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当今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内容，解读文明的概念、探讨文明内涵及认定标准，是开展文明研究的基本前提。要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其中的重要内容是探索文明发展的道路，进而揭示“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

　　一、“文明”认定标准研究

　　（一）“文明”的概念

　　当前关于“文明”的定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正如夏鼐所说：“有人以为‘文明’这一名称，也可以用低标准来衡量，把文明的起源放在新石器时代中。不管怎样，文明是由‘野蛮’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现今考古学文献中，多使用‘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一名辞来指人类发明农业和畜牧业而控制了食物的生产这一过程。经过了这个‘革命’人类不再像旧石器或中石器时代的人那样，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靠天吃饭。这是人类经济生活的大跃进，而为后来的文明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夏鼐进一步指出：“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但是文明的诞生是一种质变，一种飞跃。所以有人称它为在‘新石器革命’之后的‘都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这里夏鼐强调的问题是新石器革命到城市革命（文明时代）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质变与飞跃。如果说新石器时代形成文明，进入国家时代，那么就需要将新石器时代年代下限向上推至新石器时代没有发生都市革命与文明社会的质变与飞跃之前。古代文明研究要把考古学上从新石器时代革命到城市革命（都市革命）与文明形成、国家出现的时空质变点做科学界定，不能模棱两可。总的看来，当前在古代文明研究中，文明概念泛化、文明与文化二者混淆不清的现象比较普遍，而鉴于文明史与文化史是社会发展史上的两个不同社会形态和历史发展阶段，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文明研究健康推进。

　　　（二）文明的构成要素

　　夏鼐提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他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曾指出：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来作证。

　　夏鼐认为：“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宫殿和官署）作为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例外，仅有结绳记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张光直提出，文明概念之下包括青铜冶金技术、文字、城市、国家组织、宫殿、复杂社会礼仪等六项要素。这里的“城市、国家组织、宫殿”一般均包含在都市（即城市）之中，实际上还是传统所说的金属器、文字、城市，只是增加了礼仪。近年来中国学者已将考古发现的礼器、礼制建筑遗址等反映社会礼仪的物化载体，作为文明标志或文明要素。

　　　（三）文明诸要素的权重

　　不少学者主张，城市（都邑）在古代文明形成中的重要性十分突出。需要指出的是，在人类文明史研究中的“城市”，不是指近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而应该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讨论的“城市”，即“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堑壕成了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高耸入文明时代了”。恩格斯以“设防城市”的“城墙”“城楼”“城壕”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古代文献《吴越春秋》所记载的“城以卫君，郭以居民”，也就是说，这样的城市有了“君”与“民”之分。而这种“城市”实际上是当时社会的政治、军事中心。柴尔德称城市出现与文明（国家）形成是人类历史上继史前农业革命之后的第二次革命，即城市革命。

　　“都市”（城市）与“文明”可谓“同义语”。夏鼐曾谈及“文明的诞生是一种质变，一种飞跃。所以有人称它为在‘新石器革命’之后的‘都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张光直提出：“在人类社会史的研究上，城市的初现是当作一项重要的里程碑来看待的。”英国考古学家保罗·巴恩（Paul Bahn）认为:“从考古学角度来讲，文明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城市化，即城市的出现。”

　　考古学史显示，探索人类历史文明，首选的物化载体就是都城。如中国百年考古在探索中华文明的考古学实践中，在基本究明史前考古内涵，进一步探寻文明形成方面，就把文明的最重要标志——都城、都邑遗址考古作为最重要的考古课题。从百年中国考古学术史可以看到，由中国政府主持的国家考古，就是始于1928年的殷墟考古发掘（商代都城遗址）。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开展的重要田野考古工作有殷墟、周秦汉唐的古代长安与洛阳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考古等，此后又进行东周列国都城遗址与宋辽金元明清都城遗址考古工作等。此外还有古代都城附近的“若都邑”之帝王陵墓的考古调查等。这些属于“国之大者”的考古项目，无疑成为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考古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因此，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与21世纪初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考古学核心项目也是都城（或都邑）遗址考古——这是解决国家形成、王朝更替与文明形成问题的标志性考古遗存。

　　都城实际上是文明诸要素之中的集大成者。构成文明的四大要素中的文字、城市、金属器、礼器与礼制建筑，在考古发现中主要集中于都城遗址。世界考古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学术发展史已经说明，一般而言，古代都邑、都城是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物化载体，是考古学研究国家的龙头课题。

　　中国古代都城中包括了国家职能平台的宫殿与衙署等国家行政机关，还有作为国家文化平台的宗庙、社稷、明堂等礼制建筑及其礼器。有些礼器还存在于都城附近的陵墓或高等级墓葬中。因此，在文明与国家形成、发展的考古学研究中，首选的田野考古工作对象就是城址（即都城、都邑遗址）。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其学术课题主要是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殷墟与西周丰镐遗址等古代都城遗址考古学研究及自然科学技术在这一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目的是探索夏商周王朝年代。至于21世纪提出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研究的核心则是探索各地区社会由简单聚落、部落发展为国家形态的过程，在研究中以各地区都邑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为核心，兼顾社会各个阶层， 讨论国家的起源和王权的出现与强化过程。

　　二、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特色的考古学研究

　　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的特色是从其历史发展中体现出来的，考古学主要是通过历史上形而下的物化载体研究，探索中华文明发展道路形成的时间、空间特色及其城市核心要素的政治特色，以及中华文明对内的强大凝聚力、对外的“有容乃大”及“中”与“中和”理念之下的家国同构与国家认同文化基因的确立、发展、深化。

　　　（一）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的时间特色

　　考古学传入中国已有百年，百年考古已经究明中华文明有着五千多年不断裂的历史。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华文明与两河流域的西亚古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古文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古文明被誉为古代世界的“四大文明”，此外还有美洲的玛雅文明与印加文明，因此也有“世界六大文明”之说。在上述“四大文明”或“六大文明”之中，唯有中华文明有着保存至今的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其他古代文明历史均已在时间上断裂了。如产生于两河流域（今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等地）的西亚古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古文明，现在那里的主体文化均为伊斯兰文化；南亚次大陆现在的主体文化则分别为北部的伊斯兰文化与南部的印度教文化。至于中南美洲的玛雅文明与印加文明，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现在已经成为欧洲文明的“再生版”，其本土文化已濒临灭绝。

　　中国百年考古揭示，中华大地有着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考古发现百万年人类史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数以千计，其时代距今200万年至1万年，它们分布在中国近30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如著名的云南元谋上那蚌、重庆巫山龙骨坡、湖北建始龙骨洞、陕西蓝田公王岭、安徽繁昌人字洞、山西芮城西侯度、河北阳原泥河湾、北京周口店、辽宁金牛山、陕西大荔、贵州盘县、陕西南郑龙岗寺、广西百色、山西襄汾丁村、郑州织机洞、广东韶关马坝、广西柳江等数十处人骨化石点与数以百计旧石器时代遗址点。

　　据此，古人类学家吴新智1998年提出了关于中国乃至东亚人类进化的假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前者为主要趋势，后者与时俱增。”他认为这样的进化格局显示，中国现代人的祖先虽然接受过境外的基因，但主要发源于本地，而不是来自非洲。考古学家通过对旧石器时代中国古人类综合行为模式的研究，“揭示出该区域古人类于更新世的大部分时期内在生物进化与行为演化上具有连续性、稳定性、高频迁徙性、务实简便性、机动灵活性、因地制宜性与环境的和谐性，在文化发展方面表现为保持传统与进取创新相交织，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对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理论提供支持”。基于上述研究可以看到，中国旧石器文化在整个更新世于华夏的腹地表现为连续、稳定的发展与演化，从未发生过明显的类型与技术的飞跃、中断和替代。这对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中国现代人类本土起源的理论提供了考古学和文化上的支持。

　　中华大地先民从百万年人类史走进一万年文化史，开启新石器时代征程，从一万年文化史至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形成之际的一大批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在中华大地被发现。一万年文化史时期的先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将其“历史接力棒”传递给“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缔造者，他们留下了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此外还有东方的北辛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北方的红山文化，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河姆渡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等。

　　一万年文化史经过约六七千年发展，迎来了国家历史时代，告别了史前社会。中华文明不但有着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而且其缔造者的先民还是中华大地之上一万年文化史与百万年人类史的主人，他们世世代代在这同一片中华大地上留下了百万年人类史（旧石器时代）与一万年文化史（新石器时代）遗存。从一万年文化史进入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这一过程，可以通过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记载得到越来越多的证实。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有着从《史记》到《明史》总计3213卷、约4000万字的国家正史文献记载，这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先民缔造的延续至今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的历史文献记录，这样的文献历史在“世界六大文明”乃至世界古代国家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历史的佐证，还有众多中国先秦典籍，如《尚书》《春秋》《左传》《国语》《逸周书》等，更有百年来震惊世界的中国考古发现，尤其是其中的大量出土文献（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与简牍、帛书、封泥等）。它们佐证了中华文明发展历史，是中华文明研究中独具特色的丰富的科学资源。

　　　（二）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的空间特色

　　中华大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主要考古学文化分布在七大区域，即中部的“中原文化区”、东部的“海岱文化区”、西部的“甘青文化区”、南部的“江汉文化区”、东南部的“江浙文化区”、西南部的“成渝文化区”、北部的“北方文化区”，“中原文化区”位于上述七大文化区之中心。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文化区”的主体考古学文化是“仰韶文化”，近百年的仰韶文化及其庙底沟类型考古发现与研究说明，其分布范围东到鲁豫交界，西至青海东部，北抵河套地区，南达汉水中游地区，这一考古学文化影响范围更是扩及东部的大汶口文化、北方的红山文化与小珠山文化、南部的淮河流域侯家寨文化、长江中下游的大溪文化与薛家岗文化等，庙底沟类型是史前时代中国境内分布范围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考古学文化。河南西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是庙底沟文化的核心区。

　　如果说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空间属性最大特征是“中”的话，那么其文化属性的最大特色就是彩陶的花卉纹。在北魏之前，在汉字中还没有“花”字，“華”亦即“花”。《诗经·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華”是“华”的繁体字，它就似一簇盛开的花卉，比后来简化的“华”字更为形似。崇拜“花”（即“華”）的庙底沟文化人群，可以说是最早的“华人”。

　　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中華”主要就在庙底沟文化核心区，即今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中华文明的王国与帝国均从这里扩展至诸夏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形成五千多年不断裂的、浑然一体的泱泱中华文明。这里诞生了中国古人最早的“中”的理念，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到夏商王国由此起步，进入帝国时代，这里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中有4200年历史的国家都城所在地。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国家疆域也从“大中原”发展为南至“南海九郡”、北到长城地带、西达西域、东临东北亚。两千多年前奠定的古代中国疆域与其传承的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形成世界历史上唯一五千多年不断裂的文明史。

　　（三）中华文明的城市特色

　　城市（都邑、都城）是古代文明中的核心要素，它被认为是国家产生的重要标识。关于古代文明研究中涉及的国家与城市关系，西方学者有两种不同说法，即“城市国家”（city-state）与“地域国家”（territorial state）。一般来说，“城市国家是规模相对较小的政体，每个国家由一个城市核心与周边农业卫星村构成。地域国家则由国王统治着一片范围较大的区域，形成与聚落形态相对应的省地级多层管辖中心”。有学者认为：“从村落到城邦，到王国，直至帝国，是世界各地文明演进的普遍规律。最初的国家，从村落发展而来，一般都是小国寡民的城邦。埃及最初的国家形式‘诺姆’，面积很小；苏美尔时期，两河流域南部分布着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城邦小国。最为典型的是古代希腊，在小小的希腊半岛上，荷马史诗上说，有九十九个国家。斯巴达和雅典在古代希腊，既是强邦，又是大国，但同样是‘小国寡民’。”根据普鲁塔克《来库古传》记载，来库古改革时，“斯巴达只有公民九千户”，“雅典的人口数，据当代西方古代史专家菲尼推断，最繁荣时不过二十五万”。如果与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人口相比较，周代人口约500万—600万人，领土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汉代人口约2000万人，领土面积约500万平方公里。西汉时代山东临淄（城市）人口达30万人以上，茂陵邑（相当于县）人口27万。而雅典历史上最繁荣时期的人口也不过25万。显然不能说中国早期国家的夏商周是城邦国家！东周、秦汉时代的王朝与古代希腊的斯巴达、雅典城邦国家规模相比，悬殊之大可见一斑。这主要是由于西方的城邦国家一般是单一民族国家，而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基本上是多民族（或曰“多族属”）国家，这是东西方古代地域国家与城市国家不同的重要原因。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核心就是其都城，都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各王朝的国家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都城是国家、王朝的代表，不属于国家的某个部族。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的历代王朝都城，是多民族统一国家象征或标识的物化载体，这与古代西方世界的城市功能有着明显不同。

　　西方学者大多认为中国早期国家，甚至夏商王朝均应该是城市国家（或曰“城邦国家”）。笔者注意到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对此持有不同观点。张光直认为：“中国最早的城市与西方最早的城市在很多方面有相当显著的不同。”他引述中国经济史专家傅筑夫的观点：“中国封建制度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城市的性质及其发展道路，与欧洲封建时代的城市完全不同，因而中国古代城市在整个封建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及其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亦完全不同。……从城市的起源上来看，中国古代的城市与欧洲古代的城市，两者其实也有本质的不同。”张光直进一步指出：“中国最早的城市的特征，乃是作为政治权利的工具与象征。”“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的工具。……甲骨文中的‘作邑’卜辞与《诗经·绵》篇等文献资料都清楚表明古代城邑的建造乃是政治行为的表现，而不是聚落自然成长的结果。”针对城市在东西方文明形成中的不同特点，张光直认为：“中国城市初期形式有自己的特征。这也就是说，中国历史初期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演进过程有它自己的若干特性。如何解释它这种特性与近东和欧洲的西方文明这一段社会演进特征之间的差异，与由此所见中国历史研究对社会科学一般法则的贡献，正是亟待我们进一步积极研究的课题。”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国家最重要的城市就是都城或都邑，它们是国家政治的集中体现，郡县、州府等城市实际上是都城的“缩小版”，因此也属于政治性城市。这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古代城市对比研究中的主要不同点。作为考古学的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研究，以古代都城作为研究古代国家的物化载体，进而探索其背后的形而上之思想、理念是本文研究的“技术路线”。内地与周边不同族属人民建立的不同王朝，具有共同的都城选址于“中”理念，都城布局形制则突出“中和”原则理念，这是中国古代都城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城市的最大不同。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已植于从文明形成伊始的国家都城或都邑规划的“中”与“中和”的核心政治理念之中。

　　　三、中华文明发展道路上“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

　　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的历史特色，是其在世界文明发展道路上的唯一具有五千多年不断裂的文明史，其不断裂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中华先民及其后人在中华五千多年历史发展中的祖先认同、家国一体、家国同构、国家认同传统。由此形成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的内部凝聚力与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就是中华文明“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

　　　（一）内部凝聚力与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

　　根据中国遗传学最新研究成果，目前中国境内绝大部分人的基因与五六千年前的人群基因相近。从中华姓氏研究看，中国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产生姓，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姓氏的国家。据统计，“当今中国流行的前200个（人口数量最多）姓氏中，出自炎帝姜姓系统的姓氏约占10%，出自黄帝姬姓系统的姓氏约占89%”，也就是说，当今中国人应有99%为“炎黄子孙”。中华儿女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一代又一代传承、缔造了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的发展历史。根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是中国最早的国家政治领袖，也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因此说黄帝是中华人文始祖，几千年来形成了国家祭祀黄帝的悠久历史。如文献记载，春秋时代“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北魏明元帝“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唐玄宗在唐长安城建帝王庙，祭祀五帝及其他帝王，与此同时，还在上述帝王故地置庙祭祀。明代又恢复了都城之中置帝王庙祭祀黄帝及历代帝王。到了清代北京城的帝王庙已经发展为“中国”的国家宗庙，其包括了黄帝等五帝与历代绝大多数王朝帝王。中国古代历史上各王朝（如中国古代的周边族群建立的王朝：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和清王朝、蒙古族建立的元王朝等），不论是中华民族的哪一个民族作为国家统治者，都把祭祀黄帝作为国家的重大活动。自中华文明形成至今，黄帝已成为世界各地中国人的“第一国父”与“人文始祖”，这在古今世界各国是唯一的，这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不断裂的政治与族属认同的基础。

　　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从五帝时代到夏商周王朝，国家统治者大多出自黄河流域中游地区，如《史记》所载，五帝时代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与夏商周王朝统治者，他们被认为是华夏族群。进入帝国时代，秦汉王朝的国家统治者已经扩展至黄河流域上游与下游等地区，如秦国的国王、秦王朝的皇帝就是从黄河流域上游的甘肃来到关中地区，汉王朝皇室则来自楚地的黄河流域下游丰沛地区。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代。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北方地区以匈奴、羯族、鲜卑、氐族、羌族为代表的“五胡”进入中原地区。据《魏书·崔鸿传》记载，当时他们建立了十六国：即巴人建立的成汉（亦称“汉”）、匈奴建立的前赵（亦称“汉”）、羯人建立的后赵，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西燕、后燕、南燕，氐人建立的前仇池、后凉、前秦，拓跋鲜卑建立的代、南凉，丁零建立的翟魏，羌人建立的后秦，匈奴建立的夏等。这些王朝之名（国名）均为传统中华历史王朝名称的延续。而其王朝都城则多延续以往王朝建都之地，如十六国时期，前赵（匈奴）、前秦（氐族）、后秦（羌族）、西燕等王朝仍然以长安为都，但都城核心区已迁至长安城东北部，这里宫城的形制布局既继承了两汉魏晋以来的宫城制度，又对其有所发展，影响到北朝及其后宫城布局形制变化。如匈奴贵族赫连勃勃，其祖上从汉皇室刘姓。407年，赫连勃勃称“大夏王”，他认为匈奴是夏启的后代，故国号“大夏”。他仿照中原城址结合当地地形特点修建都城——统万城。天兴元年（398），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平城由宫城、内城（又称“中城”）与外郭城组成。历史文献记载，鲜卑人营建平城是仿照汉长安城、东汉洛阳城、曹魏邺城、魏晋洛阳城及前赵、前秦都城长安的宫城。而都城构筑外郭城是鲜卑拓跋氏在平城建设中开创的，它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制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迁都洛阳。通过多年考古工作，北魏洛阳城形制基本究明。北魏洛阳城是在汉魏洛阳城基础之上营建的，新建了外郭城，在其中引进了平城的里坊制，郭城之中设置320个里坊，里坊平面方形，边长500米，周设坊墙，四面辟门，内设十字形街道。此制延续至隋唐两京，并影响了古代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都城。北魏洛阳城的宫城集中化、单一化与宫城位置的居北、居中，在传承、发展中国传统的“中”与“中和”的国家认同核心理念方面对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从上述十六国时期的前赵、后赵、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前秦、后秦、西秦等，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等，均与此前历史上的黄河流域战国时代王朝周（东周）、秦、齐、赵、燕、魏国名称相关，也可以发现其王朝名称的“传承”。

　　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盛世”——汉唐时代帝王陵墓的陵区之中，陪葬有许多不同族群或域外的著名人物，如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磾，被皇室收纳官府，作为奴隶，饲养马匹，由于其忠于职守，先后被任命为马监、驸马都尉、光禄大夫。汉武帝不因金日磾是反对过汉王朝的匈奴首领之子而歧视、疏远他，而因其安全保卫工作出色，封其为侯；武帝去世之后，金日磾与霍光辅佐昭帝；金日磾去世，皇帝为其举行盛大葬礼，“赐葬具冢地，送以轻车介士，军阵至茂陵”，与大将军卫青、霍去病共同陪葬于汉武帝茂陵。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盛世，有唐一代帝陵陵园之内显赫位置安置了当时国家周边少数族群蕃酋或蕃民石像，如著名的唐乾陵神道北部显赫位置东西两侧的六十四尊蕃酋像，唐太宗昭陵北司马门设置的十四蕃酋像与昭陵六骏。

　　中华民族的第二个大发展与大融合的历史时期，是中古时代后期的西夏、辽、金、元、清王朝时期，以上王朝的统治者均出身于中原地区以外的少数族群。但是这些王朝的都城、帝陵选址及其建筑布局形制与相关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充分揭示了他们对中华文明核心政治理念的认同。

　　（二）对外“有容乃大”与“和为贵”

　　中华文明发展中对外的“有容乃大”与“和为贵”，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域外宗教在中国的发展与中华文明开创的丝绸之路对世界文化交流的贡献。

　　首先，域外宗教在中国的发展实证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的“有容乃大”。早在两千多年前，西汉王朝开通了连接世界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此后汉唐宋元时代，这里活跃着世界历史上著名的琐罗亚斯德教（中国古代称祆教、拜火教）、佛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道教六大宗教。它们大多集中于国家都城附近，这些宗教与本土宗教——道教——在中华大地不只是平等发展，而且有的比道教还更受重视，其中尤以佛教从域外传入中国后的发展最为典型。

　　佛教传入中国伊始，东汉王朝于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就在都城洛阳兴建白马寺，它不但是中国第一古刹，还被誉为东亚古代越南、朝鲜、日本的佛教祖庭与释源。其后，北魏皇室又在其都城平城（今大同）营造云冈石窟，北魏孝文帝与唐代武则天在都城洛阳营造了著名的皇家龙门石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丝绸之路起点长安与天山廊道的路网”，其在中国境内有22处世界文化遗产点，而其中与佛教文化内容相关的遗产项目有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彬县大佛寺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克孜尔石窟、苏巴什佛寺遗址，再加上此前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中国段佛教世界文化遗产就有16项之多。至于佛教在隋唐两京的寺院之多、在佛教历史上的地位之重要，未有出其右者。佛教至今仍然是中国境内信教徒人数最多的宗教之一。

　　琐罗亚斯德教流行于两河流域的波斯帝国。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汉成帝时（前32—前7年），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粟特人商队已在撒马尔罕至长安的丝绸之路上从事商业活动。从魏晋十六国北朝到隋唐时期，随着大量粟特人来华经商，琐罗亚斯德教传入中国，其中有些粟特人教徒甚至成为当时王朝的统治者，如后赵（319—350）统治者在都城（邺城）还营建了琐罗亚斯德教“祆教”的“祆祠”。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北周时期的粟特人安伽出任“同州萨保”、虞弘任北周“检校萨保府”等官员。考古发现了中国境内很多粟特人的遗存，如西安安伽墓、康业墓、史君墓，太原虞弘墓、天水琐罗亚斯德教徒墓、新疆库车龟兹故城琐罗亚斯德教墓等。在中国境内考古发现，古代琐罗亚斯德教遗址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如新疆疏勒、于阗、吐峪沟遗址，甘肃敦煌、常乐遗址，宁夏灵州、夏州，此外，在内陆河南洛阳、安阳，河北恒州、定州、幽州、邺城等地也有重要的琐罗亚斯德教相关遗址分布。与琐罗亚斯德教相关的遗物有新疆吐鲁番鄯善县出土文书、河南延津出土宋代神庙石幢、湖北正定佛寺遗址出土所谓琐罗亚斯德教陶模等。

　　景教于6世纪进入洛阳，唐代正式传入中国。唐代都城长安义宁坊大秦寺中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据《唐会要》记载，天宝四年（745），波斯寺改名大秦寺，这一活动涉及“天下诸府郡”。可见大秦寺在当时中国各地分布之广、数量之多。古代景教的遗存在中国各地多有考古发现，如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西山发现有清晰十字架图案的唐代景教墓葬遗迹，洛阳发现814年的景教经幢，新疆吐鲁番葡萄沟发现景教遗址与吐鲁番高昌故城发现9—10世纪的景教寺院遗址，1908年伯希和在敦煌发现景教写本《景教三威蒙度赞》，北京房山发现十字寺（景教寺）建筑遗存，江苏扬州发现1317年的景教徒墓石，新疆霍城出土了景教徒墓碑。《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元代在甘肃、北京、镇江、杭州、泉州、云南等地均有景教徒活动。

　　摩尼教在唐代以前从中亚传入中国境内，大历三年（768），唐王朝在都城长安为摩尼教建立了大云光明寺，继之又在当时的荆州、扬州、洪州、越州等地建立摩尼教的大云光明寺。摩尼教遗存在中国境内已经有多处考古发现，如在今新疆高昌故城发现建于640—850年的寺院遗址，同期还有吐峪沟遗址、柏孜克里克遗址、高昌胜金口石窟（850—1000），泉州晋江草奄寺内曾发现元代与摩尼教相关的遗迹与遗物。

　　960年，有20万帐突厥人接受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从此开始在中国西北地区流行。西安清真大寺（又名“化觉巷清真寺”“东大寺”）是内地重要的清真寺。在中国古代东南沿海港口遗址考古调查中，发现大量阿拉伯商人聚居遗址及其附近的清真寺遗址，著名的有7世纪建于广州的怀圣寺、1009年建于泉州市鲤城区涂门街的清净寺与13世纪建于泉州的伊斯兰“圣墓”（又名“灵山圣墓”）、13世纪建于杭州的凤凰寺（又名“真教寺”）、位于扬州南门街的仙鹤寺（1265—1274）等，在上述地区附近还发现有移居中国的穆斯林墓地。

　　除了上述“六大宗教”之外，印度教遗存也在中国境内被发现，如建于6—7世纪的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克孜尔石窟中的印度教遗迹、建于900年的云南大理州剑川石窟印度教遗迹与建于10—14世纪的泉州印度教石刻遗迹等。上述域外宗教在中国的大量存在与发展，在世界古代各大文明古国中属于特例，这又恰恰反映了中华文明“有容乃大”的特质。

　　其次，从丝绸之路看中华文明的“和为贵”。公元前114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了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所称的“丝绸之路”，它早于大航海时代1600多年。丝绸之路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和合之路，也是世界古代史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和合”理念之下的文化交流活动之路，是中国走向世界之路，更是世界走进中国之路。

　　西方地理学家称誉大航海开启了人类的地理大发现，是世界史上的辉煌。历史发展的事实告诉人们，大航海带给世界史的是殖民时代！大航海时代留下的是随之而来的殖民掠夺、非洲黑奴贩运历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从此逐渐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残酷的殖民掠夺，给这些地区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美洲著名的古代玛雅文明与印加文明被西方文明的殖民者所灭绝。对此，马克思曾经尖锐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也正是西方文明自诩的“大航海时代”的特色！

　　对于大航海时代及其带来的工业革命历史，西方当代考古学家布鲁斯·G.特里格提出：“大批中产阶级群体，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由于工业革命的缘故而得到加强，并很乐意视自己是进步运动的参与者，而这种进步是人类的本性，也许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是整个宇宙真正的性质。欧裔美国人很乐意分享这种乐观看法，但是他们不想将此观点延伸到土著人身上，他们正在攫取这些土著人的土地。对于他们而言，土著人是一个例外，由于生物学上的卑微而无法参与到进步过程中来，这种天意使得欧洲人不管生活在世界何地都高人一等。这些极不协调的、有关欧洲人和非欧洲人的不同观点很快就结合到一种有力的国际综述中去。”布鲁斯·G.特里格上述关于西方文明的观点分析得十分深刻，是颇具现实意义的科学论断！因此，张光直认为：“他（布鲁斯·G.特里格——引者注）在美国考古学理论界一直占有一席非常令人重视的地位。他为人重视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他不仅有精深的见解，而且持论公平，不属于哪门哪派，对当代各种新旧说法都能客观地做正面、反面的检讨和批评、整理。”

　　与西方大航海历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千多年前中华文明开创的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华文明历史传统的“中和”核心价值，及其为古代世界奉献的“和合”新思想、“和为贵”新理念！

　　　（三）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的根与魂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不曾断裂的文明史。文明不断裂的原因何在？这是一个世界之问。只能通过对中华文明发展道路历史的探寻，才能回答这一世界之问。国家是由国民组成的，因此五千多年文明史不断裂首先是基于其国民对国家的认同，而这些又必须有其国民的思想基础与精神信仰形成的文化基因作为支撑。

　　中华文明发展道路文化基因的考古学研究，需要以确认文化基因的物化载体为前提，然后“透物见人”，也就是把中国历史上的中国人关于人、家与国家的思想历史发展脉络揭示出来。只有这样，才能认清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即中华文明的根与魂以及它们的历史发展逻辑。百年来的中国考古学史表明，古代都城及不同层级的居址是探寻五千多年来中华文明发展道路文化基因的最重要物化载体。关于如何通过中国古代都城及不同层级居址考古发现，进而探索、阐释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的文化基因，笔者认为应该从都城选址、宫城位置，从“宫庙并列”到“左祖右社”的变化，都城由“双轴线”到“中轴线”的发展，都城城门与宫门门道数量的变化及都城干道与驰道“一道三途”的出现，以及不同居址的变化入手。此外，还要从国民的居址、活动空间等物化载体，与国家文化的都城（包括宫城、城门等）形制布局的形而下对照研究，揭示家国一体的形而上的文化基因。

　　第一，古代都城选址的“择中建都”考古发现。距今五千年前后，在黄河流域中游的大中原地区出现了一批具有都邑性质的遗址，如巩义双槐树城址、淮阳平粮台城址、陶寺城址等。清华简《保训》篇载，舜“追中”（ “求中”）于陶，又记载商汤六世祖上甲微为夏禹建都“求中”于嵩山。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铭文有“宅兹中或（国）”。此外，在“天地之中”的嵩山地区附近考古发现的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与偃师二里头遗址等夏代早中晚期都邑城址，商代的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与洹北商城及殷墟遗址，周代都城成周、王城遗址等，均反映了夏商周时期国家在都城选址方面的“求中”“追中”理念。此后关于“中”之思想的都城选址理念，已经多见于文献记载，如《吕氏春秋·慎势》“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周礼·考工记》“国中九经九纬”，其中的“国”都是指都城。自秦汉帝国至元明清王朝，可以说历经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族属建立的不同王朝，其都城选址均传承、沿袭了“求中”“择中”思想。东汉、魏晋、北魏与隋唐宋均建都于“大中原”长安、洛阳“两京地区”与开封。宋朝之后，金元明清王朝徙都北京，海陵王则提出燕京乃“天地之中”，因此，大金王朝都城名称即为“中都”。甚至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王朝，虽其始都于安徽凤阳，都城也命名为“明中都”。“这就是说，“天地之中”的具体地点可以不同，但其理念不能改变。都城营建于“天下（即国家）之中”，是相对于东西南北“四方”而言的。“四方”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择中建都”之“中”，体现着国家相对于“东西南北”四方的至高与至尊。同时，“中”相对于“四方”，又反映了国家对“四方”不偏不倚之“公允”“公正”，从而达到国家之“和”。这种“和”是国家大一统的基础。

　　第二，宫城、大朝正殿居中与都城中轴线。自从中华文明形成、国家出现，都城相对国家空间位置就要求“择中”而建，如前所述的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等。作为都城政治中枢的宫城，随着社会发展、国家理念的增强、“中”的理念“深化”而出现，目前考古发现宫城在都城之内“择中”而建者，以北魏洛阳城最早。至于象征国家最高权力的物化载体——大朝正殿，又是在宫城之中处于居中、居前、居高的特殊位置，考古发现，在汉长安城未央宫之中的前殿遗址已属于这一类型。在宫城之内“择中建殿”，实际上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时代与封邦建国时代都城布局的重大政治区别：即国家从王国时代以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结合的二元政治发展为地缘政治为主、血缘政治为辅的帝国时代一元政治。“中”的意识体现了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至高无上，国家政治的一元化。从都城之于国家、宫城之于都城、大朝正殿之于宫城的一系列“居中”设计理念深化，它们突出了帝国时代国家之“中”的核心思想发展。

　　古代都城轴线是中国古代都城的重要特点。表面上看古代都城轴线是建筑规划与技术问题，实质上是国家政治理念在都城建设上的集中反映。目前考古发现的陶寺城址、登封王城岗城址、新砦城址等，很难看出其城址轴线、中轴线规划理念。考古发现的二里头宫城遗址的二号宫庙遗址与一号宫殿遗址并列于宫城东西，二者各有一条南北向轴线；偃师商城的宫城遗址中也发现了“左庙右宫”的“双轴线”。上述两处宫城遗址是目前考古发现时代最早的有“双轴线”的宫城，它们反映了王国时代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结合的“二元”政治特点。

　　秦咸阳城始建于战国时代秦献公时期，至秦始皇称帝仍以此为都，只是到了秦朝晚期开始营建“阿房宫”，但是作为其“新都”的“大朝正殿——阿房宫”一直未建成。因此，汉长安城是帝国时代第一个修建的都城，从汉高祖修建皇宫——未央宫伊始，大朝正殿——前殿的“居中”理念就确定了，也就是说，未央宫的“双轴线”已不存在。虽然皇宫——未央宫的中轴线理念已经出现并实施，但是作为整个都城的中轴线规划理念那时还没有形成，直到西汉晚期南郊礼制建筑的全面建成，都城的中轴线及其“左祖右社”格局才最终形成。都城中轴线形成的早期阶段，中轴线并不是科学的、严格的在都城整体建筑规划上“居中”与左右对称。但是随着历史发展，古代都城的中轴线越来越趋于居中，都城中轴线形成居中位置始于魏晋洛阳城、北魏洛阳城，此后历经隋唐长安城、宋开封城、金中都直至明清北京城，都城中轴线规制延续不断。

　　王国时代，都城的“双轴线”折射了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的二元政治格局，古代都城从“双轴线”发展为“中轴线”是地缘政治强化与血缘政治弱化的表现。古代都城以帝国的大朝正殿为都城基点，由此基点产生了都城中轴线，大朝正殿的基点是都城的核心，处于帝国都城的居中、居前与居高地势，这时都城中轴线的“中”之理念达到极致，都城中轴线突显了“中”所昭示的国家政治权威！

　　第三，都城城门、宫门分布与门道数量及都城干道与驰道形制变化。“中”与“中和”理念的进一步深化，表现在都城、宫城一般“四面辟门”。目前考古发现都城、宫城“四面辟门”最早的是汉长安城，其外郭城四面各辟三座城门。汉长安城的宫城未央宫，宫城四面辟门。其后历代都城基本沿袭此制。特别是鲜卑人、女真人、蒙古族与满族营建的北魏洛阳城、金中都、元大都、清北京城的都城、宫城布局与汉唐两京都城城门、宫门布局形制基本相同。

　　国家认同的强化，由历代王朝古代都城城门、宫门门道数量从“单门道”发展为“一门三道”至“一门五道”充分体现出来。

　　都城城门与宫城宫门的“一门三道”与“一门五道”，是象征“国家”至高无上地位的政治“符号”。目前考古发现，宫城宫门一般比都城城门更宏伟。宫城的宫门一般是都城各门类建筑中规模最大、最雄伟的，这一特点折射出作为国家政治中枢的宫城的特殊政治地位。而从“一门三道”发展为“一门五道”则是国家认同理念的“升级版”。在帝国时代之初的汉长安城与东汉洛阳城中，与城门连接的城内干道还实行“一道三途”制度，这些规制把“中”的理念进一步扩大与深化。

　　第四，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特色：“中”与“中和”文化基因下的国家认同。中华文明相对于世界其他文明发展道路的特色，是她具有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如前所述，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发展中，具有一种世代相传、历久弥坚的从家国同构到家国一体至国家认同的文化基因。其物化载体可以从国家“择中建都”、都城之中“择中建宫（宫城）”、宫城之中“择中建殿（大朝正殿）”、以大朝正殿为基点的都城“中轴线”及城门与宫门从“一门三道”发展为“一门五道”等所蕴含的“中”与“中和”的国家至上、国家认同理念体现出来。这些关于“中”与“中和”的理念在古代历史文献中也充分反映出来，如《诗经·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史记·五帝本纪》：“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集解》引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择中建都”是中国历史上不同族属建立的不同王朝的政治传统与规则。与“中”相对应的是“和”，二者构成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如果说都城、宫城，其四门所代表的四方是多元，那么都城、宫城、大朝正殿则是一体。它们是国家之“中”的集中体现，使四方的多元“和”于国家的一体，成为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上述都城考古发现揭示的中华文明的“中”与“中和”之文化基因，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也有着清晰记载。《管子·度地篇》记载：“天子中而处。”《荀子·大略》：“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吕氏春秋·慎势》提出：“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中”与“中和”之所以能够使中华文明成为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是因为其植根于物化载体上的家国同构形式，如民居的四合院之堂屋相对东西两侧厢房处于中位；家中全家福照片与家宴的座位图则是家庭长者（当家人）居中，其他人在其两侧或周围……上述那些形而下的现象，发展到形而上的家国一体精神、上升并固化于国家认同的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就是数千年来形成的“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中”与“中和”之文化基因。中国古代先哲又将“中”与“中和”文化基因上升至哲学层面，如《左传》成公十三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道德经》第五章：“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宋人司马光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言帝王中和之化行，则阴阳和，动植之类蕃，非为一身除病也。夫和者，大则天地，中则帝王，下则匹夫，细则昆虫草木，皆不可须臾离者也。”可以说，“中”与“中和”是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的文化基因！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晁天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