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观点认为，外部世界的意义由动物的心理处理机制所赋予。近年来，这一观点受到来自生态心理学的激烈反驳。但是，由于生态心理学在理论发展中较少谈论大脑神经元的作用，因此其理论的物理基础或生物机制是否存在，也备受传统表征主义和计算主义学者的质疑与诟病。然而，通过对新近神经学界一些研究成果的调查，发现了外部世界的意义实际上可以通过动物的感知器官直接获取到，这无疑为反表征主义的理论范式提供了强有力的神经科学支持。同时，也论证了动物心智并非我们传统认为的那样简单，心理表征及其相关理论实际上并不是解释心智的最佳方案。

　　关键词：动缘 心理表征 动物心智 动物认知 社会动缘

　　作者薛少华，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北京100081）。

　　引言：动物如何获得世界的外部意义

　　动物如何获得世界的外部意义？这是当前认知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目前，对于该问题的探索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路径的解释：

　　第一条路径，以福多（J.A. Fodor）和皮立辛（Z.W.Pylyshyn）为代表的建构论者认为，大脑可以被视为一台计算机，它接受外界输入的感觉刺激材料，心灵将这些材料通过以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为操作符号的心理处理机制转化为知觉，并根据知觉进一步处理为相应的合适行动（proper action)。这样看来，外部意义是主体赋予其上的。然而，目前心灵计算理论并不能完美解决关于心灵的物理机制、知觉—行动的耦合关系、知觉之幕以及现象意识等一系列由其理论本身引起的麻烦和困境。

　　第二条路径，则以吉布森（J.J.Gibson）为代表的反表征主义者以动缘（affordance）概念为理论核心，认为动物可以通过直接知觉拾取（pick up）到指导其进行合适行动的相关可能性信息，这个过程并不需要任何心理表征符号的参与。因此，外部意义是可以被直接感知到的。并且，反表征主义者通过对知觉—行动的耦合关系解释，进而对高阶认知也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合理解释。

　　需要注意的是，以动缘概念为核心的生态心理学理论同时也受到了一些来自表征主义立场的质疑与反驳。其最重要的一点批评，就是在解释知觉—行动耦合关系时忽视了大脑的神经机制。那么，如果要对反表征主义进行一些合理性辩护的话，除了基础的理论论证以外，也势必需要提供一些基于神经科学的证据，来说明生态心理学理论确实有着明确的大脑神经运行机制、模式和数据证据作为理论的实际支撑。

　　但是，除了少数一些学者如里德（E.S.Reed）、科尔索（J.S.Kelso）和范德梅尔（A.L.H.van der Meer）等人基于生态心理学理论进行了神经科学研究之外，绝大多数持反表征主义立场的生态心理学研究者们的研究重点，还仅仅聚焦于理论层面的文本构建与改进。他们的研究范式基本都遵循了梅斯（W.M.Mace）所总结的格言式表述：“不要问何物置于你的头脑之中，而是要去研究你的头脑处于何处”。与表征主义建构论者不同，生态心理学和反表征主义者对于心智的理解，是将心智置于身体所处的外部环境之中来进行的。我们的知觉与认知等心智活动，实际上并非仅仅由动物的大脑这个器官来完成，而是在“大脑—身体—环境”这三者的交互中实现的：事物的意义并非在大脑之中或者需要大脑去赋予，而是本来就分布于外部环境之中，动物依据其生物能力与特定的具体环境特征产生一种能够直接拾取意义信息的动缘关系，并根据这种动缘关系来进行各种适应性行动。

　　与此同时，大多数神经科学的研究范式仍旧以生态心理学所质疑的认知建构或心灵的表征计算主义假设为指导，因此动物对于外部意义的获得，还是以寻找认知心理处理机制的神经元结构模型作为目标来进行研究。尽管这一范式目前还处于主流，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其进行质疑。同时，这种现状也无疑令那些关于动物直接感知外部意义的神经机制研究显得更加弥足珍贵。因此，本文所要主张的是：在研究动物大脑的认知神经机制之前，实际上需要有正确的概念框架和理论前提来进行。

　　基于以上，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如果要研究动物如何获得外部意义，并做出具有认知特点或具有社会性的适当行为，按照廷伯根（N.Tinbergen）的看法，则需要重点去研究这些行为对“每个物种所生活的生态位的适应性”。而强调动物知觉与环境特征耦合交互的生态心理学，恰恰符合廷伯根对动物行为研究的要求：

　　1.对描述动物适应性行为的动缘理论进行较为细致地阐述，对该理论的一些误用进行一些概念澄清和分析论证，并表明一种观点：动物可以直接感知到外部世界意义，无需心理的推理处理机制便可达成；

　　2.结合当下来自神经科学的实验证据，来对动缘理论模型解释的合理性提供一些有力的生物神经学实证支撑；

　　3.对于动物心智研究的吉布森主义神经生物学提出一些可能性想象；

　　4.把动物心智的研究模式从知觉—行动研究拓展到动物的社交活动的解释之上。

　　一、什么是动缘

　　在学术生涯的起始，心理学家吉布森就开始关注动物的知觉与行动之间关系问题。并建立了以生态光学和生态心理学为基础的直接知觉理论。而Affordance这个概念，就是为了说明知觉与行动之间、信息与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而创造出来的一个独特术语。

　　根据吉布森在《生态视知觉论》（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一书中给出的原初定义，Affordance被描述为环境提供给动物的东西，并且这个术语同时涉及环境与动物两个方面，并特别强调了动物与环境、知觉与行动之间强烈的耦合关系。在吉布森看来，Affordance这个概念跳出了所谓二元论的范畴，它既不是主观的属性，也不是客观的属性：

　　一个具体环境的动缘（Affordance），就是它所提供、供给、供养给动物的东西，有时是好的，有时是坏的。动词“承担(afford)”能在词典中找到，但名词“动缘（Affordance）”却在词典中找不到。这个词是我创造的。在我看来，它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它在某种程度上涉及环境与动物两方面，并且现在还没有现存的术语来对其进行说明。它意味着动物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互补性。

　　这段话实际上有两层含义：

　　第一，经典认知科学认为，动物是根据客体对象的属性或特质来感知事物。而吉布森认为，当动物观察物体时，其视知觉所获得的是它们的动缘信息，而非特征或属性之类的东西；但是，到底是环境中的哪些知觉信息，承载着动缘并且使其被动物感知到呢?吉布森认为，光线在空间中的漫射与反射，就会在环境的表面形成环绕光阵与光流阵，而光阵中蕴含着关于环境的结构信息，这些信息能够被动物的知觉系统直接拾取，并引导动物进行合适的行动。在动物的知觉—行动实现中，并不需要任何心理表征的存在。

　　第二，环境中的动缘，就是特定环境提供给其中栖居动物做出适当行动的信息，粗略地可分为两种，即消极的动缘(对动物的生存产生威胁) 与积极的动缘(有利于动物生存)。在这里，吉布森用一种语言学式的建构来指涉这种结构化的环境信息，即“可(某具体动词)......的(verb-able)”。举例来说：一个平面的动缘，如悬崖→［承担(Affords)→“可坠落的(fall-off-able)”］；一个物理实体的动缘，如苹果→［承担(Affords)→“可食用的(eat-able)”］；一个物理事件的动缘，如燃烧着的火焰→［承担(Affords)→“可煮饭的(cook-able)”］。这种提供给动物行动可能性的结构化环境信息，就是吉布森意义上的动缘。然而，吉布森于1979年逝世，当年出版的《生态视知觉论》也就成为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部遗作。关于动缘概念和理论架构的阐述，也只是刚刚开始。我们很遗憾无法再从吉布森那里获得关于更多动缘概念的论述和实验证据，这也为后来学者发展和扩充这个概念留下了非常大的研究空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不断有学者对动缘概念提出了新的解释，如沃伦（W.H.Warren）通过一些肢体与环境的长度比例计算，来把动缘概念第一次量化为某种做出行动的比例固定值，比如上楼梯时腿长与楼梯高度之间的比例；特维（M.T.Turvey）通过对动物考察，将动缘描述为一种潜在的环境倾向属性；里德基于进化论的理论视野，将动缘定义为一种提供动物根据环境选择压力所获取的行动资源；威尔斯（A.J.Wells）认为，图灵机就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动缘概念模型，图灵机满足了动缘概念的全部特征；而斯托夫瑞根（T.A.Stoffregen）则将动缘解释成一种“动物—环境”系统的属性；策梅洛（A.Chemero）则将动缘定义为就是介于动物能力和环境特征之间的一种行动关系；伽亚尼（S.Z.Caiani）基于一些心理学实验证据，将动缘描述为一种动物的感觉运动模式。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动缘概念的定义有着非常多元化的理解，而上面所举的例子仅仅是心理学界与哲学界对于动缘概念的解释。由于这个概念的内涵过于丰富，其溢出效应还体现在工业设计界、广播传媒界、影视艺术界、电子游戏界以及人工智能学界之中，动缘概念在这些学界中均有大量的研究涉及，并且哲学界为了弥合表征主义与反表征主义之间的鸿沟，还提出了一些所谓表征化动缘（representational affordance）、生态表征（ecological representation）和心理动缘（mental affordance）之类的混搭型创新概念，以此来拓宽动缘概念的解释度，并希望形成某种意义上的立场融合。

　　通过上述文献的讨论，我们不难发现动缘概念在当前有着相当多的理论拓宽与创新解释，这无疑大大增加了翻译这个概念的难度。据不完全统计，对于affordance一词的翻译，有“可供性”“能供性”“供能性”“支援性”“可用性”“实用性”“承担性”“预示性”“功能可见性”“功能自现性”“功能可供性”“示能性”“符担性”“支应性”“自示性”“可利用性”“功能特性”“行动可能性”“自解释性”“特征属性”“操作可见性”“示能”“启示”“提示”“机缘”“诱发”“可用功能”“承担特质”“直观功能”“环境赋使”“预设用途”“可操作暗示”“给养”“供给”等至少30多种中文表达，均不得其义。而在笔者对该概念的细致考察后，决定将affordance拟译为“动缘”，主要有如下原因:

　　1.affordance并不是某种附着于环境或主体之上的属性，不能按照某种性质的译法去理解，因此那种类似于“可供性”“能供性”等属性意义上的译法，实际上是完全错误地理解了这一概念。

　　2.affordance作为一种反叛经典认知科学研究范式的概念，其相对应的概念应该是表征（representation）。表征这个概念，强调了动物心理意义上的推理处理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动物对客体做出适当行动；而affordance则强调动物根据生物能力与环境特征的关系所作出的适当行动。表征一词体现出静态的、抽象性的符号表达，而“动缘”一词，不但在长度上与表征保持了一致，而且还体现了与表征这一术语恰恰相反的意涵，并强调了动态的、耦合的、交互的关系。

　　3.“机缘”一词，其本身源自佛教术语，意指众生信受佛法的根机和因缘，后来常被用于描述机会与缘分。并且，该词已经在用语习惯中与宗教活动信仰产生了非常紧密的联想，因此并不适合直接嫁接到科学术语的翻译上来，否则产生的歧义和混淆会更加严重。相比之下，“动缘”作为一个新词，就没有上述的语境负担，而且还保留了“缘”字对动物—环境之间的丰富关系的意涵描述。

　　4.与“机缘”类似，“启示”“提示”“机缘”“诱发”“给养”“供给”等词语本身已有很固定的用法和语境，使用时难免会产生相关联想，因此都不适合作为affordance的中文表达出现。

　　5.“示能”“可用功能”“承担特质”“直观功能”“环境赋使”等译法实际上同属性类译法的毛病相似，虽然这些术语看起来似乎在刻意回避掉自身所隐含的二元对立立场，但实际上还是强调了行动者与行动对象之间的二元对应，并强调了行动者/行动对象其中之一的功能性特点，因此并不适合作为affordance的中文译法。

　　综上所述，由于affordance在国内尚未有固定译法，因此本文建议中文学界在使用affordance概念时，统一翻译为“动缘”。而且，通过这些花样繁多的译法也可以看出，吉布森意义上的原初概念后来得到了非常多元化的解释和使用，但同时也被传统的建构论者进行了这样的质疑：既然动缘概念应用范围这么广，那么这个能够对动物心智进行解释和描述的概念是否具有相应的神经机制？

　　诚然，如果一个心理学理论得不到神经科学证据的支持，那么在应用和扩展的道路上就会困难重重。然而，如何设计相关实验来证明，某种心理学理论的确有着明确的大脑神经机制作为实证支撑，这是吉布森主义（Gibsonian）神经科学要去解决的重要问题。如果未来要建立这样一种基于反表征主义立场的神经科学，那么我们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即：生态心理学理论是否成熟到可以为神经科学机制提供一个明确的解释？毕竟，在吉布森去世以后，不同的吉布森主义者如特维、策梅洛等人也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发展其生态心理学框架，这种多元化的研究路径是否能够在短期出现趋同或统一，我们目前尚不可知。但是，一些新近的神经科学证据，或许可以对这种理论建构过程起到加速或支持等积极作用。

　　二、小鼠大脑直接感知意义的神经机制

　　众所周知，大脑是动物身体上最复杂的器官。我们对大脑的了解几乎还处于盲人摸象的状态，以至于神经科学教科书上的结论经常会被最新的研究成果推翻。而动物的心智运行机制，则一直未有定论。近来，贝尔（Bale）等人最新的研究，则挑战了传统观念中对于哺乳动物大脑工作机制的普遍认知。

　　经典认知科学认为，神经元的功能主要就是检测、采集感官刺激，并由大脑中处理高阶认知的心智来对这些感官刺激做出解释，从而为这些感官刺激信息赋予其相关的意义。然而，贝尔等人的这项研究表明，感觉皮层中的神经元不仅仅是检测感官刺激，而且实际上也可以从环境中直接获取意义，进而使动物做出适当的行动。这就意味着，对于意义的存在而言，动物可能并不需要类似于表征那样的心理符号进行复杂的推理处理才能得出，而神经元就可以直接实现对意义的获取。无疑，这是一个具有非常明显吉布森主义色彩的实证结论。

　　这个实验的目标是通过对小鼠的大脑神经元活动的探究，来探索人类听一首歌或一段话时，其大脑的神经元活动与心智状态到底是怎样的。具体实验过程如下：

　　1.研究人员训练小鼠，让它们能够识别一种传递给胡须的感觉序列，这种序列就类似于他人以某种频率触按你的指尖，让你感到某种振动模式；

　　2.研究人员让小鼠区分由传递到胡须的不同振动构成的触觉“单词”序列；

　　3.这些序列以不同的顺序组合；

　　4.小鼠通过舔舐食物的行为（作为一种正反馈奖励），来报告目标序列的存在。

　　由于大脑皮层是哺乳动物大脑的重要部分，动物对新事物的理解也是通过大脑皮层来得以实现，并且将行动与记忆联系起来。研究人员认为，在小鼠大脑皮层处理感觉的部位，可能存在着一簇神经元处理这些振动序列信息。然后，也许在其他皮层中会有另一簇神经元对动物进行提醒，即每当目标序列出现时就会促使动物做出适当的反应行为。而这个神经过程，就是动物报告该序列的相关神经机制。

　　然而令研究人员惊讶的是，在这个实验中，即使在大脑皮层最敏感最接近于纯粹感官刺激的部分，实验人员竟然观察到了这个事实：大脑皮层中还存在着将动物所习得的序列与动物的运动反应直接联系起来的神经元。而且，一些神经元甚至还对动物是否得到预期的奖励作出相应的激活反应，这种情况反映了动物对目标序列的学习行动。因此，研究人员的结论是：序列学习导致的神经元活动，反映了目标序列和舔舐行为之间的学习关联；而这种神经元活动中，并不存在对感觉特征的表征处理过程。

　　在传统认知科学教科书看来，如果我们对一首歌曲产生认知的话，首先是大脑的感觉皮层神经元接收到了相关的声音频率刺激，这些信息会通过心智进行一些表征符号式的推理处理，最后根据心智得出的处理结果（即对这首歌曲赋予意义），来使认知主体做出继续收听调大声音按钮抑或是直接关闭声音不再收听的决定。

　　乍一看来，这种理论解释似乎更加合理和符合逻辑，但这种解释却面临着被另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替代的风险。贝尔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各种多元化的信息传递到感觉皮层后，那里的神经元甚至能够预测动物的反应，并对其相应的适当行为作出报告，这个完整的认知过程几乎完全不需要如推理、决策等高阶认知能力的参与。而传统意义上作为动物行为决策中心的心智，竟然被忽视或者绕过了。

　　通过上述研究结论，我们可以看出感觉皮层中的神经元的工作并不仅仅是接收感官刺激，这些神经元的能力实际上要比接收感官刺激这样的简单工作多得多。而且更重要的是，动物对世界的知觉，与它为指导行为而需要的知觉是一体的，动物是可以通过知觉直接拾取到外部世界的意义，其间根本没有心理表征存在的必要性。

　　三、猕猴视觉直接获取意义的神经机制

　　如果小鼠大脑是帮助研究人类心智的有效模型，那么上述研究结论也不难适用于同样是哺乳动物的人类心智。倘若有观点认为小鼠大脑的说服力不够强的话，那么常乐和曹颖的研究，则能提供一个更为接近于人脑模型的研究。这篇文章主要质疑了传统的人脸识别理论，研究者认为传统教科书中“人脸识别是一个需要高阶认知能力参与的复杂决策过程”这一论断可能是个谬误。

　　该研究是通过如下步骤进行的：

　　1.提出工作假设。研究者认为，大脑视皮层并不是通过表征来对特定人脸进行单独的编码和记忆，而是通过单个视觉神经元对面部特征进行提取，再根据面部形状的向量特征和一些纹理、颜色和质地等属性来识别面孔。具体地说，该假设放弃了根据人为分割特征进行信息整合与加工，再识别出特定人脸的传统研究方法；

　　2.使用计算机对人脸进行向量化分析。研究者使用50个面部参数维度（如距离、长度等）取代器官特征来描述人脸，大约分析了2000张随机人脸图片，这些图片涵盖了具有不同脸型、发色、肤色、发际线和皱纹等特征；

　　3.将神经探针植入猕猴大脑，在猕猴观看这些人脸图片的时候，监控猕猴大脑颞叶皮层中205个相关神经元的激活程度；

　　4.使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对猕猴大脑观看人脸时所产生的神经元信号记录进行反向解码；

　　5.这些神经元信号经过解码后，高度还原出了猕猴之前所观看的原始图片。

　　通过实验，研究者使用若干点来作为面部坐标，通过点对点的链接描绘出人脸向量图，然后仅仅通过对205个神经元的信号解码，就能复原猕猴所观看的原始图片。众所周知，仅靠这数百个神经元，并不能执行那种复杂心智的认知建构过程。因此，这个实验结论不但推翻了传统解释人脸识别的神经科学理论，而且还首次证明了大脑神经元具有一些直接的编码机制。这种编码机制并不复杂，而且这些神经元可以完成对于外部意义（即人脸图片识别）的直接获取。

　　因此，该研究很好地证实了吉布森主义理论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哺乳类和灵长类动物都可以使用知觉对外部世界意义进行直接拾取，对于这项神经科学研究成果进行一种吉布森主义式的解读是有效的。

　　四、从动缘到社会动缘

　　除了对行动—知觉耦合系统的解释，动缘概念对于社会关系建构的解释是否也同样有效呢？尽管吉布森并没有在理论上对社会动缘（social affordance）这一概念进行系统性的论述，但他对这个概念时常提及，并在《生态视知觉论》一书中提到了很多例子。比如，邮筒是一个在具备邮政系统的社区里为写信者提供信件之物。更重要的是，除了这些具有社会性的物品以外，动物或人类中的个体或整个群体，也可以作为其他动物和人类的动缘而存在。

　　动物和人类个体为整个种群中其他动物和人类提供了斗争、交配或抚养的动缘。这些动缘很明显地体现在具有社会性或社交互动特征的事件上，这些事件本质上是一种持续的社会文化实践。两个人之间的眼神交流与握手时机，以及这些动作所提供的社会动缘，都是社会生物拾取社会环境中的某些特殊行动可能性的表现。通过这种社会性动缘，一个人或一个动物在另一个人或动物的面前出现，这种出现并不是那种主体—客体那样的对象式出现，而是以一种具有能力进行回应的行动者（agent）的角色出现，这些社会性动缘使得具有社会特征的合作、协同以及竞争等活动的建构成为可能。

　　对于社会动缘这一概念，一些学者会反驳该概念并不具备理论意义上的合法性。因为动缘概念所涉及的外部物理世界中的表面、实体、媒介及布局和纹理信息，无法与社会性中的相关特征一一对应。举例来说，在一个社交场合中，你无法知道某个人是否提供可以握手或相视一笑等互动的机会，社会环境中并不显示出这类信息。因此，这种互动的可能性无法通过知觉感知到。一个人或动物，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人或动物的动作或表情，但不知道他是否愿意互动。

　　然而，吉布森认为动物在环境中必须具有可感知的状态时，才能发出关于他们自己的信息。那么动物是否能够发出具有社会动缘的信息呢？动缘本质上可以被看作一种高概率的行动耦合关系，这种特定的关系不需要在所有环境中都得以存在或保持，只需要在一个特定环境中，一个感知者能够根据自己的社会能力对所处特定环境的特征进行一种高概率耦合的社会行动就可以了。以人类社交为例：你在酒吧观看中国队的世界杯预选赛，几十分钟的比赛表现让你不自觉地骂了一声，继而招来旁边一群球迷的喝彩和认同，说你骂得好，你也在这种认同的气氛中获得了成就感。这实际上表现出了社会动缘的特征：感知者在一个特定环境中，一个仅在该环境中成立的局部特定关系就能够实现对社会动缘的直接拾取。因此，你发出的声音，恰好就在球队表现不佳的状态下被发出，其他与你有共鸣的球迷朋友自然会直接拾取到你所发出声音的意义。

　　这样一来，吉布森的动缘概念就从对行动—知觉耦合关系的解释和描述，迁移到了对于社会性交互活动的解释上。然而，吉布森究其一生都在反对主客二元分立的立场，那么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就一定可以明确地区分出来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实际上，如果要贯彻吉布森的哲学立场，那么我们在考察一些动物或人类行动时，应该克服自然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绝对二分立场。因此，对于一些具有社会或交互的高阶认知，我们或许也可以使用动缘概念进行解释和描述，如计划、想象、决策、抽象或语言等问题。

　　生态心理学对于社会交互的领域的研究也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社会动缘概念为解释复杂的社会行为也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跷跷板、乒乓球比赛中的两位选手、一场篮球赛中的队友，这些特定环境场合中的人可能与你共同提供一种集体性的动缘，可以被对手进行拾取；同时你也成为这种集体性社会动缘的一分子，你与其他人共享了一个被社会建构起来的涉身性社会身份。因此，我们可以使用社会动缘概念来解释各类复杂的社会性交互行动，并且这些社会动缘还可以不断地叠加与迭代，以产生更加复杂的高阶认知与社会互动，我们因此可以对其进行更加细致地研究与探索。

　　结论

　　上述实验结论与理论扩展，均有力地支持了吉布森主义的动缘概念，也同时为吉布森主义的神经科学范式的建立做出了一个经典的展示。需要指出的是，动缘概念建立在吉布森所创立的生态光学之上，然而限于篇幅，对于生态光学的相关核心概念如光流阵、光流、环绕光等在这里并没有展开论述。

　　这些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无疑对于理解动物知觉与行动乃至高阶认知与社会交往之间的运作机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不难归纳出吉布森主义神经科学的研究范式：

　　1.考察动物一些带有认知特征的行为或行动模式；

　　2.设计实验，寻找导致产生这些行为或行动模式的神经相关物；

　　3.通过对相关神经元信号的解读，来探索动物大脑在神经元层面如何获得外部意义；

　　4.将该理论范式实验性地推广到高阶认知与社会性活动等复杂机制的解释上，为动物乃至人类社交行为的解释提供一种基于动缘概念模式的新研究路径。

　　这种排除了心理表征作为推理符号存在的心智运行模型，如果能够在未来的神经科学研究中寻找出更多相关的直接证据支撑，无疑将会对人类的脑机接口技术控制体外电子设备（如假肢等）产生相当巨大的积极影响，并且也会使脑控设备的认知处理负担从心智的复杂推理降到神经元联结激活的信号处理级别。如果吉布森主义神经科学能够在神经元级别解决外部语义理解的问题，那么这势必会引起脑机接口与人机融合技术的极大飞跃，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王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