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国家治理”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不少理论开始竞争国家治理领域的核心地位。具备类似自然科学外衣的“工具理性” 逐渐胜出并占据核心地位。工具理性全方位渗透到国家治理领域的理论创新中，并逐渐形成国家治理领域的“工具理性主义”范式。由于工具理性具有类似“自然科学”的属性，这一范式下的理论体系在内在逻辑上具有极强的自洽性和严密性。但是，这一理论范式在实践中的运用却引发了贫富分化、环境破坏、经济危机频发等诸多问题。理论上的自洽性和实践上带来问题的严重性之间形成巨大反差，并困扰着人类关于国家治理这一现代社会根本问题的探索。我们将“工具理性主义”范式在国家治理领域带来的理论上的自洽性和实践问题的严重性给人类带来的困惑称为国家治理领域的“工具理性主义”谜题。 　　

　　解答这一谜题需要跳出“西方中心主义”框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深刻阐释，是我们扎根中国大地思考现代化问题的根本遵循。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我们需要跳出西方中心主义框架,对国家治理问题进行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不仅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而且会从根本上改写现代化的理论谱系，对‘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理论、模式、概念、范畴、标准（包括指标体系等），构成颠覆性的挑战和创新”。而在构建关于现代化理论谱系的工作中，科学解答“工具理性主义”谜题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突破口。

　　一、国家治理中的“工具理性主义”谜题

　　对“治理现代化”问题的追索触及“现代化”问题，对“现代化”问题的追索触及“现代性”问题。继续进行追溯，就会发现在“现代性”背后隐藏着对其进行支撑的根本——“理性”。自人类社会开启现代化进程后，学界对“理性”的研究明显增多，其也被视为西方哲学的经典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实证”“逻辑”和“普遍”成为“理性”的主要特征。在马克斯·韦伯的视域下，这种对“理性”的理解被总结为“工具理性”， 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关于“理性”的主流观点，学界对“现代性”“现代化”等问题的研究多是围绕“工具理性”而展开。 

　　当回溯“理性”的研究历程后发现，“工具理性”并未穷尽人类对“理性”的全部理解。有研究将西方理性精神划分为“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两者“分别体现了理性本身的规范性方面和超越性方面”。“逻各斯”（Logos）和“努斯”（Nous）是哲学史上的两个重要概念。“工具理性”属于“逻各斯精神”下对“理性”的理解。人类由此也形成了两种关于“理性”的理解路径。然而，这两种理解路径的境遇存在很大差异。在自然科学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基于“逻各斯”形成的“理性”率先成为学界关于“理性”概念的一般观点。这一对“理性”的理解来源于一种信念，即认为世界万事万物背后存在客观规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理性的唯知主义，……使得西欧聪明才智之士产生了一种即使是不自觉的也是十分可贵的信心，即相信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和一致的；没有这种信心，就不会有人去进行科学研究了”。韦伯也有类似论述，认为“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并以此对“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 的现象进行解释。 

　　在启蒙运动中，基于“逻各斯”形成的“理性”得到丰富和发展。关于启蒙运动发生的原因，学界将其归结为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17世纪前后的“科技大发明”，认为其“主要源于自然科学发现和世俗社会变迁带来的启示”。“地理大发现”扩大西方社会的交往范围，并经由“世界市场”而孕育经济领域的理性；“科技大发明”不仅提升人类对自然规律的理解和把握，并且重塑了人类看待社会的思维方式：一方面“对科学和理性的信仰成了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对宗教神学的冲击解放了人的思想”。包括笛卡尔、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亚当·斯密在内的学者对基于“逻各斯”形成的“理性”展开多角度研究。在卢梭的“社会契约”、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等众多观点的影响下，基于“逻各斯”形成的“理性”将追求个人的绝对自由等作为“理性”的内涵，认为自然和社会不再是造物主的“神迹”而不可捉摸，人类可以凭借自身理性认识掌握其背后的“自然规律”，并且认为尊重个人自由选择就能够促使人类社会按照客观规律来运行。当时的学者基于“个人自由选择”而展开对国家治理问题的思考。洛克等在考察国家问题时，就着重考察“权力”的关系问题，主张对政府进行制衡，并提出制衡政府权力的“四条原则”。孟德斯鸠指出，“必须通过事物的统筹协调，以权力制止权力”，并在政治体系领域形成“分权制衡”为特征的国家治理体系。时至今日，“分权制衡”在各国的现代治理体系中仍然有较为明显的体现。卢梭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考察“权力制衡”问题，认为社会大众会形成某种“社会契约”，即“创建一种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产的结合形式，使每一个在这种结合形式下与全体相联合的人所服从的只不过是他本人，而且同以往一样的自由”。这一模式以“天赋人权”为前提。卢梭被视为“道德世界的牛顿”，说明其关于社会契约问题的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到人类社会背后的客观规律。 

　　我们将基于“逻各斯”而形成的对“理性”的观点称为“理性I”。这一对理性的理解追求客观、科学和逻辑，认为人类社会存在客观不变规律并受其控制。因此，秉承“理性I”的学者以揭示这些客观规律作为其主要的研究任务。并且，由于“理性I”与自然科学领域形成的研究方法具有亲和性，秉承“理性I”的学者便将自然科学领域形成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上。“工具理性”是学界为了对“理性I”展开研究形成的概念， 其在现实运行中体现出“理性I”的所有特征，并推动形成以“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西式民主宪政”为代表的治理体系，在长时间内成为人类对“理性”的主要理解。 

　　然而，研究表明，工具理性“与古希腊确证的理性精神有着根本性差别”，“不仅没有使我们走向其预设的理想轨迹，反而助长了人类控制自然的野心”。这一差别也体现在古希腊对“技术”的态度上：“既向往技术，又担心技术中蕴涵的对自然的背离指向；看到技术既带来了物质富足，又湮没了个体对卓越和社会稳定的追求”。为反思启蒙运动形成的现代理性，学界从“努斯”出发，开辟出对“理性”的新理解。为与“理性I”区别，我们将从“努斯”出发形成的“理性”称为“理性II”。在众多学者中，黑格尔对这一维度的理性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在他看来，“心灵或精神（精神表示心灵的较深刻的意义）是世界的原因”，“在这个思想范畴的体系里，普通意义下的主观与客观的对立是消除了的。这里所说的思想和思想范畴的意义，可以较确切地用古代哲学家所谓‘Nous（理性）统治这世界’一语来表示”。某种程度上以“努斯”为起点源于“自然界不能使它所含蕴的理性（Nous）得到意识”，而“只有人才具有双重的性能，是一个能意识到普遍性的普遍者”。 

　　德语中多用“Vernunft”来表示“理性”，Vernunft也有“理智”的意思。充分尊重个人的理智也是“理性I”的应有之义。然而，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发挥个人理性展开的治理实践会造成社会发展的无序问题，因为民众“就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那一部分人”，“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因此，黑格尔也明确反对启蒙思想家建构以个人理智为起点的治理体系。在他看来，“以单个的人为基础”是“没有精神的，因为它只能做到集合并列”，并且颇具讽刺意味地说道：“竟有人想把这些共同体重新分解为个人组成的群体”，因而明确反对“把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彼此分割开来，并使政治生活悬在空中”的观点。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对国家的理解停留在他之前的专制国家的形态”，并将“普鲁士王国视作国家的最高典范”。 

　　“理性I”和“理性II”在对待“辩证法”的态度上存在巨大差异。“理性II”关注人类社会的超越性，需要运用“辩证法”对其加以把握。黑格尔被称为“辩证法大师”，其对辩证法的运用对马克思也产生影响。相较而言，“理性I”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其与自然科学领域以“量化”为特征的研究方法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因而拒斥将辩证法运用到社会问题的研究中。相关研究也表明，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鲜见辩证方法。基于“工具理性”而展开的研究中也鲜见对“辩证法”的运用。然而，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构成科学进展的推动的灵魂。只有通过辩证法原则，科学内容才达到内在联系和必然性，并且只有在辩证法里，一般才包含有真实的超出有限，而不只是外在的超出有限”。对“理性I”为何无法接受辩证法，黑格尔将其归结为“知性概念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本来面目”。并且，对于辩证法的运用也体现在黑格尔关于“理性的狡计”的论述中，即理性“自己好象并不活动，却眼看着规定及规定的具体生命恰恰在其自以为是在进行自我保持和追求特殊兴趣的时候，……成了一种瓦解或消溶其自身的行动，成了一种把自己变为全体的环节的行动”。如果将这一被称为“理性的狡计”的论述与马克思的“辩证法”的论述，即“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进行比较的话，不难发现两者具有诸多相近之处。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辩证法是“理性II”的主要研究方法。 

　　综上所述，“理性II”是以从“努斯”出发形成对“理性”的理解，将现实中的人作为具有主体性和超越性的存在，进而认为人类社会不存在某种固定的“自然规律”的控制。人类社会也不会向某个“终极状态”收敛，而是处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过程中。正如有学者所总结的，“作为努斯的理性已经不是那种仅仅意味着用数学和逻辑来规范事物的做法，而是意味着超出感性世界而达到普遍共相的那种生命冲动，那种凝聚起一切理智手段而向更高的彼岸世界的真理冲击的‘理性的迷狂’”。对人类社会既有的发展阶段进行超越成为“理性II”的重要特征。并且，由于将人类社会作为不断变化发展的综合体，“理性II” 在考察社会问题时需要运用“辩证法”，聚焦社会的“转型”“变迁”等问题。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理性I”和“理性II”进行区分：第一，在“理论来源”上，“理性I”主要以“逻各斯”为理论源头，追求客观、科学和逻辑，认为万事万物背后均有不变的客观规律，因而以揭示人类社会背后不变的规律作为主要研究工作。“工具理性”是“理性I”的当代表达。“理性II”主要以“努斯”为理论源头，主张“用个体生命存在的努斯精神突破形式主义的逻各斯的外在束缚，以便能找到一种富有内容和生命活力的新型的逻各斯（理性）”，追求对既有社会状态进行超越。第二，在“如何看待个人理智”上，“理性I”认为充分发挥个人理智就是社会的理性状态，因而在治理体系的设计上，主张建立尊重个人自由选择的治理体系；而“理性II”认为个人利益最大会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因而主张对个人权利进行必要的限制，并建立具有社会整体性色彩的国家治理体系。第三，在“是否接受辩证方法”上，“理性I”运用自然科学领域数理的、量化的研究方法来揭示社会客观规律，因而无法接受“辩证法”；而“理性II”聚焦人类社会的“变迁”“转型”问题，因而将“辩证法”作为其研究社会治理问题的主要研究方法。 

　　在国家治理领域，“理性I”和“理性II”的差异也有所体现。自人类社会步入现代化进程至今，基于“理性I”和“理性II”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路：基于“理性I”形成的现代化进程，主张通过个人的理性选择展开社会治理实践，在现实中形成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制度，并认为弱化政府的干预会使得人类社会按照某种固定“自然规律”运转；基于“理性II”形成的现代化进程多主张从社会整体出发推进现代化，认为发挥个人理智的现代化进程会出现诸多社会问题，需要“整体规划”才能保障现代化进程的有序展开，因而其形成的国家治理方案具有较为明显的整体性色彩。 

　　由于受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影响，马克思对“理性”“现代化”等问题的理解具有“理性II”的特征。但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批判，因而其对“理性”的理解与“理性II”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在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清算后，马克思运用“实践”的观点实现“环境的改变”和“自我改变”的统一，消除了辩证法的神秘主义色彩，并在“理性I”实践较为充分的英国展开其对自由资本主义及其相关治理体系的批判。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马克思对“理性”的理解不仅克服“工具理性”忽视人的主体性的缺陷，也吸收了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治理成就，对“理性I”和“理性II”进行了扬弃。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和“社会关系”观点内在地蕴含着某种“新型理性”。 

　　在19世纪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爆发危机后，马克思的观点受到重视并在较大范围内传播。马克思在运用“辩证法”对自由资本主义展开研究后指出，基于“理性I”形成的国家治理体系无法解决各领域问题，“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马克思关于“理性”的观点日益受到社会重视，并随着资本主义问题系统爆发而广泛传播。马克思关于英国自由资本主义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揭示出，基于“理性I”形成的国家治理体系，在其实践程度不断加深后会出现劳资关系恶化、经济虚拟化以及土地价格不断上涨等问题，并由此导致自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实现持续增长，并演化出垄断资本主义和世界范围内的冲突等问题。为维持既有的治理体系，资本主义国家多采取凯恩斯主义治理方案，即在保持“工具理性”治理方案的基础上，通过强化国家宏观治理，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解决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学界为深化“理性I”的反思力度，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结合不同时期的社会实际，形成包括“技术理性” 在内的概念，借由对这些概念的研究推进对这一谜题的破解。 

　　伴随着滞胀问题的出现，凯恩斯主义治理方案也被证明无法应对现实中的种种发展问题。以“理性I”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趁势“卷土重来”。重视个人理性在国家治理体系形成中的作用再度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导理念。由于具有明显的逻辑严密性，基于“理性I”形成的国家治理体系深入人心。并且，伴随“量化研究方法”和“高等数学工具”在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的广泛运用，“理性I”被社会科学领域广泛接受，并被彻底打上了“科学”的标签。“理性I”再次被学界接受并成为现代化的一般认识。尊重个人理性再次成为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思路。哈耶克指出，只要“当个人受抽象的价格信号而不是受直观的需要引导时，他的努力会惠及更多的人。……并且利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最好地克服我们对大多数具体事实固有的无知”，并使得人类社会“自发地形成秩序”，也由此反对建立具有整体性色彩的治理方案。虽然期间学界也对“工具理性”及其治理体系展开反思，但在“科学”标签的加持下，其始终占据社会主流地位并成为某种“信仰”，最终演化为国家治理中的“工具理性主义”。 

　　当全球治理体系无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后，人类逐渐进入对“工具理性主义”治理体系调整的阶段。“随着危机的不断深化，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尤其是在西方社会被打上了越来越多的问号。” 这些问号中也包含了治理的“工具理性主义”呈现出的“理论上成立”和“实践中不成立”并存的奇特现象。每当“工具理性”在治理领域的实践程度加深，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分裂和冲突问题也就越严重。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回到马克思关于“理性”概念的可能性理解。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认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这使得马克思对“理性”的理解吸收了“理性I”的合理成分。其后人类社会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也表明，当“工具理性”在治理实践中实现得越彻底，“工具理性主义”成为信仰后，人类社会的治理问题也就越严重。然而，每当人类对“工具理性”进行调整后，也并不能完全走出发展困境。似乎人类社会开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后始终跳不出“现代性”与“现代化”的矛盾：“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 

　　虽然当前人类对“理性”概念的理解尚未完全跳出“工具理性”范围，在不同程度上出现“工具理性主义”谜题，学界始终保留对“工具理性”的审慎态度，因而从不同角度对治理领域的“工具理性主义”谜题进行批判研究，并已形成诸多理论观点。在下一部分我们将考察学界针对这一谜题的解答，并对其进行评析，从中找到进一步解答“工具理性主义”谜题的科学路径。

　　二、国家治理中“工具理性主义”谜题的既有解答

　　从人类开启国家治理以来，学界就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性研究，尝试解答“工具理性主义”谜题并形成系列观点。马克思所处时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集中爆发的阶段，当时的学界对“工具理性主义”谜题的反思也达到一个高峰，并涌现出具有“理性II”特征的治理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将这一阶段尝试解答“工具理性主义”谜题而形成的代表性观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批判性总结，并将其划分为“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由此看出，人类在对“工具理性主义”国家治理体系进行超越时，容易呈现以下两方面特征：第一，对“工具理性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展开反思和超越而形成的观点具有“多元化”的特征。这也体现了理性的“超越性”维度。这一方面源于不同学派主要学者的学术思维和破题思路等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也与不同学派现实中的“社会关系”相关。第二，破解国家治理谜题而产生的系列理论观点容易脱离社会现实。马克思的观点中蕴含着对这些完全超越“工具理性主义”研究范式的反对，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社会的运行受到特定规律的束缚，并将“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作为创作《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在马克思的视域下，破解这一谜题需从“制约性”和“超越性”统一的角度展开。 

　　由于马克思在“实践”观点上实现“理性I”和“理性II”统一，其在批判自由资本主义中形成的观点是破解“工具理性主义”谜题最为科学的理论。在国家治理中的系列问题凸显后，学界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破解各领域的治理谜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少西方学者也在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论》，借以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成为人类破解“工具理性主义”谜题的重要理论工具。每当治理领域的“工具理性主义”谜题出现后，学界虽然不能全面而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展开研究，但多数研究抓住马克思主义理论某个具体维度的理论观点，也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人类对这一谜题的认识。为清晰地展现学界破解这一谜题而形成的系列成果，根据对“工具理性主义”批判力度的不同，我们将学界对该谜题的解答主要划分为以下三类。 

　　类型一：对“工具理性主义”谜题进行“有限批判”而形成的解答。持“有限批判”的学者准确地把握到“工具理性主义”存在“逻辑自洽性”和“实践矛盾性”的剧烈冲突。其主要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需要保留长期以来基于“工具理性”形成的国家治理体系，不主张对其进行全面超越，对“工具理性主义”保持有限批判的态度。此类观点将引发这一谜题的原因归结于“工具理性主义”范式忽视了人的精神、意志等因素。因此，在治理理论建构和实践创新上，此类观点主张将被忽视的社会因素重新纳入治理领域，以此解决“工具理性主义”在治理领域出现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 

　　持“有限批判”观点的学者认为，现实中的人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非理性心理等因素的影响，无法对社会问题形成正确判断。因而，此类观点认为，“工具理性主义”谜题认为通过必要的“修补”就可以得到彻底解决，在已有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下保障社会有序运转。因此，这些学者着重考察人的非理性行为及其对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影响，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及的信息不对称、人的非理性心理等因素纳入对国家治理体系问题研究。对“工具理性主义”谜题进行“有限批判”的观点首先在经济学领域较为系统地出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等理论，从“人的非理性”“信息不对称”等角度，对基于“理性I”形成的经济学理论进行“修补”，因而与“有限批判”具有相通性，其也成为持有“有限批判”观点的学者破解这一治理谜题的常用理论工具。 

　　按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观点，主流经济学理论忽视了现实中的人存在“流动性动机”等非理性行为，因而认为将经济领域的治理实践完全交由“个人理性”会由于“消费倾向递减”等问题而导致社会消费能力不足。例如，人类存在持有一定流动性更强资产的谨慎动机，因此不管银行给出利率是高或是低，人们都会持有货币以“对付紧急事项、困难情况和经济萧条”，因而导致社会投资减少和经济增长停滞问题。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影响下，一些国家强化宏观调控的力度，在经济发展停滞后主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进而在治理实践中逐渐形成具有“大政府”色彩的国家治理体系。 

　　信息经济学聚焦将“信息不对称”因素纳入现代治理体系。其中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主要考察了“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价格机制”等问题。信息经济学被广泛地运用到金融治理、企业治理等极易出现信息不对称问题领域的治理体系建设，逐步形成促进“信息披露”的治理体系。然而，信息经济学派仍然是在利用个人的理性选择来实现信息对称与均衡，认为需要在经济领域的治理体系中增加信息披露机制，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工具理性”忽视信息不对称因素的不足，促进现实中的经济效益达到“均衡”状态。因此，信息经济学潜在地对“工具理性”持认同态度，其对“工具理性主义”谜题的破解是有限的。 

　　相较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关注“流动性动机”，行为经济学则较为系统地研究了非理性心理各种因素及其对工具理性主义进行了校准，并考察了包括“羊群效应”“动物精神”和“心理预期”在内的行为因素的影响。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类似，行为经济学流派认为，人在进行交易时往往会变得“狂热”，会失去理性判断，很容易跟随大众行为做出自己的决策，进而使得集体决策偏离社会应有的发展方向。这一学派的研究成果较为广泛地运用于“集体决策”“公共政策”和“企业治理”等领域问题的治理理论和治理实践问题的探索。 

　　此类观点承认“工具理性”在国家治理体系上存在问题，并通过将工具理性所忽视的社会因素重新纳入治理理论和实践中，作为破解“工具理性主义”谜题的主要思路。“有限批判”的解答不仅符合当前全球反思工具理性主义的方向，而且由于其并不对基于“工具理性”形成的治理体系进行深刻变革，相关研究成果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具有较高认同度，并对很多国家的治理体系的形成产生影响。但是，在“有限批判”影响下形成的治理体系并没有取得预想效果。例如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治理方案虽然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不仅没有解决经济停滞问题，还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信息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更多是为当前治理问题寻找一种较为科学的解释，但由于没有彻底地对“工具理性主义”展开批判，因而其对“工具理性主义”治理谜题的解答也是有限的。 

　　类型二：对“工具理性主义”谜题进行“文化批判”而形成的解答。从“文化”的角度破解国家治理中的“工具理性主义”谜题，是目前学界探索出的一种较为典型的破题思路。与“有限批判”类似，“文化批判”抓住“工具理性”所忽视的“文化”因素来破解这一谜题。“文化批判”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从“经济效益最大”转移到“完善人的主体性”，着力解决“工具理性主义”治理体系下的“见物不见人”的问题。因此，相较于“有限批判”而言，“文化批判”对这一谜题的解答更为深刻。 

　　在“文化批判”的视域下，“工具理性主义”谜题在各领域造成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贫富分化严重、阶层固化、南北差异和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破坏了人的发展的可持续性。包括弗朗索瓦·佩鲁、阿马蒂亚·森在内的学者关于治理领域“工具理性主义”谜题的解答较为明显地体现出“文化批判”的特色。例如，佩鲁认为，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认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应注重“文化因素”的作用。阿马蒂亚·森则提出了“文化自由”的概念，认为“发展的实现全面地取决于人们的自由的主体地位”。 

　　更多的学者主要考察现代化进程中的“大众文化”、“文化工业” 等，指出“工具理性主义”的治理模式虽然带来了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但也造成社会精神文明的匮乏，导致社会发展出现“物质”和“精神”不协调的问题，并且认为物质的极大丰富将逐渐消亡人的精神。霍克海默、阿道尔诺指出，“精神的真正功劳在于对物化的否定。一旦精神变成了文化财富，被用于消费，精神就必定会走向消亡”。马尔库塞对此有极为精确的回答，并提出“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社会”等观点。“文化批判”重视在治理体系中植入文化因素，重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持“文化批判”的学者探索治理体系变革时，多强调对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强化国家治理体系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能力。 

　　虽然“文化批判”对“工具理性主义”谜题解答更为深刻，并在国内外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力，基于“文化批判”的观点而形成的治理体系却未解决治理谜题。其中原因主要在于，“文化批判”对“工具理性主义”谜题的解答深度不够，尤其是较少触及社会生产领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化”是经济社会实践的映现。不同的经济社会实践和不同的现代治理体系会催生出不同的文化。因此，以“文化”为切入点，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治理体系展开批判最终会深入到社会生产问题。马克思运用异化理论对自由资本主义展开批判后，也深感自身理论储备不足以完成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因而在其后的学术生涯里才聚焦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正是在具备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后，马克思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具解释力。而“文化批判”的理论深度显然没有达到马克思的程度。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略显不足导致“文化批判”对“工具理性主义”谜题的解答并不彻底。很多学者也意识到这一问题。齐泽克也向学界发出了“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号召，以期深化“文化批判”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度。 

　　总体而言，“文化批判”虽然抓住了“工具理性”忽视人的发展匮乏的问题，以此为切入点破解“工具理性主义”治理谜题，但由于没有将对“工具理性”及其治理体系的批判建立在对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上，在某种程度上抽象地发展了“文化”维度，因而也并未彻底解答国家治理中的“工具理性主义”谜题。但是，“文化批判”对于“工具理性主义”谜题的解答也提供了这样的启示，即充分解决“工具理性主义”谜题，不仅要对“工具理性主义”在现实中所带来的系列发展问题进行充分揭示，而且需要深入基于“工具理性”所形成的系列治理体系，基于“理性I”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展开分析，运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揭示“工具理性主义”谜题产生的系列内在机理。 

　　类型三：对“工具理性主义”谜题进行“彻底否定”而形成的解答。相较于“有限批判”和“文化批判”而言，此类观点强调对基于“理性I”形成的国家治理体系进行深度变革，因而大部分学者在解答这一谜题时也较少运用此类观点。但是，这一状况随着近几年“工具理性主义”治理问题的集中爆发有所转变。总体而言，此类观点主要通过消解“工具理性”，甚至是“理性I”的合法性进而彻底破解“工具理性主义”治理谜题。这些理论资源经阐发而形成对“工具理性主义”谜题进行“彻底否定”的范式。并且，在“工具理性”导致治理问题日益严重后，此类观点会被“放大”并影响治理体系建设，表现为在全球范围内出现“逆全球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等治理方案。 

　　在彻底否定“工具理性主义”的范式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后现代主义流派。由于对“理性I”的学理问题进行了透彻的批判与揭示，后现代主义流派的影响力极大并产生了诸多思想家。其中，被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所形成的观点具有较大影响力。与“有限批判”“文化批判”相比，对于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治理问题，这个流派采用了某种“釜底抽薪”式的破题思路，即通过消解“理性I”的根基来破解这一问题，由此也就消解了“工具理性主义”。按照这一派学者的观点，“科学知识”是实验室中制造和建构出来的，围绕“科学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建构”而形成系列观点。人类形成的自然科学知识并不是客观反映自然规律。因此，与“理性II”的观点类似，这个学派不认为人的理智可以把握客观规律。这个学说的系列观点一经提出在理论界掀起波澜，不仅因其对长期以来的自然科学研究表达了否定观点，而且因其具有强烈的否定“理性”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的意味而广受关注。根据这一派观点进行推理，由于自然理性也是人为建构的，“理性I”所揭示的“社会规律”是利益集团主观建构的结果，因此，在“彻底否定”范式下，多数破解“工具理性主义”谜题的研究，将现实中治理困境的产生归咎于利益集团自身利益最大化带来的社会整体福利下降，并主张通过主动调整社会整体的利益格局，来解决社会治理领域诸多问题。 

　　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彻底否定“理性I”，从而消解了“工具理性主义”谜题存在的基础。此类观点对“工具理性主义”谜题的破解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矫枉过正”，但是对于这一谜题的解答具有较强的历史进步意义，并且让人类社会保持了对“工具理性”及其治理体系的审慎态度和批判精神。但是，其在完成对工具理性主义的彻底批判之后，并没有较为系统地探讨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问题。这也使得“彻底否定”亦没有完成对“工具理性主义”治理谜题的彻底解答。 

　　学界解答“工具理性主义”谜题的三种范式虽然没有完成对该谜题的彻底解答，但是都包含一定的合理因素，为人类彻底破解该谜题提供了系列解答。但是，这三种范式都没有较为彻底地体现和开发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征，尤其是没有在马克思主义视域内“新型理性”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破解“工具理性主义”治理谜题，极大限制了这三种范式对这一谜题的解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也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马克思关于治理现代化相关问题的研究，更多集中在现代治理问题的揭示和批判上。对于如何在吸收现代治理体系的基础上避免“工具理性主义”的治理问题，马克思虽然没有较为系统的论述，但提供了思考此类问题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此后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不同时代的社会发展实际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创新，并用以指导不同时期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这使得人类遭遇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也加大了解答“工具理性主义”谜题的难度。因此，进一步解答治理领域“工具理性主义”谜题，需要充分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治理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并以此形成对这一谜题的“新解答”，解决人类社会当前面临的治理困境。

　　三、国家治理中“工具理性主义”谜题的新解答

　　在一定意义上，由于并未彻底解答“工具理性主义”谜题，全球治理体系面临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冲击，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仍在扩大等系列问题。通过评析“有限批判”“文化批判”和“彻底否定”对这一谜题的解答可以看出，学界并未从理论层面彻底解答治理领域的“工具理性主义”谜题。为推动对这一谜题的解答，学界也逐渐改变了单纯从理论层面解题的思路，转而考察各国治理实践的探索，力图从治理实践与理论的互动中形成对国家治理中“工具理性主义”谜题的新解答。 

　　总体而言，新时代以来我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的实践探索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对于“理性”的理解：一方面批判性地吸收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以来治理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另一方面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的基础上对现代治理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创新，系统地破解“工具理性主义”治理谜题。在完成“脱贫攻坚”“脱虚向实”等关键工作中，我国通过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而创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已经展现出明显的治理优势，因而其中蕴含国家治理中“工具理性主义”谜题的“答案”，并且将促进人类社会形成新的治理文明。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版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进而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新时代以来我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创新为解决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系列问题等提供思路，为全球解决治理谜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因此，“批判”与“建构”相结合，是基于新时代我国治理实践创新、破解国家治理中的“工具理性主义”谜题的主要思路。 

　　然而，仅从经验层面对我国治理实践展开分析，虽然能够把握我国在治理体系上的创新之处，但无法发现其背后的“理论一般”，也就无法揭示我国治理领域的原创性贡献对推进人类治理文明的意义。没有理论和实践的互动，很多关切“工具理性主义”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也无法明晰。并且，国家治理中的“工具理性主义”谜题也是既有理论和治理实践分裂之谜。在此意义上，我们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互动角度，分析新时代以来我国在治理领域的原创性方案，以此推进对“工具理性主义”治理谜题的解答，并结合新时代我国关于治理问题的论述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学界提出的“新型理性”进行丰富和发展。结合新时代我国治理领域的原创性贡献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按照“现代性—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对新时代以来我国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各领域所形成的治理实践创新进行理论剖析。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明确地将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新型理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依据，并以调整社会关系作为推动我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思路。在马克思看来，斯密、卢梭等学者基于“理性I”形成关于现代治理的观点多以抽象的“单个的孤立的”人为起点。基于这一“缺乏想象力的虚构”展开的治理理论的逻辑推理与演化是完全自洽的，这也使得“工具理性主义”具有很强的迷惑性。但是，由于忽视了现实中人的丰富性，尤其是忽视了现实中人的社会关系，基于“工具理性”所建立的治理理论自然也就会脱离社会发展实际，自然导致了国家治理中的“工具理性主义”谜题。正如马克思总结的，“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由“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构成了“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并将其视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在新唯物主义的视角下，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更多是从现实社会中的诸多社会关系为切入点，以“现实中的人”作为起点考察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变化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新时代以来我国就有意识地将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起点回归到现实中的人，按照“从全球到国内”“从宏观到微观”的顺序，着重调整国内外关键领域的重大社会关系。在“逆全球化思潮”盛行时，我国明确反对这种极端化思潮，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上人类仍然需要展开全球范围内的交往。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在国内外经济关系的处理上，我国提出了“新发展格局”，主张“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而帮助全球走出当前发展困境；在国内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上，我国的经济治理体系以调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提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着力解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经济脱实向虚”问题；在国内国有企业治理问题上，提出两个“一以贯之”，“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通过发挥党组织的优势调整企业治理中的系列关系，从而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第二，以“新型理性”作为根本依据，我国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将现代化进程视为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包容性的过程，基于此形成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方案需要不断根据现实治理问题发展要求而展开创新。由于“理性I”将现实中复杂的人抽象为“理性人”，自然就认为现代化进程就是从所谓的“非科学状态”向“科学状态”收敛，形成了“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进而得出“历史终结”等系列错误观点。对此，马克思早已批判过，“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而当现实中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新变化”时，“理性I”过度追求形式上的严密性而导致现实治理中出现“工具理性主义”谜题。马克思在分析生产问题时多次强调这种科学视野，认为“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并在《资本论》中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形式展开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形成否定其根基的因素，进而推动新的社会形式出现，因而自由资本主义只是人类社会的“阶段”而非“终结”。 

　　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新时代以来我国推进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有意识地就将对社会形式的考察纳入治理理论和实践，通过对各领域治理创新的“推陈出新”，不断解决“工具理性主义”带来的治理问题。相较于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的“收敛性”，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性”主要体现为，“以党的自我革命带动社会革命”。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代以来我国治理体系现代化，通过加强党的建设解决现实中由于社会关系限制、思想观念障碍等带来的堵点难点问题。较为典型的，新时代以来我国通过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逐步形成解决“金融脱实向虚”“土地价格上涨”和“科技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的治理方案。并且，这对于其他国家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所形成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方案注重对不同治理主体的社会属性差异，尤其是对不同治理主体在社会关系上的差异进行分析与研判，以此形成各个社会领域具体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方案。在“理性I”的影响下，人类在推进国家治理中出现了较少对具体的社会形式进行区分和研究的问题，其发展到极致就会自然地将现实中丰富的治理主体简化为“原子”，错误地将“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在治理领域，基于“理性I”的理论视角自然无法对不同治理主体的社会属性差异进行把握，基于此演化出的“工具理性主义”自然会导致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分裂。也正是由于需要考虑不同治理主体的差异，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方案的形成才需要自觉地“坚持系统观念”。基于“工具理性”形成的国家治理方案则缺乏“系统性”，因而在出现社会问题时无法通过内部调整，而只能通过对外转嫁解决治理问题。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治理方案首先强调党的自我革命，通过“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方式改变不同治理主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属性，逐步解决“工具理性主义”治理困境。具体而言，我国的治理体系发展为党组织融入各领域治理体系后，原有治理体系中的各个治理主体的社会关系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主要通过党组织的自我革命推动其他治理主体发生变化，激发促进经济发展的正面社会属性，消除其演化出的遏制经济发展的负面社会属性，从而解决由于“商品—货币—资本”社会关系而产生的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逐步破解国家治理中的“工具理性主义”谜题。新时代以来，我国在各领域推动的治理创新，都明显地体现出通过“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将党组织融入各领域治理体系进而改变不同治理主体属性的特征。我国进行的国有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就是一个极其明显的案例。在国有企业治理中，我国形成了“两个一以贯之”的治理创新，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改进其他治理主体的社会属性及其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由此解决现代企业治理中出现的“委托代理问题”和“脱实向虚问题”等，并创新了“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党委会前置决策”等治理方案，这一变革实质上推动了国有企业中法人治理结构所涉及的治理主体的属性优化，提升了国有企业的发展质量，进一步促进国有企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作出巨大贡献。 

　　基于新时代以来中国在治理体系建设上的成就，我们进一步解答了国家治理中“工具理性主义”谜题的成因，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了人类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程度。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类的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为分析起点，通过识别不同阶段的“社会形式”以及不同治理主体的“社会关系”，形成对社会问题的科学把握，从实践层面对国家治理中的“工具理性主义”谜题进行了解答。在此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对现实中的治理主体的社会关系进行变革，解决既有治理体系下无法解决的问题。并且，新时代以来我国的治理实践及其成就也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所形成的治理理论能够解决当前“工具理性主义”谜题。我们更多是从人类对“理性”的两种理解及其对国家治理方案的影响的角度，对于国家治理中的“工具理性主义”谜题进行解答。这样的解答也并不能穷尽中国式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领域的丰富内涵，需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吸收中国式现代化在治理领域出现的系列原创性成果，并“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丰富对“社会形式”和“社会关系”的认识，进一步破解国家治理中的“工具理性主义”谜题。 

　　我们在考察国家治理中的“工具理性主义”谜题的成因以及学界对这一谜题的既有解答的基础上，从我国新时代以来的治理实践创新成果出发对这一治理谜题进行了新解答。这一解答主要解决三个关键问题：其一，基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等经典著作的理论资源，从研究起点也就是思考问题的立脚点的角度，对于国家治理中“工具理性主义”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考察，破解了其在理论上为何“绝对成立”这一问题，指出其只有在错误起点上才“成立”，从而对其进行了科学的理论定位。同时对国家治理中“工具理性主义”理念在实践中所带来的问题的传导逻辑进行了研究，揭示了这一理念影响下的治理理论和治理实践之间的重大紧张关系。其二，传统意义上国内外对坚持“工具理性主义”等国家治理理论的批判性研究成果多，建设性研究成果少。我们基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重要文本所提出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的立脚点，尝试完成马克思提出但是在其学术生涯中没有完成的问题的初步建构。基于这一新起点，考察现代治理体系中的各个治理主体及其“社会形式”，并考察具有不同“社会形式”的治理主体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从治理主体之间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关系分析及其调整角度，探讨了基于“新型理性”的建构问题，从而将新型理性的建构不仅严格基于马克思所说的“新唯物主义”，更完成了基于时代形式的新拓展。其三，在文中也蕴含着解决国家治理理论和实践如何形成良性互动的方法路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谈到，“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错误起点及其之上的理论，比如“工具理性主义”意义上的理论不能成为判决人类行为的根据。恰恰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人类实践中才出现众多现代性问题。这就引发了治理理论和治理实践不能互动的问题。而实现治理理论和治理实践的良性互动需要创立基于“新型理性”的新型现代治理理论。这一理论创新成果的起点正确，基于此的治理理论与充满丰富社会关系的国家治理实践之间是能够进行良性互动的。这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带来高质量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今时代的理论创新不只对中国有价值，其解决的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面临的整体性问题。这一理论问题的解决能够与人类的治理实践形成良性互动，从而真正带领人类走出现代性困境。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薛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