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概念传入中国已近三十年。三十年来，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呈现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基本特征是“东升西降”。与之相应，学界对“软实力”的理解和运用，也经历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的轨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历经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到文化自强而日益清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重要组成部分”，使“软实力”概念第一次写进党的文件，其标志性意义不可低估。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对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意义给予更高的定位：“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谈到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时强调“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在谈到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时又强调，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和“不断提升”的表述说明党和政府对文化软实力越来越重视。在这个大背景下，构建文化软实力学术理论体系并不断推出更多创新成果已成必然之势。尤其需要指明的是，中国党和政府一般不单独使用“软实力”概念，而是在“软实力”前添加“文化”二字。这两个字的添加，绝非可有可无，而是为中国特色软实力理论创新研究吹响了号角。如何认识这一理论创新？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必须理清“软实力”思想的来龙去脉，在比较、鉴别和借鉴中，溯源而知新。

　　一、“软实力”思想提出的背景及其主要观点

　　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是“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他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书中，首次提出“软实力”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既有政治背景，也有学术渊源。

　　从政治背景看，他主要针对的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一书的观点。肯尼迪认为，军事扩张使美国正逐步走向衰落，使美国处于令人担忧的境地。他认为：“在这种令人担忧的环境中，大国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以比两代人之前多得多的费用用于国防，但仍感到国际环境不够安全……大国走下坡路时的本能反应是，将更多的钱用于‘安全’，因而必然减少经济‘投资’。从长远看，这将使自己的处境更为困难。”肯尼迪强调，美国会继续衰落。1945年以来，美国占世界GDP的比重持续下降，过去几年下降得比预想还要快。针对肯尼迪的“美国衰落论”，约瑟夫·奈在书中进行了反驳。他认为，美国在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同时在文化、制度、价值观等方面拥有软实力优势。只要能把软实力优势转变为国际影响力，美国注定领导世界。他认定，美国实际上并没有衰落。当时，约瑟夫·奈并没有预见到苏联会因意识形态信仰扭曲而很快解体，因此他警告：“基于苏联的基本资源和军事实力，在21世纪低估苏联这一超级大国将是一个错误。”在苏联解体以后，约瑟夫·奈开始认识到，西方的音乐、歌曲、娱乐方式等文化生活具有强大的软实力，是“推倒柏林墙”的主要力量。由此可见，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真实目的，在于服务美国在冷战时期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需要。他建议美国在运用军事、经济、科技等硬实力之外，还要运用更有效的软实力。

　　从学术渊源看，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曾受到西方一些政治学家的启发。美国政治学家丹尼斯·朗（Dennis H. Wrong）将政治权力划分为武力、操纵、说服和权威四种形式。美国战略家柯林斯（John M. Collins）把影响民众思想和行动的政治力量、民众的性格、精神面貌和教育程度以及起领导作用的因素均视为政治权力的组成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则认为，权威的核心不在于强制和暴力，而在于用价值观成功地塑造全社会；建立权威就是塑造共识的过程。上述政治学者所强调的“说服”“民众的性格、精神面貌和教育程度”“价值观”“共识”等，都属于文化、思想、意识形态范畴，都是“软实力”的资源。其观点都不同程度地影响过约瑟夫·奈，而影响最大的是英国现实主义学者卡尔(E.H.Carr)。卡尔把“国际权力”区分为三类：一类是军事权，二类是经济权，三类是话语权(文化权、舆论控制权)。在约瑟夫·奈看来，军事权带有威胁生存的强制性；经济权带有利益诱惑的收买性；而话语权则具有说服、诱导、吸引、同化的柔软性，把自己想说想要的主张变成别人想说想要的主张，使别的国家心甘情愿跟着自己国家走。正是受卡尔“话语权”的启发，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概念。他认为“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国际机构”。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约瑟夫·奈最早提出了“软实力”概念，但对其界定是模糊且摇摆不定的，他主要是针对一些国际关系的实际问题，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而其观点往往随其对国际形势的认知变化而演变，并没有形成系统的软实力理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些学者提出“巧实力”概念并赋予比“软实力”更重要的意义后，约瑟夫·奈本人对软实力的价值判断又出现了一定的游移。

　　2004年，美国学者苏珊尼·诺瑟（Suzanne Nossel）在《外交》杂志上提出“巧实力”概念，认为实现美国的外交目标，需要把硬实力和软实力巧妙地结合起来。受此启发，2007年，约瑟夫·奈和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李·阿米蒂奇(Richard Lee Armitage)合作，共同撰写了题为《巧实力战略》的研究报告，试图通过运用“巧实力”帮助美国摆脱外交困境，巩固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约瑟夫·奈还针对一本关于美国硬实力的著作写了一篇书评《巧实力：探寻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平衡》（“Smart Power: In Search of the Balance between Hard and Soft Power”）。在该文中，他一如既往地批评布什政府对软实力的忽视，同时强调，要把硬实力和软实力有效地结合为“巧实力”，运用“巧实力”。但是，他对巧实力并未进行深入解释。在《灵巧的超级实力》一文中，约瑟夫·奈又结合“打击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的战争”推销“巧实力”。但他回避了美国同反恐战争的关系，认为“这场斗争的双方不是伊斯兰和西方世界，而是伊斯兰内部的战斗，对立的一方是少数恐怖分子，另一方则是非暴力的伊斯兰信徒的主流。美国必须吸引伊斯兰信徒的主流以使得恐怖分子无法招募新的成员，才能击败‘圣战’极端主义。”“美国需要像冷战中所做的那样，把硬实力和软实力有效结合成‘巧实力’。反恐战争既需要军队、情报和国际警察部门通力合作来打击强硬恐怖分子；同时，还要吸引伊斯兰主流民众，孤立极端分子；起着关键作用的还是软实力。”在另一篇文章《巧实力和反恐战争》中，他还进一步阐述了“巧实力”在反恐战争中的运用问题。而在《美国能够重获“巧实力”》一文中，他强调“巧实力”是美国领导世界的“工具箱”。这一思想后来被美国政府采用。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2011年11月，美国奥巴马政府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宣布美国要实施“转向亚洲”战略，或称之为“亚太再平衡战略”。即口头上，尽管美国政府否认遏制中国崛起，但事实上，美国通过重新平衡亚太各国的力量对比，来达到美国重新主导亚太意在针对中国的主要目的。其具体实施的谋略正是运用“巧实力”。一方面，美国不断在中国东海和南海炫耀武力，另一方面，又不断挑拨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到了特朗普总统任期，其巧实力中的软实力，变成了毫无底线的造谣、诽谤、打压。拜登上任后，迫于国内政治压力，基本延续了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而无实质性变化。

　　不难看出，在约瑟夫·奈等人的推动下，近年来美国政界更加青睐和试图运用“巧实力”。但是，“巧实力”概念并无太多新意。以“软硬兼施”手法形成“巧实力”，古已有之，难称其“新”。虽然在宏观战略实施过程中，“软硬兼施”的“巧实力”更有效，乃至其声誉一度压过“软实力”，但就思想创新性而言， “软实力”的学术创新价值仍然超过“巧实力”。所以，时至今日，“软实力”术语出现的频率仍然比“巧实力”高。

　　梳理约瑟夫·奈在不同论著和场合中的提法，所谓“软实力”理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运用非强制性手段控制别国的能力。

　　约瑟夫·奈提出，传统观点认为，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通常是衡量一国实力的重要指标；然而国与国之间的超强实力的来源正在发生变化，不再是拥有资源的能力，而是改变其他国家行为的能力；国家综合国力可划为两种，即硬实力（Hard or Command Power）与软实力（Co-optive or Soft Power）。国家实力不仅包括资源、经济、军事和科技等硬实力，而且还包括文化、价值观、制度、国际话语权等软实力，硬实力和软实力两者缺一不可。对美国来说，在21世纪的超强能力不是拥有多少资源，而是控制国际政治环境的能力以及让其他国家按照美国意愿行事的能力，因此要从过度依赖硬实力转向同时重视软实力。在《软实力的挑战》一文中，他对“软实力”概念进一步作了概括，认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吸引力，它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力来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并获得理想的结果，目的是使其他国家信服地跟随你，遵循你所制定的行为标准或制度，并按照你的设想行事。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信息的说服力。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它的立场在其他人眼里具有吸引力，并且鼓励其他国家依照寻求共存的方式来加强对它们有利的国际制度，那么它无需扩展那些传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为何再不能单纯依靠军事力量》一文中，他强调，在21世纪，由于军事力量的使用会危害一国的经济实力，加之道德方面的约束，使得军事力量的使用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不能再单纯依靠军事力量，而应更多地使用软实力。他在另一部著作《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进一步充实了“软实力”概念，提出“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来达到目的。这种吸引力来自一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当在别人眼里我们的政策合法、合理之时，软实力就获得了提升”。在该书中，他从行为分布和潜在资源两方面比较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区别。由于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思想旨在服务于美国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所以他在论述时难免多以美国为例，包括美国如何以软实力服务外交意图。他认为，建构世界新格局不能只依靠军事武力，还要运用文明、文化、价值观念才能成功。2004年，在比较各国软实力时，约瑟夫·奈提出，在大众文化领域，“苏联文化谈不上具有软实力”；“封闭的体制、缺乏吸引力的流行文化、笨拙的外交政策，这一切都意味着，冷战期间苏联在软实力方面从来就不是美国的真正对手”。从软实力资源角度看，与美国力量最接近的竞争者是欧洲。亚洲国家也具有丰富的软实力资源。依他的观点，在亚洲的日本是软实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但总体上亚洲国家软实力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是，到2013年，约瑟夫·奈又有新的判断，认为亚洲的软实力到2025年会显著提升，甚至可以达到历史上最好水平。

　　单从学术角度看，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无疑是一个贡献。这个概念形象地概括了思想、文化、精神、情感、制度、话语权、国家形象等影响力的“柔软”共性。从这一“共性”出发，约瑟夫·奈认为苏联解体是因为“在软实力方面从来就不是美国的真正对手”。但他这种观点是在苏联解体14年之后提出的，而在他的“软实力”开山之作中他对苏联的力量还是敬畏的。因此，“从来”一词，有些欠妥。就事实而言，十月革命胜利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苏联文化软实力可谓生机勃勃，充满吸引力。仅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不知影响了多少国家的热血青年。约瑟夫·奈本人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曾承认，“战后早期，苏联从这些战略软资源中获益颇多，诸如共产主义、跨国的共产主义机构等。”

　　约瑟夫·奈认识上的偏颇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他仅仅把“软实力”看成外交战略和国际博弈的权谋，完全没有重视软实力对国内的影响；其二，他没有从发展演变的角度来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兴衰，把苏联解体时的软实力等同于苏联全部历史的软实力；其三，他提出“软实力”的宗旨是在论证美国得以在世界上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这显然有违各国人民对国际民主与世界和平的期盼。

　　第二，利用信息革命提升“软实力”，以弥补硬实力的不足。

　　约瑟夫·奈敏锐注意到，信息革命极大地提升了软实力作用，即提升了意见、文化和政策的吸引力。信息革命、技术进步以及全球化并不能取代某个国家，但会愈发增加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他认为，21世纪美国要想继续在全球政治中保持领导实力，取决于以下因素：美国经济保持强劲、社会不衰退；保持现有的军事实力但又不过度军事化；不因凭借自己的力量而变得过度单边主义和傲慢，以致浪费其软实力资源；不会发生重大灾难性事件，使得美国朝着孤立主义方向发展；以更广阔的、更富有远见的视野综合全球利益来重新界定国家利益。他还分析了非政府组织、信息和通信领域的技术革命对软实力的影响，认为“信息革命正在造就跨国界的团体和网络。跨国公司和非政府机构（包括恐怖组织）将发挥更大作用。很多这样的组织吸引我们的公民加入他们的跨国联盟，形成它们自己的软实力。”“信息和通讯领域的技术革命分散了政府的权力，使得个人和团体能够在世界政治中发挥过去只有政府才能发挥的作用。”在《权力大未来》（The Future of Power，2011）中，他从全球事务的权力分配出发，探讨了21世纪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软实力，分析了软实力资源如何适应信息时代，以及运用巧实力时为何不能仅仅依靠军事实力。约瑟夫·奈看到，以往由政府控制的信息现在大众也可以操纵，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非政府组织和普通百姓很容易获得软实力资源；非政府组织和普通民众可以在家中对政府发动网络袭击，甚至制造令全世界感到恐惧的安全威胁。因此，网络时代的主权国家增加了软实力的“新边界”。约瑟夫·奈对网络无政府状态表示十分忧虑，他说：“不受监管的网络世界正变得日益危险，这不仅仅对网络空间本身造成影响，而且对经济、地缘政治、民主社会，以及战争与和平等基本问题都有严峻影响。”“在全球军事冲突领域，计算机网络已成为除传统的陆、海、空、天四大领域之外的第五个领域。”

　　约瑟夫·奈关于网络的见解是睿智的，深刻地反映了网络给非政府组织所增加的能量，以及给政府组织提出的严峻挑战。他看到了非政府组织和网络信息相结合，将发挥过去只有政府才能发挥的作用。特朗普主政四年的美国政府几乎从反面印证了约瑟夫·奈15年前的告诫：21世纪，美国已经很难“继续在全球政治中保持领导性的实力”，美国经济不再“保持强劲”、社会已经“衰退”。当此之时，特朗普却把“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傲慢”推向了极致；只求选票，不顾民生，乃至造成了大量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这是美国软实力衰败无法掩盖的证据。特朗普连任总统的梦碎，显然有其软实力失败导致的必然性，而媒体巨头特别是互联网巨头对特朗普的限制和封杀，无疑加剧了其因软实力失败而招致的竞选连任的失败。

　　第三，公共外交政策的退步导致美国软实力衰落。

　　约瑟夫·奈称，传统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实力主要体现为战争能力，即军事能力，随着20世纪中叶“核时代”的到来，美国和苏联不仅拥有工业力量，还拥有核武器和洲际导弹。然而，当今时代，美国实力的基础正在发生转移，单纯使用军事力量越来越受到限制。一是核武器尽管威力巨大，爆炸后破坏性比较强，但理论上一般不会使用，除非极端情况。二是民族主义兴起，使得通过霸权来控制觉醒的民众越来越困难。三是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发生巨大变化，后工业时代社会主义国家更多地关注社会福利而不是荣誉，因而除非生存受到威胁，他们已厌恶战争。四是对当今人类社会的大多数国家而言，使用武力会严重损害他们的经济实体。综合以上情况，约瑟夫·奈认为，在当今国际优势较量中，军事实力已不再起主导作用，而经济实力的影响力将变得越来越大；美国要想保持强大，必须关注软实力。在《伊拉克战争之后的美国实力与战略》一文中，约瑟夫·奈批评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及之后采取的外交战略：“世界是不平衡的。如果有人质疑美国压倒性的军事实力，那么伊拉克战争无疑很好地消除了人们的质疑。”但他同时认为，美国政府过分关注国家间军事力量的不均衡是错误的，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使得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评论家摸不着头绪，仍在黑暗中前行，不知如何应对。在21世纪，美国仍是实力最强的国家，但对越来越多的事务失去控制。尽管美国在传统事务上应用硬实力游刃有余，但这些措施不能适应由于全球化和技术民主化所带来的世界政治转变。美国缺乏处理国际和国内一些冲突的能力，这些冲突主要是监控转型发展威胁美国安全的问题。在处理当今社会的一些关键问题，如国际金融稳定、反毒品、疾病控制尤其是新型恐怖主义时，单纯使用军事力量并不能取得成功，且有时候军事力量的使用会产生不良后果。因此，应重视使用软实力。约瑟夫·奈还深刻检讨了美国冷战后公共外交政策的退步和由此遭受的灾难与仇视，以及带来的软实力衰落，即美国政策的合法性及其所体现的价值观对其他国家产生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受到质疑。就如何更好地发挥美国的软实力，他提出了短期、中期、长期战略。最后，他告诫美国，“与硬实力不同，软实力的运用更不能实行单边主义，这是美国还没有认识到的事实。为了与世界有效地沟通，美国首先需要学会倾听。”

　　约瑟夫·奈关于美国“单纯使用军事力量越来越受到限制”的分析有其道理，但他把美国权力的局限仅仅归结于“美国冷战后公共外交政策的退步”和“软实力的衰落”则是片面的，未看到问题本质，即美国霸权主义贪婪掠夺的实质。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实际采纳了约瑟夫·奈的观点，更多地运用了美国的软实力。然而，美国以功利性为目的的软实力策略只能在短时间内产生一点战术效益，不可能改变大的战略格局，其亚太再平衡战略也不会成功。

　　二、约瑟夫·奈“软实力”思想的主要问题

　　约瑟夫·奈说：“当我提出软实力这个概念时，我认为它是一个学术概念，以弥补国际关系学者对权力思考方式的不足。”但事实上，约瑟夫·奈是把“软实力”当作政治武器的。约瑟夫·奈于2022年9月发表新作《面对中国崛起，美国有哪些应做与不应做的事》。尽管约瑟夫·奈并不是主张打“新冷战”的反华强硬派，不赞成在经济上和中国“脱钩”，也不认为“妖魔化”中国有利于美国，但是，约瑟夫·奈始终站在维护美国霸权主义的立场上，这是一以贯之且旗帜鲜明的。只有看清楚这一点，才能正确理解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宗旨和运用“软实力”的策略。

　　不可否认，约瑟夫·奈阐述“软实力”功能、作用、影响，对一系列国际问题作出有参考价值的分析，是他对国际政治学的贡献。但是，他没有对“软实力”概念给出一以贯之的界定，诸多观点也不够严谨。特别是他的一些“软实力”观点因缺少辩证思维而经不起推敲。例如，他曾“提醒”别人对“软实力”进行“再思考”，而事实上他在提醒过程中的某些论断同样需要再思考。

　　《软实力的再思考》一文中，针对一些人关于软实力的看法和观点，约瑟夫·奈进行了回应。这也是约瑟夫·奈比较集中阐释他的软实力思想的一篇文章。但是，他的“再思考”存在明显不够严谨之处，经不起推敲。主要有以下九个方面。

　　其一，“软实力是指文化的实力——这个观点仅部分正确”。约瑟夫·奈在批驳这段引文时，认为某个国家软实力主要源于那个国家的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对外政策。他认为，其中“文化”只是软实力的来源之一。显然，他对“文化”在“软实力”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够深入。因为软实力的所有要素都无法和文化切割；离开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对外政策”就无从谈起。政治价值观的取向和对外政策的思路，均与提出者、制定者和规划者的文化视野、文化功底、文化偏好密切相关，因此文化必然渗透到软实力的各个环节和要素。因此，文化并非仅仅是“来源之一”。

　　其二，“经济实力是软实力——情况不是这样子的”。认为经济实力等同软实力，显然站不住脚。不过，约瑟夫·奈认为，经济实力能够转化为软硬两种形式的实力，经济制裁是硬实力手段，财富吸引是软实力。约瑟夫·奈在这里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区分“经济实力”和“经济制裁”。“经济实力”是硬实力，而“经济制裁”则是制定和实施某种惩罚性的经济政策和策略，属于智慧创造过程，是一种“软”实力；即便“经济实力”比较弱的国家，同样可以利用自身经济资源的某种特点而具有的相对优势制裁对手，迫使对手改变政策，这也是一种软实力。约瑟夫·奈把经济制裁简单地等同于硬实力，显然欠妥。

　　其三，“软实力比硬实力更仁慈——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约瑟夫·奈认为，由于软实力通常被当成硬实力的替代物，所以主张以道德为重的学者和制定政策的人经常使用软实力。同任何形式的实力一样，软实力既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做坏事，关键看谁掌控这种实力、如何运用这种实力。

　　约瑟夫·奈的反驳还可以更深一步。事实上，硬实力本身也是中性的，不存在善恶之分。硬实力仅当被掌握并运用于不同性质的行为时，才有善恶之分。因此，当硬实力被用来维护正义时，它便是“仁慈”的；当硬实力被用来践踏正义时，它一定是残暴的。软实力不同于硬实力，它并非中性的。软实力属于意识形态，本身就有正负之分，并不都“仁慈”。服务于霸权主义和侵略者的软实力，不可能是仁慈的，而服务于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的软实力，本质必然是“仁慈”的。

　　其四，“硬实力能够衡量，而软实力则很难——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约瑟夫·奈认为，对软实力资源进行量化是可能的，比如可以测量和比较文化沟通能力、外交资源等；可以通过民意调查来量化一个国家吸引力的变化。事实上，即使硬实力，也不那么容易量化，对硬实力资源表面上准确的测量在很多情况下是肤浅的，可以成为“有形的谬论”。

　　上述观点表明，约瑟夫·奈并没有严格区分“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理论界限。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切有形的、可以计量的、能表现出强制性作用的实力都是硬实力。而软实力所以称之为“软”，恰恰因为它是无形的、柔性的、难以计量的，表现为精神、情感、智慧、形象、吸引、凝聚、感召等影响力。约瑟夫·奈认为“民调”可以量化软实力，这种看法也有点简单化。因为，每个“民”都是活生生的个体，有不同的经历、处境、知识结构、价值取向和判断，所以依据“民意调查”来评价软实力难免存在误差，甚至是颠覆性误差。因此，针对软实力的评价，仅靠“民意调查”的量化研究是不行的，必须进行深入的定性研究，才能触及问题本质。对“硬实力资源”的评价，如果完全离开文化软实力考量和辩证思维，仅仅依据量化研究，那就不仅是什么“有形的谬论”的问题，而且有时甚至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例如，军队数量和武器装备可以计算其科技含量、数量和威力，但计算结果并不等于战斗力（硬实力）。军队的战斗力必然是各种要素所形成的合力，其中必不可少的就是军人的理想、信念、智慧、忠诚和勇气，而这些恰恰归属于无法计量的文化软实力范畴。

　　其五，“欧洲关注软实力的应用，而美国则关注硬实力的使用——确实如此”。约瑟夫·奈认为，欧洲成功地运用软实力，使政治和经济一体化获得了它想要的结果，而美国的行为则表现出似乎军事实力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理念，但应注意的是，单纯依赖软实力或硬实力中的任何一种都不正确，应把二者有效结合成“巧实力”。事实上，在“软实力”应用上如何评价欧美异同，需具体分析，不应一概而论。现在看来，英国已经“脱欧”，约瑟夫·奈对欧洲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评价，显然与事实落差很大。但他主张软实力和硬实力应有效结合，无疑是正确的。

　　其六，“布什政府忽视了美国的软实力——这个观点比上一个观点更正确”。约瑟夫·奈认为，布什在第一任期内因忽视软实力而付出了高昂代价，而在第二任期内则显示出对软实力更多的关注，开始重视对外政策的价值，增加了公共外交的预算。显然，约瑟夫·奈属于民主党人，他批评布什政府，可以理解，但是，他对布什政府第一任期的评价是片面的，完全称不上“更正确”。事实上，布什政府虽然没有使用“软实力”概念，却并没有忽视软实力运用。无须多举，布什的就职演说，乃至其一系列国际战略权谋，就是其对软实力的表达和运用。

　　其七，“有些目标的实现只能依赖硬实力——这是毫无疑问的”。约瑟夫·奈认为，解决所谓“朝核”与“伊核”问题，只有使用硬实力才能取得预期效果。这一观点值得怀疑。因为，任何硬实力都离不开软实力，否则硬实力就是一堆毫无灵性和智慧的废物。特别是他认为软实力并没有影响朝鲜和伊朗拥核，显然不确切。其实，在面对任何所谓威胁时，美国政府向来都是软硬兼施。在解决“朝核”和“伊核”问题等国际对话、协商与会谈当中，美国也是这样做的。例如，在所谓“朝核”和“伊核”问题的博弈中，处处可见美国的软实力，而谈判被中断与破裂，无不与武力（硬实力）威胁存在关联。如果美国政府根本不考虑朝鲜的合理安全关切，只知寻求朝鲜半岛“无核化”，那近于缘木求鱼。

　　其八，“软实力很难把握——这个观点部分正确”。约瑟夫·奈认为，政府能够传播大众文化，但不能改变大众文化，所以软实力的核心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政府控制的。他实际上认为软实力的创造主体既有政府组织，也有非政府组织，其中非政府组织难以控制。但不论是政府组织，还是非政府组织，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作用并不相同，故不能仅仅依据非政府组织数量的多少来衡量软实力的强弱。约瑟夫·奈曾以美国非政府组织多、中国非政府组织少来断定美国软实力如果打90分，中国软实力则只能打60分。显然，他完全忽略了国情差别，认识过于简单。事实上，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主要来自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五千多年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与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紧密融合，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政治组织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作用下，其实力之强大，绝非西方非政府组织所能望其项背。

　　其九，“软实力与当下的恐怖威胁无关——这是个错误观点”。约瑟夫·奈认为，西方需要用硬实力来对付本·拉登这样的极端恐怖分子，但在伊斯兰世界的内战中，需要适时赢得人心的战略，软实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这里，又一次显示出约瑟夫·奈认识的片面。消除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共同责任，但反恐必须标本兼治。从长远看，治本更加重要。只有清除滋生恐怖分子的“土壤”，才能根除恐怖主义。约瑟夫·奈把“反恐”仅仅归结为伊斯兰世界的内战，显然有撇清美国因素之嫌，这可另当别论。但他认为对付本·拉登式的极端恐怖分子只能使用硬实力，可能有点绝对化了。事实上，美国在伊斯兰世界所做的“争取人心”的事情，不是太少，而是很多。问题是，美国对伊斯兰文化的偏见、对阿拉伯世界的分化、对以色列的偏爱，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掠夺，才是滋生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的“土壤”。因此，软实力必须以公平正义为前提和基础。

　　三、“文化软实力”研究及其理论创新

　　“软实力”概念传播到中国后，中国学者基于中国文化的背景，对其进行研究和阐释，结出了极具中国特色的理论果实。1993年，我国有学者曾提出“软权力”（实则是“软实力”）概念及其内涵，其中包括政治系统和政治领导、民族士气和民族精神、国际形象、对外战略、确定国际体制的能力以及科学技术等范畴。经过十多年发展，特别是2013年末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体学习会上发表关于“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讲话后，中国学者开始自觉地从不同视角推动“文化软实力”深化研究。

　　（一）中国学界深化研究文化软实力的五个维度

　　（1）关于“文化软实力”的内涵研究。包括历史生成、语义分析、外延递减、文化功能等着眼点。有学者则基于广义或狭义文化、文化功能整合、文化创生力、文化在综合国力中的作用等视角进行研究。（2）关于文化软实力构成要素研究。包括“资源要素说”（即从文化软实力资源的来源分析其构成要素）、“合力要素说”（即从文化软实力的“力”的具体表现来切入）。（3）关于文化软实力特征属性研究。包括无形性、非强制性、人性化及作用时间持久性；内容结构的层次性、作用方式的隐蔽性和实施效果的不确定性；社会主义导向性、时代性和民族性。（4）关于文化软实力实践研究。重点是梳理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成就；也有学者揭示文化软实力建设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困难；还有学者揭露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蛀蚀和破坏；另有学者则着眼于学习借鉴国外文化软实力发展经验。（5）关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路径。对这个维度，学者们的讨论和研究比较多。他们多是从宏观视角提出一些对策建议，诸如“五化能力”“四种战略”“系统十力”等；也有学者专注于从某一具体领域，比如文化体制改革视角、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角、提升国际话语权视角等进行研究。

　　总体来看，这期间“文化软实力”研究是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同频共振的。尽管这些研究见仁见智，各有优长，也难免各有偏隘，但毕竟标志着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已经告别了那种照搬西方、囿于介绍约瑟夫·奈观点的“模仿阶段”，真正进入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阶段，为文化软实力研究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中国学者对文化软实力研究的理论创新

　　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对文化软实力研究的理论创新，主要源于中共中央对文化和文化软实力研究的重视。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习近平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从“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中国梦的宣传和阐释”“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和“提高国际话语权”等多个维度，为文化软实力研究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而此后，习近平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讲话，又为建构中国特色文化软实力理论体系拓宽了研究视野。正是立足这一文化软实力研究的宏大背景，我们对文化软实力理论创新形成以下若干思考。

　　1.从学理层面来看，软实力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无论如何创新，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都不能模糊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色。文化软实力总是受制于特定国家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在思想导向上必然有别于其他国家。“软实力”来到中国，只有扎根中国文化土壤，才能根深叶茂并为我所用。我们在研究“软实力”时，理所应当推动“软实力”研究的理论创新，使之中国化、时代化、系统化、大众化，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因此，对西方“软实力”思想进行实质性改造和理论超越，势在必行。这种改造、创新和超越的目的，就是要使“软实力”研究扎根中国大地，形成中国特色，服务中国利益。

　　2.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最重要的任务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软实力理论体系。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就很难形成有说服力的话语权。因此，必须在顶层设计的规划下，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确定科学合理的基本概念、基本内涵、基本范畴、体系架构、理论价值、研究宗旨、研究的问题域等，使中国文化软实力具备独具中国特色的系统逻辑架构。基于上述考虑，立足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质，我们把中国文化软实力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归结为“八对范畴”和“十六个问题域”。

　　八对范畴：（1）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关系；（2）文化软实力和物质硬实力的关系；（3）古代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软实力的关系；（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类共有价值观的关系；（5）文化多样性与文化软实力一元指导的关系；（6）文化产业商品属性和文化产业意识形态属性的关系；（7）文化软实力生成的内环境和外环境的关系；（8）文化软实力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关系。

　　十六个问题域：（1）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软实力；（2）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软实力；（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软实力；（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软实力；（5）当代中国教育的文化软实力；（6）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软实力；（7）当代中国新闻传播的文化软实力；（8）中国文学艺术的文化软实力；（9）民主法治建设的文化软实力；（10）中国民族政策的文化软实力；（11）中国宗教政策的文化软实力；（12）中国文化产业的文化软实力；（13）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文化软实力；（14）中国国际交往的文化软实力；（15）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软实力；（16）中国文化软实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当然，作为文化软实力理论体系研究的延展，还需要有与国外学者的对话及研究方面的内容。

　　（三）中国“文化软实力”理论对西方“软实力”思想的超越

　　上述文化软实力研究的理论创新，从四个方面超越了西方“软实力”思想的界域。

　　强化了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价值。文化软实力强弱事关民族和国家的兴衰成败。西方学者对软实力作用的认识，往往只停留在指向具体对象的战术层面上，还没有上升到具有普遍规律的战略高度。而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理论研究从根本上超越了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西方立场。无论是美国共和党，还是美国民主党，都是把软实力研究作为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手段。我们则摒弃其侵略扩张的霸权主义倾向，而着眼于增强自身综合国力。对内，增强民族凝聚力和价值引领力；对外，树立中国和平友好形象，营造和谐的国际环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突出了“文化”在“软实力”中的地位，拓宽了“软实力”的内涵。约瑟夫·奈把文化看成软实力要素之一，我们则把“文化”置于“软实力”的灵魂和经纬的地位，使文化发挥根本性的作用；“灵魂”把握软实力方向，“经纬”贯穿软实力各环节。系统地建构了中国特色的文化软实力理论体系。约瑟夫·奈虽然提出“软实力”概念，但并没有形成软实力理论体系，我们则通过概念界定、宗旨改造、逻辑重构、内涵拓展、功能延伸，设计出八对范畴和十六个问题域，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的理论创新超越了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的思想界域，不仅赋予“软实力”以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从学理层面超出了西方国家关于“软实力”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四）关于进一步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思考

　　综合考虑中国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实践，我们认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水准，应着力在以下方面下功夫。

　　科学界定“文化软实力”概念，为中国特色文化软实力理论体系奠定学术基础。要深刻把握文化软实力和物质硬实力的辩证关系，给“文化软实力”以更清晰、更明确、更合理的定义。文化软实力是所有难以看见、无形的、难以量化的、非资源性、非物质性、非社会实体性、拥有柔性和渗透性作用的力量，诸如精神、道德、智慧、情感的力量，其主要功能是以非强制性方式影响人心、塑造观念和引领价值取向。

　　着眼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来提高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战略定位。约瑟夫·奈进行“软实力”研究，只是为美国进行国际政治博弈献计，旨在为维护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出谋划策。我们发展文化软实力，必须跳出约瑟夫·奈的“宗旨藩篱”：对外，倡导和平，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着眼于在国际上传播好中国声音，树立好中国形象，掌握好中国话语权，营造好和平、合作、和谐的国际关系；对内，着眼于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文化自信、深入推进理论武装，大力倡导精神文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努力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一言以蔽之，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旨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良好的国内外思想文化舆论环境。

　　将“文化”作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灵魂”和“经纬”。西方学者往往把文化看成软实力的一个要素，使其与“价值观”“制度”“政策”“话语权”等平行并列。我们则必须把“文化”摆在“软实力”最高层次上，使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缺少文化高度的软实力是短视的，缺少文化深度的软实力是肤浅的，缺少文化广度的软实力是狭隘的，因为它视野狭窄，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很难统揽全局。缺少文化开放的软实力是封闭的，因为它容易坐井观天、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更何况，离开文化，价值观、制度、政策、话语权都无从谈起。因此，必须把文化建设作为“软实力”发展的第一要务。

　　将全方位塑造人的人文精神作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中之重。凡是文化，都是“人”的文化。文化是人创造的，说明人是文化的主体。文化的作用，在于“以文化人”，说明人又是文化的客体。因此，发展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人本”原则。文化软实力建设实质就是对人的教育和自我教育、熏陶和自我熏陶、塑造和自我塑造。一言以蔽之，就是全方位塑造人的人文精神。文化软实力建设只有对全社会人进行全方位的人文精神塑造，才能使文化软实力生生不息，越来越强大。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理论基石。其实，价值观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总是与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那些沿袭“冷战”思维的美国政客，无视美国自身暴力、凶杀、种族歧视等严重问题，却经常以所谓“民主、自由、人权”为借口，上演抹黑中国的丑剧，这样的“双标价值观”只能令人鄙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当然重要，因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强大所依靠的，最持久、最深厚的动力是其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凝练出来的，最适应中国发展进步要求，我们岂能废置不用而照搬美国虚伪的“双重标准”的价值观。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最大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潮流中站稳脚跟的根本所在。其精华和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相融相通。其中许多精华具有跨越时空、超越国度、蕴含当代价值和具有永恒魅力的文化基因。对此，约瑟夫·奈也承认。他认为，“软实力”概念并不具有美国特色，中国古人对软实力很早就有深刻的理解和娴熟的运用，并以老子思想的例子予以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涉及治国理政、哲理智慧、人格修养、励志立志等方方面面。只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将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吸引力，从而巩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独特优势。

　　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可以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而且可以为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极具感召力的精神榜样。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之源，是中国共产党最令人敬重和佩服、最能感染人的文化软实力。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伟大建党精神的鼓舞下，全国各族人民凝聚起无比强大的精神伟力，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无往不胜、无坚不摧。无数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激发出独具特色、无与伦比、不可战胜的中国文化软实力。一些西方政客和学者迟迟不敢或不愿相信中国的成功，但最终他们都不得不承认。而中国的一切成功之道，都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文化软实力”理论对西方“软实力”思想从理论到实践的全方位超越也必将如此。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于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