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研究在选题和内容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亲缘性，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这两个学科或专业领域的研究对象具有亲缘性。全球史注重对人类各种群体以往的横向交往过程的研究，国际关系侧重于国家之间现实交往关系的研究，而国家是一种重要的人类群体组织形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史和国际关系分别研究人类横向交往过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选题和内容的契合还表现为两者对人类某个交往空间的阐释。以空间范畴为切入点，连通对人类横向交往过程的历史与现实的研究，就产生了本文的议题，即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空间融合。而对于这一议题进行探索的意义就在于，既能拓宽国际关系的全球史维度，使国际关系与历史研究的结合落到实处；又能扩展全球史对国家之间交往关系的分析,凸显人类社会演化的基本动力和全球空间。而且，这种空间融合将展现人类横向交往过程的脉络和趋向，即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此，目前学界关注较少，本文尝试提出一个初步的分析思路。

　　一、全球视角中的空间层次扩展

　　空间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长度、宽度、高度表现出来，是物质存在的广延性和伸张性的表现。这个概念显然侧重于地理或物理意义上的解释。随着人类社会形态和结构的日趋复杂，人们在生产和交往的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也在结成各种相应的群体利益空间。此类社会关系空间虽然是无形的，却往往拥有从业人员、具体机构、制度、文书等方面的切实支撑，不仅体现所涉人群的物质利益，而且也反映所涉人群的精神追求，是展现人类自身能动性的具体空间。

　　人类社会各种活动和现象都在空间中分布，即空间同时容纳人类的生产和交往活动，并在具体的空间中形成相应的形态或态势。空间既容纳人类的历史经验，也容纳人类的现实发展，这个概念范畴对于研究人本身和作为人的集合体的世界而言，具有现实和理论的双重价值。由于“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本质”，空间概念当然需要历史地、动态地把握和理解。

　　1953年有学者提出“空间互动”（spatial interaction）的概念，认为空间互动是指地球表面各区域之间的实际人类关系，如工业、原材料、市场、文化和交通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和流动，而非如经纬度等所展示的静态位置的变动。20世纪中后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日益显著的现象之一即是“空间转向”（spatial turn）。空间转向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转向跨越了国家和学科界限，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这种对空间和地点的关注赋予了空间历史连贯性及共同的视角。空间转向这个术语本身是1988年问世的，最初是用来区分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将后现代主义视为不同时空之间相互关系的形式，空间在这种形式中被赋予更大的权重和意义；随后被用来描述各种学术研究中不断演变的空间视角；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叙事空间化的意识逐渐发展。空间互动和空间转向成为对历史和现实而言都非常重要的研究思路。

　　空间转向与反思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和西方主导的知识等级制度具有内在的关联，这促使学界日益重视对空间与时间、生产、国际政治权力关系的分析与揭示。2009年，巴尼·沃夫和桑塔·阿里亚斯指出：19世纪空间在现代意识中逐渐从属于时间，这一现象反映了工业革命对时空的压缩，并通过历史主义的视角表现出来。历史主义思想通过假定发展的时间“阶段”的存在，将时间线性化和空间边缘化，这一观点将历史描绘为从野蛮到文明、从简单到复杂、从黑暗到光明的渐进、必然的上升，这种趋势在辉格式的历史话语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认为，历史主义以这种方式在为帝国思想服务的过程中遮蔽了空间，欧洲以外的都是欧洲以前的，这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及其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变体反复阐述的主题。换言之，随着欧洲在资本主义生产上的率先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把欧洲一隅的区域空间凌驾于世界或全球空间之上，西方主导的知识等级制度是把西方的历史经验空间凌驾于世界或全球的历史经验及现实空间之上。

　　空间层次的扩展在全球史研究中受到重视。全球史是关于人类各种群体以往的生活过程（尤其是横向交往过程）的研究。在20世纪中期西方全球史兴起之时，其首倡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就十分重视对西方史学中的历史主义的批判。他提出在建立历史的全球观念的过程中，必须清除历史主义的消极影响，全球史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或应该是）全球的。为此，巴勒克拉夫分析了区域研究（regional or area studies）的作用，认为区域研究虽然不能取代着眼于一切地区和时代的全球史，但可以将之视为通向更广泛的世界史概念的一个阶段，视为用可管理的、相互关联的单位来组织历史知识的实用手段。虽然20世纪中期以后全球史在通史研究和专题研究等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和丰富性，但对包括区域空间在内的跨文化互动空间的重视成为全球史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

　　全球史的上述理念和相应实践促使研究者不断加深对空间概念和层次的认识。全球史中的空间既是研究对象，也是历史学家描绘其研究领域的观察框架。罗兰·文茨吕默指出：空间（包括其中的变化）是一个高度动态的对象，具有几乎无限的不同层次，而地球应被视为最大可能的单位，各个被观察的空间在这个最大单位中可以构成自身，且都需要自己的空间框架。同样重视空间在全球史研究中基础性地位的还有马蒂亚斯·米德尔和卡恰·瑙曼，他们认为全球史中的空间转向承认空间的构建性本质，承认各种空间框架的同时性以及历史行为者和历史学家在定义空间秩序方面的核心地位，拒绝方法论上的国家主义或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分析了国家的空间地位。国家在19世纪中叶的空间等级制度中征服了所有其他空间单位，因为它被视作主权的最有效来源，民族国家具备在世界市场中组织权力、维护主权、扩大并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能力，但是，包括国家在内的不同空间参照之间的关系正在以不同的方式重新组合，并引导出三个新的研究范畴，即全球化节点、区域化机制和全球化的关键时刻。相应地，马蒂亚斯·米德尔和卡恰·瑙曼从全球化节点入手分析了区域化机制。他们认为全球化节点是指那些作为世界贸易或全球交流中心的地方，被称为跨文化相遇和相互影响的场所。对全球化节点的研究可以使人们了解早期和如今的全球化形式在区域化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而从一个区域化机制到另一个区域化机制的过渡阶段往往表现为全球危机，这就凸显了全球化的关键时刻，因此这些范畴可以展开一种理论上连贯、经验上复杂的全球化研究和历史解释方案。这是前述两位学者构建全球史空间叙事框架的一种尝试。

　　相对于历史叙事的时间框架即历史分期，历史叙事的空间框架以往受到的关注显然较少，而在全球视角的运用和推动下，人类社会演化的空间框架即历史空间的不同格局的更迭及意义正在显现，特别是不断发展的跨国空间。例如，安赫尔·阿尔卡德将跨国空间定义为超越和跨越主权国家边界的相对稳定、持久和密集的一系列联系，认为跨国空间不一定与特定政治实体的地域划分相一致，跨国行为者（无论是机构、个人还是团体）都不能脱离其活动空间来理解；由此扩展而来的跨国社会空间则是由人工制品、日常生活的社会实践以及人类生活的符号表征系统组成的密集、稳定、多地域和制度化的结构。这个界定反映出跨国空间的内涵非常丰富，包括但不限于国际交往，既涵盖地理空间，也涵盖社会关系空间，能够容纳广泛的人类社会交往实践。在跨国空间的基础上，阿尔卡德还进一步分析了全球史中的空间尺度，认为全球史包括不同空间尺度的研究，从微观历史到超国家单位如大陆和海洋，甚至到非常大的空间结构如“世界”；具体研究应区分不同的空间层次，其中一个层次当然是国家，但还有更多层次。这些认识对跨国空间的界定、研究内容的提炼，对于具体的实证研究具有积极意义，而对全球史中的空间尺度的分析，显然可以与前述文茨吕默的观点互相比对，细化了对全球视角中的空间层次和类型的界定划分。

　　随着对空间概念、空间层次或尺度、跨国空间等内容的认识日益深入，区域作为一种跨国空间是跨国构建的，这一观点在全球史学者中得到较多阐发，尤其是关于区域化机制和区域空间演化的研究。在这方面，斯文·贝克特提供了一个相应的研究思路，即欧洲为应对“美国的威胁”而创造的政治和经济空间融合的区域形式。他认为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被区域较小的欧洲民族国家视为一种危险，促使欧洲国家对欧洲大陆的区域进行深刻的反思，其中包括将“欧洲—非洲”视为理想的区域单位的愿景，以及泛欧洲区域一体化的愿望。学界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体化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但贝克特从区域空间着手分析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关系，扩展了对欧美关系的认识。

　　贝克特的分析前提是资本主义具有重要的空间维度，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深入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他认为，关于“美国的威胁”的讨论揭示了1870年以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新动向，资本主义一直依赖于将自然资源、土地和劳动力转化为商品交易单位；到20世纪后半叶，许多欧洲企业家和政治家将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的区域控制视为经济发展和政治实力的基本要素，他们声称美国通过彻底重新定义国家资本、国家权力和国家区域之间的关系，成功地整合了其广阔的腹地，如果欧洲国家想要保持或重新获得全球主导地位，就必须对国民经济进行同样彻底的重组，即通过有选择的模仿更好地装备自身参与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粉碎了欧洲创造欧非经济空间的梦想，欧洲资本主义的区域重组计划最终落实为欧共体/欧盟的建立。贝克特这个从资本主义区域竞争分析欧洲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融合的方法，对分析资本主义的全球空间分布及其现实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实证研究样例。

　　空间在以往的研究中经常被视为仅作大致勾勒便可充用的舞台背景，一旦空间本身进入研究视野，那么研究范围和视角都将发生变化。从前述全球史研究来看，空间范畴在全球史中不再简单地从属于时间范畴，它不仅成为研究对象，而且成为界定和划分研究领域的依据和维度。空间重要性的提升和空间层次的扩展显然极大地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全球化进程、人类社会意识变化、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挖掘、对人类交往联系的关注、全球生态及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等多种因素，同时也意味着人的能动性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受到了更深层次的分析。空间视角和空间层次的扩展与丰富，促使人们从全球各种地理空间和社会关系空间去理解人类的个体经验和整体历史，这是全球史的重要学术成果之一。前述全球史学者对空间的构建性的强调、对跨国空间和区域化机制的分析，显然也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共鸣。

　　二、连通国家与全球的区域空间

　　国际关系作为人类各种群体（主要组织形式是国家）之间的现实交往关系，与全球史一样，两者都是既在时间中开展，又在空间中展开，因此具有学术上的亲缘性。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使得人类各种群体的多样性和地理空间、社会关系空间的多样性是一致的。空间并非单纯地展示社会生活，它也构成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空间（特别是社会关系空间）既在影响人类的生产和交往，同时也在人类的生产和交往中演变生发。因此，空间在全球史和国际关系研究中都构成基本范畴和重要研究内容。巴勒克拉夫1964年的《当代史导论》既是一本全球史名著，也是一本国际关系研究名著。致力于从世界史的视角考察国际体系、重新构建国际关系研究的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对巴勒克拉夫、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等全球史学者的著作成果更是多有提及。全球史和国际关系研究的这种学术亲缘性，使得两者在共同面对如何克服“欧洲中心论”的问题时，较为普遍地倾向于采取全球视角和重视对人类交往空间的挖掘。目前来看，国家之间交往形成的区域性跨国空间成为两者的空间融合点之一。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空间观念往往更注重国家，很多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将其视为政治发生空间的不言而喻的背景。这种情况在逐渐发生变化，跨国交往形成的区域空间的作用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例如，阿米塔·阿查亚从区域的概念入手，分析了东南亚地区作为区域空间的形成和意义，为国际关系研究增加了历史分析的维度。这项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探讨东南亚国际关系中的区域认同。阿查亚一方面认为东南亚的国际关系与该地区领导人有意识地“想象”、描绘和组织其政治、经济、社会与战略空间有很大关联，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政治可以理解为在该区域存在巨大的多样性和复杂力量的情况下寻求共同认同；另一方面认为区域合作在塑造现代东南亚认同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即通过寻求限制外部影响和制定管理国家间关系的监管框架在东南亚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阿查亚认可布赞的看法，即在缺乏任何成熟的区域意识的情况下，人们对国际政治和安全问题的理解往往会在全球体系层面和单个国家的国家层面上出现两极分化；全球化是一个跨国进程，对世界政治具有变革性影响，没有哪个区域对这些过程免疫，区域边界也可以随着冲突模式和经济力量的变化而变化。对于东南亚这样一个在地理、民族社会、政治等方面存在绝对多样性的地区，虽然多样性同时也赋予了东南亚独特性，但如何将其界定为一个区域，是这项研究面临的首要难题。

　　阿查亚的解决方法是挖掘东南亚地区人民的历史经验空间和地方社会交往空间。他提出：东南亚在界定其区域空间方面从外部的、帝国的和东方学的构建转向了内部的、本土的和区域的构建；东南亚事务包括其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地的行为者和互动过程决定的，这种转变是从西方盛行的对东南亚简单的冷战地缘政治观点，转变为将东南亚视为一个独立区域的区域主义概念，东南亚由其居民的集体政治想象和政治互动构建。基于此，区域不是地理或民族社会预先注定的，而是社会性构建的，东南亚的区域性不能仅仅通过地理上的邻近性或共同的文化属性来确定，而应代表着对区域认同的追求，这意味着区域内互动的演变决定了外部行为者和事件在本区域被感知的方式，以及它们对整个地区的影响。大国确实对东南亚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归根结底东南亚是其人民和社会所造就的。可以说，今天的东南亚比现代时期任何时候都表现出更大的同质性和趋同性。前述阿查亚对东南亚作为一个区域空间的界定和阐发，对于跨文化互动空间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它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证分析思路，充分表明在国家与全球之间，区域空间起到了连通地方和全球的中坚作用。在东南亚这个实例中，东南亚的地理空间和各种社会关系空间、历史经验空间和现实空间实际上互相支撑，展现出当地各种人群的能动性，共同构成了区域自身的认同。

　　包括国家空间和区域空间在内的各种空间共同构成了全球空间。能够容纳各种地方、区域或各种层次空间的全球空间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态势呢？有学者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卡洛·加利提出：全球化包括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今的政治变得更“全球”而不是更“国际”，政治发生的空间既非冷战时期的双重空间，也非欧洲主权国家多样性的复数空间，而是一个动荡的多中心空间，这一方面源于国家的持续性，另一方面则是国际组织以及能够重新配置全球权力分布的区域制度发展的结果。基于此，他认为，虽然全球化时代的空间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超越了国家，但作为权力差异的等级制度在全球化时代继续存在。这种权力等级制度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过程中形成的。大卫·哈维早在2006年研究全球资本主义空间时就分析了这种权力等级制度的现实基础。他具体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影响是将美国和英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定义为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法，从而对日本和欧洲（更不用说世界其他地区）施加压力，要求它们走新自由主义道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就为全球经济互动制定了新自由主义的标准和规则，其首要目标就是尽可能地使世界不受阻碍地进行资本流动，这是美国以及欧洲和日本借以索取世界其他地区的金融实力的基础。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形势的现实演化特别是历次金融危机对比来看，这些论断是颇为中肯的学术观点。从空间而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形成的是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等范畴分类的中心与边缘性质的传统世界空间。当今世界，国际社会的东西方、南北方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成功转型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推动世界各国、各地人民都能广泛参与的双边合作、区域合作和多边合作构成的全球空间不断发展。

　　虽然学界对全球空间层次扩展和区域空间的重视日益提升，但也有西方学者更直白地坚持民族国家在全球空间中的主导地位。例如，布兰登·J.韦克特坚持认为，民族国家是所有国际政治的基础，它本身是欧洲三十年战争的产物，这场战争产生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础，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任何全球秩序的统一政治力量都是基于民族国家的；欧盟也是如此，它自诩为一个超国家机构，但实际上只是一个巨大的共同市场，对外征收巨额关税，内部的大部分权力被赋予欧盟的管理机构，但仍牢牢掌握在少数几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手中；韦克特认为英国退出欧盟事件有效地证明了民族国家（而非像联合国这样的多国或全球主义机构）是人类事务的基础，至少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来，这一直是人类存在的持久特征。韦克特还提出全球化、高科技和开放的边界使世界变得更小，这不仅使美国依赖敏感技术，而且也限制了美国保护自己的能力，这有可能导致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角色的终结，因此，为保持全球战略主导地位，美国必须参与太空军备竞赛。韦克特前述这些观点中的美国国家立场和冷战思维十分鲜明，这也说明要克服方法论上的国家中心主义对西方学者而言绝非易事。但是，不管研究者的主观意愿如何，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显然同样受到其他区域空间和全球空间的影响，则是正在演化的世界现实。

　　传统国际关系研究长期受制于“欧洲中心论”、国家中心主义和冷战阵营对抗思维，未能充分发掘亚非拉广大地区人民的历史经验。没有对亚非拉广阔空间内人民交往经验的总结与提炼，就无法真正开展新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这些区域空间不仅容纳物质因素，同时也容纳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社会习俗等精神因素。区域空间的存在绝不可能只依赖于与其他空间的对抗竞争，区域空间的和平合作、互利互融、共同发展是各种群体实际生存的基本需求。全球空间中的良性互动是人类作为整体存在的现实要求。这些经验是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重要知识来源和组成部分。由于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研究分别侧重于人类横向交往的历史与现实，跨国性的地理空间和社会关系空间对两者而言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两类空间的融合与变迁，特别是历史经验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叠加，往往体现的是人类横向交往的复杂过程与演化脉络。

　　因此，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空间融合，对国际关系研究而言，运用全球视角和挖掘国际交往历史经验空间，即国际关系的全球史维度，将使国际关系与历史研究的结合落到实处。对区域空间的重视无疑将是融合点之一。全球史对空间视角和空间层次的扩展显然有益于将国际关系置于全球互动的关联性中考察，切实推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中东等区域空间关系实证研究的进展。而世界海洋上的人类互动，如有关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以及波罗的海、黑海等较小水域的研究，也都有相应的成果问世。扩展对国家之间交往关系的分析则有利于全球史研究把握国家作为群体组织形式的形态及动力，克服西方某些全球史论著罗列地域空间、将帝国视为竞争性的社会组织、将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视为人类社会群体互动途径的局限，不再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简单化为相互接触的关系，不再回避或消解历史定性的重大问题。这有利于全球史研究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体多面关系，从反剥削、反殖民、反帝的民族觉醒与解放运动及社会主义革命潮流，还有从世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等复合维度，去把握1500年以来的世界各地区、各国的交往过程，以便揭示世界基本结构和形态的变化。

　　三、全球范围内的空间叠加

　　鉴于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研究都侧重于人类横向交往，两者自然要面对各种形式的空间叠加，包括地理意义上的、认同意义上的、国家决策意义上的以及经济交往意义上的各种空间的叠加。两者的空间融合即人类交往的历史经验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能动叠加，横向交往过程历史与现实的连通，凸显了生产要素在人类交往中的基础性作用。

　　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受到生产力发展不同阶段的影响，“全球”这个术语在18世纪和20世纪具有不同的内容和意义。现有研究表明：在18世纪，“全球”是指世界本身，适用于地球的实际土地，而当代全球化中的“全球”则指向世界的联系和分裂，适用于身份、图像、商品和信息的虚拟网络。纵向来看，全球化是一个客观历史进程。全球化的主要传播和加速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跨国公司从1960年的3500家激增至1995年的40000家，全球治理机构（通常称为国际组织）从1960年的154个增加到1995年的1763个；从20世纪60年代起，大多数全球产品获得了跨境市场；气候变化、臭氧层空洞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重大全球生态问题在1970年后被提上议事日程；20世纪中叶以后，全球意识也获得了空前的重视，1966年在世界范围内发布的、从外层空间拍摄的将地球视为一个地方的照片，可能是对全球意识的最大推动因素。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上，有研究者提出：全球化是现代大漩涡的顶点；全球化叙事是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现代化叙事的更新版本。凡此种种都在强调所谓“全球”时代的内在坚实物质基础，而这是生产要素作为人类交往活动的前提条件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表现。

　　跨国互动空间之所以受到学界较为普遍的重视，是因为全球化的特征之一是生产的跨国化（即跨国规模的生产组织）和金融的跨国化（即一体化的世界金融市场的出现）。全球化进程实际上就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世界各国在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等各方面联系日益紧密的一体化过程，20世纪中期以后因凸显而被概念化。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生产、投资、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全球化。二战后西方学者极力鼓吹新自由主义，积极倡导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已有研究指出，信息产业和电信技术的进步促使金融业成为全球化程度最高的领域，造成随着泡沫破灭导致资本外逃最后波及整个体系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极大增加；从20世纪90年代起，世界的“金融化”发展超过了世界实体经济的发展。还有研究认为，21世纪以来全球金融衍生品以超过年均30%的速度增长，而世界经济总体的增长速度才为2%—3%。金融衍生品的实质是资本跨越生产环节直接攫取利益的操作工具。金融全球化意味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偏离和脱节。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了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而且很快演变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面危机，这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2019年底以来，全球经济发展疲软，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但经济空间跨国化现象依然存在。正如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认为，历史编纂研究往往是“围绕某个社会—经济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生产地点而形成的”。全球经济的现实演化显然将促使生产要素的全球空间分布和现实作用受到重视。

　　人类社会的生产和交往互相促进，生产的发展促进交往的扩大，交往的扩大促进生产力的保持。两者的相互作用不断推动人类社会的横向交往克服地域上的局限性，促使全球得以成为全球。在当代全球化经济中，每个区域的经济核心都处在紧密联系、相互依赖和力量不均的世界市场之中。世界市场是经济交往关系的集合体。人类交往的不断扩大，意味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强，而市场需求的存在，意味着生产具有可释放的空间。全球互动既产生生产效率，也发生复杂竞争。正如有学者指出：对世界市场的竞争变得如此激烈，以至于每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大国都有意愿阻止新对手的出现，并使不发达国家处于依赖状态。这就使得地方与全球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甚至引导出新的概念“全球地方”（glocal），有学者认为这个概念同时联系起了大尺度和小尺度，而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是一条双向的道路。要把握这个复杂的世界（作为人的集合形式），必然要回归人类社会基本的发展动力即人本身的生产和交往。相应地，“全球”中的“国际”空间既在彰显全球空间，也在通过全球空间定位和调整自身。

　　在人类各种群体的生产和交往开拓出的全球空间之中，地方、国家、区域、大陆、海洋、世界甚至社会关系、文化、文明等可以被理解为空间范畴的众多概念，并不是简单地逐层放大或缩小，也不是单纯地分区分层并列，而是相互叠加和融合，映照出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人们可以动态地把握人类各种群体的发展形态和世界面貌。全球空间能够容纳个体经验与整体历史，也能够容纳偶然性与必然性。作为人类群体组织形式的国家会在全球空间中发挥作用，国际空间自有其存在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而且，全球空间容纳多种类型的国家形态和实践，欧洲民族国家是其中一种类型，但并不是所谓普遍性的载体。欧洲只是全球空间中的一部分，甚至不能脱离其他空间而单独存在，欧洲既不是全球空间演化进程的起源，也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欧洲的现代化道路更不是其他空间的标准。欧洲与各种空间一样，都要使自身与世界的现实发展成为对应参照物，都要受到不同互动空间和全球空间的影响或压力。“欧洲中心论”作为资本主义上升期的意识形态附生物，其苍白无力在全球空间的映照下暴露无遗。

　　全球空间相应地会触发与人类社会生产和交往状况相适应的全球知识交流互动格局。如前所述，空间范畴的运用可能模糊时间的差异，也可能揭示时间的变化。空间转向表明后者正在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这反映了当今世界本身的深刻变革，同时也意味着国际关系研究新的时空视野和解读、书写方式。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背景下，技术手段、社会需求、社会制度的错综结合将产生各种新的人类交往空间的可能性。基于此，国际关系研究和历史研究显然应当从中心和边缘的传统空间观念放开眼去，立足于各种地理和社会关系空间构成的全球，把握人类社会的整体图景。

　　空间研究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发展，还使得空间互动成为不同学科或专业领域知识和思维互动的一条有效路径。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位置和背景在所有知识构建中都具有中心性和不可避免的密切关联意义，文学和文化研究、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历史学和艺术史等领域的文献在导向上越来越具有空间性，它们从不同角度主张空间是一种社会性构建，关系到对人类主体不同历史的理解和文化现象的产生，事情发生的地点对于了解事情发生的方式和原因至关重要。在不同学科或专业领域的互动中，全球史和国际关系研究的空间融合，即人类交往的历史经验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能动叠加，正在凸显生产要素在人类交往的历史与现实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及生产与交往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两种基本动力的相互促进关系。生产意味着人类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和在此基础上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即人类社会的纵向发展过程；交往意味着世界各地各个分散的人类群体演化为相互之间具有密切关联性的人类社会的横向发展过程。生产与交往两种动力互相支撑，说明人通过人的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各个群体的种种关联性和相互作用都蕴含在历史经验空间和现实空间之中。空间是人类多样性和创造性的体现，而不是仅仅与西方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发生联系时才具有意义。因此，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空间融合，将为开展新的知识生产、构建自身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有效的研究路径。

　　四、全球空间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史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作为概念虽然产生于西方的历史语境，但其所描述的现象或内容则是世界现实演化进程中的组成部分。就全球史而言，中西方学界对以全球史之名进行的人类横向交往过程的探究，20世纪中期以来可谓同步进行。中国学者在理论研究上的前瞻性尤其突出，主要表现在将人类历史横向发展过程置于人类社会横向发展和纵向发展的基本关系中考察，即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分析阐发人类的发展进程与未来趋向。中国的新型国际关系研究显然也面临着同样的解释甚至引领人类横向交往发展过程的时代任务。作为专业学科和研究领域，中国全球史和国际关系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基础，是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不断为人类文明摆脱贫困消除压迫的进步事业作出积极贡献的现实进程，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群体交往和互动日益深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构建的现实进程。

　　截至2023年5月，世界人口已经超过80亿。这样一个庞大群体的利益诉求自然是多样化的，但人类作为一个种属整体的生存和发展诉求依然是人类的根本利益诉求，而这必然要求全球共同发展繁荣，并最终导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特别是在贫困仍然是危及发展中国家人民生存的一个重大而迫切问题的情况下，更加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双边、区域、多边乃至全球的各种层面上开展合作，相向而行。有关研究表明，在21世纪之初，世界60亿人口中有28亿人每天仅靠不足2美元来维持生计，还有12亿人每天靠不足1美元来生活。到2010年，发展中国家有1/4的人每天生活费仍不到1.25美元，10亿人缺少清洁的饮用水，16亿人缺少电力，30亿人缺少充足的卫生设施，1/4的发展中国家儿童处于营养不良状态。2021年全球有8.28亿人面临饥饿，生命或生计处于危险之中的人口增加到3.45亿人。国际社会有义务共同克服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冷战思维以及意识形态划线等负面的交往因素的消极影响，使“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空间融合彰显的互联互通、互利合作、相互依存的全球空间，是建立在生产极大发展基础上的人类横向交往极大发展的体现，不仅反映出人类横向交往现象的内在动力与规律，而且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横向交往的最大集合体，反映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新阶段和表现形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注重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切实保障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空间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构建一种能够承载全人类共同发展愿景的、规模宏大的群体互联互通形式。国家和区域正是构成这一空间良性互动的基石。与之相联系，我们正在推进的新时代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应坚持发掘整合地方空间蕴含的优势要素，不断提升地方空间的自主发展能力和相互理解，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这将从本体论上推动区域国别研究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

　　除此之外，对在全球空间中占全球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深入研究亦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一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独立和社会发展直接关系到人类文明的前途命运。亚非拉地区广阔的空间内长期存在和平合作、互利互融和共同发展，除了前文提到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平台的建立，都表明了亚非拉地区在探索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国家交往关系方面的努力。上述区域国别空间的良性互动和对国际空间的扩展，是人类各种群体和平交往的历史性选择和最新成就，说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日益成为各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全球基本共识，而这显然也是新时代的区域国别研究应当关注的重要内容。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提倡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提倡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积极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努力促进全球的稳定繁荣。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在宗旨上一以贯之，即推动国际社会共同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努力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发展。这实际上是在区域国别空间和全球空间的良性互动之中有序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中国的现实经验是新时代的区域国别研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重要理论资源。

　　现有研究表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取得的经济增长成就，使得世界经济有史以来首次显现出趋同的趋势，1978—2017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GDP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从21.3%提高到35.3%，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GDP总额扩大了四倍，其中中国的贡献高达43.6%。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为人类社会摆脱贫困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就达到了1.3万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合作具有鲜明的共商、共建、共享特点，超越了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地缘博弈思想，倡导在开放、包容和透明的空间内，通过基础设施和可持续交通体系建设，开发跨国和跨区域的交通物流通道，增强各国在海陆空多维空间的互联互通，提升不同国家在地方空间的自主发展能力，推动各国合力开拓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新局面。“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合作正在创建相互尊重、和平互利的人类发展空间。这充分说明，人类社会有能力走出一条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团结合作之路，共同创造同舟共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结语

　　空间的存在和构建性本身，是人类社会生活能动性的表现。空间互动是人类社会交往关系不断深化和拓展的体现。空间转向是现实世界多样化的复杂发展在学术研究中的具体反映。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空间融合，不仅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把握全球变革的时代要求，而且也是新时代自主知识生产的内在需求。这种空间融合即连通人类横向交往的历史与现实，将使人类横向交往的复杂过程、演化脉络与未来趋向受到学界应有的充分重视，将使亚非拉广阔空间内的交往经验获得总结与提炼。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表明不同阶段的人类交往建立在不同的生产阶段基础之上，而人类交往空间的能动性扩展，则推动和促进生产能力的保持和提高。各种空间内生产与交往的结合态势，都体现了这两种要素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基本动力的辩证统一关系，并清晰地指向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篇章，即作为横向交往最大集合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时，这两种基本动力大体上也对应着人类把握自身与世界的时空关系，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往往是运动与存在、持续与广延的辩证统一。“时间是生命本身的尺度”“自由时间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换言之，人类社会的时间发展和空间发展是统一的。要“规摹万里之远，形容尺幅之间”，自然需要对空间开展深入的理解与研究。不同区域和层次的各种空间的融合，将汇总为“全球”与“国际”，促使全球史与国际关系实现历史与现实的相互映照，推动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互动，为中国全球史和新型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奠定空间维度的共同基础，即在空间上揭示出各种复杂交往现象之间的联系，在时间上反映人类各种群体演变的脉络和规律，进而实现内在的会通，阐明人类复杂能动的、丰富多彩的文明实践。这显然将切实推进立足中国国情的、反映和引领世界现实发展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