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纪初，国际关系学科开始出现全球转向，与此同时，比较地区主义兴起。本文以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发展为背景，讨论比较地区主义的发展历程、理论构建、研究议程和未来挑战。自二战以来，地区主义研究历经欧洲一体化理论、新地区主义和比较地区主义三个发展阶段。在反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比较地区主义旨在化解欧洲中心主义，以地区主义的多元传统为基本假定，以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区合作与地区主义扩散为切入点，将世界不同地区的背景知识和地方能动引入主流学术研究，构建多元的地区合作理论体系。在方法上，比较地区主义将长于田野调查的传统区域研究与长于理论构建的国际关系研究相结合，通过交叉与融合推进学术创新。比较地区主义研究进一步强化了多元世界秩序的图景，是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和学术创新高地。

　　关键词：比较地区主义 全球国际关系学 一体化理论 新地区主义 区域研究

　　作者魏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100029）。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愈来愈重视非西方世界的理念和实践。国际关系领军学者开始产生一种理论自觉，试图构建能够更加全面反映全球社会的国际关系学科和国际关系理论，地区研究和比较地区主义成为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切入点和重要路径。2001年，联合国大学成立比较地区一体化研究所；2005年，彼得·卡赞斯坦提出了地区构成的世界秩序理念；2007年，阿米塔·阿查亚与江忆恩合作出版了地区制度比较文集，并于同年开始和巴里·布赞共同领导“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项目；2012年，阿查亚指出，“比较地区主义的时代已经到来”，并在2014年国际研究学会的主席致辞中强调，应将地区和地区主义纳入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核心研究议程；2016年，托马斯·里塞等主编的《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出版，系统深入地讨论了比较地区主义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议程；2019年，阿查亚和布赞在国际关系学科成立100周年之际，推出了《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一书，指出国际关系的学科建设需要适应正在迅速形成的后西方世界秩序，适应财富、权力和文化权威在全球范围进一步扩散的现实，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

　　本文立足于比较地区主义研究综述，探讨全球国际关系学学科发展背景下的地区主义研究议程和未来走向，兼论比较地区主义对全球国际关系学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比较地区主义的发展历程 

　　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区主义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实践。迄今，地区主义理论范式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70年代基于欧洲经验形成的地区一体化理论，也被称为旧地区主义或地区主义的第一次浪潮。第二阶段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因应快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试图超越国家间进程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新地区主义，也被称为地区主义的新浪潮。第三个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南方的兴起，在新地区主义基础上，社会建构主义和反思主义进一步推动构建的比较地区主义研究纲领与议程。

　　（一）欧洲一体化与地区主义 

　　地区主义的第一次浪潮是随着1951年欧洲煤钢共同体建立，以及此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设进程而产生和发展的。相关理论被称为一体化理论，更准确地说，是欧洲一体化理论。欧洲一体化理论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解释欧洲一体化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分析欧盟治理阶段，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建构欧盟阶段。相对于后来的新地区主义和比较地区主义，第一次浪潮中的地区主义（或旧地区主义）主要是指解释欧洲一体化的理论，包括联邦主义、新功能主义和交往主义等。

　　联邦主义是联邦制原则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运用。联邦主义将欧洲的政治一体化解释为欧洲民族国家有意识的理性选择。在历史上，联邦主义是推动国家建设和统一的一种思想，即依照“多样统一”（unity in diversity）的原则，将自治的或独立的领土单位和领土上的人民联合到一起；联合的方式是相关各方基于自愿原则，缔结契约、盟约或协定，建立平等互利的伙伴联盟，承认、维护并不断调和不同的利益、身份和文化。欧洲联合的目标是一体化，因此联邦原则应是自治和共治，在组织上是反中心主义、反绝对主义，强调多元、自主和公民权利。

　　新功能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由厄恩斯特·哈斯创立的，最初起源于哈斯与功能主义的先驱戴维·米特兰尼的争论。米特兰尼认为，功能性合作可以改变合作态度、建立扩展的合作网络、培育合作与和平的规范。新功能主义强调精英、政党和利益集团的作用，其研究重点是欧盟一体化和制度发展过程。新功能主义的核心概念是“外溢”。哈斯等认为，最初的一体化进程可能只有具体的功能性任务，但是随着精英阶层在超国家机制中获得实惠，他们会结成跨国利益联盟，成为一体化进程的驱动和领导力量。由此，最初在一个功能领域的一体化会外溢到越来越多的领域中，从低政治领域外溢到高政治领域，从经济和社会一体化走向政治一体化。

　　交往主义（transactionalism）也是一体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于卡尔·多伊奇及其同事对政治共同体形成过程和安全共同体的研究。多伊奇认为政治单位的建立取决于该单位内部，以及该单位与外界之间的交往和沟通量；一体化主要是通过不断增长的跨境交流和互动形成的，一体化指标应以沟通和交往的数量为依据。他考察了北大西洋的政治共同体，提出要在这个地区实现更高层次的一体化，必须进一步加强各国之间的交往和沟通，尤其是要大量增加“那些以经济增长为表现形式、与获利预期和实际收益相关的活动”。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欧洲一体化理论受到国际经济相互依赖的影响，在借鉴权力与相互依赖、国际机制、理性制度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些新的解释框架，比如后来诞生的后功能主义、自由政府间主义等。虽然这些理论依然是基于欧洲经验，主要应用于解释欧洲一体化进程，但是它们所处的地区主义理论发展的大背景已经朝着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方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它们也成为新地区主义和比较地区研究的构成部分。

　　（二）全球化与新地区主义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新地区主义兴起。新地区主义不是一套单一的、自成体系的理论，而是在两极结构解体、经济全球化加速、国际贸易秩序不稳定、民族国家重建、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政治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受到批评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结构变动和过程影响下产生的，是一种学术思潮，产生了一系列地区合作的理论。

　　相对于旧地区主义，新地区主义的理论视角更为开阔，研究议程和研究方法更为多元。首先，新地区主义将非国家行为体、非正式安排纳入研究议程，认为地区主义也可以是自下而上的过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跨国行为体增多，金融危机、跨国犯罪、环境污染和传染病等跨国威胁日益严峻，对民族国家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现有的正式地区机制应对乏力，临时性的、自下而上产生的、非正式的网络与合作开始在相关问题领域大量涌现。然而，以欧洲一体化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地区主义研究视域狭窄，强调正式结构和政府间互动，缺乏对非国家行为体和非正式联系与互动过程的研究。

　　其次，理性主义主导着新地区主义的研究议程。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新—新综合，使得理性的地区主义研究在本体论、认识论和研究议程方面，相比旧地区主义时期更加趋同。他们的研究议程聚焦于地区制度和地区安排的起源、形式和效果。研究问题主要包括：为什么国家要选择参与某个地区制度或安排？为什么一体化在某些领域进展更快，某些领域的制度化程度更高？什么样的制度形式更为有效？制度形式和制度结构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

　　最后，社会建构主义将观念、规范和身份引入地区主义研究，对地区、地区化、地区性和地区主义等核心概念和基本假定重新进行了界定。比如，愈来愈多的学者认为，地区不仅仅是彼此毗邻的物理区域，更是有意识的社会和政治建构。地区制度的有效性标准不仅仅在于自由贸易等物质性指标，更为重要的是是否培育了共有观念和规范，是否促进了共同身份的构建。欧盟的规范性权力和社会化过程成为欧洲一体化研究新的增长点。地方文化和社会规范成为塑造地区进程、地区制度和地区主义模式的决定性变量。

　　（三）多元世界秩序与比较地区研究 

　　比较地区主义最初是新地区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比较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进入21世纪以后，比较地区主义成为地区主义研究的前沿。虽然比较地区主义在为何比较、比较什么和如何比较等方面都还存在诸多争议，但其理论体系和研究议程在争议中不断向前发展，并与更大层面的国际关系体系理论创新相对接，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动力与活力。

　　在现实层面，新地区主义发展20多年后，地区主义的运行背景及其自身性质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地区主义嵌入其中的全球秩序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多元多维多层态势。一方面，全球化与地区化、全球治理与地区治理、国际规范与地区规范既相互补充，又存在一定的张力；另一方面，“地区构成的世界”或者说世界秩序的地区性日益彰显。其次，地区主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更加突出，关于地区结构、制度、行为体和一体化的动力机制，出现了很多新的复杂情况，产生了“超越新地区主义”的需要和动力。

　　在学理层面，以解构权力和去中心为宗旨的后现代和反思主义思潮推动了比较地区主义研究议程。多元思维破解一元主导和二元对立，被压制的地方知识和边缘力量获得关注，后本质主义文明和文明过程成为世界政治的重要研究议程。在地区研究领域，欧洲中心主义和霸权地区主义受到挑战。一方面，欧洲学者开始从社会建构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等视角反思欧洲一体化和欧洲认同，考虑欧洲一体化理论的普遍适用性问题，并由此推动了地区比较研究。2006年，欧洲政治研究联合会以“比较地区一体化：构建研究议程”为题召开了联合研讨会，标志着欧洲一体化被纳入了比较地区主义研究框架。“另一方面，欧洲以外的地区进程获得了国际关系主流学界的关注，通过国际关系研究与传统区域研究的学科交叉，开启了创新性、系统性的比较地区主义研究纲领。《国际组织》杂志在2002年发表了卡赞斯坦的论文《为什么亚洲没有北约？集体身份、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的起源》，在2004年发表了阿查亚的论文《观念是如何传播的：谁的规范更重要？亚洲地区主义的规范本土化和制度变革》。这两篇论文的发表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欧洲以外的地区制度、规范和进程进入了国际关系主流学界的视野，并带动了此后学界消解霸权地区主义，将非主流、边缘和弱势的地方行为体和地方知识带入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二、比较地区主义的研究进展 

　　自比较地区主义兴起以来，其理论与方法一直处于争议之中，研究成果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碎片化状况。主要争议点在于：第一，比较地区主义究竟是一套自成体系的理论，还是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第二，比较地区主义是否就是一体化理论的变体，如何处理既依赖欧洲中心又消解欧洲中心的悖论；第三，比较地区主义在理论建构中如何处理地方性与普遍性的问题。本节拟以基本假定、核心问题和理论取向为主线，对比较地区主义理论进行初步梳理。

　　（一）地区和地区主义：基本假定 

　　比较地区主义涉及的核心概念主要包括地区、地区化和地区主义。只有先对这几个概念进行辨析和界定，明确了前提和假定，才能进一步讨论相关理论问题。

　　什么是地区？卡赞斯坦在《地区构成的世界》一书中曾对“地区”概念进行过系统深入的辨析，具有代表性。他提出，广义的“地区”有三种定义。第一种是物质主义的、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对地区的定义。这个定义认为地区是自然界定的，强调地区的物质性。在地缘政治理论中，地区总是与领土争夺和权力竞争相关。第二种是理念主义的、批判地缘理论的定义，即地区是政治经济因素造就的、社会构建的。也就是说，地区不是自然界定的，空间边界是动态的，地区和空间对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比如，“欧洲”这个概念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人产生过不同的意义。批判地缘政治理论认为，地区的形成是各种人际联系的结果，话语政治是定义地区的唯一要素。第三种定义是地缘行为主义的界定，强调空间与人的实践活动是相互塑造的。一方面，作为物质结构的空间具有行为属性，可以对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塑造政治实践；另一方面，地区也是被政治实践活动塑造和再造的，可以反映人的实践活动的变化。所以地区不仅仅是物理事实，也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构建，还是实践活动的反映。

　　地区化和地区主义尚无统一的概念。弗雷德里克·索德鲍姆将地区主义界定为以构建地区为宗旨的观念、价值和政策体系；他认为地区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世界秩序，与特定的地区项目或地区组织相关联。地区化是合作、一体化和增进团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地区空间得以创造。博泽尔和里塞将地区主义界定为由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参与，主要由国家主导的建立和维护正式地区制度和组织的过程。地区化是指在地理相邻、文化相近的国家和社会之间加强经济、政治、社会或文化互动的过程，强调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跨国联系。阿查亚将地区主义界定为在给定领域里国家行为体之间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为了实现共同的外部目标、国内目标和跨国目标而进行的正式和非正式互动。虽然地区主义的概念比较宽泛，但是他认为在比较地区研究中，应集中讨论地区制度及其相关的动力和进程。综合来看，地区主义包含几个要素，一是包括给定区域内的多个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二是以特定的规范、价值和政策体系为引导；三是以相关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建设为主要过程；四是以增进合作与团结为宗旨。

　　（二）比较地区合作：制度、秩序与治理 

　　卡赞斯坦指出，比较地区主义是传统地区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交叉，将区域知识（areabased knowledge）与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可以推动研究创新。根据上述关于地区和地区主义的假定，可以明确比较地区主义的基本研究对象包括处于地区进程中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以及规范、制度、合作与认同等。如果说二战后欧洲兴起的地区主义主要是关于欧洲一体化的理论，新地区主义开始关注非国家行为体、制度化合作与地区身份，那么比较地区主义则是多元的地区合作理论，包括行为体多元、过程多元和背景知识多元。

　　比较地区主义是关于地区合作的理论，地区合作包含，但并不等同于地区一体化。一体化意味着自愿或被迫让渡部分国家主权，而地区主义并不必然要求主权让渡。以新功能主义和交往理论等为代表的地区一体化理论，是基于欧盟历史和实践建立起来的，是西欧理论，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局限性。将比较地区主义等同于比较地区一体化，实际上是假定存在超越时空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地区化进程。然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存在着不同于欧盟的社会进程，它们基于不同的实践和文化传统。非西方学者关于地区主义的早期研究表明，他们倡议的地区主义是为了解释和解决他们所在的特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为了应对当地社会所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19世纪和20世纪在亚非拉地区兴起的地区主义是当地发展中国家基于平等和不干预原则，谋求和平、解决冲突的理念与实践，不是欧盟式的一体化，也不是霸权地区主义，不是大国争夺势力范围或者构建霸权秩序的工具。比较地区主义是基于全球传统的多元地区主义，是关于地区合作的多元理论体系。

　　比较地区主义的研究问题主要包括不同地区的制度合作、秩序构建和治理实践。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主要在两个向度上展开。一是将各地区看做相对独立的行为体，认为不同的地区制度、秩序和治理模式是由不同的地方背景知识、独立决策与合作实践造成的。这是目前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路径。比如，20世纪90年代东亚地区合作的兴起对理性主义地区制度设计与效用构成了重大挑战。“东盟方式”及其扩散使得非正式、非条法化的亚洲地区主义与正式的、条法化的欧洲地区主义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与此同时，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制度安排。为什么会出现不同性质的地区制度？不同地区制度的制度效应、规范作用以及合作效果如何？这些问题成为主流比较地区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

　　二是将世界上的地区和次地区看作全球化进程中相互依存的行为体，认为特定的制度、秩序和治理模式在全球层面扩散，通过与各地区行为体的互动，塑造了特定的地区合作进程，产生了不同的制度、秩序和治理结果。里斯将扩散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类型。直接扩散是由强到弱、从中心到边缘的扩散，通过正向激励或负面制裁推动实现说服和最终的规范社会化。在地区构成的世界中，直接扩散的施动者主要是美国和欧盟。但是直接扩散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美国的霸权地区主义和欧盟的一体化模式只有在能够解决各地区面临的具体问题时才具备吸引力，只有在各地区主动接受、学习或效仿后才能够在当地具有合法性。间接扩散就是主动效仿的过程，作用机制主要包括竞争、学习和模仿。扩散的具体内容包括地区合作观念、地区制度设计和特定政策领域的地区治理。比较地区主义所讨论的地区主义的扩散主要是指间接扩散进程，即各个不同地区在相互依赖的全球化背景下，主动参与竞争、学习和模仿，培育地区合作观念、制度和治理的过程。不过，扩散并不意味着主动学习者全盘接受既有模式，也并不一定导致地区合作的模式趋同。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各地区对扩散过程中的规范、制度和治理模式进行有选择的吸纳，根据本地具体情况进行调整，积极主动地实行本土化改造，因而在全球产生了多元多样的地区主义。

　　（三）解释多元多样的地区主义：供需理论与折中方法 

　　比较地区主义理论建设的最新发展是博泽尔和里斯试图构建的地区主义供需理论和索德鲍姆提出的比较地区研究的折中方法。作为欧洲学者，博泽尔和里斯既立足于一体化理论和后功能主义，又试图超越欧洲一体化理论，以构建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框架，解释当今世界多元多样的地区主义。他们的理论包括三大构成部分：第一，安全相互依赖和对政权稳定性的追求，催生对地区主义的功能性需求；第二，地区精英构建地区身份的努力与公众舆论相呼应，为地区一体化提供供给；第三，扩散机制可以使相关制度设计在地区之间实现扩散。他们认为这个理论框架不仅能够解释全球各地的地区主义，甚至能够超越现有的一体化理论，更好地与欧洲经验相契合。

　　博泽尔和里斯的比较地区主义理论依然是以一体化的地区主义为基本假定。他们将地区主义界定为正式的地区制度进程，是权力和权威向地区制度汇集、地区制度获得代理权的过程。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后功能主义理论，立足于超国家制度界定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从地区制度的需求、供应和设计三个方面建立了新的地区主义理论。两位学者认为，除了区内经济相互依赖以外，其他功能性因素，比如安全相互依赖和对政权稳定性的追求，也能够催生对地区制度的需求。不过，这种需求不会自动转化为供给，不能自动导致强有力的地区制度的生成。从供给方面来看，需要偏好地区身份的精英参与地区共同体建设，并在此过程中与普通民众产生共鸣，由此获取民众对一体化的支持，以超越政府间合作。最后，地区主义的扩散机制可以解决地区制度的设计问题。博泽尔和里斯的理论试图将国内、地区和全球三个层面的进程与互动联系起来，兼顾地方性和普适性。但是地区主义的一体化定位过于狭窄，依然没有脱离欧洲中心主义和欧盟一体化的窠臼。

　　索德鲍姆认为，当前比较地区主义理论建设面临的紧迫任务是重新思考如何对地区主义进行比较。尽管关于特定地区（特别是欧洲和亚洲）的地区主义比较研究与日俱增，比如，地区制度、地区复合体和地区秩序等的比较，但是比较地区研究的一些根本性理论问题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讨论。在比较什么、如何比较，以及为什么比较这些基本问题上，存在很大争议，导致理论创新和知识积累受到很大局限。地区主义理论构建中存在普适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冲突和张力，往往导致欧洲中心主义和地方狭隘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可以说是地区主义研究中的一个系统性问题。一方面，欧盟的扩大和深化进一步加剧了地区比较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南方兴起和反思主义思潮的推动，一些非西方的地区主义研究又完全不考虑欧洲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强调适应特定地区现实和地区背景的“定制的”地区主义。在后一种类型中，大量案例研究缺乏理论思维，仅限于描述，导致其难以产生超越特定地区的学术价值。因此，比较地区主义建设应该走一条折中的道路：既对不同层次和规模的地区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比较，又对地区和地区主义的特定类型进行研究。索德鲍姆建议将欧洲案例纳入更为开放的比较地区主义学术对话中，比较地区主义的理论建设既要基于一般性概念和理论，又要显示出对文化和背景的敏感度。

　　三、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地区构建路径 

　　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比较地区主义超越霸权地区主义和欧盟普适主义，以地区主义的全球和多元传统为基本假定，以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区合作与地区主义扩散为切入点，试图构建多元的地区合作理论体系。比较地区主义研究进一步强化了多元世界秩序的图景，它既承认各地区的相对独立性又强调地区之间的相互依赖，突出了地区主义扩散过程中地方知识和地方能动的作用，是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和全球国际关系学建设的重要抓手。

　　（一）国际关系研究的全球转向 

　　21世纪初，在其诞生百年之际，国际关系学出现了真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转向。这一发展的背景是全球化快速深入发展，世界的多元多样更加凸显，为知识生产和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提供了更加开阔开放的平台和更为丰富的资源。在国际关系学全球转向的过程中，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一术语的提出，是基于自国际关系学科建立以来，西方理论就一直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一事实。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有机构成部分，只有将之纳入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对话中，才能够构建真正的全球国际关系学。

　　秦亚青认为，两大项目在推动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阿林·蒂克纳和同事开展的批判研究项目，二是阿查亚和布赞领导的包容性建设项目。早在2004年，蒂克纳等学者就开始思考如何推动国际关系学科的全球转向。他们从反思和批判的视角，指出国际关系学嵌于核心—边缘结构中。美国的理论是核心，在学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非西方世界处于边缘地带，鲜有理论生产。这样的核心—边缘结构从学科诞生起延续至今，界定了西方知识界和非西方知识界的主客互动模式，主导了国际关系领域的知识生产。国际关系学是西方的，不是真正国际的或全球的。这并不是因为西方的理论建设更为成熟，而是因为西方为了维护自身话语霸权、垄断知识生产，长期对来自非西方的替代性理念进行压制的结果。他们提出，应消解西方中心和西方话语霸权，鼓励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界进行知识生产和理论构建，使非西方在学科建设和国际实践中获得主体地位，发展多样性，构建真正反映全球现实的国际关系学科。

　　如果说蒂克纳的项目是批判性的，那么阿查亚和布赞领导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国际关系学建设项目则是包容性的，意在拓宽国际关系学科视域，将之重塑为基于多元传统和多元实践的宏大知识体系。他们发起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项目，指出了国际关系学科的西方中心主义和非西方边缘化的问题，鼓励非西方学者反思“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呼吁进行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和西方与非西方的理论对话，以建设适应全球化世界、尊重多元文化的国际关系学科。2014年，阿查亚提出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不是要替代现有的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学，不是要构建一套宏大的理论，而是要超越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对立，建设更具包容性和更富多样性的学科。在他看来，全球国际关系学可以包括六大层面的内容：坚持多元普遍主义（pluralistic universalism）；以世界历史为基础；吸收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纳入地区研究、地区主义和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破除例外论；承认非物质力量的能动作用，比如全球秩序的地方建构、规范行动等。2019年，阿查亚和布赞出版《构建全球国际关系》一书，全面重述了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历程。

　　（二）地区研究与全球国际关系学 

　　包括地区主义和区域研究在内的广义的地区研究，是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重要增长点，也是全球国际关系学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关系理论是社会理论，而任何社会理论都是地方性的，因为知识生产就是实践，共有知识的产生必然依赖于特定的背景知识。背景知识不是现实和即时的认知能力，而是一套意义体系；它“使有意图功能成为可能的一组非意图或前意图能力”，使一个群体形成相似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社会人的思想孵化器。背景知识是由特定地理文化社群的社会实践塑造的，也可以说背景知识就是实践。欧洲一体化理论来源于二战后西欧地区合作与一体化实践，而一体化理论形成之后，又反过来对欧盟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由于一体化理论嵌于国际政治核心—边缘的权力和话语结构中，导致主要产生于西欧的背景知识和社会实践长期成为其他地区合作的样本。

　　全球国际关系学将地区和地区研究置于学科的中心地位。“地区构成的世界”并不是碎片化的世界，而是承认和强调地区的多样性和地方的能动性。全球国际关系学试图重新界定传统的区域研究，并将之纳入更为广阔的全球背景和比较情境中。地区研究不仅涉及各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空间的自组织，而且还包括地区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及其对全球秩序的塑造。在全球国际关系学中，地区既不是各自独立的封闭系统，也不是全球进程在不同地理空间的简单延伸。在全球国际关系学体系下，地区研究可以成为一个核心机制，将长于田野调查却弱于理论建设的传统区域研究，与理论创新丰硕但经验材料贫乏的国际关系研究整合起来。这种新的综合与整合将赋予学科新的发展动力和创新能力。此外，由于当代地区主义的开放性和地区的多孔性，地区间互动更为活跃、形式和内容更加多维多样，所以地区间主义也可能成为地区研究的重要内容。

　　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地区构建路径大致包括两个方向，一是包容开放的学科交叉创新，二是普适理论与地方经验的折中。比较地区主义应该是开放包容的，而不是排他的；要避免将“讲故事”的区域研究和更具社会科学和学科属性的国际问题研究对立起来，应探索案例研究的新思路，并通过案例研究进行理论检验、改造、发展和创新。比较地区主义可以推动区域研究、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展开更深层次、更富成果的对话，克服地区主义研究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使得多元多样的地区理论与实践在辩论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比较地区研究可以从讨论比较案例、比较方法和比较研究设计等基本问题入手。其中，比较案例的选择是一个核心问题。案例选择不仅与研究所采用的概念和理论框架相关，更要紧密结合研究问题。地区比较可以是全方位、多层次的，甚至可以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空间形式和不同组织形式之间展开。理论多元既是比较地区研究争论的根本性问题，也是推动学术创新和全球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

　　（三）比较地区主义的挑战与未来议程 

　　比较地区主义的视域和地域之广、反映的过程之复杂，使得学者们可以综合运用各种理论和方法开展研究，尤其非西方学者可以在推动议程设置和学术创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其未来研究纲领的发展和研究议程的设置需要解决一些争议问题，面临不小的挑战。

　　首先，比较地区主义能否建设一套自恰的理论体系？考虑到地区的多样性和理论的多元化，比较地区主义研究学界能否在相关核心概念、基本假定和基础理论方面形成共识，建立一套理论工具，进行系统的地区比较研究，形成自恰的解释体系？在理论建设过程中，应采用归纳的方法还是演绎的方法？是否应该建立一套学界一致认可的统一的地区主义指标？如何对地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进行概念化和理论化？

　　其次，比较地区主义如何处理地方性与普适性的问题？里斯提出了理论发展的两个向度，一是将各地区看作独立的行为体，考察其内在运作机制；二是将各地区看作全球化背景下相互依赖的行为体，考察规范、制度、治理和秩序在各地区之间的扩散及其机制。阿查亚则将理论构建细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地区本土的理论创新，二是跨地区比较，三是全球和本土之间的观念和规范流动。索德鲍姆提出折中主义的建设路径。这三套体系在理论建设和议程设置上都涉及地方性和普适性的平衡问题。诚然理论脱离不了背景知识和地方实践，理论的适用范围也总是有限的，但是不能因此就将地方性发展成例外论，忽视探讨其普适性。比较地区主义需要发展能够在全球层面上具有一定传播价值和适用范围的理论和研究议程，而不仅仅是适用于某一特定地区的研究成果。

　　总体而言，比较地区主义研究纲领的发展需要厘清为什么比较、比较什么以及如何比较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学界似乎尚未形成清晰的共识。主要原因是迄今为止，西方理论与非西方理论、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其他地区的地区主义理论、反思主义与理性主义、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等相关领域的交流、辩论和争锋还不够充分。比较地区主义的发展需要学界在这些领域开展富有建设性的学理对话，需要一批学者的持续努力推动和学术积累。虽然全球化背景下地区进程的多元多维必然导致比较地区主义研究方法的折中，但是理论和方法依然需要达到一定的清晰度和融合度，包括更为清晰的概念界定、更完善的案例研究，以及定量和定性方法的综合运用。

　　结语 

　　本文以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兴起为学科背景，对比较地区主义的发展历程、理论建设、研究路径和未来议程进行了初步梳理和评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基于欧洲经验兴起了地区一体化理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化快速发展，世界各地的地区合作意识加强，形成了新地区主义浪潮。进入21世纪以后，反思主义推动了比较地区主义研究议程的设立。

　　比较地区主义呈现出两个主要特征，一是解构西方话语霸权，消解地区研究的欧洲中心主义，二是将传统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相结合，将多元传统和多元实践引入主流研究议程，呈现更为真实的地区构成的世界，推动理论创新。迄今，比较地区主义的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关于地区和地区主义的基本假定。愈来愈多的学者认为，地区是物理区域，也是社会政治建设，还是实践活动的反映；地区主义是给定区域的多个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以特定的规范、价值和政策体系为引导，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增进地区合作与团结的过程。其次，比较地区主义是基于全球多元传统，研究不同地区的制度合作、秩序构建和治理实践的学理体系。其具体研究主要在两个向度上展开，一是将各地区看作相对独立的行为体，探求不同地方背景知识下产生的不同制度、秩序和治理逻辑；二是将地区看作全球化背景下相互依存的行为体，研究特定制度、秩序和治理模式在全球各地区之间的扩散。最新的比较地区主义研究试图将全球、地区和国内进程联动起来，将地区制度需求、供应和扩散整合到一个理论框架中，构建地区主义的宏大理论。

　　比较地区主义是在国际关系学科追求全球转向的学科大背景下产生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基于多元普遍主义和真正的世界历史，旨在推动国际关系学成为更加重视地方知识和地方能动、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的学科。全球国际关系学将地区和地区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全球背景和比较情境中，使其进入学科的中心位置。比较地区主义能够强化多元世界秩序的图景，突出地方知识和地方能动的作用，是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和全球国际关系学建设的重要抓手。可以说，在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建设背景下，比较地区主义获得了重大发展机遇；而比较地区主义的研究进展又能够有力推动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建设，二者可以实现良性互动和相互强化。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无论是全球国际关系学，还是比较地区主义都处于新发展阶段，面临理论和方法上的诸多挑战。对于比较地区主义而言，最为根本的是，能否建立一套自恰的理论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也许最为关键的是解决地方性与普适性的问题，既充分利用好多元的地方智识资源，又能够发展出在全球层面上具有一定传播价值和适用范围的理论和研究议程。就这一点来看，国际关系学科的全球转向和比较地区主义的兴起，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都是重大的发展机遇。

　　（本文注释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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