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1844年间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创立异化劳动理论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他同费尔巴哈的理论关系无疑是重要的学术研究主题，因为在此期间同时发生的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接受与应用。最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原则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实现了向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随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又应用费尔巴哈创立的以异化劳动为核心的哲学理论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可以说，费尔巴哈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然而，青年马克思虽一度将费尔巴哈引为参照，但他转向唯物主义、构建异化劳动理论的道路是自主而创新的。借助MEGA2的《克罗伊茨纳赫笔记》《巴黎笔记》文本可发现，马克思不仅没有照搬费尔巴哈，反而是在独立的历史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不断改造费尔巴哈，自主地转向唯物主义，创立以异化劳动为核心的哲学理论。并且，借助政治经济学社会唯物主义的研究视角，马克思更逐渐拒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抽象逻辑，不自觉地萌生从社会现实出发的客观逻辑。而在人本主义抽象话语中破土而出的客观逻辑，恰恰为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做了准备。因此，如果忽视《克罗伊茨纳赫笔记》《巴黎笔记》的历史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研究，很可能会掩盖青年马克思自主实现思想跃迁的真实道路。本文旨在以MEGA2《克罗伊茨纳赫笔记》《巴黎笔记》的文本为依据，详细探索青年马克思改造突破费尔巴哈、转向唯物主义与创立异化劳动理论的真实思想历程。

　　　一、《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与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

　　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哲学转向了唯物主义。早在此前的《莱茵报》工作中，马克思遭遇了关于物质利益难题的“苦恼的疑问”，困惑于现实中本该代表普遍理性的国家与法却为粗鄙的物质利益主导，这促使马克思反思支持理性主义国家观的黑格尔哲学：“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于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论述了现实决定观念、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主义思想，以此批驳黑格尔哲学的思辨唯心主义。但马克思从来就不是纯粹的费尔巴哈派，他固然借助费尔巴哈驳斥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可他也通过《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的历史研究勾画出批判黑格尔的全新视角，如此才实现了向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由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内部的国家法”第261—313节内容的摘录和评论构成。但在摘录第303节时，马克思没有立即评论，而是在摘引第304—307节后重新评论了第303节。正是以第303节评论为界，马克思阐发了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两条不同路径，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观点，从而实现了向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第一条路径集中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261—302节中，马克思主要依赖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及主谓颠倒法，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思辨唯心主义。

　　费尔巴哈认为，哲学应该从感性的人而非抽象的思维出发，因为人本质上是依赖自然的感性存在，人与自然相统一，人也因爱的感情而超越有限的自己与他人相统一。哲学的任务便是研究人与自然的感性存在，在此之外寻求思辨幻想都是歪曲现实。这便是费尔巴哈以感性的人为基础的人本主义哲学，也是基于自然领域的唯物主义哲学。基于这一立场，费尔巴哈猛烈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认为他错误地将感性的存在颠倒为思维的客体。而扬弃思辨哲学的方法便是主谓颠倒，只需将主词与宾词颠倒过来，便能揭露思辨哲学的人化本质，重返人与自然的感性世界。“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261—302节中，马克思便直接应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主谓颠倒法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思辨唯心主义。马克思指出，黑格尔错误地把作为起点的经验存在（家庭、市民社会）颠倒为由国家理念规定的客体，但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才是决定国家的现实主体：“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因此，黑格尔是颠倒地将“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像活动”，不把作为出发点的事实作为事实来看待，才陷入了思辨的唯心主义。

　　不过，在摘录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03节时马克思中断了评论，并且当再次评论第303—313节时他的分析发生了变化，不再主要依靠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法论证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性质，而是开始依据经验的历史现实说明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决定作用。黑格尔把国家视为可以超越市民社会的客观精神，在这里，人能克服利己主义、追求普遍的善。为此，他支持设立君主立宪制与长子继承制，使国家能独立于私有财产决定市民社会的发展。但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发展揭示出相反的现实。一方面，在封建社会中，政治领域的长子继承制是世袭土地所有权的结果，只有世袭地产才能决定与延续长子继承的政治权利，“长子继承权享有者的政治特质就是他的……世传地产所固有的政治特质”。那么，长子继承制反而证明了私有财产对国家与政治的支配地位：“在以长子继承权作保证的国家制度中，私有财产是政治制度的保证……国家制度在这里就成了私有财产的国家制度。”另一方面，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历史发展带来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这体现在，虽然在政治领域中宣称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但在尘世的社会领域中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马克思强调，这不仅昭示着政治国家无法决定市民社会，现实更透露出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决定性作用：“市民社会的各等级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政治规定，但它们毕竟还是规定了政治国家。它们会把自己的特殊性变成整体的决定性权力。它们会成为高于普遍东西的特殊东西的力量。”因此，马克思再次确证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性质在于他倒果为因，把被规定的因素转为规定性的因素，颠倒地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黑格尔想使‘自在自为的普遍东西’——政治国家——不由市民社会决定，而是相反，使它决定市民社会。”

　　可见，最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261—302节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主要依靠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法，将黑格尔那里被国家决定的市民社会颠倒为真正的主体。但在第303—313节中出现了另一条从历史出发的批判路径，历史现实成了支撑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的主要依据，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话语反而成了辅佐马克思论述的修辞。而鲜为人知的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批判路径的变化受益于他同期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的历史研究。

　　1843年5月至9月，在克罗伊茨纳赫停留期间，马克思不仅写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还在7月至8月广泛研究了二十多部政治历史作品，留下了五个笔记本的《克罗伊茨纳赫笔记》。除第五笔记本外，马克思在第一、三笔记本上标注了“克罗伊茨纳赫，1843年7月”，在第二、四笔记本上标注了“克罗伊茨纳赫，1843年7月8月”，并在笔记本末尾做了摘录内容的主题索引。可以说，马克思几乎是在同一时期里完成了《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研究与写作。并且，结合MEGA2《克罗伊茨纳赫笔记》手稿内容来看，马克思极有可能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303节中断评论时，转而通过《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的研究重新获得了基于历史现实批判黑格尔的新路径，才接续完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作出这一判断的理由在于，《克罗伊茨纳赫笔记》是马克思为解决《莱茵报》时期物质利益难题的探索结果，因而在该笔记中，他摘录了英法德等国家跨度长达两千多年的社会政治历史，主要探究不同时代下的所有制财产关系、政治权力与社会制度变迁等。正是在这一轮历史研究中，马克思得以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探求国家与政治的发展规律，并逐渐得出判断：现实层面的国家政治不是由抽象的绝对理念决定，而是始终围绕着市民社会看似粗鄙的所有制关系展开。这不仅有助于马克思解答关于物质利益难题的苦恼疑问，而且支撑着他基于历史现实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新一轮批判。

　　具体来说，《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真实地反映了马克思通过政治历史研究探寻所有制与国家关系的渐悟过程。尤其是马克思并没有因某个单一事件直接得出结论，而是通过各国历史发展的不同现实，逐步归纳所有制与国家之间的真实关系。比如，在笔记本一中，马克思提要式地摘录了16世纪末以前法国的社会政治历史，而自笔记本二开始，他便逐一研究国家统治与政治运行的各个方面，如政治特权、法律关系、统治秩序等，从中不断确证围绕财产的所有制关系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起初，在笔记本二对达鲁《威尼斯共和国史》的摘录中，马克思便注意到了欧洲国家历史中的奇怪现象，即围绕财产的所有制关系强烈影响着国家政治特权的发展。为此，马克思特别列出如 “关于特权的产生”等德文标题并摘录了四个法文段落，就是聚焦私有财产对国家政治特权形成的影响。他意外地发现，以武力僭越的方式无法长久地维系国家特权阶级，“武力总是倾向于僭取权力或至少是特权；为此必须始终确保在力量、人才方面的社会优势；但是这些情况本质上是暂时的”。因此，国家特权统治的来源要从人以外的因素里去寻找，而在外在因素中，“财富成了参与权力的头衔”，国家特权统治的形成与延续依附在人所占有的私有财产上。因为在历史现实中，土地所有权为所有者带来了人身依附关系上的特权：“领土所有权（la propriété territoriale）带来两种权利，所有者将会拥有管理一般事务的权利，另外会衍生出他与统治者、土地上的佃农的关系。”

　　同时，在研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时，马克思也隐约发现了私有财产对政治层面的法律关系的影响，这直接体现在他摘录卢梭的文本变化细节中。在摘录卢梭时，马克思通常没有留下个人观点的评论，侧重记录原文关于财产权、个人权利与社会权利等法文内容，只用德文写了如“这句话的注释在说”“卢梭规定了以下条件” 等少量提示性话语。但是，当看到卢梭谈及财产权与社会平等之间的关系时，马克思罕见地留下了德文的个人评论。在卢梭看来，现代社会得以避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是由于在订立社会契约的理性状态下，社会体系的运转是基于道德和法律的平等，这取代了过去自然状态下人与人的不平等。对此，马克思特别评注到，“卢梭对最后一句话作了如下奇怪的评论”， 即“在坏政府的下面，这种平等只是虚有其表；它只能保持穷人处于贫困，保持富人处于占有。事实上，法律总是有利于享有财富的人，而有害于一无所有的人；由此可见，惟有当人人都有一些东西而又没有人能有过多的东西的时候，社会状态才会对人类有益。” 简言之，马克思注意到在坏的政府条件下，私有财产的多寡破坏了政治层面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平等，导致法律总是利于财富丰厚之人；以至于卢梭提了奇怪的想法，要求管束人们拥有之物，防止私有财产的不平等破坏法律关系的平等。对马克思而言，这暗示着资产阶级社会无法兑现通过法律实现平等的政治承诺，因为现实层面上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在一定情况下会受到财产多寡因素的影响，这实际上反向凸显了财产所有制关系对政治层面法律关系的重要作用。

　　随后，马克思进入了更为广阔的历史研究领域，在笔记本二研读巴约尔《对斯泰尔夫人遗著（法国大革命纪实）考证》时集中观察了法国大革命前后封建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转型的真实状况。新旧社会更替的历史线索使马克思得以进一步归纳所有制与国家政治之间的现实关系，这些内容甚至与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303—313节关于历史发展的描述很是相近。

　　马克思在摘录巴约尔时虽只记了六个法文段落，但并未随意摘录，他有意从《对斯泰尔夫人遗著（法国大革命纪实）考证》的开篇与末尾分别截取内容，试图从历史角度总结所有制关系在不同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为此，马克思特别使用德文将这些段落归为两大主题，依次讨论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封建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如何依据土地所有权、财产所有权建立统治。一方面，马克思从该书开篇看到封建社会旧秩序的运转以及土地所有权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用德文和法文将其概括为“作为中间团体的贵族；封建制度的结构；庄园的管理，千人的专制” 等。他发现，封建社会的古老统治深深植根于土地所有权基础上形成的人身依附关系，大多数人都被牢牢地捆绑在土地上，受到土地领主的统治与奴役，土地所有权是封建社会维系统治的依据。“封建制度……一切都与之相关。它是从不会消亡的土地开始，这些土地是被组织起来的、互相协调的，可以说是被严格管控的；人类依附于领地并受到管辖领地的法律的约束……封建主义是一个拥有千人头目的专制主义（un despotisme），其中一个要素就是对人类的普遍奴役。” 因此，封建国王的权力统治实质上依赖于他占有土地的领主身份，“如果国王保留些许政治存在，与其说是作为国王、不如说是作为他们自己的领主。”

　　另一方面，马克思从该书末尾摘录了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形成，特别是资产阶级如何通过财产所有权建立新秩序，并用德文标记为“财产所有权作为决定代表能力的条件”。马克思留意到原先在封建制度下，只有人拥有的土地才能决定他的身份地位和社会等级，“在封建制度下，土地所有权（la propriété foncière）就是一切：它的组织构成了社会秩序；它决定了谁应该指挥、谁应该服从；一个人是自由的还是被奴役的……都取决于他出生在城堡还是附近：一切权利都依附于所有权，而与人无关。” 但在法国大革命后的资产阶级社会里，人们终结了封建制度及人身依附关系后，财产所有权被视为代表人的能力与道德的标志，从而影响着人享有的政治权利、社会地位等。“革命审判了这一伟大进程。结果是，不是财产拥有对人的所有权利，而是人获得了对财产（la propriété）的所有权利：从那时起，理性或法律制度取代了封建制度……根据一个人所拥有的，他被认为拥有享有某些权利与履行某些政治职能所需的智慧、教育和道德。这样，财产就是头衔、证明”。因而，财产所有权成了资产阶级建立社会秩序的首要原则：“财产所有权被视为首要的因素，秩序的原则，作为拥有它的人的最强保证。”

　　因此，通过法国大革命前后的真实历史，马克思得以窥见所有制关系左右国家政治统治的运转过程，进一步确证市民社会的所有制关系不仅影响更是决定国家政治的现实：在封建社会中，统治者因占有土地而奴役大众，土地所有权是形成国家统治的根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私有财产成为影响人享有政治权利与社会地位的关键，从而统治秩序被重构。而且，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303—313节中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时，马克思相似地陈述，在封建社会里，土地所有权决定长子继承的政治权利，在法国大革命后的资产阶级社会里，也是市民社会规定政治与国家。不难发现，《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研究，很可能有助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形成从历史现实出发颠倒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路径。

　　进而，到了笔记本二末尾摘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时，马克思更一反常态地打破笔记摘录的固定模式，主动强调财产关系左右国家政治活动的现实。原先马克思是按顺序摘录《论法的精神》，却在摘录第十一章时主动用德文评论了罗马共和国陷入困境的原因，“孟德斯鸠认为共和国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共和国的骑士们，租税包收人……获得了司法权”。在此评论下，马克思有意采用逆序方式，分别摘取了第十一、五、二、八章的内容，具体阐释罗马共和国如何因财产关系影响政治活动从而遭遇危机。他先是记录了罗马共和国是依照财产多少划分公民等级与建立税收制度，“沿用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即依据财富的多寡（l’ordre de leurs richesses）把所有的公民划分为六级，并按每个公民在政府所负责任大小的比例规定税额”。基于财产划分税收制度的初衷是为了“把生活的差别减少或加以规定，然后用特别法征收富人的税，减轻穷人的负担”， 缩小贫富差距，使人们更为平等。但马克思随后摘录第二章“共和政体与民主政治有关的法律”和第八章“三种政体原则的腐化”内容指出，图里乌斯的等级划分实际上承认了财产关系决定公民是否具备从事政治活动的资格，这使民主选举合法地向富人倾斜，“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在他的等级的安排上是遵照贵族政治的精神的……梭伦把雅典的人民分为四个等级。他是在民主政治精神的指导下，进行等级的划分的，所以目的不是要规定谁应选举，而是规定谁可以被选。他让每个公民都有选举权，他要人们从四个等级的每一个等级里选举‘法官’，但是只能从前三个等级里选择‘官吏’。这三个等级是富有的公民。” 而且财产关系还可能导致民主政治原则的堕落：“查米德斯说：‘……当过去我富裕的时候，我不能不阿谀那些告密者，因为我知道被他们陷害的机会多，而陷害他们的机会少。共和国经常向我要求新税，我老也不能走开。我现在已经贫穷，我倒获得了威权；没有人恐吓我，我倒可以恐吓别人。’”此处，通过整合不同章节的段落，马克思显然在强调，财产关系虽然属于经济领域，但它强烈影响着政治领域的国家活动，既会左右国家政治选举与等级划分，也会扰乱国家民主政治原则的推行。

　　这就清晰地显示出，随着历史研究的推进，马克思不断地从政治特权、法律关系、统治秩序等细节中明确，自己面对的是这样一种确凿无疑的现实：无论是在封建社会还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政治与国家既不由抽象观念所决定，也不是理性的自我实现，围绕财产的所有制关系才对国家政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这条历史现实的线索不仅在马克思摘录作品时不断加强，而且最终指引着他在笔记本四里实现了哲学思想上的重要转变，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主义判断。

　　最后，在笔记本四摘录兰克主编的《历史政治杂志》时，马克思写下了《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最长的评论，借用费尔巴哈主谓颠倒的哲学话语道出了他在历史研究中得出的判断，完成了历史叙述话语向哲学批判话语的转变——在国家更替发展的历史中，绝不是黑格尔所说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相反。“因此，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成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在历史真实中，情况恰恰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旧\]形式的谓语——他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道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这便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批判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观点的先声。

　　由此可见，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研究中，马克思逐渐从历史现实中获取了一种直观的认知：政治与国家并非理性的自我表征，反而受围绕财产的所有制关系左右，政治领域的权力、法律等也受到市民社会领域的财产关系的影响。这无疑有助于马克思解答关于物质利益难题的苦恼疑问，因为实际的历史变迁揭示了国家与法本不是普遍理性的演绎结果，它恰是由粗鄙的物质利益支配，所谓作为普遍理性的国家与物质利益之间的巨大冲突便被客观消解了。而且，对亟须驳斥黑格尔的马克思来说，这给出了一条异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批判方法：历史本身呈现出现实决定观念、所有制关系决定国家与法，这足以击穿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因此，在1843年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之际，费尔巴哈固然提供了颠倒黑格尔思辨哲学的重要方法，但他并没有亦步亦趋地跟随费尔巴哈。正是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的历史研究中，马克思突破了费尔巴哈拘于自然领域的哲学框架，自主得出了现实决定观念、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主义观点，形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从历史现实出发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新路径。

　　因此，过去我们简单化地认为费尔巴哈促成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转变，但《克罗伊茨纳赫笔记》提醒我们，这一思想转变并不是马克思简单接受费尔巴哈的结果，他是在独立的历史研究中形成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观点，自主地完成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并且，马克思在历史研究中逐步深化的唯物主义立场，与费尔巴哈基于自然领域的唯物主义迥然相异，这对马克思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这意味着他已然认识到，影响社会历史变化的因素不是国家理念和法律关系，而是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这将引领着他一步步深入尘世的社会现实，并在政治经济学中探寻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要义。“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二、《巴黎笔记》与异化劳动理论的创立

　　在完成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之后，马克思开始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探索新理论，旨在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实现社会主义提供哲学论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异化劳动为核心的哲学理论便是这一探索的重要成果。此时，马克思无疑受到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及异化理论的影响，赞赏费尔巴哈“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但即使在1843年，马克思也从未毫无保留地接受费尔巴哈，而是在独立的历史研究中完成了唯物主义转向，如今亦是如此。除了应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论之外，马克思也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中找到了支撑异化劳动理论的新线索，而这是以往研究所忽视的。近年来，MEGA2的《巴黎笔记》文献便披露了马克思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理论之外的丰富政治经济学探讨，后者恰恰构成了马克思创新异化劳动理论的坚实内容。可以说，正是在转向围绕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后，在汲取其中围绕劳动活动的哲学线索的基础上，马克思才自主形成了独特的异化劳动理论。

　　不可否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总体上是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提出了以异化劳动为主的哲学理论。具体来说，费尔巴哈认为，人作为感性存在，其类本质在于他无时不处在与他人、与自然的爱的关联中。宗教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因为宗教中人对神的信仰替代了人与人之间的爱的关联，人的本质被异化为神的本质。那么，只有扬弃宗教异化，才能复归人的类本质，从而实现人的感性存在。与此相似，马克思将人的类本质视为自由自觉的感性劳动。异化劳动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因为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同他的劳动活动及产品相对立。那么，只有扬弃异化劳动，才能复归人的类本质从而实现人自身。由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中坦言：“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

　　但必须注意到，不同于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以异化劳动为主的哲学理论，这一思想创新离不开此时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1843年10月中旬至1845年1月底，马克思在巴黎开展了第一次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研读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作品，共留下九个摘录评论的笔记本，被称为《巴黎笔记》。正是在这一轮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才撰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形成了以异化劳动为核心的哲学理论。因此，《巴黎笔记》是研究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不可忽视的文本群。

　　按照摘录与评论的主题内容的不同，可将《巴黎笔记》的九个笔记本分为三组，第一组包括斯密、将斯密理论系统化的萨伊、作为斯密追随者的斯卡尔培克、李嘉图及其追随者麦克布洛克、穆勒等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活动的理论化反映与肯定。第二组以比雷、布阿吉尔贝尔为主，他们的作品提及资产阶级社会引起的工人贫困、金钱至上等问题，倾向于反思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状况与现实矛盾。第三组是关于勒瓦瑟尔、色诺芬的作品，这些作品与政治经济学研究关系不大，很可能是《克罗伊茨纳赫笔记》政治历史研究的延续。又由于此时马克思大量阅读的是法文著作，因而我们将聚焦《巴黎笔记》第一、二组的法文文本，探究马克思如何从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汲取哲学线索，融入异化劳动理论的创新中。

　　首先，在以斯卡尔培克、斯密等政治经济学家为主的第一组文本里，马克思逐渐注意到了政治经济学呈现的经济现实，特别是人类劳动创造财富的真实状况，并从中提炼了从劳动活动理解人类存在的哲学思想。这将有助于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定位在自主的劳动活动上，作为异化劳动理论的出发点。

　　最初在研读斯卡尔培克时，马克思主要是用法文逐句摘录，辅以少量的德文概括与评论，这显示出此时马克思正处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步阶段。不过，他并非毫无目的地铺展研究，而是聚焦于斯卡尔培克独特的价值类型理论，这便涉及人类通过劳动活动创造财富的线索。

　　比如，一开始研读斯卡尔培克时，马克思便混用德法双语摘录了其区分的两种类型的价值。一种是“原始价值，是自然的馈赠”，来自“自然的生产力量”， 因为自然提供了符合人们需求的天然物品，是原始价值的来源。其中马克思特别关注到，在自然前面的人并不是被动的抽象存在，他天然地具有改造自然的能动力量，“人的内在力量是智力和从事劳动的身体素质”。在简短摘录了原始价值后，马克思接着关注了作为“人类劳动产物”的“次要价值”。显然马克思对斯卡尔培克所说的次要价值更感兴趣，为此他详细阐述了次要价值的独特之处。比如，与原始价值不同，次要价值是在分工交换等社会条件下人类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的结果，它来自“社会状态的力量，则在于分工的能力和在不同的人中间分配不同工作的能力……在于交换相互服务和交换那些构成生活资料的产品的能力”。这导致在自然的生产力量之后，人类发挥智力和身体力量的劳动成了社会生产的第二原则，制造了供人使用的全新物品，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生产是对人的智力和身体力量与对自然生产力的同时使用，目的是创造新的价值或增加现有的价值。” 只是马克思注意到，人类发挥智力身体力量得来的产品与财富不属于人自身，而是供他人所用，因为次要价值是资产阶级社会在私有财产的前提下开展劳动、分工、交换的结果，“权利（即财产所有权）的存在是引起交换的第一个必要条件……专有财产所有权（droit de propriété exclusive）的存在对于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换是必不可少的。”

　　于是，在对斯卡尔培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开始觉察到一条从劳动活动角度理解人类存在的肯定性线索，即人并非一成不变的抽象存在，他天然具有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劳动生产能力。特别是人能够凭借天然的劳动生产能力改造自身与社会，创造出自然界无法直接提供的产品与财富。这意味着，资产阶级社会累积的大量财富都是人类发挥智力和身体力量、投入劳动活动的结果。这提醒马克思，资产阶级社会在分工交换下积累的财富其实是人类劳动活动的外化结果，只是在私有财产的前提下，人们天然的劳动生产能力被挪用，财富不属于劳动者，而是被资产阶级占有。

　　随后，在《巴黎笔记》研读斯密、李嘉图时，马克思的摘录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主要用德文摘录译文或概括原文内容，混杂着法文语句。这种摘录方式的变化反映出马克思进入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阶段，他更主动地表达自己对政治经济学范畴理论与经济现实的评价。于是在对斯密、李嘉图的摘录中，马克思“反客为主”地使用德文进行概括评论，强化了从劳动活动理解人类存在的肯定性线索，讽刺资产阶级对劳动创造财富的强取豪夺。

　　比如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认为以斯密、李嘉图为首的政治经济学家承认，人类依靠劳动活动才能维系生存创造财富，“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它的相对量……是调节商品相对价值的尺度。”在尚未进入资产阶级社会的原始状态中，劳动产品属于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在土地所有权和资本积累之前的原始状态下，整个劳动产品属于工人。他既没有所有者也没有主人，必须与之分享。” 根据这一立场，马克思大量评论讽刺道，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财富是人通过劳动创造的，但付出劳动的工人没有获得任何东西：“李嘉图强调指出：工人没有因劳动生产力提高而赢得任何东西。这一点很出色。”

　　最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将这条线索吸收到异化劳动理论中，锁定劳动活动作为人类存在的本质规定，并揭露资产阶级在私有财产前提下非法占有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一方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确证，人的类本质体现在人天然具有的智力与身体力量上，人在自身生命力量的驱动下会参与到改造自然的劳动活动中。“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因为，生命如果不是活动，又是什么呢？”“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这与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注意到的人类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线索十分接近，都在肯定人天然具有的劳动生产能力与改造自然的根本价值。为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工”片段里还多次引用斯卡尔培克的观点，即人天然具有改造自然的智力与身体力量，“人生来就有的力量：他的智力和他从事劳动的身体素质”。另一方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斯卡尔培克的次要价值理论与对斯密、李嘉图的研究，融入对资产阶级非法占有劳动财富的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在斯卡尔培克区分的“来源于社会……即分工和交换”的次要价值里，劳动不再是人发挥智力体力的生命活动，而是彻底沦为丧失意义的机械活动：“用分工和交换来说明财富、生产。承认分工使个人活动贫乏和丧失……人的劳动是简单的机械的运动……个人生产的无效果和财富的大量生产。”结果是，虽然人类通过劳动改造自然创造财富，但在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的分工交换活动下，本该属于劳动者的财富却被资产阶级非法占有，这是政治经济学不愿提及的现实。“断言分工和交换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不外是断言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国民经济学家不能证明这个论断而我们则愿意替他证明。”并且，从斯密到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他们进一步贬低了劳动者，为资产阶级窃取劳动财富背书。“从斯密经过萨伊到李嘉图、穆勒等等……他们总是自觉地在排斥人这方面比他们的先驱者走得更远……因为他们使具有活动形式的私有财产成为主体”。

　　因此，从《巴黎笔记》的第一组文本可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逐渐摸索到了一条从劳动活动理解人类存在的肯定性线索，其中还蕴含着批判资产阶级窃取财富的可能性。对于此时深受黑格尔辩证法影响的马克思来说，这无疑接续了黑格尔给予他的哲学启示，即将劳动视为人类自我实现的关键环节。因此，关于斯卡尔培克等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使马克思进一步确认，人并不是毫无现实内容的抽象存在，相反，人在本质上具有改造自然的智力与身体力量，可通过劳动活动能动地改变自身存在，创造社会财富。这有助于促使马克思从能动的劳动活动出发定义人类存在，作为异化劳动的理论出发点。

　　其次，在以比雷、布阿吉尔贝尔等政治经济学家为主的第二组文本里，马克思对比雷作品的关注尤为重要。因为比雷关于工人贫困与劳动商品化的主题，既为马克思提供了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依据，也推动着他在劳动活动上探究异化的根源，形成异化劳动这一核心批判范畴。

　　作为西斯蒙第的弟子，比雷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与经济学家，因其作品《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而声名大噪，获得了当时包括蒲鲁东在内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关注。比起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他更早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贫困状况及原因，旨在匡扶彰显道德人性维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由此，比雷认为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最大的问题是，它成了一门仅仅关注财富增长的学说，忽视了社会生活的政治目标与道德诉求，将资产阶级社会的工人贫困现状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在这里想要说明的是，政治经济学，就其当前的结构而言，只涉及科学的形而上学部分。它创造了财富本体论，却忽视了其道德。” 对于亟须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马克思来说，比雷的作品显然是值得参考的。因此，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充分研究了比雷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多次引用，甚至在1845年继续钻研这部作品，可见此书对他的意义之大。

　　在《巴黎笔记》中解读比雷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时，马克思时而用法文摘录原文，时而用德文翻译原文，主要关注资产阶级社会工人在身体与精神上陷入贫困的经验事实。比如，“贫困是一种文明的现象（la misère un phénomène de la civilisation）。” “在英格兰，人力踏车和手臂磨是我们知道的最可怕的苦难症状：一个富裕的国家，凭借其工业的天才能力和将机械（la mécanique）的奇观用于生产而强大，为了驱使贫民而利用野蛮的工具，迫使罪犯和穷人遭受针对过去奴隶的酷刑”。随后，马克思便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引用比雷，揭露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与政治经济学对人的贬低。比如，马克思引用比雷指出，贫困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必然结果，因为资本家只把工人视为仅有肉体需要的牲畜，拼命压低雇佣工人的价格：“雇主用只够满足工人最迫切需要的低价格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对于工资不足或劳动时间过长，他不负任何责任，因为他自己也要服从他强加给别人的法律……贫困的根源与其说在于人，不如说在于物的力量。”旨在发财致富的政治经济学也将工人视为劳动的动物，彻底贬低人的价值，“它像大征服者那样冷酷无情地浪费那些构成其军队的人的生命。它的目的是占有财富，而不是人的幸福”。

　　不仅如此，在对经验事实的摘录中，隐约浮现出马克思对比雷劳动商品化理论的关注。最有意思的是，单从《巴黎笔记》的摘录文本来看，马克思仅仅记录了几处关于劳动商品化的散乱段落，似乎对此并不重视。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又集中引用、阐述了比雷的劳动商品化理论，且大部分内容此前并未出现在《巴黎笔记》中。跟读摘录与自主论述的文本差异，凸显出马克思对比雷劳动商品化理论的独特关注。而马克思之所以关注劳动商品化理论，是因为它恰恰有助于揭示资产阶级社会导致工人贫困及劳动畸变的必然原因。

　　比如，在《巴黎笔记》摘录第一部分的“英国农业人口的贫困”时，马克思开始提及比雷的劳动商品化理论。他发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劳资对立的特定条件下，劳动才被迫进入商品化进程，畸变为奴役自身的强制活动。“只是临时工的农民，他们除了佃农和地主提供的工作之外，没有其它谋生手段……他们的收入会下降……低到人类所能忍耐承受的程度。与资本完全分离的劳动是一种简单的原始商品（simple marchandise brute），必然遵守所有商品都服从的规律；它的价值将越来越低，直到以最便宜的价格出售为止。” 因为在资本与劳动彻底分离的社会条件下，资本能自由雇佣劳动，工人因缺少谋生手段只能被迫出卖给资本，使劳动从有尊严的生命活动沦为被贱卖的商品与被奴役的强制活动。“临时工只是领工资的人，他们以低廉的价格将自己出卖给农场主，以获得一份并不稳定的工作，因为这里不总需要相同数量的人手，每天雇用的是不同数量的工人。” 随后，通过研读第二部分的“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地穷人的居住状况”等经验材料，马克思愈加确认劳动商品化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普遍存在，引发了工人必然陷入贫困的现实危机。由于占有生产资料，资本处在劳动力市场的优势方，它不仅能自由雇佣劳动，更能不断压低劳动价格，提供维系工人生存的最低报酬。这导致工人即使辛勤劳动也只能在贫困线上反复挣扎，并不能换得富足的生活，“他们告诉我们国家工人一个致命的秘密，那就是将他们的需要限于维持动物生命（l’entretien de la seule vie animale）的水平上，仅仅提供像野蛮人一样延长他们生命的最低生存资料。”

　　可见，通过对劳动商品化的研究，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工人必然陷入贫困的客观原因，更目睹了劳动如何从生命活动颠倒为与人相对立、奴役人自身的强制活动。这无疑为马克思提供了一条与传统政治经济学相异的理解劳动的批判性线索。传统政治经济学将劳动视为财富的源泉，但马克思关注的比雷则强调劳动作为人类活动的生命价值，并以此出发指认现实层面畸变的强制劳动活动。这不仅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在凸显人的价值上具有同质性，也为马克思在劳动中探究异化根源，形成异化劳动的核心批判范畴提供了理论指引。

　　于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进一步引用阐发了劳动在被迫商品化过程中发生的现实畸变，并将其纳为异化劳动这一哲学范畴的应有之义。比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继续引用《巴黎笔记》中未摘录的比雷劳动商品化内容。劳动不再是工人发挥才能的生命活动，而是工人身体与精神被折磨的痛苦活动，“于是工人不得不按照人家同意的价格出卖自己的人身和力气。加在他们身上的劳动，时间越长，越使他们痛苦和厌恶”；劳动不再是赢得尊严的生命活动，而是维系工人肉体生存的外在手段，“所以能忍受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重担，既不是出于忠诚，也不是由于义务；只不过为了逃避那沉重的饥饿命运……可以看到有些工人每天连续紧张劳动十六小时，才勉强买到不致饿死的权利。”而且，这些内容与马克思异化劳动的哲学内涵十分接近。特别是劳动畸变为痛苦折磨的强制活动对应着异化劳动的第二重内涵，即人与自身劳动相异化，“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劳动畸变为维系生存的外在手段则对应着异化劳动的第三重内涵，即人与自身类本质相异化，“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

　　因此，《巴黎笔记》的第二组文本透露出，对马克思而言，以比雷为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提供了揭露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现实依据，而且凸显出一条基于劳动活动反思资产阶级社会异化问题的批判性线索。特别是比雷对劳动商品化的独特分析，更有助于推动马克思在由资本奴役的劳动活动中探究异化根源，形成异化劳动这一核心批判范畴。

　　总的来说，在《巴黎笔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汲取了基于劳动的两条哲学线索，一条是从创造财富的劳动活动定义人类存在的肯定性线索，另一条则是从由资本奴役的商品化劳动探究异化根源的批判性线索。这种异质性的思路使马克思得以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进行创新，为其建构独特的异化劳动理论提供思想指引和内容支撑。这向我们昭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固然吸纳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方法，但不可忽视的是，正是通过《巴黎笔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他才汲取了围绕劳动活动的哲学线索，形成以异化劳动为主的全新世界观。如果撇开《巴黎笔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那么马克思创立异化劳动理论的过程可能会沦为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纯粹理论演化，甚至会掩盖其中马克思突破费尔巴哈、走向社会现实的重要线索。

　　　三、在超越中革新：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变迁之路

　　马克思从未简单地全盘接受他人学说，而总在自己思想独立发展的基础上吸收各方观点，他与费尔巴哈的理论关系便是如此。从一开始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就不是简单的认同关系，而是进行了积极创新。他不仅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的历史研究中自觉实现了唯物主义转向，也在《巴黎笔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提炼了关于劳动活动的哲学内容，创立以异化劳动为核心的哲学理论。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并未停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而是逐渐放弃费尔巴哈的抽象哲学，开启关于社会历史现实的全新研究。这体现在借助政治经济学社会唯物主义的独特视角，马克思不仅得出了突破费尔巴哈的理论论断，并且开始跃出抽象哲学话语，触及从社会现实出发的客观研究；最终通过社会现实的自主研究，马克思才逐渐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开辟通往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可见，在转向唯物主义、探索异化劳动理论的思想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既博采众长汲取费尔巴哈的智慧，更在推陈出新不断突破费尔巴哈，凭借自主的现实研究探索批判资本主义的哲学世界观，他者理论的光辉无法掩盖马克思独立探索的思想道路。

　　具体来说，通过《巴黎笔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发展应用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却同时来到了突破费尔巴哈的重要时刻。因为费尔巴哈哲学的特点在于，他是在自然领域阐释人的本质，也是在宗教领域讨论异化的发生，明显缺乏社会现实的具体内容。而凭借对斯卡尔培克、斯密、比雷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在人的本质、异化问题上的论述都明显突破了费尔巴哈。

　　比如，在对斯卡尔培克、斯密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逐步提取了劳动与人类本质勾连的哲学思想。进入工业文明之后，凭借知识和技术的累积，人类可以通过改造自然的劳动推动社会变化，而且能在社会分工的普遍劳动中创造大量财富，后者大大丰富了人类的自由。斯卡尔培克、斯密等的政治经济学及劳动价值论便反映了工业文明以来人类主宰自然、创造财富的全新存在状态。相比于将人抽象为理性化身的传统哲学，政治经济学凸显了人类基于劳动活动的能动存在本质。这向马克思展现，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抽象存在，他本质上具有从事劳动活动、改造自然的现实能力，能够利用自身能力和社会条件改变自己、创造财富。对马克思而言，这意味着劳动不是无关紧要的卑微活动，相反，劳动是人类本质力量的体现，它既维系着人类的客观存在，也支撑起了丰腴的现代社会。

　　因此，费尔巴哈理解的人是与自然相统一的感性存在，其类本质在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原初感性联系，人因爱的感情而自觉地从属于集体与类生活。而以斯卡尔培克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为马克思提供了从劳动活动理解人类存在本质的现实视角：人类存在的根本在于劳动活动，人因改造自然的实践而与自然统一，也因劳动生产活动而与他人联合共存。这有助于马克思突破费尔巴哈自然唯物主义的抽象框架，将人进一步还原为天然具有改造自然能力、从事劳动活动的实践个体，将人的本质规定锚定在改造自然的劳动活动上。于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并未停留在费尔巴哈所说的感情纽带上，而是将人改造自然的劳动活动纳入人类存在的本质规定之中。“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

　　再如，在对以比雷为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发现，劳动不仅是财富创造的现实根基，它更能被提升为与异化相关的哲学范畴。因为马克思在比雷的作品中看到，劳动不仅是人类生命活动的体现，与人的价值密切相关，而且在资本与劳动分离的条件下，现实的劳动会发生畸变，从生命活动转变为一种与人相对立的奴役力量。这便直指马克思此时关心的资产阶级社会对劳动者的剥削问题。劳动本该是劳动者生命活动的自我实现，却在资产阶级社会下成为奴役人自身的异己活动。

　　因此，费尔巴哈是在宗教领域讨论异化问题，认为神是高度完满化的人的本质的投射，人却将自己创造的上帝颠倒为跪拜的偶像，这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只有当人在意识层面上消除对上帝的迷信与崇拜，才能克服宗教异化从而恢复人自身。而以比雷为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为马克思将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批判发展为劳动异化批判提供了重要指引。换言之，费尔巴哈直指宗教异化的根源在于人的观念发生了迷误与颠倒，那么，以比雷为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为马克思带来了一种理论启示，异化不再是费尔巴哈在宗教观念领域讨论的迷误，而是资本主义现实层面发生的畸变，即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从人的生命活动变为奴役自身的异化劳动。这有助于马克思褪去费尔巴哈异化理论的宗教光环，从被资本奴役的劳动活动中探索异化根源。最终凭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跃出了费尔巴哈的宗教藩篱，直指资产阶级社会的劳动剥削现实。“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发展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同时，也借助政治经济学围绕劳动活动的现实线索得出了超出费尔巴哈的理论内容。更重要的是，这些超越费尔巴哈的思想要点不是偶然孤立的内容变化，它们恰恰是马克思总体研究视域变动过程中浮出的理论征兆。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抽象哲学视域，政治经济学通过社会唯物主义的独特视角，呈现了工业生产构筑的非实体性现实：“他们开始在社会生活中通过感性观察，确定客观的非实体的社会物质存在，这就是经济（物质）活动和社会关系，以及在面对过去的社会生活时已经呈现出来的一种有限的历史性观念。” 这不仅为马克思提供了超出费尔巴哈哲学论述的质料，更推动他逐渐抛弃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抽象逻辑，不自觉地靠近从社会现实出发的客观逻辑，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埋下了伏笔。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强调通过感性直观的方式抵达人的感性存在，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现实并不值得深究。因为虽然费尔巴哈抛弃了思辨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但他探求的并不是具体的社会生活，而是旨在回到自我确证的人类感性存在，它不被思维中介，也不为利益浸染。“只有那种直接通过自身而确证的，直接为自己作辩护的，直接根据自身而肯定自己，绝对无可怀疑，绝对明确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和神圣的。但是只有感性的事物才是绝对明确的；只有在感性开始的地方，一切怀疑和争论才停止。”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费希特等是将绝对精神、自我意识等思维本质强加给感性存在，经济实践中，人们则以利己主义的态度支配事物，只有剥去这些对事物本质的徒劳想象，才能抵达事物如其所是的本来面目。“人们最初所看见的事物，只是事物对人的表现，而不是事情的本来面目……人们只将自己的本质放进事物之中，并没有区别对象与对象的表象。”

　　可见，在费尔巴哈看来，资产阶级社会现实不需深究，只要剥去人类经济实践中利己主义的异化形式，便能回到人直接的感性存在。因此，费尔巴哈虽强调感性存在，但其人本主义哲学具有与社会现实分离的抽象性质，他不理解，也不意在探究人类实践活动与社会现实的客观构成。政治经济学却“反其道而行之”，呈现了由工业实践活动筑起的、不可直观的社会现实场境。于是，借助《巴黎笔记》政治经济学的自主研究，马克思第一次较为完整地直面围绕工业生产的社会生活，他对工业、人类与社会的认识都在悄然发生变化，愈来愈远离费尔巴哈、靠近客观现实。

　　特别是在《巴黎笔记》对萨伊的摘录中，马克思集中获得了关于工业生产的社会现实图景。摘录伊始，马克思便从与农商业的对比中注意到工业的特殊性，与依附自然获取产品的农业和使产品流通的商业不同，工业使人类能够按照自身需求生产出自然界本不存在的产品，“当它分离、混合、塑造自然产品以使其适应我们的需求时（approprier à nos besoins），它被称为制造业。” 这是人类通过工业生产打开的全新历史阶段，通过工业实践人类总体开始以主体的立场支配组织社会生活，创制出一个符合人类需求的“第二自然”，自然界、社会生产生活等都应声而变。继而，马克思便从不同方面看到了工业生产带来的非直观的社会现实场境，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存在到社会发展。比如，工业使人类第一次真正摆脱自然的束缚，按照自己的主体需求能动地塑造外部世界，人类借此创造了无法直观却能改变现实的巨大生产能力，“工业最大的奇迹在于我们知道如何利用自然因素的生产能力（des facultés productives des agens naturels）”。因此，工业有其生产发展的客观现实性，是人类积极应用自然科学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结果，“工业……人类能力应用于生产……人类能力的实现或工业要求三种操作：（1）认识自然规律—科学家；（2）应用关于创造事物有用性的知识—企业家；（3）实施或人力—工人。” 其次，人不是作为理性或爱的抽象存在，而是从事着具体生产活动的能动个体，随着工业生产发展获得了新的活动内容与社会身份，如雇佣工人、制造业厂主、资本家等；人与人之间也因劳动、分工与交换等活动结下了不可直观却客观存在的现实关联，“工业……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不可少；它教导他们互相帮助……通过向人们展示他们从相互依附中获益，这是社会的粘合剂（le ciment de la société）。” 最后，在应用自然科学的工业生产推动下，社会才得以存续发展，社会存在是由人类利用自然科学的工业实践活动筑起的非实体性对象，“正是对这些自然的和不变的规律的认识——没有这些规律人类社会无法存续——才构成了政治经济学”。

　　这显示出，在《巴黎笔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开始进入由工业实践活动构筑的非直观的社会现实场境，这是仅借助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无法企及的现实深处：从农业生产向工业生产转变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在工业实践的中介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是利用工业生产改造自然的能动个体，迸发出了无法直观的巨大生产能力，人与人之间在工业实践中结成了如劳资关系等全新交往关系，不可见却具有客观现实性，工业更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人类应用自然科学变革外部世界的实践结果。只有这些内容才会促使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哲学抽象逻辑之外，不自觉地萌生出从社会现实出发的客观逻辑。

　　这导致虽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主导的仍是费尔巴哈影响下的哲学抽象逻辑，但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抽空工业生产的具体内容，反而依托《巴黎笔记》经验实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自觉地在理论细节上透露出对工业现实的关注，形成了另一条从现实出发审视社会的客观逻辑。比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同样注意到工业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结果的客观现实性，它来自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历史关系，是人类通过自然科学等条件改造自然的实践结果。“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而且，马克思也相似地阐述了工业生产引起的社会历史客观变化，指出工业生产发展不仅改变了过去农业生产的模式，而且推动了人类生活变化，使人们获得了不同的活动内容与社会身份。“工业对它的对立面的支配立即表现在作为一种真正工业的农业的产生上，而过去农业是把主要工作交给土地和耕种这块土地的奴隶去做的。随着奴隶转化为自由工人即雇佣工人，地主本身便实际上转化为工厂主、资本家”。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才从现实角度肯定了工业生产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兑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这便是孙伯鍨、张一兵所说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互相消长的两条逻辑，“一条是从先验主体出发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应该’）人学现象学（话语）逻辑，另一条是从现实物质生产（实践和工业）出发去观察社会历史的（‘是’）客观逻辑。两种逻辑的相互交织在这里表现得极为明显。”

　　因此，虽然此时马克思总体上还处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自主研究中，马克思越是深入工业物质生产与实践，他越是无意识地背离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抽象逻辑，不自觉地向从社会现实出发的客观逻辑靠近。并且，这条若隐若现的客观逻辑恰恰是马克思最终超越费尔巴哈、孕育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生长点。因为只有在对社会现实的客观研究中，马克思才可能揭露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简单直观，批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也才可能“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创立作为“实证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脱离此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触及的客观逻辑，那么他对费尔巴哈的科学批判将无法凭借理论自身推演完成，历史唯物主义也无法从抽象贫瘠的纯哲学土壤中生长出来。可见，在转向唯物主义、探索异化劳动理论的早期发展阶段中，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跃迁虽受益于他者理论的浸润，但更立足于独立的现实研究。

　　总而言之，基于《克罗伊茨纳赫笔记》《巴黎笔记》的文本，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青年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创立异化劳动理论的道路是复杂而曲折的，更是自主而创新的。一方面，马克思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里汲取理论资源，猛烈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与资产阶级社会。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是一位在思想世界开天辟地的伟人，费尔巴哈哲学的抽象词句并不能使其满足，他孜孜以求地在历史研究中实现唯物主义的转向，并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追索直击资本主义现实的思想创新。只有扎根政治经济学的自主研究，独立走向社会现实深处，特别是走向工业生产带来的非直观的社会现实场境，马克思才能逐渐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革命迈进，这是通往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必由之路。因而，在追问现实中不断变革理论，在超越思辨中不断革新思想，才是1843—1844年间青年马克思探索哲学世界观的真实道路。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赵培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