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仍停留在19世纪形成的、对孤立的个人及其在市场中互动关系的探讨。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经济人”假说，本质上已被弗洛伊德和巴甫洛夫的理论所否定。经济学家需要摆脱不合时宜的假设，以适应21世纪的需要。为了了解真实市场的致命弱点，应对未来的巨大挑战，经济学必须从学习之初就明确，现实生活中的市场是如何运作的。这需要改变传统的经济学范式，采用新的研究范式。新范式关注人的行为影响，并汲取一些重要概念，包括非对称信息、相对收入、基本需求、抗衡特大企业权力的权力、过度全球化带来的威胁等。新范式须认识到持续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枯竭的危险，兼顾子孙后代的生存需求，旨在建设一个公正的社会。

　　关键词：经济方法论  新古典经济学  新自由主义  社会经济学  异端经济学

　　作者约翰·考姆勒斯（John Komlos），慕尼黑大学（University of Munich）荣休教授。

　　引言

　　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人们也无法忽视发达国家民众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问题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其渊源在弗里德曼和哈耶克宣扬的极端新自由主义经济观。这些存在缺陷的理论，被撒切尔和里根运用于实践，推动了强大且路径依赖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进程，导致社会契约体系严重受损，特朗普上台后，民粹主义运动遂在美国兴起。

　　依赖传统的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政策建议，导致了以下方面一系列的系统性失败。（1）里根—撒切尔的减税政策，并未产生“涓流滴下”经济学预期效应惠及大众，反而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状况，因为减税政策惠及的几乎全是收入最高的1%人群。（2）根据贸易理论，全球化本应提高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但真实情况却是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涉及社会、政治和人口各方面，因为经济学家忽视了数量庞大的低技能工人。（3）经济增长本应增加社会福利，但由于主流经济学家无视相对收入提高的重要性，经济增长反而引起了巨大的不满。（4）放松管制本是为了提高效率，从而提高生活水平，但经济学家忽视了明斯基关于金融不稳定的警告，及其可能产生的系统性影响，反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5）技术变革本应是人类进步的主力军，但它却使社会底层人群剧增；技术变革带来的脸书、网络暴民以及白人民族主义，导致政治制度不稳定。（6）不平等问题本非十分紧要，但由于主流经济学家完全无视权力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中的关键作用，以致片面的经济增长促成了寡头政治。（7）旨在增加投资的2017年企业减税措施，实际并未如愿以偿。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社会总体走势的模拟预测，对现实发展未产生重要影响。不顾新古典经济学与现实经济存在的严重冲突，主流经济学所谓的偏离原理的“异常现象”已经积累几十年，模拟预测完全徒劳无功。

　　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宣称，“从所有实际的情况来看，防范经济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但就在五年后的2008年，我们目击了1929年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这充分说明他的狂妄自大。同样令人尴尬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伯南克在2004年提出，随着“宏观经济波动性的大幅下降”，资本主义将迎来一个“大稳定”的新时代。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的布兰查德不仅支持这种毫无根据的想法，还在美国股市熔断前几分钟判定“宏观经济状况良好”。问题不仅在于他们未能预测危机，“更重要的是，经济学家们对市场经济中极有可能发生的灾难性失败视而不见”。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菲尔普斯说，“好的经济”应是可提供“美好生活”的经济，而现实经济没能实现预期目标，所以不能称其为“好的经济”。这也难怪现实经济“引发了民粹主义的反弹”，“以及一种不加宽容的、复仇的民族主义”。 “西方经济的这种失败也是经济学的失败”。这些问题已经毫无意外地引发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关注，纷纷提出要改革经济学的原教旨。

　　本文探讨新古典经济学失败的三个基本原因。（1）它过分依赖演绎逻辑得出的原理，往往不切实际地基于人们在市场中应是如何互动的假设。（2）它狭隘地聚焦于具体研究问题，忽视现实世界的诸多方面，包括密切相关学科的重要研究成果。（3）它忽略与自己理论相矛盾的证据，不能从实际出发透彻地反驳对它的批评理论。

　　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演绎逻辑基于不切实际的假设

　　经典理论的最大错误是，假设人是理性的。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先后四次被授予行为经济学家，他们的文献毫无疑问地说明，“人的认知是有限的”。主流经济学基础概念中的约束性优化，也被弗洛伊德的理论否定。弗洛伊德在1915年就证实，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并非由理性思维控制，而是在无意识下进行的，引导人们决策的通常不是逻辑，而是情绪，因而这些决策并非完全理性。

　　此外，消费者需求并非外生的，外生假设显然是错误的。众所周知，生产者往往通过花费巨额资金影响消费者需求。消费者需求偏好还受社会规范、习惯、风俗、地位追求和群居行为的影响。消费者的获得感（满意度或效用）仅取决于可支配的实际收入，这是另一个不恰当的假设。因为与取得该收入相关的压力也会影响获得感；可享用的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更对获得感的产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个假设忽视了另一种观点，对于人类而言，除了基本需求之外，获得感主要是由相对收入而不是绝对收入产生的。这意味着，如果每个人的收入都按比例增加，并没有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有所提高。不理解这种关系，就不可能理解发达国家民众挫折感的积累，以及随之而来持续高涨的民粹主义。

　　二、主流经济学家对现实视而不见

　　现实情况是，人类一以婴儿身份进入市场，就成了消费者，同时又是受市场影响逐渐成长起来的个体。但经济学家完全无视这一事实，所有的分析都基于成年人这一前提假设。企业界不仅花费巨资为儿童和青少年塑造了符合企业利益的世界观，而且轻视日常生活中节俭或道德等无利可图的方面，强调符合企业利益的偏好，而不是自律的必要性。于是人们变得执念于生活中一时的物质享乐，心理道德的培育受到阻碍。民众并不愿意无选择地沉溺于即时满足，不愿意身负重荷，也不愿意成为一个负债累累国家的居民。

　　同时，经济学家拒绝考虑巴甫洛夫关于条件反射的经典理论。巴甫洛夫的研究证明，人们可以对刺激作出不由自主的反应。企业营销策略利用人性的这一特点，以奖励方式引导消费者作出某种选择，随后即使没有这一刺激（没有来自前额叶皮质的参与），他们也会不由自主地继续作出同样的选择。消费者的选择仿佛成了自由意志的表达，实则是营销策略潜移默化地诱导人们难以控制的原始欲望。美国企业界每年花费超过3000亿美元，以确保消费者的选择符合其利润目标。

　　信息在经济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传统的经济学模型中，它的作用被低估了。信息获取毕竟是昂贵的，有时甚至令人望而却步，这对于实现有效产出和人类繁荣构成了巨大障碍。对那些低收入人群尤为如此，他们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以作出正确的决定，特别是当现实存在不确定性，且涉及连续复杂决策时。在信息不完善或不对称的情况下，真实市场是低效的，经常会“导致严重的市场崩溃”。这就是为何要将信息不对称的真实市场作为默认模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席勒认为，“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即市场能有效纳入所有信息并精确工作，是经济思想史上最明显的错误之一”。市场上不仅有守法的企业，还有抱着机会主义的投机性企业，瞄准容易受骗的消费者，进行欺骗和操纵；更有掠夺性企业，利用不对称信息或不完整合同，从消费者的信息缺失中获利。这正是一个繁荣的社会需要政府监督，以保护消费者的原因之一。

　　交易成本是被现实市场忽视的重要因素，也是损及效率的另一类原因。消费者花费在产品搜索上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当替代品很少、企业有意掩盖产品的真实质量时，情况更是如此。这种“市场摩擦”限制了消费者在最终选择前所能阅及的搜索量，甚至 “看似很小的摩擦也会对结果产生很大影响”。

　　经济是嵌入在文化中的。文化是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道德、规范和观念的集合，深刻影响着经济发展。文化决定了经济平稳运行所需的许多软技能，包含经济系统内的信任范围，并由此影响交易成本、职业道德、储蓄倾向、责任推诿、贪婪、投机行为和时间偏好。换句话说，文化是主导社会活动的重要方面，包括决策时对后人利害的考虑程度。在一个把贪婪当作人类一般属性的文化中，市场是无法良好运转的。

　　空间在市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贫困往往发生在教育水平较低和犯罪率较高的社区。包括自律在内的基本软技能，在现代知识经济时代至关重要，但贫困不利于儿童积累这些技能，阻碍儿童成长。贫民窟是导致贫困永久化的重要因素。空间分布也会带来交易成本，限制穷人就业。交易和信息成本会因网络外部性而降低，但其收益取决于当地已存在的企业数量。网络外部性在经济学中具有放大机制，可以促进生产的区域集中。在新贸易理论中，网络外部性与规模经济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带来的收益超过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如比较禀赋或劳动力成本的作用。这意味着，自由贸易可能并非在所有时期和所有地方都是最佳策略。

　　路径依赖和顺序决策，会在消费环节、资源配置、技术应用以及制度演进等方面导致效率低下。消费者和生产者交易时，都可能面临根本性的不确定性。双方既没有完美的彼此预见性，也无法知道技术、制度、法律、规章及其他经济特征，将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他们的决策以当前知识为基础，而这些最初选择可能将他们同经济绑定在一条次优的、不可逆转的发展路径上，以至最优的技术或最优的制度很难在未来实现。简而言之，经济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系统，其过程几乎不可逆，过去的选择会影响现在的决策以及经济的演变。跨期选择中存在另一个关键性错误，即无视现实中人们在作未来决策时，存在双曲贴现效应（Hyperbolic Discounting）。这将时间不一致的情况引入了经济推理中，个人的偏好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如个人可能会因为没有为退休储蓄足够资金而感到后悔。

　　不确定性在市场决策中无处不在，但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却被轻描淡写地简化为概率计算，这是不合理的。因为在大多数重要决策中，各种经济状态的概率分布完全未知，需要加以判断。卡尼曼（D. Kahneman）已经证明，人们估算概率的难度有多大，而基于经验的判断力，则是分析经济必须掌握的一项重要技能。

　　很显然，经济活动通常被嵌入包含道德伦理体系的社会中，但经济学的方法论却未将道德和伦理问题考虑在内。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现实中没有任何经济活动是由个人孤立地进行的。主流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背后的哲学根源具有误导性。在这方面，同样有必要提及依靠合作和相互依赖进行决策的博弈论分析。

　　公司治理很重要。教科书中探讨的那些简单企业，已被雇佣数十万人的巨型跨国公司取代。这些公司的治理不仅对经济产出起重要作用，还能够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逃避国家监督。与跨国公司相关的问题很多，涉及跨国经营、转移定价、资本流动、避税港、委托代理等，它们都需要重新关注。教科书中讨论的过时的夫妻店式作坊，已经不适用于当前企业。跨国寡头垄断企业的利润，是由企业中成千上万员工共同创造的，这些利润很难根据经济理论进行清晰的分配。股权分配取决于法律结构、政治权力以及公司治理状况。面对巨额利润，寻租显然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

　　市场缺位意味着后代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这对于了解全球变暖的危害和许多国家日益庞大的国债规模至关重要。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世界迫切需要一整套绿色新政，以抵御气候灾难。没有充分的政府规章、监督和适当的体制结构，市场无法长期运行。为了保护消费者，确保系统稳定性，需要防止市场和政治权力的过度膨胀。在这些目标实现的同时，还要防止规制俘获，防止游说集团控制政府机构。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消费者保护有助于顾客因知情而作出满意的决策。

　　市场自身不能提供道德监督，因为市场不是基于此目的设计形成的，道德监督必须来自经济体系统之外，而公正或公平却是社会经济体系统中的一个关键要素。虽然法律上的机会均等很有必要，但如果没有事实上的机会均等，那么也不足以实现公正。罗尔斯说，当且仅当由个人选择自己生活于何种社会时，只要个人是随机进入的、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这个社会才能被认为是公正的。在一个蒙着 “无知面纱”的公正社会中，人们很可能接受社会契约，因为人们都倾向于规避风险，不愿意落到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相反，如果一个社会以初始禀赋为基础进行机会分配，它就不应被认为是公正的，而是与人类的公平价值观相违背的。

　　经济学家不承认经济增长存在生态约束，相关政策建议缺少生态约束。基于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社会继续依赖化石燃料而非可再生能源，日益加剧的生态污染必然对环境造成严重威胁。不大幅减少碳排放，经济增长将不可持续，无视环境学家的警告，后果非常严重。大自然正在进行的报复性惩罚历历在目，但仍有许多人认为，这些挑战似乎还在遥远的未来。复杂（非线性）动态系统的实质就在于，随时可能发生突然的变化，并造成不可逆转的灾难性后果。我们迫切需要考虑发展经济的其他方法，需要将许多问题纳入经济学主流范畴，包括生态污染、自然资源枯竭、环境退化以及地球与人类之间微妙而脆弱的平衡关系。必须将注意力从经济增长上转移，正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生态问题。

　　经济学家在强调税收会减少福利的同时，忽视或轻视税收在提供基础设施、教育、基础研究等公共产品，以及维持政治制度稳定性方面的关键作用。应该认识到，政府公共投资是经济的生命线——创新和人力资本形成的关键，这正是政府应当发挥的重要作用。事实上，“过去几乎所有的技术革命，从互联网到今天的绿色科技革命，都是靠国家的大规模投入来推动的”，“美国政府就推动了信息技术革命背后的诸多创新”。尽管私营企业对经济的平稳运行至关重要，但它们无法提供这样的公共产品。

　　三、传统经济学重理论轻证据

　　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GDP增长或收入增长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特征，但应该清楚地看到，产业革命以来250多年的空前经济增长，并未能够带来大范围的繁荣或幸福。主流经济学家无视这一矛盾。对他们来说，理论比证据更重要，经济增长在理论上有助于提高生活水平，但却无视15万美国人因绝望而自杀的事实。他们忽视有关幸福研究的证据。他们未能理解，就生活质量或政治稳定性而言，如果没有包容性，经济增长从根本上讲是徒劳的。毕竟，经济增长不能防止出现分配冲突。

　　经济活动的目标不应该是GDP最大化，而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即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聚焦GDP增长，而非寿命、教育、幸福、健康、安全、可持续发展、安全或平等，这是意识形态的偏见。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使在GDP飙升的西方国家，市场也无法切实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增长无法治愈我们的病症。在世界幸福感排名中，英国排在第15位，而美国列第19位，这些目标本应更高。尽管西蒙（H. Simon）很多年前就表明，人类依据获得的满足感进行决策，但主流经济学仍然坚持约束性优化的观点，完全忽略了这一矛盾。约束性优化意味着，消费者和生产者是在他们的期望水平下，寻求满意的解决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案，因为后者太困难且基本无法实现。他们没有寻找最佳解决方案的时间、精力、金钱和认知能力。

　　在现实经济世界中，价格接受型企业实为罕见，如今经济为巨大的跨国寡头和垄断企业所主导，它们手握着巨大的市场和政治权力，并利用这些权力为自己谋利；然而很多主流经济学仍将其关注点放在完全竞争模型上。将现实这样简化为完全竞争模型，绝对不能说是无害的，因为这些模型对公众话语的影响深远。权力控制不存在于完全竞争模型中，而寡头企业、垄断企业和垄断企业家确实拥有影响工资、价格和立法的权力，这些权力对社会最底层人群的伤害性最大。因为政策的超额负担在穷人的收入中占据更多份额，消费者在这种市场结构中面临的寡头垄断和垄断价格，对穷人的伤害最大。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学过于依赖数学。“经济学专业之所以误入歧途，是因为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群体，误将披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学外衣的美感当成真理。” 经济学家过多依赖基于数理推导的模型，带来了对现实的曲解，许多重要的经济问题并不符合“约束性优化”条件，如民主体制的脆弱性及其对不平等问题的敏感性。一个数学模型该如何模拟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与民粹主义兴起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重要经济议题。

　　四、主流经济学失误带来的后果

　　经济学家忽视了收入和财富集聚带来的危险，因为“经济权力可以通过明显的渠道转化为政治权力”。反过来，权力的集中也是对政治制度的威胁，因为民主建立在广泛且分散的权力基础上。而且，通过经济制度安排、税收结构、放松管制和高管薪酬等因素，政治权力对经济产生反馈效应，其日积月累成为决定经济演进的关键因素。但是，经济学家却对财富及其权力的集中熟视无睹。占美国财富1%的家庭平均拥有2500万美元的巨额净财富，还有40%的成年人连400美元的应急资金都捉襟见肘。1979—2013年，美国1%的家庭收入平均增加了近60万美元，而中产阶级只增加约1.1万美元。就连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也说，不平等的加剧“令人不安”，担心可能“引发破坏性的经济衰退”。

　　经济衰退激起了强大的民粹主义浪潮，为主流经济学始料不及。“就像英国成功脱欧一样，特朗普在2016年的当选是一种愤怒裁决，针对的是数十年来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以及仅仅有利于顶端人群、却让普通人感到无能为力的全球化”。经济学家未能发现，政府的责任之一是维持社会经济力量的平衡。政府只有确保能将不平等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才能避免出现社会不公正和失去民众支持。然而，经济学家却将政治制度的稳定性视为理所当然，没有看到必须保有能抗衡新兴寡头权力的其他权力。这是美国政治制度蜕变为寡头控制，并难以有效运作的原因。在收入分布的右端是收入与财富的集中，在其左端是人们挫折感的累积，二者的联结是有毒的混合物。只有当政府发挥保护作用，才不至于使权力分布的对立达到爆发点。剥夺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相对剥夺也是如此），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所谓的“无耻之徒”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广泛且分散的权力分布是维护民主制度的必要前提。认识到这种联系的重要性，以及市场本身无法实现这种权力平衡，非常关键，否则将难以理解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诺贝尔奖获得者菲尔普斯这样描述低技能工人面临的不利局面。“这种挫折不仅使处境较差的人失去了收入，而且还失去了包容性——他们无法找到体面的工作和薪酬，包容性正在逐渐消逝”；“现行的政治经济学不关注包容性的概念，因此未能相应地给出任何补救措施”。如果穷人没有得到足够多政府的保护，他们因缺少获得信息的渠道而未被政府所影响，局势就会变得特别严重。

　　结论

　　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叙事被认为是严谨的，没有意识形态偏见，宣称“效率”“经济增长”和“自由”均有利于社会发展，他们丝毫不质疑这些因素在现实世界产生的可疑后果。无视市场局限性与这些信条的矛盾，这本身就泄露了他们隐藏的价值判断。尽管他们大量使用数学工具，但遵循的不是基于证据、观测和可证伪的严谨科学程序。

　　经济学家徒劳地将自己的基本准则建立在演绎逻辑的基础上，他们为了能够用微积分推导出自己的命题，往往作出不恰当的简化假设。这种方法论造成了历史性错误，因为他们无视其政策建议给社会、政治和人们心理带来的重大影响。他们的学说使他们主张减税，却没有考虑到减税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即导致寡头政治的兴起和社会契约的破裂。他们的学说使他们主张放松经济管制，但却无视其对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影响，以致触发经济危机， 摧毁数百万家庭，瓦解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念。他们的学说使他们鼓吹全球化，而无视全球化并非帕累托最优的方案，会对低技能、低教育程度的劳动阶层产生负面影响。他们在做这一切的同时，还主张把社会保障程度降到最低，仅仅是为了激励人们去努力工作，而不要依赖福利制度。即使在他们的模型明显行不通，现实世界与模型假设存在很大出入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假设。

　　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改变经济学研究范式，创造一种21世纪经济学，它应聚焦于人，而非那个已经灭绝的物种“经济人”。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应该结合来自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的思想。只有抛弃那些失败的假设，不再沉迷于虚构的市场，而是将理论建立在现实世界各种情境的证据之上，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诚然，实现这种全面的范式转变，“理智地来看并不容易”。毕竟，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背后存在着具有政治色彩的世界观，还有众多财力雄厚的既得利益者在支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从现在起就开始摒弃错误的方法论。否则，只要我们的思想仍困在被黑板经济学雄辩地勾勒出的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一般均衡模型中，我们就无法建立一个繁荣的自由社会，就不可能有尊严地生活。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许建康  张天悦  周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