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希腊词源上，哲学是“philo-sophia”（爱—智慧），这已经成为常识或共识，哲学因此被称为“智慧之学”。由于知识不等于智慧，甚至不必然导致智慧，再加上哲学争论常常达不成确定的结论，更别说得到公认的真理了，于是常会听到这样的诘问：“哲学，究竟是知识还是智慧？”这种提问方式似乎隐含了知识和智慧之间的不兼容选择，有些学者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哲学并不追求真理，也不提供知识，哲学从根本上就不是一项认知的事业；哲学的任务是挑战已有的认知成果，挖掘其深层假设，质疑其合理性，开拓新的可能性空间，激活人们的反思和想象，勾画新的愿景，引领人们向更有价值的生活和更美好的未来进军，在这个过程中，哲学会显露出深刻的智慧，还会培养和开发出人们的智慧。但由此会牵引出一些严肃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智慧？离开知识的智慧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哲学能否或如何同时追求知识和智慧？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总的观点是：尽管知识并不必然导致智慧，但离开知识的智慧是不可想象的，智慧必定基于知识。智慧包含四个要素：良善的动机、广博的知识、审慎的判断和真诚的行动。智慧还超越知识，给知识导航，通过转识成智，沉淀为生活方式，落实为理想人格，升华至人生境界。哲学是同时追求知识和智慧的学问，并且正是通过追求知识来追求智慧。笔者引用罗素的话作为佐证：“像所有其它学科一样，哲学的主要目标在于获得知识。它旨在获得的那种知识给予科学群体以统一性和体系性，并且是从对我们的信仰、偏见及信念之根据的批判性考察中产生的。但是不能认为，哲学在试图为其问题提供确定的答案时已经取得了某种非常巨大的成功。”

　　本文由以下五部分组成：哲学追求真理；哲学热爱智慧；智慧奠基于知识；智慧超越知识；简短的结论。

　　一、哲学追求真理

　　1.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知识？

　　什么是一个命题的“真”（the truth of a proposition）？什么样的命题是“真理”（truths）？近年来，西方分析哲学界流行一种真理论，叫做“紧缩论”（deflationism），其核心观点是：（1）等值式“

　　是真的当且仅当p”穷尽了“真”的一切含义，例如，“<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草是绿的>是真的，当且仅当草是绿的”。因此，“真”是一个“薄”（thin）概念，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说一个命题为真并没有给那个命题增加什么。（2）“真”的唯一正面使用就是语义概括：“所有形如‘p或者┐p’的句子都是真的”，“老王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笔者对这种真理论持严肃的批判态度，但这里没有篇幅去详细展开。笔者赞成关于真理的三要素说：符合、融贯和管用，这是整合关于真理的符合论、融贯论和实用主义理论的结果。

　　真理符合论是最古老、最有影响力的真理论，其基本思想是：命题的真不在于词语与词语的关系，而在于词语与世界的关系，或内容与世界的关系；具体地说，在于命题的内容与对象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或存在状况的符合与对应。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表征（representation）——要进入我们的视野：真预设了表征，表征预设了语言、心灵和世界。人（心灵）使用语言，特别是其中的命题，去表征外部世界中的对象及其状况：

　　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说是者为非，或说非者为是，是假的；而说是者为是，或说非者为非，是真的。”换成更现代的说法：一个命题是真的，当且仅当，世界中的对象正像该命题所说的那样呈现。为了判别一个命题是否为真，我们必须从书本中抬起头来，睁开眼睛去打量这个世界中的相关对象，看该命题中的名称所指称的对象是否具有该命题的谓词（一元或者多元）所意谓的那种性质或者关系。通常把语言中的命题与世界中的对象之间的这种关系称为“符合”。笔者坚定地认为，“符合”是真理的基本义和核心义，由此才能确保真理的客观性。皮尔士提出：真理就是“如此这般……无论你或我或任何人是否认为它是如此这般。……即使有压倒多数的投票反对它也没有关系”。“这个真理在于与某种事物的符合，该事物是独立于他是否认为如此这般，或任何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的。”

　　根据真理融贯论，一个命题为真，当且仅当它与一个先已接受为真的信念系统相融贯。严格追问下去，这种说法当然会有很多严重的理论困难，但其合理之处在于：我们的认知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在先前的知识和信念的基础上展开的。我们是否接受一个新信念为真，要做两件事：一是看它与世界中的对象及其状况是否相符合，二是看它与先已确证为真的知识或信念系统是否相融贯，并且后者常常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把融贯视为真理的一个内在构成要素。在进行新的认知活动时，要尽可能使我们的新信念与我们所掌握的证据相匹配，与我们先前持有的其他信念相一致，与我们认知前辈的认知成果有继承关系，与同时代其他人的信念保持协调，还要认真考虑与我们的信念相反的证据和各种异议，这就要求我们前思后想、左思右想、上下求索，最后达到“反思的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

　　由美国哲学家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等人提出了实用主义真理观，概要图示如下：

　　他们认为，一个概念的意义由应用它所产生的“实验的”或“实践的”后果来确定；在实践应用中，不造成任何实际差别的差别就不是真正的差别，而只是言辞或话语方式之争。在真理问题上，他们研究这样的问题：若一个信念或命题为真，会在实践中造成什么样的差别？并提出一个重要的口号：真理管用（Truth works）！詹姆士解释说，方便和管用“是就归根结底和整个过程而言的；因为方便地满足眼前的所有经验并不必然同样满足所有更进一步的经验。经验……有众多的途径发怒，促使我们纠正我们现在的表述”。

　　在笔者看来，“真理管用”凸显了真理的人类视角：我们之所以追求真理，归根结底是为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良好生存。如庄子所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也。”（ 《庄子·内篇·养生主第三》）我们无法以旁观者的姿态对这个世界做全面系统的静观式认知。我们认知我们需要认知的，我们认知我们能够认知的，我们所具有的认知需求、认知能力和认知资源决定了我们将如何认知，也决定了我们的认知边界。哲学也属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活动，它的目标是追求真理，即获得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更真实的理解，其目的是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一种安全、充裕、有价值和有意义的生活。

　　以上所述的三种真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具有马克思所批评过的严重缺陷：“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因而是一种静态的、片面的、甚至是肤浅的理解。马克思则诉诸社会实践去能动地阐释人获得真理、检验真理的过程：“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这是因为：实践既是客观的物质活动，本身是直接的现实；又能使不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理论变为直接的现实，从而直接检验出理论是否与客观现实相符合以及符合的程度；由于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实践对真理的检验和确证也是不断发展的，由此开启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相统一的历史进程。这是关于真理的更深刻的洞见。

　　什么是知识？西方哲学家的传统看法是，知识是有证成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记为JTB）。它最早出现在柏拉图的《美诺篇》和《泰阿泰德篇》中。按这种看法，一个认知主体S知道p，当且仅当：（a）p为真；(b) S相信p；(c) S相信p是有证成（justification）的。其中，（a）是成真条件：如果某个命题事实上是假的，你不可能知道它是真的。这反映了柏拉图的观念：知识即真理，它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根深蒂固。但是，如果某个命题实际上是假的，你却有可能相信它是真的。错误的信念表明你的主观认知状态和客观的事实状况之间的断裂。（b）是信念条件：一个人不可能对他不相信的事情拥有知识。例如，当我们说某人知道地球围绕太阳转时，我们必已认定他相信地球围绕太阳转；说某人知道地球围绕太阳转却不相信它，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是一种信念，是对一个命题为真所持有的一种信念。（c）是证成条件：有资格成为知识的信念必须是一个具有充分根据的信念。知识并不简单就是对某个真命题持有信念。有些信念的真只是由于幸运猜测（运气）的结果。要使关于一个真命题的信念上升为知识，必须要求认知者对于该真命题所持有的信念具有充足的理由。自从盖梯尔（Edmund L.Gettier）于1963年提出对知识的上述三元定义的质疑以来，冒出了各种各样关于知识的替代性说明，通常采取“真 + 相信 + 证成 + x”的形式，但迄今为止没有一种被普遍接受，故笔者这里仍然采纳关于知识的JTB说明。

　　2.真理的四重价值

　　根据国内一本较权威的心理学教科书，“认知（cognition）指人获得知识或应用知识的过程，或信息加工（information processing）的过程，这是人的最基本的心理过程。它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思维和语言等。人接受外界输入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经过神经系统的加工处理，转换成内在的心理活动，进而支配人的行为，这个过程就是信息加工的过程，也就是认知过程”。于是，当我说“哲学是一项认知事业”时，实际上强调了三层意涵：哲学是追求真理和知识的事业，即追求对于这个世界（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更真实的理解；哲学是一项讲道理的事业，受理性和逻辑的管控；哲学是一项需要社会合作的事业，必须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以对话、协商、辩驳的方式进行。

　　哲学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和知识？因为真理是人类生存于世的基本凭借，亦体现人类的特性、价值和尊严。在笔者看来，真理具有如下四重价值。

　　（1）生存价值。我们生存于斯的这个世界极其巨大与复杂，我们的天赋能力非常有限，我们的认知资源也非常贫乏。我们面对的局面是：生存还是毁灭？错误的认知会使我们毁灭，只有小心翼翼地求真才能使我们生存下来。这是真理对于我们人类这个种族的生存价值。人类正是凭借其追求真理并运用真理的能力，才在与众多生物的生存竞争中明显胜出，卓然挺立于世。蒯因曾说，那些常常做出错误的归纳和预测、因而做出错误的行为应对的生物，大自然对它们的惩罚是：死亡，让其基因从大自然的基因库中彻底消失。

　　（2）构成价值。即是说，求真使人成为人。人与其他动物最明显的区别就是人具有理性能力，而这种理性能力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人能够追求真理，即追求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真实理解。追求真理还派生出人类的其他美德，如真诚和诚实，敬畏和谦谨，自尊、勇敢和牺牲，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善良、宽容，等等。

　　（3）规范价值。已有的真理对于人们新的认知和实践活动具有规范、引领作用。在从事新的认知和实践活动时，人们必须把“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认知目标，把“服从真理”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4）论辩价值。在哲学论辩中，“道理”得围绕“真理”转，只有真理才具有最大的说服力。笔者还要强调以下三点：（a）公共话语中有不同视域，不同视域导致不同意见。论辩者达成视界融合和重叠共识需要很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向一个共同维度——真理——收敛。（b）如果没有求真的目标、维度和约束，哲学研究将混同于胡思乱想和诡辩。（c）真理不易获得，不能逻辑地推出“真理不能获得”，更不能推出“追求真理不应成为我们的认知目标”。这三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逻辑鸿沟，不能那么轻易地跨越。

　　3.哲学真理举例

　　通过哲学研究能够获得真理和知识吗？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兹举以下五例。

　　（1）人在本性上爱自由。庄子谈到，就其本性而言，乌龟更愿意在水中快乐地生存，而不愿意被制成标本，搁置在庙堂之上，享受祭祀的贡品和烟火。按常识理解，鸟从其本性上就热爱天空，愿意在天空中自由翱翔，经受风雨雷电，而不愿意被关在笼子里，被喂养、欣赏和把玩。人更是如此，爱自由是人的本性，自由地行走，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言说，自己为自己做主，自己对自己负责，没有人愿意在自己的身体和心灵上被套上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枷锁。

　　（2）人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理性体现了人与动物的区别，非理性体现了人的动物起源。这是两千多年哲学发展史向我们揭示的。早先的哲学强调人的理性能力，把它作为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之所在，人凭借其理性能力而成为“万物之灵”，似乎是万物的主宰。但是，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和弗洛伊德等人向我们凸显了人的动物遗存和非理性黑洞，人的本能、欲望、需求、情感、意志等因素，常常会使人突破理性的堤坝。我们要对人的理性一面和非理性一面给予同等程度的重视。

　　（3）每个人都会在其生命的某个时段遭遇某种形式的生存困境。每个人，无论聪明愚笨还是贫富贵贱，都会在其人生历程的某个时段，遭遇某种形式的生存困境，甚至陷入心理或精神崩溃的境地。穷人有穷人的难处，富人有富人的烦恼；无知者因无知而懵懂，有知者因多知而多疑。套用托尔斯泰的句式，每个人都有麻烦和困境，只是各有各的麻烦和困境。正因如此，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几乎对所有人、至少是对绝大多数人都具有意义，人们皆可从中寻找参照、启迪和慰藉。

　　（4）有一个我们生活于其中、并与之发生交互的外部世界。不同的哲学理论实际上都承认这一点，只是对它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像字面上看起来那么大。常识实在论和唯物论明确承认：有一个独立于我们的心智而存在、作为我们认知和实践对象的外部世界。即使像贝克莱这样的主观唯心论者，断言“存在就是被感知”，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当他离开他面前的书桌，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不再感知到它时，它是否依然存在？贝克莱回答：桌子依然存在，因为假如我还在那个房间中的话，它仍然能被我所感知；即使我真的离开了，它还可能被别的心灵所感知；即使没有被人的心灵所感知，也可能被神圣的上帝所感知。他通过抬出他人心灵和上帝来确保那些日常事物的存在。当然，他还是会遇到严重的理论困难：如何确证他人心灵和上帝的存在？它们又被谁的心灵所感知？！据说，一次王阳明与朋友同游南镇，友人指着岩中花树问道：“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阳明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传习录·卷下·门人黄省曾录》）据笔者的理解，阳明的意思是：只有当此花被你看到、闻到、触到时，它才进入你的认知之中，对你才有意义；若你与它毫无接触，对它毫无所知，对你的认知和生活不发生任何影响，它对你来说就近似于虚无。请注意，即便是后一种情况，阳明也没有断言此花就不存在，而只是说“此花与汝同归于寂”。像黑格尔这样的客观唯心主义者，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精神性的“绝对理念”，后者因受内部矛盾的推动而不断自我演化，把自己逐步外化为物质性的宇宙，最后达到自身完满。黑格尔哲学是一种实在论哲学，仍然承认有不依赖于人的心智的外部实在，只是对它提供了另一套说辞，他的绝对理念世界不过是经过伪装的客观外部世界。

　　（5）自然科学的成功归因于它发现了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自然科学迄今为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给这个世界以及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如何解释这一事实？普特南（Hilary Putnam）提出了“非奇迹论证”，大意是：科学的成功归因于两点，一是在科学理论之外有一个独立存在的外部世界，二是科学理论真实地描述、反映了这些外部实在。否则，就无法理解科学的成功，后者就会沦为奇迹，但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重复出现的奇迹？！除此之外，关于科学成功的其他哲学解释都说不通。这个论证是溯因—最佳解释推理的一次应用。非奇迹论证具有如下一般形式。

　　(a) 科学理论T是极为成功的；

　　(b) 如果T是真的，那么T理所当然会取得成功的；

　　(c) 根据(b)可知，T的真理性为T的经验成功提供了解释；

　　(d) 而且，事实上，T的真理性也为T的成功提供了很好的说明；

　　(e) 除此(非奇迹论证)之外，没有其他解释可以说明这种现象；

　　(f) 而且，除了T的真理性，我们也无法说明T的成功；

　　(g)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T的成功说明了T是真的。

　　这是迄今为止对科学实在论和符合真理论最为成功的辩护，具有非常强的说服力。因此，笔者将如上的命题（5）也列为“哲学真理”。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科学真理还是人文真理，都是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有一种广泛流行的看法，认为没有所谓的“人文真理”；即使有，它们也只是“意义真理”或“价值真理”，与“科学真理”迥然有异，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最好称之为“洞见”或“智慧”，而不称其为“真理”。笔者不同意此类看法，坚定地认为：有人文真理，它们也是在与外部实在相符合的意义上为真。以上的命题（1）—（3）都反映了人性及其社会的真实，都是关于人性和社会的真理，命题（4）—（5）则是更具一般性和总括性的哲学真理。有人问道：科学真理、人文真理和哲学真理有何异同？笔者的回答是：它们在涉及的题材和领域方面有所区别，但都是“因符合而为真”，因而都是客观地为真。它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二、哲学热爱智慧

　　马克思明确断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现当代哲学中，除继续关注哲学的学术维度，如形而上学、认识论、语言哲学、心灵哲学、方法论之外，一直有一批学者密切关注哲学的社会实践维度，如对社会生活的哲学反思和理论建构，近些年来还有中西哲学家对“智慧”和“哲学作为生活方式”的重新探讨，等等。本节将集中讨论究竟什么是智慧，智慧有哪些构成要素和哪些主要类型，并将阐释和论证关于智慧的“四要素说”。

　　1.智慧的意涵和类型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第1692页），智慧是指“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根据百度词条，智慧是生命所具有的基于生理和心理器官的一种高级创造思维能力，包含对自然与人文的感知、记忆、理解、分析、判断、升华等所有能力。智慧与智力或智能（intelligence）不同，智慧表达智力器官的综合终极功能，与“形而上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处；智力则是“形而下之器”，是生命的一部分技能。根据《韦伯斯特词典》，“智慧”（wisdom）是：“名词。1：a.洞察内在性质和关系的能力：洞见；b.明智：判断；c.普遍接受的信念；d.累积下来的哲学和科学的学问：知识。2：一种明智的态度、信念和行动过程。3：古代智者的教导。”

　　诺奇克（Robert Nozick）提出：“智慧是对于重要事物的认识，这种认识在此成为一个（睿智的）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特征。以适当的方式对待次要事物。智慧的认识，其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人生的问题中；在它对人生所持的特殊价值中；在它不是普遍被共享的状态中。”“智慧是人需要认识的东西，它使人幸福地生活，处理生活的核心问题，避开自己所处困境中的危险。”请注意，诺奇克关于智慧强调了三点：智慧是认识，与人生有关，并不普遍共享。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类智慧：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前者“是对于本性上最高贵的事物的科学知识，与直观理性相结合”，包括关于必然的、科学的、第一性原理的知识，以及可以从它们逻辑推演出来的那些命题，具有普遍性。实践智慧则需要关于偶然事实的知识，它们有利于良好生活。“一个有实践智慧的人的标志是：能够审慎思考对自己有益和有利的事情，不是在某些特定方面，例如，什么样的事情有助于健康或力量，而是什么样的东西有助于总体上的良好生活。”

　　费雷德里克·费雷（Frederick Frere）详细比较了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的异同。他提出，两者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都有目的，尽管这些目的非常不同：“实践智慧的一般目的是为了生存或兴旺发达，而理论智慧却是为了知晓或理解。其他的基本相似之处在于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或大或小能被发现的程度，那些程度是通过敏捷性、识别力、推理的深入程度以及整合能力来度量的。”两者之间也有很大差异：（1）实践智慧与周围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总是追求解决问题的特定结果；而理论智慧力求摆脱具体情景的束缚，追求普遍适用性。（2）实践智慧追求解决问题的成功，以及用什么样的方法和策略能达至成功；而理论智慧总是追问为什么会成功（即成功背后的原理），以及成功的其他途径之可能性。（3）实践智慧以能否导致成功作为判断相应理论、方案和策略的标准：越简单越直接的越好;而理论智慧总是追求研究的深度和精确度，反对简单性诱惑。（4）实践智慧着眼于解决问题的功效，而理论智慧诉诸理性、证据、语言和逻辑，直探问题的根柢和究竟。（5）“实践智慧通常具有工具性价值，是作为达到其他价值目的的一种手段或工具；而理论智慧由于它自身对于这种理解力的渴望，通过无拘无束的有趣的练习，至少对某些人来说达到了内在的价值目标。它有自己的审美命令和伦理命令。”

　　许多当代学者都强调智慧的人生维度和实践维度，故只承认实践智慧，而不承认理论智慧。也有许多学者不同意他们的看法，笔者属于这一阵营。笔者持有两个理由：首先，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科学家，其学说和影响已经远远超出其专业领域，而对整个社会及其认知方式造成了重要影响。其次，在很大程度上，理论智慧是实践智慧的先导、前提和准备，套用康德的句式，无理论指导的实践则盲，不落实于实践的理论则空。或许是意识到这一点，即使是不少只承认实践智慧的学者，也以某种方式把理论智慧纳入到前者之中，例如格瑞姆（Stephen R.Grimm）区分了智慧的焦点义（focal meaning）和类比扩展义（analogical extension）：“知道如何过良好生活可以说是智慧概念的焦点意义，而该概念的其他各种用法则是对它的类比扩展”，理论智慧就在其类比扩展之中。

　　除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智慧类型？有学者提出风格导向的智慧概念，认为有三种智慧，主要是增加了制作智慧。“理论智慧、实践智慧和制作智慧集中体现在相应三大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之中。科学发现、哲学变革是理论智慧的集中体现，道德进步是实践智慧的集中体现，技术发明是制作智慧的集中体现。”理由主要有三：首先，追随赖尔，他把智慧视作智能的下位概念。赖尔认为，“智慧的”是众多智力谓词之一；智力谓词刻画人的活动/行动的风格、方式、方法等。其次，制作智慧与其他类型的智慧一样，也具有智慧的三大特征：创造性、规范性、范导性。其中，创造性是指开发新的可能性，拓展可行性的范围，发现新知；规范性是指努力把事情做对；范导性是指追求整体意义上的良好生活，就是人的繁荣，即生活得好和做得好。最后，技术时代人类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更凸显了制作智慧的重要性。

　　笔者和其他许多学者都不把制作智慧看作智慧之一种，其主要理由是：第一，智者的特征之一就是见多识广，在广泛的议题上富有卓越的洞见，且造成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具有所谓“制作智慧”的人常常专精于某一狭窄的领域，在其中具有罕有其匹的专家知识，但离开该领域后可能所知甚少。这里并没有贬低专家和专家知识的意思，只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一个人在一生中若能把一两件事情做好，做到他能够做到的最好程度，他就会有一个不错的甚至美好的人生，在一个正常社会中他也会享有他应得的尊荣。第二，假如真有所谓的“制作智慧”的话，为什么不能将其一并归入“实践智慧”之内？它与实践智慧有什么区别？特别是，当今人工智能特别发达，新的突破不断涌现，围棋软件AlphaGo已经能够打败人类最高水准的围棋选手，聊天软件ChatGPT已经能够从事很多通常被认为只能由人从事的工作，例如作文、写诗、绘画等，它们在“神乎其技”的程度上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庖丁解牛，难道它们已经具备“智能”甚至是所谓的“制作智慧”，也能够被称作“智慧之士”？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它们是由有智能或智慧的人所设计和制作的，本身并不具备“智能”，更谈不上“有智慧”。

　　亚里士多德早就表达了类似立场：专门智能不能算作“智慧”。他说，人生的目标在于追求“eudaimonia”（幸福、人的繁盛、良好生活），而为了获得幸福，人必须具有一些理智德性，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中讨论了五种理智德性：理论智慧、科学知识、 直观理解、实践智慧和手工技能。关于后者，他说道：“我们认为，有些人在一般意义上是智慧的，而不是在某个特定的领域或者在任何其他有限的方面。”

　　2.智慧的“四要素说”

　　在笔者看来，智慧（wisdom）是一个褒义词，不同于单纯的聪明（cleverness）和智能（intelligence），具有道德属性。笔者提出关于智慧的如下“四要素说”。

　　（1）良善的动机。有利于自我、他人、多数人，甚至整个人类。智慧的人有自己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他们不迎合时髦，只服从自己的良知判断。有时候，他们宁愿做孤独者，即使遭遇困顿。他们考虑问题时，绝不仅仅从个人利益出发，而是从根本性道理出发，从家国情怀出发，从全人类的利益出发，例如罗素和爱因斯坦于1955年共同发起签署《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反对核战争和呼吁世界和平。

　　（2）广博的知识。智者必须见多识广，对当时的科学、哲学、数学、历史、地理、艺术、文学等有广泛的涉猎和了解，甚至有自己独特的贡献，堪称博学多才，如常言道：“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相反，孤陋寡闻的人缺乏智慧，难称“智慧之士”。诺奇克把这一点说得很透，当然他重点谈论的是实践智慧：“智慧并非是一种知识，而是各种各样的知识。智者需要认识和理解的东西构成丰富多彩的清单”。

　　（3）审慎的判断。智慧的人能够保持理智的清醒和谦谨，避免过度的自信，以及理智的傲慢。他们是反思的、自省的，接受和容忍不确定性，还能够从错误和失败中学习。他们善于从多角度多方面去思考问题，即使面对自己的创新性理论或行动方案，在寻找支持性理由和证据时，也不忘记做反向思考，尽可能设想出反面证据或反驳意见，并提前对它们做出答辩，构想解决方法，避免犯“一厢情愿”的错误。凯克斯（John Kekes）断言：“拥有智慧表现为可靠、健全、合理，简而言之，良好的判断。在良好的判断中，一个人将自己的知识带到自己的行动上。要理解智慧，我们就必须理解它与知识、行动和判断的联系。”

　　审慎的判断是由反思的平衡所达成的。反思的平衡基于知识和信念之间的相互支持，被用来扩展我们的知识和信念系统，它追求最大程度的融贯，追求普遍性，以便解释尽可能多的现象。与已经接受的真信念不融贯（即相矛盾）的信念肯定是假的，因为我们的知识和信念系统不允许逻辑矛盾；与已经接受的真信念相融贯的信念很可能是真的，它们与之融贯的范围越广、融贯的程度越高，它们就越有可能为真。

　　（4）真诚的行动。智慧的人必须把他们的真知灼见付诸行动，否则，既是对其“知”的不真诚，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明明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才是良好生活，也知道用什么样的途径、方法和策略去过上良好生活，也有一定的能力去过上这种生活，但就是什么也不做，无动于衷，坐困愁城，这不是正常智者的作为和形象。亚里士多德指出：“很明显，一个人具有实践智慧却未能良好生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诺奇克也指出：“为了变得睿智，人不仅必须具有知识和理解力……而且也必须使用智慧，以睿智的方式生活。”

　　智慧能够确保成功地实现人生的重要目标，真正过上良好生活吗？有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例如，夏朗·瑞安（Sharon Ryan）在给斯坦福网络哲学百科全书所撰写的“智慧”词条中，提到了关于智慧的混合理论：“S是智慧的，当且仅当：（1）拥有广泛的事实的和理论的知识(学术知识)，（2）知道如何过良好生活，（3）成功地过上了良好生活，（4）拥有很少未得到辩护的信念。”其中，（3）被称为关于智慧的“成功性条件”，但受到很多的质疑。历史上许多圣哲和智慧之士，一生坎坷，饱经磨难。这是可以理解的：即使作为智者和哲人，他们也摆脱不了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个人的能力也有其边界。但孔子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的执着和坚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

　　有人质疑：如何保证笔者关于智慧的四要素说是“完备的”？笔者的回答是：若“完备”意味着要对所刻画的概念提供一种充分必要条件的说明，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哲学论辩中，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哲学概念如“实在”“意识”“真理”“知识”“正义”是高度普遍和抽象的，对于其涵义常常存在很不相同的理解，甚至有很多相互冲突的理论。没有一种理论迄今是毫无争议的，能够被认定为相关概念必须满足的充分必要条件。哲学家的任务是提出一种自洽的说明，先作为自己的工作平台，然后供学术共同体去做批判性讨论，由此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

　　三、智慧奠基于知识

　　1.支持性的历史案例

　　苏格拉底的智慧是建立在他的知识之上的：知道自己无知。根据柏拉图《申辩篇》的转述，德尔斐神庙的女祭司传下神谕：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苏格拉底自己并不这样看，为了验证神谕，他向在公共场合遇到的任何人提问，特别是那些自诩有智慧的人，如政治家、诗人和手工艺匠人。他主要关心伦理问题：什么是德行，什么是勇气，什么是友谊，什么是美，什么是丑等，开始提问时总是很谦谨地请教一下，当他的对手给出关于这些问题的一个总体性说明和定义后，他会进一步提出更多的问题，或举出有关的反例。在他的诘难之下，他的对话者通常放弃一开始所给出的定义而提出一个新定义，而这个新定义接着又受到他的质询，最后这个对话者被弄得一脸茫然、满腹狐疑地走开。由此，苏格拉底不仅证明了他人的无知，而且也证明了他自己除了知道自己无知外其实也所知甚少。他最终明白：这就是他比其他人更有智慧的地方，从而认可了那道神谕的真实性。

　　孔子认为，智慧与知识紧密相关，甚至是由知识造成的：“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这里，最后一个“知”字当作“智慧”解。《礼记·中庸》篇主张，“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至诚”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而达到它们的途径和方法主要是认知性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把智慧与知识相关联，可能遇到的反例是：有些具备大智慧的人却是文盲，如唐代高僧慧能。据传，慧能三岁丧父，稍长靠卖柴养母度日，未能读书识字。因听人念《金刚经》有感，赴黄梅县东禅寺随禅宗五祖弘忍学佛，在寺中做杂役。后弘忍选嗣法弟子，命寺僧各作一偈。上座神秀主张渐悟，作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慧能主张顿悟，让人代书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因此得到弘忍传授衣钵，继承东禅法脉并建立了南宗，弘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教法门，后来被尊为禅宗六祖。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第一，慧能是否真不识字，这一点颇值得怀疑。他的父亲出自世族大姓，曾为官一方，其母也应该出自大户人家，尽管其父在他幼年早逝，但这样的家庭背景不大可能不让他识字读书。第二，知识并不都来自书本，不识字不代表无知识，很多管用的知识实际上来自生活经历，来自云游四方，来自口耳相传，来自与他人的接触交往。慧能正是通过与高僧大德交往，听人传道弘法，积累了大量丰富的佛法知识，再加上他自己的悟性高，举一反三，最终升华为智慧。

　　以上所采用的论证方式是：通过对典型例证的分析引出哲学结论。既然有很多哲人的智慧都随附于他们的知识，这至少对“智慧奠基于知识”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性证据。这是当代哲学中常使用的一种论证策略，它亲切、易懂，且富有说服力。有人质疑，这不像哲学论文的一般写法。确实，在很长时期内，哲学论文的标准写法是从文本来到文本去，引经据典，剖析阐释，然后引出一些结论。但是，我们不能把“习以为常”当作“理所当然”，只要想一想庄子的哲学文本，大都是用寓言、故事、思想实验、对话、比喻、夸张等形式和手法写成的。在当代哲学中，哲学方法论成为关注热点之一，着重讨论如下问题：我们究竟该如何做哲学？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做哲学？那些方法的合理性和缺陷何在？如何确保它们的有效使用？如何改进？等等。

　　2.理论性说明：智慧离不开知识

　　我们先做一个思想实验，设想一种情形：假设有一位医生，他对人体的生理构造一无所知，对某种病的起因和机理所知甚少，并且辨识和分析病症的能力很差，甚至不能分辨哪种是健康状态，哪种是生病状态，随着他的心情、突发奇想和牟利动机开出不同的药方，他也不能分辨病症的减轻和消失究竟是由于病人机体自愈，还是由于他的治疗及其药效。这位医生是一位合格的医生吗？

　　人世间的智者和哲人至少相当于医疗领域的“医圣”一类，他们具有广博的知识和灵活调用所储备知识的能力。智者和哲人，往小里说，对于如何把一件事情做好，往大里说，对于如何过上良好的生活，总应该给出有价值的看法和建议吧？而要对某个人提出有价值的意见，至少要考虑以下环节：那个人本身的现实条件如何？他有什么样的生活目标？相对于他的目前状况，他的这个目标是否定得足够合理？是否需要调整和修正？如何调整和修正？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要分为哪些阶段和步骤？要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和策略？假如中途出现挫折，如何分析其原因，做出适当的调整，找出正确的应对方法？等等。其中不论哪一个环节都需要知识。

　　必须强调的是，没有知识的“智慧”是胡思乱想。亚里士多德写道：“欲求中的追求和躲避总是相应于理智中的肯定和否定。如果道德德性是灵魂进行选择的品质，且选择是经过权衡的欲求，那么就可以明白，要想选择得好，理智的运用就必须真(true)，欲求就必须正当(right)，就必须追求理智所主张的东西。这种理智和真是与实践相关联的。而沉思的理智与实践和制作没有关系，其状态的好坏只在于它所获得的东西是真还是假（求真是任何理智的功能）。而对于实践理智来说，好状态是正当欲求与真理相一致。”这就是说，“真”是智慧的内在构成要素，智者、哲人立身行事，首先和主要凭借“真知”或“真情”。如果没有真知和真情，靠坑蒙拐骗过日子，即使侥幸获得成功，所凭借的只是“伎俩”而不是“智慧”。

　　笛卡尔认为，普通人所具有的智慧与他所具有的知识成正比：“确实，唯有上帝具有完美的智慧，也就是说，唯有他具有关于所有事物的真理的完善知识。或许可以说，普通人根据对最重要的真理具有或多或少的知识，而相应地具有或多或少的智慧。”冯契在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中从事他的智慧探索，这就预先假定了智慧基于且高于知识，还力图把知识转化成智慧。他提出“‘智慧’一语指一种哲理，即关于宇宙人生的根本原理的认识，关于性与天道的理论”，“与人的自由发展是内在地联系着的”。“智慧不能离开科学知识。……哲学的智慧与科学密切联系着”。格瑞姆在对智慧的定义性阐述中，把知识作为智慧必不可少的内在要素：智慧就是如何活得好的知识, 而知道如何活得好是由如下三种知识构成的，其中每一种分别对于智慧来说都是必要的：（1）关于对良好生活是好的和重要的东西的知识；（2）关于一个人相对于对良好生活是好的和重要的东西所处位置的知识；（3）关于如何获得对于良好生活是好的和重要的东西的策略的知识。

　　还要补充强调一点：通过追求知识去追求智慧，才是人间正道；离开知识去寻求智慧，无异于缘木求鱼。既然如上所述，智慧奠基于真理性知识，我们就只能通过理智的探求，认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真相，然后通过自己的领悟和实践，才能升华为人生智慧。歌德曾说过，智慧只能在真理中发现。在笔者看来，中国古代哲学过多地诉诸“体悟”“心斋”“坐忘”等手段去追求智慧，倡导“致虚极”“守静笃”，“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当头棒喝”，“得意忘言”，以便有朝一日“豁然开朗”，“同于大道”，“得道成佛”。这套说法可操作性存疑。笔者曾写道：它们“可能适用于天才人物，对他们十分有效和管用，但却不大适合于凡夫俗子、庸常大众。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凡夫俗子、庸常大众，天才人物始终只是少数，甚至是人中的‘异数’或‘异类’。”

　　四、智慧超越知识

　　1.“转识成智”的条件

　　确实，有知识不一定有智慧，如腐儒，其原因是：他们的知识过于狭窄或专门；知识过于零散，不成系统；所学的知识过于僵死，不能灵活调用，以服务于特定的目标；大脑被已有的知识牵着走，失去了自我和自主性，把别人捧上天，把自己贬到尘埃里。智慧则对已有知识做批判性反思，思考其可能的缺陷以及作新改进和发展的可能性，还把知识导向具体的实践应用，体现为一种见识、眼光和能力：确定行动的目标；把知识聚焦于该目标；制定实现目标的战略、策略和具体办法；将相关的知识和计划付诸具体行动；根据情况及时作出调整和改变，尽力让行动取得成功。

　　“转识成智”本来是一个佛教用语，这里将其作为“把知识转化成智慧”的缩写。转识成智需要很多条件，首先是社会性条件，例如人权、平等、自由、宽容、公平、正义。其次，转识成智还需要一些主体性条件，如一个有智慧的人应该具备高尚的人格，他有人类视角和家国情怀，有使命感和责任担当等，一句话，志存高远；有健全的心智：不迂腐、不板滞、不偏激，中正平和；有自主的立场：独立思考、自主负责、自尊自强；有灵活的态度：随机应变、伺机而动；有敢于实践的胆识和勇气：不怕失败，善于总结和及时调整，如此等等。

　　我们可以看到，冯契对转识成智（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的主体性条件及其内在机制做了很多精当的论述，包括以下要点：（1）理性的直觉，表现为人对主客体统一的直接洞察和瞬间把握，给人以顿悟、豁然贯通之感，其中包含“破”和“立”两个环节。就“破”而言，他强调，首先要超越各种意见的是非对待和各种对立观点的界限，其次要破除彼此的界限大小、同异等种种区别而均齐如一地把握整体；再次要将天人、内外、主客、能所的差别都泯除掉，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就“立”而言，理性直觉作为渗透着理性的感性活动，并不是闭目塞聪，而是即闻见而超乎闻见。（2）辩证的综合，即运用总名（如大全、宇宙、天道等）和达名（如物、性、时、空、类、故、理等）所表示的概念、范畴，来展示认知对象的多样性统一。它作为论证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以及“一致化为百虑、百虑归于一致”的辩证运动过程。（3）德性的自证，指人通过自我意识对自己的德性所做的不断反思和自我验证，其中最重要的是坚守“真诚”原则。冯契指出：“对从事哲学或追求哲理境界的人来说，从真诚出发，拒斥异化和虚伪，加以解蔽、去私的修养，在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活动中自证其德性的真诚与坚定，这也就是凝道而成德、显性而弘道的过程。” 循此途径，方可达到理性的自明、意志的自主和情感的自得，三者统一于自我，自我便具有自证其德性的意识。自由的德性是知、意、情的全面发展，以达到真、善、美为其目标。

　　2.智慧如何落实成生活方式

　　智慧最终将落实成生活方式，沉淀为理想人格，升华至人生境界。罗素说过，哲学通过追求真理和智慧，将培养出一种健康温和的怀疑主义态度，让思维对新的可能性保持开放，说话办事留有余地，防止独断和教条。他如此谈到哲学的价值：“我们研究哲学，不是要为它所提出的问题找到确定的答案，因为我们通常不能知道任何这样的答案是真的。我们的目的反倒在于问题本身，这是因为，这些问题将扩展我们关于可能之物的概念，丰富我们的想象，并减少封闭心灵思考之门的教条式的自信，但尤其是因为，经由哲学所沉思的宇宙的伟大，心灵也将变得伟大，并能和宇宙结合起来，而那种结合构成了最高的善。”

　　智慧将落实为生活方式。一位智慧之士，在立身行事、选择和从事职业、待人接物、言谈举止等诸多方面，自有一套原则和坚守，自有一种做派和气象，外显为一套稳定的行为模式，后者即他的生活方式。仅就从事学术工作而言，是仅仅把它作为一种挣钱谋生、沽名钓誉的手段，还是如马克斯·韦伯所言，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两者的表现会有很大差异。做前一种选择的人，通常没有原则，或者说只有一个原则：什么能够获利就做什么，管它是真是假、是对是错、是应该还是不应该，并且没有恒心和定力。而把学术作为志业的人，对学术工作真有兴趣，能够从其中获得快乐、充实感和成就感，他还有自己的学术理想和目标，一生坚守，始终不渝，学术成为他的生存方式，生命不息，读、思、写不止。

　　智慧还会沉淀为理想人格。冯契提出：“哲学理论，一方面要化为思想方法，贯彻于自己的活动、自己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身体力行，化为自己的德性，具体化为有血有肉的人格。只有这样，哲学才有生命力，才能够真正说服人。”最受推崇的中华民族理想人格就是“君子人格”。人的伦理角色有差等，从关于君子的众多论述中，要挑选和提炼出君子的主要特征，并非易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概括。梁启超在清华大学的讲演中说：“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推本乎此，君子之条件庶几近之矣。”牟钟鉴概括出“君子六有”：有仁义，立人之基；有涵养，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之脊；有容量，扩人之胸；有坦诚，存人之真；有担当，尽人之责。冯契提倡一种“平民化的自由人格”，这种“理想人格不是高不可攀的圣人，而是……多数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具有这种人格的人“既具有清晰的理智，又有坚强的意志；既有集体意识，又有自我意识；既有独立的人格、自尊，也尊重别人，认识到自己是‘人众中的一个人’”。

　　最后，智慧还会升华为人生境界。冯友兰提出了“人生四境界说”，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人的“觉解”，因觉解而产生意义，因为觉解和意义的差别，而显现出为人处世的态度、方式、格调、风范、胸襟、气象的差别，由此达至不同的人生境界。（1）自然境界：人只是顺着本能或风俗习惯做事，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在此境界中的人，“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 《孟子·尽心上》），处于自然而为、懵懂而行的状态。（2）功利境界：人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求名于朝，争利于市”。但这并不妨碍他的作为有利于他人，也有利于社会，甚至能为社会作出巨大的贡献。（3）道德境界：人了解到他自己是社会整体的一员，他不能只谋自己的利，还要贡献于社会的义，在必要时还需做出自我牺牲，“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汉书·董仲舒传》）。（4）天地境界：人了解到他既是人类社会的一员，也是自然宇宙的一分子，而获得“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民胞物与”的认知。于是，他“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思接千载，神游八荒”，把自己融入无穷和永恒之中。天地境界是哲学境界，只有哲人和真正的智者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哲学思考有助于向这种境界进军。

　　简短的结论

　　至此，笔者认为，本文达成了如下的结论。

　　1.哲学是一项认知事业，它首先追求真理和知识，也确实获得了某些哲学性的真理和知识。关于“究竟什么是真理？”的问题，笔者阐释和论证了真理的“三要素说”：符合是真理的基本义和核心义，融贯是真理的内在要素，管用是真理的外在效果。笔者着重论述了如下核心命题：真理是人类生存于世的基本凭借，由此演绎出真理的四重价值：生成价值、人性构成价值、规范价值和论辩价值。

　　2.“智慧”和“智者”（智慧之士）是褒义词，具有道德维度，由此笔者提出和论述了智慧的“四要素说”：良善的动机、广博的知识、审慎的判断和真诚的行动。根据这种智慧观，笔者接受智慧有两种主要类型：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但不承认“技艺智慧”或“制作智慧”，因为后者不满足笔者对于“智慧”的理解，如智慧之士必须见多识广，而不能只专精于某个狭窄领域。仅专精于某个狭窄领域的人只配称为“专家”，而不能被称为“智者”，遇到世界观和人生观等方面的难题，我们一般也不会去找他们答疑解惑，去征询他们的看法和建议。

　　3.在知识和智慧的关系上，笔者承认知识并不等于智慧，甚至并不必然导致智慧。但是，笔者论证智慧必须基于知识，离开知识的智慧是不可想象的；并进而论述智慧还超越知识，给知识导航，最后沉淀为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落实为理想人格，升华至宏阔悠远的人生境界。

　　4.转识成智需要很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性条件，如平等、自由、宽容、公平、正义等，这些观念最后要由一个社会或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制度等来支撑和保障。转识成智也需要很多主体性条件，如高尚的人格、健全的心智、自主的立场、灵活的态度和勇敢的实践。

　　5.哲学是同时追求知识和智慧的学问，并且正是通过追求知识来追求智慧。对于每个人的生存来说，哲学几乎都是必需品。

　　如果有人问：相对于冯契的智慧说，笔者对知识和智慧关系的讨论有何拓展和推进？笔者简要答复如下。冯契倡导“广义认识论”，它主要研究如下四个问题：（a）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b）理论思维能否把握普遍有效的规律性知识？（c）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首先是世界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d）理想人格或自由人格如何培养？前两者主要涉及经验知识，属于“名言之域”，即可以言说的领域；后两者主要涉及关于性（人道）与天道的智慧学说，属于“超名言之域”，即不可言说，至少是难以言说的领域。他对知识和智慧之间关系的探讨就是在这种广义认识论框架内进行的，着重探讨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的辩证发展过程。笔者同意如下看法：“冯契所说的智慧，既非实践智慧，亦非制作智慧，而属于理论智慧的范畴。他通过知识与智慧之辩，聚焦于狭义理论智慧。在他那里，知识（包括常识和科学）注重彼此有分别的领域，智慧综合地求穷通（穷究会通），旨在把握世界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即天道以及与天道合一的自由德性。他讲的智慧，就是形上智慧。”笔者再补充一点：冯契重点探讨了“转识成智”的主体性条件，通过“化理论为德性”，最后把“智慧”落实为“平民化的自由人格”。

　　假如上述概括大致正确的话，笔者的探索着重强调了真理的四重价值：生存价值、人性构成价值、规范价值和论辩价值，并提出智慧的四要素说，对“智慧”概念给予了更周详的刻画；根据这种刻画，笔者主张有两种智慧类型：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而冯契着重讨论理论智慧。笔者和冯契都认为：智慧奠基于知识，还超越知识，转识成智需要许多条件。尽管冯契也注意到增益智慧的社会历史条件，但他更多是从主体性条件去谈转识成智，侧重于个体该如何作为，笔者则突出强调了转识成智要由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制度等来支撑和保障。以上仅属于笔者的自我认知，不一定正确，敬祈批评。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莫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