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晓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200433）。

　　国内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发展，现在应提出一项更高的要求，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引领到时代问题的焦点上。这将是一个转折，也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主要是在最近40年中获得快速发展的。在1980年前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进程，成立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很多高校也布局了专门的学科。那时马哲史的研究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研究中分化出来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极大地唤起了新的研究氛围，也形成了新的研究动力。所以大体来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或思想史、理论史研究，是从40余年前开始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得到快速推进的同时，不仅卓有成效地开展出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且，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的研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期间，国内学术界出现了许多争论，其聚焦的方向包括马克思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体和主体性问题、“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学术展开，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的研究形成了巨大的推动和刺激，也带来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视角，在学理化、专业化和国际化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因此，回顾这段历史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应当通过总结，使之成为当今学术任务的出发点。

　　在40余年快速发展并取得积极成果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我们固然需要继续保持知识的扩张和学术的积累，但同时还需要采取一种“思想的返回步伐”。这一返回步伐意味着重申三个重要的原理，它们特别是通过黑格尔和马克思而得到阐发的。在马哲史研究的继续推进中，这些原理将不断显现其重要性和决定性意义。所以，我今天主要讲这三个基本原理。

　　第一个原理是：哲学史就是哲学。这个观点我们非常熟悉，由于黑格尔史无前例地把历史性提升为哲学的原则，从而使历史性进入到哲学之中，进入到真正的哲学思考之中。这是黑格尔非常重要的划时代贡献。他强调所有的存在形态都具有历史性，因而就像特定的事物表现为发展的环节一样，事物的整体乃是一个过程。由此他也把哲学的历史性发展看成是哲学的本质。正是这样的要求，使得黑格尔创作了第一部真正的哲学史。马克思、海德格尔和卢卡奇都评论说，黑格尔的哲学史是唯一的一部哲学史，或者，一般来说哲学史是从黑格尔的哲学史开始的。

　　按照这个标准，一般说来的许多哲学史，大概只能算是历史编纂学的东西，还不能叫真正的哲学史。海德格尔很明确地区分了“历史学的”东西和“历史性的”东西。后者在哲学上是特别从黑格尔开始发展起来的。这个方面需要深入地加以把握并成为一个根本要求。我们今天研究思想史、理论史、哲学史，不能仅满足于一些历史材料的补充和历史细节的增益，而是要能够提升到这样一个高度，即哲学就是哲学史，而哲学史就是哲学。它一方面意味着特定的哲学本身是一个历史性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意味着这种历史性本身是通过特定的哲学而得到展现的。所以黑格尔能够在他的哲学史中，把历史上以往的思想史贡献，看成是哲学精神的诸环节，以及这些环节的不断展开，而这样的展开过程又只有通过哲学辩证法才能得到积极的描述和真理性的把握。因此，我们尤其需要思考，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时候，究竟要具备怎样的一个哲学上的要求，并且要在怎样的一个高度上来谈论我们已然面对的历史学材料和文献学内容。

　　对于今天的马哲史研究来说，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哲学史和理论史要立足于哲学理论，而不是满足并止步于材料细节的发明。在哲学和哲学史的内在相关性中，我们要能够获得关乎本质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理论史的研究提升到这样一个高度，简单来说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已经立足其上的那个高度。它不是材料的堆积或者罗列，也不是仅属于历史编纂学的东西。它意味着：材料的内容和细节是在同特定哲学的本质相关中获得其意义规定的，因此，马哲史研究的推进要求对马克思哲学本身理解的进一步深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经历了马哲史40余年的研究和积累，现在有必要把哲学史研究和哲学研究高度统一起来，并且通过这种统一来取得更加深入的学术成果。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黑格尔和马克思把握住了哲学和时代的本质关联，“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这意味着，哲学史必和哲学相关，而哲学必和时代相关。对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来说，这里体现出两个基本要求：第一，我们的研究是否和时代本质相关？第二，这种相关是否通过思想来获得积极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前面说到的一般属于历史编纂学的东西，或者一般属于历史材料的堆积、汇集或罗列的东西，很难成为真正的理论史或哲学史。所以，时代问题应当在我们的研究中得到体现，而不仅是故事堆积或者博物馆里的东西。如果所谓的哲学史研究，其中很少能看到那个时代，也很少有真正属于通过思想来把握的东西， 那就很难说这是真正的哲学史。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经过了40余年的积累和拓展，应该能够让时代的处境和问题在我们的研究中突出地显现出来。普遍的理论反思只有深入到时代的现实性中，才能成为思想的任务，才能成为被思想把握住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理论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如果它本身要成为理论，要成为思想的话，那么它就必须在与时代的深入关联中来开展研究，从而使时代的本质性在这样的研究中不断被揭示出来。这是我想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当今时代问题的焦点。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重大问题，如何在哲学中反映时代的问题，这是哲学的任务，也是今天马哲史研究的任务之一。“时代问题的焦点”是马克思多次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因为哲学、理论、思想并不是平铺在所有的问题上，而是要能够聚集在时代问题的焦点上。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如果想从德国的现状本身出发，即使采取唯一适当的方式，即否定的方式，结果依然是“时代错误”。“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制度，但是按照法国的纪年，我也不会处在1789年，更不会是处在当代的焦点。”在另一段，马克思写道，“因此，当我们不去批判我们现实历史的未完成的著作，而来批判我们观念历史的遗著——哲学的时候，我们的批判恰恰接触到了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

　　在马克思看来，德国人乃是当代哲学的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历史的同时代人；因此，正是在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时，才可能接触到当代问题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启发性的论断。我们做思想史或哲学史研究，不仅要使这样的研究能够揭示一般的时代状况，而且尤其要联系到时代问题的焦点。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讲到法国、瑞士、波兰、德国，也讲到了英国和美国，但是他们特别强调：共产党人要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做马克思主义理论史、哲学史的研究，同时也是做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需要联系并反映特定的时代，而且应该能够接触到当今所谓问题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这是很重要的思想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当今的时代正处于急剧的变革中，即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的哲学研究、哲学史研究能不能把握这样一个变局，能不能触动当今时代问题所在的焦点，是对我们所做研究的一个真正考验。

　　我们应该由此去了解，今天的马哲史研究在其特定的学术领域中展开的同时，还将承担起怎样的思想任务。这个思想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把握时代，并且能够真正触动时代问题的焦点。当然，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乃是一个综合各方面的工程，它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和内容，它会采取各种各样的研究方式和工具。但是从总体上来说，特别是从马克思已经达到的理论高度来说，它要求使哲学史的研究同时成为哲学的研究，要求使这样的研究能够反映时代的问题，并且能够站到时代问题的焦点上。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薛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