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比较地区主义是继新旧地区主义之后地区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从方法论上说，旧地区主义和新地区主义都曾不同程度地采用过比较方法，为比较地区主义理论提供了启示和借鉴。为了消除地区主义不同流派之间的界限，比较地区主义采取一种基于多元主义概念、折中主义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的研究范式，但在操作上却难以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带一路”等新一轮地区合作重构，应以此为契机加快推动比较地区主义的理论创新，强化中国在新型地区主义实践中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比较地区主义 欧洲一体化 东亚合作 “一带一路”

　　作者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沈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732）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一体化实践长期在地区主义理论中居于主导地位，并且被奉为“经典”供其他地区学习和模仿。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各地区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地区主义实践，但没有如早期地区主义学者预想的那样遵循欧洲的发展路径和模式。相反，欧洲一体化实践却在近期饱受债务危机、难民危机以及英国脱欧等问题的困扰。在此背景下，比较地区主义作为地区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应运而生，构建了去中心化的地区合作理论框架。这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为推动比较地区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行路径。

　　一、全球视野下的比较地区主义

　　比较地区主义是继旧地区主义、新地区主义之后学界出现的地区主义研究范式。比较地区主义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解答“比较什么”“如何比较”“为什么要比较”等问题，并根据不同地区处理相同的政策或结构问题的结果得出所谓“最佳实践”。尽管比较地区主义理论出现时间较晚，但从方法论上说，旧地区主义和新地区主义都曾不同程度地采用过比较方法。

　　（一）新旧地区主义之间的割裂性比较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地区一体化理论是以欧洲一体化实践为指导的旧地区主义。比较的主要目的是基于欧洲地区合作经验，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地区主义提供指导和参考。旧地区主义学者将欧洲一体化作为地区合作的主要模式，从欧洲经验出发为其他地区提供技术和智力“指导”，体现了其理论视野的狭隘性。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学者在方法上采用了严谨的比较分析，为后来开展比较地区主义研究提供了很多借鉴和启示。

　　冷战结束后，伴随全球化趋势的发展，还发生着另外两种似乎是截然相反的历史趋势,一是文化民族主义，二是经济地区主义。这两种趋势推动了新地区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涌现，东亚、北美、拉美、非洲等地区也形成了各自的地区合作形式，并展示出与旧地区主义不同的多元轨迹。一方面，文化地区主义源于传统文化复兴和本土文化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抗拒等所导致的文化民族主义放大，如泛美主义、泛非洲主义、泛阿拉伯主义等，这是一种社会间而非政府间的地区主义。另一方面，经济地区主义一般是指东亚或亚太地区的“开放地区主义”，经济相互依赖是开放地区主义的初始动力。例如，20世纪80年代，东亚地区出现了被称为“雁形模式”的非正式地区联系，这种地区合作主要由产业分工而非政治精英塑造。

　　新旧地区主义在合作方式上存在激烈辩论。首先，新地区主义强调地区主义是一种融入全球经济的手段。例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早期提出的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EVSL)，就是一种在自愿和单方面的基础上，以不针对第三国的方式推动的商品和服务市场开放。其次，新地区主义的经济一体化没有推动国家主权让渡给一个超国家权威，其非正式性在政府层面合作中得到延续。例如，东盟、东亚峰会、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等东亚合作机制普遍遵循“东盟方式”，即一种非正式、建设性和协商一致的决策风格，与欧盟严格的官僚结构和法律程序形成鲜明对比。最后，新地区主义的开放性导致了一种有意或无意的“地区塑造”（region-building），所有地区都是在行为体之间利益和身份互动过程中形成的。

　　总之，新旧地区主义的关键区别是核心驱动力：旧地区主义是国家驱动，依据的是权力逻辑，强调政治精英在部门合作乃至一体化进程中的引领作用，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合作模式；新地区主义倾向于市场驱动，依据是当时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新地区主义超越了以欧洲一体化为中心的比较视角，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设计融入其中。但这一时期的地区比较研究更多体现了新旧地区主义之间的割裂，并且在不同地区和议题之间也缺乏对话。

　　（二）去中心化的比较地区主义

　　进入21世纪，地区主义研究再次发生变化，比较地区主义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得到了巩固。为什么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很高的东亚国家不愿意建立正式的地区机构?为什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经济契约没有形成政治权力的进一步授权？为什么经济上没有任何相互依赖的非洲国家赋予了地区组织更多的政治权力？基于各具特色的地区主义实践，学者更愿意采用比较的理论和方法来探索地区主义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全球视野下的比较地区主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强调基于全球视野强化地区比较。比较地区主义在理论上将欧洲一体化纳入一个更广泛和普遍的框架下。阿米塔·阿查亚相信地区世界正在创建一个真正去中心化的“全球”国际关系理论，即通过把世界想象成多个地区的组合，为打通多个历史、多个文明和多个知识的地区联系提供可能。不少学者继续沿着地区格局呼应全球秩序的研究路径，以非洲、亚洲、欧洲、拉美和北美等地区主义作为案例，试图构建跨地区的比较地区主义研究方法。

　　另一方面，尝试提出整合性的比较地区主义理论。伊特尔·索林根在《比较地区主义:经济与安全》一书中提出，欧洲代表的是一种地区主义的“反常”现象。该书还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角度构建了地区主义与全球化的关系理论框架：全球化影响了国际主义者和内向型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国内竞争，在这一框架下，两种国内政治生存模式既是地区合作的驱动因素，也是地区合作的副产品。建构主义者把观念、规范、身份和话语作为地区主义的驱动因素，尝试分析北美、非洲等地区的身份意识及其根源。还有很多学者虽然没有使用比较地区主义一词，但是采用地区比较的视角和方法，并提出“后新自由地区主义”“差异化整合”“聚合地区”“网络地区”等多种理论。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编撰文集对比较地区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收集整理。蒂莫西·肖等人编撰的《阿什盖特地区主义研究比较》一书提出新地区主义理论和地区研究之间缺乏对话，这种割裂破坏了知识生成以及理论方法的创新整合。该书纳入了理性主义、制度主义、建构主义、批判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研究方法，对欧洲、拉美、亚洲和非洲的地区主义以及经济、安全和环境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是第一本对比较地区主义的总体概述，该书鼓励比较地区主义学者采用“去中心化”的研究方法，并将欧盟视为一种特殊的地区秩序。

　　二、西方比较地区主义的贡献与不足

　　新旧地区主义以及功能主义、建构主义和联邦主义等不同地区主义流派尽管存在很多争论，但事实上，这些理论关注的是地区合作的不同侧面，相互之间更多是补充而非竞争关系。因此，比较地区主义为各地区主义理论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可能。近年来出现的比较地区主义研究可视为一种基于多元主义概念、折中主义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的新兴范式。

　　第一，比较地区主义描绘了基于多元主义的地区主义概念。旧地区主义倾向于提升欧洲一体化的理论适用性，通过比较研究推动各地区模仿欧洲一体化的实践路径。新地区主义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地区主义理论，将欧洲一体化置于更普遍的理论框架下讨论，使地区主义理论与地区研究、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相互融合，以克服新旧地区主义流派之间的理论分歧。随着地区主义实践不断走向深入，原有的地区主义内部普遍出现了日趋多元的次地区合作。

　　第二，比较地区主义构建了基于折中主义的地区主义理论。尽管地区主义理论涉及诸多交叉学科，具有明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但无论新旧地区主义范式或是其他地区主义中层理论都试图解释地区合作的产生与发展，其区别更多在于选择了观察地区主义的不同侧面，因此，不同的地区主义理论本质上是同一问题的多元解释。基于这一逻辑，比较地区主义在不同理论之间提供了折中路线，不仅试图沟通新旧地区主义的范式之争，还将理性主义、建构主义和批判主义等不同研究路径整合起来，进而建立一个更全面、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理论折中主义要求地区主义摆脱基于欧洲经验得出的“功能”“外溢”等教科书式的概念，而应基于不同地区之间的合作重点、水平和速度差异提供理论基础。事实上，不同成员国的地区参与度、不同经济部门的整合速度以及不同次地区的合作重点均存在差异，比较地区主义注重不同地区的观念、文化、身份等对地区的塑造，在折中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比较理论体系以描述和解释多元的地区合作现象。

　　第三，比较地区主义完善了基于经验主义的地区研究方法。旧地区主义把欧盟视为自成体系，时常会出现所谓“n=1”问题，没有留下足够的空间构建一个囊括不同地区的理论框架，从而阻碍了欧洲地区研究和其他地区研究之间的互动。为了避免上述偏差，比较地区主义在操作上强调“可比性”。比较地区主义在方法论上采取特殊的“经验比较”（empirical comparison）方法，即从某一地区的经验出发对其他地区组织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的某一侧面或某一部分进行比较研究。为了解决可比性问题，比较地区主义提出尽可能多地比较与欧盟相似的案例和地区。例如，在数字贸易、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等贸易规则上，欧盟与美国之间的政策可比性更强，与非洲、拉美等地区的政策可比性较小。

　　不难发现，由于学术背景、意识形态偏见等原因，多数西方比较地区主义学者至少在操作上仍将欧洲的地区合作模式作为比较研究的经验基础。事实上，在欧盟模式以外存在不同形式、各具特色的地区主义，包括东亚、南美、北美、南部非洲等地区合作，需要采取比较融合的视角深入分析。尽管比较地区主义宣称超越欧洲中心视角，但有学者认为，比较地区主义迄今为止仍然充当着欧洲建构他者的管道。例如，欧盟数十年来因民主缺失而引发英国退出欧盟，导致一些欧洲学者将地区主义的合法性假定为“民主合法性”，并且认为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组织中同样存在。但实际上，非盟、西非经共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等非洲地区组织的合法性困境主要源自绩效低下，尤其是长期的资金短缺使成员国无法有效履行承诺，这一点与欧洲的情况截然不同。

　　三、地区主义新实践超越地缘、发展理论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新一轮地区合作重构。一方面，部分地区合作机制出现了停滞甚至衰落，新地区主义的开放性特征受到严重冲击。民粹主义近年来在发达国家甚嚣尘上，导致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英国退出欧盟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此外，美国还力主重签带有“毒丸条款”的《美墨加自贸协定》、绕过东盟和中国重构东亚地区合作，不仅破坏了亚太地区合作的开放性特征，还使该地区原有的合作机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衰落。另一方面，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使地区合作超出了传统的地区合作架构，而愈发呈现出跨地区合作色彩。例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从海陆两线打造跨越欧亚大陆的合作空间；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不仅扩展了原有的亚太概念，更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某种制衡，进而强化了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地缘政治衔接；日本在美国退出TPP后仍主持签署《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力图在跨地区经济合作中占得先机；为了应对TPP和CPTPP挑战，东盟推动达成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维护自身的中心地位；俄罗斯奉行欧亚主义，强化自身在中亚、远东地区的存在；印度积极推进“东向”发展，努力在中美俄之间周旋，为自身谋求政治和经济收益最大化。

　　无论是原有地区合作机制的相对衰落，还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都反映了地区合作正在超越固有的地缘色彩，推动比较地区主义向可塑、多元和平等的方向创新发展。

　　首先，在概念上进一步强调地区的可塑性。“地区”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近代以前，地区受到自然障碍的限制，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欧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次大陆等都带有生态地理特征，各地区是一个个受自然阻隔的孤立共同体。近代以来，随着科技、经济和民族主义的交织发展，一些地区主义学者曾试图“科学”定义地区。路易斯·坎托里提出了判断地区的四个特征，包括地理邻近、共同文化和种族纽带、地区认同感和共同参与国际互动。随着开放地区主义和跨地区合作的深入发展，地区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扩展。

　　新地区主义和比较地区主义学者普遍认为不存在一种“科学”的地区，而是倾向于将地区视为社会构建或塑造的产物。一般来说，当不同民族国家之间不能加强了解和相互信任时，地区认同受到压制；当国家放松“内向型民族主义”、对外部关系变得更开放时，跨国联系的程度就会急剧增加，进而引发各个领域的地区化过程。与民族国家一样，地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基于想像的共同体”，地区化的成功与否依赖文化认同和基本价值观的塑造。正是因为地区的可塑性导致了东亚国家能够同时参与东盟、APEC、TPP、RCEP等不同形式的地区组织，也导致亚洲学界至今仍对“东亚”“亚洲”“亚太”等概念存在争议。

　　本文认为，社会建构视角认识到地区概念的可塑性，但仍试图从文化或意识形态角度构建某种固定范围的地区，这显然无法充分解释当前的地区主义新动向。无论是新加坡、越南等东盟国家积极参与TPP，还是英国、巴西等域外国家谋求加入CPTPP，都表明亚洲地区合作不仅超越了地理科学意义上的东亚范畴，而且超越了社会建构意义上的亚太范畴。约瑟夫·奈曾提出，地区主义是若干国家通过地缘联系和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而形成的联合。基于地缘关系与经济相互依赖的跨地区发展趋势，本文提出地区主义概念应在奈的定义上进一步扩展，将所有介于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之间的若干国家相互依赖经济关系都纳入广义的地区合作范畴，从而最大限度地强化地区的可塑性。

　　其次，在理论上适应技术进步和后疫情时代的多样化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在两个方面影响地区合作的形态。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加快线上经济和互联网经济的发展。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持续突破，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出现了以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疫情在冲击商品贸易的同时，却在客观上提升了全球数据传输的重要性，使得数字经济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的崛起代表着一种深刻的变革，不仅成为全球经济中增长最快的组成部分，还在深刻改变地区合作的结构与形态。数字经济进一步打破了地理限制，消除中心—边缘结构的束缚，使处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合作，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全球经济合作向去中心的多样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扩大了产业链中所有各方之间的供应链协作和沟通的需求，要求国家间构建一种更加多样、互惠的供应关系。在这一背景下，各国以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深化在技术标准、设施建设、商业运营、数据流动、知识产权保护、安全等方面的共识，共同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构建高效的物流和其他配套服务，推动地区经贸合作的水平进一步提升。以亚洲为例，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亚洲经济体仍达成RCEP、中欧投资协定、日本—摩洛哥双边投资协定、印度—巴西双边投资协定、哈萨克斯坦—匈牙利双边投资协定、日本—英国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协定、新加坡—英国自由贸易协定、越南—英国自由贸易协定、土耳其—英国自由贸易协定等一系列高水平经贸协定。

　　最后，在方法上真正实现不同地区经验的平等对话。尽管比较地区主义宣称延续了新地区主义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超越，将不同地区的合作实践置于平等的比较框架。但在实际操作中，西方比较地区主义讨论贸易和货币(经济地区主义)、安全(安全地区主义)、宪政规范（联邦地区主义）、规则和程序(政府间地区主义)、社会保障和文化(文化地区主义)等不同类型的地区主义时，所参照的经验仍主要是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的地区合作实践，这与当前大国竞争的全球态势存在重大偏差。当前，“一带一路”、RCEP等都不追求与欧盟类似的合作模式，如果仅仅基于与欧盟的“可比性”决定研究对象，那么比较地区主义的研究范围无疑大大缩小，也无法追踪当前的地区主义实践的新动向。

　　即便在可比性较强的情况下，基于欧盟经验的比较或许能够得出“一般结论”，但却忽略了其他关键方面。例如，按照欧洲地区合作经验，地区经济集团的形成包含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四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但在现实中，全球数百个地区贸易协定中只有9个关税联盟(其中4个与欧盟有关)、6个共同市场和4个经济联盟。全球地区合作的总体趋势并非构建欧洲堡垒式的防御性地区集团，而是推动商品、服务、资本等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由此可见，基于欧洲经验的地区合作路径与当前深度一体化合作的现实差异明显，因此有必要借鉴不同地区的合作经验，才能推动比较地区主义的发展和完善。

　　四、“一带一路”为理论创新提供基础

　　自地区主义理论诞生以来，西方学者长期在相关研究上处于垄断地位。近年来，部分西方学者认识到基于自身经验研究的局限性，开始有意识地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地区研究比较工作。加强比较地区主义研究可以将亚洲、欧洲、北美和非洲等地区主义实践置于统一的理论框架，有利于进一步展现东盟模式、非盟模式等非西方地区行之有效的做法，为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借鉴提供建设性路径。尽管如此，由于西方学者存在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和意识形态傲慢，彻底改变比较地区主义中的欧洲中心倾向不仅要打破西方经验的垄断，还要打破西方理论的垄断，这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学术界的共同努力。

　　冷战结束以后，中国一直是地区主义的积极推动者和引领者。在参与地区合作的过程中，中国主动与国际规则对接，积极以开放促改革，进而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绝大多数国家的主要贸易、投资伙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一些国家内部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盛行，地区合作和经济全球化都出现一定程度的挫折。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推动和引领新型地区主义的重大举措，体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为提出中国视角的比较地区主义理论提供了基础。

　　首先，“一带一路”是对地区可塑性的极大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采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最初的图景规划覆盖范围贯穿亚欧非大陆，塑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跨地区合作机制。在政策阐释与推广的过程中，“一带一路”明确反对排他性、封闭性的“小圈子”，欢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参与其中，使“一带一路”的跨地区合作性质得到进一步放大。

　　其次，“一带一路”有力推动了地区合作的多样化发展。受新冠肺炎疫情、第四次工业革命等因素影响，各国对“一带一路”等新型地区主义的需求更为迫切，中国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提出与相关国家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合作。由于“一带一路”涉及国家数量非常广泛、地区多样性显著，因此，“五通”合作显然不是基于某一模板打造的统一机制，而是秉持开放型、包容性、差异化三大原则，基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提供的多元制度供给。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利于强化中国自身制度型开放，还能有效降低相关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制度对接成本，最终更好地推动实现公正合理的全球和地区秩序。

　　最后，“一带一路”为地区合作的平等对话提供平台。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是推动地区间加强联系、平等对话的过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跨国公司、宗教集团等非国家行为体可能比技术官僚具有更大的地区影响力，这些行为体有时能决定国家的权力让渡以及地区机构的政治权威。因此，与这些地区的合作不能简单套用过去的“成功经验”，而必须尊重当地的传统惯例。另一方面，破除欧洲中心主义不等于完全排斥欧洲一体化的某些政策和做法。欧盟不仅实现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还尝试超越经济合作，在核不扩散、裁军、领土争端、移民难民、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等领域承担地区责任，这对于共建高质量“一带一路”无疑具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

　　（原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张萍 褚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