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以来，在国际关系学者不断探索，特别是新地区主义学者适应全球政治转型、推动学术研究创新的努力下，地区主义研究领域出现重要学术转向，生成了比较地区主义。比较地区主义以地区合作与一体化为研究对象，拥有一系列明晰界定的核心概念，因受到全球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影响而具有开阔的全球视野。在理论路径上，它追求包容和折中平衡，在研究方法上，它广泛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在议题领域上，它超越了贸易与安全。可以说，比较地区主义是当今在全球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学等学科与区域研究等学术领域之间交叉融合的一项新兴学术事业，国内外的学术发展前景都十分广阔。但也应看到比较地区主义研究在方法论方面面临着不少挑战，未来研究路径也依然存在缺口。 

　　关键词：全球化  国际关系理论  地区主义  新地区主义  比较地区主义  比较分析方法 

　　作者耿协峰，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教授（北京100088）。 

　　引言 

　　比较地区主义（Comparative Regionalism）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的生成，大体上是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至第二个十年中期，主要是一批有影响的国际关系学者直接努力促成的结果，他们有一些标志性的学术成果，择其要者，有以下五份重要文献：第一，2005年由新地区主义研究代表人物、瑞典哥德堡大学教授比约恩·赫特内发表的《超越新地区主义》，这篇文章最早开始认真反思地区主义研究的迭代问题，对地区主义的新旧之分提出质疑；第二，2009年由联合国大学比较地区一体化研究院（UNU-CRIS）研究员菲利普·德·隆巴尔德等人联合发表的研究报告《比较地区主义中的比较问题》，该报告从比较政治学视角对地区主义研究中的三个问题（概念与研究对象问题、理论框架问题和研究方法问题）进行了细致梳理和讨论，指出当前分歧和未来方向；第三，2012年由著名国际关系学家、美利坚大学教授阿米塔·阿查亚发表的《比较地区主义：这个领域正逢其时？》，该文提出了比较地区主义成为独立研究领域所必须回答的五大理论问题；阿米塔·阿查亚提出的五大问题分别涉及地区主义理论概念的统一、地区主义理论化路径、地区主义实现标准、地区制度的作用、地区化与全球化的关系等五个方面。第四，2016年由著名地区主义学者、瑞典哥德堡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索德鲍姆独自撰著的《重新思考地区主义》，该著系统地重新思考地区和地区主义，同时也创造性地为比较地区主义研究的深入开展设定了议程；第五，2016年由著名德国政治学者塔尼娅·博泽尔和托马斯·里塞联袂主编的《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这是一本比较地区主义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一本里程碑式的重要研究指南。 

　　上述这些标志性文献显示比较地区主义的理论体系渐趋完善，本文拟对其研究对象、核心概念、研究视野、理论路径、研究方法、议题领域作一梳理，在此基础上就其未来挑战作出评估。 

　　一、研究对象明显有别于区域（国别）研究 

　　明确研究对象是比较地区主义出现后的首要任务。有别于新旧地区主义，比较地区主义的研究对象十分明确，即地区合作与一体化现象。针对学术界长期以来对地区主义的一些概念界定不清晰，比较地区主义学者进一步梳理了该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并形成了初步的学术共识。 

　　一个研究领域的首要标志是拥有具体明确的研究对象。比较地区主义的研究对象是清晰的，即针对世界上的地区合作与一体化现象进行地区间的比较研究，具体内容包括：全球各个具体地区的地区秩序、不同议题领域的地区治理以及各种地区治理制度设计。不同于比较区域研究（Comparative Area Studies, CAS）所侧重的“区域内”和“跨区域”的比较，比较地区主义研究主要进行的是“地区间”比较（inter-regional comparisons），就是“通过揭示各个地区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而催生有关地区主义之兴起、制度设计和影响的新见解”。 

　　要准确理解比较地区主义的研究对象，首先需要将其与传统区域研究的对象进行区分，因为这两个领域虽然都以“地区”（region）或“区域”（area）为研究客体，但各自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明显不同。区域研究关注的往往是个别地区（及其中的不同国家），致力于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去增进知识，研究对象主要是“当地的语言、历史、观念和物态”，研究方法是跨学科的解释，但通常采用的是“解剖麻雀式”的方法，从不同学科出发进行地区专门化研究（regional specialization）。而地区主义研究往往关注地区的整体性和共性，研究对象主要是地区层次的国际制度建设或者地区性的合作与一体化现象，研究方法通常是社会科学的演绎和归纳，即“全面调查式”的方法以及比较分析的方法。从本体论上看，地区主义研究重视对“地区”或“地区性”（regionness）的探究，但与区域研究重视研究“地区”或“区域”本身有很大的不同。后者重在现状和特性分析，以掌握地区或区域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为主要任务，重视当地性和本土性，旨在把握现状，客观准确地认识和理解其本土特征，而前者主要侧重地区或区域内外的互动关系模式和发展趋势，更重视地区或区域内外的联通性和互动性，主要进行的是“地区间比较”，旨在改变现状，推动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人类共同体建构和塑造。 

　　当然，随着区域研究对过去的立场、视角、方法和理论进行“再定位”“再构筑”“再想象”，区域研究也开始出现“比较转向”，除了进行区域内、跨区域的比较研究外，也开始把区域看作一个具有内聚力的整体来进行区域间比较，与此同时，地区主义研究在进行比较转向的过程中，也越来越重视地区专门化研究即区域研究的价值，发掘本土性和当地性的意义，比如，阿查亚通过提出“构成性本地化”（constitutive localization）和“规范辅助性”（norm sub-sidiarity）等理论概念，以及“跨国区域研究”（transnational area studies）和“学科地区研究”（disciplinary regional studies）两种研究路径，来努力弥合国际关系等学科与区域研究之间的分歧，从而使比较地区主义研究与比较区域研究的交叉越来越多。不过，二者在研究对象上的区别仍是比较明显的，我们不能把它们等同或者混为一谈。 

　　比较地区主义的研究对象虽然是明确的，但实际研究过程中常常出现“盲人摸象”效应，特别是可能因研究者对核心概念的理解和界定不一等而导致研究对象模糊不清，因此，明确划定其研究对象对于比较地区主义研究来说是一项首要任务。 

　　梳理和厘定其核心概念，是比较地区主义研究领域生成之初的基础任务。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地区主义核心概念的界定很不清晰，造成了相当的混乱，而比较地区主义学者首先对一系列核心概念进行了梳理和厘定，形成了初步的国际学术共识。这些核心概念主要包括：“地区”（region）、“地区主义”（regionalism）、“地区化”（regionalization）、“地区秩序”（regional order）和“地区治理”（regional governance）。 

　　首先是“地区”概念，比较地区主义认为“地区就是指涉及领土位置和地理相邻或规范相近的社会建构”。这个地区定义比较宽泛，包容性较强，它虽然强调地区的社会建构性，以摆脱过去对地区的僵化理解，但也强调了领土位置和地理相邻的必要性。从概念的外延上讲，比较地区主义认为，“地区”是介于“国家”和“全球”之间的实体，通常不包括主权国家之下的实体。这样的“宏观地区”（macro-region）也就是国际关系学传统上所关注的“国际性地区”（international region）或新地区主义研究者所通常讨论的“世界性地区”（world region）或“全球性地区”（global region），属于国家之上、全球之下的领土性单元或次体系，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有时甚至是整个大洲。这样界定的“地区”也就与广义上区域科学（包括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城乡规划学、城市管理学等）所讨论的“区域”概念有了很大区别，尽管在英文表达中二者使用的甚至是同一个词——“region”，但在中文表达中，“区域”主要针对主权国家之内的地理范围，其特征和发展变化与国家之上或之外意义上的“地区”有着性质十分不同的逻辑，因此，在不同学术场合，我们有必要对二者加以区别使用，比如在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宜用“地区”，以区别于各种区域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区域”。当然，“地区”这个概念也可以指那些涉及国家领土范围一部分的“次地区”（sub-region）或“微地区”（micro-region），比如东南亚的“增长三角地区”、大湄公河地区、澜湄地区等，但对它们的探讨往往都是在跨国意义上进行的，以体现地区概念在空间尺度上的灵活性。 

　　其次是“地区主义”和“地区化”，它们是密切相关而又各有侧重的一对概念。比较地区主义给“地区主义”的通常定义是，在两个或三个国家之间进行的“主要在国家推动下建立和维持正式地区制度和组织的过程”；而给“地区化”的通常定义则是，“在那些地理相邻或文化相近的国家和社会之间加强经济、政治、社会或文化互动的过程”。前者强调国家的推动作用、侧重于正式地区制度或地区组织，具体内容既包括地区合作也包括地区一体化；后者则强调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活动和跨国关系，重视自下而上的、自发的和内生的地区互动，强调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这一对概念虽有不同侧重，但在比较地区主义看来，它们是密切关联的，而且它们的关联程度正是比较地区主义需要研究的内容，比如很多研究者（包括笔者），认为二者是一体两面的概念，前者侧重于理念而后者侧重于实践，但它们所指涉的对象和内容基本是一致的。当然，要具体衡量它们的关联程度，还需要很好地理解另一个核心概念——“地区秩序”。 

　　一般而言，“地区秩序”往往被定义为“一个特定地区内各种地区化和地区主义现象的结合”。在比较地区主义看来，地区秩序可以被看作一个冲突与合作交织而成的序列，它既包含地区化也包含地区主义。按照地区秩序概念，比较地区主义就可以将全球划分成不同地区，以进行地区间的秩序比较。同时，比较地区主义还根据全球各个地区内地区化和地区主义的关联程度，划分出了三种地区秩序类型：第一种地区的地区化和地区主义关联程度高，这样的地区有四个，即欧洲、东南亚、欧亚和中东；第二种地区有两个即北美和东北亚，虽有高水平的经济地区化但地区主义发展程度却很有限；第三种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它们的地区化程度低或中等，但地区主义水平却很高。 

　　最新出现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地区治理”。受欧盟研究中“治理转向”的影响，比较地区主义高度重视“治理”概念，把“地区治理”定义为“在地区层次上就某个或某些议题领域进行社会协调的制度化模式，目的是产生约束性规则和公共产品及服务”，或者将其与“全球治理”紧密联系起来，定义为“在全球主义的观照下，各国际行为体在地区层面就某个或某些议题,或者就整个地区的全面合作问题，开展政策协调、构建制度性联系或者组织地区共同体等活动，旨在先行实现世界各个地区的治理和善治，最终达到全球的治理和善治”。这个概念的侧重点虽在地区层次的“治理”上，但突出了相关议题领域的范围，广泛涉及了地区安全、地区贸易、地区货币金融、地区发展、地区社会、地区环境、地区移民和地区公共卫生等各领域的治理。治理概念的引入，一个突出的好处是有效克服了过去地区主义研究中对于地区化层次高低和地区主义程度大小的僵硬对比，不再拘泥于制度化水平、一体化程度，而聚焦于治理的效率和影响，从而使得更多地区、更广领域的内容具有了可比性。 

　　二、研究视野的全球转向和理论路径的包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史、全球学和全球国际关系学这三大新兴学科倡议的出现，开阔了地区主义研究的学术视野，促成了其发生“全球转向”，其理论建构不仅不再囿于解释欧洲地区一体化，而且强调超越新地区主义，努力采取包容和折中主义的方法，重视地区主义的多元多维和多层次。 

　　地区主义研究发生“比较转向”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个与之密切关联的重要学术转向，那就是“全球转向”。所谓全球转向，涉及三个新近的学科倡议：一是全球史学在世界史研究领域的兴起和对其他学科的影响；二是全球学在国际问题研究相关领域的诞生；三是全球国际关系学在当代国际关系学中的生成。这三个学科倡议都是当代全球化进程的产物，正式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叶之间，共同赋予了地区主义研究开阔的全球视野。 

　　首先看全球史学的影响。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而盛行于21世纪初的全球史学，广义上来看是“一种将现象、事件和进程置于全球脉络之中的历史分析”，“它既是过程，又是视角；既是研究主题，又是方法论”。作为研究视角和方法论的全球史学，因为突出强调全球性的联系和比较，而对其他社会科学（包括比较地区主义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全球史的突破性贡献主要在于：重视“社会空间”、关注长时段的世界整体变迁、重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从学理上破除“欧洲中心论”。受全球史思潮影响，比较地区主义主张不仅关注过去的“国家中心主义”或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国家观念，也注重非国家行为体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从长时段视角来总结自身的学术思想史，不再只是把地区主义看作二战后的现象，而是把地区主义思想史回溯到19世纪，甚至过去几百年直至古希腊；从全球视角重新思考地区，特别注意“既采取全球视角又充分考虑到地区的特性和背景”；突出强调地区主义研究不再囿于传统的“欧洲（或欧盟）中心主义”，而高度重视地区主义的“多重全球传统”，并且平等对待世界各个地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地区主义思潮和实践。 

　　再看全球学的影响。全球学始于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开创的全球问题研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人们转向对全球治理的更大关注，从而在20世纪90年代催生了学科意义上的全球学。全球学是一门“探究世界的整体性联系和人类作为一个类主体的发展特点、进程与趋势的新兴综合性学科”，它所奉行的是全球主义和世界主义，表面上看似乎与高度重视地区层次价值的地区主义相矛盾，从而使得阿查亚所担忧的地区主义“抵制”全球化（regionalism of resistance）的问题更加突出。但是，比较地区主义已超越过去对全球化与地区化关系的判断，更青睐“融入性地区主义”（regionalism of absorption）即融入全球化的地区主义，以全球善治为最终归宿，并深刻认识到，随着开放地区主义（open regionalism）、多边地区主义（multi-regionalism）和地区间主义（inter-regionalism）的不断发展，地区已在事实上成为塑造全球转型和世界秩序的“维度、行为体和层次”，“已经成为当前全球治理的基本组成部分，尽管不一定最重要”。在全球主义的观照下重新思考地区主义，是全球学带给比较地区主义的重大启迪。 

　　最后来看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影响。作为一个学科发展倡议，全球国际关系学在21世纪国际关系学领域的生成“与国际关系的性质和实践紧密同步”，其“目的在于反对西方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话语霸权，支持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推进国际关系学科覆盖全球范畴，实现国际关系学科在全球范围内的平衡发展”。全球国际关系学不仅没有贬低地区和地区主义的重要性以及区域（地区）研究的贡献，相反“给予各地区和地区研究传统和路径以中心舞台”，并特别将“在其充分的多样性和相互联系之中探索各地区构成的世界”列入六大研究议程之中。与之相呼应，地区主义研究以其超越领土尺度的特殊优势，为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探寻“深度多元主义”的世界秩序作出了独特贡献。显然，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生成给比较地区主义研究带来了更大的学术发展机会。 

　　总之，全球史、全球学和全球国际关系学这三大学科倡议的诞生和逐渐流行，开阔了地区主义研究的学术视野，令其彻底摆脱了 “欧洲（或欧盟）中心主义”等种种旧观念的约束，从而能够在“一个真正多元主义的全球秩序概念”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不过，阿查亚曾经追问的五大问题之一即地区化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或者我们如何看待地区自主性的问题，仍然值得比较地区主义研究不断思索，毕竟，实践中的地区化和地区主义到底能否真正融入全球化进程，并没有唯一答案。随着逆/反全球化现象的不断出现，逆地区化现象也时有发生，比如英国脱欧等，因此，比较地区主义研究仍然有必要对地区化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开展深入讨论。 

　　从理论路径看，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旧地区主义阶段，地区主义理论主要围绕欧洲地区一体化进程而构建，出现过联邦主义、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和自由政府间主义等诸种理论形态。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复兴的新地区主义，其理论构建就不再囿于欧洲地区一体化，各种国际关系学理论流派（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和各种反思主义）纷纷对遍及世界各地的地区主义潮流提供理论解释，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态势。不过，新地区主义阶段的各种理论路径之间往往不可通约、相互排斥和争论，安德鲁·赫里尔甚至认为，“那种不过源于欧洲特殊经验的、以抽象的理论化语言概括出来的‘地区主义诸理论’已经阻碍了比较地区主义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比较地区主义学者努力融汇多种理论传统，广泛采纳“折中主义”的方法，更重视地区主义的多元多维性和多层次性，更强调包容和跨越时空局限，争取超越新地区主义，实现理论上的广泛包纳和突破创新。 

　　比较地区主义认为，既不能囿于欧洲经验进行偏颇的理论概括、比较、制度设计和政策建言，也不能落入“反欧洲中心主义”的陷阱，只重视地区专门研究，过分强调“区域中心性”，从而产生新的偏狭、短视和排他，而应该同时超越这两种偏狭主义，在一个更大范畴内进行比较地区主义研究，“既要有一般概念和理论、又要对文化差异和背景条件保持敏感”。阿查亚更是集中批判了地区主义研究中流行的“欧盟中心主义”偏见，他不仅比较检视了欧盟地区主义理论路径与非欧洲、非西方地区主义理论路径之间的差别，而且对冷战后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新出现的地区主义研究视角也进行了比较权衡，认为所谓“新地区主义方法”和建构主义思路虽然大大扩展了地区主义研究的理论视野，但仍然中了“欧盟中心主义”的流毒，不足以解释全球地区主义的丰富性。直到他发现“地区世界”（regional world）这一视角，认为这一视角对于形成普遍性的地区主义理论有着特殊重要性，它“不仅抓住了全世界地区主义的多样性，而且认识到了这些地区主义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学习”，才真正弱化了“欧盟中心主义”。 

　　当然，阿查亚对于构建普遍性的地区主义理论最终还是持审慎态度，并不认为有可能出现“适用于一切情况”的地区主义普适性理论。其他地区主义学者也都强调，不存在“一个全球性的地区主义理论”和“一个欧洲、非洲或亚洲都适用的地区主义宏理论”。比较地区主义只是试图包容、调和地区主义诸种理论流派的努力，并努力有所创新。这种折中主义的认识论和理论建构意识在《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中有充分体现。该手册作者们将地区主义的“理论化”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对所有围绕地区主义的兴起、结果和影响而产生的各种理论解释进行统一归类，并分别对这些理论的解释力进行评估和比较，认为这些针对地区合作与一体化的功能性解释在21世纪之初理论界出现“治理转向”后，解释力已得到增强，特别是地区主义理论对治理方法的普遍倡导和运用，表明欧盟研究与新地区主义研究之间的鸿沟正在逐渐消弭；另一方面又认为，地区主义主流理论对地区主义的兴起动力虽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对于各个地区制度设计的相似性和差异则解释得不够，如此就不能很好地解释相互依赖环境下地区主义的全球扩散现象，因此，他们提出了另一类理论解释即扩散解释，并对扩散概念及其动因、扩散机制和扩散结果作出具体阐述，为地区秩序和地区治理的地区间比较提供了更充分的依据和标准，尽管也承认了扩散解释的限度。最近，该手册的主编博泽尔和里塞在回应地区一体化宏理论创新问题时，在丽斯贝特·霍夫和加里·马克斯提出的“后功能主义”理论基础上，特别提出了一种对世界地区主义发展状况的新解释，并指出，这种新解释包含三个“基石性要素”（building blocks）：一是地区主义的功能需求（既包括区内经济相互依赖，又包括区外经济联系、安全外部性和政权稳定等需求）；二是地区一体化的供给（即地区精英响应公共需求而进行的地区认同建设，也即制度供给）；三是地区组织制度设计在地区之间的扩散。总之，比较地区主义不仅重视地区主义发展的内生要素（包含需要和供给），也更加重视扩散要素的作用，这种创新努力充分体现着理论上的包容和折中平衡。 

　　比较地区主义除了努力进行宏理论创新外，还从纵向上对全球化、国内政治与地区秩序之间的关联进行微观分析。比如埃泰尔·索林根等就提出了一个有关地区秩序与全球化和国内政治三者互动关系的微观分析框架——战略联盟分析框架，即在探讨全球化（或国际化）对国内政治的分配性影响（即所谓“颠倒的第二意象”）基础上，将国内政治利益集团划分为两种理想类型——国际化联盟和内向型联盟，两种联盟各自偏好不同的大战略，地区秩序就是地区内不同联盟战略互动的结果，反过来，地区秩序安排又强化着国内政治逻辑，并且也会在地区之间形成扩散效应。这种战略联盟分析较好地把国内、地区和全球三个层次整合进同一理论框架，展示了地区主义理论研究在纵向上的立体包容性，也使跨地区比较有了更丰满的内容。 

　　三、重视比较研究、议题跨出贸易和安全领域 

　　比较地区主义突破二元比较，囊括所有地区合作与一体化，始终重视比较分析的方法。正因为广泛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使其占据全球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学和传统区域研究的交叉或“中间地带”，实现了方法论上的创新。与此同时，研究的议题领域也得到不断拓宽，从原来大多集中关注贸易和安全两大领域，扩展到更广的治理领域。 

　　重视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是比较地区主义区别于新旧地区主义研究阶段的最重要标志。尽管在地区主义理论发展的早期，主要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比较研究方法已有明确运用，但当时尤其侧重于地区一体化的比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囊括一切地区合作与一体化。20世纪80年代，地区主义的比较研究就极少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比较研究才又兴盛起来，成为这个领域最重要的趋势之一。比较研究的兴盛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洲一体化研究者开始借助比较政治学的方法来研究欧共体（EC）有直接关系，当时由于欧共体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视之为一个独具一格的“政体”(polity)，越发觉得只有借用比较政治学的分析工具才能对其加以准确分析。不过在同一时期，也有相关作品对发展中地区的地区合作开展比较案例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比较分析在地区主义研究中运用得更加广泛，以至于成为其最重要的“核心特征”。比较地区主义的比较研究方法主要来自比较政治学。按照比较政治学经典作品——阿伦·利普哈特的《比较政治与比较方法》一文的界定，所谓比较的方法就是“对少量案例的系统分析”，它区别于案例研究法以及实验研究和统计分析方法。戴维·科利尔后来作过进一步阐发，认为比较分析方法的核心目标仍是对各种竞争性解释加以评估，不过经过后来研究者的创新，比较分析大体上形成了三种重要的方法，即案例比较法（特别是案例内比较）、定量分析法和定性比较法（又称“比较历史分析”）。正是广泛采用这些比较研究的方法，比较地区主义才得以占据国际关系学、比较政治学和传统区域研究的“中间地带”，实现方法论上的创新。 

　　在比较方法的运用上，地区主义研究领域一度出现欧盟研究与其他地区主义研究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前者将欧盟视为一种初级政体，认为欧盟研究中最好运用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现有工具，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现有分析工具已不适用于现代欧盟这样的复杂政体。欧盟是否是“独具一格”的特例成了阻碍比较地区主义正式生成的巨大障碍。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多数学者还是主张超越任何形式的狭隘主义，赞成采取折中和包容的比较分析方法。当然，怎么比较即如何选择可比较案例的问题，仍然是比较地区主义当前和未来必须接受的重要挑战。 

　　从议题领域看，较早进行地区主义比较研究的作品大多集中关注贸易或安全，但是，对于冷战后日益复杂多样的世界现实，这样的研究显得越来越不能满足需要。 

　　首先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增多，原来的地区安全组织都不得不扩大权能，有些地区还创立了新的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地区组织和制度，如上海合作组织（SCO）的创建，主要针对的是中亚地区的“三股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而且近年来有向综合性组织发展的趋势。其次，地区性自由贸易协定虽然仍呈爆发式增加，但与贸易相关的宏观经济领域，如货币金融领域，越来越需要各国政策协调，尤其是地区性金融危机的频发（亚洲金融危机、拉美债务危机和欧元区危机等），导致对地区货币金融治理有了迫切要求。另外，地区性的发展治理、移民治理、环境治理、公共卫生治理等也纷纷呈现出紧迫性和复杂性，各个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纷纷出台政策、建立制度，表现出积极的治理意愿和行动。因此，比较地区主义研究面对领域愈加宽广的治理实践，当务之急就是“拓宽比较地区主义的视野，使之跨出贸易和安全领域”。 

　　比较地区主义对地区治理议题领域的拓宽主要体现在，将研究内容从传统的地区贸易治理和地区安全治理扩展到更广泛的治理领域，广及地区货币金融、地区发展、地区移民、地区环境、地区社会性别、地区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梳理它们各自的机制状况和发展动态，并运用已有的地区主义理论，分别对其各自的动因、制度设计和政策影响加以评估，指出它们背后最重要的解释要素和驱动因素，从而充分展示比较地区主义研究的丰富性。 

　　比较地区主义所关注的治理领域的拓宽，得益于地区治理“在解决全球治理问题方面所表现出的相对政治优势”。的确，在民族国家治理失灵、全球治理出现僵局的形势下，地区治理已成为一种“可行的中间层次治理策略”。不过，肯定地区治理可行性的同时，也要避免有关地区治理的线性思维，即不要仅仅认为地区治理就是通往全球治理的“垫脚石”而已，还要看到治理的多样性，除了全球多边治理外，地区多边治理、地区间治理和跨地区治理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地区治理与全球治理、多边治理、跨国治理、国家治理、地方治理等一道，共同构成丰富多样、多层共治的当代全球治理景观。在不同的治理领域，不同层次治理所能发挥的作用可能不同，但各个层次本身的优劣差别显然已不存在。 

　　四、方法论挑战和未来研究缺口 

　　比较地区主义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生成，是新地区主义学者适应全球政治转型、推动学术研究创新的直接结果，具有显著的进步意义。作为多个学科与区域研究学术领域之间交叉融合的一项新兴学术事业，国内外的学术发展前景都十分广阔。然而，必须看到比较地区主义研究还面临着明显的方法论挑战，未来研究路径也依然存在不少缺口。 

　　关于方法论挑战，首先，不存在作为独立分析单元的地区，地区之间总是相互依赖、相互连通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其次，比较地区主义研究和比较区域研究一样，在方法论上都始终回避不了所谓的“高尔顿难题”——地区之间的相似性到底是它们各自内部功能因素作用的结果，还是它们相互影响而扩散的结果呢？这一难题也是比较地区主义面临的最严峻的方法论挑战。此外，博泽尔和里塞在《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中还提到一个“等效性”（equifinality）挑战。所谓“等效性”，就是说在全球化的世界上，由于地区与地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相互依赖性，使得研究者过于重视扩散的影响而忽视了“不同的原因会产生相同的效果”。比较地区主义主张在不同理论解释（功能解释和扩散解释）之间进行调和，并把它们看作是互补性而非竞争性的，目的就在于尽力克服上述的方法论难题和挑战。 

　　关于未来研究路径，《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在结论章中指出了“三个重要缺口”：一是过于重视地区主义的积极影响，而对其“暗面”重视得不够；二是过于看重国家主导的正式制度建设，而对非国家行为体和非正式制度重视得不够；三是对全球治理和地区治理互相作用的看法可能有失偏颇，过于重视地区治理对全球治理的积极维护作用，而对其消极影响可能重视得不够。对于这些研究缺口，我们可以视之为对比较地区主义未来研究所做的留白，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回答。 

　　我国国际关系学术界很早就提出了地区主义的比较研究问题，比如较早引介国际学术界有关地区主义理论研究的一篇学术论文就以“比较”为题；王逸舟于2005年曾明确提出“应当大力加强各种地区主义的比较研究”的建议；笔者也曾把“比较的视野”作为国际理论界研究新地区主义的三种最常见的观察视角或方法之一，并特别为了进行正确的比较研究而突出强调了地区主义的“多样性”本质。不仅如此，我国学者也身体力行地响应国际学术界的发展趋势，差不多同步开展了地区主义的比较研究，比如宋新宁等学者于2001年就在清华大学成立过一个“比较地区一体化研究中心”，并组织出版了一套“全球化与区域化研究丛书”，其中邢瑞磊的《比较地区主义：概念与理论演化》不仅系统地介绍了欧洲学者沃雷赫兰科的比较地区化理论框架，而且尝试用比较历史分析法对欧盟和东盟进行初步比较分析，从而把地区主义比较分析的重要意义生动地呈现给了中国学术界。 

　　遗憾的是，中国的地区主义理论研究总体上还是进展不大，虽然一度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重要主题，甚至一度形成一支新的“偏军”，但真正践行地区主义全球比较研究的例子还是非常少，不成规模。今后，我们有必要借鉴国际同行成果，超越新旧地区主义的比较和争论，努力形成概念共识，增进学术交流，大力推动比较地区主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将地区主义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张萍  褚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