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赵汀阳的《坏世界研究》一书已跻身当代政治哲学经典，该书包含四个方面的建树：第一，这本书显示了强大的历史感，是以历史研究为基础的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当代典范。第二，该书开发的“坏世界”政治维度，与柏拉图开创的“最好政治”维度，构成了政治哲学问题意识的一个最根本的二元性，即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对立。第三，该书对现代民主制度提出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直击其要害，其间透露出作者对制度与人性的完美状态的向往。第四，该书对基督教精神政治的研究，揭示了基督教的政治性，并由此挖掘出现代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深层根源。

　　关键词：赵汀阳  《坏世界研究》  政治哲学

　　作者张盾，吉林大学社会与哲学学院教授（长春130012）。

　　政治哲学是当代中外学界的研究热点，也是赵汀阳哲学研究的大主题。多年来，赵汀阳出版了一系列政治哲学著作，其中《天下体系》（2005）和《天下的当代性》（2016）产生了国际性影响，后一本书被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外出版，“天下体系”成为国内外许多学者讨论国际政治的背景知识和基本概念。他的另一本书《坏世界研究》（2009）也跻身当代政治哲学经典，这本书在他的政治哲学著作中篇幅最长，学术含量和书卷气也最重，在笔者看来应该是他在这一主题上最重要的作品。如此巨作，笔者不可能通晓和评论它的全部内容和成就，只能就印象最深的几点谈谈自己的印象。

　　一、历史感

　　《坏世界研究》给笔者的第一深刻印象是它的宏大的历史感。这本书在表面结构上像是一本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的分析史，它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谈起，依次经过罗马帝国的法治共和制度和基督教的精神政治，最后纵论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这一制度史及其理论问题史的对面，耸立着中国古代的“天下政治”，赵汀阳详细分析了所有这些制度的得失及其留下的政治问题。然而真正说来，《坏世界研究》既不是政治制度史，也不是萨拜因式的政治学说史，而是一本有着强大历史感的政治哲学著作，或者用作者自己的定位，它不是史学著作，而是哲学著作。

　　笔者个人认为，写哲学书难，写带有历史感的哲学书更难，后者的难度系数和思想价值要高于前者。我们看到，彪炳青史的政治哲学名著不少，但有历史感的政治哲学著作却不多见。笔者个人的有限见识所及，真正堪称有历史感的政治哲学著作，只有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还有一本就是赵汀阳的《坏世界研究》。历史感和历史研究对政治哲学之所以特别重要和珍贵，是因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都是在生活和历史中发生的，这些问题创造了历史进程并在历史中变得复杂化，“它们决定着人类的命运”，因此政治哲学必须面对现实的历史，而不能停留于纯粹概念的先验演绎。但从历史事实中提炼出哲学问题，或如赵汀阳所说“把事实化成问题”，却至为艰难。那些没有以直接的历史研究为基础的重要政治哲学，比如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卢梭，并非没有历史感，而是把历史隐藏在概念问题的背景深处。而那种完全没有历史感，只进行抽象的概念推演的政治哲学研究则很难成为一流作品，往往是些平庸之作。只有那种把概念问题的演进系统而完美地表现在历史进程的演进中，既把渊博的学识带入创造性的思想，同时又把思想本身构筑在历史研究的坚实基础上的政治哲学研究，才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最高学术成就。所谓历史感的重要性和稀缺性还表现在，仅仅有历史知识构不成历史感，那种上升不到概念高度的历史学研究工作抓不住真正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因为正如阿伦特所见，上升不到概念的历史事实只是一堆质料，没有确定的意义和形式，因而很难被人理解和记忆。这种单纯的历史学研究只是政治哲学研究的必要准备工作。真正有历史感的政治哲学则要求从历史演进的实际性上升到理论问题的反思性，这需要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特殊思想功夫，在这里，思想受到经验的限制而失去了概念运动的许多自由，因而会使研究工作变得特别艰难；但得到的收益是把历史的内容上升为理论问题的概念式理解，同时又使概念问题获得最坚实的历史性定在和经验性基础，从而产生出那种真正表现出完美历史感的完美政治哲学研究。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这应该是黑格尔哲学所达到的最高成就。黑格尔的历史感来自他的一个信念，即：历史和哲学是内在一致的，哲学作为绝对知识，其内容就是“对历史的概念式理解”，其具体的做法是把历史当作“精神”的自我发展历程。《精神现象学》第六章提供了黑格尔历史研究的一个完美案例，这一章的标题叫作“精神”，黑格尔在这一章对从希腊、罗马、基督教诸世界的衰落，到以启蒙和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现代世界的兴起这部西方历史，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笔者推测赵汀阳可能会怀疑黑格尔的“逻辑与历史统一”是否可能，但笔者个人认为，黑格尔的这一研究方法对于描述和解释旧世界如何衰落、现代性如何发生的历史，确实是非常适用并具有深刻哲学性的方法和成就，提供了一个将直接性历史内容上升为反思性哲学问题的成功案例。与黑格尔对现代性的乐观精神相对比，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则探讨了现代政治哲学如何导致了现代性的危机，以及如何通过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精神来挽救这一危机。在笔者印象中，这本书是以历史研究为基础的政治哲学研究的又一个典范，全书从当代西方政治和政治哲学的危机谈起，然后向其古典起源进行回溯，最后考察现代政治哲学对其古典起源实行的自觉决裂和反叛是如何发生的。笔者见过的另一个真正具有历史感的政治哲学研究就是赵汀阳的《坏世界研究》。同黑格尔和施特劳斯相比，赵汀阳所处的时代再次经历了巨变，现代性的状况和问题也已经彻底转型，世界变得更“好”也更“坏”，于是在笔者所指认的这三种“有历史感的政治哲学”中，赵汀阳的《坏世界研究》最具解决现实问题的紧迫感，也就不是偶然的了。赵汀阳的历史研究，不再是为了“上升到概念式理解”，也不是为了“回归古典政治哲学”，而是旨在“求解历史过程中发生的那些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并按最坏社会情况设想解决之道。当然，赵汀阳所意指的政治问题都是理论问题，他所致力的解决也都是哲学式的解决，他的历史研究完全是哲学式的，由此产生新的“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的政治哲学研究。要言之，赵汀阳开发出的政治的“坏世界”维度，与柏拉图开创的“最好政治”维度，构成了政治哲学问题意识的一个最根本的二元性，即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对立。他对贯穿整个西方历史的民主制度的批判性研究，是一个最有历史意蕴的现实政治难题；他对基督教发明精神政治的精彩分析，则挖到了西方政治意识形态之根，并填补了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空白；而他最富创意的“天下政治”，则是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种创造性理解，他把这种“天下政治”推荐为当代的最好政治，从而把中国政治提升为一直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政治哲学界面的一个新中心，同时也给最好政治这一西方理念注入了当代性。

　　二、坏世界与最好政治

　　可以说，历史上多数重要的政治哲学家都把“最好政治”作为思考政治问题的前提或出发点，从柏拉图、孔子到黑格尔、马克思都是如此。赵汀阳则独辟蹊径，把“坏世界”预设为研究政治的新前提，坏世界既是政治的原初状态，也是政治的根本问题，由此开发出政治哲学的新维度和新界面。“必须有政治哲学去深入研究坏的世界。如果没有把最坏的社会情况考虑在内就不是有效的研究，就等于在掩盖问题。”真实世界之所以是个坏世界，根源在于人性自私和资源稀缺，在这样一个坏世界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政治，也就是权力和利益的博弈。在赵汀阳看来，“我”如何获得“我”可能得到的权力和利益——这个最简单也最难的问题，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赵汀阳让政治哲学处理坏世界的问题，而把好世界留给伦理学，从而把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分开：“人们通过政治去研究坏世界，而通过道德去想象好世界。”“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幸福；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则是权力和利益。”

　　坏世界研究是对我们这个时代充满批判意识的政治哲学，它包含着对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状况和人性水准的深刻洞察和深切忧虑；在理论上，则把我们重新带回到如何理解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哲学的本质这种根本性问题。权力和利益作为人性自然之所欲，确实是政治的直接现实，它们是政治家要处理的主要问题，但却不是政治哲学要处理的问题。在政治哲学的理论反思中，政治的概念另有说法。

　　按照传统政治哲学的观点，政治的本质是道德性即“应当存在的正义”，它超越权力和利益的直接政治现实，构成了政治的概念本身。它是政治哲学的理论思维的伟大产物，而权力和利益不过是出于人性弱点的自然事实，这种自然事实是不可以被彻底认识的，而政治的道德性却具有彻底的可理解性，因而才构成政治哲学的理论问题。斯多葛学派从对后城邦时代的世界政治的思考中，提出从超出自然事实的“应当”角度来理解政治本质的思路，由此提出了政治哲学的最高本质是道德性即“正义”，其根本规律是自然法：“它告诉我们什么是应该发生的——即使它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现在我们知道，康德的这个思想是由斯多葛学派发明的。在政治哲学的原初界面上，政治是一个精神的自由的创制领域，在这里，法律和正义不是自然事物，而是人类精神的创造物；权力和利益作为人的欲望的对象则停留在自然的界面上，被自然规律所决定，人对这些对象的欲求除了其直接性内容外，没有方向也没有尺度。而政治的概念则预设了人是自由的普遍的类存在，从自然状态到政治状态意味着人从自然上升到自由。相比之下，赵汀阳从坏世界出发对自由概念的理解，则完全突破和脱离了政治哲学的传统理解：“政治使自然人变成自由人，也就是变成了政治人，自由就成为人们的争夺对象，人们试图拥有更多的自由并限制别人的自由，试图按照自己的自由选择去规定所有人的生活形式。”

　　权力和利益确实是政治的直接现实，人性的弱点是从古至今始终存在的现象；正是通过政治哲学的反思，我们才发现人性之分裂为现实与概念、自然与自由，乃是人性最深刻的事实。从柏拉图、孔子到康德、黑格尔，大师们对人性的弱点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但对他们来说，这些现实现象不是政治哲学的问题，政治哲学的真正问题是对政治的原初概念和人之为人的先验本质的发现。这才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柏拉图最伟大的发现是“政治的哲学性”，这一发现决定了政治哲学的理论思维本质。柏拉图第一次指明了政治作为“国王的技艺”，是对制度与人性的创造和理解，政治提供关于存在之整全性的知识，因而是和哲学处于同一界面的精神的最高技艺，即所谓“依据真正的知识进行的统治”和“真正科学地理解的统治技艺”；一个拥有这种知识的人，不管他是否真的掌权，都可以合理地被称为政治家，“所以国王的技艺比较接近理论知识”。这决定了作为政治哲学基本问题的“真正的政治”一定是最好政治，因为它作为哲学性的存在意味着对正义原则的彻底理解，所有现实的政治都是对它或多或少的模仿。因此最好政治不是幻想，而是对政治之本质的哲学理解。柏拉图说：“我们用语词创造一个好国家的样板。”《国家篇》的这一主题提供了“真正的政治”的概念，政治哲学的问题并不在于实现最好政治，而是创造和理解最好政治的概念，“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的国家”，它是一切现实国家的理想和样板，是对一切现实国家进行评估的批判性标准，政治哲学只以这种超越性的方式去干预现实政治。

　　赵汀阳洞悉这个“柏拉图问题”的重要性，他讲“完美政治几乎不可能存在，事实上也从来没有存在过，但这个问题的理论深度却是无与伦比的，它构成了思考各种真实的政治问题的最好参考系之一。”但赵汀阳却没有在这个问题的理论深度中思考政治的概念，而是立足于坏世界的现实去思考完美政治是否可行的问题。他认为，即使人们在苏格拉底的引导下知道了最好政治，但仍有可能不选择它，“人们关于X的有效知识仍然不能保证人们必然选择X，因为知识不能说明一切问题，知识不可能代替或解决价值问题。”“我们有理由认为，人们更可能选择‘坏的现实’而不是选择理想。”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在现实中如何选择不是政治哲学的理论问题，而是政治家要处理的实际问题。尽管现实中人们不选择最好政治，但政治哲学必须在最好政治这一问题中思考政治的理念，因为政治哲学的任务是说出真理，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对政治哲学来说，政治是一个哲学问题，知识构成了政治的存在本身，理论的理解是最大的政治，彻底的理解就是最彻底的批判。一直到黑格尔和施特劳斯，这个柏拉图问题仍然主导着对政治哲学的正宗理解，比如列奥·施特劳斯认为：“一位并非哲人的政治思想家主要对一种特定的秩序或政策感兴趣，或者依附于这种秩序或政策；政治哲人主要对真理感兴趣，或依附于真理。”

　　由于赵汀阳把坏世界作为思考政治问题的出发点，致使他在许多具体问题的理解上都和传统政治哲学不一样。比如在制度问题上，赵汀阳睿智地指出，对制度的创建和反思是希腊人留下的最重要政治财富，而他自己思考的都是现实制度的现实方面：好政治就是“保证人民能够做出对人民自己有利选择的制度”，在这种语境中，“制度不仅是人身管理，是资源管理，而且是心灵管理。”赵汀阳制度反思的核心观点是：“政治哲学不得不考虑人们不择手段谋私利的局面。在一个如此坏的世界里人们如何才能发展出某种制度以保证可以接受的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传统政治哲学对制度的反思则极力揭示制度的自由本质。我们以黑格尔为例。黑格尔把政治的道德性称为“伦理”，他的法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作为精神的自由创制的政治必须实现为某种制度设计，因为伦理必须有其“固定的内容”，即建立起主观善良与客观伦理相统一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的规章制度”。政治通过超越自然而达到伦理性，制度是对自然状态的否定和改变，使自然趋向于自由和精神的概念，自然只是反思政治问题的起点，它的内容就是权力和利益。近代市民社会作为政治的现实世界虽然“保持着自然状态的残余”，但黑格尔强调的是，公共领域的普遍性原则超越了私人利益的特殊性而成为近代市民社会的真正基础和最终目的，就此而言，黑格尔将近代市民社会反思为最能体现政治之伦理性和创造性的一种制度安排：“利己的目的，就在它的受普遍性制约的实现中建立起一切方面相互依赖的制度。个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权利的定在，都同众人的生活、福利和权利交织在一起，它们只能建立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这里的区别在于：面对同一制度，赵汀阳的思考似乎聚焦于它的自然起点上，而黑格尔则把它当作通向自由的一条道路。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他人”的概念。赵汀阳正确地指出，他人是全部政治问题的根源，因为在坏世界的条件下做自己想做的事，此时对一个人的唯一限制就是他人的同意。“根本的难点在于如果没有他人的同意，我就根本得不到我想得到的利益。他人是生活全部难题的根源。为什么不能去抢、去偷、去杀人放火？如果被告知因为人应该遵守伦理规范，这是一个浅薄轻浮的回答，甚至是谎言。真正的原因是‘他人不同意’。”赵汀阳的这一理解在事实方面是正确的、深刻的，非常接近霍布斯近代政治个人主义的理解，即在坏世界的理论平台上，个人与他人之间没有任何肯定性的伦理关系，只有以法律禁令形式表现的对自己权力和利益的外在性的、强制性的保护。但主流的传统政治哲学思考的他人概念与此不同。比如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坚决抵制近代的政治个人主义，认为个人状态是人的自然状态，真正的政治扬弃个人的自然性，将自身建立在人与他人的积极的肯定性的关系中，在这种关系中，他人对“我”来说是他者，但同时他人的承认是赋予“我”自己存在的本质和目的，这个目的的实现标志着“我”的存在与他人存在的统一，这种统一确证了人的存在的自由的类本质，并主导着对客观政治制度的设计，于此而有了作为政治之根本目标的公共性，即作为政治的道德性而包含了一切公共善（公共自由、公共幸福和公共精神）的公共领域。如果他人作为政治的内在根据仅仅被理解为对个人私利的限制，那么公共性和公共领域本身就是徒有其表的。

　　由此可以推论，赵汀阳对政治哲学与伦理学进行切割也是值得商讨的。如果政治的最高本质是道德性，那么政治正义就构成了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近代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变革就是伦理学成了政治哲学，这在黑格尔法哲学中得到了一次最突出的表现：黑格尔没有伦理学，法哲学就是黑格尔的伦理学，黑格尔把政治的道德性称为伦理，即作为主观善良与客观制度相统一的好政治。此后，真正的伦理学必须包含政治哲学。

　　三、民主

　　赵汀阳对现代民主制度的批判是笔者见过的最尖锐、最深刻的批判。民主是世界性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赵汀阳对民主的研究显示了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强烈愿望，比如他对投票制度的研究对于改进民主制度的设计具有很高的可操作性。而在《坏世界研究》中，他比照希腊城邦民主制这一源头对现代民主的退化与缺陷的研究，则充满历史感和批判意识，直指要害，其间透露出他对制度与人性的完美状态的向往。赵汀阳的基本判断是：古希腊民主是真正的民主，与之相比，现代民主是虚假民主，因为它有两个根本性的缺陷。

　　首先，民主的基本原理是平等，即让每个人都能够参政分享政治权力。在赵汀阳看来，古希腊民主设计的公议、抽签和投票三结合制度，基本实现了这种政治平等；而现代民主的投票选举制度并没有真正体现政治平等原则，因为它把“平等”偷换成了“多数说了算”，把“每个人都能分享政治权力”偷换成了“只让民众进行统治”，由此造成的“对少数人的不公”，使民主和平等都沦为骗局。在现代的投票选举制度下，少数人尽管有着名义上的平等机会，却根本没有实质上的成功机会。赵汀阳强调，民主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人民来选择”，而在于“人民选择正确的事情”，其前提是民主由理性和真理来引导。赵汀阳高度赞美古希腊的公民大会制度，认为这是古希腊政治的最大成就，因为它开创了“公共领域的公议”这种政治形式，而“公议意味着民主必须被知识和理解所引导”。在没有理性和真理引导的情况下，多数人统治就成了现代民主制的一个致命缺陷，它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多数人的意见，在最坏情况下则是多数人的暴政。在赵汀阳看来，拥有理性和真理方为强者，真理往往在少数人一边。现代民主则意味着把普通人这一本来的弱者集合为数量占优的民众，从而“以数量定义的强者否定了以质量定义的强者”，现代民主所标榜的“平等”的虚假性尽显于此，它彻底偏离了被古希腊民主所看重的、也是最重要的“公正”原则。按照柏拉图的经典理解，真正的公正是按对象的不同本质给予它应得的待遇，而非所有人的绝对平等，公正意味着保护政治与人性中的卓越优秀的东西，扬弃其自然性的弱点，而非“把平等不加区别地赋予所有人，而不管他们实际上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现代民主一律以平等的投票权决定政治事项，结果是从根本上破坏了公正，也败坏了民主本身：“任何一种意见仅仅因为它是意见而拥有平等权利，而不管这种意见多么愚蠢；任何一种意见是否有价值不取决于观念的内在品质，而取决于外在的票数和支持率，以‘多数’这一数量标准作为价值标准抹平了真理与意见、高贵与低俗、智慧与愚蠢、正确与谬误的差别，这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实质，甚至还可以被追认为现代大众文化的一个来源。多数胜出原则在逻辑上决定了精神世界或价值世界的‘扁平化’趋势，而价值扁平化终于在现代成为标志性的现象。”

　　其次，古希腊城邦民主的公议制度开创了“话语权”这一政治维度。真正的公共领域中的公议是理性的对话和思想的论证，理性产生的说服力决定了话语的成功，成功的话语决定权力，从此语言变成一种政治力量，如黑格尔所说，在重大政治事件中，“实现那必须予以实现的东西，其所依靠的力量就在于说话，在于说话本身。”但民主政治中基于平等的意见之争并没有成为被理性主导的公议，而是变成了一种话语比赛和靠语言决胜的游戏，它是公议制度中高贵的公共精神的失落，因为它没有可公度的标准，只是意见相左的人们的一场话语比赛。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希腊人的修辞术，即花言巧语的雄辩技术，发展到极致就是诡辩术。赵汀阳指出，“没有公共领域的民主是坏民主”，而被修辞术控制的公共领域则是民主的彻底堕落，因为在这里，话语决胜无关真理，只要能让众人接受就是对的，于是某观念的胜出全靠意见的表达水平，结果平庸的意见逞口舌之利而大行其道，没人关心知识和真理，真知灼见和陈词滥调的差别被湮没在修辞术的滔滔雄辩之中。这证明了柏拉图发现的真理与意见之争本来就是个政治哲学问题，而非纯粹的知识论问题。“修辞家无须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公正，而只知道民众认为什么是公正就行了；无须知道真正的美和善，只知道民众觉得什么是美和善就行了。有效的说服在于民众意见而不在真理。”赵汀阳哀叹，完美的公共领域在古希腊就不曾真正存在，而它所发明的话语决胜在今日民主政治中则发展到登峰造极，这里少见理性的对话和真理的获胜，而是充满了宣传、炒作、作秀、煽情、引诱和欺骗。更有甚者，政治家不仅误导民主，而且为了获得民众的选票支持而迎合民众，并以加倍的愚蠢去抚慰民众。这种情况从古希腊就有，今日尤甚。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两个主要特征就是以无差别的平等取代真正的公正，以话语决胜取代理性主导的公共领域，其结果只能是民主制度因自身的缺陷而退化和烂掉。赵汀阳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所有人的所有意见都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力这一前提下，“多数人说了算”和“话语决胜”这两点就决定了在民主制度中，“只有低劣的事物才具有生长优势”。在这里，心怀更高理想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一定败给一心享受民主的花言巧语的时尚化修辞家，现代的大众媒体更大大加剧了这一堕落趋势，“即使孔子老子再世，上电视估计拼不过谁。”现代民主制度之所以退化和堕落，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没有能力保护优秀事物：“自由、平等和宽容在其本来的意图而言是好的，但在实践效果上，自由、民主和宽容并不能有效地保护优秀事物，却非常有利于低劣事物的生长。”列奥·施特劳斯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过：自由主义对卑污低下事物的宽容，正是对严肃崇高事物的不宽容的源泉。

　　现代人对民主制度的主要辩护是“民主与专制不两立”。从政治哲学史的角度看，这种辩护非常贫乏而且可疑。柏拉图在《国家篇》中把民主制看作所有次好政制中除专制（僭主制）之外最差的一种，在《政治家篇》中把民主制看作三种较好政制中最差的和三种较坏政制中最好的，相当于丘吉尔说现代自由民主政治是所有坏制度中最不坏的制度。现代人把政治制度的类型简化为民主与专制的对立，阿兰·布鲁姆认为这种贫乏的五分法是对柏拉图更复杂的划分方法的（《国家篇》的五分法或《政治家篇》的七分法）的苍白缅怀，证明现代人对民主的认同已经失去了反思维度，因为他们对最好政治即政治的概念本身已经失去了记忆。而柏拉图的分析恰恰把民主与专制联系在一起，认为僭主政制是从民主政制中产生的。为此柏拉图详细分析了雅典民主制的优点和缺点，在此不能尽述其详，只能指出柏拉图所发现的根本症结在于：这种“多数说了算”的制度必然趋向于平庸，因为权力在众人的分享中被分散从而被限制，使善和恶都不能过度发展，然而多数人的意见总是被低于理性的自然倾向所控制，这就决定了民主制度不会专注于任何美德和更高的理想，因为对一切事物的宽容必然导致对原初高贵事物的不宽容，从而导致对最好政治的那些庄严原则的轻视；每个人享有充分的自由，意味着人性中的好东西和坏东西、卓越品质和弱点缺点都能够不受限制地充分发展，结果除了少数天分极高的人之外，大多数人的灵魂都专注于权力、利益和财富，对美德即人的卓异性则无动于衷。柏拉图对民主制度的批判令人惊异地预见了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命运，赵汀阳对此做了极精彩的概括：“按照柏拉图的政治退化猜想，如果一种政治并非完美，它迟早会因为它自身的缺陷而烂掉。这似乎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咒语，因为现代民主社会兼备了在柏拉图看来最危险的几种坏品质：对财富的无限贪婪、失控的个人自由、破坏了公正的平等、藏污纳垢的伪善宽容。”

　　笔者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民主，更经历了一次从民主政治到“民主社会”的剧变，其标志性现象就是大众文化的崛起和消费社会的到来。大众文化和消费社会是晚期资本主义时代高度现代性发挥作用的最新形式，也是资本逻辑实现世界统治的最新、最强大机制。限于篇幅，笔者只谈消费社会与民主的关系。众所周知，消费社会的本质问题是，消费取代劳动，成为人们确证身份和构建认同的首要方式。现代社会前期盛行通过劳动来建立认同，即通过能力、才华、卓越品质和工作成就来寻求被他人承认。显然，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总是少数，对大多数人来说，劳动和工作不是展示才华和能力，而只是谋生的手段，充满压抑和强制。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情况发生巨变：生活的核心驱动力从劳动和工作变成了消费和休闲，人们不再看重才华和品质，也不再关心更高的超越性的精神需求，而只看重消费能力、生活风格和快感满足这些东西，于是通过消费就能获得承认、确证身份和建立尊严。消费社会的政治意义在于，通过消费建立认同是如此的简单易行，只要有钱，谁都可以轻松做到，于是天赋和勤奋等人类千百年来追求的优秀品质失去了意义，一个人开什么车，住什么小区，用什么品牌的商品就可以确证他的身份和地位，这种获得承认的方式让芸芸众生特别是那些平庸之辈扬眉吐气，这种消费社会可以说达到了真正彻底的民主社会。这也是为什么大众文化能够彻底压制精英文化的深层原因。西美尔早就说过，对那些原初目标（比如才华和卓越品质）的追求本来是非常艰难的，但随着金钱权力的增长，通过金钱可以得到任何值得追求的东西，一切都变得容易和唾手可得，其后果是一切对美好事物的追求都被败坏直至消失。政治上，消费社会作为现代民主从政治制度向社会领域和大众心理的深度拓展，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和一切人类崇高理想的最深刻挑战，因为它标志着资本逻辑的最新、最强大统治使人性水准进一步下降，标志着否定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严重受挫，也标志着变革现实的目标再次受阻和推迟。

　　四、精神政治

　　精神政治是《坏世界研究》中引人注目的另一主题。这是被传统的政治哲学史和政治制度史研究忽略的一个重要维度，其重要性由于沃格林的研究工作而得到彰显。赵汀阳对精神政治的研究从沃格林的问题意识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他从坏世界这个前提出发，把精神政治定义为传统权力政治的根基和完成，单纯的权力统治乃至战争是政治的失败状态，心灵的征服和治理才是真正成功的政治，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如此简单平凡的道理，要将其上升为政治哲学的重大概念和重大主题，使政治如其如性地显现为一种精神政治，却决不简单，研究政治哲学或政治本身的人好像很少能做到这一点。赵汀阳用精神政治重新定义了政治的概念：“政治不是‘x统治y’而是‘y同意x的统治’。……统治不是问题，同意统治才是问题。”他对这一定义给出的解释是：“精神生活具有政治意义：精神生活不仅能够吸引人，而且能够统治人，事实上，精神生活是统治的完成形式，只有当完成对人们的心灵统治才最后实现了统治。心灵的一致认同是政治权力的最后基础。”“精神政治给传统政治概念增加了一种深层的政治含义，它把原来局限于权力和利益分配的政治扩展到精神资源和话语权的政治，使政治问题变得更加丰富复杂也更危险。”这都是极富创见且具有穿透力的研究结论。

　　《坏世界研究》中讨论基督教精神政治四大发明的篇章呈现了历史研究与哲学真知的统一。这个研究源于历史又高于历史，比沃格林的研究更集中、更深入地揭示出基督教的政治性，同时也由此挖出了现代西方意识形态的深层根源。这一研究特点鲜明：第一，赵汀阳强调基督教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并特别强调这种精神政治的斗争性和危险性：“基督教发明了意识形态：心灵管理、宣传、群众、绝对敌人。所有这些政治发明都是为了再造心灵。没有比再造人心更有力也更危险的政治了，它能够解决权力和利益这些政治所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第二，赵汀阳深入分析了基督教对后世的政治影响，力陈现代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根就是基督教的精神政治：“基督教开创了精神政治和精神战争。后世各种意识形态斗争都沿用了基督教的斗争模式。”“基督教的意识形态技艺最为突出，成为后来各种意识形态的模范。”“各种宣传、话语市场、传媒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还有各种思想和话语禁区（政治不正确），都是宗教的变相形式。”所有这些都是真知灼见。

　　这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于：赵汀阳的精神政治研究从处理坏世界的现实政治问题出发，贬低了精神，他只是把精神看作管理心灵和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而忽视了精神作为人的类本质乃是自由和理性的定在形式。此外，赵汀阳的研究具有针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和论战性，因此对基督教历史作用的评价难免片面和偏激。

　　历史上，基督教对精神的内在价值的形成发挥了推动作用。基督教用天国降临的福音抗击世俗诱惑，以此推高精神生活的地位和意义，并赋予个体的内在性以形而上学基础。基督教的这一观念在哲学上则起源于柏拉图学说。在柏拉图之前，希腊的主流哲学观点是一元论基础上的自然意识：物质是世界的本原，万物起源于自然又复归于自然。柏拉图的理念论第一次点亮了精神的意义世界，引导人们“在物质世界之外找寻真理”，让他们看到在自然的现实世界之上还有一层更高的世界存在，那就是作为“原型”的精神性存在，感性现实的存在只是这一原型的“摹本”。柏拉图的观点作为对存在的一种反思性理解，超越了希腊自然主义，体现了思想对世界的正确态度，从而为正确理解精神的价值奠定了存在论基础。

　　从历史角度看，新生的基督教被世界接受，并非完全出于政治原因，而是有其特定的社会思想原因，就是当时的人们真诚地相信柏拉图关于两个世界的学说。史书记载，到罗马帝国晚期，原有的希腊文化精神已经分崩离析，整个社会沉迷于感官享受、挥金如土、奢侈成风；但另一方面，柏拉图学说又真实地影响着当时人们的思想，使他们相信此岸世界的短暂和彼岸世界的永恒。在这种情况下，罗马晚期的人们对耽于物质享乐的生活产生厌倦，而渴望某种新的精神生活和更高更纯的欢乐，于是成千上万的人们身在腐败堕落的物质生活之中，心灵却如饥似渴地向往着未来更美好的精神世界。此时基督教传入，强调信仰和得救，很快被人们接受，并和其他的原因汇合在一起，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

　　追述这段历史是为了说明，基督教的产生并非完全出于政治阴谋，而是另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精神文化意义。基督教存在论的核心观点是：感性现实存在是有限和堕落的，只有心灵所创造的精神性的存在才是完美的和永恒的，因此借助神性的指引把精神从感性或物质的囚笼中拯救出来。基督教这种态度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就是：古代世界的崩溃证明了人的感性存在的堕落和毁灭，这才促使人们把注意力从物质转向精神，从感性的外在世界退隐到心灵的内心生活。就基督教对精神原则的推崇来说，应该肯定它对建立人之为人的自由类本质的先验概念作出了重要贡献。至于基督教的精神原则在其与世俗政治权力合流之后变成精神政治和意识形态，则构成了基督教历史的另一个真实领域。赵汀阳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是有坚实根据的，而且显示了不凡的见识。

　　（本文注释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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