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基本实现工业化，与此同时，虚拟经济的扩张与深化也初见端倪。虽然虚拟经济一词已被广泛使用，其内涵也有一定共识，但外延依然不够明确，形成了Virtual Economy、Symbol Economy、Fictitious Economy等不同理解。在工业化时代，既有文献主要聚焦于研究虚拟经济自身的发展逻辑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技术的发展及其带来的变革日益凸显，经济发展中虚拟与实体的边界日趋模糊。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实体—虚拟”关系，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马克思以“拜物教”概念提醒我们，经济现象背后是资本运动层面的规律。虚拟资本只是外在的表面现象，即对现实资本内在运动规律的“神秘化”，如果忽略了两者之间的联系，那么虚拟资本的真实的运动规律及其在经济系统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就无从得知。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和《资本论》第3卷中关于虚拟资本的形式规定、资本属性、虚拟特征的洞见分别揭示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各自的运行规律。然而，囿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没有完成将两者置于统一框架的分析，对“实体—虚拟”关系的认识依然是二元分离的。这一认识符合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有内在的合理性和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也为此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延续；近年来，一些学者注意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把研究视角调整为二元关联，做出了有益的尝试；立足新发展阶段，还需要进一步注意到二元融合的趋势，才能更好把握虚实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此外，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的很大部分工作并没有进展到调查阶段。这些工作并没有被此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有效解决，难点主要在于量化工具相对薄弱。 

　　部类工具的优势之一就是对截然不同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几个部分之间的互动关系予以系统性分析，可以作为打通“实体—虚拟”关系的桥梁；同时，对多部类工具的成熟运用可以提升数理模型与经验数据的兼容性。因此，本文试图拓展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基础上，提出虚拟资本部类。实体经济是资本经过产业资本循环或商业资本循环而增殖的经济活动；相反，虚拟经济没有创造新增财富，但是可以转移已有财富，因为虚拟资本只是由收入流量虚构出来的资本存量，所以回到流量层面就会发现虚拟经济是没有参与生产但是可以参与分配的经济活动，虚拟资本循环描述了这一过程。据此，构建三大部类资本循环的流量分析框架，使用投入产出数据，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实体—虚拟”关系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 

　　一、三大部类资本循环的流量分析框架 

　　（一）虚拟资本中的存量与流量 

　　经济活动是创造新增财富（实体经济）还是转移已有财富（虚拟经济），可以被资本的增殖方式差异有效解释，马克思由此区别了现实资本与虚拟资本。财富作为存量或流量有截然不同的内涵，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进步，就是超越了“财富由资源禀赋外生决定”的存量认识，并确立了“财富是生产出来的”的流量理念。在实体经济中，存量和流量是一致的，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都参与再生产过程，都有价值来源，价值流量循环是资本存量积累的充分必要条件。此时，研究实体经济既可以在流量范围内又可以在存量范围内。 

　　虚拟资本自然也是存量概念，不过，严格地说，虚拟资本其实是虚假的存量概念。因为，虚拟资本是由收入流量虚构出来的资本存量，这一过程被称为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一个资本会提供的收益，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据此，虚拟资本摆脱了生产过程的束缚，在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基础之上，通过资本化把一切收入流量囊括到资本的范畴之中。可见，虚拟资本作为存量的增殖，只在其自身的范畴以内，不存在所谓积累，所谓收入流量也没有价值来源，更没有对应的生产过程，虚拟经济的存量和流量也不是通过简单的加减法运算能够相等的。 

　　只有存量变化导致了对应的流量增减，例如通过虚拟资本与货币资本的再交换支配更多的生产性劳动，才能在真正意义上被理解为占有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并转移了更多的已有财富。换言之，存量变化可能只是表面的、头脑中的范畴，本质的、实际上的关键还是流量增减。只要在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之间建立起流量上的交换关系，流量层面的资本运动就依然可以用于解释虚拟资本的增殖及其存量变化。 

　　综上所述，在虚拟经济中，流量是重要的、具有决定性的，也是能够很好解释存量变化的，基于虚拟资本理解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中的存量动态很大部分就是由流量动态决定的。 

　　（二）虚拟资本作为部类 

　　 把虚拟资本单独列示，与马克思划分两大部类的依据一脉相承，是出于对不同最终用途的考虑。无论一种产品有多少种用途，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过程中，总有三个彼此独立的去向，要么用于生产资料的再生产，要么用于消费资料的再生产，要么不参与生产过程而只是参与分配过程以转移现有财富。为了彻底解决关于社会总产品实现的一系列问题，从而揭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规律，马克思把社会总产品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两大部类再生产图式以极其简洁的方式描述了实体经济的大循环，基本逻辑是所有相互联系的现实资本在循环中都表现为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的关系。时至今日，部类对于分析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及其长期动态依然有重要的意义。不过，如果说当时生产资料部类和消费资料部类是对经济运行最概括且最恰当的划分，那么当前的部类划分不纳入虚拟资本恐怕就过于概括或不够恰当了，因为虚拟经济相较于实体经济的扩张与深化已经不容忽视。 

　　本文据此拓展，提出“实体—虚拟”三大部类资本循环分析框架。之所以提出把虚拟资本作为与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并列的部类，是因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部类工具的优势之一就是对截然不同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几个部分之间的互动关系予以系统性分析。如图1所示，两个资本循环的过程整合在一起，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和虚拟资本之间的互动就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全貌。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的区别，决定了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而在经济系统中存在的经济活动；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的联系，尤其是虚拟资本对现实资本再生产中内在矛盾的短期解决与长期加剧，决定了虚拟资本在功能上服务或背离实体经济。

　　这一分析框架把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再生产图式与虚拟资本概念有机统一，目标是把对虚拟资本的分析与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理论进行整合，这是马克思“未竟的事业”。此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普遍将再生产框架用于考察实体经济；然而，作为再生产过程所出现的现实的生产过程是直接的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统一，直接的生产过程是总过程的一个部分，流通过程则是不同部分之间的连接，虚拟经济就出现并发展于此，表明再生产框架同样能够用于分析虚拟经济。 

　　（三）“脱实”：虚拟资本的衍生 

　　虚拟资本使资本的“拜物教”形式被发挥到极致。“拜物教”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如何被埋藏在了真实存在却有误导作用的表面现象之下，所以虚拟资本的衍生只有回到剩余价值的生产才能被预见和理解。 

　　 不妨从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入手。个别资本不同循环阶段相互交错，决定了同一时期内货币资本既存在过剩又存在短缺，借贷行为有效改善了货币资本在时间上分布的不平衡。部分闲置货币资本从现实资本中独立出来形成生息资本，对应地，货币经营业等现代金融体系的雏形也从实体经济中独立出来。不过，一般生息资本在投入特定使用价值之后即失去协调能力，而虚拟资本则允许同一笔货币资本被反复使用。只有在货币资本可以从一个领域迅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的条件之下，两大部类的交换才趋于平滑。可见，虚拟资本通过信用制度克服了一般生息资本在灵活性上遇到的困难，同时促进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完善。总而言之，虚拟资本的衍生作为闲置货币资本时间分布与部类交换等不平衡问题的解决方案，从货币所有者到资本使用者预付了两次，又从资本使用者到货币所有者回流了两次，获得了分割剩余价值的权利，这也是在流量意义上虚拟经济不新增财富创造却参与财富分配的依据。 

　　图1中路径（3）和路径（4）既表明了虚拟资本的来源，又揭示了其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生息资本的出现、虚拟资本对一般生息资本的发展，与虚拟经济部门的逐步形成，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随着闲置货币资本面临的不平衡问题范围扩大、程度加深，信用流通以虚拟资本的形式为解决方案，突破现有资本限制，导致虚拟经济的发展。货币经营业就是从实体经济中独立出来进行资源配置的，现代金融体系也是为进一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而产生的，最初的职能即服务实体经济。 

　　在流量意义上考察虚拟资本的衍生，两大部类的折旧基金和积累基金提供闲置货币资本构成虚拟资本的供给，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不平衡等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加剧虚拟资本的需求，这些不平衡是虚拟资本“脱实”的主要原因。 

　　“脱实”并不等于“向虚”。三大部类分析框架表明，“实体—虚拟”的互动关系在理论上存在两种情形：一是虚拟资本回流现实资本、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即“向实”；二是虚拟资本自行增殖，即“向虚”。 

　　（四）“向实”：虚拟资本向现实资本回流 

　　 图1中路径（5）和路径（6）描述了虚拟资本向现实资本的回流，既可以在生产资料部类，又可以在消费资料部类，参与现实资本运动。例如，企业通过直接融资或间接融资的方式形成扩大再生产所需的货币资本，虚拟资本从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回流到第一部类（路径（5））。又如，虚拟资本回流到第二部类（路径（6））的典型代表是消费信贷，可以平滑家庭消费，增加可支配收入、突破流动性约束，促进消费资料的再生产与跨期配置。上述两个过程同步进行，说明虚拟资本可以同时促进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再生产，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果经济过程依然由现实资本主导，那么虚拟经济的扩张就会在产业资本的“规训”之下回流实体经济，而且回流的方式“总是由自身得到再生产的资本及其特殊种类的现实循环运动决定的”。依赖于虚拟资本回流，能够用于两大部类再生产的货币资本不断积聚和集中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对应地，再生产规模也日益庞大。 

　　更重要的是，回流在两大部类之间的差异，表现为对现实资本的结构性调节。任何未来收益的凭证的购买和出售，都会把其他方面的对抗性矛盾向货币资本流通的一般体系整合。虚拟资本具有平衡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巨大潜力。原因之一是虚拟资本参与到现实资本各项投入的决定中，这一过程与任何一个部门或部类的特定的使用价值无关，更接近于在资本家的个别利益与阶级利益之间进行仲裁的手段。原因之二是虚拟资本可以把当期货币资本的流动与远期剩余价值的占有联系在一起。通过这一联系，投入品的购买与产出品的出售之间的缺口得以弥合，生产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也向平衡路径调整。 

　　（五）“向虚”：虚拟资本的自我膨胀 

　　由于金银本位的约束，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只是作为实体经济内部矛盾的转移和结构性调节，最终会回流到实体经济中。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虚拟资本的外延不断丰富和变化，作为流通中对于特定偿付的权利，其虚拟特征无法在“向实”的过程中充分体现，因此需要特别关注“向虚”这一本质上不同的路径。 

　　虚拟经济的深化，即图1中路径（7）描述的虚拟资本自我膨胀，体现在更复杂的权利形式和更独立的流通过程。“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各种不同的人手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更复杂的权利形式和更独立的流通过程，使虚拟资本陷入空转，经济也随之虚拟化，并“取得了一个完全表面的和现实运动相分离的形态”，由此“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虚拟资本之所以有空转的自我膨胀趋势，而非回流服务实体经济，主要是因为虚拟经济的资本回报率一定程度上高于实体经济的一般利润率。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不难理解，以产业资本循环为主创造剩余价值、以商业资本循环为主实现剩余价值，不同部门的产业利润率和商业利润率在竞争中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然而虚拟资本的资本回报率从何而来，又为何高企？ 

　　关于资本回报率从何而来，需要分别考察虚拟资本的利息收益和价格变动收益。利息收益来源于对实体经济中剩余价值的占有，虚拟资本并不创造或实现剩余价值，但是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价格变动收益可以理解为对实体经济中未来剩余价值的预期占有，依赖于资本化定价的逻辑。在马克思指出的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表现下，虚拟资本的利息率随之下降，价格（价值量）上升，虽然完全没有参与实体经济循环，但是虚拟资本依然可以自我膨胀。“生产更多货币的货币，是没有在两极间起中介作用的过程而自行增殖的价值”，虚拟资本的资本回报率通常高于一般利润率，是严格意义上虚拟的。 

　　 关于资本回报率为何高企，主要机制包括以下过程：一是杠杆化操作与乘数效应。即使利息率较低，虚拟资本也可以通过杠杆撬动更大的资本量并分配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是增殖方式上区别于现实资本的关键。随着虚拟经济的杠杆不断提高和链条不断延长，虽然过程中虚拟资本的每一次预付都遵循等量资本创造等量利润，但是结果虚拟资本占有的利润总量显著增加。二是投机行为。虚拟资本的价格以其未来收益的贴现为基础浮动，对其预期的异质性决定了买入或卖出的行为，从而导致了价格的不确定性；对其预期的快速变化与自我强化说明了价格的不确定性可以为投机活动提供空间。三是资本市场垄断。对投机活动中占据上风的极少数资本家而言，甚至可以用手中大量的虚拟资本和闲置货币资本人为造成资本市场上的猛涨或暴跌，价格变动引起对工资收入等财富的再分配，从中牟取更高的超额回报率。四是一般利润率下降。一般利润率下降提高了扩大再生产的最小限额，引起大量资本进入投机领域，“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特别是在二级市场上的规模极大的资本均采取这一形式。杠杆、投机、垄断引起资本回报率提升，同时一般利润率下降，上述机制共同导致经济进入虚拟“化”的长期过程。 

　　（六）虚拟经济扩张和深化的影响 

　　依据三大部类分析框架，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适度的扩张有积极调节作用，过度的扩张或深化又起到负面作用，这主要归因于“实体—虚拟”关系是二元融合而非二元分离的。 

　　 虚拟经济扩张，不一定是阻碍实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三大部类可以通过路径（5）和路径（6）的回流实现良性互动。除了总的资本流通借以得到部类之间的结构性调节之外，货币资本的重新配置还在不同的部门、行业、国家或地区之间发生，虚拟资本在促进实体经济中不同领域的分工细化与合作强化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这一调节作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相对复杂的，既可能消除又可能加剧两大部类的不平衡和资本的过度积累。之所以会出现截然相反的两种运动逻辑，是因为虚拟资本不能直接处理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虚拟资本衍生并发挥结构性调节作用的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阶段和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阶段都属于流通领域，流通领域是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的枢纽，虚拟资本影响生产过程的主要机制就是参与流通过程，并向生产过程释放信号。这些信号不可避免会加剧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抗倾向，从而导致图1中路径（5）和路径（6）的比例关系失调。总而言之，虚拟资本的扩张一方面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也成为了生产过剩与投机过度的潜在杠杆。 

　　 虚拟经济的深化，对“实体—虚拟”关系的影响至少涉及三个方面。第一，虚拟经济的风险随着虚拟资本的自我膨胀规模扩大而增加。虚拟资本的自我膨胀趋势蕴含着过于乐观的预期，投机一方的过高估值与融资一方的过度负债共同形成虚拟经济的泡沫。一旦预期前景不好导致泡沫破裂，投机者就要承受损失、融资者就要面临破产。第二，削弱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两大部类的结构性调节能力，产生“挤出效应”抑制实体经济发展。虚拟资本自我膨胀率越高，回流实体经济的虚拟资本就越少，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结构性调节作用就越弱。第三，掩盖并加剧了实体经济的主要矛盾。即使实体经济中已经存在生产过剩危机，虚拟资本的自我膨胀趋势也可以支撑资本市场上的交易表现得十分繁荣，甚至创造出对商品的有效需求依然强劲的假象。更多虚拟资本的衍生本质上只是对矛盾的掩盖、短期转移和长期加剧，需要警惕与固定资本流通相关的以货币运动为中心的投机性的繁荣和崩溃。 

　　综上所述，本文的分析框架完成了从两大部类到三大部类的拓展，更全面地探究了虚拟资本的运动及其与现实资本的互动，从而说明了虚拟经济的扩张与深化的影响。本文的观点绝非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对立统一，虽然没有创造新增财富，但是对已有财富的转移只要与其贡献相匹配就是合理的，在流量意义上可以具体到上述路径进一步讨论。 

　　二、三大部类结构表与指标体系的构建

　　三、中国经济发展中“实体—虚拟”关系的实证检验

　　余论 

　　本文以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拓展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基础上，提出虚拟资本部类，进而构建三大部类资本循环的流量分析框架，对虚拟资本与生产资料部类、消费资料部类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包括两大部类再生产对虚拟资本衍生的影响，虚拟资本回流对两大部类再生产在总量上的促进和在结构上的调节，以及虚拟资本自我膨胀对两大部类再生产在总量上的挤出和在结构上的扭曲，给出了量化工具与指标体系，考察了我国经济是否存在虚拟化、虚拟回流实体经济是否充分和是否平衡等问题，讨论了“实体—虚拟”二元融合的良性互动。 

　　国际经验表明，虚拟化通常是经济发展到后工业化阶段的一次结构性变化，当前我国并不存在以虚拟经济深化为典型特征的虚拟化问题，虚拟经济的扩张速度较快、时间点对比工业化阶段较早、服务实体规模较大而结构适配程度较低、超额资本回报率长期较高等是“实体—虚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特征。总体来看，虚拟经济正处在“扩而未深”的阶段，实体经济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虚拟经济“脱实”并不等于“向虚”，当前我国虚拟资本回流实体经济的规模较好，但结构不协调风险较大。 

　　为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正确认识虚拟经济“扩而未深”的阶段性特征。当前，我国经济与虚拟化仍有距离，虚拟经济“扩而未深”为推动虚实融合提供了有利时机。允许虚拟经济比率在合理范围内提高，又要严格控制虚拟资本自我膨胀率，充分考虑到虚拟经济的乘数效应，以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为底线，避免空转。 

　　第二，辩证认识超额资本回报率长期较高的现象。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在快速工业化时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发展阶段则需要向一般利润率倾斜，从根本上驱动从虚实分离到虚实融合的转变。特别是近年来超额资本回报率还与实体经济利润率较低有关，应该着力提高实体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优化分配制度，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化、迈向高质量工业化。 

　　 第三，全面认识虚拟资本“脱实”现象。虚拟资本“脱实”并不等于“向虚”，还存在回流实体经济的路径，尤其针对当前我国虚拟资本回流实体经济结构不协调问题，应多措并举提高虚拟资本回流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一方面，注重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精准导向作用，配合实施财政政策，把更多资源配置到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增强市场对实体经济的信心。另一方面，通过激励约束机制的设计引导虚拟资本回归其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激励包括健全虚拟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考核评价体系，发挥好其“指挥棒”作用，端正利益观和发展观，引导虚拟资本回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积极探索虚实融合的新场景，切实改善资本使用效率；约束包括一系列加强资本市场监管的举措，以端正虚拟资本的从属性定位，使其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功能。 

　　高质量发展一定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协调的发展，对虚实融合提出了新要求。以虚实融合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改善我国“实体—虚拟”关系的关键在于“以虚促实”——抓住部类层面虚拟资本回流实体经济的路径及其影响因素，促进“实体—虚拟”三大部类良性循环。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