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大约一个世纪间学术迅速成长并且制度化。这一时期许多国家的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以重新关注有关早期城市中心和国家的兴起问题为特点。作为学术的考古学便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研究者提出了新的问题：在遥远的过去，究竟是什么促使人口以更大规模聚集和新的组织形式出现？人们何时、何地、为何开始聚集到乡镇和城市之中？对这些问题的更多关注，无疑受到了当时出现的许多因素的推动。不过，其中核心原因在于，全球旅行日益增多，殖民主义活动愈演愈烈。正是在它们的推动下，生活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世界各地人类组织方式的高度多样性，也更多地了解到过去（古代）文明的建筑和包括珍宝在内的其他物质遗存。民族国家和殖民帝国的规模都在显著成长，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

　　重新评估关于古代国家、古城和早期文明的研究，就不能忽视19世纪下半叶为此目的确立思想和基本原则的环境和背景。比较史学及其后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克思、斯宾塞、摩尔根和泰勒等一批卓越的集大成者。他们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提出的框架结构、方法和设想，依然对后来者影响至巨，并在相当程度上继续影响着今天我们研究这些问题的方式。如今一个半世纪过去了，我们收集到了大量新材料，获取了许多新知识，因而，对如何构建古代历史比较研究框架，加以评估和重新思考的时机成熟了。

　　在比较史学领域，社会科学方法从未完全达成共识。尽管如此，有两条源自19世纪的核心原则支撑着后来的大部分研究。自然，文化分类和社会进化这两大原则或创造性思想，实际上都反映了当时更广泛的哲学和科学思想。后来，学者们以不同方式对它们进行了修订与并置。文化分类是命名和定义不同人群及其物质文化的基础，这在19世纪就被认识到了。文化传统命名及其后续分类细化在概念上借鉴了自然史。自然史学者一直使用“林奈命名法”对各种不同生物进行分类。进化的概念也源于自然史的发现并得到了其支持，虽然在被应用于社会科学中时，它常常与进步或线性演变的预设相结合，但它在当代生物进化思想中并非核心概念。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理论的焦点和发展一直在一般性方法与特殊性方法之间摇摆。前者旨在定义跨文化、阶梯式的社会变迁路径，后者则试图为各种文化传统确立特定的历史序列。由于缺乏丰富的考古材料，这两种研究方法都严重依赖当时的文本和民族志成果。后者通过直接历史学法和特定类比开展具体研究，而前者则将大量民族志案例概括成推测的阶梯式转变的线性发展序列。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文化进化思想兴起，学术界开始考察政治结构的历时性变迁。与以前的研究相比，20世纪中叶考古材料在构建政治结构变迁的研究框架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尽管文本和民族志仍然是那时实证研究的主要材料基础。霍克斯对考古学提供过去政治结构信息的潜力评价不高，而几乎与此同时，柴尔德和斯图尔德则开始阐述怎样通过考古学获取关于过去政治结构的信息。然而，当注意力从晚近的案例和文本中的案例扩展到涵盖考古发现以得出概念性推论时，争论的核心随之变成了如何在一般进化趋势和较为特殊的区域变迁序列之间找到平衡。也就是说，研究的问题成了应该以何种方式以及在何处去精确地寻找超越特定序列和个案的一般性。

　　怀特强调人类文化整体进化的广泛演变趋势，并将其因果关系集中在利用能量的技术突破上。柴尔德关注社会转型的重大事件，诸如新石器(农业)革命和城市革命。斯图尔德较少采用怀特那种概括方法，而是赋予了通向城市社会的历史路径或历程以更大的多样性，并在导致更为复杂政治形态的变迁周期或阶段中寻找跨文化的相似性。萨林斯和塞维斯努力借鉴他们导师斯图尔德和怀特的经验，提出了一种方法来观察和评价特殊序列(特定进化)和一般进化趋势的研究成果。正是在这些富有思想的比较研究成果的激励下，出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在全球收集考古材料的高潮。目前研究者正在处理这些海量数据，并开展综合研究。受这类综合研究和其他工作的激励，考古记录的确立也为准确评估从何处以及如何寻找人类过去的一般性以及各种变异、形态与趋势提供了机会。

　　一、构建20世纪中叶的过程考古学

　　前面的介绍可作为20世纪中叶过程考古学核心概念的基础。总的来说，研究的核心目的在于考察不同文化或地区单元中的长时段变迁，重点关注转型时期，以期能够呈现出塞维斯和弗里德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中所阐述的线性的、阶梯式的和一般性的社会变迁序列。诸如塞维斯的“游群—部落—酋邦—国家”这种类型学构架，大体上是根据共时性民族志资料的解释构建的。然而，它们却捕捉到在人类聚集规模变化与这些群体组织方式变迁之间广泛观察到的历时性、跨文化的关系。

　　以比较进化方法来对转型事件进行解释和概括，制订诸如国家起源这类研究课题，目的是探寻跨越特定区域个案的一般性进化意义的相似性。尽管学者们对从何处明确寻找预设的共性从未有过完全共识，但也做了很多尝试来定义一般的触发因素或主动力，以及在演变序列或阶段时间上分辨跨文化的相似性。虽然20世纪中叶这种研究议程，在世界各地极为成功地收集了前所未有的海量考古（历时的）材料，但在定义规律或全球广泛的共性和统一性方面，基本上并不成功。

　　正如半个世纪前弗兰纳利有先见之明地认识到，构建城市社会或早期国家的起源理论，依靠主动力的因果关系来寻找跨文化通则的做法不会取得多少共识。人口—资源平衡、战争、远距离交换模式的转变，都值得仔细分析考量，然而这些因素中没有一个在所有早期国家起源中都是同等重要的。此外，魏特夫关于早期国家起源是由集中控制水利资源所触发的论点，在所观察的大多数地区都没有得到经验性材料的支持。

　　寻找推动早期城市或国家起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主动力或一批普遍性条件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这促使人们最近对一系列方法重新定位，对区域发展的历时性序列进行明确的比较，努力定义一般性特点。例如，在对卡内罗早期研究方法进行优化，并在大量考古学汇编成果支持的基础上，最近一项比较研究采用“格特曼顺序划分法”，在“人类关系区域档案”的“考古学合集”中确定了20个历史序列，勾勒出一个较为宽泛的文化变迁序列。基本上，这种顺序划分确实建立了长期以来被认可的观点，即定居、驯化和较大规模的人群聚集先于早期国家的形成。然而，即使是这种粗线条的顺序划分也与每个地区的各种历史特殊性不合。在某些地区的背景里，定居先于驯化，而在其他地区顺序正好相反。在前西班牙的中美洲地区（城市和国家起源之后几个世纪），金属出现得比较晚；而在前西班牙的安第斯地区，即使帝国不断扩张，也没有出现书面文字系统。甚至在地区间更细致的比较分析中，也记录了定居之后转型节奏和顺序上的显著差异。面对全球许多地区采集和分析的考古学和文献材料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显著提高，现在需要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并不遵循单一的线性过程，甚至也未遵循诸如“西方与其他”这样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明确的实证材料基础，来重新评估对人类过去共性的探索，我们需要进行细致的比较分析。了解和解释多样性，这是我们持久的目标，从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而搞清楚各种形态、过程和不同结果，就可以解释相似性和差异性，解释历史的共性与区别。但是，从事这项工作，需要评估现状和重新设定关键的设想与原则。

　　二、历史多样性比较研究的评估原则与参数

　　关注人类历史多样性，需要思考对何种对象如何进行卓有成效的比较，以及如何界定所见的多样性。考古学传统比较方法往往处理过去那些有限的经验性记录，依赖分类，通常是二分法的逻辑，还夹杂了对人类行为本质化或浪漫的空泛理解。随着社会科学各领域新成果的涌现，必须把具有更大实证功效的原则和假设作为调查工作基础。由于关注的重点是推动政治国家和城市形态起源的历史背景，以及人类从属关系和聚集规模的不断扩大，因此笔者在这里概述了人类合作的公认特征，然后重新审视人际群体的规模与其组织方式之间的关键联系。通过这些思考，本文介绍新原则和新框架，从而使我们的思考摆脱过去方法的分类思维和本质主义。

　　笔者曾提出对人类合作十分关键的一系列核心要素，认为它们可以作为构建城市和国家起源比较研究框架的基础。核心是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即人类既自私自利，又能出色地合作。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常被一种不准确的认识所掩盖：我们只与近亲合作。但事实上，人类在较大群体中与非近亲合作要超过任何其他动物。与此同时，与近亲的关系，甚至与婚姻伴侣的关系，既无法保证，也不一定持久。人类合作本质上是情境性和偶然性的，这由人际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如果考古学社会关系的“黑匣子”最终不像五十年前形容的那样不透明，人际互动和交流的各种手段和模式，就必须结合人类聚集的规模和复杂性来考虑。这点将在下面讨论。

　　这项思考也被这种日益增长的意识所加强，即古人不管地位高低，都具有能动性。人类的能动性并不是随着现代性而产生的。在现代性出现之前，百姓特别是底层民众，“既非愚民，也非傻瓜”。就像今天一样，尽管选择总是被人们了解和明白的东西所过滤和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行为是一成不变或与生俱来的。相反，人类行为会随着文化认同和从属关系的变化而改变，所以我们不能认为这些从属群体的边界也一成不变。人类的归属和组群，既非原生的也非固定的，它们是被建构的，通常在某种程度上是开放的。我们在用概念来构建模型时，不应将其成员看作自然而稳定的，或者将其居住空间视为恒定不变的。

　　上面两段话概括的核心特征显而易见，它们甚至与政治结构差异和变迁的研究无关。然而，事实上，正是它们引发了对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作为该研究基础的许多基本分类假设的怀疑。如果文化行为比之前想象的更不确定、更加多变和更少程式化，那么有边界的同质性文化单位的概念必须受到质疑。沃尔夫四十年前使用台球作类比，借以说明这种传统想象如何扭曲了人类互动的实际复杂性。不同的文化单位，好比无处不在的“台球桌”上的台球，彼此之间偶尔发生碰撞。人类社会关系可更具建设性地从概念上视为动态社会网络，而非限定的、有边界的文化单位。

　　社会经济网络、关系和人际纽带的重要性和不同性质，也引发了对政治结构分类阶段说如塞维斯的“游群—部落—酋邦—国家”说的怀疑。这些阶梯式的一般性进化阶段，是20世纪中叶社会进化思想的核心。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形态大小或规模的差异，而这种差异进而又与这些单位的等级（或垂直）复杂性联系起来。人类从属关系的规模和这些社会形态等级复杂性之间普遍存在着联系，这是（过去是，现在也是）通过广泛的跨文化的经验比较而得出来的认识。较晚近的顺序划分研究表明，人类聚集的特征和组织确实会随着规模而变化，但未必以统一的方式发生。最近较细致的跨文化观察表明，规模和等级复杂性之间的关联性既不机械，也不固定。换言之，虽然规模和等级复杂性之间存在明显的一般性关系，但是未必能够分辨出那个导致等级复杂化必然出现的限定人口阈值或明确的临界点。

　　人们相互联系的不同方式，可以被视为人际关联和互动的模式，除了长期简单二分为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小型社会和以阶级为基础的大型民族国家，以及被萨林斯和塞维斯将其与进化阶段广泛地联系起来的波兰尼的互惠、再分配和市场的分类序列之外，并没有受到进化论的特别关注（与规模和复杂性相比）。而最近几十年世界各地的考古学成果已经动摇了波兰尼的阶梯式线性模型。鉴于人类迁徙、流动以及较小规模人口聚集的相对开放性和早期定居聚落的全球发现日益增多，我们也需要重新思考亲属—国家这种二分法。

　　将一般进化和特殊进化加以调和，关注一般进化的过程考古学家一直认识到各进化阶段（如国家）里特定个案的多样性。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多样性被定义为特例和（或）仅是由于历史条件或因素所致。但是，不同的觅食者、中等规模和多维度国家管辖的合作安排，包括人口集聚程度、聚落形态、交换模式和治理等，如果不将这些差异简单视为历史特殊性或归于特殊进化，那么就可以得到更为充分的解释。关注关键参数和变量之间的相关过程，现在有时被称为社会机制，它并不等同于寻找普遍法则，也不应期望组织结构变迁会以线性或统一的方式发生。社会机制不仅可以解释差异，还可以解释相似性。

　　半个世纪前，伦福儒就认识到，在以前被称为“酋邦”的社会背景中，在领导权、资源获取和丧葬处理方面存在明显的组织差异。布兰顿及其同事在研究中美洲政体以及其他前现代背景的社会时，也发现了类似的区别。这些形态并没有被看作新的类型或类别，而是作为参照标杆，用来衡量人际关系的差异，以及领导者/统治者与追随者之间的权力集中程度。在对有历史记载的政体所做的系统比较研究中，布兰顿和法格尔进一步定义了支撑这些经验模式并为其提供解释基础的社会经济关系。为权力提供经济支持的方式是解释如何行使影响力的关键因素。它们进而又塑造了政府机构，既包括那些征收和处置赋税的机构，又包括那些分配物品、服务和管理惩戒的机构。从本质上讲，统治者垄断了维持治理的资源，权力和呼声就更易集中。相反，如果治理的财政经费来自当地民众，权力和呼声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以较为分散或共享的形式表现。为了理解和解释这些维度上的差异，需要比一般进化和特定进化这种二分法更为敏感的概念框架，而且要比塞维斯的四个不同分类阶段更详细、更多元且分类色彩较弱。人类合作安排的多样性远非一成不变和整齐划一，但可能比过去分类框架所想象的更易解释。

　　三、重新关注比较视域

　　本文以下部分将概述新的研究方法，它们建立在这里所列举的有关人类合作的一般原则之上，同时避免了先前研究方法难以避免的缺陷和经验错误。坦率地说，我们的做法超越了那种将各种界线分明的孤立文化进行大体上共时性比较的方法。按照沃尔夫的观点，我们不应该主要关注文化或整个社会，而应该研究社会领域或区域景观中的人类聚集和从属关系。我们对这些区域景观的研究视角应该是多维的，这样我们的分析可以根据研究议题，结合或变换各种优势。根据笔者和同事几十年前提出的分析框架，我们应该观察人际社会形态和从属关系的多个核心特征，包括它们的大小或规模、复杂性（纵向和横向）、整合或关联度（社会和经济），以及封闭度（相对开放或封闭的程度）。人们同时拥有多重身份，他们经常参与不同规模的网络，由于这些网络规模和范围经常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不应该把社会空间单位设想为静态的或单维的。

　　考古学家如何通过区域和社会领域研究，来理解人类历史长时段变迁的概念呢？其中一个关键是对考古学文化进行抽丝剥茧的解析。考古学文化概念将文化单位和政治单位混为一谈，又将文化单位或社会塑造成同质性的和有边界的。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这样的混淆很成问题。首先，大量考古材料和历史记录的背景反复表明（如前西班牙晚期的瓦哈卡、古希腊、古典玛雅），许多小的政体、城邦和其他对等政体（peer-polities）彼此共存，相互争霸，却共享一个基本的文化传统。其次，长时段变迁并不遵循统一或定向的路径，以至于社会关系在规模、复杂性和连接性（整合性）方面的变化，极少完全以相似或同样的方式发生，因此需要分解这些参数以观察它们彼此的关系。例如，在社会规模上，治理模式的差异和政治影响力上的个性化集权，是否有助于解释在政府规模和等级复杂性之间关系的跨文化偏差？高度集权和个人独裁统治，倾向于交易式运作（通过直接的人际接触）。由于对基础设施投入要求较低，因此与类似等级复杂的集体性或民主性的政治结构相比，这种统治方式的组织规模往往较小。

　　如果学者们抛弃历史变迁沿着线性或统一路径向前发展的梦想，认识到社会阶段分类的局限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比较，在何处进行比较？使用什么方式去解释或阐明多样性和历史变迁？一个看似富有成效的重点是集中于较低层次的一般性上，这就是社会学家默顿定义的“中程理论”。该理论特别深入研究作为用来定义历史相似性概念基础的各种关键变量或社会机制之间的形态关系，并强调左右社会异同和变迁的过程。布兰顿和法格尔的比较研究发现，政府对赋税的控制模式和程度往往决定了政治权力的集中程度，而制度化的政府则构成了中间跨文化的关键共性。与社会顺序划分相伴的重复所见的形态则代表另一方面，如人口密度的增加和“充满活力的拥挤”往往促进更高水平的创新和社会经济活动。人口聚集和更大政体的形成往往与更高水平的创新、产量的增加、经济转移的做法与数量的变化、新的公民—礼仪角色和身份（与意识形态和神圣化的变迁相伴）有关，但这些转变的具体表现和衔接方式各不相同。

　　四、网络与关系:术语的分离

　　如上所述，文化单位和政治实践极少共处相同的空间。与此同时，无论是现代还是前现代，治理很少是单一同质性机构的产物。政治景观通常由一组机构和从属的个人或团体组成。然而，特定机构及其衔接会各有不同，治理的结构和实践也是如此。主要治理机构变化的核心主要体现在垂直的复杂性上，酋邦和国家这两个术语有效描述了在家户单位之上还可以有两层（酋邦）或三层（国家）行政决策的管辖结构。这一定义较狭窄地聚焦于主要治理机构，在涵盖了以前公认的中层政体和国家的广泛多样性的同时，也符合这样一种认识，即具有类似复杂性的机构会在不同程度上集中决策权，并以独特的方式运作。同样，这一定义提供了一种手段，使用一系列参数来解释和说明政治实践中变化的关键之处，部分通过思考社会经济的网络和关系，并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正是这些网络和关系将组成机构、从属关系和个人结合并联系到一起。更新对治理、关系和网络的关注，也有助于政治实践的社会化，这可以更形象地思考人的能动性，既有当权者也有那些无权无势者，同时认识到，人们合作的方式各有不同，这便能采用比单一阶段论更多的方法进行比较。政治通常被定义为“可能的艺术”，这意味着能动性和协商的作用，并需要评估能动性、权力和制度结构。

　　就定义而言，现在也是把城市化研究和特定政治类型或形式区别对待的时候了。虽然许多国家机构位于城市聚落内，但是某些国家，如游牧帝国并不如此。城市是根据规模和功能多样性标准定义的聚落。它们在今天如此重要，以至于更应该从整体上探讨它们的历史，而不只是将其作为早期国家起源的标志。

　　同样，按照贝恩斯和约菲的说法，必须区分和拓宽文明传统的概念（社会契约、规范，以及法律、立法和规则的实践），它们通常超越特定的机构、政体或地点。如上所述，相互竞争的政体网络和统治者可能共享一些文明传统，而这些文明传统往往比特定城市、政府或政体的寿命更长。同样，另外一些案例如今天的墨西哥城，政体（阿兹特克帝国）及其所根植的文明传统崩溃了，城市依然存在。将这些定义拆分，为探索哪些实践可以持续，哪些不可持续，以及为何如此，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据此，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可以比较和了解两类关键材料，而它们所涉及的时间深度和因果关系，正是关注现代性的学科所普遍缺乏的。

　　五、拒绝统一性和线性叙事

　　虽然开始承认人类历史并不遵循一条简单、易预测、统一或线性的路径，似乎有些让人沮丧甚至烦恼，但是考虑到我们这个物种的文化多样性和能动潜力，这就不足为奇了。相反，这种认识应当有助于激励和鼓舞我们努力研究过去，保存起来以备未来使用。对于没有文本历史的人群而言，考古材料是有关他们过去的唯一记录。认识到人类历史是复杂而多元的，这就有必要尽可能多地记录这种多样性。

　　正如历史学家斯奈德认识到的那样，人类史的线性观往往会掩盖甚至否定历史，因为以此去展望未来，我们作为一个物种要么注定失败，要么万劫不复。这种观点没有留下多少空间来探索过去的复杂性，探索当下人类能动性和集体行动的作用。但是，如果像现在的经验清楚表明的那样，世界各地人类史并不遵循高度统一的路径，那么就必须构建各种历史个案的广泛知识，以便对各种过程和结果进行跨文化和跨时间的比较，因此就需要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的跨学科合作。过去记录了人们如何应对各种挑战和动荡及其产生的不同结果，因此至关重要并极具价值。

　　六、展望并超越19世纪的叙事法

　　不可否认，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的信息都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同样，毫无疑问，这种知识扩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个时代前半期的研究问题和科学议程，它们是进步、分类、殖民主义和西方全球崛起等观念的产物。几十年前，华翰维准确地观察到，尽管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早期国家的研究仍然受制于概念和经验的局限。对于比较史学而言，虽然存在信息鸿沟，但几个世纪以来背负的理论包袱现在成了更大的障碍。通过历时性案例的比较研究，而不是基于共时性案例构建的金字塔式阶梯，去了解人类历史，优势更加明显。正如亚当斯在评论特里格比较文明的巨著时所指出的那样，把时间视为静态或平面的方法有个常见的弱点。不可避免，这种努力会减弱或淡化对形态和意义随时间而变的历史过程和社会机构兴起与交织的关注。这种弱点会变为较少关注社会机制，而笔者曾强调，这种机制是探寻异同与变迁解释的关键所在，还能为鉴往知来提供有意义的洞见。

　　除了关注社会机制、关键变量之间的中程关系形态以便解释多样性之外，笔者还主张改造新进化论思想，包括社会类型、寻求普遍主动力和预期线性或统一变迁路径在内的主要构架。同样，一种将人类从属关系和互动视为动态社会网络的较为侧重关系的研究方法，不仅需要重新评估根深蒂固和同质性的考古学文化单位，而且也需要对多尺度分析视角进行概念重建，这也有利于在描述序列和变迁速率时发挥更细致的时间控制作用。

　　最后，必须重新思考布兰顿和法格尔批判性称之为“欧洲中心论共识”的必胜倾向。这种源远流长的概念思潮视欧洲的历史路径、追求民主治理的倾向和启蒙时代为西方独有和特别的现象。越来越多的经验性记录质疑这样的神话，即所有非西方的前现代治理都是自上而下的专制，以及增长和福祉扩大在前工业化时代纯粹是一种欧洲现象。

　　鉴于认识到人类过去治理方式和领导权模式比以前想象的更为多样，也有必要重新评估卡内罗在自愿意志和强制规定之间颇为刻板的二分法。笔者同意卡内罗的观点，即社会聚集很少（如果有的话）是在个人服从整体利益的纯自愿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尽管就两者而言，人类的私利可能无处不在和十分有力，但是仍然有很多的组织形式，既非纯粹的专制，也非纯粹的独裁。通过协商和准自愿的遵守，社会契约，都会为那些当权者和其下属确立规范和期望。这些通过信任度、能动者间的协商、妥协和互惠行为所打造的契约，在全球范围内，随着从分权集体治理到高度集权的往往是个人化的专制统治的不同而形态各异。它们是为了解决合作问题而打造的；决策会很脆弱，不太稳固，并会随着发言权、影响力和支撑治理机构财政资源的变化而改变。

　　看待和想象人类过去的这种宽阔视野需要新的概念框架和不拘一格的轴线，来描述和理解人类过去历史的多样性。为了与更扩大和更详细的经验性材料保持一致，我们建议与过去使用的术语框架脱钩。老的框架往往设想特定的经济模式总是与特定的政治形式共生。同样，城市也不应等同于任何特定治理模式（或作为其标志），而国家和酋邦这些术语应参照特定复杂性程度的治理机构来严格加以定义。应该承认，这些政治形态以及它们所在的社会，可能在其他参数上存在巨大差异。同样，治理和法律的文明传统应当在分析时与保有这些文明传统的国家和城市分开，因为它们的存续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

　　在过去150年（尤其是最近60年）里，随着考古工作在全球范围的开展，空间视角的拓宽（通过系统调查、区域调查、激光雷达等手段获得数据），家户考古学和更精细年表的出现，以及成分鉴定和基因组的发现（用来绘制流动和迁徙地图），我们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的考古材料。这样，我们就可以研究除最顶层之外的99%社会人群的生活，使用新的经验视角去探索人类社会的变迁。如果考古学家能够充分利用所掌握的材料，建立起协作与系统化的信息库，以解决其他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生态科学家同样关注的问题，我们就站在了新的多学科比较历史研究的最前沿。全球历史记录的不断扩展需要考古学的重大投入。现在是对我们的研究领域从理论上定位，以便做出那些至关重要贡献的时候了。

　　（本文注释内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