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苏联解体后的30年时间里，俄罗斯哲学界的个体意识得到强化，但哲学在推进俄罗斯形成独特的社会意识方面很难说已经取得成功。同时，俄罗斯社会，特别是最近5—10年的内外现实给俄罗斯哲学提出了构建新的社会意识的任务。当代俄罗斯哲学需要回答社会意识提出的现实问题：西方社会的所谓普遍价值真的具有普遍性吗？俄罗斯能否提出自己的文明规划？俄罗斯文化的基础即文化逻辑何在？西方文化的基础是一种“实体的逻辑”，阿拉伯文化的基础是一种“过程的逻辑”，相应地，俄罗斯文化的基础是一种“全主体性”的逻辑，它就是当前俄罗斯文明规划的理论基础。俄罗斯不但应该，而且也能够提出自己的文明规划，这是俄罗斯哲学当前极为紧迫的任务。

　　关键词：个体意识 社会意识 文明规划 文化逻辑 全主体性

　　作者斯米尔诺夫（А. В. Смирнов），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

　　译者张百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北京100875）。

　　对于我来讲，能够和中国哲学界的同仁进行交流，这是巨大的荣誉和责任。当今世界，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的现实境遇变化非常快，时代要求我们对此做出回应。我们这次交流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它符合时代的要求。从1991年苏联解体至今已经过去了30年，在这30年中，俄罗斯的内外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需要对这些变化进行思考。今天我们聚焦一个问题：哲学和社会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一、俄罗斯哲学需要回应俄罗斯当前的社会意识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意识形态限制被取消了，这不仅在哲学里，而且在整个社会空间里，都没有了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俄罗斯的宪法同时明确规定，俄罗斯不存在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近30年来，俄罗斯哲学界主要做着补偿工作，整个20世纪，俄罗斯哲学落后于西方哲学，缺乏太多的东西了。我们大量翻译了欧洲和北美哲学家的著作，出版各种哲学杂志，介绍西方各个哲学方向和哲学流派的理论成果。在俄罗斯哲学界，包括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产生了各种哲学流派。换言之，现在的俄罗斯哲学在做自己的研究，每个哲学家都在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发展自己的哲学立场。有两个范畴可以描述俄罗斯哲学界当今的状况：一是个体意识，二是社会意识。可以说，这30年，俄罗斯的每一个哲学家的个体意识都获得了强化，与此同时，整个哲学界也同样获得了巨大的强化。从个体意识角度看，这意味着俄罗斯的每个哲学家和整个哲学界的个体意识都获得了强化。但是，哲学对社会意识的影响却非常小，即使有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哲学家们都在潜心研究自己的问题，但是，很难看到他们的研究对俄罗斯社会意识有什么影响。换言之，以个体意识为代表的哲学单独存在，社会意识单独存在，二者互不相关。

　　那么，在这30年里，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自从1991年之后，两极世界瓦解了，现在只剩下一极，就是美国。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向其他国家指定和输出自己规则的国家。这个情况是好是坏，问题很复杂，不是简单可以回答的。问题复杂性在什么地方呢？比方说美元，众所周知，美元是世界上的主要外汇，世界经济贸易的70%—80%都用美元结算。毫无疑问，这很方便，全世界有一个共同的结算尺度。但是，从另一方面说，美元是每个国家都在使用的外汇，这对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好。就民主而言，毫无疑问，在当今世界，民主成为所有人共同的信念，所有人都认为民主是一个非常好的政治建制形式。针对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不想被边缘化，那么，它们的政治家都不敢说我们不需要民主。可以这样说，民主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种普遍价值。在经济上，总体说现在的世界经济是自由市场的经济形式和贸易形式，没有人反对这一点，所有的人都在通过自由市场进行经济贸易，这种经济形式具有普遍意义。

　　我们做个结论，事实上，有这么一种对所有人而言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我们把它称为文明规划。有一个普遍适用的文明规划，它涉及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比方说，政党、人权、议会等，这些东西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其实，把欧洲或西方的文明规划当作普遍的文明规划，这个做法现在在俄罗斯依然是主流，不单单在哲学家中间是如此，在整个俄罗斯社会也是如此。如果这样，那么我们必须同意，整个世界都得走同一条道路。当然，一些国家可以顺利地和完整地推行这些价值，而其他国家看似相对有些滞后，但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得走这条道路。这样，整个世界都奔向一个共同的前景。所以，整个世界的发展是线性的，它沿着同样的规则往前走。如果这样，我们就没有必要反驳单极世界。针对单极世界，有一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建制，它具有普遍意义，人们都奔着这一前景去发展。那么，为什么还要反驳这个单极世界呢？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哲学的维度做一个补充。哲学是研究一般的、普遍的东西，哲学就在寻找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苏联解体后30年以来俄罗斯哲学一直在沉默。什么是俄罗斯？俄罗斯有没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关于这个问题，俄罗斯哲学在沉默。为什么沉默？就是因为俄罗斯哲学界默认有一个欧洲普遍的文明存在。言外之意，不存在俄罗斯独特发展道路的问题。既然如此，俄罗斯肯定想进入欧洲各民族大家庭，成为西方世界的一个部分。但我们也知道，欧洲并不接纳俄罗斯。

　　如果看看国际政治最近30年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明显地可以感觉到，在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发生的主要事情是欧洲把俄罗斯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让俄罗斯成为欧洲的一部分。我们知道，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北约扩张到了俄罗斯的边境，当时俄罗斯人并不感到惊讶。但是，今天则不然。今天俄罗斯人不能不惊讶,因为现在的处境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边缘。因此，今天这一情况引起了人们的不安。这一处境在俄罗斯已经被人们意识到了，包括社会意识。整个俄罗斯社会已经意识到这个危险的处境，比如普通民众、哲学家们以及领导层都意识到了。西方对俄罗斯现在充满仇视。我们认为，罪过不在俄罗斯。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知道，在俄罗斯，从国家领导人到部长，再到整个社会意识，所有人都认同西方的普遍价值。比如民主，我们在走民主道路，比如市场经济、人权等，西方的这些东西我们都接受了。但是，为什么西方对俄罗斯还如此仇视呢？看来，原因并不在俄罗斯。

　　我们的哲学界今天面临一个非常明显的处境——对立。一方面，最近30年里，我们的哲学处于一种封闭状态，哲学家们集中研究自己的问题，提高自己的职业素养；另一方面，社会有对哲学的客观需要，因为社会非常希望哲学界对当前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做出反思。现在的一个极为尴尬的处境就是，一方面社会对哲学有需求，但另一方面哲学对社会需求没有回应。换个说法，俄罗斯现在发生个体意识与社会意识对立的问题。个体意识主要指哲学家们的个体意识，社会意识指整个国家对哲学的需求以及哲学对现实所做的回应，在它们之间发生了对立。

　　关起门来搞哲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哲学要回应社会需求。确实，在当代俄罗斯社会，业已形成的社会意识，它有客观的需求，它要求对自己的需求做出回应。我们认为，这一回应当是哲学的回应，这是哲学与哲学家的任务。因为任何其他学科，包括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都没有办法对此做出合理的回应。这一回应的核心在于反思欧洲文明或者西方文明规划是不是普遍的。欧洲文明规划自己奢望成为普遍的规划，但实际上，它不是普遍的。因为欧洲文明的规划排斥了很多国家。比如，它排斥俄罗斯、伊朗和朝鲜，还有中国。为什么不把这些国家也纳入自己的规划呢？今天的处境有一个特点，这是我们非常清楚的。俄罗斯、伊朗还有其他几个国家，无论它们怎么做，即便它们满足了西方提出的所有条件，按照西方的规则去生活，但西方人或欧洲人照样能找出借口说，你们不够文明，你们不符合我们提出的普遍标准。对这类问题做出回应，这是时代的客观需求，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样的需求，而且我们认为这个回应只能由哲学做出来。

　　二、非普遍性价值的普遍性何以可能

　　西方人提出的文明规划到底是不是普遍的？既然他们声称自己的文明规划是普遍的，为什么又排除了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在世界上拥有庞大的领土和大量的人口。所以，我们有权利怀疑西方文明规划的普遍性。这个问题应该由哲学来探讨，任何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都没有办法讨论，它们甚至提不出这个问题，更何谈回答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谈的主题——俄罗斯哲学的当前任务。针对俄罗斯到底有没有自己独立的文明发展规划的问题，俄罗斯哲学应当给出自己的回答。作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以及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俄罗斯有没有自己的文明规划？这一问题就是当代俄罗斯社会意识所关注的问题，我们的哲学应该对这个问题做出自己的回应。

　　首先，俄罗斯有没有自己的文明规划，这个问题有没有必要提出来？我的答案非常明确，必须提出这一问题。现在我们非常清楚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其主要特点就是二元对立式。西方人所受的教育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基础上的，或者说是建立在西方理性主义基础上的。毫无疑问，欧洲理性主义源自古希腊。西方教育的基础是文明和野蛮的对立，它们之间是不兼容的。比方说，如果向西方人证明，俄罗斯或伊朗在哪个方面、哪一条款上不符合西方的文明规范，那么，他们就会做出结论，它们是野蛮的。这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

　　最近几年或者几十年，不论是俄罗斯的宣传机构，还是它的政治立场，都可以概括为保卫性的。我们保卫什么呢？西方人指责我们是不文明的，那我们就保卫自己不遭到这个指责。是的，我已经强调，俄罗斯的宪法规定了，我们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但是，实际上，我们肯定还是有意识形态的，那就是坚信我们还是欧洲人，我们应当走欧洲道路。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得按欧洲人的标准处事，欧洲人认为什么是野蛮的，什么是文明的，我们就得随之承认，以便证明我们有多么文明。我们就通过这个方式保卫自己。然而，我们这个保卫性的立场从一开始就是失败的。那么，不坚持这一保卫性的立场，我们还能怎么办呢？我们还可以采取进攻的立场。什么是进攻的立场？就是不要再证明我们多么文明，不要论证我们应该如何按照西方的方式制定自己的文明规划。我们不需要按照西方文明的方式制定我们自己的规划，我们要提出自己的文明发展规划。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获得胜利。否则，如果按照西方人的二择一的逻辑来看，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除了西方人之外，我们都是野蛮人。

　　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如何理解人？我们习惯于西方对人的理解。他们认为，人是独立的个体。如果追溯到古希腊哲学，那么，它就是这样理解人的，即把人理解为具有独立个性的独立个体。比方说，西方建立党派的目的是保卫自己每一位成员的权利。如果这样理解人，那么，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人显然与其他个体是对立的。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都是对立的。卢梭提出的社会契约论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保卫每一个人独特的个性。所以，西方的民主制度就建立在对人的这个理解的基础上。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西方人对人的理解，即把人理解为具有独立个性的独立个体，这个理解是普遍的吗？在中国的儒家学说中，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这里，人首先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被理解，比方说家庭，只有在家庭关系中，人才能被理解。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在儒家里，国家如同一个大家庭，必须在这个关系下去理解人。所以，必须严肃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西方人把人理解为单纯的个体，与其他人是对立的个体，这种理解是唯一的吗？

　　1995年，在美国的夏威夷召开了第七届“东西方哲学家大会”。当时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问：“杜维明先生，儒家学说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好处？”显然，罗蒂之所以问这样的问题，第一，他是实用主义者，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第二，他认为存在一种普遍价值，只有普遍价值才能为所有人带来好处和利益。杜维明先生当即给予强烈的回击，因为这个事情激怒了他。对于中国来说，儒家学说就是它的历史，怎么能用好与不好来衡量呢？如果承认西方文化的二择一的逻辑，那么必然会有这样一个结果，按照西方的标准，我们就是野蛮的。因此，就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俄罗斯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文明道路和发展方案？我的回答毫无疑问是肯定的，即俄罗斯应该提出自己的文明发展规划和发展方案。如果我们不提出这样的方案，那么，我们只好接受西方的方案。一旦接受西方的方案，就会有一种危险，即我们将成为野蛮人。按照欧洲的方案，总能找到我们不符合他们的规范之处，一旦找到之后，他们就会把我们列入野蛮国家行列。所以，这样欧洲国家的文明规范是不适合我们的。事实上，欧洲把一些东方国家列入了野蛮国家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在军事上不够强大，它将面临灭亡的危险。针对俄罗斯，为什么非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它涉及了俄罗斯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好在今天在我们的国家，这一问题已经被俄罗斯社会以及领导层意识到了。需要提出这一问题，在这一点上，俄罗斯社会已经达成共识。

　　其次，俄罗斯有没有自己的文明方案？如果有，这个文明方案与欧洲的有什么不同？具体而言，我们拿什么去与欧洲普遍的文明方案对抗呢？在我们当今俄罗斯的思想空间中，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俄罗斯是一个独立的文明国家，它有自己的文明，有自己的传统。但是，我认为，这一答案是很不成功的。俄罗斯用自己的传统价值去对抗西方的普遍价值，这一对抗对俄罗斯来说是非常不成功的。为什么说这个解决方案是不成功的呢？正是因为传统价值是俄罗斯的，它们不具有普遍性。如果坚持俄罗斯传统的价值而不要西方的所谓普遍价值，那么就有一种危险，即我们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这些传统的价值是俄罗斯的，而不是普遍的，所以，我们自己就把自己隔离、封闭起来了。这个解决方案就等于向后看，而没有向前看。如果我们一直封闭自己，那么就没有办法和别人合作。现在任何领域，包括政治、经济领域，合作的前提就是找到共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如果俄罗斯一味坚持自己传统的价值观，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基础就没了。找不到共同点，怎么合作呢？俄罗斯同中国、伊朗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合作，同非洲合作等，都是如此。这就是用俄罗斯的传统价值对抗西方的普遍价值失败的原因。

　　此外，什么是俄罗斯的传统价值呢？通常所理解的俄罗斯传统价值就是宗教价值或宗教传统。我们看一看，生活在今天俄罗斯领土上的民族都有哪些宗教传统。毫无疑问，有东正教传统、伊斯兰教传统、佛教传统、萨满教传统，还有一些更小的宗教传统，比方说犹太教、新教、天主教等，相对而言，它们的信徒数量比较少，但是，也都属于俄罗斯的宗教传统。如果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俄罗斯的传统价值不是单一的价值体系，每一个宗教传统都有一套自己独立的价值体系，而且这些价值体系之间是不相容的。我们很难把所有这些宗教都融合在一起，比如东正教是一种价值体系，伊斯兰教是另外一种价值体系，佛教是第三种价值体系，等等。所以，俄罗斯的宗教处境是非常复杂的。可能有人会用美国的例子来反驳我的观点。比如，在美国，也有很多宗教形式，东正教、新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几乎所有的宗教在美国都存在，而且在美国的处境都很好。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美国人的身份认同跟我们是不一样的，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只通过政治程序。美国不是根据文化传统和宗教传统来确定某一个人的身份与地位，而是根据美国的公民身份来界定的。所以，美国是一个公民社会与公民国家。换个说法，在美国，公民的身份是主要的，文化传统与宗教传统是次要的。俄罗斯是否可以走美国式的道路，以解决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呢？这是不行的，因为俄罗斯与美国的处境是完全不同的。简单说来，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无论我们上述提到的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等，在美国都不是原住民，都是从某个地方移民到美国。这个移民过程伴随着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个人一旦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来到了美国，那么他就要放弃原来的宗教属性、文化属性，或者把二者降到次要地位，因为政治程序才是主要的。这是美国的情况。但在俄罗斯却不同，俄罗斯有基督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还有其他各类传统宗教的信徒，这些人不是从哪儿来的，而是祖祖辈辈一直就生活在俄罗斯的土地上，他们不是移民，这是一个重大的差别。就在几年前，俄罗斯曾准备颁布一套法律，按照美国的方式把民族属性和宗教属性降到次要地位，而把政治程序提到首要地位。但是，这一方案一经提出，便遭到强烈地反对，最后彻底失败了。那么，是哪些人最先反对这个方案呢？不是东正教徒，而是伊斯兰教徒，尤其是生活在高加索地区的伊斯兰教徒。他们为什么反对呢？他们认为，这项法律一旦通过，就是对自己民族根源、民族文化的剥夺，即剥夺他们的身份认同。所以，他们坚决反对这样的法律。既然俄罗斯有这么多的宗教传统，那么就有两个问题：第一，如何把所有的宗教传统都聚合在一起？第二，我们知道，俄罗斯东正教的中心在莫斯科，但是，俄罗斯的伊斯兰教徒认为，他们的中心不在莫斯科，甚至不在俄罗斯，而在麦加。俄罗斯的佛教徒认为，佛教的中心也不在俄罗斯。当然，犹太教中心也不在俄罗斯了。如果俄罗斯以宗教传统价值为核心，每个宗教信徒都朝向自己的中心走去，这样下去，俄罗斯最终将发生分裂。

　　在当代俄罗斯的社会意识里已经存在一个非常成熟的见解，即我们应当提出自己对俄罗斯的历史命运以及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看法，针对这个问题，俄罗斯社会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目前只有一个方案，这就是刚才说过的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而且，这个方案不是由哲学家们提出来的，而是由宗教活动家、政治家提出来的。我已经指出，这个方案是失败的。显然，提出这一方案的人力图用俄罗斯传统价值对抗西方的普遍价值。这不是一个在哲学上具有充分依据的方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已经看到，当代俄罗斯哲学应当有这样一个客观的使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俄罗斯哲学应该对所有这类问题的答案都做出批判性的考察；另一方面，我们要从哲学的角度给出自己的答案。我们的任务是用哲学的语言找到一种方法来提出或者表述自己的文明规划，在提出自己文明规划的同时又不能否定普遍性。不能说，我们俄罗斯有独特的文明规划、独特的发展道路，并且我们与其他所有国家的都不一样。我们提出的这个规划是我们自己的，但是，它不应该否定普遍性。换个说法，这个文明规划就是普遍性的。一个悖论的说法就是，我们要找到表达非普遍性存在的普遍性。既然如此，我们看一看怎样去表达非普遍性存在的普遍性。

　　我们在这里用到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文明。我们知道在今天，文明的概念是非常流行的。关于文明的问题，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几个著名思想家提出过自己的文明理论。首先是俄罗斯文化学家丹尼列夫斯基，他在19世纪中期提出了自己的文明理论。其次，最突出的文明理论是由20世纪初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提出的。然后，还有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他有一部多卷本的历史学著作叫《历史研究》，其中也包含一个文明理论。还应当提到的一个人是俄罗斯思想家索罗金，他是社会学家，后来移民到美国，但是他的思想实际上在俄罗斯就已经形成，他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后，还要提到一个主要的人物是亨廷顿，他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可以这样说，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大谈特谈文明的概念，并提出各种学说和理论。在法国出版了一系列著作介绍美国文明、犹太文明等世界上的各类文明。总而言之，文明这个概念是非常流行的。然而，我们要提出自己对文明的理解。

　　上面提到的几位思想家对待文明的立场有很大差别，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认为，文明在内容上是不同的，而在形式上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所有的文明都有共同的逻辑，都有共同的规律性。我认为，这样理解文明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的，因为这里的逻辑和规律性涉及理性问题以及合理性的问题，这是最基础性的问题。按照他们的说法，文明的基础都是一样的，因为文明的逻辑是一样的。如果文明的基础都是一样的，那么文明和文明之间的区别就是次要的，没有办法谈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实质性区别。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区分这些不同的逻辑、不同文明的逻辑、不同文化的逻辑。这与此前的思想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我们所理解的文明与文化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简言之，文明是物化的文化，文化落实在物质上就形成了文明，落实在建制上也形成了文明。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文化的逻辑，并且找到文化逻辑间的区别，那么就可以在原则上区分出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文明。这样，文明之间的区分就有意义了，接下来我们就可提出自己的文明规划了。

　　三、俄罗斯的文化逻辑与俄罗斯的文明规划

　　根据我们对文明的理解，任何一种文明，如果把它看作是普遍的，那么，这个做法很显然是错的。因为文明的基础是不一样的。我们说，有不同的文化逻辑。这是我们首次提出来的吗？不是的，曾经有人提出这一问题。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它们说明的是两类不同的文明，一类是阿拉伯文明，一类是中国文明。

　　我先提及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摩洛哥著名哲学家扎比里，他于2010年去世，第二个是当代法国哲学家于连，我知道他的著作已经翻译成中文了。两个人都是哲学家，这一点非常重要。此前我们提到的那几位思想家，比如丹尼列夫斯基、汤因比、斯宾格勒等，他们都不是哲学家，而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扎比里和于连是作为哲学家提出文明规划与文化逻辑问题的，很显然，这个问题涉及理性的问题，这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它将决定这一问题的所有其他方面。扎比里写了四卷本的著作《阿拉伯理性批判》，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一套理论，认为阿拉伯人的理性与西方人的理性是不同的。他借用了法国哲学家福柯的“知识型”概念。阿拉伯人有自己的一套理性体系。阿拉伯理性有自己的特殊性，有自己独特的原则。扎比里的这部著作非常重要，也非常著名，已经翻译成英文，有些部分已经翻译成俄文。他提出，阿拉伯文明有自己独特的理性体系。具体而言，阿拉伯文明有自己的范畴体系、逻辑体系、证明手段以及真理标准，最主要的是有自己的一套政治思想。比方说哈里发制度，这一制度是没有办法用西方政治学理论来研究的。换言之，没有办法把哈里发制度塞进西方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因为它不符合西方政治学的概念范畴。哈里发制度既不是君主制，也不是民主制，更不是神权政治，因为哈里发制度是一套完全独特的政治体系，他有自己的逻辑，因此完全不符合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扎比里以此来证明，存在一个独特的阿拉伯理性。作为哲学家的扎比里提出的这套理论立即引起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他的书几乎每年都再版。

　　上面提到的于连是法国人，他也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但他是从外部来看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的。于连自己解释过，他为什么关注中国。他是研究希腊哲学的，起初他也没有打算研究中国。但是，他发现在研究希腊哲学的时候，没有办法理解希腊哲学的独特性，因为他太熟悉希腊哲学了，无法弄清楚希腊哲学的天才之处到底在哪里。当代欧洲各个国家的文化和文明都源自希腊文化，却在弄清楚希腊文化的独特之处时遇到了困难。于是，他就开始研究中国文化，他想了解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明是怎么建立的，然后再反过来认识希腊文化。于连非常严肃地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到底有什么区别？他认为，其实西方人根本没有办法认识中国和中国文化，尽管有非常多的西方汉学家，有非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西方人之所以不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文化的基础是什么。所以，于连提出一个任务，他自己要建构一个“中国”。那么，该怎么建构“中国”呢？在这里，不能依赖希腊文化，而应该完全按照中国人自己的那套理性与心智来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于连提出不依赖希腊文化来研究中国文化，在西方比较文化研究领域，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提问方式。一旦欧洲这一套理性被拒绝了，那么还剩下什么呢？这就需要考察一下，在中国内部，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独特理性。我个人非常喜欢于连的这本书，因为在这本书中作者将这一问题提高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这个人很诚实，而且他自己并没有给出完整的答案，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我不太了解当代中国哲学家们是否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中国文化到底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理性和合理性？中国哲学家是否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扎比里和于连这两位哲学家按照哲学的方式提出问题，即作为文化基础的理性是不同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现在我们回到俄罗斯的问题，即我们是否可以提出俄罗斯的文明规划，如何理解俄罗斯的文明规划？毫不怀疑，中华文明是独立的，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文明，有自己的文明基础。阿拉伯文明也是一样，尽管阿拉伯文明不那么古老，但也是一个庞大的、独立的文明体系。那么，俄罗斯有没有自己独特的文明呢？这个问题只能这样来解决，需要在俄罗斯文化中找到一套独特的逻辑，就是作为俄罗斯文化基础的逻辑，这个逻辑与其他文化的逻辑是不同的。或者需要论证俄罗斯也有自己独特的理性，有自己独特的心智或生活方式，它们完全都是自己的。如果能够找到这些东西，那我们就可以说，俄罗斯的文明是独特的，如果找不到，那么这也将意味着俄罗斯没有自己独特的文明。这个问题是开放的，现在仍然没有获得解决。因此，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下面我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

　　我个人认为俄罗斯有自己的逻辑，可以找到作为俄罗斯文化基础的独特逻辑。要想找到这样的逻辑，有一条途径，这就是在19世纪俄罗斯文化里已经提出的两个范畴，它们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一个范畴是“人类全体的”（вс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范畴，一个是“人类普遍的”（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范畴。“人类普遍的”相当于普遍的意思。但是，还有一个范畴，我正在使用它，我不清楚其他人是否也在用它，这就是“全主体性”（всесубъектность）的范畴。什么是全主体性？我举个例子。俄罗斯有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阿鲁秋诺娃，她指出俄语和欧洲语言（包括英语和德语）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区别。欧洲语言重点集中在主体上。比如，欧洲人说“我感冒了”，“我”是主语、主体，谓语是“感冒了”。但在俄语里不这样说，在俄语说“我有感冒”。在这里，“我感冒了”中的“感冒”成为主要的，“我”变成次要的，因为“我”变成第二格，而“感冒”是主体（第一格）。这就是俄语与其他语言的差别，其中，句子里的“我”经常被降格，其他成分则被突出出来。

　　有一个概念叫作“语言的世界图景”，它表明人在看世界的时候会受到一定语言体系的影响。人要通过某个语言体系来看世界，语言的范畴会影响人对世界的看法。这是美国的两个语言学家萨皮尔和沃尔夫发现的。语言的世界图景理论的主要含义就是语言的相对性，人对世界的看法取决于语言。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来看问题，那么，俄语中就存在一个俄语的世界图景，其中主体不集中在“我”身上，“我”变成第二格了。如果我们认为第一格是主体的话，欧洲语言中第一格就是“我”。在俄罗斯语言表述中，“我”不是主体，主体被分散了，主体不是“我”，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我”。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欧洲人所理解的个体、个性与俄罗斯人所理解的个体、个性是否有共同之处呢？绝对没有，因为从语言规范来判断，欧洲人所理解的“我”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一切都以“我”为中心，主体是唯一的、独立的，其他人也有自己的主体性，每个个体都没有办法干涉其他个体内在的东西，不能干涉别人的生活，主体和主体间都是彼此独立的。但是，在俄罗斯不能这样。按照俄语语言规范，“我”被降为第二格，同时，他者的主体性获得承认。换言之，“我”存在的前提是必须有其他主体的存在，“我”不是主要的。在欧洲人那里，“我”是主要的，但在俄语中却不是这样。按照俄语的理解，这个第二格形式的“我”的存在要依赖很多他者的存在。在句子里，“我”不是主语（主体），“我”也不是唯一的，不排斥其他的主体、其他的“我”。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全主体性。我举个例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如果要建造一座人类幸福的大厦，但是只需要一个小孩子的一滴眼泪为代价，那么我也会拒绝建造这样的大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思是说，假设我们人类建立文明的大厦，在这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幸福的，但是，建立这个文明大厦的代价是要用一个小孩子的一滴眼泪，意味着人类建造这个大厦的时候，要伤害一个小孩子，即让他掉一滴眼泪。按理说，这个痛苦是很小的。那么，试问你是否同意建造这个幸福的大厦？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绝对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不能用我的幸福来侵害别人，我之所以存在，并能够获得幸福，其前提是所有人的幸福，一个人都不能放弃，连一个小孩子都不能放弃。这就涉及对人的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毫无疑问，欧洲人对人的理解不具有普适性，这个理解在俄罗斯是行不通的。因此，不能把欧洲人对人的理解强加到俄罗斯人身上，也不能强加给阿拉伯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因为他们都有自己对人的独特理解。

　　欧洲人有他们对人的理解方式，我们有自己对人的理解方式，那么很显然，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制度也应该有所不同。比如民主，可以说整个欧洲的民主制度都是建立在欧洲人自己对人的理解上，这一理解就是人是单独的个体。以人的个性的独立性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就是为了保护每个独立的个体，这是他们的民主制度。我们俄罗斯人有自己对人的不同的理解，俄罗斯应当也有一套政治制度来保障我们对人的理解，现在俄罗斯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处境。

　　俄罗斯应当有自己的文明方案，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文化逻辑，正因为这一点，俄罗斯人总会遭到别人的指责，他们认为俄罗斯不民主，俄罗斯所实行的民主制度不是真正的民主。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实现所谓的“真正的”民主呢？实际上，我们只需要适合自己的民主就行了，只要它符合我们对人的理解就行了。欧洲民主制度建立在个体的独立性的基础上，在这里，人与人之间是对抗的，欧洲的民主制度就是为了保障人与人之间在对抗基础上不发生灾难，这是他们的民主制度。在我们这里情况有所不同，我们没有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对抗。如果我们承认有另外一套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化，并且其中有自己的逻辑，那么，每一种文化都有权利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文化逻辑，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全主体性”的要求。全主体性就是指每一个主体都要保存和发展自己。我们要按照自己对人的理解来建立政治制度，以保障每一个人的主体性，而不是按照所谓的欧洲普遍价值的方案建立政治制度。这就意味着，政治制度也不是唯一的。

　　如果我们可以在哲学上提出根据并且充分展示，的确存在着对人的不同理解，那么我们就可以论证世界各个国家应当建立不同的政治制度，甚至是经济制度。我们应该有对人生的不同理解、对人的不同理解。如果我们能在哲学上合理提出并且论证这个问题，我们就有资格和西方的朋友们说：对不起，你们为什么把自己的思维强加给我们呢？因为我们的思维也是合理的，你们有你们的普遍性，我们也有我们的普遍性，你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所谓“普适性”强加给我们呢？

　　对我们而言，我想说人类全体的或者全主体性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些概念意味着，存在着很多的文明方案、文化形式。每一种文化形式都有自己的文化逻辑，我们没有必要把它们“制作”成共同的模式。针对俄罗斯，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所有在俄罗斯存在的那些不同的文化体系聚合在一起，而不是把它们按照一个模式来塑造，压缩到一个模式里。没有任何必要把它们都规约到一个模式里。所以我们认为，人类全体的、俄罗斯全体的，这样的概念对我们具有首要意义。当我们把俄罗斯内部所有的文明、文化聚合在一起的时候，便形成我们自己的独特性。当我们大家都聚在一起时，全俄罗斯的、人类全体的意义便彰显出来。在这里，每个主体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主体性。

　　借助于人类全体的或全主体性，就可以解释非普遍性存在的普遍性，即要求把所有的主体都聚合在一起。我们知道每一个主体、每一套文化的逻辑都是独特的，都不是普遍的，但把它们聚合在一起，这样的做法，这样的诉求是普遍的，且具有普遍性，这就解释了非普遍性的普遍性的问题。

　　最后强调一点，在我提出的俄罗斯文明规划里，“规划”（проект）一词不是指现成的东西，而是指向未来的图景。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词，它意味着，我们应该建立俄罗斯的政治生活形式、经济生活形式、科学生活形式、文化生活形式等。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未来发展规划，这是一套整体性的工作。在这一工作进程中，俄罗斯哲学应当发挥主导作用。如果当代哲学不参与这一工作，那么我们就会丧失对当今俄罗斯社会意识回应的机会。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薛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