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一直延续至20世纪中期。数千年来，财富创造与社会活动的主角都是农民。20世纪初，农民与乡村社会开始获得学术界关注，率先将研究视角投向中国乡村的是国外学者。百余年间，中外学者关注乡村社会，学术焦点几乎汇聚在与“皇权不下县,县下是宗族”相关的乡间自治方式、宗族组织以及乡村经济的话题上。乡间村民的社会活动是多元的，不仅存在乡间自治、宗族组织，而且生活、生产、社交以及祭祀、婚姻均在其中，共同构成乡村社会的诸层面。

　　与乡村社会有关的研究者，首推费孝通与施坚雅（G.William Skinne）。费孝通《江村经济》根据吴江县开弦弓村的社会调查，揭示了中国农民基于乡村地理与传统而形成的社会结构与经济关系。施坚雅揭示了乡村市场的层级与网络，以及在市场网络中，村民通过交易活动形成的社会关系，其研究深受德国学者克列斯塔勒的影响，将中地论学说引进中国乡村集市研究。山根幸夫意识到定期市集期的空间属性。遗憾的是，他没有通过地图上清晰的集期空间关系，看到相互交错的集期构成了独立的客源区。杨庆堃敏锐地观察到乡村集市的类型与各自的影响范围，但其研究同样停留在市场本身，没有建立市场空间与村民行为空间的联系。另外，乔志强的研究全面展示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其中涉及乡村社区、集镇社区，并关注了乡村社会各个层面。这些著述奠定了乡村社会研究的基础，但它们都忽略了村民社会行为的空间关系。

　　社会是人们通过协作方式组织起来的群体，任何社会群体既占有一定空间，又存在空间界限，乡村社会也是如此。乡村社会空间涉及以农为本的村民，围绕生产、生活以及由社交构成的认知空间与行为尺度。认知空间并非道听途说，而是步履所至、跻身其中的地理范围。中国乡村幅员辽阔，构成乡村社会的主角是村民以及村民的社会行为，而村民的社会行为既复杂无序，却又同一。复杂无序表现为以家庭或个体为对象的社会单元间行为的不同步，同一则是在共同力量驱使下的行为趋同。历史地理致力于昨天、前天的地理研究，然而无论任何时代的地理，其关注的对象都是空间问题，自然空间、人文空间、人与地的空间。基于历史地理研究关注的重点，本文讨论的问题即为村民趋同行为之中产生的社会空间与行为边际。

　　推动众多村民拥有趋同行为的力量是什么？无疑，这个力量就是土地以及由此衍生的文化。当代物权法将土地称为不动产，不可移动的土地对于村民的束缚，如同系在绳子上的石块，若将绳子一端握在手中令其旋转，无论转速如何，石块都被束缚在以那根绳子长度为半径的范围内。只要土地属于唯一生产对象，这个力量就持续发挥作用，并支配农民的行为与认知空间。土地之所以对农民拥有束缚力，在于这是农民的衣食之源，土地给予乡村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在男耕女织的传统社会，几乎所有生活物品都来自土地。植根于土地的农作物需要春种、夏锄、秋获、冬储，农夫四时无暇，不仅将一生投入土地之上，而且在土地的束缚下形成稳定的社会空间与行为边际，故有“其在土著乡民，有不识县，县民有不识郡者”。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依托土地而产生的求稳、求实、守常的内向型文化传统，长期以来植根于乡村社会之中，不仅制约了人们的行为，更束缚了向外探求的思想。

　　纵观乡村社会，无序属于个体，而同一则代表整个乡村。那么村民社会行为中的同一，包括哪些空间现象？何为主，何为次？本文以清代、民国时期地方志、民国以来社会调查等资料作为基本依据，确定传统社会村民拥有的社会空间圈层，总体来看，以村庄为中心属于生活圈，耕地所在范围为生产圈，而集市即定期市囊括的空间为社交圈，以及从属于社交圈的婚姻圈、管理圈、祭祀圈等。上述乡村社会诸圈层中，生活圈、生产圈与社交圈居于首属圈层，婚姻圈、管理圈、祭祀圈等处于次属圈层。首属圈层不仅决定次属圈层的存在与空间范围，而且是营造乡村社会空间的决定性因素。

　　乡村社会中的生活与生产空间

　　村庄是村民生存的基础，村民的生活与生产空间以此为中心环绕四周。赖以生存的农田和因血缘生成的家庭、家族以及远亲近邻，是村民物质生存与精神依托之本。因此，村庄是乡村社会成员的基本空间，而村庄与农田是连为一体的。

　　村庄大小、耕地远近，彼此存在对应关系，现代地理学将耕地范围称为农业聚落的腹地。聚落大，腹地与耕作半径往往较大，但两者之间并非完全成正比，自然条件的差异会使地广人稀、土壤贫瘠的地区拥有广大的腹地，而精耕细作、农作物复种率高的地区却可以凭借不多的土地养活较多的人口。但无论如何，当日往返，且拥有足够的耕作时间是耕作半径的基本要求，若超出这一范围，在距离的制约下，新的村庄自会兴起。传统农业社会，先民选择村庄位置的初衷就是便于耕作，无论村庄历史长短，在其周围开垦农田成为常态。正是如此，北宋李存贤《和林东乔东禅院》有“村落一溪外，民田四望中”，村庄与农田均在同一视野之中的诗句。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也提到中国农民“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

　　20世纪40年代《北支农村的实态——山西省晋泉县黄陵村实态调查报告书》针对山西省晋泉县黄陵村农户田亩分布的调查显示（见表1），黄陵村三家农户，其中8号农户有土地40亩，分为7块土地，这些地块分别位于村庄东、南、北及东南四个方向，尽管方向不同，与村庄的距离都在1—2里之内，且均在本村之内。16号农户有土地25亩，由5块土地组成，分别位于村庄东、南、北三个方向，与村庄距离在1—3里之内。31号农户有土地12亩，分为3块土地，均位于村东，与村庄距离最远为1里。表1中的农户，根据土地数量，分别属于不同的经济阶层，但是无论田亩大小、地块多少，与村庄的距离都在3里之内。

　　笔者依据20世纪40年代《河北省大兴县前高米店村调查报告》得到的数据列成表2，属于这个村庄的农田总共580块，与村庄的距离也都没有超过3里。

　　与黄陵村、前高米店村不同，陕西省洛川县地处黄土丘陵沟壑区，地形破碎，土壤贫瘠，“人口无多，村落桸少，农家与耕地之距离，一般均较他处为远，通常多在五里左右，亦有超过十里者”。洛川县农田与村庄的距离较远，但这样的事例并不普遍。20世纪30年代初，卜凯在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任教期间，率领学校师生前往全国22个省开展农村调查，调查样本显示，农舍与农田间距离最远为4.4里，位于山西省平定县；最近则是江苏省昆山县，为0.68里，多数距离都在2里左右。金陵大学农学院选择的调查样本村庄具有多样性，包括南北各地，涵盖平原与丘陵山区，如此多样的地带，农业经营类型有的以粮食作物为主，有的全部种植经济作物，但农舍与农田的距离却与其他调查获得的数据一致，最远不过5里左右。

　　村庄无论大小，对于村民而言属于生活圈；农田围绕村庄延展，无论远近构成生产圈。虽然村庄、农田各自具有独立的空间圈层，但两者之间相生相依：从炕头到田头不仅是村民生活的核心，也是乡村社会的引力中心。乡村成为乡间婚姻圈、祭祀圈以及管理圈产生的前提，并构成依循首属圈层与次属圈层的主从关系，建构了空间范围。

　　乡村社会中的社交圈

　　如果说村庄、农田是乡村社会的核心，是握着绳子的那只手，绳子的半径就是我们需要讨论的从炕头到集市——乡村社会中的社交圈。

　　营建自己的生存空间是大多数动物的本能，对此杨懋春有过这样的比喻：“一个常居于树顶的鸟可以永远不与地面上的另一种鸟互相侵犯。但在处于相同领域又属同一个族类的鸟群中，事情就不简单了。他们之间必须有高度又微妙的调整，再调整；妥协、再妥协。把筑巢地点与觅食范围等问题安排好，始能共同生活，相安无事。因此划分疆域界限就成为各个生活社区中的主要题旨。”鸟类尚且如此，拥有空间领域对于人类社会更为自然。

　　在以农为本的经济基础上，传统中国衍生出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内向型特征，这一特征不仅局限了人们向外探求的愿望，求稳、求实守常的理念也制约了人们的行为空间。因此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家乡村治理方式的影响，乡村社会空间并非人为设定，而是在历史发展中因需求而形成。其中社交圈是乡村社会诸圈层中最复杂的，也是村民行为尺度抵达的空间底线。任何一类社会群体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社交圈是农民走出村庄与农田，真正介入家庭以外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不仅存在村民的交易活动，也包括家庭联姻、集体祭祀以及乡里保甲组织构成的空间。而在诸多由村民社会行为构成的空间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交易行为构成的圈层，即交易空间是村民行为尺度所达空间底线的位置。

　　村民行为尺度空间底线是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与这一问题相关的，首先需要明确村民交易场所的属性。传统农业社会村民交易场所属于定期市。集市之所以要“赶”，因其不是每日存在。定期市指一月之内按照固定日期开集，以相隔数日为周期从事交易活动的集市。中国历史上“崇本抑末”的传统，不仅强化了以农为本的经济结构，而且将商品交易力度降低到最低标准，这在乡村尤其如此。乡村不但缺乏固定的交易场所，且无力维持日日交易的常日市场，定期市成为乡村集市的主要类型。乡间定期市服务于村民的交易需求，处于商业交易体系的较低层次，却有着久远历史。《易·系辞》“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是关于乡间交易的最早记载，此后这一交易形式一直存在于各个时代。交通便利之处往往存在交易，不仅吸引周邻村民，也为商人带来了商机，久而久之成为周邻村庄定期交易的固定场所。明清以降，北方各地以及江南一带将定期市称为集市，四川等地称为场或圩场，岭南称为墟，清人屈大均《广东新语》载：“粤谓野市曰墟市之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满时少，虚时多，故曰墟也。”定期市不仅事关集期，更在于由集期这一时间因素转向具有空间因素性质的客源区。

　　（一）定期市的集期与集市客源区

　　传统社会中村庄是村民最基本也是最稳定的生活地，农事活动之外，村民经常出行之处就是定期市。定期市是商业交易处于较低水平、交易需求不足的结果。由于集市周邻地区以自给自足的农户为主，纳入市场交易的物资不多，受交易量的制约，同样的交易内容若每天重复，则不具备维持市场与商业利润的门槛值，只有在不连续的时间分配中，于一月之内选择数日从事商业活动，才能保障商业利润。

　　定期市开集的日子就是集期，每一个定期市均有自己的集期，统观一个地区定期市的集期，我们会看到有的相同，有的不同，或是单日集、双日集，或是一五八、二四七、三六九日等。集期表面是集市开集的时间，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却是在经济与社会双重力量推动下的客源空间。每一个定期市的客源区均囊括若干村庄，现实中参与交易的村民在距离允许的情况下，不会仅前往一处集市，相邻集市通过相互交错的集期，保证这些村民某几天前往一个集市，另几天奔赴另外一个集市，同一批村民利用集期的差异，可以参与几个集市的交易活动。相邻集市互相交错的集期，意味着它们拥有共同的交易者，属于同一个客源区，这就是图1所表现的内容。图1以单双日集期为例，图中的“村庄”代表所有既前往单日集，也会去双日集交易的全部村庄，这些村庄共同支撑了这两个单、双日集市的存在，也凭借它们对于集市的需求而自动聚合在一个共同空间，这个空间就是这两个单、双日集的客源区。村民通过共同需求，在群体性的同一性行为中形成了集市客源区。

　　一个区域不只一个单日集或双日集，因为集期重叠，同一个交易者不会同时前往两个集期相同的集市。正是如此，若两个定期市的集期完全相同，它们之间几乎不会存在共同的客源，而是各自聚拢属于自己的村庄与交易者，拥有自己的客源区。于是，我们不难发现，集期相互交错的一组（这里所说的一组指的是单双日集，或一五八、二四七、三六九日等相互交错集期的组合）定期市，构成一个独立的客源区；另一组定期市构成另一个客源区。在集市引力作用下，客源区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相同集期形成各自独立的客源区，每个独立的客源区内村民与村庄，以集市为中心形成内聚。这一情景如杨懋春在调查中看到的：“每个集镇仍有可辨认的确定区域，它把某些村的村民看作它的基本顾客，相应地，这些村民也把它看作他们的镇。”乔启明以南京尧化门乡为调研中心，也看到了类似的现象：出了以某一市镇为中心进行买卖的村庄界限，其他村庄“就到另一个市镇买东西了，那就是另一个乡村社会”。在村民行为中，相同集期产生的时间冲突，带来的不是向心力，而是互相排斥，此情景如同物理学中的同性两极相斥，异性吸引具有同样的道理。

　　定期市如同所有商业活动一样，均存在市场竞争，同样的集期就意味着竞争，意味着分割一部分客源。为了保障客源，集期相同的定期市往往距离较远，通过距离避免属于自己的客源选择别人的市场。

　　讨论中国乡村集市，以往学者关注的重点限于集市类型、距离、集期以及赶集人数等，没有意识到集期相互交错具有同一客源区的属性。我们可以从理论分析转向社会实况。西华县位于河南省中部黄淮平原，沙河、颍河、贾鲁河等河流分布在平原上，地形平坦，因此集市分布主要由人文因素决定。民国时期西华县定期市的集期除西南部几处为每日集外，其余都是单双日集，根据相互交错的集期，可以推测出各个客源区的基本范围。由图3可见，西华县单双日集期空间相互对应，组合成固定的客源区，唯独七里仓、奉母镇两处相邻集市，集期均为单日集，完全相同的集期近在数里之间，必然存在互相争夺客源的现象，从而导致两集俱损。如此后果难道当地人不清楚吗？其实在近代历史记载中，各地集期均有这样的现象。20世纪40年代，地理学家吴尚时解读了其中的原因：“同一墟期之墟场，常因避免相重而有较远之距程，常达十五至十六公里，不依此例而存在者，十之八九，皆由人文因素致之，如村庄间之摩擦等。”近距离之内拥有集期相同的集市，往往因人事纠纷，村与村之间不仅存有宿怨，且结仇，因各自保持独立，你设的集我不去，我设的集你也不来，即使集市相距不远，集期相同，也不存在相互争夺客源。关于近距离内设有同一集期的集市原因，刘永华在围绕闽西四保而展开的研究中进行了全面分析，并根据龙光墟、赖家墟、公平墟三处分别在5—10里之内的墟市历史，提出背后的原因来自宗族之间的竞争。显然，宗族竞争不属于单纯的经济行为，正是如此，近距离内设置相同集期的集市属于非正常行为，反观各类历史文献记载，集市通过相互交错的集期，形成各自的客源区，则是普遍现象。

　　（二）集市客源区的距离

　　任何社会群体的空间领域都有边际，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处于个体劳动状态，因此乡村社会的形成不是通过生产协作，而是生产以外需求产生的共同趋向。出售剩余农产品并购买生活所需非农产品，完成买卖交易不是单个家庭的需求，而是村民共同的行为趋向。正是这一群体性的需求，推动乡间交易场所——定期市产生了。村民的社会行为受制于土地，决定土地引力半径大小的是需求，引力半径的起点是村庄，终点是集市，而集市的位置不是一些人、几个村庄决定的，事实上这是由周围村庄长期选择、调整，尽可能适合更多村庄距离要求而落定的位置。村庄到集市的半径并无一定之规，依托相互交错的集期，囊括在共同客源区的村庄也没有定数，但在土地引力的束缚下，当日出发，当日返回，是集市与村庄的基本距离。若用一句俗语，将这一距离与聚集在客源区内的村庄加以概括，这就是“十里八村”。“十里八村”并非定数，根据集市的规模，或多或少。20世纪40年代，《福建的墟市》一文根据调查发现，每逢墟期附近乡村居民前来赶墟，纳入每个墟市村庄的数目，依墟市的地位而不同，“少者有三五村，多则一二百村”。

　　乡村集市的客源区，依托相互交错的集期囊括周邻村庄，那么属于同一客源区的村庄相对集市具有怎样的距离呢？地理学家金其铭建立了集镇服务范围的数理模型，但是这一模型对于研究当代集镇具有实用性，而历史时期缺乏必要的统计数据，因此针对历史时期乡村集市客源区范围展开讨论，依然要凭借历史文献。赶集距离在文献中多有记载。来自杨庆堃20世纪30年代山东省邹平县的调查数据显示，前往各个定期市村庄的平均距离最远在10里。从山东到四川，白沙场属于四川省江津县的场市，20世纪30年代这里每逢农历三、六、九日为场期，“附近乡下农民及数十里内外各场的商贩，都来赶场交易”。此外，我们在施坚雅的研究中也看到，四川“大多数基层市场区域的范围，可以让最边远的村民能够不费力地步行到集上，这段距离为3.4到6.1公里”。关于集市范围的记载，并不限于此。上述相关事例虽然没有囊括全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南北，客源区的距离多在10里以内，一般不会超出20里。当然这一距离对于平原地带具有共性，山区以及经济落后的边缘地带，集市距离很远，往往超出20里，赶集与交易都变得十分困难，若没有商人主动前往，闭塞、落后会不断加剧。山西省武乡县位于太行、太岳两条山脉之间，全县以山区为主，乾隆《武乡县志》记载县内有11处集市，受到山区地形影响，集市间距离多在18里以上，最远29.4里，这一距离远大于平原地带。

　　10—20里集市客源区半径，也是保障村民当日往返的距离。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户很少有马车，少数农民拥有独轮车，买卖货物更多依靠肩挑，徒步前往集市。这就是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所看到的，“中国人徒步走上个三里或八里甚至十来里去一个市场，是很不在乎的事情”。《福建的墟市》一文也提及，“农民清早从远处挑物来赶墟，午后不管有否全部脱售，总要赶回家去”。

　　20世纪30年代山西省太谷县贯家堡村调查数据显示，全村201户村民，其中有大车的人家占全村民户的4.5%，有自行车、洋车的占1.5%，余下农户无论使用手推车还是肩挑都属于徒步，徒步者共占94%。太谷县位于汾河谷地，地方经济比较富足，全国其他地方徒步赶集比例或许更高。四川省江津县白沙场每逢集期，“这天一清早，大路上的农民肩挑背负”前往集市。吴尚时以湖南省临武县墟场为例，形成这样的结论：“墟场之分布，无论在时间上及地域上，皆与目前之交通方法，用人肩挑，至相配合。是固非本区之情形，而显为全国所共通者。苟吾人以一墟场为中心，以十公里左右为半径，而观此一圆形范围内之情形，则又可见似成一种经济组织单位。”吴尚时言及的“经济组织单位”，与本文提出的集市客源区相符。无论单个集市，还是一组集期相互交错的定期市，客源区范围一般在10—20里左右。

　　由相互交错集期而形成的客源区，南北各地半径不等，但构成周邻村庄共同社交圈的属性却是共同的。

　　集市客源区边际与村民社会行为空间

　　建立在集市客源区基础上的社交圈，不仅成为村民从事交易的场所，而且围绕村民生活的社交活动均出现在这一空间内，因此从另一个视角着眼，客源区具有更强的社会性。

　　（一）定期市的客源区与社交圈的边际

　　本文利用大量篇幅讨论定期市，并不仅仅因为它是乡村社会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定期市的客源区也是村民社交圈的边际。换句话说，从村庄到集市，从田头到街头，10—20里左右的距离，是村民行为与认知的空间底线。笔者形成这一结论，需要证明村民所有社会活动均在定期市的客源区范围之内。

　　前往定期市赶集，不是一家一户、一村一庄，汇集到这里的村民不仅在集市上完成交易，而且将这里作为村民远距离交往最重要的场所。人们在交易、休息中结识邻村的村民，听到邻村的各种故事、新闻，这些都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增添了见识与乐趣。更重要的是，这些不同村庄的村民在集市上相识。这就是明恩溥观察到的现象，“来到一个大市场的所有人都与许多周围远距离的人相识”。因此民间形成“常赶集没有碰不上的亲家”这样的俗语。

　　相识重要吗？面朝黄土背朝天，终日操持土地的农民，几乎一生的主要活动都在自己的村庄、土地上，熟人熟相多是本村人。赶集使“十里八村”的村民有了相识的机会，并成为将乡村社会婚姻圈、祭祀圈、基层管理空间纳入社交圈的基础。

　　（二）婚姻圈的形成与联姻空间

　　婚姻是家庭产生的前提，传统农业社会构成婚姻的双方，往往并不相识，陌生的青年结成姻缘，必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乡里联姻距离取决于父母或媒妁的信息空间。而父母、亲属乃至职业媒人获得信息的最大机会就是集市，通过集市不仅结识了周邻十里八村的乡亲，而且也会获得邻村男女青年的信息，一段姻缘往往就这样形成了。而凭借媒妁为谋生手段的人住在乡里，其身份与普通村民无异，唯淡于农业生产，善于辞令且谙熟乡情。受交通条件制约，媒妁奔走乡里之间，其信息覆盖空间大致分布在以自己居住村庄为中心、一日往返距离为半径的范围内，这个范围不超出集市客源区。

　　一日往返距离属于非定量描述，文献中则记载了联姻距离的具体数据。以刘迎君在粤北的调查为例，1949年以前广东省紫金县桂山村钟、黄两姓联姻村资料中，与桂山村距离最远的联姻村为28里，其他联姻村都在这个距离之内。山西《沁县唐村温氏家谱》所载，温氏家族联姻村最远12.2里，联姻村主要集中在6里之内。20世纪40年代，河北省大兴县前高米店村的联姻距离，均以距离本村10里之内为主，最远也只在20里左右，而20里正是社交圈的边缘。

　　以上事例提供的信息集中于联姻距离，那么婚姻圈与市场圈一定有关吗？对此不妨看看调查实例。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冈田谦以台北市士林街农家为调查对象，收集各家族迎娶、出嫁的信息，包括祖母的娘家、祖父姊妹的婆家，以及童养媳的领养之地，共获得迎娶案例406例，出嫁案例453例，针对这些事例展开嫁娶范围研究，“同一街内有百分之55.4，同一郡内他庄有百分之16.53，同一州内他郡有百分之13.50，台北市为百分之13.85，其他州为百分之0.69”。冈田谦提及的州为台北州，这是日殖台湾时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行政区划之一，辖有三市、九郡，而士林街隶属九郡之一的七星郡，郡治设在台北市内。从而可知，嫁娶双方不仅一半以上出自士林街，且99%以上来自台北市。冈田谦结合各方因素的论证，形成“共同市场范围、共同祭祀范围与通婚范围相互重合”这一结论。

　　此外，日本学者石田浩以河北省栾城县寺北柴村为研究对象，形成市场圈与婚姻圈两者具有对应关系的结论，这一结论在图4a、图4b中有清楚的表达。寺北柴村距离栾城县县城3里，村民赶集主要前往县城东关集，也偶尔去周围集市，其距离基本在15里以内，而通婚圈主要集中在10—12里之内，可见市场圈与婚姻圈是相对应的。

　　婚姻圈与市场圈的关系，也可从天津静海县的事例中窥知。天津“静海地处海滨，为众流入海之所交汇，一遇淫雨，泛滥为灾，动成汪洋巨浸”。20世纪20年代，日本“北支”经济调查所以东五里庄为对象，针对水灾后离村避难又归村现象展开调查。东五里庄濒临运河、子牙河，因运河决口，该村在1917年前后遭受水灾。调查显示，水灾浸泡农田，全村83户人家，有77户为避灾而离乡投亲靠友，其中所投靠村庄40余处，与东五里庄距离在5里以内的村庄占8.6%，6—10里占57%，11—15里占29%，16—20里占3.2%，21—25里占1%。投靠亲友不仅以15里范围内为主，且各个距离村庄内的亲友均以姻亲为主，即母家、姐妹家、嫂子家等。这一调查不仅包含东五里庄婚姻圈的信息，同时再度显现婚姻圈与市场圈的关联。同治《静海县志》记载静海县有定期市8处，各个集市的集期如图5所示，设在县城内的集市共三处，集期均为逢农历四、九日，东五里庄距离县城约3里，赴县城赶集是村民交易的基本选择，距离东五里庄20里范围内还存在集期与县城交错的独流集、陈官屯集、管铺头集，组成共同客源区。在这一客源区远处，有唐官屯、土河、中旺三个集期交错的集市，彼此又构成另一客源区，三个集市形成的距离圈大约有20里半径。由此我们不仅看到婚姻圈的基本范围，也看到婚姻圈与市场圈的关联，姻亲集中的村庄均在15里之内，约占可投靠亲友的94%，而这恰恰是本文反复提及的10—20里半径市场圈的核心地带，15里以远联姻次数少了，前往共同集市的趋向也低了。施坚雅也注意到婚姻圈与市场圈的关联，农民常常在市场区域内娶媳妇，基层市场社区中有农民内部通婚的倾向。农民的姻亲遍布基层市场社区。

　　在这一空间内农户通过联姻，在完成儒家礼法“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家庙，而下以继后世”（ 《礼记·昬义》）的责任外，也获得了一个缓急可以相通的社会关系。当然，婚姻与集市空间的对应关系，并不意味着姻亲的构成一定来自市场圈，也不排除联姻双方复杂与特殊的背景，但大样本证据支持了婚姻圈从属于集市客源区不是推测，而是乡村中的常态。

　　（三）基层管理空间与集市客源区

　　关于乡村社会基层组织的管理空间与祭祀圈范围，笔者选择了民国《安县志》作为讨论的依据。民国时期安县今属于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这是一个以丘陵、山地与平坝为主要地貌的区域，图6显示的是安县各个集市的客源区，值得关注的是，图上所有客源区囊括村庄并非推测，而是来源于民国《安县志》记载。民国《安县志》列出每个集市所属村庄之后，均注明以上村庄“等地居民趋赴者为多”或“等地居民趋赴者为众”，明确说明这些村庄构成这个集市的客源区。“十里八村”囊括其间的村庄数目没有定则，如民国《安县志》所载，最多65个，最少仅5个（见表3），无论多少，各个村庄与集市的距离都在20里之内。图6显示的只是单一集市的客源区，但相邻集期相互交错自然组成了共同的客源区。

　　民国时期安县各个集市并非只是单一交易场所，同时兼具基层管理组织功能。清光绪、宣统前后，全县分四乡。1929年改乡为区，划全县为十八区，每区以旧场镇为中心点，地面宽狭不等。由此可知，集市的前身是基层管理组织“乡”，形成十八区后，前往各个集市从事交易的村庄，完全与“区”这一基层管理空间重合。明确这一事实后，需要讨论的是两个不同职能的空间范围重合意味着什么？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依托相应的行政区域进行管理，是古今中外通行的举措。自公元前3世纪，以地方行政区管理为核心的郡县制，作为全国性的政治制度登上历史舞台，但县以下的乡村管理却不在国家行政体制之中，这就是“皇权不下县”讨论的核心。与本文所述时间最近的是明清两代，明初实行里甲制，以一百一十户为里，里甲制完成人户组合之后，每里编为一册，这就是黄册，与黄册配合的是称为鱼鳞册的土地登记册。中国不同王朝赋税的种类固然繁多，但总体而言可归为人头税与土地税两大类，因此户口与土地相辅相成构成了国家征收赋税的基础。此时国家的黄册、鱼鳞册不仅通过里甲获得数据，而且里甲自身也是一个赋役派征单位，赋役之数皆按里甲地亩而定，杂差、杂役则按里甲均派。晚明至清初的社会变动中，里甲失去原本各自近似划一的组织建构，随着人口流动、土地买卖转移，出现明显的人地分离现象。对此清代不断改革，陆续经历“均田均役”“顺庄法”，至“摊丁入亩”放弃人头税，改为完全依土地纳税。履亩而征，乡村组织不再是征收赋税的单元，治安功能自然提升，伴随这样的变化，乡村组织从里甲制转向保甲制。无论里甲长、保甲长均非朝廷命官，全部来自民间。既然县以下没有朝廷统一设置的行政区，随着历史发展，各地基层管理组织的名称自然也各不相同，乡、里、保、甲、约、亭、道、图、所等以及民国时期设置在安县的区，五花八门，但都具有共同特征——“官督民办”。不仅如此，职能也相似：“编里以统村，因村以立甲……每里立甲，每甲设立总户头，催办地粮等项。每村仍分设小甲一名或二名，管理地方公事、纠察奸匿，随时投报州县。”显然，乡村组织的职能主要是为官府催粮与维持地方治安两项，从而形成“里自为约，族自为保”的组织形式。

　　乡里组织的管理对象是村民，维系其存在也离不开村民，然而，具备哪些关联的村民才能置身于同一个乡村组织呢？民国《灵石县志》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一邑之内村居比栉，垄亩同沟，往来皆熟识之人，交易亦邻里之近，耕则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游则党使相救、乡使相宾。”这里用“熟”与“近”，点明了乡里组织依托的社会基础与地理范围，将“往来皆熟识之人，交易亦邻里之近”这样条件的村民聚合起来，不但便于催督官粮，也利于维持治安。而为乡村营造“熟”与“近”的社会基础，集市客源区发挥巨大作用，只有这个场所，才能使村民从本村、邻村到“十里八村”获得相熟的机缘。相熟后，乡里组织的管理者便不会因代国家催征赋税而不被认同；以自保为目的形成的治安联防，一旦发生武力冲突，也不至于不分敌我。

　　回到作为案例的民国时期的安县,1929年，安县的乡间管理组织由“乡”更改为“区”，名称变了，实质则不变，都是由不拿薪水的乡间农民代国家催征赋税、维护治安，其前提自然也是“熟”与“近”，而基层组织与集市客源区一致，自然而然解决了执行管理与相熟的问题。正因如此，20世纪40年代学者讨论如何确定乡间基层组织范围时，几乎形成一致的看法，“集市或庙会，是乡村居民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地方，其居民在此种事业上接触的机会最多，关系最为密切，其关系影响的范围亦最为广大，要以交易市场所在的村镇，做划分区域的中心，是最恰当不过”。

　　（四）祭祀圈与村民行为空间

　　祭祀是村民社会行为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无论生老病死、战难饥荒，无助之时求助于神，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一般祭祀可分为家庭与群体两种形式，群体祭祀往往以寺庙为核心，寺庙不仅吸引信徒与香客，也需要经济支撑，其中寺庙的修建与庙会开支是主要部分。乡间小庙不是宗教圣地，没有吸引本乡以外信徒的可能，本地人能够前往某个寺庙祭祀，满足当日往返距离是重要前提；为某个寺庙捐资助款，同样因为这座寺庙是自己常去的。当去哪个寺庙祭祀、又为哪个寺庙捐资这样的问题合并在一起，又将讨论的核心再次回归到空间。显然，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村庄仍然建立在“熟”与“近”的基础上。“熟”与“近”使若干村庄因祭祀而结成“社”，统一修庙，统一举办庙会。而为终日劳作于农田上的农民创造“熟”与“近”机会的仍是集市，因此祭祀圈往往包含在社交圈之内。

　　祭祀圈的提出者日本学者冈田谦以台北市士林街农家为调查对象，形成“共同市场范围、共同祭祀范围与通婚范围相互重合”这一结论。当然，仅凭借这一结论似乎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我们不妨观察一下其他事例。

　　永清县位于河北省，下属的信安镇与大刘家庄都是设有集市的乡村，其中“大刘家庄，城东南二十五里……户口四十五户，男女大小二百零五口，每月逢二、七日为集期”，“信安镇城东南五十里……户口八百九十八户，男女大小三千二百二十四口，每月逢三日为永清集，八日为霸州集”。大刘家庄为四五十户的小村，信安镇则是八百多户的大镇，位于永清、霸州相交之处，这两个村镇均设有集市。从图7可见，无论小村还是大镇，但凡有市场就有寺庙，且不只一处，祭祀中心与集市之间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

　　庄英章以台湾南投县林圯埔为调查中心并展开研究，获得这样的结论：“林圯埔若干主要祭祀圈的中心，也就是该地域组织的市场集散中心。甚至从居民择偶的范围来看，祭祀圈与婚姻圈也有相当大的重叠。”为进一步说明祭祀圈与社交圈的空间关系，本文仍以安县为例。表3中每个集市客源区内都建有数量不等的寺庙，有的属于佛寺，有的属于道观，一个集市客源区内不仅囊括各种宗教庙宇，而且火神庙、五显庙、川主庙几乎各个场集都存在。每个场集都供奉同类神明，这说明以集市客源区为依托形成近似独立的祭祀圈。安县的事例正是如此，每一个场集内都有佛、有道，崇拜任何神明都不必远行，这些庙宇与祭祀活动的存在，应是集市客源区内村庄共同祭祀的结果。对此,刘永华也提到赣南一带有“墟上无庙，墟场会倒”的俗语。

　　村民崇拜神明，也相信神明对村庄和自己具有庇护作用。但神是普天之下的，不归属于某一村、某一族，自然也不会主动关注某一个生灵，为了拥有神的庇护，人们往往将神请过来，并安放在自己修建的神庙之中，从大众的变成自己的。因此“从来创建庙宇者，盖以安神圣而护生灵”为目的，并达到“有一方之村落，必有一方保障”的愿望。四川省安县每个场集都有相似的神明，形成独立的祭祀圈，这意味着这些神是场集内“十里八村”村民自己“请”来的，自然获得“有一方保障”的结果。而同样的神明在其他场集，自然也为那些村庄提供保护。自己“请”的，别人“请”的，实质就是因同一“服务项目”而建立不同的“服务区”，而每个“服务区”通过香火交付“服务费”，收费服务，神也不能免俗。安县黄土场设有火神庙，若相邻的花街场出现火险，黄土场的火神是不会保佑的，那不是自己的“服务区”。显然，神的保佑需要通过对应的空间实现，祭祀圈因此形成。

　　然而，祭祀圈不是凭空形成的，将哪些村庄聚拢在一起，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其中起支撑作用的往往是乡村精英。庙宇建筑以及庙会都需要资金，即使一切都有自愿者甘心付出，但聚拢人气与资金都需要由人来操办，而集市往往成为乡村精英讨论大事的场所。江南村民“晨起后，俟航班开行，即附船上镇……到镇后即步入茶馆，集相识者为一隅，高谈阔论，议论风生。本地新闻、蚕丝价格以及年成好坏等，均为主要谈话材料”。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山西、陕西一带考察乡村水利，不时听到当地老人说起，乡村主事者操办庙会、重修水册这些乡村大事，都会在集市茶馆中进行。杨懋春关于集市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论述，同样提到这是“地方领袖聚谈中心”。“地方领袖”来自乡村，与其他村民没有身份上的不同，他们联合村民办任何事都离不开“十里八村”这一集市客源区。在集市茶馆议事的“地方领袖”来自集市客源区内的各个村庄，他们既是客源区内各个村庄的代表，也拥有将他们代表的村庄囊括进来的愿望。此时的茶馆不只是休闲之地，而且是周邻“十里八村”的聚合中心，从一点覆盖一个区域。此外，“地方领袖”从村民手中收钱修庙、办会，因为彼此之间“熟”与“近”，大家也不会担心受骗而落空。村民祭祀或走向市场，虽需求不同，但构建的行为空间，即祭祀圈与集市客源区却是重叠的。

　　若以上事例均为偏重某一个侧面，那么以下选取的事例则囊括市场圈内各类村民活动。杨懋春利用社会调查，将某一集市的服务项目所影响的村庄，标记在地图上，这些服务在商品交易之外，包括娱乐、乡村教育、乡村政治、祭祀等，最终各种服务界限圈都落在范围不大的圆形区域内，这个圆形区域的直径大约20里，半径10里。村民没有必要的大事，绝不会到更远的地方。

　　笔者通过历史文献与社会调查展开分析，认为集市客源区就是村民行为空间的边际。反顾白居易的《朱陈村》：“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为村之民，死为村之尘……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死者不远葬，坟墓多绕村”，形象描绘了村民有限的活动范围。从唐代直至20世纪初，村民脚下土地的“牵引力”几乎没有衰弱，村民的脚步仍然仅从乡村到集市，更远的空间是别人的世界。

　　乡间的社交圈包含村民生活、生产之外所有社会活动空间，土地的引力作用，制约村民的直接认知空间止于集市客源区的边际，进而一切社交活动也基本限于集市客源区之内，集市客源区与社交圈边际一致，集市兼具交易与社会功能。乡间社会活动起步于村庄，聚拢于集市，并以集市为中心向四周延伸，同一社会群体的归属性逐渐淡化，进而抵达客源区的边界，这个边界就是村民认知的空间边界。

　　结语

　　本文讨论的核心是传统农业社会村民空间活动规律，以及通过行为表现出的边际特征，并以此为基础通过理性分析，建构了解读乡村社会空间的理论基础。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存在规律，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即人类自身的行为同样存在规律。任何规律的产生，都拥有决定其存在的支配性因素。身处传统农业社会的村民，支配他们行为的力量是赖以为生的土地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惯性，土地的不动性，导致村民行为空间的有限性；文化的守常性，则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在土地与文化的制约下，从炕头到田间构成村民行为空间的第一个圈层，从田间到集市，属于村民行为空间的第二个圈层。如果说第一个圈层是显而易见的，那么第二个圈层则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本文在貌似无序的村民集市交易中，看到集期相互交错的一组集市中，通过村民群体行为的共同趋向，营建了集市客源区。客源区内所属村庄存在内聚性，内聚不仅使村民将联姻、乡里组织、祭祀等社会活动空间置于客源区内，且村民的行为往往止于自己的客源区，客源区的边缘也是村民社会行为的空间边界。制约村民社会活动空间的力量是土地，决定客源区边际的同样是土地，这个距离大致在一日往返之内。“十里八村”才是村民相知相熟之地。乡间是广大的，依托集期的相互交错构成的客源区也并非一个，基于农民认知空间而形成的客源区遍布各地乡村，在土地的制约下，每个客源区都具有独立性，客源区内部认同，而彼此之间交往甚少，平行存在于乡村大地上。

　　由定期市构成的客源区是传统农业社会村民认知的空间边界，村民貌似无序的行为却营造了有规可循的地理空间。本文提出的客源区与村民认知空间的一致性，不仅具有普适性，而且可以成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中国传统乡村的全新视角。国土的广大与农民认知空间的有限性，构成具有二元特征的矛盾体，这一矛盾长期存在于历史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历史的诸多层面。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武雪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