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科学理性原则的强调使得现代技术治理不断被推向社会治理的前台。技术治理以提高社会运行效率和增进社会福祉为目的，其科学理性原则强调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全面分析和把握技术治理，不应将科学理性局限于自然科学，更不能将其当作独立于实践的存在，而应回归于实践维度，将技术治理放入实践语境中考察，避免脱离实践进行抽象化的非此即彼式的理解。

　　关键词：技术治理 科学理性 价值判断 实践语境

　　作者程海东，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副教授（沈阳110169）；陈凡，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沈阳110819）。

　　21世纪的科技创新引发了新一轮科技革命，“信息、生命、制造、能源、空间、海洋等的原创突破为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提供了更多创新源泉，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技术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日益呈现交叉融合趋势，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呈现出科技发展“常规阶段”越来越难以形成的特点，科学共同体内部不仅不易达成共识，甚至会形成截然相反的观点和结论，严重影响到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评价和相关决策；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二者从相对独立到快速融合，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原本属于科学技术之外的价值判断等因素逐渐进入科学技术的评价标准中，并逐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造成科学技术的评价标准越来越多元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这些变化不断改变着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认知，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观念，在此过程中，“技术治理”这一概念越来越走向前台，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持续关注。

　　一、作为治理方式的技术治理

　　技术治理之所以越来越得到关注，原因在于现代科学技术能够在复杂的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自然技术能够极大提升社会治理的效率和效能，而且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社会技术能够极大提升社会治理的专业化和理性化程度，而科学技术中蕴含的技术理性也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显著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观念。

　　就概念而言，“技术治理”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技术作为治理对象，即由于科技革命对传统社会安全、价值和伦理等方面带来的冲击，需要对科学技术加以治理，使其符合现行的社会规范，如有的学者提出，“技术必须被驯服，只有这样才能把加速推进的势头置于控制之下”；二是技术作为治理方式，即运用科学技术的高效性来提高社会运行效率，增强社会福祉，“所谓‘技术治理’，指的是在社会运行尤其是政治、经济领域当中，以提高社会运行效率为目标，系统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治理活动”，它主张以科学理性原则推进社会运行，为此必须让受过专业训练和掌握专业知识的专家积极参与其中。本文的讨论集中于作为治理方式的技术治理。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快速融合，社会治理也越来越倚重新兴的科学技术，社会需要理解、选择、调整和控制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治理中的运用，也越来越展现出技术治理的特征。

　　现代社会生产对科学技术的依赖要求生产组织和管理的理性化，这引发了法律和管理的理性化，进而推动了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理性化。因此，技术治理在将现代科学技术运用于社会治理的同时，要摆脱传统社会治理中的那种偶然、个性化和随意状态，达到可预期的、确定性的治理状态。由此，技术治理的首要原则就是科学理性原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社会治理的方式和规则，如运用技术化手段优化社会组织的结构，并进行科学的功能赋予，“以促进社会运行的理性化水平，提高政治及行政活动的专业化水准和效率，”保证高效和经济地实现社会治理目标。技术治理对科学理性原则的强调，目的是有效地了解和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风险，保证社会始终处于可控状态。

　　显然，现代技术治理需要满足社会对理性和效率的追求，期望“通过缜密的逻辑思维和精密的科学计算来实现效率或效用的最大化”，同时也要维护和促成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技术治理以提高社会运行的组织化、理性化来提升社会的生产和分配水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助于实现社会治理的应然预设。因此，技术治理中的科学理性同时包含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保证技术治理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达到合理性，即在追求客观性、规范性和程序性等形式合理性的同时，又实现某种超越，达到事实与价值、求真与求善的统一，达到实质性的合理性。在科学理性的作用下，人类社会能够获得事实判断，形成对自然和世界的正确认识，在此基础上通过技术化的管理来实现社会治理目标，即将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用于治理社会现象，以实现社会运行效率的最大化，因此它强调以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改造社会，而且强调掌握专业科学技术知识的专家在社会治理中处于重要的位置；同时，为了追求价值合理性，人们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形成价值判断，为社会治理确定正确方向。在技术治理过程中，价值理性表现为价值目标和价值标准的确立，并以此来判断技术治理正确与否。如果价值理性缺席，技术治理则会滑向仅强调工具价值的理性主义。

　　二、技术治理中的科学理性

　　尽管在现代社会的治理实践中，技术治理已成为事实，科学理性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对技术治理中的科学理性的理解依然存在着诸多需要进一步明确和澄清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对科学理性内涵的不同理解，以及将科学理性局限于工具理性，将价值理性排斥在科学理性之外，并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对立起来。

　　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对人类理性的张扬使得人类行为的指导原则逐渐从宗教启示转向理性自身，社会现代化的实质是不断消解非理性因素而达到理性化状态。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对自然规律的准确揭示使其成为完美知识的典范，理性逐渐聚焦于自然科学中的经验性和逻辑性。人类行为接受理性的指导演变为接受自然科学的指导，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方法进行社会治理也就顺理成章。即便是自然科学难以直接运用于社会治理，但通过提取其中所蕴含的精神、方法论等内容，也可用于社会治理。显然，这种将科学理性中的科学局限于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将理性局限于经验证实和逻辑分析的层面，导致技术治理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一是技术治理的理性精神蜕化为工具理性，技术治理就变成了“使用严格刻板的程序和技术，以产生能够促进规划和制定决策的知识；客观指标被用作衡量冲突化解、问题解决和变革的基础”。二是技术治理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推崇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就是全部的科学，自然科学知识也并不比其他知识更完美，法伊尔阿本德甚至认为“科学同神话的距离，比起科学哲学打算承认的来，要切近得多”。而且，自然科学的众多学科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以不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来指导人们的行为在实践中必然会产生极大的差别，即便是从中总结出基本的原则和方法论，其过程也缺乏逻辑，更多的是依靠偏见、习俗和激情等非理性的方式，更何况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存在着根本不同。

　　因此，技术治理所强调的科学理性，应当从广义上来理解，在强调其知识性、逻辑性等理论维度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其实践维度，即对行动的指引。理性的实践运用是“通过对行动和实践的引导和规范，使行动和实践所作用的对象合乎人的理想与人的合理需要”，“实践理性就是我们通过反思来解决如何行动的问题的一般能力”。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康德等将实践局限于道德领域，还是马克思将其拓展为人类的存在方式，都是以对现实的改变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实践理性是科学理性在实践领域的体现，关注的是如何使存在合乎人的理想。科学理性从理论领域向实践领域的拓展，使其评价原则发生变化，在求真的同时需要融入求善的价值引导，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在求善原则的引领下，实践理性指向对现实的改变，以达到预设的价值目标。因此，首先要明确技术治理带来的改变是否正当，即是否符合相应社会规范的要求、是否得到社会的认可，因为社会规范和社会的认可度是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所形成的，规定了什么样的行为是可行的、什么样的行为是不可行的，为行为选择提供了依据和导向，保证了技术治理在偶然性和随意性中展现出一定的规范性和秩序性，并能够为社会所接受和认可。其次要明确技术治理带来的改变是否符合现实的人的需要，即是否有助于满足人从生存到自由全面发展的不同层次的价值目标。人的不同层次价值目标是生存和发展的现实需要，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演进，并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因而人的现实需要不是毫无内容的抽象存在，而是来自社会和历史发展中具体的人所呈现出的不同价值追求。在正当性的配合下，人的现实需要的满足是多维度的，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后要明确技术治理带来的改变是否有效，即能否真正地产生改变。可见，现实改变的发生不仅需要预设价值目标来指引，还需要遵守事实规律，是应然与实然的统一，仅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是无法保证技术治理的有效性的。如果仅强调预设价值目标，就会忽略技术治理的历史具体性，使技术治理的预期价值目标停留于抽象的叙述上，不会引发真正的现实改变；同样，如果仅强调对事实规律的遵守，就会忽略技术治理的价值引领，使其停留于形式合理性的追求上，也不会带来真正的现实改变。

　　技术治理对科学理性的强调，不是将科学局限于自然科学，更不是将其当作独立于实践的存在，而应回归于实践维度。技术治理目标的实现需要遵从理性的实践原则，将正当、向善和有效的原则同时贯穿于其中。正当的技术治理需要符合普遍的社会规则，在社会规则的规范和引导下选择恰当的治理方式；向善的技术治理需要满足现实的人的需要，指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有效的技术治理则需要遵从基本的社会发展规律，仅有美好的想象是不够的，更需要有效的治理机制保障治理目标的逐步实现。

　　一些学者认为技术治理一定会造成恶的后果，因为他们认为技术治理追求的是社会运行的效率和功利性目的，在治理过程中或把人视为机器、或限制个体自由、或成为资产阶级的帮凶、或将其视为社会治理的唯一方式等。事实上，他们在得出这些结论之前并未就技术治理概念及其具体过程进行细致分析。他们将技术治理抽象为对效率和功利的追求，把效率和功利从价值目标中分离出来，这就将技术治理作为一个抽象的“大概念”，直接与自由、平等、公正、主体性等价值目标进行比较，进而认为技术治理与人性相违背，会消解人类的主体性，拒斥人类所追求的价值目标，诸如自由、平等、多样性等在技术治理的过程中会逐渐被消解，从而造成恶的后果。他们得出否定性结论的依据是将技术治理的科学理性原则从实践中抽象出来，并上升为独立于实践的存在，具体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将技术治理与其他价值目标都当作抽象的宏大叙事，如将技术治理理解为通过理性设计创造出一套社会秩序，为了保证这套秩序能够发挥作用，必须对它实施经济、思想和权力等方面的全方位控制，而这种全方位的控制则会导致对人类文明的破坏、理性的衰落和自由的丧失。这种认识将技术治理和自由、平等、主体性等概念从具体的社会实践和历史演进中抽离出来，仅仅赋予它们抽象的内涵，并未将它们置于历史实践的具体进程中。实际上，这些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内涵都是具体的，并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第二，先天地认为技术治理与自由等其他价值目标之间存在着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且认为技术治理是恶的，而自由、平等、主体性等历史中形成的价值目标被认为是善的，且不能被质疑。如前所述，技术治理是为了提高社会运行的效率和福祉，强调事实判断基础上的价值引领，同时追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强调价值引领，即便是工具理性对效率的强调，同样也是人类价值追求的一个维度，并不必然导致其他价值维度的消解，因此技术治理的多元价值目标是可以共存的。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很容易导致对技术治理的简单化理解，只看到了其中的某些原则和要求，并认为这些原则和要求就是技术治理的全部。如技术治理强调人对科学技术运行中的客观规律的遵循，但将这一点放大为对人类其他价值追求的压制、对主体性的消解，这种看法显然并不具有逻辑必然性，缺乏对技术治理的完整全面理解。

　　第三，将工具理性绝对化，认为技术治理是将效率目标当作唯一价值标准，成为社会信奉的唯一力量，结果造成人性的消退。在这样的技术治理之下，人不再是目的，而成了实现效率的手段，理性也成了外在于人且支配一切的力量。技术治理对人文价值的背离，导致了普遍的价值危机。当然，人是技术治理的主体和中心，如果工具理性出现越位和价值理性出现缺位，就会导致技术治理的非人性化。因此，我们需要充分发挥社会价值理念、价值导向和诉求的重要作用。如前所述，现代技术治理强调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融会贯通，价值理性并未出现缺位，强调效率并不意味着放弃自由，这中间缺乏逻辑必然性。在技术治理的过程中，社会的运行在科学技术的支撑下，受到严密社会制度的规范，似乎不能掺杂个体的主观判断和价值诉求，但实质上人的任何价值维度都不能绝对化，成为超越于其他价值目标的存在。在实践中，技术治理并不是要泯灭人的多样性和能动性，即便是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存在异化的现象，那也是人性不断丰富和发展进程中的必要环节和必经阶段。因此，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辩证的视角认识技术治理，明确其历史定位，充分发挥其功能，使之成为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之一。

　　三、技术治理的语境性

　　对科学理性认识层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反思，有助于我们全面而完整地审视技术治理，避免将其所强调的科学理性局限于自然科学的理性和进行抽象化理解，而要强调理性的实践维度。在对技术治理持否定态度的学者眼中，技术是“大技术”，他们是站在科学技术之外反思其与平等自由、伦理道德、公平正义等的关系。他们从人的非技术维度出发，认为人的本性有着多重内涵，面对科学技术作用范围不断拓展和影响力不断提升的现实，希望能用非技术的方法限制技术治理，以避免科学技术对人性的压抑和侵蚀。在某种程度上，对技术治理进行价值批判的一些观点是深邃而富有洞察力的，对人们的思维观念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但是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技术治理并不天然地与人性相悖，也并非社会治理的全部，尽管它的作用越来越大，但只是社会治理方式中的一种。

　　技术治理强调科学技术的社会治理功能，强调通过科学技术创新应用实现和完善社会治理，既关注到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要求社会接受或容纳相应的科学技术进步，也看到了科学技术与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里涉及对科学技术本质的不同理解，如果在工具论的意义上理解科学技术，则会将科学技术看作社会治理中的独立因素，与价值无涉，其价值源于使用者的赋予；如果将科学技术看作社会治理中的自主力量，则会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决定社会的发展和未来。不同视角导致的不同理解是引发技术治理支持者与反对者对立的源头。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我们可以将技术治理中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理解为“科学技术—社会整体论”，即在承认科学技术具有内在逻辑的同时，也认为科学技术本身不具有自主性，而是受到社会因素的塑造。从“科学技术—社会整体论”的角度看，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塑造不能脱离科学技术运行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必须以科学技术自身的客观属性为基础，是在科学技术自身逻辑中的选择。可见，对技术治理显然不能采取盲目支持或者彻底反对的立场，而应将其放入实践语境中进行具体分析和判断，反对抽象化、简单化和先在性的理解，而将其置于实践语境中进行具体分析和判断，则是行之有效的理解方式。

　　实践语境是内在于技术治理之中的外在关联域，既有客观的时空等因素，也有主观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和相关人员的社会角色、文化背景、气质个性等因素。“‘语境’不是一个独立自存的实体，也不仅仅是外在的环境，而是表现出行动者和他的环境之间的耦合状态，是不同事物间发生关系时表现出来的相关性”。对于技术治理而言，不能脱离实践语境而抽象存在，这里说的实践语境有三个特征。第一，实在性。技术治理是实践语境中的技术治理，无法脱离实践语境而独立存在，同时也是实践语境的有机构成部分。实践语境决定着技术治理的生成、发展及其性质。第二，变动性。实践语境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非静止抽象的，每一次具体的技术治理都面临着不同的实践语境，且语境因构成因素的多样性而处于持续的变动之中。第三，开放性。技术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方式之一，实践语境始终伴随着技术治理的存在而有着无限的开放性，每一次技术治理都会形成一个不同于原初模式的新语境。

　　可见，实践语境与技术治理之间是一种实在关系，而且可以被看作一种“边界”。实践语境一旦形成，便给技术治理划定了一个有效性的边界，在这个自成体系的范围内，有一系列的社会规则、价值导向等因素来保证技术治理的有效性。同时，实践语境还可以被用于对技术治理进行比较，将技术治理与不同的语境联系起来，往往会涉及技术治理的母体语境，以及它进入另一个语境时发生的变异等问题。随着技术治理范围的扩大，不同的文化、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如东西方技术治理交流的实践语境就包括东西方的时空因素、文化传统和各自采取的交流策略等；古今交流的语境也会涉及技术治理在历史上的来龙去脉，以及对当下发展状态的影响等。

　　对于技术治理而言，实践语境还具有孕育和解释功能。实践语境的孕育功能与其实在性特征相一致，是技术治理生成、发展和消亡的母体，即便是诞生于其他语境中的科学技术，一旦被用于新实践语境中的社会治理，也必然受到后者的影响和塑造，或者与新实践语境相融合而得以新生，或者不相融而最终消亡。实践语境对于任何技术治理来说，都具有解释功能。不存在脱离实践语境的技术治理，要关注各种因素对技术治理的结构和功能的影响。具体的技术治理必须语境化，只有在确定的语境中才能准确地发挥其功能。

　　从实践语境的角度来考察技术治理有独特的优势，能够避免对其仅作理论层面的抽象思考。首先，可以从实践语境的诸多因素及其相互关联的角度分析技术治理，不再囿于从预设治理功能来看待技术治理的结果，拓展了技术治理实现其功能的方式；其次，只有在实践语境中，技术治理的功能及其实现程度才能真实地显示出来。技术治理究竟是提高了效率、增加了福祉，还是压抑了人性、限制了自由，才能得到合理的评价。

　　实践语境中的技术治理，其治理功能可以进行多维度的重构或说明，却不能进行抽象的构造，因而只有在实践语境中，技术治理实现其功能才有了可能。运用科学技术进行社会治理，要发挥科学技术的哪些治理功能，事先是有一定的预设的，但在实际运用中究竟发挥了哪些治理功能，则是现实的。一是实践语境为技术治理提供了时空条件，保证其治理功能能够从抽象到具体、由预设到现实的转变，因为当某项技术实现时空转移之后，其预设功能与现实功能之间的关系只有在具体的实践语境中才能明晰。二是实践语境为技术治理功能的实现提供了其他条件，包括预设功能到现实功能之间的演化轨迹和因果链条，因为技术实现其治理功能并不是完全偶然的，是有迹可循的，隐含着某种必然性和规律性，但实践语境中的技术究竟实现哪种治理功能则具有偶然性。所以，实践语境所提供的条件能使科学技术突破其预设治理功能的限制，充分展现其可能的功能。

　　此外，把技术治理放在实践语境中进行讨论，其实质就是具体地、系统地展开研究，保证技术治理不是以某种标准化的方式运行，而是根据实践语境的需要进行调整。

　　在一些哲学家的视野里，作为治理方式的技术通常是以概念的形式存在的，是具有抽象性和理想化的概念，而非关联当下鲜活的具体实践。技术无论被海德格尔称为“座架”、被埃吕尔称为“系统”、被芒福德称为“巨机器”，还是被马尔库塞称为“意识形态”，都是以概念形式来探讨的“抽象技术”。当然，在哲学思考的范围内，他们对技术的思考具有一定的思辨性和深刻性，但这种思考需要与现实具体的实践语境关联起来，而不是把技术作为脱离了具体实践的科学技术活动。他们以非技术的方式限制技术治理的范围和影响力，其思考所开出的药方不具有实践性，如芒福德的“回归生活世界”、海德格尔的“沉思”、埃吕尔的“非强力伦理学”等，实践意义是比较弱的。从实践语境的角度理解讨论技术治理，对技术的认知和运用需要具体分析其在社会治理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及方式等内容，这样才能显示出技术治理的实践价值和意义。

　　传统意义上，对待技术治理虽然存在着盲目支持和盲目反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基本立场、研究方法和价值指向上完全不同，但其背后的理论前提是一致的，即技术决定论，都认为技术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支持者对技术治理持乐观态度，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技术发展及其在社会运行中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社会的运行效率和福祉将得到极大提升；反对者则对技术治理前景持悲观态度，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会使社会逐渐演变成一个“大机器”，效率将取代人性，导致人的主体地位渐渐丧失。所以，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在技术决定论的视野中，技术独立于人，技术治理将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状态。

　　从实践语境角度把握技术治理则可以避免上面所说的绝对二分的立场。语境中的多重因素融合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并渗入到技术治理中，不断容纳科学技术的新功能，消解其旧功能，并推动技术治理实践语境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一般而言，技术治理会在两极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一极是技术的可行性，另一极是社会的适宜性,两极之间的张力就是技术治理的驱动力。这种解释假设了决定技术治理的因素可以被区分为语境因素和技术因素，当然，这种区分是有意义的，可以对技术治理与语境之间的关系进行逻辑分析。如果将寻找恰当平衡的技术治理看作一个互动系统，语境是这个系统的环境，不仅为选择某项科学技术运用于社会治理的设定限制条件，以选出适合的科学技术，而且对技术治理的进程做出反馈，不断促成其创新和改进。具体来说，技术治理可以区分为三个阶段：选择、创新和改造。在选择阶段，环境设定技术选择的限制条件，结果就是选择出一个用于社会治理的技术；在创新阶段，用已经选择的与技术有关的经验对技术治理做出反馈，不断促成技术的改进和创新；在改造阶段，技术创新对技术治理和环境都做出反馈。

　　可见，实践语境不仅提供了技术治理的限制条件，而且成为技术治理持续创新的动力。实际上，实践中的技术治理与其语境之间的边界并不明确，技术治理以环境对治理成效的反应为依据，例如某项技术在治理中表现出比预期的结果要危险得多（如严重侵犯隐私），人们就会期望环境做出反应，重新设定其限制条件（如制定新的法规），结果是最初本属于环境的因素最终成为技术治理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技术治理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不同相关者之间的妥协会明显地影响治理的结果。所以，社会因素是技术治理的内在构成。

　　技术治理一方面与技术的物理特性有关，一方面与人和社会的意向有关，因而技术治理不能仅仅依赖于技术的物理特性，否则它会带来一定的异化问题；当然，技术治理也不能仅仅建立在人和社会的意向性上，因为它不可能实现所有的意向。因此，技术治理既具有技术的物理维度，也具有社会的意向性维度，具有双重属性，不能将技术治理从具有意向性的语境中孤立出来，具体的技术治理必定内在融入了一定的社会现象，或者某些社会现象本身就是技术治理。

　　结语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持续推进，社会治理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力量，就既不能对技术治理进行无条件的盲目迎合，也不能对科学技术的效率视而不见，进行简单的否定。可取的方式是对技术治理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把握，既不以偏概全，也不先入为主，而是将技术治理放入实践语境中进行考察，避免脱离实践进行抽象化的道德否定。从实践语境看待技术治理，我们会发现技术治理是具体而现实的，在价值导向的指引下，呈现出渐进的趋势。我们需要在实践语境中选择和协调技术治理中的相关因素，诸如在决策者、专家、受影响者之间进行充分交流，以达到有效决策。把技术治理放在实践语境中考察，不仅要考察其功能的预设、创新和实现问题，还需要分析治理实践中的转译、难言知识和地方知识的作用机制、各语境因素的作用和影响等问题，避免技术治理带来的消解人类主体性等弊端，也避免忽视和否定技术治理带来的社会效率和福祉，从而充分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历史机遇，以技术治理助力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