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图”是古代中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从形式看，可分为单幅地图和书籍插图两种类型。自20世纪初开始，单幅“天下图”一直受到学者们重视。相比之下，现今存世的单幅“天下图”不仅数量很少，且难以获见，故研究成果不多。近年来，收藏于国内外的单幅“天下图”越来越多地通过互联网被公布出来，相关讨论随之增多，同时引发一系列学术议题，包括考证地图作者及绘制年代，探讨不同地图间的关系，分析这些地图的文化特色等。要解决相关问题，需要强化三方面研究：通过细节考辨发掘特定地图的真实信息，通过分类研究梳理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内在谱系，通过理论反思剖析古代地图文化的主要特征。

　　一、从绢绘到石刻

　　李约瑟在讨论中国古代地理学时提出：“古代中国思想界关于大地形状的想法，最为盛行的观念就是天圆地方。”考古研究表明，这种宇宙观至少可上溯到公元前第四千纪的新石器时代。基于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具有中国古代文化基因元素的“天下观”：位于苍天之下的大地被称为“天下”；华夏民族生活的中国，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是“天下”的中心；距离这个中心越远，文明程度就越低，最后是“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国语·周语上》）。“天下图”直观地表现了这样的“天下观”。在先秦传说中，大禹踏遍华夏土地，将其分为九州，即《虞人之箴》所说的“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左传》襄公四年）。因此，“天下图”又被命名为“禹迹图”“华夷图”“九州图”等。

　　汉朝已经出现单幅“天下图”。西汉江都王刘建策划谋反时，就“具天下之舆地及军陈图”。光武帝刘秀在和邓禹见面时，曾“披舆地图，指示禹曰：‘天下郡国如是，今始乃得其一’”。这种可“披”览的大型地图，当绘制于丝绸上。西晋裴秀为了使“王者可不下堂而知四方”，特地将一幅“用缣八十匹”的《天下大图》缩绘成“方丈图”。唐代贾耽绘制过一幅“广三丈，从三丈三尺”的《海内华夷图》，并在进献该图的表文中写道：“臣闻地以博厚载物，万国棋布；海以委输环外，百蛮绣错。中夏则五服、九州，殊俗则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显然，这是一幅典型的“天下图”，可惜早已失传。

　　进入宋朝，人们继续在丝绸上绘制“天下图”。1087年，沈括奉诏绘成“高一丈二尺，广一丈”的《天下州县图》。更重要的是，宋朝还出现了石刻“天下图”，其源头是1086—1088年镌刻的《禹迹图》，但此碑早已失传。现今存世的宋代“天下图”石碑共有五块，分别是四川博物院藏《九域守令图》，1121年刻石；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禹迹图》，1136年刻石；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华夷图》，刻在《禹迹图》背面，1136年刻石；镇江博物馆藏《禹迹图》，1142年刻石；苏州博物馆藏《地理图》，1247年刻石。此外，还有一幅石刻“天下图”拓本，即日本京都东福寺栗棘庵收藏的《舆地图》。

　　栗棘庵《舆地图》绘制于南宋度宗咸淳二年（1266），1279年被日本僧人惠晓带到日本。目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它是由木版印刷的。但笔者在日本东洋文库找到的该图黑白照片表明，它是从石碑上拓印下来的。例如，在“福建路”部分，就可看到显著的石刻特征。第一，地图上的大片石花及擦刮痕迹，只可能出现在石板这种硬质材料上，而不可能出现在软质的木板上。第二，“汉高祖五年”等注记的方形边框，四根线条粗细不一，蜿蜒弯曲。这样的线条应是由于刻工无法在坚硬石板上均匀用力造成的。木板由于存在有机纹理，一条直线不可能变得忽粗忽细。第三，由于石质坚硬，刻在上面的文字会显得笔画不匀，字口粗糙，结果使“汉高祖五年”注记全文充溢着石刻的刀味，感受不到木刻的柔气。因此可以肯定，栗棘庵《舆地图》是石刻地图的拓本。

　　现存宋代五块地图石碑上，注记数量都不超过1000条，字数最多的一条是《华夷图》上关于“《禹贡》九州”的说明，共339字。而在栗棘庵《舆地图》上，有些文字在原刻石碑上因磨损而漫漶难辨，有些则因拓片残破而完全不存，却依然残留着2600余条注记，其中关于“北狄”的说明多达455字。因此，在现存明代之前的中国古地图中，栗棘庵《舆地图》是注记数量最多、历史及地理信息最丰富的单幅地图。

　　辛德勇提出，《禹迹图》《华夷图》等石刻地图的出现，是宋代科举制度改革的产物；“宋代各地官学因应科举考试的功力性需求”而镌刻了这类图碑，并将其放置在官学中，“以供庠序学子日常观摩”，同时也便于人们制作拓本。栗棘庵《舆地图》左上方的“诸路州府解额”，证明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舆地图》原碑一定立于南宋的某个官学中，一方面便于学生掌握相关知识，另一方面也通过展示各地科举名额分配情况激励他们发奋读书。在现存宋代地图中，这是唯一附有科举名额表的地图，因而成为“考证南宋诸路州府解额的最有价值的史料之一”。但国内论著大多依据中岛敏等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日本学者所列数字其实并不准确。例如，淮南西路的濠州，原文是“二县三人”，中岛敏将其误作“2县2人”。江南东路的池州，原文是“五县五人”，中岛敏将其误作“6县24人”。根据这些错误数据，自然不能得出正确结论。

　　宋代，“天下图”不仅被镌刻在石碑上，而且还作为插图出现在雕版印刷的书籍中。现存最早插图形式的“天下图”是《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收录在北宋政和三年（1113）初版的《历代地理指掌图》中。在石刻“天下图”中，覆盖区域最广阔的是《华夷图》和栗棘庵《舆地图》，图中显示西北最远处是“碎叶”“葱岭”，西南最远处包括印度部分地区。版刻《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的空间范围与此相同。这些地图，形象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范围。

　　根据天圆地方观念，大地四周都是海洋。《禹贡》用“声教迄于四海”赞美大禹业绩。在实际地理中，中国的东、南两面确实是海洋，但西面是高山沙漠，北面是荒原冰土。因此，《禹贡》等先秦文献所说的东海、南海是真实存在的，而作为大地边缘的西海、北海则是出于想象。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抵达中亚大月氏、大夏等地，首次获知安息（帕提亚帝国）以西有个濒临“西海”的条支（枝）国。公元97年，甘英甚至“穷临西海而还”。尽管目前无法确定这个“西海”是指波斯湾还是指地中海，但无论如何，它是真实存在的。不过，16世纪末之前中国人关于“北海”的观念，均来自想象，因为历史、地理、气候、动植物等方面资料都表明，“北纬63度半是古代中国人足迹所至的最北的极限纬线”。

　　由于古代绘图者对“北海”一无所知，因而难以将其表现在地图上。《历代地理指掌图》写道：“至如西有沙（原文误作‘江’——引者注）海诸国，西北有奄蔡，北有骨利干,皆北距大海；东北有流鬼，不知其地（原文误作‘他’——引者注），以其不通名贡而无患于中国,今略而不载。”《华夷图》上的文字与此相似。元代朱思本（1273—1333）也说：“若夫涨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番异域，虽朝贡时至，而辽绝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详，详者又未可信，故于斯类，姑用阙如。”因此，尽管16世纪末之前绘制的“天下图”名称各异，但布局都呈现出如下特点：东、南两边被海洋环绕；西方是陆地，西南角有一小片海域；北部边缘是连绵的原野，没有出现北海。这样的整体布局可概括为“东、南皆海，北缘旷野；四夷环绕，中国独大”。宋代石刻“天下图”以及版刻《历代地理指掌图》，都是这种布局。从唐代贾耽的表文来看，他的《海内华夷图》也是同样布局。西晋裴秀缩绘的“方丈图”虽然形状不明，但他绘制过一部题为《禹贡地域图》的地图集，而《禹贡》展示的空间则是“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据此推断，裴秀“方丈图”及其所依据的《天下大图》，在布局上与宋代《禹迹图》及栗棘庵《舆地图》等石刻地图相同。

　　栗棘庵《舆地图》绘制于1266年。1276年，元朝军队进入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将《舆地图》带回日本的惠晓，曾在杭州被元军俘虏。但是，在栗棘庵《舆地图》上，不仅大谈早已灭亡的辽、金以及西夏，而且还陶醉在汉唐时期的辉煌之中，丝毫不见蒙古铁骑的现实威胁。地图上关于“北狄”的455字注记，只讲到金兵灭亡辽朝为止：“其地今并为女真所据。”在东北地区，专门写下65字注记介绍“金虏御寨”金上京。与蒙古人间接有关的注记“鞑靼”，最后讲述的竟是北宋乾德四年（966）“其国天王娘子及宰相遣子元越来贡”。在全图2600余条注记中，与蒙古直接有关的只有“萌古司”一条，而“萌古司”其实是“辽所设控御蒙古等部的官府机构”。在以科举为导向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中，对现实的冷漠以及知识更新的迟缓，由此可见一斑。

　　二、从官府到民间

　　1271年元朝建立后，东西方文化交流空前繁荣。来自西域的天文学家扎马鲁丁把阿拉伯地理学知识引入中国，通过制作地球仪介绍了地圆说及经纬线知识。

　　尽管元军最远到达东欧及北非，阿拉伯人的地圆说也被介绍到中国，但传统“天下图”并未受多少影响。元代绘制的“天下图”书籍插图依然保持“东、南皆海，北缘旷野；四夷环绕，中国独大”的布局。至顺年间（1330—1333）所刊《事林广记》中的《大元混一之图》，虽然右下角写明“沙海之外，日出日没之地，小国万余，见今并皆混一”，但地图最西部仅止于龟兹、回鹘、天竺，其空间范围甚至不如宋代的《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

　　元代也出现过一些单幅“天下图”。道士朱思本就绘制过一幅“长广七尺”的《舆地图》。名僧清浚在1360年绘制过大约二尺见方的《广舆疆里图》，根据保存在明代叶盛《水东日记》中的摹绘本，此图西北最远处是“阴山”，西南虽然写有“北接西域天方诸国”的注文，实际最远处的地名是“云远”“通西”。不过，元代有些单幅“天下图”的西部边界，很有可能远远超出这个范围。我们可以从明初绘制的《大明混一图》和《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找到一些痕迹。

　　《大明混一图》绘制于1389年，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制图范围东至日本朝鲜；南至爪哇；西至非洲西海岸、西欧；北至贝加尔湖以南”。《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1402年金士衡等朝鲜官员以元代清浚等人的地图为依据而绘制的，原图不知下落，日本龙谷大学等机构藏有摹绘本。该图西北最远处有“法里昔”和“阿鲁尼河”两个地名。前者是Paris（巴黎）的音译。至于后者，一般认为是Allmania的音译，即“日耳曼”。在西南方，出现了非洲西海岸，并且标出了“法苏”（Fās，即今摩洛哥的非斯）等地名。虽然《大明混一图》和《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都包括了欧洲及非洲，但这两幅地图的最北部依然是陆地而非海洋，中国在地图上不仅位处中心，而且所占面积远远超过所有域外国家的总和。从《大明混一图》及《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来推断，元代有些单幅“天下图”的空间范围扩展到了欧洲和非洲，但它们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仍然是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大明混一图》和《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绘制之时，明朝刚刚建立，政权未稳，疆域未定，不可能进行全国性地理考察，只能依据元朝资料。随着明朝政权的巩固和疆域的确定，元朝留传下来的欧洲及非洲地理信息逐渐被遗忘了。大连市旅顺博物馆所藏杨子器绢本彩绘单幅《舆地图》就可说明这一点。这幅“天下图”是明正德七年（1512）前后为了“有补于政体”而绘制的，图上已完全没有欧洲，西北最远的地名是“哈烈”（今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非洲东海岸的“麻林”，西亚的“天方”“默德那”虽然出现在地图上，但已变成云南以西海洋中的小岛。与明初《大明混一图》《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相比，杨子器《舆地图》上的西部知识退化到宋代的水平。

　　自汉代开始，人们已将“天下图”绘制在丝绸上或者镌刻在石碑上。无论绢绘还是石刻，不仅需要大量财力物力，还得具备广博的知识和专业技能。普通人不仅难以承受高额成本，而且缺乏专业知识。因此，单幅“天下图”或是官府出资绘制，或出自裴秀、贾耽、沈括、杨子器等朝廷命官之手，或由朱思本、清浚这样的真人、名僧设计制作。阅读及使用这类“天下图”，同样需要较高的文化水平。绢绘及石拓“天下图”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只在知识精英圈子里流传。单幅“天下图”只有在借助雕版技术而被大量印刷出来之后，才有可能成为广泛流通的大众读物。

　　虽然北宋已经印刷出了《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这样的“天下图”插图，但雕版印刷的单幅“天下图”却是在1550年前后才问世的，证据是西班牙塞维利亚市印地亚斯总档案馆（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收藏的《古今形胜之图》。金国平不仅在该图右下角找到作者“甘宫”的姓名，而且还在敖文祯（1545—1602）的文集中发现了甘宫的小传。据这篇传记，甘宫出身于殷富之家，早年父母双亡，“稍长读书，不屑治章句，去为郡功曹，已又厌之”，于是售尽家产，浪迹四方，并根据积累的知识编绘了《古今形胜之图》等地图。1555年，福建龙溪金沙书院重刊了甘宫的《古今形胜之图》。1574年，中国商人将一幅该图的金沙书院重刊本贩运到西班牙人殖民统治下的菲律宾马尼拉。西班牙殖民者获得此图后，又将其呈送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古今形胜之图》也是迄今所知最早传入欧洲的中文“天下图”。

　　甘宫在《古今形胜之图》上说，这幅地图是依据《大明一统志》绘制的（“依《统志》集此图”），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例如，地图右上角的醒目文字说，明朝有“府：壹百伍拾伍；州：贰百叁拾捌；县：壹千壹百贰拾玖”等，而在《大明一统志》及《大明会典》《广舆图》《大明官制》等文献中，府州县的数字都与此不同。《古今形胜之图》中浙江绍兴府旁边，有“项羽起会稽”的注文，可事实上项羽起兵的会稽在江苏（今苏州城区）。《大明一统志》绍兴府部分不仅没有提到项羽，还明确说：“东汉顺帝时，始以吴置吴郡，而徙会稽郡治山阴。”因此，甘宫很可能以已经在社会上流传的某幅地图为蓝本，再加入《大明一统志》中的一些内容。在作为蓝本的地图上，有些内容在《大明一统志》中是没有的，甘宫未加核对，结果使“依《统志》集此图”成了一句不实之语。也就是说，《古今形胜之图》并非甘宫原创，在此之前雕版印刷的单幅“天下图”已经出现。有学者推测，甘宫原刻本刊行的时间“约介于1552至1555年间”。笔者姑且将雕版印刷单幅“天下图”出现的时间定在1550年前后。

　　为什么1550年前后会出现雕版印刷的单幅“天下图”？笔者认为原因在于雕版印刷技术的重大进步，从而使包括单幅地图在内的大型印刷品得以问世。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技术是如何突破的，但实物证据却不少。例如，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594年《王泮题识舆地图朝鲜摹绘增补本》，所依据的就是由八幅组成的“印本”地图。另一个重要证据则是民间流行的木版年画。例如，在徽州木版年画中，1582年印刷的《四贤图》，每幅大小为67×27厘米。晚明《石氏世家忠良报功图》则由“两张8尺宣纸拼接，高180厘米，横267厘米”。正是由于雕版印刷技术的重大进步，才导致明朝晚期徽州年画的兴盛，以及杨柳青、桃花坞等民间年画的出现。

　　在北宋《华夷图》中，除大量地名外，还出现了关于某个地方的说明注记，即“图注”。这些图注有两个特点：第一，都出现在周边蛮夷地区，中原地区一条也没有。第二，都是关于政区沿革的，例如“唐太宗平高昌，置伊西及庭州”。南宋时期的《地理图》及栗棘庵《舆地图》上，图注发生两方面变化。第一，在四周蛮夷地区，除政区沿革内容外，还出现了关于自然景观的图注。这两幅地图的蒙古高原上都有“平地松林，广数千里”的文字。第二，出现了与历史人物有关的故事性图注。《地理图》上有两条，分别是：“泸水，诸葛亮五月渡泸处”，“明月缘云，汉浦水珠池，即孟尝还珠处”。栗棘庵《舆地图》上也有两条。一条是关于福州的：“汉高祖五年，立无诸为闽南王，王闽中，今福州。”另一条是关于三国名将邓艾的：“昔邓艾从江油阴平道下蜀，即此路也。尚有庙见存。”

　　《古今形胜之图》的最大特色，就是图注。全图各类注记共810多条，其中与历史人物相关的图注有50多条。这些图注的内容，上起先秦，下至明朝，都是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例如“昭君墓”“项羽渡乌江”“周瑜赤壁之胜”“孔明屯五丈原”“岳飞败金拐子马于偃城”“贾似道死木绵庵”“文天祥过零汀洋”等。与孔子等儒家圣贤有关的，只有泰山下方的一条：“孔、颜、曾、孟世居”。这些图注具有鲜明的故事性和可读性，而地图上的地名及行政区划则成了展示这些历史故事的空间舞台。

　　在中国地图学史上，《古今形胜之图》具有两大意义。一是体现在制图目的上。从汉晋到明初，由于单幅“天下图”的绘制者具有浓厚的官方背景，所以这些地图或者是为了献给君王，或者是为了助力科举，或者是为了表达治国安民的政治情怀。而甘宫仅是一位无任何功名的底层知识分子。他在《古今形胜之图》右下角写明绘制此图的目的：“欲便于学者览史，易知天下形胜，古今要害之地。”这里既没有颂扬帝王的政治色彩，也不见服务科举考试的功利动机，而只是为了使读者增加历史及地理知识。金沙书院反而将这幅地图用作科举考试的辅助读物。二是体现在阅读者上。无论绢绘还是石刻“天下图”，都是难得一见的“文化奢侈品”，阅读者是社会精英。而《古今形胜之图》却是廉价文化产品，主要阅读者是粗通文墨的普通民众，并且借助发达的市场网络在民间广泛流通。因此，《古今形胜之图》表明，单幅“天下图”已由官府进入民间。该图上面那些故事性、可读性的图注，无疑有助于提高对普通读者的吸引力，从而扩大市场销路。这幅地图很可能本来是为市场销售而绘制的，或是某个书商委托甘宫绘制。事实上，即使金沙书院的重刻本，也被商人当作商品运销到了菲律宾。

　　一些学者已注意到，在中国地图学史上，《古今形胜之图》这样的单幅“天下图”是一种比较独特的类型。李孝聪将这类地图称为“读史地图”，石冰洁称其为“人物（迹）路程图”，成一农则将其命名为“‘古今形胜之图’系列地图”。《古今形胜之图》上除50多条关于历史人物的图注外，还有许多关于名山大川及古迹胜景的图注，如太行山“山势绵亘数千里”；“淮水在八公山北”；居庸关“北之喉舌，至京一百十里”。因此，笔者将这类地图称为“天下名胜舆图”。在汉语中，“名胜”一词既包括自然景物，也包括遗址古迹、城乡建筑等人文景物。换言之，笔者对“天下名胜舆图”的定义是：这是明清时期雕版印刷的单幅“天下图”，以丰富的故事性图注为特征，主要作为商品在民间流传。“天下名胜舆图”包括刊本及摹绘本，但不包括各种书籍中的“天下图”插图。

　　《古今形胜之图》是现今所知最早的“天下名胜舆图”，依然保持“东、南皆海，北缘旷野；四夷环绕，中国独大”的布局。西北最远处是铁门关（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和哈烈，西南最远处为天竺（印度）、大食（阿拉伯）。此类地图流行之时，欧洲人开始“冲击”中国。在此背景下，“天下名胜舆图”发生了变异。

　　三、从“天下”到“万国”

　　最早对中国传统地图学产生影响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84年，他在肇庆绘制出第一幅世界地图《大瀛全图》，但已失传。现今存世的是1602年和1603年在北京先后刊刻的《坤舆万国全图》及《两仪玄览图》。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很快对“天下名胜舆图”产生影响，最早的实例，就是木刻墨印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172.5×132.5厘米，以下简称《乾坤图》）。

　　《乾坤图》是18世纪来华传教士从中国带回欧洲的，1974年在英国大英图书馆展出过，现下落不明。本文依据的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静电复印本。地图顶部的序文写道：“此图旧无善版，虽有《广舆图》之刻，亦且挂一而漏万。故近睹西泰子之图说，欧逻巴氏之镂版，白下诸公之翻刻有六幅者，始知乾坤所包最钜，故合众图而考其成，统中外而归于一。”落款为：“常州府无锡县儒学训导泗人梁辀谨镌。万历癸巳秋，南京吏部四司，刻于正己堂。”序文中的“西泰子”就是利玛窦的别号。据梁辀的序文，早在1593年（癸巳），南京（“白下”）就已翻刻出利玛窦世界地图。但笔者发现，《乾坤图》不仅提到1596年发生的播州杨应龙之叛，而且还写有“杨应龙叛，万历卅年征平”等注文，所以，这幅地图应是万历三十年（1602）之后绘制的。

　　加拿大学者卜正民近来提出，《乾坤图》是某个出版商通过抄袭别人的地图而制成，且故意写上一个错误年代“万历癸巳”，以掩盖抄袭行为。他还提出，梁辀序文中“此图旧无善版，虽有《广舆图》之刻”的文字，正是从李之藻《坤舆万国全图》序文“舆地旧无善版，近《广舆图》之刻本”改写而来。仔细对比，还可发现，梁辀序文中的“万国可纳之眉睫”和“欧逻巴氏之镂版”，分别来自李之藻序文中的“万里纳之眉睫”和“欧逻巴原有镂版法”，只是由于梁辀对西方所知甚少，因而误将“欧逻巴”当成了人名。更重要的是，梁辀序文中的“白下诸公之翻刻有六幅者”，同样是从李之藻的如下文字改编而来：“白下诸公曾为翻刻，而幅小未悉。不佞因与同志为作屏障六幅。”因此，梁辀所说“白下诸公之翻刻有六幅者”，其实就是指1602年北京版《坤舆万国全图》。1593年，没有人在南京翻刻过利玛窦世界地图。

　　《乾坤图》上的各类注记，共有2920条左右。通过比较可以确定，其中49条注记来自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包括美洲22条，亚洲及太平洋地区18条，北极附近5条，南极大陆3条，非洲的“大浪山”1条。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一些中国传统的域外地名，《乾坤图》的注记也抄自《坤舆万国全图》，而非引自中国古籍。最典型的是关于苏门答剌的注文。明代文献经常提到苏门答剌，《坤舆万国全图》则写道：“苏门答剌，此岛古名大波巴那，周围共四千里，有七王君子。土产金子、象牙、香品甚多。”这里的“大波巴那”，即古希腊人所说的Taprobane，指的是斯里兰卡。但在利玛窦时代，许多欧洲人认为，Taprobane指苏门答腊岛。据此，《乾坤图》上的注文“苏门答剌，此岛古名大波巴那，大四千里，有七王管之。产狮子、象牙”，无疑来自《坤舆万国全图》，因为在中国传统文献中既没有提到“七王”，更没有“大波巴那”一名。

　　宋代石刻“天下图”上的图注，主要内容是枯燥的地名及乏味的行政区划，与女性相关的更是一条没有。明代《古今形胜之图》上出现50多条故事性图注，其中一条是关于女性的，即“昭君墓”。在《乾坤图》上，关于女性的图注有十条之多，分别是：“汉窦太后”“尧母居完”“昭君墓：地多白草，此冢独青”“昭君，名嫱，郡人王穰之女”“孟姜女”“孟母断机堂”“武后废中宗”“褒姒生此”“杨贵妃葬此”“宋隆太后居虔州”。地图上关于女性的内容，可以作为衡量通俗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这类内容的增加，更能激发读者的购买兴趣。

　　《乾坤图》的绘制者梁辀自称是“常州府无锡县儒学训导”，不过在现存文献中找不到此人信息。卜正民甚至提出如下疑问：“（该地图）真的是在吏部出版的吗？它的作者真的是来自无锡的梁辀吗？甚至，这个名叫梁辀的人真的存在吗？”尽管目前无法回答这些疑问，但至少可以肯定，《乾坤图》的绘制者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底层知识分子。这幅地图是为营利而刻印，所以增加了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图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乾坤图》右下角题记中还出现了关于地圆说的叙述：“此图天包地外，天如鸡子白，地如鸡子黄。”这段话固然有可能源自汉晋浑天家关于“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的论述，但更可能来自利玛窦写在《坤舆万国全图》上的如下文字：“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天包地外为甚大，其度广。”在《乾坤图》之前，无论裴秀、贾耽、沈括关于“天下图”的叙述中，还是存世“天下图”上（包括单幅地图和书籍插图），都没有出现过类似文字。因此，即使中国古老的浑天说在《乾坤图》上再现，很有可能也是受到利玛窦影响。不过，《乾坤图》的形状依然是一幅传统的“天下图”。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上美洲的加拿大、亚伯尔耕、金加西蜡等众多地名，甚至亚洲大陆上的乌洛侯、哥儿里（墨）、曷剌国，在《乾坤图》上都成了大海中的岛屿，分散在中国大地四周。

　　利玛窦通过绘制世界地图，介绍了当时的西方地理学知识，包括地圆说、经纬度知识、地图投影方法、异域国家等。《乾坤图》抄录了利玛窦介绍的一些异域国名，也提到地圆说，但没有出现经纬度。最早吸收经纬度知识的是《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125×121厘米，以下简称《分野图》），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都有收藏。地图上方的序文题为《万国大全图说》，落款为：“崇祯甲申岁初夏月吉日，金陵曹君义刊行，在坊口北廊马巷口开店。”也就是说，这幅地图是1644年（明崇祯甲申年）由一个名叫曹君义的人在南京刊印的。目前还找不到关于曹君义及其店铺的资料。地图底部是题为“天下两京十三省府州县路程”的表格，分别介绍了各省的地理分野、府州县卫所、人口数量、赋税情况，以及各省之间的距离等。

　　对于这幅《分野图》的资料来源，陈健认为是根据梁辀《乾坤图》绘制的。刘雪瑽则提出，《古今形胜之图》和《乾坤图》“共同影响了”《分野图》。这些说法均难以成立，因为《分野图》上“澉浦”“松门”“桃渚”等地名，以及“韩信坛”“光武封姊为湖阳公主”等注文，都不见于《古今形胜之图》及《乾坤图》。因此，这两幅地图不可能是《分野图》的直接资料来源。

　　通观《分野图》，可发现上面充斥着各类错误。《乾坤图》序文首句“尝谓为学而不博夫古，无以尽经理之妙；好古而不穷夫远，无以尽格致之功”，在《分野图》上因为讹漏而成了“人无无以尽经理之妙”这样完全不通的文字。《乾坤图》上“台苑宫室”“有平江，悬梅，青婴三池”“孔子生此”等句子，在《分野图》上变成“台死宫室”“有平江县海青要三池”“生此”，不知所云。更离谱的是，《分野图》还出现了一些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的错误。如凤阳府的“皇陵”，被误写成“皇陕”；安南的注文中“永乐四年”，变成了“求乐四在”。

　　《分野图》这些错误固然说明曹君义文化水平低下，但同时表明，此图并非由他首创，因为一个人不太可能犯下如此多的低级错误。合理的解释是：自16世纪后半期开始，民间流传着包括《古今形胜之图》及《乾坤图》在内的多种“天下名胜舆图”；在不断盗刻翻印过程中，错漏讹误越来越多，其中一幅成了曹君义依据的底图；曹君义只是翻刻了一幅错误百出的地图。当然，翻刻时可能做了一些修改，但也有可能在修改过程中又造成更多错误。所以，《古今形胜之图》及《乾坤图》最多是间接地影响了《分野图》。《分野图》上的讹误还表明，这幅地图的购买者及阅读者也是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民众。

　　迄今为止，学界一直认为，《分野图》的外国部分“主要以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为基础”。但《分野图》上的注记表明，此地图并非依据利玛窦世界地图，而是来自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的《万国全图》。

　　1623年，艾儒略在杭州刊刻出版了《职方外纪》。这部著作的底本是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等人翻译的欧洲原版地图。《职方外纪》共有七幅地图，其中《万国全图》还被单独刊印发行。意大利米兰昂布罗修图书馆（Biblioteca Ambrosiana）藏有明末出版的《万国全图》单印本，意大利米兰布雷顿斯国立图书馆(Biblioteca Nazionale Braidense)藏有1644年明朝灭亡后单独刊印的《万国全图》。

　　《分野图》上共有各类注记约2625条，其中129条是中国传统地图上没有出现过的。逐一考察这些注记，可以发现“亚剌比亚”“博多略”“百儿西亚”“寄未剌”等地名的写法，都与艾儒略《万国全图》各个版本相同，而在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上则被写作“曷剌比亚”“波多里亚”“波斯”“祈未蜡”等。特别重要的是，“都古满”“新亚比安”“彼勒杜尔”“博尔诺”“甘加拉”“阿比河”等10多条同时出现在《分野图》及《万国全图》上的注记，在《坤舆万国全图》上并不存在。因此，《分野图》依据的无疑是艾儒略《万国全图》。《分野图》序文所说的“万国大全图”，就是指艾儒略的《万国全图》。由此可知，卜正民新近提出的如下观点并不正确：“曹君义将自己的地图定位为利玛窦的嫡系，声称他们的地图类型就是他所称的《万国大全图》。”《分野图》上还出现了纬度及经线。纬度标在地图的左右两侧，每侧南北各刻有90度。中央经线自北而南经过了五台山、天中山、常德府、高州府等地。中央经线的右侧有18条弧线，左侧上方有17条弧线，下方则变成18条弧线。公元2世纪，古希腊学者托勒密发明了两种地图投影方法，从而使地球能够真实而形象地展现在平面地图上。现代学者将托勒密这一发明誉为“古代人最卓越的创造”。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及艾儒略《万国全图》，都是用投影方法绘制的，中央经线的两侧，各有17条经线，表示180度。《分野图》上虽有纬度及经线，但其作者曹君义显然不知道经纬线的意义，所以地图中央经线右侧错误地出现了18条经线，左侧上下方经线数量甚至不能相等。曹君义仅仅将纬度及经线当作地图的装饰。

　　至少从晋代裴秀开始，中国传统“天下图”的基本布局都是“东、南皆海，北缘旷野；四夷环绕，中国独大”，但在利玛窦和艾儒略的地图影响下，《乾坤图》和《分野图》发生了变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整体布局上，大地的西面和北面也是海洋；第二，增加了关于美洲、欧洲、非洲、南北极地区的大量新知识。因此，这是两幅新型的“天下名胜舆图”，通过展示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万国”，使传统的“天下名胜舆图”开始由“天下”向“万国”转变。不过，更多的“天下名胜舆图”依然沿袭旧模式。其典型实例，就是《备志皇明一统形势分野人物出处全览》（以下简称《备志图》）。

　　最早介绍《备志图》的是新华社记者单樨等人。1987年8月，他们在波兰克拉科夫（Krakow）国家博物馆见到该图，发现地图上面的作者姓名已“模糊不清”。后来，李孝聪在介绍此图时写道：“万历三十三年（1605）福州佚名编制，木刻墨印，6块印板拼接，全幅纵横：127×102cm。”其实，日本尊经阁也藏有一幅《备志图》。笔者查看了这一藏本，发现上面有完整落款：“万历叁拾叁年仲秋吉日闽后学庠生詹懋忠、李伯可辑录。”明代后期，福建建阳至少有14家詹姓书坊，詹懋忠很可能来自其中的某个出版世家。

　　《备志图》上面共有各类注记3000多条，同时又将《乾坤图》《分野图》等地图上面的大量图注集中移置到地图四周。图上的文字总的来说要比《分野图》正确。例如《分野图》有如下注文：“朔吏弄玉随凤处”，意义难解。而《备志图》的叙述则非常清楚：“秦穆公时，有肖史，善吹箫，穆公女弄玉亦好之，以妻史，作台室居焉，一旦随凤而去。”显然，《分野图》上的“朔吏”是“肖史”之误。就空间范围而言，《备志图》东北最远处是“黑水靺鞨”，西北最远处是“哈烈”，西南最远处是“西印度”和“槟榔江”，没有出现关于欧洲或美洲的任何信息。因此，这是一幅传统的“天下名胜舆图”。

　　明朝末年的传统“天下名胜舆图”还有两幅地图。一幅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收藏的《九州分野舆图古今人物事迹》（131.5×116.5厘米，以下简称《九州图》），另一幅是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皇明分野舆图古今人物事迹》（139×123厘米，以下简称《皇明图》）。《九州图》左下角落款为：“癸未仲秋日南京季名台选录梓行。”“癸未”前面留有两个字的空间，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刻上年号。韦胤宗认为，此处的癸未“当为万历十一年（1583）”。这一说法并不正确，因为地图上出现了1583年设置的陕西长武县，以及万历十四年设置的贵州定番州。因此，这里的癸未应当是崇祯十六年，而《皇明图》的落款正是“崇祯癸未仲秋日南京季明台选录梓行”。

　　《九州图》和《皇明图》的作者分别署名为“季名台”和“季明台”。卜正民认为，这两幅地图故意署上两个极易混淆的名字，是出版商为掩盖抄袭剽窃的一种伎俩。但他关于《九州图》及《皇明图》“抄袭”了梁辀地图的观点，就缺乏依据了。因为这两幅地图的空间范围都与《备志图》相同，根本见不到世界地理新知识。这两幅地图都是传统的“天下图”，而不是以《乾坤图》及《分野图》为代表的新型“天下名胜舆图”。

　　德国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铜版画部（Kupferstich-Kabinett,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Dresden）藏有一幅康熙时期的版画《天仙送子图》，右下方署名为“季明台店”。由此可见，“季明台”应是正确写法。卜正民推测，季明台的《皇明图》是正版，季名台的《九州图》“其实是一份盗版”。但《九州图》上的正确文字如“内附夷人”“其地乃汉赤眉遗种”“海内”“赵使李牧破匈奴”等，在《皇明图》却被错误地写成“内府夷人”“其地乃汉前眉遗种”“海山”“赵使本破牧匈奴”等。由此可见，卜正民的推测难以成立，因为正确的文字不太可能抄自错误的文字。此外，出现在《九州图》及《皇明图》上的一些无法读懂的文字，如“無人卫满”“世推用漠”“天万国”“其书休有”等，其实是“燕人卫满”“世雄朔漠”“天方国”“其书体有”之误。这些错误是由于辗转抄袭他人地图而造成的。这表明，无论《皇明图》还是《九州图》都非原创，而是通过抄袭充满错误的其他地图绘成。这些错误百出的地图，留传到了清代。

　　四、从“万国”到“一统”

　　明朝灭亡后，《九州图》之类传统“天下名胜舆图”继续在社会上流传，只是标题发生了变化。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就藏有一幅这样的地图，落款为“康熙己未端阳月北京吕君翰选录梓行”。康熙己未，即康熙十八年（1679）。地图标题共有四行，每行最后仅存的文字分别为“分”“舆图”“人”“迹”，其他文字都已破损缺失。李孝聪将此题名复原为《天下分野舆图古今人物事迹》（以下简称《事迹图》）。

　　《事迹图》的作者吕君翰及其父吕云台都是苏州活跃的版画家和出版商，美国、德国、日本等国藏有他们的版画。吕云台刊行的《诸国进贡图》，落款为“姑苏吕云台发行”，图上有“西洋国”，还有“贺兰国进白猿，能知过去、未来之事”这样的注文。“贺兰国”指荷兰，“西洋国”则指葡萄牙。吕君翰的《孝悌皆天性》《南海图》等作品，不仅有“姑苏吕云台子君翰发行”的落款，还有“翻刻即孙”的咒语。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事迹图》在字体、地名、图注等方面，都与《九州图》相同。《事迹图》刊行时，清朝统治已经稳定，但图上却大量沿用明代地名。特别是提到朱元璋时，依然使用“太祖”或“我太祖”之类称呼。如凤阳府上方的“我太祖龙兴于此”，苏州旁边的“太祖擒张士诚于此”，南京旁边的“我太祖定鼎应天”。因此，如果这幅地图真是吕君翰刊印，他未必会写上真姓实名。此外，吕君翰父子在刊印的年画上，自称“姑苏”人，而《事迹图》的落款则是“北京吕君翰”。所以笔者认为，这幅地图是别人冒用吕君翰名字盗版的，而且不一定真的在北京刊印。吕君翰刻在自己作品上的诅咒式文字“翻刻即孙”，印证了当时盗版之猖獗。

　　《事迹图》抄录了《九州图》关于“我朝之盛”的文字：“东极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莫不来庭。”地图的空间范围，也与这段文字相符：东北最远处是“辽东”“女直”，东南最远处是传说中的“川心”“毛人”国，西北最远处是“哈烈”，西南最远处是“天竺”“梹榔”。全图呈现出“东、南皆海，北缘旷野；四夷环绕，中国独大”的布局。因此，这是一幅典型的传统“天下名胜舆地图”。图上见不到利玛窦、艾儒略等人介绍的世界地理知识。

　　与吕云台同时代的苏州版画家及出版商还有王君甫，他绘制的《天下九边万国人迹路程全图》（125×122厘米，以下简称《路程图》）收藏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此图上方的通栏序文，完全照抄《分野图》，包括“人无无以尽经理之妙”这样不通的句子，但落款换成了“康熙二年癸卯上元吉旦姑苏王君甫发行”。《分野图》原来称呼朱元璋及明朝的“太祖”“我朝”等文字，在《路程图》上除少数几处未更动外，多数被改为“朱太祖”“朱朝”“前朝”“明朝”等。对于清朝，《路程图》分别用“大清”“清朝”来称呼。《分野图》上的纬度及经线，在《路程图》都没有出现。此外，有两条注记特别值得重视。一是《分野图》上的“皇陕”，在《路程图》被写作“明朝皇陵”。二是《路程图》上福建的“九里湖”，在《分野图》上是没有的。这表明，《路程图》依据的是一幅经过多次修改翻刻的《分野图》。

　　王君甫的《路程图》出版后，也传到日本并被翻刻。美国、日本、荷兰等国藏有此地图的日本翻印本，标题被改为《大明九边万国人迹路程全图》，但地图长序的落款仍然是“康熙二年癸卯上元吉旦姑苏王君甫发行”。地图下方还刻有小字“本朝帝畿书房”“梅村弥白重梓”。“帝畿书房”位于日本京都，梅村弥白出版的图书有许多保存至今，包括《古今方汇》1692年初版及1696年增补版。据此推断，梅村弥白翻印王君甫《路程图》的时间，应在1700年前后。

　　日本东京大学还藏有王君甫刊刻的《大闹天宫》《丝弦小曲》等小曲集，这是研究中国早期民间曲艺的重要资料。学者普遍认为这些小曲集是在乾隆初年刊刻的，但正是《路程图》上“康熙二年”的年款，证明这些小曲集在康熙初年刊行。王君甫还刊印过许多版画，其中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万国来朝》上，有“贺兰国”和“西洋”。而在《路程图》上，则没有这两个名称。这表明，王君甫关于欧洲的知识，要远远超出他翻印的《路程图》。

　　由上可知，清朝建立之初，民间流行两种不同类型的单幅“天下名胜舆地图”。第一类是传统的《事迹图》。这类地图由于知识过于陈旧，康熙之后大概就不再被人翻刻绘印了，目前也没有发现其他藏本。第二类是受利玛窦等人影响的《路程图》。乾隆初年，这类地图还在流传，其实物证明就是大英图书馆及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乾隆天下舆地图》。由于该地图注记中提到乾隆八年（1743），而大英图书馆藏本又于1750年8月之前已传入英国，因此，它应该是在1745年前后绘制的。《乾隆天下舆地图》下方不仅有“梁氏旧图户口赋税”通栏表格，而且与《乾坤图》一样，都将关于长芦盐运司的最后一字“引”误作“十”，都遗漏了广东省赋税中的“麦”字。因此，《乾隆天下舆地图》依据的“梁氏旧图”，就是梁辀的《乾坤图》。大英图书馆还藏有一幅非常罕见的《乾隆天下舆地图》摹本，它是由几个粗通中文的欧洲来华耶稣会士摹绘的，但尚未完成。这表明，《乾隆天下舆地图》在18世纪中期的中国还是比较常见的，否则那些来华耶稣会士就无法获得此图并对其进行摹绘了。

　　除上述两类单幅“天下名胜舆地图”外，清朝还出现了另一种独特的单幅“天下图”，其源头是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浙江秀水人盛百二在乾隆三十四年出版的《柚堂笔谈》中这样写道：“一统舆图，余所见者有五本：一为阎中书咏所刊；一为黄梨洲先生所定，其孙证孙刊之于泰安；一为新安汪户部日昂本；一为山阳阮太史学濬重订阎中书本；又有湖南藩库所藏本，不知何人所刊。凡此五本虽有小异，然大约梨洲本其权舆也。其误处不少，惜未有能取武英殿开方铜板图一订正之。”

　　盛百二文中所说的“阎中书咏”，是经学家阎若璩的长子，曾任中书舍人。阎咏于1714年绘制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上面的识文明确说，此地图是根据“余姚黄黎洲先生旧有舆图”绘制的。黄宗羲的孙子黄千人（字证孙）在乾隆三十二年绘制的《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上进一步写道，“康熙癸丑，先祖梨州公旧有舆图之刻”。据此，黄宗羲的“旧有舆图”刊刻于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盛百二所说的第三种地图，就是汪日昂于雍正三年（1725）创作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摹绘本收藏于韩国奎章阁，图上题记表明它是以阎咏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为基础的。根据盛百二的记述，阮学濬的地图其实是阎咏地图的修订本，但没有保存下来。盛百二提到的那幅“不知何人所刊”的“湖南藩库所藏本”，同样没有保存下来。

　　这样，在盛百二所见五种“一统舆图”中，阎咏和黄千人的地图都直接依据黄宗羲的“旧有舆图”，汪日昂和阮学濬则依据阎咏的地图。“湖南藩库所藏本”也是直接或间接地利用了黄宗羲的地图。黄宗羲1673年刊刻的“旧有舆图”没有保存下来，但阎咏和黄千人都说，黄宗羲刊印地图时，由于“台湾、定海未入版图，而蒙古四十九旗之屏藩，红苗、八排、打箭炉之开辟，哈密、喀尔喀、西套、西海诸地及河道、海口新制犹阙焉”，所以地图上不可能有这些地区。陈旭认为：“由此推断，除去这些未入‘版图’之地,黄宗羲舆图的绘制范围应以明代两京十三省为主，是以明代舆图为基础进行改绘的。”陈旭进而推测，“康熙六十一年(1722)吕抚所辑《三才一贯图》中的《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可能是黄宗羲原图的摹本”，但未能提出证据。实际上，黄宗羲《今水经》中关于黄河河源的论述，可以证明陈旭的推测是正确的。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人们一直不清楚它的真实源头。1280年，都实、阔阔出兄弟奉元世祖之命，对黄河源头进行了考察。1315年，潘昂宵根据阔阔出的口述，写成《河源记》。此外，朱思本依据藏文资料，也撰写了一篇《河源记》。两种《河源记》都收录于《元史》。在朱思本《河源记》中，黄河有一段河道的路线叙述为：“自乞里马出河与黄河合，又西北流，与鹏拶河合。鹏拶河源自鹏拶山之西北，水正西流七百余里，过札塞塔失地，与黄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余里，又折而东北流，过西宁州、贵德州、马岭凡八百余里，与邈水合。邈水源自青唐宿军谷，正东流五百余里，过三巴站与黄河合。”但在潘昂宵《河源记》中，没有提到鹏拶河。

　　黄宗羲康熙三年完成的《今水经》，对上述黄河河道的叙述为：“又折而西，乞里出河入之。又西，鹏桚河入之（鹏桚河出西番鹏桚山西，流七百余里入河。）复绕昆仑之北，又转而东北，过大通城，又东北，邈水西来入之（邈水出西宁州宿军谷东，流五百里入河）。河水又东北至陕西河州城，又东北迳八十里积石山。河水自大雪山至积石山，行约二十余日。河水又东北，过西宁卫南，凤林河从南来入之。”

　　简言之，据朱思本，这段河道的路线为：乞里马出河→鹏拶河→西宁州→邈水。据黄宗羲，路线则为：乞里马出河→鹏拶河→邈水→……西宁卫南。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朱思本认为黄河经过西宁之后，才有邈水流入。而在黄宗羲看来，先有邈水流入，然后经过西宁。在明朝罗洪先根据朱思本地图而绘制的《广舆图》上，黄河也是先流经西宁，然后邈水汇入。而在吕抚所辑《三才一贯图》中的《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以下简称《吕辑天下图》）上，黄河则是先流经邈水，然后自南而北从西宁的东侧通过。因此，《吕辑天下图》即使不是黄宗羲的原图，也应是据黄宗羲“旧有舆图”而绘制。至少，这幅地图反映了黄宗羲“旧有舆图”的基本形状。

　　《吕辑天下图》沿用了“东、南皆海，北缘旷野；四夷环绕，中国独大”的布局，西北最远处是哈密，西南最远处是梹榔江，其覆盖的空间范围甚至不如明末的《皇明图》《九州图》等传统“天下名胜舆图”。不过，根据《吕辑天下图》的文字描述，绘图者知道的域外地理知识要远远超出地图展示的范围。地图左上方不仅列出了天方、哈烈、拂林、麻林等30多个朝贡国，而且还说“此外诸国不胜载”。地图最下方罗列的“海中朝贡”国家中，有“英圭黎”“和兰”。“英圭黎”（或“英吉黎”）是English的音译，指英国，“和兰”则指荷兰。

　　《吕辑天下图》虽在注文中提到“英圭黎”和“和兰”，但图上并未画出欧洲。而阎咏、黄千人、汪日昂不仅在图上增加了清朝新拓领土，而且还把空间范围扩展到大西洋。在他们的地图上，西北最远处是作为岛屿的“英圭黎”或“英吉黎国”。此外还有“和兰西”，即France的音译，指法国；“干系腊”即Castilla的音译，指西班牙。对于荷兰，三幅图上都有“《政治典训》载，荷兰国使称：伊国与俄罗斯接壤，言语亦通”之类注文，但依然将荷兰画成一个庞大的岛屿。康熙二十五年，以文森特·巴茨（Vincent Paets）为首的荷兰使团来到中国，谒见了康熙。荷兰使团离京回国前，清政府请他们带信给俄国沙皇，要求沙皇阻止其臣民侵扰中国边界。信中有如下文字：“今问荷兰国贡使，称伊国与鄂罗斯接壤，语言亦通。”阎咏等三人地图上的“伊国与俄罗斯接壤”之类文字，即源于此。

　　陈旭将阎咏、黄千人、汪日昂等人绘制的“天下图”统称为“‘大清万年一统’系地图”，笔者采纳这一名称。这类地图也属于单幅“天下图”，且与宋代《禹迹图》《华夷图》以及明代杨子器《舆地图》等传统单幅“天下图”一样，都出自知识精英之手，都流传到社会上层，阎咏的地图甚至被宫廷收藏。不同的是，《华夷图》等传统单幅“天下图”西部最远覆盖到碎叶、葱岭，而“大清万年一统”系地图则扩展到大西洋地区，这又与《乾坤图》《分野图》《路程图》等新型“天下名胜舆图”有共同之处。不过，与《乾坤图》《路程图》等新型“天下名胜舆图”相比，“大清万年一统”系地图的特点也非常明显：地图北部没有海洋，只有大片陆地；地图上面既没有三首国、二身国、穿（川）心国之类的怪异传说，也没有故事性的通俗图注；地图的绘制者都是著名官员或学者。因此，“大清万年一统”系地图是一种独特类型的单幅“天下图”。

　　清朝建立后，以《事迹图》为代表的传统“天下名胜舆图”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以《路程图》为代表的新型“天下名胜舆图”虽在乾隆年间仍刊行流通，但从文献记载及现存藏品推断，流通规模不会太大，更未进入社会上层。“大清万年一统”系地图自从黄宗羲于1673年创绘之后，不仅在知识精英中广泛流传，而且还被书商翻印谋利。乾隆年间，盛百二作为普通知识分子，见过五种这类地图。今天，国内外至少收藏着从康熙到嘉庆时期的20多幅此类地图。因此，在19世纪中期之前，“大清万年一统”系地图无疑是延续时间最长、刊印数量最多、阅读人群最广的单幅“天下图”。

　　鸦片战争后，西方地理知识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其后的甲午战争又加快了西方地理知识引入的速度。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随着中国近代地理学的逐步形成，传统的单幅“天下图”转变为以地圆说为理论基础、以投影为绘制方法的近代世界地图。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众多单幅“天下图”表明，清朝末年的地图名称比较多样，如1875年邝其照的《地球五大洲全图》，1895年文绍拙的《地球万国全图》，1901年舆地学会的《大地平方全图》，光绪末年沈镕的《精密世界大地图》等。1912年以来，这类地图越来越多地采用了“世界地图”这一标题。今天，“世界地图”已成为标准名称。

　　余论

　　古代中国绘制的“天下图”在形式上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汉代开始出现的单幅地图，第二类是产生于北宋的书籍插图。“天下图”的演变谱系是：汉唐时期绘制在丝绸上，绘制者是高官重臣，目的是为朝廷效力；宋代又被刻在立于官学的石碑上，为科举考试服务；1550年左右，产生了作为民间大众读物的雕版印刷“天下名胜舆图”；1600年左右，派生出一种变异的新型单幅地图；清朝，“大清万年一统”系地图成为最流行的单幅“天下图”，直到清末民初逐渐被以“世界地图”为题的单幅地图所取代。

　　单幅“天下图”既是中国古代地图的组成部分，又是古代地图文化的重要载体。王家耀提出：“在地图活动（设计、生产、应用）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就是地图文化。”笔者认为，地图文化的核心是制图目的。现代地图的首要目的是求真，即真实而准确地表现各种地理信息。但古代中国单幅“天下图”的首要目的则是表达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国家意识、以忠孝节义为导向的伦理规范。因此，宋代立于官学中的《华夷图》，虽明知异域有条支、大秦、奄蔡等国，但“以其不通名贡而无事于中国”，故“略而不载”。为颂扬“王者大一统，四海皆徕臣”而创作的《历代地理指掌图》，同样因域外国家“不通名贡而无患于中国”，故在《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中“略而不载”。这与现代世界地图的目的功能显然大异其趣。“大清万年一统”系地图的目的是展示“本朝幅员之广，亘古未有，东西南朔，莫可纪极，而万国之梯航重译职贡称臣者，更指不胜屈”，因此地图上出现了作为朝贡国的荷兰，至于荷兰是不是一个比英国还大的岛国，地图作者并未措意。

　　明清时期作为商品在民间流传的“天下名胜舆图”，固然是书商为谋利而绘印刊刻的，但通过“太祖起于和”“文天祥过零汀洋”“王祥卧冰”“管鲍知己”等故事性通俗图注，实际上宣传了国家意识及伦理规范。此外，中国居中、蛮夷环绕的布局，更是价值取向的明显表征。同时，图上的相关信息却充满讹误。例如，和州与朱元璋老家凤阳的实际距离被严重缩小，零汀洋的海域形状完全失真。海外国家的方位、大小、距离等，更是错误百出。

　　需要指出的是，中世纪（476—1500）时期欧洲人绘制的“世界舆地图”（mappaemundi），首要目的也不是为了求真，而是为了宣扬基督教教义。所以地图最东端画有天堂；耶路撒冷城成了地图的中心；传说中的诺亚方舟成了地图上的一个显著地标；妖魔歌革和玛各出现在亚洲的某个角落里，等待着上帝审判。换言之，地理信息不过是基督教信仰的“奴婢”，只有符合基督教信仰的地理信息，才被认定为“真”。直到1500年前后，由于地理大发现的带动，欧洲才出现近代世界地图。

　　明朝末年，梁辀、曹君义等人吸收世界地理新知识，摹绘了纬度及经线，甚至提到地圆说。进入清朝，南怀仁、蒋友仁等人先后为朝廷绘制出多种世界地图。康熙和乾隆皇帝还聘请了一批传教士，借助西方技术，通过大规模实测绘制出了《皇舆全览图》等世界上领先的大型地图。从1600年左右开始，单幅“天下图”理应逐渐放弃天圆地方宇宙观，转而发展为基于投影方法的近代世界地图。但事实上，这一转变并未实现。《皇舆全览图》等地图深藏宫中，为朝廷专用，而没有为整个社会提供新的地理知识。而且，《乾坤图》《分野图》上已经出现过的经纬度及地圆说，在清代盛行的“大清万年一统”系地图上也完全消失了。中国传统地图，失去了向近代转型的一个机遇。这个事实，非常值得深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乾隆后期，官无不贪、吏无不恶，统治阶层过着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的生活，‘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那个时期的民谣。”“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更是一次次被经济总量、人口规模、领土幅员远远不如自己的国家打败。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不能单就经济总量大小而定，一个民族是否强盛也不能单凭人口规模、领土幅员多寡而定。”他还指出：“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我们更能深切感受到抓住机遇、赶上时代的极端重要性。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大概是100年时间，是工业革命发轫和蓬勃发展的时期，而当时清朝统治者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失去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导致我国经济技术进步大大落后于世界发展步伐。”清朝前期的地图史，印证了习近平同志论述的正确。

　　中国古代单幅“天下图”是基于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而绘制出来的，它形象直观地表达了这样的“天下观”：中国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是天下的中心。从晋代开始，直到清朝灭亡，中国历史虽然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剧烈的震荡，包括国家政治上的王朝更替及异族入主、思想文化上的佛教西来及西学东渐，但在单幅“天下图”上，中国居中、周边环绕的传统一直延续，未曾中断。这一事实表明，中国古代文明具有顽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此外，自明朝末年开始，利玛窦等来华传教士所介绍的西方地理学新知识不仅没有遭到排斥和禁绝，反而通过加工改造被吸收到中国传统的单幅“天下图”中，最终成为中国地图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只不过那些经过加工改造的西方地理学新知识已经面目全非，严重变形。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文明具有非凡的吸收能力和同化能力。因此，通过考察中国古代单幅“天下图”的演变谱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点：既具有顽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又具有非凡的吸收能力和同化能力。正是这个特点，才使中国古代文明源远流长、一脉相承，能够在剧烈动荡的历史进程中持续获得丰沛的生命力。今天，面对前所未有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我们更要充分把握这个特点，进而构建起关于中国古代地图及古代文明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总之，“天下图”的演变轨迹表明，中国传统地图及地图文化具有自身的鲜明特色，在世界地图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只有深刻认识这些特色，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失机遇、与时俱进，从而增进新时代所需要的文化自信。

　　（本文注释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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