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在参观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考古博物馆的文明起源和“宅兹中国”专题展之后，他强调，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首次系统阐述了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再次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一、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起源

　　考古学对于研究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指出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必须高度重视考古工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2022年5月27日，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与上述重要讲话精神一脉相承，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认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华文明所具有的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其发展的连续性。100多年以来我国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已经揭示出我国5000多年文明史的发展历程，尤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实施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全国各地开展的考古发掘和多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厘清了从5000多年前古国产生，到距今4000年左右王国崛起，再到距今2000多年秦汉国家产生的历史脉络，揭示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发展格局，大大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聚落群。古城的起始年代为距今5300 年，一直延续到距今4300年前后。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面积近300万平方米，是5000多年前出现的我国最大规模的城址。城墙底部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宽度40—60米，墙体用纯净的黄土堆筑，部分地段尚残留有4米多高的城墙，现已发现6座水门。城中央约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土台为贵族居住区，平民则居住在城内的外围区域。令人惊叹的是，良渚先民为了防止山洪对城市的威胁，在古城以北十几公里之外的山上，修建了一条东西向的水坝，由水坝围成的14平方公里的水库，通过渠道通到古城，以便水利交通和稻田灌溉。这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水坝，也是我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加上近40年来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为代表的王陵级别的墓地、祭坛的确认，一项项令人震惊的重大发现使得国际上对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判断得到公认，良渚古城遗址也于2019年当之无愧地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在良渚文化圈的北方，以泰山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分布着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若干座史前城址，其中以焦家城址最具代表性。考古发掘表明，与良渚古国一样，焦家城址也是我国最早一批原生型“古国”的代表。近年来，通过4个季度的发掘，在100多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城墙、壕沟、大型墓葬、祭祀坑等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迹2000余处，出土玉器、彩陶、白陶、黑陶等各类文物万余件，从制造工具、发明科技、建设聚落、营造城池等各方面展现出文明要素齐全、文明社会开启、以棺椁制度为代表的礼制初步形成等多重特征，年代为距今约5300—4600年，有力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

　　如果把眼光放到更为广阔的范围，从东北地区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牛河梁坛、庙、冢，到江淮地区的凌家滩墓地和环壕聚落，再到中原地区以双槐树为代表的河洛古国遗址，大约在距今5500—5000年前后各地均出现了以城址、祭坛、王陵、“璧琮璜”玉礼器和“鼎豆壶”陶礼器为标志的古国，它们恰像满天星斗，构成了中华文明初曙阶段的多个源头。而且，由良渚、焦家、凌家滩、牛河梁等遗址史前先民所创造的玉器、陶器和棺椁等一整套礼仪制度，开启了我国礼乐文明的先河。

　　历经沧海桑田，5000多年前曾经巍峨高耸的城墙大多已深埋于地下，或只残存下有限的墙基和城门通道昭示着昔日城市的喧闹，但精美绝伦、体现着极复杂工艺的玉器，远远超过个人实用需求的大量白陶、黑陶、彩陶，反映等级制度的大墓和棺椁等考古实物遗存，仍然在向世人展示出5000多年前古国的辉煌，也昭示着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史前先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共同信仰。尤为重要的是，由仰韶时代以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凌家滩文化和红山文化等为主的史前先民创造的整套礼制系统，经由龙山时代先民的取舍、增益，被夏商周三代王国礼制所完整继承，并为我国秦汉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处于夏代之前、距今约4500—4000年的龙山时代是我国由古国向王国过渡的时期，大约相当于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五帝时代或其中晚期阶段。这一时期在社会发展方面的第一个突出特点是城址林立，几乎遍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区域。每一座城址就是一处区域政治中心，这与文献所记载的“万国”时代的情景颇为吻合。第二个突出特点是书写在陶器、玉石器之上的多字陶文在多个考古学文化中出现，如海岱龙山文化的邹平丁公陶文、高邮龙虬庄陶文，陶寺文化的陶寺朱书陶文，以及良渚文化晚期的澄湖陶文、南湖陶文等，使人自然与仓颉造字的传说产生联想。这些早期文字已不是像前一阶段的单一符号，而是由多个独立的字符连缀成文，可以称之为“陶书”。这预示着龙山时代社会上层已经具备了文字书写的能力，我国已经进入成文历史时期。龙山时代文明社会的第三个突出特点则是以玉器、陶器、漆木器等为代表的礼乐制度更加完备。玉礼器方面，在前一阶段出现的璧、琮、璜组合不但广泛分布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区，而且向其他地区远距离扩散传播，广达长江中游、海岱地区、中原地区乃至甘青地区；玉礼器组合上，璧、琮、璜之外更新出现了璋、圭、琥等新器型，与《周礼·大宗伯》所载用于祭祀天地四方的“六瑞”若合符节。陶、漆木材质的礼器，在鼎豆壶配置基础上，鬶、盉、斝、觚等成为固定组合，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新增添了石磬、橐鼓和陶铃等乐器组合，礼乐器具日臻完备。出土的青铜容器残片和铜铃表明，中原地区王湾三期和陶寺文化先民已经开始探索使用模范技术铸造青铜礼乐器并取得成功。种种考古发现显示，处于夏代前夕的龙山时代或五帝时代是古国时期的高级阶段，也是进一步奠定夏商周三代王国礼乐制度基础的阶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礼乐制度早已被作为中华文明的要素之一，受到学术界广泛重视。如果说城址、金属冶炼和文字是世界范围内广被接受的文明“三要素”，礼乐制度则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独特要素，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当人类由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需要有一定的强制力对人们的行为加以约束、惩戒，由此产生了最早的社会准则、法规、制度，其核心就是王权。这是世界各地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所走的共同之路。在我国，用于维系、支撑王权合法性的信仰体系就是礼乐文明。它发端于神灵崇拜，并以祖先崇拜、祖先信仰和祖先祭祀体系的形成而臻于完备。这一体系的物化形式就是陶、玉石、漆木和青铜等各种材质的饮食及演奏器具。精英阶层通过不断的、季节性举行的礼仪乐舞活动，表达对天地山川神灵的敬畏，通过反复再现、歌颂祖先的丰功伟绩，达到凝聚族群向心力、强化文化认同感的目的。这些礼乐仪式随着文字体系的成熟而发展成为典章制度，即礼制，成为儒家学说中礼乐思想的直接来源。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将工作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和巩固等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是从王国到帝国的发展进程。以黄河下游地区的海岱地区夏商周考古研究为例，这一地区在夏商周时期经历了从“夷夏东西”到“夷夏融合”的过程，但以往的研究大多重在论证“夷夏东西”，对于“夷夏融合”则缺乏应有的关注，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注重的多是一个个的“点”，强调的是对形而下的各类出土遗物的描述和器物编年的建构，而缺少了对礼制和信仰层面有关文化现象的揭示和阐释，而后者恰恰是以夏变夷、“夷夏融合”历史过程在实物史料上的直接反映。近年来，在“考古中国·海岱地区夏商西周考古研究（2021—2025）”重大项目支持下，我们选择在青丘堌堆、大辛庄、陈庄、前冢子头和邾国故城等遗址开展持续考古发掘，其研究目标和任务就是从区域考古、区域历史的角度揭示三代国家由“夷夏东西”到“夷夏融合”的过程，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及动因。近期在高密前冢子头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作为半岛与内陆地区分界线的胶河流域曾经在王朝一体化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因地处周王朝东部边缘的“大东”地区，王朝的历史叙述极少提及该地区，凭借有限的文献史料只知道这一带是代表周王朝的齐国政权与代表东夷族的莱国势力长期对峙的区域，而两个季度的考古发掘已初步揭示出作为王朝系统的周文化与东夷本地的珍珠门文化融合共生的实物遗存，为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撑。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中反映族群融合、文化融合这一类的成果还有很多，其中成就最为凸显的自然是古蜀国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近一个世纪以来，位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就屡次出土玉器、陶器等，1986年发掘了著名的1、2号祭祀坑，出土文物中高大的铜人立像、黄金面具、神树和众多的象牙等罕见文物，极大地冲击着人们的视觉观感。更多的学者则是在惊叹于其“奇异”特征的同时，循着四川盆地与外界的通道寻求其文化因素的来源。此后，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一直没有停歇，终于迎来了另外6个祭祀坑的发现与发掘。随着资料的丰富，学者们不但明确了8个祭祀坑的年代均为殷商文化晚期，而且通过出土文物的跨坑拼合，确定了它们是同时形成的，这对于祭祀坑性质的判断十分重要。新一轮的发掘出土物更加丰富，进一步刷新了人们对三星堆文化在金属制造、象牙雕刻和丝织工艺等方面的认知。更为重要的是，继1、2号祭祀坑之后屡次出土的青铜尊、罍，以及以尊为主题的若干件青铜祭坛，再次显示出尊在三星堆文化中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联系到此前彭州市竹瓦街出土的铜尊，以及两湖地区以四羊方尊为代表的长江中游青铜时代文化，我们不难发现，殷商时期作为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前身的三星堆文化与炭河里文化盛行尚尊的礼制传统，从而与中原三代的尚鼎制度形成鲜明对照。从这一点而言，这又是中华礼乐文明传统大同中的小异，显示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征。

　　三、通过礼制认同达到文化认同

　　礼乐文明的本质是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的文化认同，它产生于距今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文明起源同步，其物化形式就是产生于古国时代、成熟于夏商周三代的不同材质的礼乐器具。《礼记·礼运》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先民将美食饮料盛放在陶器中奉献给祖先和天地神灵，配置以陶鼓的节奏，这就是最早的礼乐活动。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昔日的陶器、石器演变成了铜器、玉器、漆器等威望产品，其使用者也由最初的氏族首领、酋长演变为国君、帝王，但礼器的性质未变。古人云“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夏商周三代甚至以“九鼎”指代江山社稷，以鼎为代表的礼乐器具具有“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左传》宣公三年）的功能，按照美术史家的观点，它是一种具有“纪念碑性”的器物， 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这些礼乐器具本身又是祭器。古人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祭祀与战争对于国家来说是两件头等大事，而祭祀竟然排在战争之前，就因为祭祀（主要是祖先祭祀）是祖先认同、文化认同的象征，对于增强族群自信心和向心力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三代尤其是周代是族群认同、祖先认同、文化认同的关键时期，一直到战国时期，见于文献记载的“五帝”系统竟有五个之多，直到《史记》才统一为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五帝，他们代表的是不同区域、不同族群共同的先祖。三代文明的一体化过程，就是礼乐文化被接受的过程，反映的则是族群认同、祖先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过程。我们说中华文明是连续发展、从未中断的文明，并不是说文明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过“断裂”，否则就不好理解王朝之间的更迭。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特征，强调的是作为文明体创造者的中华民族始终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人，历史上屡次发生的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并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无一不是以主动融入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而告终。中国政治文化统一的历史与昙花一现的罗马帝国相比，形成了鲜明对照。

　　作为中华文明重要表现形式的礼乐制度在考古学文化上具有极高的显示度。对此，在鲁东南沿海地区从事20多年考古合作的美国同行文德安、加里·费曼等深有感受。考古合作包括调查、发掘与多学科研究，不但揭示出以日照为中心的鲁东南沿海地区上迄距今7000多年的北辛文化、下至距今2000多年的秦汉帝国长达5000多年的文明起源与发展进程， 费曼还与笔者合作发文，阐释从史前至周王朝各区域不同族群通过礼制认同达到文化认同，并通过秦汉帝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实行郡县制等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达成文化共识的过程。与秦汉帝国东西并存的罗马帝国则缺少这种祖先认同、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因此出现“罗马之后再无罗马”，其文明缺少连续性也就不奇怪了。

　　汤因比曾说：“中国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更具有一贯性，数亿人数千年来在政治上、文化上团结至今。他们展示出了这种政治、文化的统一技术，并拥有一次获得成功的极为珍贵的经验，而且那种统一化倾向正是当今世界绝对必要的需求。”

　　总之，中华文明连续发展这一突出特性有其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基因。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有很多，从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分析来看，笔者认为支撑中华文明发展连续性最为重要的基因就是礼乐制度与礼乐文明及其所承载着的族群认同、祖先认同和文化认同。

　　原文责任编辑：晁天义

　　（本文注释内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