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收入不平等问题关注已久，大量研究对收入不平等的表现、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现阶段对英美等国收入不平等原因的研究和剖析，虽各有差异，但主要涵盖以下三种观点：第一，工会势力削弱，非正式、不稳定的雇佣关系增多以及劳工最低工资水平下降。第二，教育收益率提高、金融资本主义所推行的金融全球化，主要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等国金融市场的飞速发展，从事金融工作的人员、机构投资者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员在收入方面产生巨大差异。第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导致的两极分化就必然存在。根据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的研究，目前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研究的主要贡献来自对国家间的收入差距的研究，对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的研究贡献不大。这也进一步凸显出解决收入不平等这一世界性问题的重要性。

　　从国内外既有研究来看，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因素有很多，除了社会与经济制度性质，还包括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公共政策、社会分配机制及其合理程度、教育公平、城市化发展程度差异，等等。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影响一国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并不相同，英美等国与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素也存在明显差异。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虽然对收入不平等这一世界性问题从理论根源上进行了多层次剖析，但仍需深入探讨新自由主义影响造成英美等国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主要机制。本文主要聚焦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主张，重点探讨其对英美等国收入不平等影响的机制和渠道，以深化对中国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

　　一、英美等国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理论根源

　　新自由主义思想源自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其核心在于突出市场及市场主体优先的自由竞争。在20世纪20—30年代，其表现为与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相左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1938年，以巴黎大学教授路易斯·鲁吉耶（Louis Rougier）为代表的一群自由知识分子，在法国巴黎发起了针对极权和集权主义的批判大会，会议首次提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概念，其关注点开始向政治及社会层面拓展。哈耶克提出，避免集权主义对社会控制的有效措施是政府减少对权利的控制。而坚持自由市场和自我主义，则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基础建设的重要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弗里茨·马赫卢普（Fritz Machlup）从学术上阐述新自由主义，为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英美等国的施政方针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的思想则转向新古典主义理论和理性预期假设，深刻地影响了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Robert Emerson Lucas， Jr.）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其核心主张是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和对市场的无效监管，支持货币主义。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英美等国发生了经济衰退和公共债务增加等一系列危机，政府财政等经济干预政策被认为是引致危机的重要原因。

　　在此背景下，崇尚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企业家及政府决策者开始紧密联合，通过自由放任市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成为能够对英美等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变化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力量。在撒切尔夫人、里根分别成为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后，新自由主义成为英美执政者的经济理念和政策依据。苏联的解体和“华盛顿共识” 的推进，进一步深化了英美等国对新自由主义全面战胜政府干预和极权主义的认知，并使其逐步成为世界的主流经济思潮和政策范式。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与具有垄断性质、迅速崛起的金融紧密相关的思潮和政策主张，在这种思潮和政策主张驱使下，中央银行等国家组成部门都不在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却受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支配，从而削弱了国家保证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传统角色。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并非创造整体的社会财富，而是对资本和财富的重新分配，这也就成为社会不同群体之间不平等现象的重要基础。随着英美等国不平等问题的加剧，新自由主义造成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严重不平等现象的理论及社会政策也开始遭到各国学者的批评。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影响甚至主导英美等国经济社会政策的新自由主义， 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无一例外地奉行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核心哲学的经济路线和政策理念。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完全的自由市场是所有人的长期利益所在，是英美等国“文明和繁荣”的支柱。在此制度框架下，政府对市场即使有所干预也必须保持在最低限度，理由是政府不可能拥有足够的信息来准确预测市场价格信号。

　　同时，新自由主义也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一方面主张作为个体应当是平等和自由的，另一方面却把现有的社会等级分化认作是个体天生禀赋使然；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它笃信为了保持个体自由，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竞争的完全自由的市场以便个人可以在经济活动中拥有自由选择权，同时坚持认为个人因先天禀赋优势而得到更多经济回报是天然合理的，应当受到制度和法律保护。

　　总体来看，新自由主义具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在经济上推行自由化和私有化，在政策上偏向大资本大财团，在公共服务上推行“小政府大市场”，在价值观上主张英美式极端“个人利益最大化”，等等。在学术界，早已有人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存在诸多难以自洽的地方；在实践中，新自由主义者不遗余力推行的前述政策主张，在“精英统治”的加持下，被大资本或拥有巨额财富的利益集团借助其政治与社会影响力而肆意操纵，从而导致资源和利润都向大资本集团倾斜，于是新自由主义所描绘的完全自由竞争市场难以避免地带来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社会后果。

　　分析导致英美等国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可发现，其自身的制度弊端是造成英美等国或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加剧的重要原因。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竞争，取消政府监管和干预，削减社会福利，并削弱工会的势力，从而导致收入从劳动向资本严重倾斜，造成劳工阶级与资本家阶级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通过发展金融取代工业发展在国家经济产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通过资本市场的股权重组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终极目标。

　　20世纪70年代，英美等国爆发经济危机，出现了严重的滞胀。作为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调节市场方面的代表人物，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认为，出现滞胀的根源在于工会的力量过大和具有破坏性。英国工会是世界上出现最早的工会，它的产生起源于工业革命。二战后，工会以其严密的组织结构，成为对英国经济社会影响深远的社会组织。哈耶克认为，强大的工会组织破坏了私人用于投资进行资本积累的基础，工会因在工资方面提出更高要求使得国家迫于压力不得不扩大开支。在1979年英国大选中，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以“振兴英国经济”为名主张遏制和规范工党权利赢得了选举。保守党认为，过多的政府开支和过高的劳工工资以及国有企业生产低效而丧失竞争力，是造成英国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撒切尔政府为了打压英国工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采用立法和行政命令方式限制、削弱和剥夺工会的权利，主要有1980年、1982年、1988年和1990年的《就业法》和1984年的《工会法》，这些法律改变了工会及会员的法律地位和权利；第二，对工会的罢工行动采取强硬的态度，保守党政府的立法行径使工会的权利受到极大限制，遭到了工会的反对，或因对政府政策不满时试图通过罢工的方式让政府屈服，但是保守党面对工会的抗争没有屈服，而是采取强硬态度进行处理，沉重打击了工会组织，使工会被迫复工，罢工失败；第三，通过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削弱工会力量。保守党把抑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增长作为中心目标，而不解决失业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其削弱工会力量的目的非常明显，这也是造成工会多次罢工失败的重要原因。撒切尔夫人采取的一系列强硬的政策和措施，使英国工会会员人数逐渐减少，工会日趋迈向衰落，工会运动走向低潮。

　　1981年当选美国总统的里根及其后的历届总统都执行1947年由共和党国会控制下通过的《塔夫特—哈特莱法案》（Taft-Hartley Act），这是导致美国工会衰落的重要原因。该法案的通过使得美国各州可以自行立法通过所谓的“工作权利法”（right-to-work laws），而通过“工作权利法”的州可以禁止工会强制向非工会成员收取会费，由于工会与资方谈判的成果适用于所有劳工，这样不仅削弱了工会的组织能力和影响力，也打击了工会参与谈判博弈的动力。“工作权利法”严重限制了工会的发展，也进一步对劳工的收入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使得美国工会会员数迅速下降，这对产业工人乃至整体居民收入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雇佣劳动力方面，政府任由公司进行大量裁员或采用临时雇佣的方式；在投资区域的选择方面，更加倾向于从工会势力强大的区域转向尚未形成工会或限制工会力量的地区，从劳动者集体议价能力强的地区转向劳动者集体议价能力弱的地区，并在此基础上降低劳工议价的能力。工会曾是抑制贫富差距的重要力量，如今工会成员数量骤降，进而失去了与企业等商业资本集团谈判博弈的实力，在市场化浪潮中被不断弱化，工会在参与关于劳工工资谈判中处于弱势，会使收入不平等的趋势恶化。与此同时，美国的跨国资本集团通过全球化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国外，导致本国的就业岗位急剧减少，大部分工人只能到工资更低的服务部门工作或者失业（有的甚至放弃了寻找工作），劳动者面临工会势力衰退的情况，更无法组织起来进行谈判，从而导致工资差距更加拉大。

　　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强调追求个人自由、反对政府干预的基本取向作为英美等国的经济政策，其特征表现为尽力推动企业私有化、价格市场化、市场自由化，而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则主要体现在教育市场化、经济金融化、资本全球化和财政紧缩化等方面。

　　二、新自由主义加剧英美等国收入不平等的内在机制

　　认识新自由主义影响并加剧英美等国收入不平等的内在机制，首先要了解英美等国民众的收入构成，然后对这些收入构成部分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识别，最后探索新自由主义对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效应及方向，以便勾勒出新自由主义影响英美等国收入不平等的内在传导机制的脉络。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类似，英美等国普通居民的收入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即工资性收入或劳动报酬、经营性净收入、财产性净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考虑到经营性收入也是利用已有资产进行投资而产生的收入类型，在不影响下文分析的情况下，可以将英美等国普通居民的收入归纳为三个主要来源：工资性收入、投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主要取决于就业行业和就业职位， 一个经济体在全球经济运行中的分工和地位，决定了其经济结构和产业分工状况，会影响可供就业的行业，而受教育状况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就业的岗位或职位。投资性收入与投资者的既有财富水平及可利用资源数量高度相关，转移性收入则主要受政府公共政策及其变化的影响。新自由主义正是通过其政策理念对经济结构、产业分工、教育资源、财富拥有状况、生产资源配置和政府公共政策调整等方面施加影响，加剧了英美等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如图1所示。

　　从图1所示的传导路径和机制可以看出，在新自由主义主张个人自由、反对政府干预的基本取向作为英美等国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其政策特征表现为尽力达到企业私有化、价格市场化、市场自由化和完全竞争化的理想状态，这种理念或政策倾向在制度和政策设计上以教育市场化、经济金融化、资本全球化和财政紧缩化的方式加以具体实现。然而，这些政策设计的最终实施后果是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持续恶化。

　　首先，教育与收入差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同的教育投资带来不同的技能，进而有差别的劳动在劳动力市场上所体现的供求关系和价格也是不同的。受过教育的劳动者或有较高生产能力的劳动者更容易从事收入更高的职业和岗位，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而教育市场化导致私人资本不断进入教育领域，教育的公共属性被相应改变，教育资源则按照受教育者的支付或经济能力进行分配，由此显著降低了低收入群体接受良好教育和找到高收入工作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在财富和资源占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的“社会精英”群体，其子女能够有机会得到更好的教育，从而也拥有更好的就业前景，就业后获取更高工资性收入的可能性也会越大，这会使得收入分配进一步向这一群体倾斜，结果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状况。

　　其次，经济金融化不仅是金融资产、金融部门和金融市场的极端膨胀和发展，更重要的是金融扩张发展对于实体经济发展空间的挤占。经济金融化的过度发展，一方面导致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空心化、虚拟化，这会给普通民众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性收入带来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催生了类似金融业这样的高收入行业，并给富有阶层提供了增加投资性收入的渠道。更关键的是，现实中能够有机会在这一行业享受高薪资或获取投资性收入的群体，往往是已经处于收入和财富顶端的一小部分人及其子女。崔学东发现“食利者金融投机机制”就是经济金融化加剧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途径。例如，金融业发达的美国，曾经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不断萎缩，导致劳动收入比重下降，叠加金融业的财富掠夺，导致财富和收入分配空前不公。

　　再次，资本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对于拥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投资机会的资本家们而言，是大幅度提升投资性收入的渠道；而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资本流出导致的就业机会减少，其获得稳定的工资性收入的能力反而被削弱。尤其对于英美发达国家而言，资本往往会外流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投资到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行业。这种劳动力的跨国替代，直接后果是资本流出国的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并最终导致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

　　新自由主义奉行“小政府”的理念，财政紧缩化并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以减少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这是近年来英美等国公共政策调整的总体方向。然而，这种伴随减税的财政支出紧缩政策，却沿着两条路径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一方面，减税政策的最大受益群体是有各种避税渠道的高收入人群，工薪阶层则受收入来源限制几乎无法有效实现避税；另一方面，财政支出紧缩下的福利制度改革，往往会影响低收入人群可获得的转移性收入。扈大威的研究发现，英国的福利制度改革使得依靠转移支付收入生活的贫困人口受到严重影响，并令中低收入阶层不成比例地承担了偿还公共债务的重担，从而加深了英国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程度。

　　最后，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中，生产是第一位的，而所有制性质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分配制度和方式则是生产关系的重要体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结构在保持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质不变的前提下，经新自由主义政策影响进行了革新和重组，形成了以垄断大资本集团所有制为主导的格局，这导致英美等国就业和分配结构的变化以及收入水平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关系在维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和变化，通过社会分工更加精细化和专业化，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得以提高，但并未出现新自由主义所期许的“涓滴效应”。相较于传统企业，科技企业科技含量高，利用新的技术和成果可以生产和提供以往不存在的新产品和服务；科技企业工资水平较高，与传统企业工资水平形成明显差异，又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

　　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以来，已有大量翔实而深入的研究表明，由于所有制结构及其变化带来的贫富悬殊和收入差距，是比任何一种政策包括新自由主义政策更深刻也更根本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不平等（含收入不平等）的根源，本文对此不再赘述。

　　基于前述分析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约束政府权力、放松各种管制、鼓励自由竞争和促进个体平等发展的价值理念及政策导向，由于其需要的假设条件在现实中几乎都难以满足，相应的制度和政策设计通过诸多渠道持续扩大了英美等国本来就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状况。自1988年至2008年，从全球收入水平分列的实际人均绝对收益的百分比来看，绝对收益（absolute income gain）的44%被全球最富有的5%的人掌握，而绝对收入总和的20%几乎都流入了最富有的前1%人群的口袋。

　　三、影响英美等国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渠道

　　（一）教育市场化渠道

　　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英国和美国都选择了将市场竞争的机制引入教育领域。1987年撒切尔夫人提出了全面的教育改革法案，并于次年通过了《1988年教育改革法案》。该法案提出政府应将市场机制纳入教育领域，形成教育市场化。美国于1983年发布了《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确立将保证平等以及质量作为学校教育的目标。

　　新自由主义教育观认为，政府对教育资源的配置是缺乏效率的。为了削减国家在公共领域的开支和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人力资本，政府应该逐步退出并推进教育市场化，从而让市场机制来解决公立学校教育低效率、低水平的问题。

　　受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英美等国将教育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主要归结为两种方式：一是如英国那样对社会所拥有的资产和服务进行社会化；二是像美国那样不再以直接生产公共服务的方式来提供公共服务，而是从私人供应商那里购买服务，或者向个人、机构和公司提供凭证，让人们去购买服务。

　　新自由主义推行的教育市场化导致私有市场过度参与教育资源的分配，只对一小部分社会阶层或群体有利，而对更大部分社会阶层或群体不利，从而导致不同收入阶层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进而通过就业机会和岗位薪资等途径扩大英美等国的收入分配差距。

　　现实中，在新自由主义教育观影响下，英美等国的高等教育领域开始表现出“经济逻辑取代教育逻辑，市场逻辑取代大学逻辑，资本逻辑取代学术逻辑，高等教育日益走向市场化、产业化和商业化”的特征。如表1所示，美国著名私立大学的收费都非常高，高昂的学费会将很多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拒之门外，但富有家庭甚至可以通过向大学进行捐赠而让其子女获得录取资格。

　　在追随新自由主义的英美等国，不同经济阶层由于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也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状况。教育尤其是更高的教育程度和更平等的教育资源分配在维护收入分配平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这意味着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也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经济社会后果。霍夫曼（Florian Hoffmann）等利用美国和欧洲大型经济体的统计数据，检验了不同影响因素对收入不平等增长的贡献程度，结果发现近几十年来劳动收入不平等是这些样本国家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主要驱动力，而教育不平等因素则解释了不同教育群体之间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相关的研究都表明，尽管父母收入水平和家庭经济状况有所差异，但来自不同家庭的孩子在初始能力上并没有明显差异。然而，由于收入水平不同导致家庭的教育选择会不同，这些来自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孩子成年以后的人力资本和收入在代际内的差距也会加大。

　　不仅如此，除了教育不公平影响收入不平等，教育回报率也会随着受教育层次的变化而显著提升，从而成为扩大劳动者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教育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着统计上的显著相关关系，并且收入不平等与平均受教育年限之间是正相关的，这反映了收入会因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提升得更快，这种递增的教育回报率会放大教育不公平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在特定的政策背景下，教育不仅直接关系到劳动收入水平，而且表现为一种“地位商品”并产生“学历租金”，从而进一步扩大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另外，英美等国的调查统计数据所表现出的情况与前述研究成果的结论也是完全一致的。表2中的数据反映了OECD部分成员国不同受教育程度就业人员的工资收入差异情况，这份调查报告中的数据显示，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全职工作人员的平均收入是仅有高中学历的工作人员的2.31倍，接受过硕士及以上高等教育的全职工作人员的平均收入比仅有高中学历的工作人员高131%，但高中以下学历者的平均收入则要比仅有高中学历的工作人员低26%；英国接受过硕士及以上高等教育的全职工作人员的平均收入比仅有高中学历的工作人员高64%，但高中以下学历者的平均收入则要比仅有高中学历的工作人员低25%。从OECD成员国的平均值来看，具有任一高等学历的全职工作者，其平均收入比仅有高中学历的工作人员高53%，且高中以下学历者的平均收入比仅有高中学历的工作人员低18%。在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国家，这种因受教育程度不同导致的收入差距会更大。由此可见，当英美等国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出现普遍的教育不公平现象，收入不平等扩大就不可避免。

　　（二）经济金融化渠道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跨国经济、数字经济、发展金融业成为英美等国发展的重点。在新自由主义所构建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一味追求自身利益、眷恋国际霸主地位、人为制造经贸摩擦、以恶性竞争取代国际经贸合作、不择手段地破坏国际市场已经形成的分工，是美国的典型做法。在此进程中，以“效率优先”为名的金融制度设计和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会使金融资源分配对弱势群体产生排斥性，加上财富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使得富有少数群体享有更高的资产回报率和更快的财富积累速度，这极大地加剧了居民之间的财富不平等状况。一方面，经济金融化主要表现为经济运行中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业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金融资产总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越来越大，国民收入分配中金融业从业人员的占比持续提升；另一方面，非金融企业将投资逐渐转向金融资产也是经济金融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些特征及后果，很大程度上源于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放松金融管制、鼓励自由市场竞争的经济金融政策。然而，新自由主义所引致的经济金融化和经济发展的“脱实向虚”，会通过改变经济部门结构、向企业管理层集中收益分配权、对低收入者的“金融排斥”效应和强化金融“食利阶层”投资收益等四种主要渠道导致劳动收入比重下降，从而扩大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平等。美国金融机构通过全球资源配置的优势和控制服务于世界经济的金融市场牟取暴利，而美国一般劳工只能依靠本地生产获取收入，美国经济金融化程度进一步提升了金融资本家的财富水平，恶化了普通劳动者的生存来源，扩大了收入差距。

　　首先，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金融政策倾向于放松金融监管和强化市场竞争，然而经济金融化演进会导致大量资源逐渐向金融行业集中、金融机构快速扩张和金融产品规模急速膨胀，从而促使经济部门结构和企业经营出现异化，经济更加“脱实向虚”。不仅如此，在经济过度金融化的情况下，金融行业高度发展和就业人员薪资不断上涨的同时，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会出现“空心化”，市场竞争力和盈利水平不断降低，从业人员相对工资收入逐渐下降，结果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例如，有研究发现，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发展伴随着失业率上升和最低工资水平的相对下降，从而导致了近30年来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加剧。针对法国的企业金融化研究也发现，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增加了通过金融渠道获取收入的依赖，从而降低了劳动力在收入分配中的议价能力，并因此拉大了收入差距。

　　美国的统计数据也同样印证了上述研究，如图2中的数据所示，2020年美国金融业从业人员的年平均税前薪资为12.41万美元，制造业的年平均薪资则为7.64万美元。2013年金融业从业人员的年平均薪资约高出制造业50.21%，然而到了2020年，金融业年平均薪资收入则高出制造业62.43%。可见，曾经助推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年平均薪资明显低于金融行业的收入水平，并且这种差距仍在持续扩大。

　　其次，在经济金融化发展过程中，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投资有助于提升企业经营利润总额，但由于管理层在股权占有和经营决策上具有绝对优势，这意味着一方面收入分配权会逐渐向企业高层集中，企业利润会以股息或分红的方式更多地向股权投资和股份持有倾斜；另一方面，企业管理层为得到更多的收入，会将投资更多地转向金融资产。这会降低劳动收入的份额，进而加剧普通员工与高层管理人员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有学者利用18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研究样本，探寻经济金融化和收入不平等加剧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发现无论采取何种收入不平等衡量指标，研究结论都证明经济金融化会显著地加深收入不平等程度。

　　最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经济金融化，在不同群体既有财富占有不平等的条件下，会导致低收入群体在资源竞争中受到普遍的“金融排斥”，从而无法享受金融资源占有所带来的收入改善；与此相反，财富占有更多、收入更高的阶层则有机会利用金融服务持续增加收入，从而进一步加深收入不平等程度。即使近年来金融科技有了迅速发展，穷人在利用金融服务方面仍受到限制而无法像富有阶层一样受益，导致金融化发展对富人更加有利，从而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另外，由于实体资产投资的长周期和低收益，金融资产投资的高收益更能吸引投资者， 这使得资本家的逐利场所逐渐从实体领域转向金融领域，随之则逐渐出现利用财富优势和金融资源分配优势而巩固其收入分配强势地位的金融“食利阶层”，进而导致新自由主义所声称的“机会平等”成为加剧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有学者通过OECD国家样本考察了“金融食利者回报”（金融资产所有权收入）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相关性，发现在经济金融化进程中，由于利率市场化、劳动力工会化率的降低以及外国金融投资收益的增加，都增加了金融“食利阶层”的收入。另有学者关注了美国和德国的资本利润份额在企业留存收益和金融“食利者”净财产收入之间的分配关系，发现金融“食利者”收入份额的增长与两个国家的经济金融化发展阶段非常吻合，即随着经济金融化过程的推进，劳动收入分配份额在下降，金融“食利者”的收入份额却随之逐渐增加，由此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

　　（三）资本全球化渠道

　　按新自由主义的逻辑，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可以促进投资，而投资会带来就业岗位增加和经济增长，进而有助于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经济状况并逐渐消除贫困，但现实情况却与此逻辑大相径庭。近年来，学术界大量的实证研究和诸多国家的实践都表明，资本全球化和自由化会通过降低劳动收入占比、提高资本获利能力、加剧经济动荡和减少政府支出等途径，不断加深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

　　首先，资本全球化不仅会通过降低英美等国劳动的收入分配份额扩大收入不平等，在德国和意大利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尤其是当这些国家资本账户开放以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后，逐利资本则会逐渐控制劳动力成本的议价权，削弱劳动的收入分配能力，进而导致劳资分配关系恶化和收入不平等加剧。

　　其次，以逐利为核心特征的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意味着更多的高回报机会，并且许多发展中经济体为了吸引资本流入，一般都会实施减免资本税收的优惠政策，再加上前面论及的资本强议价能力，可以极大地提高其获利能力，进而拉大与劳动收入的差距。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提出，英美等国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的收益率会比劳动回报更高。资本全球化配置不仅会影响资本流出的发达经济体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对发展中经济体也同样有着负面影响。

　　最后，新自由主义极力推动的资本全球化，会强烈要求各经济体开放资本账户和实现金融自由化。然而，资本账户的开放会加剧经济动荡，使得收入来源主要为劳动工资的普通居民面临极大的就业不确定性，从而扩大收入不平等程度。不仅如此，伴随资本全球化进程，绝大部分经济体都会逐渐开放金融市场，从而容易诱发国内金融危机或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而金融危机则会导致经济衰退，并通过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加剧资本流动与劳动收益的不确定性等渠道，最终加剧收入不平等状况。有学者以全球121个经济体为样本，分析了资本自由化和金融危机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资本开放和金融危机会显著加剧收入不平等状况，另有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使用更大样本量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追随新自由主义的低收入国家或非经合组织国家，由于资本全球化而造成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普遍更为显著。

　　（四）财政紧缩化渠道

　　奉行新自由主义的英美等国政府在财政政策取向上都具备基本相同的特征，即采取大幅度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保障支出的紧缩化财政政策；不仅如此，政府还会以引进市场竞争来“提高经营效率”的名义，向私人资本开放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领域，并采取政府采购或财政补贴投资者的方式以提供公共福利服务。比如，美国政府主要通过制定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实现对收入的再分配，而新自由主义却主张减少顶层税率和社会福利供给的私有化。这种政策改革无疑会降低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性收入，却相对保护了高收入群体的收益权利，从而扭曲了财政政策对收入的再分配和调节，进一步扩大了收入不平等。

　　英美等国一方面通过宣扬政府不得干预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理念，让人们逐渐认可了经济社会运行中“丛林法则”的合理性，从而为社会各领域的完全市场化、私有化铺平了理论道路；另一方面，通过政府的权力去大力推行这一套“自由竞争”理论和政策。一项全球范围的跨文化调查研究发现，在个人层面，持有新自由主义理念的人群，更倾向于相信个人控制、精英统治、程序正义和对弱势群体进行社会排斥的合理性，并且大都认为没有必要通过公共政策来减轻社会不平等程度；而在社会层面，在新自由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和基本政策取向的国家里，民众对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大都持默认的态度，并且越支持经济自由和精英统治的群体，就越对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扩大有更高的接受程度。

　　吊诡的是，在完成宣传之后，英美等国的社会精英群体开始以“自由竞争”的方式参与选举，以便直接接管国家机构和获得政治权力，或利用手中的财富优势，实现对国家机构和政府政策的监督和操控。比如，美国的总统选举过程往往花费巨大，有参选机会的候选人一般都非富即贵，这些候选人通过政策承诺获得富豪阶层的政治捐赠，参选成功后则通过政策操控以兑现承诺。

　　表3为1980年以来美国历届当选总统的竞选花费数据。实际上，部分当年未当选的参选人的竞选花费甚至大幅超过了当选总统。比如，2016年当选总统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共花费超过3.43亿美元，但其竞选对手希拉里的参选花费则高达5.86亿美元。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标榜的市场化自由竞争在英美等国的政治选举中，完全以财富与权力之间的交易得以体现。

　　在利用“新自由主义”方式获得政治权力后，精英阶层又通过行使政府权力去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各项政策。新自由主义开始表现为实施紧缩化的财政政策，减少公共福利支出和转移支付，推动公共机构私有化，并通过国家政策为资本家的投资拓展新的空间，从而保证新自由主义财政政策主要服务于资本家的利益。有研究表明，1996—2007年间的澳大利亚政府使用财政政策创造了一个“投资者国家”，即让私人资本进入社会福利体系，然后政府通过减税和财政补贴福利服务提供者，这种改革将国家支持从最需要的人转向那些有资本的人，其最主要的经济社会后果就是收入不平等加剧。不仅如此，在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蛊惑下，“责备受害者”的逻辑还会成为政府削减对底层民众福利支出的借口。

　　结论与讨论

　　本文梳理了新自由主义影响英美等国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渠道，并对其通过不同渠道加深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英美等国收入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结果，而新自由主义的推行则是进一步加剧英美等国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新自由主义理论和经济政策所引致的教育市场化、经济金融化、资本全球化和财政紧缩化，是导致英美等国收入不平等程度加深并持续恶化的重要因素。

　　其中，教育市场化导致私人资本参与教育资源分配，使得不同阶层面临不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状况；经济金融化的过度发展，则导致实体经济不断萎缩和劳动收入比重下降，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在资本全球化过程中，资本家和普通劳动者在资源占有配置方面的巨大差异，导致双方面对截然不同的收益来源和增加收入的机会，从而使劳资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财政紧缩化则减少了用于转移支付的社会福利开支，扭曲了不同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不但影响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性收入，而且使其不成比例地承担了公共债务负担，进而加剧了英美等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且并未产生新自由主义所信奉或许诺的“涓滴效应”。

　　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已经蔓延在英美等国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和角落，而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潜在因素又纷繁复杂，因此本文所提出的四个影响渠道并未完全反映其全貌。需要指出，在实践新自由主义的英美等国，经济发达程度、社会治理能力和文化历史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这导致新自由主义经由前述影响渠道对收入不平等发挥作用时亦有不同的表现。

　　从所有制结构及其关系变化的视角来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私有制占据统治地位，这也决定了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截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和生产关系已经拓展到整个社会范围。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所有制从规模上分为中小资本所有制和垄断大资本所有制。在垄断大资本所有制条件下，资本主义私有制表现在对雇佣劳动者的控制和剥削上，主要是通过控制市场对其他企业劳动者进行不同程度的控制和剥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垄断大资本所有制和中小资本所有制并存，则成为西方国家所有制结构日益拓展的重要体现。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中小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蓬勃发展，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科技革命与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是促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结构变革的根本原因。高科技在信息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势头中得到快速发展，电子化和信息化促使中小企业在现代技术的支持下具有较强的生存能力和生产效率。众多科技企业不断发展，扩大企业规模，企业之间生产协作进一步加强，分工更加精细化和专业化，生产经营完全一体化。相比于传统企业，高科技企业具有技术更新快、科技成果丰硕、投资少、效率高、可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等特点，使西方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大中小企业间的企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经济的二元化日益突出，雇佣劳动者就业分化情况也日益明显。

　　西方国家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与通过分散生产过程、分裂工人和削弱劳工力量而追求资本分不开的。相比于高科技企业，传统企业尤其是服务业雇员多数属于边缘群体，企业雇佣劳动存在许多不固定情况，“弹性的”就业关系和雇佣关系、工会与政府谈判能力日益减弱、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差距较大是西方国家所有制结构造成收入不平等的重要体现。

　　目前，我国正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所需要达到的明确目标。相关研究者有必要充分汲取英美等国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避免新自由主义思潮干扰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本文前面对新自由主义造成英美等国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渠道及作用机制的剖析，可以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引导资本有序发展，防止私人资本在教育、养老和基础设施等公共品领域野蛮扩张。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实现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会受英美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唯效率”的理论蛊惑，更不会以“自由竞争”为名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照搬过来。在具有公共品属性的领域，必须给资本设置“红绿灯”和必要的边界。比如，不能由私人资本接管教育资源的分配，从而保证全体公民在接受教育上有平等的机会，以避免低收入和贫困的代际传递。

　　第二，遏制经济发展的“脱实向虚”，尤其需要防范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经营倾向。经济过度金融化会导致实体经济萎缩和产业空心化，这不但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而且容易诱发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从而阻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金融资产规模膨胀过快、信贷资金脱离实体经济空转、上市公司将大量募集资金用于金融理财等不正常现象，这就需要有效的政策规范和有力的监督管理，不断夯实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社会基础。

　　第三，合理调节资本的收入分配权，提升劳动收入在分配中的份额和比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自由化、市场化、竞争化”的名义，致力于扫除资本逐利过程中的所有障碍，这加深了劳动对资本在形式上和实质上的依附，导致劳动者在收入分配权上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近年来，在互联网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我国某些地方也出现过某一领域的头部企业利用垄断地位盘剥普通打工者的现象。这需要政府加强监管，依法给资本分配权设置合理边界，既保护企业家和资本的合法收益权，也维护劳动者的基本利益和社会公平。

　　第四，充分利用政府“看得见的手”进行合理的二次分配，并多途径引导三次分配，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不仅如此，还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明确社会组织保障职工权益的职能，有效发挥其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重要作用。英美等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声称，减少政府干预并实现市场自由竞争可以实现做大“蛋糕”，然后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可以自动最终解决收入不公平问题，然而英美等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实践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即收入不平等不可能仅仅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去“自动”产生“涓滴效应”，更不可能“自发”实现“最佳均衡”。有鉴于此，我国需要综合利用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财政手段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体制、法律和政策等诸多方面保障。

原文责任编辑：李凌静 苑仲达

　　（本文注释内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