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一国的技术发展水平对其国际竞争力有重要影响。近年来，美国政府出于对其国际霸权地位的维护，采取了一系列称之为“小院高墙”的技术遏制措施，使得中国面对的国际政治环境愈发复杂严峻，所承受的外部风险与不确定性与日俱增。科技创新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主战场。为此，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科技创新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在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同时，进一步引发了美国的高度关注。中美之间的技术遏制与反遏制已经成为影响两国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问题。 

　　从历史上看，大国之间的技术遏制与反遏制是大国竞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6世纪的葡萄牙与西班牙、17世纪的荷兰与英国、19世纪的英国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与苏联以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与日本，都曾发生过世界领先国家对后发追赶国家实施严苛技术遏制的现象，而被遏制的国家也采取了不同的反遏制政策。能否成功应对技术遏制以实现技术赶超，不仅影响到国家自身的发展，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走向。 

　　目前，关于技术遏制与反遏制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政治学领域。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霸权是影响各国经济合作的重要因素。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决定着技术的流向，而科技创新是一国维系其霸权地位的根本保障。中国学者雷少华也提出，冷战后大国竞争的本质已转向持续创新与快速应用的产业链之间的竞争，是产业政策的竞争，其主要目标是争夺尖端技术以及市场规模；冯维江则认为领先国家对后发追赶国家的遏制政策会随着后发追赶国家的国家实力变化而发生改变。 

　　上述研究为理解国家间的技术遏制与反遏制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仍未厘清在这个过程中各国政府的政策与微观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技术创新很大程度上是市场中分散的微观主体在各自经济激励下的优化决策行为。其中，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共同引导创新资源有效配置，而国家则是重大科技创新的组织者，能够通过政策引导市场上的微观主体去尽量实现本国的战略目的。不同国家的战略目的存在政策博弈。因此，要深入研究大国竞争中的技术遏制与反遏制，就必须跨学科地结合经济学中有关市场微观创新机制以及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国际政治学中的国际权力关系理论。尤其是对于后发追赶国家而言，若想有效地应对技术遏制就必须结合代表国家意志的“有为政府”与承载微观技术创新主体的“有效市场”。 

　　 此外，在现有的经济学领域，虽然有大量研究关注了技术壁垒、贸易摩擦等对于经济的影响，但多将这些政策视为外生给定的冲击，而没有充分考虑其在国际政治背景下的内生性。以产业政策为例，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它的主要作用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亦有研究认识到国际政治变化对于产业政策的影响，但这些研究都未将产业政策明确视为大国竞争中的一种博弈工具，因此忽视了博弈对手的内生反应。具体而言，面对技术遏制时，后发追赶国家加强产业政策对内可以调节市场机制、促进创新，对外则可能引起博弈对手的政策反应，促使对方动态改变其技术遏制政策。本文的研究表明，当后发追赶国家加强补贴政策以应对领先国家的技术遏制时，该政策在短期会导致领先国家更严苛的技术遏制，但亦会促使领先国家更早结束技术遏制，并在中长期实现后发追赶国家更高的福利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经济学中的产业政策就具备了对内促创新，以及对外反遏制的双重含义。 

　　基于此，本文尝试结合国际政治学中的权力理论、经济学中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与动态博弈理论，构建一个包含大国之间国际政治权力博弈与内生经济增长的动态博弈一般均衡模型，将中美双方相关政策的内生性、互动作用与背后的国际政治动机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分析， 并借此对大国之间的技术遏制与反遏制进行分析与解释。 

　　二、大国技术竞争的逻辑与路径 

　　三、技术遏制与反遏制博弈的动态演进

　　四、补贴政策的局限性以及反遏制的其他路径

　　五、国防战略型产业技术溢出效率在反遏制中的作用

　　结语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国际间技术扩散、政府间策略博弈以及内生经济增长的动态博弈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分析了领先国家对后发追赶国家进行技术遏制的原因，同时求解了当存在霸权压迫时，面对领先国家的技术遏制，后发追赶国家应如何使用补贴政策以及竞争政策等进行反遏制，以及国防战略型产业对民用部门技术溢出的效率将如何影响后发追赶国家反遏制的效果。 

　　 结果表明，领先国家会选择对人口和经济体量较大的国家进行技术遏制，而不会对后发追赶小国进行技术遏制，其核心原因是前者的技术进步阻碍了领先国家对霸权政治经济利益的索取。在两国博弈的早期，随着后发追赶国家技术的不断进步，领先国家的技术遏制会越来越强。但由于领先国家实施技术遏制也需要付出经济成本，当后发追赶国家与领先国家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时，技术遏制的边际收益会越来越低，领先国家反而会逐步放弃技术遏制。因此，随着后发追赶国家由弱变强，两者之间的博弈均衡会呈现“不遏制—遏制加剧—遏制减退—退出遏制”这四个阶段的变化。为了应对领先国家的技术遏制，如果后发追赶国家以对生产和研发的补贴作为政策工具，可以更快速地缩小与领先国家的技术差距，从而使得技术遏制更早结束，实现整体社会福利的改善。而这种以补贴为主的产业政策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以及市场准入门槛等因素会形成对后发追赶国家使用补贴政策应对技术遏制能力的削弱。为此，需要同时实施一系列促进和改善市场的竞争政策，以提高市场效率，增强本国的创新能力。同时，在考虑国防战略型产业对民用产业的技术溢出后，根据发展阶段保持适宜的国防战略型产业投入，增加国防战略型产业的技术溢出效率，也能够有效地增强后发追赶国家反技术遏制的能力。 

　　 据此，面对美国的技术遏制，如果中国采取自由放任的“不作为”政策并主动放弃行之有效的产业政策，则可能前功尽弃。中国应保持长期博弈的战略定力，对高新技术产业提供适当的税收减免、对创新企业提供财政补贴及金融信贷等配套支持，同时着力改善营商环境、降低企业准入门槛，提高企业研发效率，并应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扩大开放，加强交流，尽力避免“脱钩断链”。这些政策虽在短期可能招致美国更加严苛的技术遏制，但中长期却更有利于实现中国持续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同时，提高国防战略型产业技术向民用技术的溢出效率，加快构建军民融合发展体系，对于更加有效地应对技术遏制也能起到重要作用。总之，只有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的整体效率，才能以更强的历史主动性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行稳致远。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