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拟剧论闻名于西方学林的欧文·戈夫曼声誉卓著，但是学术界对于他的研究亦不乏批评与争议，诸如以观念性的方式处理情境，拟剧论的行动者掩盖着主体的消亡，呈现的社会世界缺乏权力斗争、阶序等级、历史文化与制度变迁，以及对形式化理论的追求也被会话分析学者诟病。从方法论上看，批评者认为戈夫曼的社会学缺乏充分自洽的方法论原则，存在主题选择任意、概念含糊、资料来源不严谨及整体著述缺乏累积性等缺憾。此外，他的学术语言更具文学性而非科学性。除了这些学术批评之外，不同评论者之间的观点也存在分歧。这些批评、争议与分歧恰恰反映出戈夫曼的研究在理论、方法和修辞文风等方面的独特性，对它们的系统性呈现以及反思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戈夫曼的整体社会思想及其在学科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欧文·戈夫曼 拟剧论 面对面互动 互动秩序

　　作者王晴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3）。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是被广泛阅读和引用的西方社会学家，在其30余年的学术生涯里，他不遗余力地致力于面对面互动研究，试图将其确立为独立、合法的研究领域。戈夫曼对微观人际互动有着极其敏锐的感知力和洞察力，他提出大量描述和理解互动世界的术语与概念，使人们能够从学理上探讨社会生活中原本难以言说或熟视无睹的现象，进而重构微观互动进程及其秩序。20世纪50年代以来，很多社会理论家不断地从戈夫曼那里汲取思想养分，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社会学名家对他不乏赞誉之辞，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更是将其视为“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即使在媒介互动与通信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戈夫曼关于面对面互动的研究仍然不乏借鉴意义，他的学术影响力丝毫没有消退的迹象，而且还进一步延伸至新的研究领域，如技术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以及心理人类学等。任何原创性的思想通常都会不同程度地引发学术界的共鸣或争议，盛名之下的戈夫曼也不例外，他的社会学思想亦引起不少争议，其中有些争议源自20世纪中期宏观或主流社会学对微观社会学的偏见。本文通过结合戈夫曼的个性特征与时代背景，旨在对他的社会学思想进行反思性评述，具体主要从他的治学态度、内在理论张力、方法论矛盾以及语言风格等方面进行阐述，这亦具有重要的学科史和思想史价值。

　　一、学界“独行侠”

　　在西方社会学的历史长河中，有些学者撰写了很多具有原创性和影响力的著作，他们拒绝承认与既有的流派和思潮存在任何关联，戈夫曼就是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兰德尔·柯林斯和罗兰·芒罗（Rolland Munro）如此评价戈夫曼：“他具有玩世不恭的性格。他让人想起电影里的黑帮大佬，就是那种短小精悍的家伙，像是吉米·卡格尼（Jimmy Cagney）或爱德华·罗宾逊（Edward G. Robinson）”。尽管戈夫曼晚年被推选为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但在很多人看来，他是美国社会学界单枪匹马的“独行侠”、不合常规的局外人和闲云野鹤般的超脱者。

　　20世纪50—70年代，美国社会学界掀起了一股潮流，不同学术群体拉帮结派，纷纷建立属于自己的学术阵营。与这种做法相反，戈夫曼不愿将自己归属于任何学派或传统，甚至否认与其他微观社会学研究范式之间的联系。戈夫曼自觉地与符号互动论、行为主义、结构主义、常人方法学以及会话分析等保持“角色距离”，尤其在分析谈话时，他与互动论者的观点亦存在差别。在他看来，诸如“符号互动论”之类的标签过于模糊和宽泛，不能真正表达什么。他也从未声明自己是齐美尔的继承者或受涂尔干的社会学启发，这些都是其他学者的解读。对于原创性的学者而言，简单地将其归入某个既有学派或学术传统可能会肢解与歪曲其原有的完整思想体系。

　　戈夫曼拒绝一切“偶像崇拜的低级形式”，更无意在公开场合推销自己的学术理念。作为公众认知度颇高的学术明星，他不愿接受访谈，拒绝在电台或电视上抛头露面，甚至不喜欢对他的授课或演讲进行录音或拍照。当美国社会学协会宣布戈夫曼担任新的轮值主席一职时，他甚至婉拒刊登自己的照片。终其一生，戈夫曼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尖刻的笔调描画与嘲讽各类谋求私欲的人类行为，他道破了原本“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人际互动真相。作为拟剧论的创造者，戈夫曼选择了拒绝自我表演和世俗社交游戏，极少在公众面前显露他的社会性自我。或许，对于深谙舞台表演艺术的戈夫曼而言，这种非表演本身亦是另一种形式的表演，对此他早已了如指掌。戈夫曼也很少对涉及他的学术批评针锋相对地作出回应，因为在他看来，“评判与反评判并非（真正）对社会的研究”。但有一次例外，诺曼·邓金（Norman Denzin）与查尔斯·凯勒（Charles Keller）在评论《框架分析》（1974）时将戈夫曼斥为结构主义者，他当即公开发文予以回击，驳斥这种粗暴的教条主义式解读。这样的反应实属罕见，戈夫曼通常的做法是在著作里交代研究方法、资料搜集来源以及分析技术等，对他人的学术回应也经常融入有关某个话题的探讨之中。

　　戈夫曼专注于探究小规模事件的微小领域，对自己的研究抱着较低的预期和谦逊的态度，这主要源自他对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定位。戈夫曼当时认为社会学的成熟度不如自然科学，因此建构关于互动秩序的普遍性理论体系为时尚早。他更愿意称自己是经验研究者，确切而言，是关于细枝末节的日常生活之民族志研究者。戈夫曼将社会学定位为一门经验性的学科，对他而言，社会学是某种需要亲力亲为的事业。正是由于戈夫曼主张社会学的现实和经验导向，这极端地表现为他不主张纯粹地研究某位学者的思想，更是反对将某一本著作或某个人的思想奉为圭臬，认为这是将某位思想家的著作而不是社会生活作为终极现实。在他看来，一个人的著作并非社会或生活本身，这是错误的英雄崇拜，终将使社会学变成仪式性的、玄秘的和学究式的职业。因此，戈夫曼极力反对他人专门研究他的学术思想。他的一生很少接受学术访谈，目前学术界谈论较多的是1980年时年轻的比利时社会学者杰夫·费尔赫芬（Jef Verhoeven）对他进行的一次私人访谈。戈夫曼生前尽管曾配合詹森·迪顿（Jason Ditton）编撰《戈夫曼的洞见》（The View from Goffman, 1980）一书，向后者提供历年来的论著发表清单，但他其实不赞成这种“注释性”的工作。戈夫曼逝世之后，遗产执行人尘封了他的个人档案，不向那些准备研究其生平的人开放。戈夫曼无意为自己树碑立传，而自甘成为他人的“垫脚石”。终其一生，戈夫曼无意自我树立为偶像，也拒绝将他人视为偶像。

　　二、双重张力：时代思潮与认识论

　　（一）与时代思潮之间的张力

　　20世纪60年代是充满喧嚣、躁动和叛逆的时代，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西方国家发生了重大事件。这一时期，国际风云变幻莫测，柏林墙的建立、古巴导弹危机及席卷整个欧洲并影响美国的“五月风暴”等，深刻影响着全世界的政治格局和文化生态。60年代后期，美国在冷战中处于战略守势，它在国际上陷于越战泥潭，而国内反战运动、左翼学生运动、女性主义运动频仍，“石墙骚乱”更是开启新一轮同性恋解放运动。60年代也是美国历史上种族矛盾最为严重的时期之一，1968年马丁·路德·金遇刺，直接导致黑人权利运动空前高涨。从6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危机一直到1973年爆发“石油危机”，美国境内各种反主流文化和（嬉皮士）亚文化盛行，年轻一代以各种反叛的方式表达对资本主义的愤懑和反抗，同时也隐射出他们的迷茫与彷徨。旧的价值观日渐分崩离析，新的精神伦理尚未形成气候，“60年代”几乎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和独特的文化现象。在这种跌宕起伏、汹涌澎湃的时代背景下，戈夫曼从表面看来囿于一隅的微观人际互动研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虽然他唤醒人的处境的做法值得令人称道，但他似乎对真实的人类缺乏同情。对他而言，人的存在只是没完没了的一系列博弈中可操控的玩偶。感觉、情绪、爱、恨、自我，似乎没有出现在任何地方。当美国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变得越来越狂躁时，也就越难以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与戈夫曼著作里冷酷的世界联系起来。

　　正因如此，美国左翼学者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等人对戈夫曼提出了极为尖锐的批评，认为他的研究无视结构性、历史性等“关键性”社会学议题，尤其对社会权力、阶序等级和制度变迁等重大问题充耳不闻。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美国社会而言，这种指责并非毫无道理。由于互动秩序是戈夫曼毕生追求的阐释主题，因此他的很多著述都包含一个核心的论点，即任何社交场合都存在一种仪式秩序，它对微观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戈夫曼很少采用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意义上的宏观社会学家经常使用的“结构”术语，但他所说的互动秩序蕴含着一种微观的“互动结构”。这种立场很容易使他遭受保守主义的批评。

　　另一方面，在戈夫曼生活的时代，以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为研究范式的宏观社会学居于支配性地位。当时面对面互动研究的正统性和接受度仍较低，许多社会学家拒绝承认微观互动的研究价值。直到1982年，戈夫曼在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年度主席演讲稿里仍不无遗憾地说道：“我的同仁们仍未被它的价值所打动”。在“正统”的社会学家看来，戈夫曼的研究仅是严肃的制度、组织分析之外的“消遣”或“补充”而已。这正是戈夫曼的社会学与其所处时代之间的张力，至少从表面看来，它呈现为一种“时代错置”，尽管这种张力正逐渐趋于缓和。

　　（二）认识论张力

　　关于戈夫曼的社会学存在不少认识论层面的争议，其中一种与涂尔干式社会学有关，它主要涉及对实践、经验的立场，同时也与会话分析和常人方法学的研究密切相关。安妮·罗尔斯（Anne Rawls）认为，在帕森斯关于涂尔干的重新解读中，涂尔干对实践的强调被退回到对信仰和价值的强调，实践被理解成关于事件的观念性秩序。涂尔干试图区分信仰与实践，将观念和信仰视为实践之衍生物。在涂尔干生活的年代，面对现代生活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社会科学家设法通过回归一种集体意识的形式来分析和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用信仰和观念解释一切。涂尔干认为，这种老式的社会秩序的信仰驱动观最终会毁坏现代生活中业已获得的自由和平等。在他看来，社会问题的根源不是无法维持集体意识导致社会失范与不平等，他认为集体意识在劳动分工高度发达的社会难以存在，因此试图强行恢复集体意识反而对社会有害。

　　社会失范不是由于集体意识缺位，而是缺乏社会正义，它导致未能保持自我调控的实践。尽管劳动分工存在不平等现象，但它具有创造新的自由和个体主义之潜能，进而形成有机团结的社会。然而，这种可能性有赖于建立在正义基础上的自我调控的实践能力，它无法通过缺乏调控的、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来实现，也无法通过回归传统仪式中的信仰来完成。正是由于需要正义来支持自我调控的实践以摆脱观念的束缚，涂尔干担忧继续依赖普遍化的宏大理论会掩盖现代生活中日益增长的实践之重要性，并使正义沦为摆设而失去功能必要性。涂尔干认为人们对现代社会的团结存在误解，社会团结常被等同于共享的信仰共同体，或被简化为观念系统；并且对信仰与实践不作区分。

　　20世纪中期以来，“科学的”社会学系统性地以观念取代实在，罗尔斯称之为“错置的抽象之谬误”。社会秩序不是通过阐释性行动创造的，那只是行动者在以观念阐释行动。罗尔斯认为，戈夫曼在“观念性的还原”和“实践的具体性”之间摇摆不定，他以观念性的方式处理情境类型，实质上重复着社会学面临的古老问题。但戈夫曼的这种观念性取向不是一以贯之的。他早期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1959）及关于面子工夫的分析等都是从实践细节出发，试图将实践带回社会学，使之远离帕森斯而转向真正的涂尔干。然而，在中后期的《框架分析》（1974）与《谈话形式》（1981）里，他的分析变得更加观念化，将互动的经验层次视为次要的，转而关注不同的角色与行为，将它们简化成观念类型。这种研究路径是帕森斯式而非涂尔干式的。在《互动秩序》（1983）一文里，戈夫曼又返回互动细节。也即本质而言，戈夫曼中后期的研究与涂尔干批判的传统社会学并无二致。

　　三、理论的内在紧张

　　（一）无主体的行动

　　道格拉斯·梅纳德（Douglas Maynard）认为，在戈夫曼的互动理论里，行动受游戏规则支配，而情境显得过于理性化。个体在脑海里设想、排练各种互动片段，预期将会出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案。这使戈夫曼的行动者变得机械呆板，犹如上了发条的木偶一般。同时，戈夫曼忽略社会经验的时间维度，对社会过程缺乏关注，尤其是“框架”的观念表明他未重视完整的时间意义。即使是他关于时间的探讨，也是指向线性、可测量、封闭以及隶属于空间的外在时间，而不是可感觉的内在时间。因而，缺乏时间维度成为戈夫曼的社会学的重要缺憾。戈夫曼犹如一位感觉敏锐、眼疾手快和善于捕捉细节的摄影师，他精准地为日常生活中复杂、琐碎和稍纵即逝的各种面对面互动按下快门，拍摄出一张张光彩照人的照片。然而它们终究仅是照片：静止且缺乏时空的脉动感。与对生命时间的遗忘相应的是对主体的冷漠。有些批评者认为，无论是民族志的、行为学的研究还是关于谈话互动的分析，戈夫曼的社会学似乎对主体状态无动于衷。例如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里，他谈论的是自我，而不是主体。从《污名》（1963）到《性别设置》（1977）和《性别广告》（1979），戈夫曼强调的是社会建构视角，个体被描述成具有高度“概化他人”能力的行动者。而且戈夫曼通常对他自身和行动者的阐释、推理过程保持沉默，这混淆了行动者的“在用逻辑”和分析者的“重构逻辑”。总之，在戈夫曼关于个人的模型中，个体缺乏“内在故事”，它描述了一个只有场景没有情节的二维世界。他的研究方法强调社会性的符号，而不是互动的主体性意义。

　　戈夫曼将生活世界视为外在于个体的、并对个体行为产生约束的社会事实。拟剧论将个体还原为一系列角色丛，进而成为悬挂各类表演形式的“衣帽钩”。“衣帽钩”的隐喻成为理解拟剧论视角之缺憾的关键。拟剧论阐述的不是个体，而是“较为传统意义上的类型和人物”。拟剧论里的个体仿佛是受社会和文化操控的傀儡，角色表演、自我呈现和印象管理等都受社会结构与制度的管控，它们都是社会化的结果。在日常的言语互动过程中，不是个体在说话，而是话语通过个体说出来；不是个体展演了真实的自我，而是呈现了想象中他人眼里的“自我”。戈夫曼并不关注是否存在这种自我以及它的真实性，重要的是自我的展演以及如何展演。在哈贝马斯看来，行动的拟剧特征是寄生性的，因为它端赖于以目标为导向的行动结构。在拟剧表演的剧场世界里，角色表演是规范性管控的结果，人与人之间千篇一律，没有个性和情感，只有普遍性的动机和行为模式。这最终导致“能动性极为有限、几乎虚空的自我”。因此，在戈夫曼构筑的生活世界里，本体消失了，剩下的是各种表演、拟像和仿真。在这种面对面互动的理论体系里，主体是缺席的。

　　拟剧论与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存在相似性，但亦有本质不同，这主要表现为拟剧论没有主体，而且这种主体缺位不是解构主义意义上的反主体立场。拟剧论强调情境性，人人生活在当下，他们之间的差异仅在于不同情境下不同的行为策略。戈夫曼的行动逻辑与赌博行为一样，个体终将在螺旋式、结构日益复杂的现实中被彻底吞噬。拟剧论视野下的个体终将面临的是荒芜、孤独和毫无生机的结构化命运。戈夫曼对这种结构性的强调直接宣判了主体的死亡与能动性的丧失，使个体“消解在角色扮演的表演之中”。也即“日常生活的拟剧化构成”这一观点最终导致个体的瓦解，“表面上对自我、能动性与主观主义的强烈关注掩饰着主体之死”。

　　（二）观念（非实践）的社会学

　　会话分析学者对戈夫曼的批评聚焦于他的观念论和类型化思维，这体现在后者关于谈话的分析里。戈夫曼认为谈话是面对面互动系统的重要原型，他视之为社会交遇（social encounter）的重要类型。从完成于1953年的博士论文《一个岛屿社区的沟通行为》到1981年的《谈话形式》，戈夫曼一直关注谈话互动，但他后期的研究越来越趋于概化和观念化。戈夫曼有关谈话形式的研究借鉴了艾弗拉姆·乔姆斯基（Avram Chomsky）的语法学、约翰·塞尔（John Searle）的言说行为、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的普通语言哲学和沟通理论的阐释性范畴，尤其是采用了这些理论中关于语言由可预先规定的结构所构成的观点，这也使他的语言观陷于多义性的争议，同时遭受（后）结构主义和关于意义的语法理论的批评。戈夫曼的类型化思维导致其过于专注分类范畴和规则，他有时对于发现这些规则自信满满，有时自我解嘲这种“过度宣言”。罗尔斯认为，戈夫曼所持立场的问题在于：

　　无论有多大数量的分类范畴用来诠释意指的言说者—倾听者关系（它们可反过来阐明话语的意义），但仍然会由于这些范畴无法消除歧义而存在一定程度的含糊性。这是通过规则和范畴解释语言时会碰到的一个棘手的问题。无论我们如何精细地试图确定各种词和规则的含义，总会留下阐释的空间。在个人或事物的范畴之间总会有被忽略的诸种可能的关系。

　　虽然戈夫曼研究现实生活中的印象管理、面子工夫等，但他没有使用自然发生的谈话互动资料（如以录音/影像的形式）并对其进行详细转录，这一点也被会话分析学者所诟病，认为这正是他无法发现会话与社会场景的构成性要素以及谈话的序列性规则的根本原因。在罗尔斯看来，虽然戈夫曼意识到自我的构成性维度，却忽略交遇的结构和语言的构成性特征。戈夫曼认为自我会对互动施加道德约束，而语言和实践行动的实现却不会产生这种影响。因此，对戈夫曼而言，“所谓的道德场域也是某种存在主义的监狱，因为在他的观念里，语言的结构性特征来源于文化和制度”。

　　尽管互动论者从观念结构转向具体的社会结构，但观念仍然被视为是首要的，甚至实践也被理解成观念性的。罗尔斯指出，戈夫曼关于互动之琐碎性的论述以及确立一种关于情境的社会学都需要观念一致性的背景，但这建立在错误的社会假定之上，即认为社会由正式的社会制度以及与社会化的个人相应的信仰和价值所构成。因此，这种研究无法对原有的社会秩序观产生真正的挑战。作为戈夫曼最尖锐的批评者，会话分析学者还批评他的形式化理论，指责他的行动者显得抽象、僵化，认为其社会学缺乏经验感，甚至是一种“概要社会学”。而常人方法学和会话分析的努力正是对这些细节研究的弥补。在会话分析学者看来，行为过程本身的构成与承认是社会秩序的关键问题，但戈夫曼由于过度关注仪式，缺乏观照互动本身。因此，戈夫曼的著作并非如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是对“那些片刻以及居于其中的人”的研究。

　　（三）历史—制度—文化的缺位

　　除了来自以会话分析学者为代表的微观社会学的批评之外，以古尔德纳等人为代表的宏观社会学家则认为，戈夫曼忽视传统社会学的重要分析议题，诸如社会阶级/结构、不平等、历史背景和社会变迁等，尤其是他呈现的社会世界缺乏权力和阶级斗争、政治支配等。由于戈夫曼忽略社会文化和历史性因素，导致他的民族志视角“缺乏对人格、组织结构以及相应的情感控制标准作出历史性的解释”。戈夫曼的研究是关于“共同在场”的社会学，这种社会理论基于片段式情节，它将社会生活视为只存在于狭隘的人际间情境之中。戈夫曼的民族志没有具体的信息提供者，也没有强烈的时空、历史观念，因而是“反人类学的”。在这些批评者看来，戈夫曼以结构功能主义的范式研究微观互动，即他的社会学是一种微观结构主义，它没有研究社会制度，亦无法解释社会过程。这种研究模式远离历史和社会，是非历史性和非制度性的，它仅聚焦不断流动的交遇中的存在，也就是说，戈夫曼的拟剧现实发生在社会生活的缝隙之间和主导性的社会结构内部。而且他关于行动和经验组织的研究是从历史和社会进程中切下某个行动片段来进行的，如在探讨策略性互动时，戈夫曼指出“能够从任意策略性互动的场合抽离或切除出一段表意性博弈”。这种与历史的人为割裂被认为是社会研究的严重缺陷，尤其是历史亦是道德价值的重要来源。在赫尔穆特·库兹米科斯（Helmut Kuzmics）看来，尽管戈夫曼指出现代组织的某些典型冲突形式，但他缺乏一种“历史起源”的方法和宏观的视野。正是由于缺乏文化和历史的维度，戈夫曼对现代人的认识可能是片面和错误的，没有抓住其本质；然而也正是通过这种曲解，使他“接近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属性的重构”。

　　总之，戈夫曼以行动者为核心的形式社会学没有结合历史和社会结构的维度。他呈现了一个静态的、没有历史的社会，人人都通过角色扮演达到运作一致和情境均衡。个体的行动不会带来任何根本性的变化，也没有剧烈的、实质性的冲突，唯有无穷无尽的适应。换言之，戈夫曼的行动者只是为了适应既有的权力设置，而不是为了彻底的变革。此外亦有批评者指出，除了缺乏完全连贯一致的理论体系之外，戈夫曼的著作还存在另一种内在紧张，即一方面试图提出关于面对面互动的普遍性理论，但同时又对发现这种普遍性理论的可能性深表怀疑。

　　四、方法论矛盾与语言风格

　　戈夫曼社会学的方法论、语言风格和阐释方式也经常成为批评对象，确切地说，让人感到爱恶交织。不少批评者认为，戈夫曼的社会学的主要缺陷在于缺乏充分自洽的方法论原则。作为经验研究者，戈夫曼使用的第一手资料相对不足，研究结论过于草率，且资料来源不够科学。他的著述充斥着各种概念，缺乏清晰性、条理性和连贯性，尤其是缺乏系统的理论化阐述，人们甚至认为他不是严谨的社会学家。大体而言，针对戈夫曼的方法论批评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第一，主题选择与拓展的任意性。戈夫曼也清楚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对此作出的解释是“作为开始，必须允许我任意地选取我（讨论）的范围和层次，而这没有特别的理由”。研究主题选择的任意性往往导致整个作品缺乏累积性，使相关概念的定义显得较为散漫。

　　第二，处理概念的方式。这主要涉及概念本身不严谨及概念挪用问题。戈夫曼提出概念的主要方式是通过重新组合惯常术语，并赋予新的经验和理论意义，这些常识性的概念及其含义没有经过严格推敲便直接进入他的理论词汇库。戈夫曼常以不同的概念指向相同的事物，或以相同的概念指向不同事物，而且他在某本著作里使用的概念在另一本著作里可能弃之不用，而采用另一个全新的概念。总之，戈夫曼更多的是不断地提出新的概念和分类体系，而不是寻求建立某种阐释图式。

　　第三，资料处理问题。戈夫曼的著作充斥着各种类型的材料，它们形成了大杂烩：参与观察的田野笔记、新闻报道、虚构的叙事桥段、广告图片以及其他零碎的生活资料等。戈夫曼的谈话研究经常被会话分析学者批评，后者主要使用录音技术对自然发生的对话进行严格的转录和分析。

　　第四，以“原则性漠视”的态度对待研究方法。戈夫曼很少详细说明他的经验材料的来源，例如怎样具体地搜集资料、个案如何筛选以及关于调查过程的描述等，而只在著作序言部分作简要交代。对很多学院派社会学家而言，戈夫曼缺乏提供一种可复制的和可教授的社会学经验资料搜集与分析的方法。就研究实质而言，他没有从社会科学和哲学的角度提出关于社会生活的真正理论或解释，他的研究路径不符合标准社会科学中“理论假设—演绎推论”的特征。

　　第五，著作缺乏累积性和递进性。在很多传统社会学者看来，戈夫曼的作品缺乏累积性特质；他的很多著作都是论文集，而不是有机统合的整体，读者似乎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开始阅读。戈夫曼不断地重新回到新的起始点，而原有的思想又会以新的概念包装之后重新出现。戈夫曼的作品还缺乏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指涉性，对其中任何一本著作而言，仿佛不存在先前的其他著作。因此，有人隐喻性地批评戈夫曼的社会学是“短篇故事集”，而不是“长篇小说”或“戏剧”，因为他描绘的个体生活缺乏连续性。

　　这些方法论的缺憾让很多人感到不满。戈夫曼之所以惹恼这些评论家，不仅仅是由于“另类”的研究主题和在很多人看来不甚严谨的研究方法，他的“不科学性”还体现在颇具文学色彩的写作语言。与同时代其他社会学家相比，戈夫曼更喜欢引用小说和其他形式的通俗读物，而不是学术共同体里其他学者的观点。戈夫曼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和文学性的语言描述和讨论社会生活中的面对面互动，他的经验材料取自各类轶闻、文学作品（小说、传记）、新闻报纸以及通俗杂志等。这种独特的文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他拥有广泛的读者，同时也让学院派学者心生反感，认为他用华而不实的事例阐述极为根本性的概念。而且，它使社会学成为个人态度的表达，或是过于理想化的阐释。因此，批评者认为戈夫曼不是社会科学家，而是作家。此外，当戈夫曼采用大量的隐喻描述社会世界时，会出现“描述性范畴枯竭”的现象，反而使文字描述变得笨拙不堪和令人费解。

　　事实上，戈夫曼不断地创造新的概念与术语有其合理性。学术研究若使用日常语言作为关键术语，不可避免地会将这些词语先在的含义、假设与价值判断带入学术场域，容易产生混乱和误解。而且当戈夫曼追求形式化和普遍性的理论时，经验内容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尤其是不同社会地位以及具体特征上的差异。无论他所用的材料来自剪报、奇闻轶事还是其他类型的虚构编造，它们在结构上都同等重要。但很多主流社会学家无法接受这种对待社会学资料的方式，他们反对较为随意和杂糅的写作方式。戈夫曼虽没有专门探讨搜集资料的技术性方法，但在他的很多论著里都可以找到有关研究资料和方法的交代。戈夫曼的概念是以实例为支撑的，它们类似于布鲁默的“敏感性概念”，其功能是使研究者对某个问题变得敏感化。在他看来，社会行为科学中没有一个基本概念是真实的，概念仅是分析工具，当它们的目的完成时便可被丢弃。

　　至于常人方法学者批评戈夫曼的社会学给人以经验的假象，这其实是形式社会学的重要特征。从表面看，戈夫曼操弄琐碎的概念与术语，但实质上他从未放弃对形式化理论的追求。就具体的经验研究而言，戈夫曼不认为自己采取的研究方法是一种固有缺陷，因为对一个基础性的行为领域而言，“一种松散、试探性的方法要比彻底的盲视强得多”。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认为，恰恰是这些方法论上的“弱点”成就了戈夫曼，正是基于这些探索性的方法，他才能有新的发现。

　　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策略性互动》及《框架分析》里，戈夫曼大量使用颇具个人特色的社会心理学材料。戈夫曼承认资料选择可能存在代表性问题，但质性研究的代表性本身是一个很难完美达成的标准。研究样本仅提供其本身的信息，而不是总体的情况，从样本到总体的推论须谨慎，因为无法确切地知道可推论的边界。资料来源的择取与分析方法密不可分，如在《公共场所的行为》（1963）里戈夫曼引用的材料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他在圣伊丽莎白医院调查所得的经验材料，另一种是社交礼仪手册描述的礼节性行为规范。戈夫曼选择性地采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材料体现了他的意图：精神病人未能恰当地控制自己的行为表现（忽略自我形象和个人卫生）与中产阶级的社交礼仪规范形成强烈反差。戈夫曼正是通过交互使用这两种材料，从强烈对比中揭示日常生活中习焉不察的细节，并思考互动行为的结构性基础。这也可以看出戈夫曼的思维模式，即从无序、失常反观有序和正常，从细微处探究宏大。

　　五、文本的多重理解与误解

　　当面对开放性的学术文本时，每一位研究者都可以从各自的视角进行解读和阐释，这种解读和阐释与个人的阅历、立场和知识构成密切关联。西方学术界对戈夫曼的态度尤为暧昧，在生前大部分时间里，戈夫曼是美国社会学圈里被边缘化的人物，对他的评价充满争议与矛盾，他既被认为是政治激进主义者，又被认为是保守的中产阶级卫道士；既被认为是经验性的实证主义者，又被认为是形式化的理论家；既被认为是唯名论者，又被认为是唯实论者。评论家们质疑戈夫曼的写作方式和研究方法，批评他的理论、方法和田野资料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瑕疵；

　　他提出的概念缺乏理论根基，著作内容较为含糊、经不起实践检验，仅是不连贯的洞见之集合和各种经验事例的堆砌，它们读起来琐碎而散乱，无法构成有机的统一体。伯纳德·梅尔策（Bernard Meltzer）等人发现：

　　他的研究没有明晰的理论，但有貌似合理和组织松散的参照框架；对解释性的图式无甚兴趣，但有娴熟的描述性分析；几乎没有累积性的（经验）证据，但有启发式的隐喻、感想、轶事和例证；很少有可验证性假设的公式化阐述，但有无数启发性的洞见。此外，我们还发现限定性条件和保留意见的不充分性，因此，（他）对概化的界限缺乏说明。

　　除了持不同立场的学者对戈夫曼的社会学进行批评之外，不同评论者之间的观点也存在分歧，这里枚举两例。第一，关于社会研究的客观性问题。例如，同样是关于精神病院与污名的研究，艾略特·弗雷德森（Eliot Freidson）认为戈夫曼具有强烈的道德敏感性，对全控机构中遭受攻击的自我、被毁坏的污名身份抱有同情心，并产生强烈的共鸣。而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认为，戈夫曼客观的语言陈述是令人质疑的，他使用中性，甚至是技术性的语言，即使采用某些否定性的词汇，也缺乏指控的色彩。尤其是在《收容所》（1961）里，戈夫曼用道德无涉的“等级”而不是“统治”或“宰制”来描述全控机构的权威系统。贝克尔抱怨这种技术性的语言特征，认为它使阅读戈夫曼成为一种“道德上很不舒适的体验”。戈夫曼将军营、修道院与精神病院、监狱和集中营等具有否定性价值判断的机构归为一类的做法也引起某些学者不满，认为它将原本在道德上截然对立或分离的事物同等对待。

　　第二，关于戈夫曼能否称得上社会理论家也存在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戈夫曼并非如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即仅仅是一位敏锐的经验主义者而缺乏理论建树。事实上，即使存在某种程度的不一致，戈夫曼的著作仍有着复杂、相对成熟和自洽的理论。吉登斯明确承认戈夫曼是重要的社会理论家，认为他提出了一套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系统性方法。在吉登斯看来，戈夫曼的作品映射出他试图描述和分析的社会生活之日常形式的情境连续性特征。第二种观点倾向于认为，戈夫曼的社会学缺乏一种系统性理论，与帕森斯不同，戈夫曼的主要意图不在于提出逻辑高度一致的系统性理论图式。例如格雷戈里·史密斯（Gregory Smith）认为，戈夫曼的社会学“展示了系统性的意图，但却无意于建构一种体系”。由于戈夫曼的形式社会学具有新康德主义的传统，这使他著作中的概念框架集合未能形成关于面对面互动的一般性理论。第三种观点认为，戈夫曼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理论家，不应该以是否提出系统性理论框架进行评判。弗雷德森为戈夫曼进行辩护，指出他的贡献不在于发展出一套系统性的社会学理论，而是对人类意识的贡献。因此，试图从他的著作中寻求抽象和系统的理论违背了他的社会学的精神实质。戈夫曼的跨界研究使人们难以对他进行适当的定位和归类。在很多人看来，他的研究取向处于社会学与心理学之间。然而对心理学家而言，秉承涂尔干社会学智识传统的戈夫曼是反心理学的；而对社会学家而言，他的研究又缺乏对社会结构、阶级、组织类型和政治制度等宏大议题进行系统化分析。戈夫曼既被看作民族志学者、互动论者，又被视为愤世嫉俗的评论者、冷峻的观察者或社会理论家。同时，还存在“欧式戈夫曼”和“美式戈夫曼”的分裂，即对戈夫曼进行欧洲式解读和美国式解读。

　　有关戈夫曼的争议还源自对他的误解，大体而言有四种常见的误解：第一，尽管关于呈现性/表演性自我的观念得到了理解，然而它又被再次嵌入到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传统二分法之中；结果，戈夫曼被阐释为证明了能动性和社会结构之间的传统对立。第二，戈夫曼关注策略性行动，因此认为他将策略性行动视为行动的基本形式，策略性约束与强制成为互动秩序基本的限制性条件。第三，认为戈夫曼仅仅关注填充在社会结构之中的关于互动协商的各种细节。第四，认为戈夫曼忽略不平等和制度约束等重要议题。戈夫曼对有关他的批评意见一直反应冷淡。戈夫曼的社会学是开放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自己的立场，他只是不愿介入此类学术争论，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意义是自我澄清的。戈夫曼曾对“符号互动论”的标签三缄其口，但在《框架分析》以及后来他与费尔赫芬之间的访谈内容被公开发表之后，很少还会有人对他进行符号互动论式解读。就针对拟剧论的批评而言，其实拟剧视角的内涵是多维的，它不仅强调互动策略与技巧，也注重人际礼仪与互动道德。何况在戈夫曼看来，拟剧论的措辞和舞台术语仅是权宜性的思维“脚手架”，是认识社会的五种视角之一。他很清楚作为隐喻的拟剧论存在的缺憾，但它远非事实的全部，“世界并不是一个大舞台”。随着叙述的结束，拟剧论的措辞也逐渐淡化，现实显露出它原来的面貌。

　　最后应指出的是，戈夫曼并非没有分析或忽略宏观社会学关心的议题。首先，戈夫曼的社会学不乏关于权力关系的论述，而且这种权力不仅限于微观互动领域，这尤其体现在他对性别不平等的探讨。其次，戈夫曼没有无视宏观的结构性要素，相反他认为社会是第一性的，个体在生活世界中的参与卷入是第二性的，并且承认社会学的核心议题是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再次，他还强调不同文化间的异质性问题，在分析谈话互动时他认为特定的语境能够消除非意图性的行动含义并减少误解，但它也可能无法摆脱阐释者的“文化能力”，如诡辩、老练以及修养等。最后，对于行动与结构之间的渗透和转换关系，戈夫曼以“互动膜”的隐喻加以阐释，这层薄膜结构涉及一套转换规则，它维持着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独特选择关系，从而能够在互动系统内部恰当地处理各种外在的社会特征。互动膜使互动参与者在纷繁芜杂和千丝万缕的世界中能够专注于当下的互动，即某种相对完整的“活动流”，同时又保护互动边界，不至于共同在场的互动系统间产生干扰和冲突。互动膜一旦破裂，也是互动系统和情境崩溃之时。交遇的内在动力学与这种使面对面互动选择性地与外部世界分离开来的边界维持机制密切相关。正是基于这种观念，戈夫曼否认互动秩序与结构、制度属性之间存在某种直接联系，而是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松散耦合”关系。

　　结语

　　1982年底，由于病情迅速恶化，戈夫曼未能亲临现场发表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年度主席演讲，次年，他的演讲稿发表于《美国社会学评论》。在该演讲稿里，戈夫曼将自己毕生的学术事业归结为追寻“互动秩序”。戈夫曼在不同时期关注不同的主题，诸如“自我的生产”，包括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社会产物的自我；与社会地位、权力和表演相关联的“限制性自我”；“社会生活的本质”，主要通过运用拟剧、仪式和博弈等隐喻进行分析，同时关注社会生活的操控性和道德秩序；以及“框架和经验组织”。这些主题都是以互动秩序为导向，可以说戈夫曼给世人留下最珍贵的遗产是他开辟的关于互动秩序的研究，而这种关于互动秩序的微观研究也可以运用于中国社会的情境，尤其是他探讨的互动规则、权利与义务以及“实践式达成”等理念，我们可以用于解释人际交往过程中经历的屈辱与尊严、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展演以及通过举手投足和身势语表达出来的攻击行为与态度等，而这些都是宏观社会学忽略或难以充分解释的社会事实。

　　反支配性制度的倾向、独特的修辞与文风、难以概括的社会思想体系以及充满争议的方法论取向等，这些因素使戈夫曼的社会学风格无法被效仿和复制，它成为一门艺术，而不是某种可传授的技术或一套可供按图索骥的程序。尽管戈夫曼没有创造某个独特的流派，但他调和了社会学研究的内容与形式、实质与风格，加深了人们对微观生活和面对面互动系统的理解。戈夫曼注定不会被世人遗忘，他的学术思想的馈赠形式是一种“现金遗产”，其受赠者可以恰当的方式兑现这种遗产的馈赠。因此，从表面看虽没有形成戈夫曼学派，但近半个世纪以来，戈夫曼式微观互动研究却层出不穷。也许这正是戈夫曼的高明之处：他无视传统的继承法则与学术谱系，他的思想及其门徒却可以自由地穿梭和渗透到不同的学科或门派之中。这是一个真正的无形学派，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戈夫曼无愧于微观互动研究的“无冕之王”。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李文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