私打开空间。这就是“符号意识形态”。它远远超出了在公司利益共同体内对员工具有相对知情权的范围，把个人完全符号化工具化。在这种压迫下，以人权为口号的隐私保护成为符号共同体底层个人对抗符号统治的最后武器。所以，人格权不能解释隐私问题上的多样性，却是个人反抗资本与权力的有力武器。

　　三、隐私意识的历史与发展

　　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有隐私。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隐私即是人意识到的本能，也就是社会的产物。羞耻感是隐私意识的基础部分。黑格尔说羞耻感“包含着他的自然存在和感性存在的分离。禽兽便没有进展到有这样一种分离，因此也就不知羞耻”。这里的“自然存在和感性存在的分离”也就是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分离、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矛盾。从人的活动领域来说，它们分别存在于私生活与公共生活。隐私英文词Privacy原意是私生活。私生活只有在公共生活与其发生矛盾的时候才成为需要保护的隐私，所以隐私存在于公共生活与私生活两者的交叉点上。

　　古代欧洲推崇公共生活，蔑视个人隐私与私生活。汉娜·阿伦特指出，在古希腊和罗马，人们认为只有从事公共事务才是人的活动，私生活与隐私是动物性的活动，所以，“隐私意味一种被剥夺的状态，甚至是被剥夺了人类能力中最高级、最具人性的部分。一个人如果仅仅过着个人生活（像奴隶一样，不让进入公共领域，或者像野蛮人那样不愿建立这样一个领域），那么它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认为奴隶不是人，其原因在于奴隶只能实践私人生活，无法进入公共领域和商业活动。由于隐私与人的符号无关，从逻辑上来讲它不会损害个人符号，所以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中基本上没有个人隐私保护意识。中世纪出现了隐私意识。文森特说，中世纪“后宗教改革时代（post-Reformation era）的祷告代表了隐私的真正起点。这里的隐私指的是为管理个人情绪与信息而避开他人。……私人祷告在身体和心灵上都是有规矩的活动。需要找个独立的场所，尽可能远离他人陪伴，并要求在精神上高度自省”。阿伦特说，基督教要求个人注重内心，个人行善。“基督教对公共领域的敌意”导致其对世界的疏离，回避公共生活。所以也基本没有现代个人隐私意识。

　　法学界普遍认为古代中国封建小农经济社会里没有隐私观念，尤其缺乏对普通人的隐私保护意识，其实不然。诚然，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家文化要求个人言行完全符合礼制符号体系的单一性的符号要求。如孔子提出“克己复礼”，非礼勿视听言动。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个人不能有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的隐私。《增广贤文》要求“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朱熹说：“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着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四书集注》）但同时，儒家文化视人的正常生理欲望为“天理”，个人私生活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所以也有个人私生活与隐私保护意识，儒家在礼制上规定了对私生活和隐私的保护。《弟子规》说：“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礼记·曲礼上一》要求：个人“将上堂，声必扬。”郑玄注：“警内人也。”一个人从外门进到堂屋，要发出大声，以警示屋里的人。避免看到不该看到的行为，听到不该听到的话。也就是避免干扰他人的私生活、尊重他人的隐私。此外还规定个人进入他人宅院的行为如：“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将入户，视必下。入户奉扃，视瞻毋回（郑玄注：不干掩人之私也。）”门外有两双鞋，说明里面有两个人，如果他们说话声音外面听得见，说明没什么私事，外面的人可以进，如果听不见，说明有私事在说，外面的人就不要进。进去的时候要低着头，也不要东张西望，以免看见不该看的事。“离坐离立，毋往参焉。（郑玄注：离立者不出中间。为干人私也）”如果见到两个人在一起，第三人就不要插进去，以免干扰他人私谈，等等。儒家还特别注重保护妇女隐私。《礼记·坊记第三十》规定：“妇人疾，问之，不问其疾。”男人问候女子生病，不能问患什么病，怎么得的，怎么治等。孔颖达《正义》说：“不问其疾所委曲，若问其委曲，嫌似媚，故不丁宁，但略问增损而已。”“嫌似媚”即避免男性以此讨好女子以渔色。“故不丁宁”，不可以对患病女子嘱咐怎么治，注意什么之类，“但略问增损而已”，即只可以问病是否好点了。以上这些做法即使在今天也有其现实意义。

　　儒家文化虽有个人隐私保护意识，但人类社会真正从人权的意义上开始提出隐私权并且重视这个问题，形成系统的隐私意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即市场经济制度形成之时。众所周知，隐私权概念产生于1890年，由美国的路易斯·D.布兰代斯和萨缪尔·D.沃伦发表在《哈佛法律评论》第4期上的“The Right to Privacy”一文提出。但据文森特研究，个人通过法律保护隐私的行为以及社会对此的认可还要更早些。它产生于1342年的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隐私意识迅速成长的年代，欧美各国纷纷为隐私保护立法。可以说，隐私意识是与市场经济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同步的。

　　传统自然经济的社会里，社会隐私意识较弱，其主要原因并不是缺乏人权意识，而是公共生活与私生活的矛盾尚不明显。一是符号标志的社会阶层固定化，缺乏流动性，个人一般不会因为隐私曝光而失去自身阶层符号或进入新的符号阶层；二是缺少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没有报纸电台等新闻媒体，信息窥探方式与传播渠道很少，个人私生活与隐私大多采取物理措施（比如屋前的围墙等）便可保住。一些隐私消息大多私下议论传播，范围有限，其杀伤力并不大。

　　但在市场经济社会，上述两个因素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市场经济的社会是迅速变动的社会。传统社会固定化阶层犹如冰雪消融，“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现代社会，个人社会符号处于高度变动的不稳定状态。人们随时可能从高端符号跌落，也有机会从低端上升到高端。于是一方面，个人为了获得社会上升空间，不得不更多地压抑本能以符合高端符号的要求；另一方面，个人隐私一旦曝光即对当事人造成强大杀伤。所以社会上亦不乏制造和窥探隐私者，如狗仔追踪、偷拍等。其次，在自由贸易所产生的信息需求推动下，公共领域迅速发展壮大。而像报纸这种媒体，作为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开始就以刊登著名人物的隐私的八卦新闻作为吸引读者的主要手段，隐私成为能赚钱的商品。现代摄影技术和网络使图像摄取、信息传播范围和速度迅速扩展。这就使得公共生活与私生活的矛盾极度尖锐化了，隐私对于个人符号损害力大大增强。由此，隐私成为“战场”，社会出现“隐私焦虑”。

　　四、隐私与资本

　　为经济利益出卖隐私，是隐私商品化。把隐私纳入资本运行过程，成为可以使资本增殖（或贬损）的资源要素，是隐私资本化。

　　何谓资本？传统经济学往往从实体劳动资料意义上指认资本。马克思则深刻地洞察到一点：资本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而非实物，“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或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这话反过来说就是，只要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资本。马克思所处的年代是商品经济年代，而今是资本经济年代。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把一切变成商品，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后者则把一切变成资本，表现为无穷无尽的资本链条。这是因为现代生产范围越来越广泛，第三产业从无到有，到今天在发达国家已经超过第一二产业。生产要素的范围越来越大，不仅有直接进入生产过程的以生产资料形式出现的资本，还有各种间接支持生产销售过程的资本。知识与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由此，20世纪西方经济学提出了“新资本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把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与物质资本相提并论。“在过去40年里，资本理论已经发展为新资本理论，新资本理论基本上修改或者排除了作为古典理论方向中所必不可少的阶级解释。这些对资本的替代性解释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理论。”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了比较完整的人力资本理论，它有两个核心观点，一是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二是把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核心。现代经济学普遍接受人力资本的概念。文化、教育、社会资本（布迪厄用它指人际关系）最后都要归结为人力资本。在当今的社会生产中，人力资本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雇佣劳动者的范畴。劳动者不再只能依附物质资本，相反地，物质资本开始依赖人力资本。尤其是具有创新和管理、带货能力的人才资本，已经成为引领物质资本的重要因素。这种情况在流量经济、网红经济、直播带货等商业形式中更为明显。

　　隐私是人力资本（要素）。马克思曾指出：商品如果进入最终消费，那么它只是商品不是资本；但如果进入生产过程（如作为生产资料），那么它就是资本。隐私也是同样。例如个人的人脉关系（婚恋等）本身是隐私。如果它只是作为人际八卦的资料，满足人们的窥私欲，那么它就只是消费品，至多是商品，不是资本；但如果它们作为人力资本要素进入物质和金融资本的运行，那么就是资本。在人群共同体当中，决定隐私独占还是共享的关键因素是群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这点学者研究中已经注意到了。但隐私利益在不同的群体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以赢利为目的的公司这类群体中，人脉关系隐私不仅是利益，更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布迪厄把人脉关系作为社会资本。企业都很重视了解管理人员和员工可能对公司声誉和运营造成重大影响的人脉关系和个人隐私。

　　隐私作为资本具有两面性（正面与负面）。好的人脉关系可以使企业得到发展乃至于起死回生，人脉关系出了问题，也会对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高管人员自身负面性的隐私曝光，会严重影响公司商誉（goodwill）。但对这家公司是负资本，对竞争对手公司就是正资本。所以，占有其他公司的隐私也是自己公司的一种资本。隐私资本的两面属性在以人力资本无形资产为主要资本的文化娱乐业表现得特别明显。其正面增殖属性表现为炒作明星隐私绯闻等获取流量上热搜，使资本增殖；其负面减殖属性则表现为导演、演员的隐私曝光，导致已拍好的影视剧无法上映，公司商誉严重减值，股价飞流直下，公司巨额亏损。在新兴的网红经济、流量经济等以人力资本为主要资本的经济形式中也是这样。另外，在政治生活中，世界上实行西方“民主制”的国家里，对立党派之间互揭个人隐私已经成为政坛竞选斗争中一种常用而有效的武器。资本与权力组建的符号共同体把其中的成员符号化工具化，本意是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但在这个过程中，权势阶层自己也被符号化了。“所有的统治都采取了管理的形式。而在这种统治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集中的力量把人完全吞没了。任何人，即使身居高位的人，面对这种设施本身的运动和规律，都显得软弱无力。……无论雇主或雇工都是被控制者。主人不再履行某种个体的功能。……负责组织个体生活的是这个整体，是这个‘制度’。”在这个社会制度所形成的符号资本结构中，身处社会符号高端者其隐私自下而上的“跨符号层次”更大，从而符号受损的伤害也更大，所以上层人物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资本更害怕隐私泄露曝光。

　　马克思曾经说过，私有制异化的特点就是劳动者只有在从事动物性的活动时才感到自己是自由的，从事人的活动（劳动）的时候反而感到不自由。但现在，人们从事动物性活动的时候也往往提心吊胆，生怕曝光，也就感到不自由。这就是隐私的异化。有趣的是，这种异化感在公众人物（包括权势人物与富人）更为明显。他们时时担心隐私被曝光而地位一落千丈、利益受损，从而行动受限，丧失自由。所以他们也不得不与社会普通劳动者一起举起人权的大旗保护隐私（参看前引摩纳哥公主案）。社会公众则乐于享受“吃瓜”的快乐。马克思曾说：“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表现了人的自我异化。但是，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幸福，感到自己被确证，……而无产阶级在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消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这个阶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被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被唾弃的状况的愤慨，这是这个阶级由于它的人的本性同作为对这种本性的露骨的、断然的、全面的否定的生活状况发生矛盾而必然产生的愤慨。”在网络隐私时代（相对于围墙高院便可保护隐私的物理隐私时代而言），隐私异化状况同样而且是更沉重地落在了有产阶级身上。资本的增殖需求和过程最后反噬资产者自身，这大概就是资本自反的内在否定性或者说是资本发展的规律。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李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