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工业文明以及技术理性规制的生存与生活逻辑确立以来，人的生存与生活的“非生态化”，已构成哲学社会科学和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战略思维迫切关注的危机意识。“非生态化”的本质，是作为历史实践和制度主体的人与对象世界有机整体性关系的实质性断裂。其结果是丧失了对人类中心以外的存在物的生态性终极关切，人类凌驾于自然—生态的整体性之上。20世纪50年代以后，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展开和不断深入，西方有先见之明的思想家逐渐将理论关注的视野转向生态问题，吁求以批判性话语唤醒人类的生态理性意识、生态价值与生态正义信念。至今70多年过去了，随着技术的加速推进以及世界市场、现代化的全球化扩展，曾经困扰人类永续生存和生活的全球性生态难题，不仅没有得到根本性克服，在世界上有些地区、国家，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高度，将生态问题摆在了现代化的突出位置，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创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精辟、系统的生态文明理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路向，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深刻的生态智慧，基于实践的反思批判性立场，充分吸收、借鉴了西方生态哲学思想中的有益成分，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中国化、时代化高度的新诠释，为人类生态实践观贡献了原创性的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是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现实践履，这一与人类文明演进方向根本一致且代表了人类生存与生活方式根本变革的新型实践观，生成、确立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过程，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内涵的深化、丰富和拓展。生态实践的实质在于，人类对自己实践活动所本应具有的生态理性规制、生态价值信念以及生态正义目标等的集体性自觉，划定人类立足实践活动的生态（约束）边界和限度，决意从根本上调整和矫正活动的蓝图和方案，有效维持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统一，实现生态整体性福祉的最大化。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 

　　 “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兴起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问题。西方兴起的各种生态学思潮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一种“技术决定论”和“生产决定论”，过分强调生产而忽视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生态学思维方式是对立的。但具体而言，他们坚持认为可以通过改造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开启其生态维度。奥康纳认为 ，“马克思的观点中的确不包含把自然界指认为存在之终极目的的生态观点，而是把自然仅仅当作生产力要素”。面对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本·阿格尔指出应当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危机理论，“原来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同时，也有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马克思对环境进程如何与社会发展和社会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供了大量的见解。福斯特就指出：“马克思在将唯物主义转变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过程中从未放弃过他对唯物主义自然观——属于本体论和认识论范畴的唯物主义——的总体责任。” 

　　 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中理解自然，揭示了自然的历史规定性和实在性，反对将自然概念神秘化和抽象化，提出“人化自然”概念。生态主义视野中所谓“自然”，是“一种未被污染的、未被人类之手接触过的、远离都市的东西。……是与由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人们对都市生活的厌倦以及渴望回归想象中的乡间田园生活的情感相联系在一起的”。各种绿色思潮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范畴误解的实质，在于将“生产力”概念的内涵简单规定为“生产技术”，进而引申为对以“支配自然”为主要内容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休斯对此做出有力批驳，指出，在历史唯物主义那里，“技术（或者更明确一点，生产技术）只是生产力的一部分，生产力还包括劳动者的体能、原料和自然给予的生产资料”。“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明确区分了“自然技术”——动植物在生存过程中形成的特殊器官，这种特殊的器官是他们存在的工具和“人类技术”——“通过工具的社会生产而产生的：这种工具就是人在社会中的生产器官”，深刻阐明历史唯物主义之生产力理论的特质。据此申明自己的理论主张：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概念中同时内在地包含社会和人双重因素，简单地把生产力归结为“生产技术”是缺乏说服力的。 

　　 对生态问题的理论关切，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历史唯物主义关注人和自然的原初关联与生态和社会的现实联系，视“自然—人—社会”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存在体，现实历史的发展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自然与社会协同发展的过程，“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体现了生态学的基本原则，蕴含着深刻的生态维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立足“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实践活动，着眼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及其社会实践活动的反思批判，将历史理解为人、自然和社会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蕴含了重要的自然关怀和生态维度，包含着解决当代生态问题的深刻的理论智慧。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与世界的生态关系作为人的全部实践及其发展和进步的根本性前提，通过揭示自然、人和社会的辩证关系，从自然与社会的整个生态有机系统及其运动发展的相互联系科学阐述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从资本逻辑的批判和超越，提出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共产主义理想，最终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的构建。 

　　 全面把握并准确呈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维度，有助于在正确认识生态规律、社会规律以及人自身的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为中国式现代化之生态实践提供科学合理的方法论依循，引领中国社会迈向更加绿色美好的生态化社会。客观地讲，在智识论意义上，包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西方绿色思潮，无论是肯定唯物史观之生态内涵，抑或质疑其生态涵义“缺场”的论断，至少从正反两个方面提醒中国式现代化之生态理论与实践的思考者们，必须从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高度，全面、准确地分析和诠释作为一种理论新范式和实践新模式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之生态实践的原创性贡献及其世界性意义。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式现代化之生态实践作为唯物史观生态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其理念创新、一系列新论断以及制度性努力，丰富、深化了唯物史观生态理论的内涵，提升了其理论境界。 

　　生态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突出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有机结合的产物。这一新的实践形态所以可能，在于其明确肯定历史唯物主义所内在包含着的生态维度，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高度，对西方生态学有关自然、社会、技术问题上的见解做了批判性的借鉴和吸收，丰富、完善、深化和拓展了现代化的生态内涵，提升了现代化的生态品质和生态境界，向全球范围内人类现代化的生态实践贡献了原创性意义的生态价值观的中国智慧以及生态文明实践的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同时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所必须直面的生态化生存、生态型实践难题之有效解决的一种现实关切。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科学内涵，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生态实践的理论表达。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造性实践与创新性发展，丰富、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社会存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以及人的发展和价值实现的生态内涵。生态现代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态实践，则必然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由道路、理论、制度和实践的性质所决定，中国式现代化之生态实践作为一种总括性表达，可以全面、深刻和准确地概括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生态文明理论之现实关切的实质，即强调人的生存必须以承认自然的有机整体性、过程性为前提，人的活动必须以服从和尊重自然规律为边界和限度，活动的最终目标和最理想的结果，在于追求和实现人与自然的并生共在。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生态实践及其文明意蕴的具有原创性贡献的系列新观点、新论断，从根本上变革、矫正了西方现代化的非生态性、反生态性之深重弊端，描绘了基于生态型生存和生态化生活的人类现代化的新的生态愿景，丰富、拓展和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生态蕴涵，实现了生态现代化问题上理念、范式、方略和价值目标的革命性变革，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实践观推进到了时代新高度。 

　　 生态实践的提出与践行，在理念、范式、方略意义上，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实践的理论新标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是基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立足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对生态实践主体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实践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与整个人类文明关系所做的具有时代性高度的理论把握和实践探索智慧的表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之生态实践的道路理论和模式创新的高度，就生态文明问题、绿色发展、绿色生活方式问题等做出了一系列深刻、精辟的论断：“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以及“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等。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提出和确定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实践目标，生态意识、生态实践以及生态型生存成为其最深刻的文明价值信念。 

　　不难看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理念清晰、逻辑严谨、内容完整、指向明确，彰显着中国式现代化之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所特有的内在性优势和鲜明的制度性特质，贡献了生态实践问题上集理论深度和时代性高度为一体，具有中国智慧的原创性智慧，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着眼中西现代化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之历史性比较和价值性判别之宏阔视野，立足生态理性重建、生态正义审视和现代生态社会模式探索的立场，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了具有前瞻性、典范性和引领性意义的有关现代生态实践所以可能的新理念、新范式、新话语。 

　　二、生态实践的出场逻辑 

　　自然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美好家园，提供了人之为人所需要的一切基本的资源。但是，自从人类发明并充分地运用了技术思维、掌握了技术理性的奥秘，日益成为一种拟技术化的存在者以后，自然就成为人的对立面。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自然—生态之于人的生存与生活的基础性地位：“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恩格斯更是明确指出：“文明是一个对抗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生产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近代以来，人形成了对待自然的技术理性思维，人在利用技术的同时，也受制于技术的统治，把自主性、选择性让渡给技术以达到某种暂时性的目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科学就是靠这些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海德格尔也尖锐指出，“由于这个技术的意志，一切东西在事先因此也在事后都不可阻挡地变成贯彻着的生产的物质。地球及其环境变成原料，人变成人力物质，被用于预先规定的目的。”技术在成为现代社会标志的同时，也使现代社会成为一个风险社会。 

　　 人类生存的历史辩证法一再昭示我们，掌握并运用科学技术创造了神话般社会财富的现代人，在技术发现、运用的后果及其对于整个自然和人类的长期影响等问题上，迄今为止依然存在许多盲点和未知。对于技术的不合理运用所导致的连续性的、广泛的、大规模的生态负效应而言，作为技术的主体的人（理性）其实根本无法超前预见。技术革命、技术社会应用所产生的负效应一旦发生，往往是非人力所能够逆转。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生存在现代社会中，技术理性信念、技术化的方式成为现代个体之生存“何以可能、所以如此”的最基本的逻辑理据。问题是，当技术化的生存方式变成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一种人类以主宰者、攫取者和占有者的姿态对于包括自然—生态在内的一切对象性世界的优势性的态度，那么，其所导致的诸多“反自然性”“非主体性效应”和灾难性后果就必然产生。一是导致自然生态系统内部物质变换出现无法弥补的断裂；二是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物质变换的断裂。其中，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就是其中最为显性、最为直接且最为严重的后果。依查尔斯·哈珀之见，现代工业社会的生存观念和实践活动模式，本质上是“非生态性”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压倒一切，自然环境只是理应受人支配的资源；二是对科学技术的信念是有利可图，市场为追求财富最大化敢于冒最大风险；三是崇尚快速便捷的生活方式，人人只关注个人当下的权利、需求与幸福；四是生产与消费的增长永无极限，科技进步可以解决社会发展中的一切问题；五是强调竞争与民主、专业与效率、等级制度与组织控制。 

　　 面对上述严峻的生存情境，现代社会需要着眼人与自然一体化并生共在之客观性事实的理性自觉，学会立足地球生态之生命整体性，探究一体化并生共在的生态化生存方略。生态是人的 “家园”，是地球生物圈内多样化生物群落之间基于“种群利益”之既相互冲突又相机互生的各生命体组成的休戚与共的共同体。现代生态学、生态哲学意义上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具有自调节、自演化的生命体系统，由“生物体”“生物区”“生物族群”“生物群落”和“生态位”等要素组成，表征的是自然界多样性的生物体（包括动植物和微生物在内）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与“生态”“生态系统”密切相关的生态观念，是作为生态实践主体的人对于生态世界、生态现实之存在本质和规律的一种清晰的理性信念和价值观自觉，体现的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人类个体及其社会群体对整个生态环境与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关系的理解。其核心内容包含“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以及“绿色、环保、低碳生活”等。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生态哲学所表征的，是后工业社会、后发展时代，人类对生命与环境、自然与社会、生存与发展以及精神与物质等多方面辩证关系重新审视基础上所形成的新世界观。其内含着生态本体论、生态认识论以及生态价值论等的主体性承诺，强调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内在有机关联，明确指认世界存在的整体性、有机性、系统性、生成性、复杂性等特质，承认世界是一个多要素、多领域等相互关联的系统，一个生生不息运转着的过程，一个生机盎然的复杂的活体。对人类而言，一方面，生态系统不仅维持了整个地球的生态平衡，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另一方面，原生态意义上生物种群族群的多样性客观上构成的自然景观，具有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产生并带来精神层面的愉悦感和满足感。罗尔斯顿指出，“有了生态学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修正了的图景，有着各种制约，将各种冲突关系拢到一个相互依赖的共同体中……我们现在将生态系统看作一个共同体，一个生命之网，各种生命形式只有在紧密相联的生物金字塔中才能繁盛。用 ‘生态学’一词的词根所蕴含的比喻来说，我们与其他生命都生活在一个‘家’里”。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最直接、最合理的理据在于，其奠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自主地探索生态文化建设规律的过程中，对于新的“生态现实”的创造和创新性诠释。生态现实是有关生态事实、生态规律、生态实践及其成果等的总括，是生态实践的凝结和表现，表征着生态实践主体与对象世界之间的生态实践关系、生态意识关系、生态价值关系等，其结果包含着并体现于生态实践的全过程。进入21世纪，面对全球范围内普遍的生态治理赤字难题，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代表了人类生态实践的方向。 

　　 首先，坚定地走生态实践之路是中国式现代化内在的突出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提供了世界范围内人类现代化绿色发展的全球性典范。面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这一重大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中国政府提出的有效方略，就是坚持并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昭示着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始终立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其所秉持的，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化进程相统一的辩证思维。生态文明的底色是绿色发展，现代生态实践视域中的绿色，与技术革新、产业升级换代密切相关。其强调统筹协调生态要素融合机制，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泛爱万物”“取用有节”等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注重在发展和提高生产力的过程中实现生态要素的有机融入，打造、推动和形成更加满足美好生活环境需要的“新质生产力”新样态，努力实现在区域以及全球生产力格局中的领先地位，从根本上克服西方现代化之“去生态化”“反生态化”等弊端和痼疾，在为广大民众提供良好的生态福利的同时，更加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优势，为其接续推进奠定深厚底气和生态意蕴。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实践最为关键、最为根本性的举措，在于构建了覆盖全面的生态福利体系，实现了生态产品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环节的全过程保障。一是推动各类产业特别是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实现绿色转型、提高生产效能，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生态产品。二是健全生态产品分配体系，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鼓励三次分配更多投资于生态领域，并进一步提升生态产品的供给力度。三是疏通了生态产权和绿色资本变现渠道，不断探索建立覆盖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各领域的生态产权交易市场，完善生态福利体系的整体框架。四是加大对生态产品的宣传力度，借助地理旅游标志、有机食品认证等方式，提高人民对生态产品的消费意愿，真正将“良好的生态环境”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共有财富”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新时代的中国，“美丽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绿水青山”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全民生态意识，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正汇聚成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的强劲动力。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强调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和保障，打造统筹协调的生态要素融合机制，探索多元主体协同的生态治理模式，构建覆盖全面的生态福利体系，切实推动整体性意义的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绿色生态发展战略，其重要抓手在于诉诸生态环境治理，统筹考虑环境要素的复杂性、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自然地理单元的连续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从更为根本、更为长远和全局的角度探索生态环境治理之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尊重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有机性规律，强调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强调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针对部分区域严峻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运用法治思维、法治实践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构建起科学严密、系统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强调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一是着手构建覆盖全域的生态治理和保护大格局，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二是明确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制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黄河保护法、长江保护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等保障生态安全的法律，修改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等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法律，立改并举，着力解决过去一段时间在一些地方存在的违法成本过低、处罚力度不足问题，统筹解决生态环境领域法律法规存在的该硬不硬、该严不严、该重不重问题。上述系列重大制度安排和决策部署，引领和保障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断迈上新台阶。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实践的不断深入，一种以“物质—文化—责任—制度—安全”协调发展为基础的生态文明体系正在有序建构和自主生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一体系的实质就是“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 

　　 生态文明时代，人类要从根本上克服和彻底摆脱技术生存的异化窘境，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实现彻底的“生态实践观转向”，走向“生态化技术生存”。在人类技术、文化、文明和价值实践的高级历史阶段，人类必须发现、确立并实际地践行一种与人性进化的水平和理性自主性变革的需要相匹配的，更具超越性、更具创造性的生态实践理念和生态型生活方式。这一新的实践范型之时代性表征和表达，就是秉持整体性有机自然观，以追求、实现“自然—人—社会”的协同进化为理想状态和目标的“生态化技术生存”。对于这一生存模式的实质性规定，马克思作了经典表述：“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当今世界，愈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威胁。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中国政府坚决摒弃个别国家借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名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径，坚持以平等协商、互利互惠的原则推动世界各国“加强绿色国际合作，共享绿色发展成果”，愿意同各国分享本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宝贵经验，致力于打造从根本上、长远上契合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和人类公共性福祉的地球生命共同体，“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险。……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同心协力，抓紧行动，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致力于推动形成地球生命共同体，探索出了一条推进全球环境治理合作共赢的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生态新路，彰显出一个负责任大国之全球性视野和人类生态福祉至上的公共性关切与担当。中国政府积极推进国际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务实合作，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主动承担同国情、发展阶段和能力相适应的环境治理义务，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国坚定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积极建设性姿态参与全球气候谈判议程，为《巴黎协定》达成和落实作出历史性贡献，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体现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对人类永续发展的责任担当。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注重生态自然与社会之间差异化融通基础上的连续性，揭示并呈现人与世界万物之间基于创造性活动的系统性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实践呈现了一系列代表当今全球生态实践最前沿的思想和智慧,客观准确地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采取的一系列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等，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大范围的生态现实。 

　　三、中国式现代化之生态实践的现实践履 

　　新时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让人民过上高品质生活，成为党和政府的核心关切。 

　　 与人类生态文明建设内在一致、辩证契合的生态实践，是人类实践观演进的最新形态。其本质，在于承认自然—生态之于人的存在和谋生—逐利活动之本位性地位。由此所决定，社会现代化的主体所从事的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基本活动的前提，是承认人与对象世界的一体化、有机性关系，人类活动手段的选择、活动目标的确立和实现，都要以此为内在边界和合理限度。其有效地防止人的活动的越界，实现并生共在基础上生态实践活动效益的最优化。价值哲学视域中的生态价值至少包括了“生态经济价值”“生态伦理价值”以及“生态功能价值”等三个方面内容，是对生态和人之间多重价值关系的认知和评判的理论和实践自觉。生态价值首先是一种“自然价值”，即自然物之间以及自然物对自然系统整体所具有的系统“功能”（广义“价值”）。同时，与自然物本身的“资源价值”或“经济价值”不同，生态价值同时还是自然生态系统对于人所具有的“环境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的提出和践行，表明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到了自然—生态的本质，严格遵循生态规律，自觉地以生态尺度约束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边界与限度，确保人类实践活动能够最终实现生态效益和生态福利的最大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始终坚持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科学认识，强调通过制度保障、通过生态治理的方式，实现对生态系统的保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这一论断有其深刻的所指。西方现代化的近现代历史、西方现代化将资本的逐利逻辑以及财富最大化发挥到了极致，为自己创造了享受幸福、快乐与美好生活的一切。但是，这一切的获得，却是极其不对称、不平衡的生态代价的付出。与生态代价同时出现的，还有生命的畸形、生存价值的异化，以及人的精神生活的虚无。人将自己神圣的、高贵的生命降格为一种动物般的存在，人自我迷失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中国式现代化之生态实践的提出，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基本理论：一是强调自然—生态之于人类生存与生活的本体性地位。“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能够做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恩格斯指出：“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二是自然—生态系统（资源、环境及其他生态条件）之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性。三是人类的发展要以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为前提。结合启蒙现代性以及先发国家现代化对自然—生态破坏的现实，恩格斯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作为一种生存范式意义全面变革的理性自觉，“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从改变自然、征服自然转向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致力于从根本上克服并矫正启蒙现代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资本逻辑、财富最大化追求所产生的生态异化现象，让自然以及人的生存如其所是地回归其本真。“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人类的现代生活样式与近代生活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甚或本质性区别。西方现代化的理论范式和实践，在生存信念、实践逻辑、价值取向等方面，所秉持的是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中国式现代化之生态实践中的“生态”，强调万物互涵的关系理性、自然生成，尊重差异、欣赏多样性的“互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绿色生活方式的转型与践履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就是民生，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并且生态文明建设应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事业，全社会都应以实际行动节约能源资源并减少污染排放。“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这一论断的提出，意味着：其一，必须正确理解现代社会个体的真实需要，以有效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约束、抑制人类不断膨胀着的欲望，维护生态安全，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底线逻辑；其二，必须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生态产品多数属于公共产品，不能直接通过市场方式交换，需要政府积极引导和规制，建立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的利益导向机制。以全人类生态福利为最大化追求的生态思维、生态理性以及生态实践的旨趣，是一种引领和警示，是引导现代化之主体找回自己失去的本性，重新踏上“回家”之途的路标和指引。这一努力指向实现个人之生命、生存与生活的本真境界的澄明。实际上，早在19世纪，面对科技革命、市场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在物质财富的创造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经典作家着眼“自然的有机整体性”和“人性生态的内在整全性”立场，就以深刻的辩证理性和实践的历史理性意识，对这种发展与进步方式所存在的悖反性本质做出了深刻的揭示。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取消了。”中国式现代化之生态实践的理论建构，具有鲜明的现实性指向及深厚的文明价值观重建的意蕴。“非生态化”“反生态化”及其“生态灾难”，是启蒙现代性主导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必然后果。究其原因，本质上是不合理的发展观念及其相应的实践的结果。人类进化发展的高阶层次上，“生态地、生态化生存”是一种实践理性意义上，合乎文明、合乎理性、合乎价值的合宜性的生存样态与生活方式信念和选择。着眼未来，人类要重建并回归“家园”，就必须立足文明价值观的变革与重建的立场，秉持“生态型实践”的思维范式，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实质性的有效共识。 

　　 1.中国式现代化之生态实践的核心立场：承认自然界的“内在价值”。近代以来，受启蒙现代性之主客二元对立思想方式的影响和钳制，“伦理”“价值”等问题的理解和界定，基本上是以人类自己的生存、发展和进步为考量的出发点和评判标准的。这样一种“有限性的思维”，是导致人与自然冲突以及一系列生态问题的直接根源。戴斯·贾丁斯指出：“全面的环境哲学的中心任务在于对自然和价值范畴的思考。”拉兹洛认为，“所有系统都有价值（value）和内在价值（intrinsic worth）。它们都是自然界强烈追求秩序和调节的表现，是自然界目标定向、自我维持和自我创造的表现”。显然，自然界是否具有内在价值问题之论争的实质，涉及对人之为人的整体性本质的正确理解与合理诠释问题，涉及对“自然”“生态”“生存”以及“价值”的真谛等的重新审视问题，涉及彻底变革“技术理性思维”，实质性地矫正了人之为人的生存立足点，重新确立了现代社会生态实践的立场、逻辑以及现代人的“生态位”。需要依托制度理性的方式，达成一种全球性共识并有效践行。 

　　中国式现代化之生态实践的现实化，首先需要深刻认识、全面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哲学深意，深刻洞悉“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论断的价值意蕴，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着眼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福利、生态福祉的最大化的统一性，努力实现“理性经济人”向“绿色生态人”的转变。 

　　2.中国式现代化之生态实践的目标建构逻辑：“生命共同体”的价值理想愿景。“生态学”和相关的“共同体”是人类文明面向未来的必然选择，其给人类共同体的重组、社会正义的实现、人类文化的新生以及生命所依赖的生态和地理系统再生提供了基本语境。“生态学的核心内容是我们生活于正在发展的共同体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除非个人所依赖的共同体存在是健全的，个人不可能获得健全。强调个人幸福首要性（包括多样性和个人自我控制能力的重要性）的现代性不应该被遗忘，但是强调涉及自然共同体的幸福，在即将来临的时代将成为核心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到目前为止，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的唯一选择。” 纯粹的国家利益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必须采取国际主义的方式，这样才能在各国从世界获取的东西和他们所给予的东西之间实现更大的平等。所有的生态问题均根植于社会问题。一方面，“一体化时代”生态问题上国际社会的休戚相关、福祸相依。面对无比脆弱的生态链，人类要实现永续性生存，就必须克服族群、组织和民族国家的狭隘利益，参与创造和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生态共同体的伟大事业，以真诚、有效以及持久性的团结、协同与合作，实现全人类生态福利的最大化，在不断缩小全球贫富差距的过程中实现生态财富和社会财富的共享。另一方面，在更深层的人学价值论意义上，意味着在人类文明转型和重建的新历史时期，需要日益觉醒和成熟起来的理性人类，基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生态理性意识与生态正义、生态责任信念，重新确立对自然—生态的深刻敬畏与回归意识。 

　　生态危机的形成是数百年的西方市场经济、技术理性与财富最大化的现代化长期积累的负面后果。从理论上建构、确立某种“普遍意义”的抽象的生态文化主张和方案是一回事，让蓝图、愿景成为国际社会的一致共识则是另一回事。具体落实到“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行动上，仍然是一个全球性难题，需要以全人类公共性福祉的名义，着眼人地共生、共荣的伦理，贡献更具超越性的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之生态实践的确立，需要在整个社会层面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的价值共识。生物多样性就是生命，生物多样性就是人类的生命、生存与生活本身。“生命共同体”意识强调生存的整体性、有机性以及过程性，强调尊重自然的“权利”和“内在性价值”，强调人对于自然的责任和义务。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为什么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鱼逐水草而居，鸟择良木而栖。’……从这一意义上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习近平在《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主旨发言中强调指出，“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当人类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是慷慨的；当人类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也是无情的。我们要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习近平总书记还引用《庄子·齐物论》中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强调天地万物一体性并生共在的本质。 

　　 3.中国式现代化之生态实践的世界观自觉：重新理解“自然”的本真涵义与关系有机性整体思维的实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上述论述，深刻诠释了人与自然何以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等重大基础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实践的思维方式，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为人通过对象性活动，实现自然和人之间的相互生成和双向观照。当人类通过劳动与自然保持了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时，自然就成了人的直接现实性。但是，财产私有制、市场经济、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社会现代化，出于财富不断增值的狭隘愿望，以征服、攫取和占有者的姿态对待自然，造成人与自然的严重疏离。资本主义财富最大化和资本逻辑规制的价值观，扭曲了人与自然内在统一的共生关系。马克思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马尔库塞已经发现，生态危机不是自然环境“生病”了而是人的生存系统的“紊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自然变成了商品化的、受污染的、军事化的自然，不仅从生态的意义上，而且也从生存的意义上缩小了人的生活世界。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中，福斯特指出：“我们认为生物掠夺也是帝国主义的重要部分……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帝国主义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化经济增长的现实。这样的生态帝国主义只在几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就制造出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并将地球生态置于危险可怕的境地。”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所推崇的生态实践的现实化，需要确立并实现一种思维方式的变革。其核心是一种建立在有机联系概念基础之上的重视创新、推崇多元和谐的整合性的思维模式：一是在世界观上主张整体有机论；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通过倡导“主体间性”和“共同体中的自我”（self in community）来消除人我之间的对立；三是主张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四是在经济上谋求的是为了人类与自然共同福祉的可持续发展，所寻求的是一个“既是可持续的，又是可生活的社会”；五是在生活方式上欣赏与自然和谐及身心和谐的“创意的存在”与“诗意的存在”。 

　　4.驯服技术、约制资本逻辑：诉诸后物质主义时代“人的革命”。这一智识层面的现实性吁求的实质，是强调以生态地生存、绿色文明实践，让全体中国民众共享绿色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福利。不容否认，人是生态危机的制造者，人类活动的技术性革新和社会性运用所带来的深重的生态性灾难，不断地提醒曾经自大无比的现代人，必须以大自然的合格的“守护人”的角色，运用自己清醒的理智，立足生态系统重建和维护的高度，超越自身的狭隘视野，主观经验和局部的、眼前的利益，重新认识、审视自己与宇宙万物的关系。显然、与中国式现代化之生态实践相匹配的主体，本质上是具有现代意义的生态知识的生态公民，视保护、捍卫生态平衡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和使命，具有尊重生态规律，自觉从事“生态型活动”的能力，勇于承担现代化实践中的生态责任。 

　　 面向未来，中国式现代化之生态实践范式确立的关键，首先在于现代社会之生态信仰、生态公民与生态人格的形成与确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西方社会三四百年的市场经济、财富本位、资本逻辑、世俗的快乐幸福生活以及自由个性之价值目标等所引领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已经将一个原本富有真实情感、全面生活体验的完整的、有机的、立体的、丰富鲜活的人变成了一种单面且抽象的“理性的、功利性存在”，一种畸形的“占有性人格”已成为现实。其次，中国式现代化之生态实践还需要秉持“生态理性”和“生态正义”信念，在全面加强绿色生态制度建设的同时，推动民众行为层面对以“适度”“合宜”等为核心的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切实践行，形成一种高品质的生态生活。“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实践，绿色发展与生态型生活方式是一场深刻革命，包括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环境污染综合治理、自然生态保护修复、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方面采取超常举措，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 

　　鉴于人类当前的生存与生活情境，在全球范围内，呼吁并形成一种共识性意义的新的生态实践和生态型生活方式固然有其规范理性意义的充分理由和深刻理据，但是，要让这种面向未来、面向人类整体的理想范型以其所是、所应是的方式顺利出场，仍然存在许多困难和障碍。理由在于，文明价值本位的生态实践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中的实践性即现实性，旨在强调借助于一种更加合理的制度性安排和超越性的公共价值观共识，唤醒人性的生态自觉，吁求一致性的全球生态行动，逐渐告别非生态化、反生态化的生存与生活方式，从而更加有利于、更加有益于、更加适合于、更能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人类公共性最高福祉的实现。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王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