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正式进入劳动市场并参与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是20世纪最受瞩目的现象之一。高等教育是女性步入现代职场、参与社会活动最重要的通行证之一，中国也不例外。传统中国与世界各地一样，女性被系统地排斥于正规教育和社会职业之外，但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逐步瓦解了性别障碍，女性踏入现代职场的众多领域——不仅作为工人、店员等活跃于城市各个角落，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甚至打破了男性对社会精英位置的垄断，成为教授、医生和行政管理者。20世纪上半叶，“职业女性”作为社会群体已在北京、上海等都市成型，其中不乏接受高等教育和国际教育者。如1914年清华学校首次资送10位女生赴美留学，她们中至少有7位获学士学位、2位获硕士学位，回国后活跃于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政府部门、高等院校和专业机构，成为现代都市中的“职业女性”。 

　　 近代中国女性获得教育并进入职场，被视为西方思潮影响下的反传统运动。但在颠覆传统之外，中国女性在教育与职业获得的很多层面上并不同于欧美国家。例如，欧美高校在19世纪已逐步接收女生，中国迟至20世纪20年代才在其影响下开始推行。欧美教育向女性开放的路程历时很长，甚至到20世纪初期，女性高等教育仍主要依托女子学院，并限定在一定专业内，施行性别分离式教育。家政专业一度在西方男女同校的大学中流行，由于只有女生学习该专业，实际造成的是男女同校表象下的性别分离教育。中国男女共同接受精英教育虽然并非传统，“男女大防” 的儒家观念直到20世纪早期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是女性进入劳动市场的重要阻力。但是，随着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批判儒家父权文化的思潮成为主流，“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恋爱自由”“教育民主”等思想已成为支持男女同校者的重要武器；此外，男女学生共同参加运动，“赤血丹忱，奔走救国”，促使女学生们深切觉悟。她们意识到在现代社会必须具有高深的知识和技能才能服务社会，求学热情骤然提升，这也是五四运动在中国女性教育史中“诚应纪念”的原因。因此，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中虽然也不乏女子大学和家政专业，但更普遍的情况是男女不仅同校且同院系，在招生和校园生活上也无明显的性别区隔。 

　　要准确认识以上现象并探讨其学术价值，必须在比较的视野下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进行系统性群体研究。以往研究主要依据个案，从宏观定性角度着眼女性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意义，多从女性主义视角进行理论解说，不仅缺乏系统全面的微观证据，亦较少从人才来源和社会转型的角度观察。具体来说，既有近代女性高等教育研究，多着重男女同校发展历程与院校案例、女性高等教育的话语、争论以及女大学生及女性知识分子个案等。这些研究对理解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和女性群体的崛起有重要意义，但受材料和方法限制，学术界未能开展系统研究，对女大学生群体性特征——社会背景、地域来源、学业选择和职业发展等认识尚不充分，更没有就这些方面进行群体性的共时与历时比较研究。 

　　本文以民国大学生量化数据库（以下简称“数据库”）为基础，开展历时（diachronic）和跨文化共时（synchronic）比较，从性别比例、地理来源、家庭背景、学业选择等多方面理解女大学生群体。整个数据库可提供29所院校104861名学生中18298名（占比17.4%）女生个人（籍贯、专业、毕业中学等）、家庭（家长职业、家庭地址）和保证人（关系与地址）等信息（表1）。 

　　这些信息能够展示这批走在时代前沿的女性的诸多特征，如她们的就读学校、性别占比、毕业中学、家长职业、家庭地理分布以及她们的大学专业甚至毕业后的职业选择等。基于以上问题，还能进一步探讨男女大学生的异同，在不同类型、地域和时期的学校中，以上问题的答案又会有什么变化等，从而为理解中国女性的近代转型与境遇提供更详细和准确的图景。 

　　一、效法与开拓：近代中国的女性高等教育 

　　 一般认为，与欧美国家相比，近代中国在男女平权方面相当传统和落后，女子教育，特别是男女同校教育的时间远远晚于欧美国家。如19世纪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便设立了女子学院，1833年美国第一所男女同校的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已经开办，19世纪晚期法国女性也开始进入大学。但20世纪上半叶高等教育中女性比例国际比较（图1）表明，近代中国女大学生的比例不仅远超多数亚洲国家，甚至与一些欧洲国家相当：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女性占比远在西班牙之上，与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德国也不相上下。实际上，相较于绝大多数欧美国家，尤其在精英大学层面，中国男女同校的起步可能并不很晚，且推进速度快，甚至更彻底。近代中国男女同校的开拓者主要是教研实力强的顶尖国立大学，欧美顶尖高校却往往是男女同校的坚定反对者。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女性开始进入高等教育体系。男女同校的学校不断建立，大学女性比例稳步上升，但强调“性别区隔”的男校、女校依然是高等教育的主流，很多还是极受推崇的顶尖学校。一方面，女性长期被限制在一些特定的课程和专业上，在某些学科领域遭到阻碍，甚至还会被学校的课外组织和活动所排斥；另一方面，包括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布朗大学在内的东部名校，长期不采用男女同校的教育模式，而是实行所谓女子合作学院方式，将女生招收在特定的专门学院中进行教育，由此产生了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布朗大学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等著名女子学院，只有中西部的一些新兴大学采取男女同校模式，如芝加哥大学等。英国和法国也有类似情况：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最精英的本科学院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向女生开放；法国虽然在欧洲国家中是教育向女性开放的先锋，但除了培养教师的师范学院，其余的“顶尖大学”（grande école）长期不向女生开放。直到1947年，国家行政学院招收女生，这种局面才开始改变，而综合理工学院更是到1972年才开始招收女生。 

　　在亚洲，印度1950年大学录取的学生中女性占比只有10.9%，远低于中国。日本男女同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75年，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男女同校也只在公立大学有限推行。甚至1996年之前，多数日本女生就读于两年制短期大学而不是四年制大学。20世纪40年代后期，日本只有10％的四年制大学学生为女性，到20世纪70年代初，四年制女大学生的占比才达到20％，甚至到2010年，四年制女大学生比例仍低于45％。 

　　 20世纪20年代，中国已有一批大学实行男女同校，其中不乏顶尖名校。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初等小学实行男女同校，高校仍是男女分设办学，不开展混合教育，史称“女禁”。但这一禁锢很快被打破。1916年，上海私立大同大学开始招收女生；1918年，教会岭南大学在招收教职员家庭女孩的基础上，正式推行男女同校。1920年起，公立大学正式推行男女同校混合教育。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1919年宣布：“教育部所定规程，对于大学学生，本无限于男子之规定。……故予以为无开女禁与否之问题。即如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学生，尽可投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很快北京大学接收邓春兰、王兰等9位女生来校旁听，1920年秋正式录取。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在1920年提出招收女生。对此，时任教育部参事邓芝园给该校校长郭秉文复函称：“既表同情，大可积极进行。至于先设女子部乎？抑即完全共学乎？仍当以贵处实际情形定之。……鄙意若非女子特别学科，则以后者为较有效。”随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派陶行知赴京与教育部接洽，决定该年秋招考新生时对性别不做限制且男女考试同等要求，最终8名女生入学，就读教育和英文专修科。至此，从个别私立、教会大学的独立尝试，到公立大学在教育部领导下组织化、规范化的集体行为，“女禁”在中国逐步被打破，男女同校日益普遍，包括顶尖的国立大学都参与其中，反倒是少数教会学校仍比较保守。 

　　1920年，中国史学家何炳松和来华访问的美国教育家杜威夫人分别从中美两国视角讨论女子高等教育现状。何炳松认为美国大学虽早已开放“女禁”，但东部精英大学中普遍实行的是“合校分堂制”的女子教育，进入大学的女生依然受到种种限制。杜威夫人认为中国大学开放女禁和男女同校之迅捷，远胜欧美。她在福湘女校的演讲中说：“（男女同校）此事在欧美各国，常无如是易易。必经女子极力要求，经过许多困难，家庭男女间迭起反对，末后始得解决。不料在你们中国，不仅容易通过此案，且已经实行。” 

　　 打破“女禁”后，中国女性高等教育转变为以男女同校为主，而不是区隔化的女子学院。20世纪前20年，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也曾主要采用女子学院的形式，教会创办的女子学院在这一时期陆续开始招生，包括1908年创办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1914年创立的华南女子学院和1915年创立的金陵女子大学。这些由教会主导的女子学院，创立初期均存在招生困难，如华南女子学院曾一度只能靠招收孤女维持办学。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大学男女同校迅速推广，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得到实质性拓展：女子高等教育的专业从师范、家政等向法科、医科甚至理科扩展，到国民政府时期，男女同校在大学中已非常普遍。以国民政府教育部1932年和1947年的统计为例，1932年全国41所注册大学中只有3所未实现男女同校，1947年所有注册大学均实现男女同校。1932年3所未实现男女同校的大学是震旦与辅仁两所天主教大学以及位于辽宁、以工科为主的公立东北交通大学。同样，量化数据库收录的院校也基本实施男女同校。 

　　男女同校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带来了女大学生规模的提升。在教育部立案的大学和学院中（图2），1932年女生所占比例为12%左右，到1940年这一比例提升到20%并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结束后。整体而言，女大学生人数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显著增加，但在20世纪30年代初突然下降， 1938—1942年又大幅度增长，直至20世纪40年代后期保持稳定。抗日战争爆发对女性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存在较大影响。抗日战争前，女生在所有高校中的比例在10%左右，多数学校在10%—15%之间；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一占比达到近20%。一些特殊专业院校，如北京大学医学院女生几乎占到一半。 

　　从宏观教育理念看，近代以来女子教育供给通常是有目的、有选择的，离真正的“男女平等”理念颇有距离。1927年，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公开宣称“对于女子教育尤须确认培养博大愈祥之健气的母情，实为救国救民之要图，优生强种之基础”。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实施方针》中，虽明确提倡“男女教育机会平等”，但强调“女子教育并须注重陶冶健全之德性，保持母性之特质，并建设良好之家庭生活及社会生活”。同时，尽管近代中国女大学生规模不断提升，在国际上也并不落后，但无论如何女生规模仍无法与男生相提并论。只是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发展，女大学生的占比才得到了根本性提升，不仅与英美等国的水平不相上下，而且在一些顶尖大学甚至出现了女生多于男生的现象。 

　　 推行男女同校的中国大学并没有单独的女性入学配额、单独的女子学院、校园、师资或课程和专业。各校在入学考试和申请上也没有区别对待男女大学生，女生和男生一样，根据考试成绩录取并接受相同教育。对数据库收录的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同济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上海商学院、私立大同大学、朝阳学院、教会沪江大学、金陵大学等校，以及数据库未收录学生信息的山东大学、东北大学等校招生简章的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学校都明确标注招收新生时是“男女兼招”或“不分男女”；个别未明确说明的也不区分性别，只按照成绩和科系名额进行招生。同时，上述各校除个别专业外，绝大部分院系、专业在招生时也不区分性别。反倒是东北大学女子家政科，明确为女子专修。国立中央大学招生简章中各院系都未注明男女生问题，仅有体育系或体育科特别注明男女兼收，很可能是担心没有女生报考所致。 

　　 通过招生简章还能进一步推测入学考试成绩是女性能够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关键。民初以来，教育部对大学招生几乎不加干预，但对入学资格有所要求：一是重视身份合规，需有合格高中文凭；二是重视能力合格，以考试成绩确定录取与否，无性别限制。如《国立大学校条例》规定“国立大学校收受高级中学校毕业生或具有同等资格者”，“国立大学校录取学生以其入学试验之成绩定之”，同时“私立大学校应添照本条例办理”，检视各校招生简章，报考者只要有高中或相应教育资格，同时考试成绩合格，便可进入体检、交费等录取流程，因此女性能否被大学录取，多数情况下由其考试成绩决定。除招生以外，男女同校的大学，学生校园生活中的区隔也很有限。有观察者就发现，抗日战争以前，北平各级学校男女同校的情形不大一样。小学“两小无猜”，男女同校又同班；中学“情窦初开”又“知识未足”，因此只同校不同班；大学又回到同校且同班，只是“于宿舍往来加以限制”。 

　　二、门槛与固化：女大学生的地理与社会来源 

　　 与不算落后的性别比和较为宽松的校园环境不同，中国近代大学在招生时对女性的地理和社会来源却显示出较大的限制，女性进入高等教育的实际门槛非常高。近代中国大学多分布于大城市或各地区中心城市，形成了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为重心的地理分布格局。对数据库中学生地理来源信息的分析表明，大学生的地理来源也以这三个地区和大都市为主，且无论是籍贯还是家庭住址，女生的地理集中程度都更高（表2）。比如，籍贯为三大地区的男女生比例分别为59.7%和62.08%；家庭地址为三大地区的男女生比例为61.9%和67.28%。大都市方面，家庭地址是上海的男女生比例分别为19%和30%，女生在上海念高中的比例更是高达44%多。超过80%的上海高校女生来自上海，只有10%来自江浙及上海之外的省份，本地化程度远高于男生。男生中家庭地址为北京（平）的比例几乎只有女生的一半（4.8%/9.23%）。  

　　 女生更集中于大城市和大学驻地，女性通过高等教育形成地域流动的概率要低于男性。通常认为离家读书可使年轻女性获得相当程度的自由，但分析显示，在大学阶段能有机会去异地读书的女生要少于男生。各校男生有45%来自大学驻地，而女生的这一比例超过一半。从籍贯来看，上海男女生地域来源结构比较接近，主要来自江浙两省，籍贯为上海者较少；但从家庭住址来看，男女差别明显，更高比例的女生家住上海本地，来自江浙两省的比例明显低于男生，女生比男生更为本地化。与男生不同的是，女生更像是在不太长时期内从原籍移居到大学所在大城市的群体。通过比较表2中女性和男性大学生的籍贯和家庭住址发现，数据库中有46.84％的女大学生籍贯为上海、南京与北京（平）附近的江苏、浙江、安徽和河北等省，但只有12.02%的女大学生居住在这四省，在这四省读高中的女生更是只有9.21%。籍贯为这四省的女大学生，有近3/4并不住在原籍，更有超过80%的女生不在原籍就读高中。相比之下，44.54％的男生籍贯在江苏、浙江、安徽、河北四省，超过一半（22.47％）的男生居住在这四省，近30％的男生高中就读于此。原籍来自这四省的男生，居住在该地并在此就读高中的比例比女生高不少。因此，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中，女性的地理流动性要低于男性。 

　　 地域来源差异的背后是不同地区社会和不同职业家庭对女子教育态度的不同。近代以来，女子受教育虽在中国已渐成气候，但无论从家庭经济条件还是接受程度来说，城市家庭，尤其是大都市中上层家庭，特别是从事公务员、专业技术工作的家长们更愿意给女孩提供教育；广大农村和小城镇家庭，即便是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地主家庭，出于保守的家庭文化和女子出嫁后的经济考虑，对给予女孩教育的热情也较匮乏。国立中央大学1948级学生在入学时写有个人自传，多数自传介绍了家长职业和兄妹等的教育情况。其中男生陆方，其父是公务员，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加上他五个孩子都受过高等教育；女生江淑贞，家中长女，生长在江苏如皋县的小镇，父亲在中学教书，母亲在医院工作，父母并没有因为她是女生而放弃供她上大学；男生郁涵，其父抗日战争前供职于县教育局，抗日战争后在上海教书，虽只有父亲一人工作，家庭经济困难，但两个妹妹都在读中学；女生倪慧，父亲是国立中央大学教授，自己就读于国立中央大学医科，三个妹妹也都在接受教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学生何鉴，其父在安徽经商，虽家庭小康，但三个姐姐只念到小学即停止学业；湖南衡阳的钟承元，经营钟表店的父亲以及母亲都没有受过教育，两个姐姐只接受了高小教育；俄语专业的苏学铭，父亲是常熟地方“管理着几百户佃户”的大地主，但在子女教育上也有明显区别，姐姐们都只读师范，哥哥们却可以接受大学教育；还有四川潼南县的王庶绩，家中男孩都接受教育，但姐妹们都没有接受教育就已出嫁。 

　　总体而言，出生于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家庭，尤其是教师家庭的女孩，不管家庭经济状况如何，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明显高于商人和地主家庭。一位笔名箴一的女大学生自述自己是“生长在穷僻的乡村封建大家庭中女孩子”，在家庭中“向来就没有受过新教育的洗礼，除了在家塾内读了两三年的四书外，只有从人们的谈笑中偷听来的一点常识”。如果一直在家乡，她注定无法接受高等教育。但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来到南京，又恰巧有位在金陵大学任教授的长辈，认为“乡下的女孩子，是应当让她求学的”，不仅费力地劝说其母亲，甚至还聘请教师给她补习英语和数学，最终帮她圆了大学梦。可见，五四运动发生近20年后，出生于“五四”前后的女孩教育发展与家庭出身的关联仍然很高。 

　　 以上海为例，女大学生家庭的经济与文化资本比男生更高。上海大学生多来自经济条件良好的家庭，男女生中分别有46%和53%来自商人家庭，其他地区该比例只有30%左右，且性别差别不大。同时，上海女生社会背景比男生更精英化。有约90%的上海女生来自商人、专业人士或公务人员家庭，而男生的相应比例为84%。在其他地区，73%左右的女生和65%的男生来自上述三种家庭。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对底层的职业家庭中，如农民和工人家庭，男女比例差距悬殊。上海和其他地区分别有5%和20%的男生来自农民家庭，而相应的女生比例只有1%和5%。可以说，几乎没有上海女大学生来自农民家庭。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同职业或阶层不同性别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才被进一步拉平。如在北京大学，到20世纪末，来自干部、专业技术人员等家庭的女生超过了男生，工人家庭女生和男生已经非常接近，只有农民子女的性别差距还在进一步改善中。 

　　 高昂的学费使得近代高等教育具有很强的阶层排他性，“男尊女卑”的思想更进一步阻碍了女子进入大学的可能。笔者曾以1929—1935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等主要城市大学生年花费的调查为依据，结合全国高校主要集中于这几个城市的现实以及参照相关研究，认为当时全国大学生的年均花费在300元左右，而上海可能更高，在500元左右。同时，教会大学、私立大学的费用明显高于国立大学。时人指出：“大学教育是需要经济的”。叶文心认为民国大学学费，“对于一般收入而言，是十分昂贵的。能上得起大学的只有少数人”。1928—1929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上海五口之家全年须有415.35—498.42元的收入才能够维持生活。当时上海30个行业男工平均实际年收入约为255.96元，夫妻两人同时工作才能勉强维持生活。上海调查货价局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对1927年11月至1928年10月230户上海工人家庭账簿的调查发现，仅有27户工人家庭有教育费用支出，年均每户教育支出仅7角7分，与大学所需成本相去甚远。有研究认为，1935年中原地区有200亩土地的地主家庭才能承担每年150元的中学生花费，培养一个子女上中学。照此推算，有四五百亩土地的地主家庭才能培养一个子女上大学。面对高成本，即便是富裕家庭也会“缩手缩脚”。有大学生指出，在农村读书本就是极少数有钱人家庭的专利，但一些地主家长虽然知道“读书好”，但“在他的直觉上，卖粮食读书是不舍得的事情”，“对子女上学的期望也不过是能认识钞票，能算账而已”；一些“富足家庭的家长并不愿意子女多读书”，“一来这样耗费太多，二来孩子不再从事农业，祖业无人守，因此很多有为青年就放弃了高等教育机会”。对于地处偏僻的家庭来说，除经济外，“交通不便，文化落后”，也会造成“读大学的青年非常少”。“很多有为青年并非因为家境贫困，而是大半都受到文化低落的影响就没有读书，被埋没了。” 

　　三、选择与束缚：女大学生的学业与职业 

　　 近代女大学生在学校和学科专业等的选择上也体现出特定偏好。就学校而言，女生似乎更青睐教会大学，而不是国立大学。数据库统计表明，教会大学女生占比近30％，公立大学只占13％，私立大学约为21％。各地教会大学的女生占比均较高。北京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两校，女生占比分别近39%和36%；上海沪江大学和东吴法学院，女生占比分别为33%和25%；杭州之江大学和广州岭南大学，女生占比分别为20%和27%略多。长沙湘雅医学院，女生占比34%多，当然这也与医护专业本身女生人数多有关。仅有南京金陵大学，或许受同城金陵女子大学的影响，女生占比只有13%左右。私立大学的女生占比受地区影响较大。如上海私立大同大学，虽以理科闻名，但女生有22%多。太原私立铭贤学院女生约为19%，沈阳辽东学院女生只有6.3%。公立大学女生占比几乎都低于20%，如清华大学为14.3%、中山大学为13.6%、暨南大学为12.7%、湖南大学为10.6%、浙江大学为9.2%、中正大学为8.8%，交通大学只有6.5%。不过一些国立专门学院，因学科性质，女生占比则较高。如国立师范学院女生有16.3%、国立上海商学院女生有22.7%、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女生达到44.8%。 

　　 教会学校更能吸引女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生管理严格。教会学校学生多要住校，学校对学生举止和礼仪管束较多，加之强调英语和收取较高的学费，学生多来自社会中上层，男女同学相对更为“门当户对”，这都使得有条件的家长们更愿意送女儿进教会学校，特别是女子教会大学，哪怕明知这些大学相对于国立大学办学规模更小，师资实力有限也不在意。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均位于南京，就规模和办学实力来说，金陵大学更胜一筹。1921年，金陵大学在校生已达230多人。1920年有59名教师任职，学科上文、理、工、医、农、林科皆有。金陵女子大学到1930年学生规模也未超过200人，教师也只有44人，1924年以前只设立文理两科。金陵大学男生讥讽道：“每每以中国惟一的女子大学自夸……不过是‘塘中无鱼虾为大’，大极了都是虾”。但金陵女子大学吸收了大量包括上海在内的江南大家庭的女生前来就学，如上海的宁波商帮首领严筱舫，三个孙女中老大、老二，即严彩韵和严莲韵就读的正是金陵女子大学，最小的严幼韵1925年考入上海教会沪江大学。沪江大学作为较早开放女禁的教会大学，抗日战争前女生占比高达36%。其他像燕京大学等教会学校也有很多大家庭子女。上海永安公司老板郭琳爽，其四女郭婉莹离开上海选择就读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在1936年之前不招收女生，这也增强了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大学甚至燕京大学等对上海大商人家庭女儿们的吸引力。 

　　 社会中上层家庭对教会女子教育的青睐很可能是系统性的。他们从中学甚至小学就安排女子在各级教会学校，尤其是女子学校接受教育。女生及其家庭更愿意选择教会大学，部分原因是许多女生本就在教会中学读书，很多教会中学是教会大学的附属学校或指定生源校。她们选择教会中学，一个重要原因是家长出于青春期男女接触需谨慎的考虑。具体而言，民国时期，出于“风化”考虑，女性获得的各级公共教育相对有限，公立中等教育仍以男性为中心，而教会设立了很多女子中学以满足社会中上层家长的需求。例如，女生箴一，其母同意她读书的条件便是须投考“教会所设立的女子中学”，因为教会学校“规矩严肃”。最终，通过考试和家庭“讨论选择”，她选择了“只收住读生”“避免抛头露面”和“更合于她家庭的理想”的教会汇文女中。上海永安公司郭氏家族八姐妹，除1949年才上中学的郭志薇外，其余7位均就读于圣玛利亚女校。 

　　虽然绝大多数大学专业对学生的性别并无明确限制，但考虑到学业要求和工作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女生的实际选择也有社会性别化特征。数据库中男女生专业比例的特征与全国状况的基本结构类似（表3），女生专业选择确有部分性别偏向。农科、商科、教育、工科、文科、法律、医科和理科是数据库中最常见的八大专业，其中女生学习教育等专业的比例是男生的6倍，学习文科和医科的比例是男生的2倍左右。但工科似乎对女生有明显限制：数据库中36％的男生选择工程学科，但只有8％的女生做出同样选择，差异超过4倍。 

　　时人认为，女子上大学，一部分人是追求时尚的大学生活，对学业负担重的理学院或自然科学专业“避之而不及”，少数追求学业者也因为理科专业的男性氛围而转向其他专业。以工程专业为主的上海交通大学，女生比例不超过10%。上海交通大学女生不由感慨：“在这注重实用科学的大学里，姊妹们总是比较哥儿们少。”同在上海的国立商学院，由于以商科为主，女生占比则一直较高。地处长沙的湘雅医学院，护理等专业多以女生为主，女生占比自然较高。 

　　 从就业角度考虑，以上适合女生学习的专业同样能在毕业后为女生提供较为适合的职业，专业乃至职业偏好均是近代女性深受社会性别束缚的表现，即便她们是“五四”后一代且来自社会中上层也无法避免。教育与文科、法科、商科等学科不太需要体力和外出，适合女生学习，毕业后相关工作也不像地质、机械、土木等工科专业需常与男性工人打交道。近代新式学校出现后，大量女性作为教职员进入教育系统是一种全球现象。有研究指出，“美国的小学教员，现在已有十分之九以上是女子充当的了”，中国也类似，如“江苏的小学校教职员，现在大约也有十分之一是妇女了”，“十年之后，也可以赶上美国哩！”而且“教育儿童，是妇女天性的特长”，甚至可以说“教育也是一种女性的职业”。青岛“中学校的女教员没有男教员多，但是小学校的女教员，却比任何职业的妇女要多许多”。数据库中的国立中正大学1944—1947年毕业生登记表，记录了总计72名女生的就业去向。其中47人从事教育工作。不仅绝大多数主修教育的女生（86％)从事教育工作，理科和农科女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的也分别达到了83%和60%。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生职业去向同样表明，投身教育一直是女生最主要的职业选择。该校1931年、1933年、1937年、1947年、1948年和1949年6次统计都表明，女生从事教育的占比始终保持在30%以上，最多一年达56.4%，各年均遥遥领先于社会服务、医药健康等其他职业。同时，以婚姻为归宿的女生有所增加，从10%发展到近20%，而社会服务、医药健康、政府公职等也吸引了较多女生加入，比例持续提升。这很可能与抗日战争后女生投入社会，参与国家服务的机会增加有关。除了正式雇佣，在非正式的领域，如家族经营的企业公司等，女性也被期待从事与家庭相对分离的管理等事务。 

　　医疗领域也吸引了较多女生。教会湘雅医学院有34%多的女生，国立北大医学院更有高达44.8%的女生，但医学院女生专业多集中于妇科和儿科，“看护和产科”可算是“医药界里妇女最适宜的职业”。中华医学会1940年和1947年两次统计显示，全国共有456位华籍执业女医生。这些女医生第一份工作的地点分布广泛，不仅包括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如北京（平）、天津、上海、广州、江苏、浙江和福建等，还包括内陆的安徽、四川、江西、湖南、湖北、黑龙江、奉天、山西和山东等，但能确认专业的117位女医生中，有87位从事的是儿科和妇科；女医生较少私人执业，多数人在教会或公立医院工作。 

　　农科、商科和理科三科女生占比几乎与男生持平。农科女生多学习农艺、农业经济，而非农业、畜牧等专业。商科，尤其是会计等专业也较受女性欢迎。各级政府对女性从事书记、会计等工作的强烈需求更促使女性投入文科、商科等专业。因此，国立上海商学院有22.7%的女生，比例远高于一般国立大学。只有工科和法科男生占比超过女生，且工科男生具有压倒性优势。上海交通大学作为一所著名的工科院校，女生占比仅有6.5%左右，比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综合大学低很多。上海工业专科学校，800多名学生中甚至只有2名女生。这不仅是因为工科学习难度较大，更是因为工科未来的就业，除可能对体能有一定要求之外，还可能需要参加与男性工人等接触较多的基础工作。尽管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一情况会极大地压抑女性的选择意愿。 

　　 20世纪上半叶，女性能在理科和工科领域获取教职是少见的，美国大学中具有永久教职的女性教员主要分布于人文和教育领域。而近代中国女性由于存在较为多元的大学专业选择和就业机会，女性大学教员从事理工科的比例并不低。根据民国大学教员数据库的记录，在女性教员中，理科占27%，医科占14%，农科占5%，工科占3%；相比之下，男性教员中，理科占20%，工科占14%，医科占11%，农科占10%。换句话说，中国大学中的女性教员差不多一半（49%）是在理、医、农、工等学科，男性教员在这一领域的比例也不超过55%。另外，即便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许多精英大学中女性获得永久教职的比例依然很低。哈佛大学女性教员比例为3%，耶鲁大学为1.6%，普林斯顿大学为1%，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在5%左右。美国大学女性教员比例高于欧洲发达国家，也高于发展中国家的总体水平。而民国大学教员数据库中1941年、1944年和1950年女性教员的比例分别为7.6%、8.6%和7.6%，总体占比为7.94%。 

　　 尽管很多女大学生毕业后会进入职场，但受婚姻和生育等限制，难以长期活跃于专业职场，这也是近代女性的困境之一。很多知识女性在结婚后不得不中断职业，回归家庭。当时有评论文章指出，虽然“照常理，女大学生的问题该同男大学生一样，然而不，她们有她们的特殊的问题，同样的婚姻问题，同样的出路问题，然而在她们，就有很不同的现象”。即便是被社会和女性普遍接受，且具有很强专业性的医生和教员工作，也存在这一趋势。近代女西医和女教员从业规模有着相似的随年龄变化的趋势（图3）。首先是自23岁大学毕业后到26岁，人数规模急剧增长，这种增长基本能持续到30岁左右。其次是此后到35—36岁左右，从业人数开始减少，规模明显下降。最后持续下降到45岁后，仍在从业的已是凤毛麟角。这一方面可能说明女医生、女教员的晋升相较于男性更为困难，大多数女性无法成为主任医生、教授以保持较长的职业生涯，另一方面多数女性可能在30岁前后就因结婚和生育终止了职业。 

　　 当然，近代女大学生中仍有相当一批人并不愿意被这种“回归家庭”的思想束缚，不认为结婚就要“作为丈夫的累物”，她们认为“目前女子职业已经有了相当的数量”，知识女性不该被“苟安的念头屈服而不去努力”。她们有职业理想，且能持续努力。很多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生有服务和奉献的精神，许多人愿意埋头做实事，走旁人难以理解的荆棘之途。根据金陵女子大学生状况调查表，有318人多次填写过“毕业后拟择何业”，其中240人坚持原有选择，并始终为这一目标而奋斗。1924级严莲韵即便被误会因成绩差被分配到乡下，依然坚持在偏僻的安徽怀远拿微薄薪水教书三年，努力提升当地女中教学水平。1946级皇甫玉珊，自幼年目睹天津协和医院医生的工作状态后便立志学医。由于协和医院不直接从高中录取学生，需在指定大学学习医预科且成绩优秀才能报考。为此，她先入读金陵女子大学医预系，最终顺利考上协和医学院，成为著名的传染病专家。1944年肄业生杜寿玢认为比起党政干部，国家更需要营养学工作者。她婉拒担任协和医院党政领导的提拔，坚守专业工作。广大女生对学业和职业的追求与坚守，不仅展现出她们的职业抱负与人生目标，也体现出女性毫不输于男性的服务国家、造福社会的意志。 

　　结语 

　　 本文量化分析了近代中国女性参与高等教育的群体状况：一方面，随着近代社会转型，中国女性开始进入高校。大学多坚持考试选拔和采用混合教育模式，女性的受教育环境较为宽松和平等，女生有一定的学业和职业选择空间。时人颇为自信地认为，随着中国大学向女性开放，中国的教育将从“女性除外的教育，女性除外的学校，变为全人的教育，全人的学校”，中国的文明进步也将“和世界上的全人类，并驾齐驱”。另一方面，女性高等教育隐藏着更高的社会门槛，家庭和社会的束缚无处不在，大学内外女性的阶层不平等与性别限制依然突出。女性的这一状况既与中国的传统迥异，也与欧美不尽相同。因此，尽管近代化是全球普遍现象，但不同国家和社会的世俗女性教育模式并不相同，至少有三种类型：一是传统家庭女性教育。女性教育只能在家庭中展开，即便学有所长，社会职业也几乎不向女性开放。二是以美国社会为代表的区隔型女子教育。女子有教育权，也有专门学校，但男女同校并不普遍，尤其在精英学校中，存在着隐性的“女禁”现象。克拉贝尔（Jerome Karabel）指出，美国精英大学招生的秘密就是将一些特定群体排除在外，而女性往往就是需要排除的群体。三是以中国社会为典型的混合式教育，传统和西方影响并存，女子学校和混合制学校并举。 

　　 现代学说的引入和高等教育的兴起被视为中国近代转型的重要推手，有力地唤醒国人的个人意识，但同时也强化了家庭身份和社会阶层的认同。“五四”以来，女权主义在国内流传开来，都市女性追求经济独立和男女平等成为风潮，对个人意识觉醒的讨论也愈加激烈。有女性指出，中国兴办女学虽时间不长，但却造就了不少女性人才，在社会上争取到了一定的职位，首要原因就是“女子本身的觉悟”，她们“不甘心再作男子的奴隶，要求发展个性的机会，在身体上智慧上求进步”。表面看，求进步的女大学生们不仅可以选择院校和专业，还可以有自我人生规划，与传统时期的女性截然不同。同时，大学是青年获得知识和塑造自我的重要场所。许多青年离开原生家庭前往都市就学。学校作为重要的媒介为师生和同学互动提供了基础。新式教育延长了学生的青春期，为其进入成人世界做了更充分的准备。这使得近代青年相较于科举体制下的前辈，受家庭或固有价值观的影响更小，离家青年受到同学、老师和朋友的影响反倒可能更大。男女同校、男女同学的受教育环境显然更能激发女性独立于家庭，以致“温顺”的女大学生也会有背叛家庭的惊人之举。但接受新式教育需要家庭的经济支持，对于女性这种支持更难能可贵，家庭背景和地理位置的限制更大。从群体角度看，近代中国的女子教育始终处于家庭和社会的双重规训之下。这种家庭身份和社会阶层的认同强化，尤其适用于近代中国的精英阶层：新式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兴起为教育精英阶层提供了平台，使其能够通过教育进一步强化个人的阶层属性，从而通过看似开放的现代教育系统形成阶层固化。 

　　 最后，女性获得高等教育和职业发展的机会还能深刻体现出国家或政党对女性的定位与重视程度。如在抗战救国的洪流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和男性同样贡献国家、服务社会，其教育与职业选择大为扩大。而更广大的女性教育转变则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女性定位发生了根本转变。中国共产党历来将女性解放作为自身的使命之一，给予女性教育是实现女性解放的重要途径。早在建党初期的1921年9月，党领导下的中华女界联合会就在《新青年》刊发的宣言中明确提出：女子解放是人类解放的重要部分。女子“得入一切学校，与男子受同等教育”。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1949年以前,2亿3千多万中国妇女，90%以上是连初等教育都没有接受过的文盲，但到2002年，适龄女生接受小学教育的比例已经提高到98.53%，性别差别只有0.09个百分点。1949年以前全国大学中男女生比例在4∶1左右，新中国成立后很快被压缩到3∶1左右。20世纪80年代中期，高等教育男女生比例被进一步压缩和稳定在2∶1左右，到20世纪90年代末，男女比例已经趋向于1∶1，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内的性别差距已经大大改善，基本实现性别平等。2022年《美国科学院院报》刊登的一篇国际学术团队对中国1949年以来社会流动的研究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无论对于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群体，教育的性别不平等都得到了很大改善。同时，对北京大学、苏州大学等校的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大学的学生不管是来自城市还是农村，不论哪种家庭职业背景，学生的性别比都在下降，男女不平等状况的改善是持续和一致的。因此，本文有关近代中国女性高等教育状况的论述有助于深化现当代中国女性教育获得的研究，亦可为理解全球女性近代以来教育发展与性别平等的历程提供更为丰富和坚实的中国经验。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武雪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