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达国家主导的发展援助和发展中国家倡导的南南合作范式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后期国际发展的态势。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国家的崛起并积极参与发展合作，国际发展合作的新范式逐渐呈现，在国家间关系、国内外市场关系、公私关系方面都同传统的发展援助和南南合作存在明显区别。这些关系调整更明确地界定了参与方之间的责权利险分担关系，从而提升了参与发展合作的动力。不仅如此，新型发展合作对非洲经济发展亦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新型合作范式为中国在新时期的南南合作中探索多元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

　　关键词：国际发展合作 国际援助 南南合作 非洲发展

　　作者郑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200433）。

　　发达国家主导的发展援助体系和发展中国家倡导的南南合作机制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后期国际发展的态势。发展援助体系主导了国际发展的规则和路径，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推动作用远低于预期。传统的南南合作在政治外交上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响应，但在经济合作上缺乏广度和深度。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等新兴经济国家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贡献者。新型国家发展合作范式的特点日渐显现，但挑战依然严峻。

　　一、发展援助体系的缺陷

　　在经历了二战后的经济复苏和高速增长后，欧美发达国家出于战略竞争的考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有系统地进行对外援助，以增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同时也希望提升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充分投资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而投资不足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在《经济增长的阶段论》一书中，沃特·罗斯托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投资占收入的比重必须从5%大幅提高到10%。国际援助可以补充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不足，发展工业化，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在这种观点影响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1961年成立了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提出了官方发展援助(ODA)的概念，建议发达国家将国民总收入的0.7%用于援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援助体系由此形成。从1960年到2019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总共提供了4.7万亿美元的ODA，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外来资本的重要来源。

　　然而，援助是否有效一直是国际发展研究领域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尽管在微观层面上，援助项目在救助贫困、减少传染病、降低婴儿死亡率等方面都有积极贡献，但许多实证研究显示援助效果受国内治理环境的影响很大，总体上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没有明显效果。另外，援助项目往往忽视了国家能力和发展道路的差异性。经济发展水平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实际上是一个共同演进的过程。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经济发展的最主要障碍是政府能力弱造成的基础设施和生产要素投入不足，而不是私有产权的保护不够。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要素投入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下降，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就变得更重要。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治理能力也很弱，很难单纯依靠制度建设来带动经济发展。而且，如果没有适当的工业基础，单靠贸易自由化无法让欠发达国家实现持续发展，反而可能会加剧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间不对等的经贸关系。

　　实际上，援助与贸易投资缺少互动，难以产生规模效应。长期以来，尽管发达国家是发展援助的主力，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却很少受到商业资本的青睐。在一战前的1913年，流向低收入国家的资本占全球资本的25%。而到了全球化顶峰的1997年，全球仅有5%的资本流入了低收入国家。发展援助也没有帮助发展中国家真正融入国际市场，只能依靠初级产品和资源类产品出口。出口结构单一导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提升国内产业的生产率，无法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由此可见，全球化并没有增加低收入国家获得国际资本的机会，反而让它们更加边缘化。为什么发达国家对低收入国家的投资兴趣缺乏？在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看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风险都很高。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和政策保障，投资者是不愿意冒险投资的。由于无法吸引投资，低收入国家只能依靠援助来维持其经济基本运作，经济发展也就只能长期陷入低水平循环。

　　二、传统南南合作的不足

　　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基于团结理念，在共同的反殖民反霸权诉求下形成的广泛合作框架，覆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领域。南南合作的历史也很长。在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体系正式建立之前，南南合作框架已经开始形成。1955年的万隆会议不仅标志着南南合作的开始，也对战后国际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政治和外交方面，万隆会议确立了团结、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等南南合作原则，有利于协调发展中国家间的政策目标，同时又维护国家主权，因此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20世纪60年代诞生的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进一步构筑了发展中国家在政治领域的多边合作的基本框架。

　　然而，南南合作在经济领域却缺少明确的制度架构。1964年成立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简称“贸发会议”)成为发展中国家集体发声的平台。1968年，贸发会议的第二次大会上达成普惠制协议，发达国家同意给予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关税减免优惠。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不结盟国家集团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的决议草案，确立了包括经济主权原则、合作求发展原则、公平互利原则等15项原则，希望改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对等的关系。1978年通过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确立了技术合作是南南合作的重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倡议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热烈响应。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发达国家对中国等新兴经济国家要求“特殊与差别待遇”的诉求进行了抵制和反制。

　　20世纪70年代，由于发达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危机，南南经济合作曾一度受到重视。1979年，阿瑟·刘易斯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表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黄金期不复存在，南南贸易将成为牵引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随后出现的拉美债务危机却中止了南南经济合作的发展势头。1985年，南南贸易仅占全球贸易总量的5.1%，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为什么南南经济合作在20世纪进展如此缓慢？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内部缺少强烈的经济合作动力。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工业化尚未完成，不具备大规模制造业生产的能力，出口以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因此，南南合作的重点一直是技术合作和知识交流。尽管中国、印度、巴西等国都有很长的对外援助历史，但援助规模很小，而且重点在于技术援助。另一方面，国际经济体系也没有为南南合作创造足够的外部空间。在传统的贸易框架下，发展中国家只能靠出口初级产品以换取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劳尔·普罗维什等学者认为这种贸易结构对发展中国家不利，加深了它们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受到依附理论的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采用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希望通过补贴和保护来发展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从而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但是，保护国内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限制更大。此外，南南合作也缺少有效的国际协调机构。联合国贸发会议和南方委员会是推动南南经济合作的主要多边机构，但发达国家是这些机构的主要资金提供者，因此在议程设置上没有推动南南合作的强烈愿望，甚至阻挠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行动。比如，1982年，当77国集团提出建立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全球贸易优惠制度的方案时，贸发会议中的发达成员国以这个优惠贸易协定具有排他性为理由予以否定。

　　在20世纪的后半期，南北差距巨大而南南国家之间经贸往来有限，南北双方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也有很大差异。发展援助和南南合作基本在不同的轨迹中运行，呈现出迥异的态势（参见图1）。发展援助构成了国际发展的基本体系和规则。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下，单一的发展模式和线性的发展过程被认为是实现现代化的标准配方，而附带条件的援助则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

　　反观发展中国家，尽管有寻求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和路径的愿望，但它们对发展的优先目标差异较大，也没有提出明确的南南合作方案和政策框架。非洲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摆脱对前殖民宗主国的依赖，实现真正的经济独立自主。拉美国家的政策长期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中摇摆。亚洲则把经济增长当成了政府最重要的政策目标。发展中国家对发展目标的不同强调导致南南合作难以有实质进展。

　　三、21世纪以来国际经济结构的变动及其趋向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扩张，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南北国家之间总体差距缩小，南南国家之间分化明显。以七国集团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影响力逐渐下降。从1980年到2019年，七国集团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从59%下降到45%；而发展中国家所占比例则从23%上升到37%。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上升不仅反映在经济总量上，也体现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上。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仅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8%，目前已达到70%左右。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间的发展分化也在加大。亚洲的新兴市场国家利用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积极融入国际市场，推动了经济快速持续增长。但是，1980年以来，除了中国、印度等少数新兴经济国家外，拉美和非洲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放慢了，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继续拉大。因此，世界经济结构已经由传统的中心—边缘式的单一循环逐渐演变为更复杂的双循环。除了原有的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循环外，新兴经济国家同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间也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循环。

　　从财富分配来看，全球也不再是富裕的发达国家和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简单两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差异日益明显。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等国际机构都对发展中国家作了进一步分类，但分类标准并不统一。发展较快的新兴经济国家兼具了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它们已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具备了向欠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能力和愿望。从目前提供援助的国家数量来看，新兴经济国家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另一方面，新兴经济国家仍然深受发展问题困扰。全球70%的贫困人口分布在中等收入国家，特别是那些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中低收入国家。新兴经济国家的双重身份使它们在国际发展上的目标更加谨慎和务实，愿意以合作互惠的方式参与，而不是单纯的无偿援助。

　　第二，国际资本的构成更多元，流动方向更分散。在20世纪后半期，官方发展援助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主要来源，而发达国家则是国际私人资本的主要聚集地和流出地。这种局面正在发生变化。国际私人资本流动加速降低了援助资金的重要性。国际援助在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构成中的比例越来越低。1970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仅为发展援助的四分之一。到了2015年，发展中国家的FDI流入量已超过发展援助的4倍。从1965年到1999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一直占全球FDI的比例几乎不变，为18.5%左右。2000年以后，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迅速增加，到2013年，发展中国家吸引的FDI已占到全球FDI总量的61%。由此可见，国际援助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的地位正在被边缘化，而外资的重要性则持续上升。新兴经济国家也成为重要的国际资本输出国，2013年流出的FDI已占到全球总量的39%。

　　第三，全球市场整合改变了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市场的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基础上的最终商品贸易。发达国家拥有的资本和技术优势使它们成为国际贸易的主导力量和主要受益者。南南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很小。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分工逐渐从产品和行业的国际分工转向成生产过程的国际分工。全球价值链逐渐形成并不断延伸。几乎没有国家可以在自己境内完成工业品的所有生产过程。价值链贸易已经占到全球贸易总量的60%。

　　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凭借技术优势和市场规模，占据了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但发展中国家也利用比较优势，参与了全球价值链的许多环节。尽管它们参与的环节大都位于价值链低端，但因为专业分工更加细化，中间产品生产推动了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往来。新兴经济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的发展梯级已经形成。经贸关系中的互补性将上升而竞争性将下降。进入21世纪以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开始加速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占全球总出口的份额从1995年的28%上升到2019年的48%。南南贸易1995年时仅占全球贸易的12％，2019年已达到了26%。

　　第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念趋同，发展问题范围扩大。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两大倡议的实施，发展中国家对发展的认识逐渐趋同，发展目标变成了“翻越同一座山”。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成为发展的核心特征。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被广泛认同。非洲国家已重新把工业化作为最重要的经济发展目标，制定了详细的工业化目标。这个工业化目标，并非仅限于制造业，而是对整个经济结构进行改造，以期通过融入国际市场提升经济发展的动力。

　　南北国家的不同发展态势也改变了国际发展问题的范围。对发达国家来说，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把国际发展从一个只是“对南方的挑战”，即有关减贫和援助的狭义问题，变成了“南方的挑战”，成为有关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的全球性问题。

　　四、新型发展合作的特征与结构关系

　　面对21世纪国际经济结构的重要变化，无论是传统的发展援助还是南南合作在理论和政策实践上都面临挑战。发展援助的支持者认为全球化带来的贸易加速流动和技术进步会推动发展中国家加速增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南北经济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表现更趋分化。仅有少数几个新兴经济国家成功进入了高收入行列。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被困在了“贫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中。而这些发展成功国家的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违背了新自由主义的原则。这些“非正统”的发展经验让“华盛顿共识”变成了“华盛顿迷失”。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原则受到了更广泛的批评和质疑。发达国家本身的政治经济困境，加上令人失望的援助效果，使得传统的发展援助体系难以为继。

　　与此同时，传统的南南合作方式也面临转型。发展中国家在外交上强调团结互助，但在经济发展上却往往单打独斗，缺少协调。许多发展中国家效仿东亚发展模式，制定了产业政策以吸引外资和推动出口。但是，这些国家面对的国际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由于WTO等机构以国际规则对产业政策空间的限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赶超。特别是随着全球价值链贸易的扩张，低收入国家参与全球化更加容易，但却面临着发达国家保护主义上升的局面。另一方面，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国家，在国内已形成了较完整的生产体系，同时对进口产品的需求也不断扩大。这些国家不仅是最终产品的生产商，而且正在成为最终产品的消费主力。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的需求增长缓慢，新兴工业化国家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优势，在全球价值链生产和消费两端的影响力都迅速上升。

　　面对国际经济结构的变化，国际发展合作方式由此发生了较大改变，发展援助和南南合作这两个长期分割的模式开始趋同，显现出一些新特征，主要体现在对象国关系、合作领域、方式和渠道方面。图2展示了新型发展合作中的国家关系情况。表1总结了新型发展合作与传统模式的主要区别。

　　从主要对象上看，新型发展合作主要是指建立在新兴经济国家同中低收入国家之间的发展伙伴关系。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新兴经济国家同中低收入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这种发展伙伴关系既不同于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主次关系，也不仅仅是南南合作中的对等政治伙伴关系，而是在发展合作过程中形成的互利互惠关系。

　　从领域和方式上看，发展援助以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为主，主要投向受援国的教育和医疗等社会基础设施领域。传统南南合作尽管也提出推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但重点仍是在政治外交领域。新型发展合作则是把重点转向以经贸为基础的实质合作，特别是经济基础设施和生产活动，加强官方援助与贸易投资的互动，以工业化发展为基础。

　　在合作渠道上，发达国家主要通过双边渠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占60%左右。但也有相当部分的援助通过世界银行等多边发展银行提供。传统的南南合作奉行多边主义原则，通过贸发会议和南方中心等国际组织协调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经济合作。新型发展合作则出现了双边和多边共同发展的趋势。一方面，新兴经济国家更多地通过双边渠道向低收入国家进行发展合作；另一方面，它们也开始利用亚洲开发银行(ADB)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等多边机构提供发展融资。不少学者提出了关于国际发展合作的新概念，如“超越发展援助”“新南南合作”“开启南南合作新时代”等。但这些概念并未阐明同传统方式的根本区别。参与方的动力不足是传统发展援助和南南合作都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在发展援助机制中，援助方缺少足够的动力提升援助效果，受援国也因没有对援助项目的控制权而缺乏执行动力。在南南合作中，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互利缺少实质内容而导致合作动力不足。

　　新型发展合作模式是否比传统的发展援助更有效？从理论上讲，合作结构关系变化会产生新的激励机制，可能影响参与方的合作积极性，进而影响到合作效果。这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渠道来实现。

　　第一个渠道是通过国家间合作来划分参与方的责权界限。责权不清是造成传统发展援助体系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在传统的发展援助体系下，援助方掌控整个援助过程而受援方只是被动接受。这种不对等关系模糊了援助方和受援方的责权关系，对双方的参与动力都有负面影响。一方面，援助国的援助政策为本国的政治或战略目标服务，并不是从受援国的实际需求出发；另一方面，由于受援国缺少对援助项目的话语权，可能在项目执行上态度消极，从而影响援助效果。

　　新型发展合作延续了南南合作中的独立、平等、互利的原则，是一种平等伙伴式的合作，而不是援助国与受援国间不对等的合作。这种平等合作，可以更清楚地界定参与方在发展合作中的责权界限，能够更充分地调动各参与方的积极性，在考虑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合作伙伴国的利益。一方面，资本输出方负责提供发展融资并获取可能的政治或经济回报；另一方面，资本接收方负责融资的具体分配并承担资金使用不当的风险。只有在双方都出于自身意愿参与并且有明确的责权分担时，这种国家间的合作关系才能稳定和持续。

　　第二个渠道是通过国内外市场合作以增加参与方的共同利益。在传统的南南经济合作框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接近，比较优势相似，相互之间的经贸关系往往是竞争性的，共同利益不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推动了生产过程的全球分包，全球化由此进入了“第二次分拆”。发展中国家不再需要在国内建立全产业链，而是可以选择参与全球生产链条中的一环，因此降低了参与全球化的门槛。这种改变的最大收益是减少了国家发展工业化的前期投入和资源浪费，推动了国内外市场之间的融合。

　　更加细分的国际市场和生产过程有利于减少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竞争，增加合作空间。同时，部分新兴经济国家崛起，同其他发展中国家拉开了发展差距，比较优势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低收入国家同新兴经济国家的贸易互补性超过了它们同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互补性。这种贸易互补性让新兴经济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共同利益变得更大，从而增强了它们的合作动力和深度。同时，融入全球价值链对运输和物流水平等基础设施的要求更高。这也会推动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从而拓展合作的宽度。

　　第三个渠道是通过公私合作明确参与方的风险分担。传统的援助理念强调援助的公共产品属性必须同追求商业利润的贸易和投资行为分割开。因此，“捆绑援助”一直被认为是不恰当的援助行为而广受批评。从20世纪9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开始倡导“松绑援助”，希望援助国不要要求受援国必须用援助采购援助国的产品和服务，并将捆绑援助的比例作为评价援助质量的重要指标。但在实际运作中，发达国家的援助资金流向和出口流向却是惊人地合拍，说明公共产品和商业利益并没有真正脱钩。尤其是在2005年以来，WTO大力推行 “促贸援助”的倡议，公共产品和商业利益在援助框架下的结合趋势变得更加明显。

　　新型发展合作进一步强调了公私部门之间的优势互补。公私合作是以援助带动投资的“促贸援助”，其最大优势在于风险分担。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环境通常具有高风险和高潜力的特点。在没有完善的制度和政策保障情况下，这样的投资环境难以吸引国际投资，特别是新兴经济国家的投资。而援助作为投资的先导，则能够降低私人投资者对投资风险的担心。由于政府作为担保方和协调者，这种模式可以调动援助国投资者参与发展融资的积极性、降低他们的投资风险，有利于建立长期稳定的公私合作关系。贸易则能推动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2000年以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迅速增长，同中国在非洲的历史援助有很大的相关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援助项目的实施增强了国家间的互信，建立了个人间关系网络，从而有助于企业评估和降低投资风险。因此，援助、投资和贸易“三驾马车”相互依赖可以改变援助国只注重出口增长的重商主义，推动建立紧密的跨国生产分工关系，形成以全球价值链为载体的平衡发展。

　　总之，在新型发展合作框架下，国家间关系、国内外市场关系、公私关系都同传统的发展援助和南南合作存在明显区别。这些关系调整更明确地界定了不同参与方之间的责权利险分担关系，从而提升了他们参与合作的动力。

　　五、新型发展合作的实施效果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和资本流动迅速增长，显示了新型发展合作的巨大潜力。这种合作方式是否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呢？

　　从1960年到1999年，除非洲外的发展中国家GDP年均增长达到了3.63％，高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而非洲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13%，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显著拉大。尤其是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更是陷入了“资源诅咒”的陷阱，经济增长更慢，贫困人口比例更高。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摆脱了近半个世纪的停滞态势，增长开始提速。2000—2016年期间，非洲国家GDP年平均增速高达4.5%，高于全球平均增速（参见表2）。

　　是什么原因让非洲突然崛起了呢？从常规指标上看，21世纪以来，非洲的出口和外资流入都增加了，同时减少了对国际援助的依赖。但更重要的是，非洲的经贸伙伴和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非洲同新兴经济国家的贸易额大幅上升，远远超过了非洲同发达国家的贸易额。尤其是对金砖国家的贸易额在2007—2012的五年中翻了一倍。

　　出口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出口商品的生产率。出口产品的生产率越高，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就越大。换而言之，如果一国能够通过参与国际贸易提高生产率，其经济发展就能从国际贸易中更多获益。而决定国家出口产品生产率的因素，除了国家的政策选择外，经贸对象也很重要。低收入国家由于同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太大，出口结构单一，通常集中于农产品和资源等初级产品，生产率较低，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有限。而低收入国家同新兴经济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相对较小，容易形成梯级生产链条，从而使贸易结构趋于多样化，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确，IMF的研究表明，金砖国家同非洲的经贸关系推动了非洲国家的贸易结构多样化，减少了对资源和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从而增加了出口的附加值，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因此产生了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带动作用。

　　再来看投资。流入非洲的外资有相当部分来自新兴经济国家。较之于发达国家，新兴经济国家对低收入国家的投资优势更明显。因为新兴经济国家的投资者更容易适应低收入国家缺乏规范的制度环境。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国家对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以年均20%的幅度增长，而且在投资分布上同发达国家差异较大。例如，美国对非洲的最主要投资领域是采矿，其次是金融服务，制造业仅占很小的比例。而在金砖国家对非洲国家的直接投资中，制造业比例占到40%左右，而资源开采等产业仅占25%左右。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中，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比例分别占到了22%和16%，对非洲当地经济和就业的带动作用更大。

　　21世纪以来，尽管非洲对援助的依赖程度下降了，但受到援助的总量仍在增长。新兴经济国家的积极参与提高了援助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效果。一方面是因为新兴经济国家的援助多投向基础设施等领域，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较大；另一方面，新兴经济国家从受援国角度出发，提供了如何有效利用援助的鲜活案例，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了它们的发展经验。

　　尽管中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对非洲提供援助，但同非洲的经贸关系却是在进入21世纪后才大幅提升。2014年，中非贸易总额达到创纪录的2160亿美元，比2000年的总额高出近20倍。2016年，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存量达到400亿美元，比2000年的投资存量增加了80倍。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也有大幅增长。

　　中非发展合作关系对非洲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呢？表2比较了2000—2016年之间非洲对发达国家和中国的出口增长情况。非洲对中国的出口年均增长23.5%，远超过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长。更重要的是，非洲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来自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工业产品，年均增速高达33.9%。而非洲对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出口年均增长仅为2.3%。其中，低收入和地处内陆的非洲国家对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年均增长更高达40%以上。它们的经济增长也明显高于中等收入的非洲国家。

　　由此可见，21世纪以来非洲经济的强劲增长同中非之间三位一体的发展合作密切相关。这种发展合作模式使援助、投资和贸易形成良性互补，产生了显著的正面效应。援助降低了投资风险，投资推动了工业生产及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工业产品出口提高了生产率。麦肯锡公司的调查发现，中国同非洲的“龙狮共舞”产生了三方面的积极影响：为非洲创造了更多就业，加快了技术转移，改善了基础设施。对于欠发达的非洲国家，这种新型发展合作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尤其明显。

　　六、新型发展合作的挑战

　　尽管新型发展合作对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积极效果，但其构架尚未完全形成，也并非解决全球发展问题的万能药。在发达国家经济低迷、反全球化情绪上升的情况下，新型发展合作的推进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首先，新兴经济国家参与发展合作的意愿和能力差异较大。新兴经济国家并没有所谓的“白人的负担”，在参与国际发展合作上往往比发达国家更务实。尽管新兴经济国家总体发展水平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它们同时具有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双重身份，在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时首先需要平衡国内发展的需要。在国内经济状况不好或贫富差距较大的情况下，进行国际发展合作往往会面对国内公众的质疑和反对。因此，新兴经济国家在援助上的投入波动较大。比如，2013年新兴经济国家的对外援助比2012年翻了一倍，而2015年则比2014年减少了近四分之一。同时，新兴经济国家也希望通过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相对较低，尤其是在面临较高债务风险和金融危机的时候，更容易采取保护主义的政策，减少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进口。

　　其次，新兴经济国家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融合还没有完全建立。尽管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增长很快，但亚洲是最主要的贡献者。2019年，亚洲新兴经济国家间的贸易占南南贸易总额的59%。而在拉美和非洲，这种基于价值链的南南贸易还没有形成。新兴经济国家同低收入国家的贸易关系基本上是建立在不同的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在许多非洲国家，初级产品和能源资源仍是最主要的出口产品。目前，中国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为非洲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提供了基础，但非洲仍需要大力改善其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以承接从中国转出的制造业。只有在新兴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联系紧密的产业链，新型发展合作才能创造出双赢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新型发展合作尚未形成制度化的协调机制。尽管新兴经济国家是新型发展合作的主力，但发达国家的认同和参与仍然关键。从官方发展援助的统计来看，新兴经济国家的援助份额仍然较低，仅占全部援助总额的15%左右，占本国收入的份额也较小。但是，新兴经济国家的大量援助，因不符合官方发展援助所要求的优惠标准而未被统计在册，因此被严重低估。一个运转有效的发展合作机制，不仅需要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国家的竞争，更需要它们之间的合作。受新兴经济国家参与发展合作方式的影响，美、英、日等国在新的援助计划中都采取了援助和贸易投资相结合的方式。发达国家也在尝试用新的方式来重新界定发展合作。比如，发展援助委员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全方位官方支持的概念，就扩大了发展援助的范畴，将用于发展目的的私人资本也纳入统计。但是，发达国家只是把新兴经济国家的参与看作是发展援助的补充。它们提出的“三方合作”倡议基本上仍是基于传统的双边援助机制，而不是新的平等合作机制。

　　结论

　　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渴望实现的目标，但历史上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成功实现。在20世纪的后半期，发展中国家主要受到两种国际发展范式的影响。一方面，发达国家主导的发展援助体系在理论上强调经济发展的标准模式和单一路径，但其实践效果却令人失望，发展中国家靠模仿和复制模式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多样化趋势日益明显。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南南合作范式尽管在政治外交上得到了广泛支持，但经济合作却缺乏广度和深度，进展缓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发展合作问题上也缺乏共识。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兴经济国家的崛起，南北国家之间总体差距缩小，南南国家之间经济发展分化明显。全球市场整合改变了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市场的方式，投资和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面临国际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国际发展合作范式显现出一些新特征。新型发展合作结合了发展援助和南南合作的特点，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两种范式的缺陷。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的结构关系调整：第一是国家间的合作，第二是国内外市场合作，第三是公私合作。这些关系调整可以更明确界定参与方之间的责权利险的分担关系，提升了他们参与发展合作的动力。

　　尽管新型发展合作范式尚未完全定型，但其在推动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上可能比传统范式更具优势。第一，新兴经济国家同低收入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相对较小，经济结构中的互补成分很多，更容易形成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梯次关系。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趋向于更多的互利合作，而不是单向的援助与被援助。同时，新兴经济国家对资源和初级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持续上涨，有助于低收入国家保持贸易收支平衡，而不是形成贸易失衡造成的依附关系。第二，新兴经济国家在发展合作中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突破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第三，新兴经济国家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是一种平等伙伴式的合作。这种平等互利的合作能够更充分地调动各参与方的积极性，在考虑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合作伙伴国的利益，实现共同发展。如果新兴经济国家能够在整合发展援助与南南合作两种模式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激励低收入国家更积极地融入全球化，并从中获取利益，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将会变得更包容更有持续性。

　　作为南南合作最重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之一，中国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的发展观、利益观和合作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对外援助政策也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和国家身份的演变而调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加强了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往来，在发展合作中将援助、投资、贸易“三驾马车”更紧密地结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正面效应，也反映了中国在外交中秉持正确义利观和在新时期南南合作中探索多元发展道路上的一贯实践。这些变化对于新型发展合作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新型发展合作的长期效果仍有待检验。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