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伟大时代、伟大实践亟待理论创新。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并特别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这些指示精神明确了话语体系建设的基本方向。对于社会学工作者而言,就是要在人民性引领下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践为基底，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各学科从不同理论视角出发，围绕话语体系的要素、构成以及建构准则进行了探索与讨论，推进了话语体系建设及相关研究不断深入。目前，话语体系建设的焦点和难点就在于我们的学术话语还缺乏主体性和原创性、自主知识积累相对不足。虽然研究者们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受西方理论学术话语影响，但话语体系内部存在的各种张力及其化解措施尚未得到足够重视。作为展现理论创新成果的重要载体，社会学话语体系的有效性、影响力及其功能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话语体系的内在关系是否协调、诸理论观点能否彼此良性对话和讨论，以及不同话语如何在相互支持和补充中形成发展的合力。相关研究虽有触及话语间关系问题，但尚未对话语主体间互动逻辑与话语体系建设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继而错失了对话语体系建设研究中更有价值的议题进行讨论的机会。由此，本文聚焦于社会学话语体系内部，尤其是学术性话语、政策性话语、社会性话语诸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实践关系，分析阐释不同话语各自的表达方式与整体话语体系建设之间的张力，并尝试提出从人民性出发，推进社会学话语体系内部诸话语要素间彼此支持和相互协调的现实路径，以此推动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最终实现中国社会学话语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归属。 

一、人民性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价值 

　　 “人民”一词发源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启蒙”时期，体现出所有人都能平等参与公共生活的理念与愿望，反映了社会成员基于新的公共性理念、在工业时代重构社会秩序的努力。但马克思犀利地指出，资产阶级革命高举“人民”的旗号，维护的却是特定阶级的利益。中国社会的“人民性”内涵与西欧社会不同，是在植根我国传统民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继承与本土化发展，其核心要义在于主张执政党需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全体人民服务。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曾提出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要求，确定了文学艺术应有的“人民性”属性，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学界已经认识到，相较于以孔德、涂尔干为代表的实证社会学、以韦伯为代表的解释社会学，以唯物史观为基本原理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过与中国实践的紧密结合，已在中国开辟了一个独特的实践式社会学传统。这一中国特色社会学传统，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也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生动体现。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人民本位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建设和谐社会的实践全过程，彰显了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中国话语体系只有“为人民说话”，以服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才能够获得更多更强的共识。而且，“为人民说话”的中国话语有别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话语，也不同于权力逻辑主导下的特权阶层话语，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独有风格。 

　　话语的内核是价值，价值基底决定了话语的导向和依归。正基于此，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必然是基于人民性价值而生发、扩展并深化，因人民性指向而生，循人民性而兴，由此彰显其鲜明底色。 

　　（一）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呼唤人民性引领 

　　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其知识体系具有显著的多样性和本土性。社会学在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多元取向为学科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无论是“专业的社会学、批判的社会学、政策的社会学和公共的社会学”的“对立性相互依赖”，还是面对现实问题开展研究时的“学术取向和政策取向”，都展现出不同研究主体的具体关怀、独特旨趣，及其对学术价值与工具价值的不同追求，呈现出学术价值与工具价值的分野，成为不同主体展现其认知及行动实践的呈像。相较于政界与学界，那些具有自身逻辑的民众日常生活实践往往被碎片化，拥有自主意识和话语的民众有时被化约为他者、数据、资料出现在研究之中，其自身愿望、情感、期待、行动并不能得到充分表达。这种现象直接影响了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从广义和狭义层面界定话语体系内部诸话语要素。广义上，“学术话语、政策话语和社会话语”展现了学术界、政界、社会界三种不同主体之间的话语差别；狭义上，“学术性话语、政策性话语、社会性话语”则体现了社会学话语体系内多元的话语结构，换言之，这也是不同主体的话语在社会学话语体系内的投射。从理论上看，只有将社会学话语要素间关系置于广阔的不同主体话语间关系中，才能跳出学科藩篱来审视其内在关系逻辑。 

　　从既有研究来看，研究者已意识到扎根本土实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社会学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性，并强调可以从“人”“知”“述”“行”出发，创新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还有研究者指出，要通过加深和丰富本土化想象力提升话语权，以及重视中国社会学“从实求知”的方法论建设，通过知识体系的创新来支持话语体系的建设。但是，学界对基于社会学的多元实践研究而形成的多种话语要素的共存状态缺乏足够关注。然而，由这种共存状态折射出来的深层问题，尤其是“三种话语”各自形态来源及其关系协同问题却亟须研究。在东西方社会学交融而成的知识基础上构成的学术性话语、反映中国改革发展进程的政策性话语、广大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形成的社会性话语这三者如何实现协同，对推进我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至关重要。 

　　社会学话语体系的理想作为是在沟通和联系政策话语与社会话语的基础上推进专业知识构建和积累，并在推进政策措施与社会生活间的良性互动中发挥桥梁作用。然而在现实情境中，这三种话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离倾向。 

　　一是在中西社会学的相互接近与疏离中，中国社会学话语的构建出现了内在张力。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曾对西方新涌现的思想学术话语进行大规模引介和学习，而今中国社会学的理论传统、研究方法论及范式等学科基础和基本框架大多源自西方，甚至一度陷入简单移植和“拿来主义”的泥淖。另一方面，自20世纪20—30年代始，在大力引介与学习西方学术话语的同时，中国社会学者就开启了探索本土化进程。吴文藻、费孝通等学者提出“‘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强调“到实地去”的社会研究方法，遵循“从实求知”和“实事求是”的理念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传统中国乡土社会逻辑进行高度凝练的“差序格局”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费孝通寓于“行行重行行”中的“文化自觉”、陆学艺的“社会结构论”、郑杭生的“社会运行论”、李培林的“社会结构转型论”等，均力图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快速转型的社会现实，在提炼本土性理论概念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可以说，中国学者清醒地认识到基于西方经验形成的学术话语难以完整、系统、准确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应面向中国社会生活的鲜活经验和政策实践，摆脱对于西方社会学的纯粹模仿和“生搬硬套”，力图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进程，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社会学学术话语在借鉴或疏离西方社会学学术范式影响的同时，亟须打造可靠的概念工具，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社会自身演变的逻辑与机制，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一般化”理论层次上与西方理论有实质性的对话与互动，这就需要解决知识创新力不足的问题。 

　　二是在学术专业主义与学科本位主义引致的自我隔离中，产生了对政策话语、社会话语的疏远。学科体系、知识体系是学术话语建构的基础。自近代以来，学科划分、专业知识分工不断细化，在不断削弱学术共同话语基础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画地为牢”的窘境，难以形成学术共同体合力。学者们大多会重视韦伯式的“价值中立”理念，这或多或少地使其学术研究与现实的政治诉求、社会生活需要相分离，追求所谓“纯学术研究”，进而集中表现为学术研究自我束缚、自我限定，甚至是自我边缘化，以至于有时满足于专业主义而“自说自话”。这不仅会使学术研究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更进一步导致学术表达与政策话语、社会话语之间产生分离或互斥，三者难以形成话语合力。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现实维度上看，学术研究与国家前途命运、社会发展脉搏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事关人民与社会生活的重大议题才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基石。只有在充分理解国家政策的实施意图、充分了解广大民众利益诉求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学话语才能具备更深远的社会价值、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才能更好地回应社会发展的时代命题。因此，破解这种学术话语脱离于社会话语和政策话语的困局就具有格外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是社会镜像的不同观照角度凸显出不同话语主体差别化的关注重点。在社会意义上，话语具有建构性的作用：它不仅建构了知识和信仰体系,同时也建构了社会主体和社会关系， 且其建构实践离不开话语主体对社会现实镜像的观照。作为不同主体话语的投射，社会学话语体系不仅包含了学者对实践经验高度凝练的学术性话语，也包含了从广大民众的弥散性社会日常中抽离和总结出的作为群体性共识的社会性话语,同时还包含了呈现以政府为主体、对社会生活和集体行动进行指导规划的政策性话语。如前所述，这三种话语对转型期社会镜像的观照在侧重点上存在着明显差异，且难以自然而然地形成协同：一方面，在信息高度发达、快速流动的数字化社会，社会话语体量庞大、真假掺杂，政策话语要精确识别社会问题、体察社会心态、理解社会话语的难度较大；另一方面，如果仅仅依靠社会群体自身反映诉求，往往又会产生“羊群效应”或集体行动的困境，社会话语难以发声表达。举例来说：在政策话语中,“社会建设”往往包含着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观照；在学术话语中，学者们在其中倾注了更多关于社会主体性的观照；而在社会话语中，“社会建设”主要针对区别于经济建设的其他领域。我们可以看到，不同观照之间着力点不同，对实践的建构方向也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加之学术专业主义对学术话语本身的影响（对政策话语、社会话语的疏离），这三种话语间很难相互协同并有效整合，反而呈现出“众声喧哗，各自为营”的镜像分异，甚至使得政策话语与社会话语“梗阻”——难以形成有效的沟通和理解。就其根源而言，这三种话语间的张力与疏离折射出相关主体对“以人民为中心”的自觉意识还不够。由此，社会学学术话语的建设不仅要强调以扎实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发现和揭示社会现实问题，以高度的理论凝练反映逻辑规律，而且要善于将政策话语、政治议题转化为学术话语、学术议题，也要善于将学术话语转化为政策和社会层面可以听懂的话语，使研究本身能够发挥一种沟通和联系的桥梁作用。要真正发挥好这种作用，就必须认识到：唯有在人民性引领的价值基础上才能使不同主体的社会镜像观照保持协同，这种价值基础并不是外在的，而是来自实现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实践中。正基于此，人民性天然地成为引领协调不同主体、不同认知及不同话语的核心价值。 

　　（二）人民性引领社会学话语体系协同发力 

　　如上所述，作为社会学话语体系的主要构成要素，传承和探究专业知识的学术性话语、反映政策实践的政策性话语和反映公众意见的社会性话语之间存在既相对独立又内在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由于其所反映的主体、对象、传播渠道以及功能效用的不同，三种话语具有相对独立的表达特点。比如学术话语侧重于专业性，政策话语注重权威性，社会话语则具有意会性，它们在各自的语境和场景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学话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三种话语要素并非彼此孤立、完全分离，而是相互关联、内在统一的。三种话语以各自的方式提出或回应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和实践议题，共同参与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如果过于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异，则无法促成话语体系的内在融合性发展。而要推动话语体系内部多元力量之间互为支撑和协同发力，从根本上离不开人民性价值的浸润与引领。具体而言，人民性价值引领着从实践到话语的升华、不同话语之间的沟通，以及再从话语到实践的转化这三个关键环节，以实践和话语的双向互动“疏通”不同话语之间的“梗阻”，由此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增添生命活力、创新动力和实践伟力。 

　　首先，人民性为社会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生命活力。“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反映人民生活、关注人民期待、维护人民利益是话语体系的生命力所在。从理论上看，日常生活实践是所有活动的共同基础，正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哲学等高级精神活动所抽象出来的普遍性概念才能和真实的内容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具体的实现。也正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社会主体以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的方式展现生活场景、反映生活问题并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生动而鲜活的社会话语才得以产生。正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始终将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最终目标，中国共产党则在中国化的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并坚持至今。今天，人们可以看到，只有在始终代表和维护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并能够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那里，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得到重视、人民的现实问题才能得到解决。马克思主义由此成为人民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在从实践到话语的升华中，“人民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为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了生命活力。 

　　其次，人民性为社会学话语体系发展提供了创新动力。话语源于实践、反映实践，话语体系创新发展的动力来自实践的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中国共产党从本国实情出发所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增加了人民性的元素，这是它区别于以往既有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是中国社会学成长发展的肥沃土壤。近4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快速转型，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学术田野”，为学科发展、话语体系创新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只有秉承人民本位理念，才能自觉深入基层生活，了解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进而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重要规律，最终从实践经验中提炼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理论。“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只有坚持为人民书写、为人民立言，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观进行学术话语创新，研究者才能扬弃特定的话语立场，融通不同话语，从而全面地阐述中国实践，这种从具体实践中凝练出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才会有生命力，由此构建的话语体系才能具备更充分的解释力和亲和力。 

　　最后，人民性为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应用提供了实践伟力。实践是思想之母，是创新发展话语体系的源泉。在话语向实践的转化环节，作为有机体的话语体系，其创新发展又能够为实践提供进一步指导，从而实现话语体系的再生产。“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面对新征程中的现实问题和挑战，中国共产党构建了符合中国社会实际、代表广大人民利益诉求的话语表达体系。从“和谐社会”到“美好生活”，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这些指导相关政策实践的国家话语，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巨大的实践效能，推动了社会民生的跃迁，提升了社会治理效能。对于社会学而言，也只有坚持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宗旨，以科学有效并接地气的调查研究为支持，掌握社会问题的客观和主观构成要件，才能激发出社会学话语的实践伟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前行。 

　　中国社会学话语的人民性品格是指，毫不动摇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坚持以回应人民期盼为导向的实践原则。这些价值立场和实践原则是话语建构的社会性基础，亦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本质目的。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不是为了某个人、某个集团的利益，而是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指向。如果学术性话语、政策性话语和社会性话语各行其是、彼此割裂且缺乏沟通和联系，就会造成话语失效、“自娱自乐”甚至走入歧途；反之，真正反映作为行动主体——人民——的真实意愿的学术研究，就不仅仅是认识世界的工具，而且能够发挥改变世界的巨大力量。因而，从话语实践和理论建构来说，人民性引领作为学术性话语、政策性话语、社会性话语的核心价值，是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应有属性，也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应有之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建设以回应人民期盼为实践导向 

　　话语作为观念、价值和行为的外显形式及载体，本质上是对实践经验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内在关系还包含着生动的实践维度。从社会学的视野看，1978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不断探索而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学术话语、社会话语、政策话语间经历了一个不断增强协同的总体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人民性引领为核心价值，为学术话语、社会话语、政策话语间的协同互动提供了一种整合性纽带，进而推进其良性发展，为实现经济社会转型中的秩序与活力有机平衡提供了重要条件。 

　　（一）“三种话语”协同实践的遵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探索进程，时至今日，回看改革早期的社会变革与转型，可以发现尤其是在以人民利益为重的价值导向下，学术话语、政策话语和社会话语协同互动与相互观照，为凝聚改革共识发挥了积极作用。由此，在对人民性引领的遵循下，学术话语、社会话语、政策话语间实现了自然调和：一方面，社会话语反映了民众期盼，政策话语对社会话语则高度关切，它们对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目标等方面的认同都表现出较高程度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学术话语积极反馈社会话语、助力政策话语，三者共同把握社会发展脉搏，推动了社会变革与制度转型的实践。 

　　历史地看，这种话语间的自然调和集中体现为改革共识的形成和塑造，表现为人们对未来有更多的期盼。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经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的社会大讨论，在推进全社会思想解放的同时，无论是社会话语还是学术话语，都折射出对于改革和新社会生活的期待。在充分汲取社会期盼和民意期待后，党和国家做出了积极且及时的回应。比如，安徽凤阳小岗村的自发改革获得了党和国家的认可并被认为是一种创举，在此基础上推行了农村包产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这些重要举措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切实推进了人民利益和福祉的改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中国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对改革开放，人民是拥护的，人民看到中国是大有希望的”“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作为人民利益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反映在社会话语中的民众期待的深切体察和积极回应。 

　　正是以改革共识与人民期待为基础，三种话语才更加贴近并相互协同，“经济建设”“市场”“改革”遂成为共通的话语主题。党中央相继提出“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党的十三大）、“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这些阐述充分反映出国家政策话语对学术话语、社会话语的吸纳与整合。在当时思想解放和改革勃兴的氛围下，社会科学工作者感受到了极大鼓舞，尤其是一批从事经济与体制改革研究的学者通过学术研究和讨论，如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讨论、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莫干山会议”等，都在党和国家改革方针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此时，刚刚恢复并“需要赶快补课”的社会学也围绕经济社会领域的焦点问题，如乡镇企业兴起、农村人口流动、小城镇与城市化、城乡家庭变迁等展开田野调查并贡献学界智慧。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社会学者在小城镇发展、区域发展等方面的大量调研为政府决策和规划实施提供了科学依据，对实践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些研究议题都明确指向了民众的生活与诉求，积极回应了转型进程中的国家治理问题及国家对转型进程中社会治理的需求。当然，由于社会学话语恢复重建初期尚未得到学科建设的有力支撑——如依然存在着滞后研究多、超前和同步研究少，抓小问题多、触及大问题少等现象，学术话语发展也正处于起步阶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学话语的实践力和影响力。 

　　（二）“三种话语”能动行为的归依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全方位推进，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进程也逐步加快，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动。在此背景下，学术话语、政策话语、社会话语之间原本自然调和的关系也发生短时的错位。这主要表现为政策话语的“超前”建构、社会话语的“缺位”以及学术话语的分化。针对这些问题，党和国家以人民利益和人民期盼为重，给予了积极引导，及时推动了三种话语间关系的调整，三种话语间很快就实现了能动性的调适。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推进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成为政策话语的主旨。在此背景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要素市场”“形成竞争机制”（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等相关要素成为政策话语的主要内核，改革开放的进程得以加快。进入21世纪，以中国加入WTO为契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开启与全球化的深度嵌入进程。这一时期，受到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间竞争等的影响，“增长主义”逐步成为主导性政策话语：把经济增长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唯一目标，把量化的GDP作为考核所有工作的单一指标；过度依靠行政力量，重经济增长，而轻社会发展；由此形成一整套增长主义导向的经济、政治的政策组合。这种“只见经济，不见其余”的发展主义政策话语，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与社会话语、学术话语之间的相对错位。 

　　与政策话语建构中的“超前”探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话语一度相对“失语”。快速的市场化改革给中国社会注入巨大活力的同时，部分在改革中获益较少的群体无法就自身的利益发出声音。比如在减员增效的政策话语及其实践影响下，下岗职工被快速发展的市场“甩”出了城市主流职业结构，又在“去政治化”思潮下呈现为被社会和历史放逐的匿名群体；同样，大规模流动的农民工成为城市边缘群体，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保障，也难以形成有效表达自身利益的话语。这种社会的“缺位”与“失语”现象很快被社会学者关注和捕捉，并通过学术话语为弱势群体发声，一些社会学者也因此提出“保卫社会”等话语。与此同时，社会学学科规范化建设加快推进，学术话语能力与水平不断提升，社会学者聚焦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变化的机制和规律，重点关注如社会结构断裂问题、城市流动人口的生活及权益问题、基层治理秩序与动力问题、社会自身发育与成长，倡导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等。可以说，无论切入点有何不同，这些研究都在反思市场化快速发展的社会后果和思考秩序与活力如何得以有机平衡，试图为社会和谐、社会建设提供话语参照。 

　　在不断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党始终坚持人民性的立场与价值指向，并将其贯穿于改革及话语实践的全过程。无论是“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还是“科学发展观”，党都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世纪之交，在经历了短暂的话语错位之后，党关注到各种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及时对话语间的错位进行了调整。政策话语越来越密切地关注社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社会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党的十七大）。围绕和谐社会建设，社会学者为社会政策选择的走向和思路做了深入调研并提出了可参考的建议思路，包括就业和劳动关系方面的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社区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团结的社会阶层政策、综合治理的社会治安政策以及保护优先的生态环境政策等。可以说，话语关系的调整实际上体现了在人民性指引下，政策话语和学术话语反身性的努力，也体现了社会转型压力“倒逼”下话语主体的能动选择。 

　　（三）“三种话语”大局意识的指引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为人类提供了现代化发展的中国经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大背景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得到了更高水平的彰显，党也更加重视对话语间协同互构的引导，并以此为基础打造中国话语体系。由此，以人民性为引领，三种话语间的协同更加自觉，大局意识的指引更为明显：政策话语与社会话语保持着高水平的沟通与协同，学术话语则既注重对社会话语的反馈、凝练与提升，同时也更为自觉地重视中国式现代化的阐释与分析。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系列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特征，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仅从需求的角度而言，在社会话语中，人们倾向于更加多样化、个性化的表达，期待更加美好更有质量的生活环境。对此，我们在一系列舆论热点及新闻报道中，可以发现社会话语的新聚焦点和新特点。比如，在社会风险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社会成员更多期待获得安全感和身心健康；在各种矛盾增多、炫富事件曝光后，对法治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更加凸显；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内卷”化现实中，更加完善和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成为更多人的期盼；对公共事务参与度的提高，也不断提升了对公共议题和公共性的需求。凡此种种，面对社会生活领域人民的声音及诉求，政策话语都积极给予及时回应。党的十九大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确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工作要求，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其中包括：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由此可见，国家的政策话语始终以人民性为先导，并在此基础上对民众期盼和社会话语进行回应。 

　　与此同时，学术话语在人民性引领下，更加注重从配合国家战略需要的高度对社会话语与政策话语的主动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被社会学界迅速转化为推动本土话语体系建设的实践，比如，通过对改革开放40多年实践成果的总结，提出了构建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新发展社会学；提出中国转型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亟待直面“变动中的当代”新知识体系；强调定量研究从微观旨趣转向“宏观观照”，服务“国之大者”等。中国社会学界正以积极的行动，以自身的话语建构实践主动回应党和人民的期待与要求，以人民性为学术导向，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努力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学者基于知识传承、政策实践和公众需求的话语创造和表达时有失衡，削弱了社会学的创造力、实践力和影响力，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注重建设人民的社会学，就能够更好地统筹实践探索与话语建构，更好地建设社会学话语体系，发展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社会学。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与期盼为导向，三种话语间理性沟通和相互倾听的良性互动关系才能真正形成，并投射于社会学话语体系内部诸要素的动态关系，中国社会学由此才能从专业主义的窄路上走出来，其话语体系才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达到活力与秩序的有机平衡提供有力支撑。 

三、人民性引领是中国特色社会学必然彰显的根本特色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学术话语、政策话语、社会话语之间关系的动态演进实践，我们不难发现，这三种话语在不断反映和回应人民期盼的过程中，共同推进了话语体系的内部整合。今天，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共同造就出这个时代最宏伟壮阔的话语背景，中国社会学要想践行其话语担当，必须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而始终坚持人民性引领，正是实现社会学话语体系内三种话语协同发挥出合力的必由之路。人民性引领构成了中国社会学必然彰显的根本特色，也是中国社会学的话语能力和学术生命力的重要来源和保障。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话语体系特质与旨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肥沃土壤，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构建夯实了重要基础。学术话语、政策话语和社会话语既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效用，其内在机理又是有机统一的，在互动互构的过程中孕育着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中国话语。为此，我们所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应具备以下特质。 

　　一是以人民性内生的公共性为基础，构建有助于促成秩序与活力有机平衡的话语体系。不同于西方社会中所生发出的国家与社会对立、多方利益难以调和的公共性，中国式现代化内生的人民性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性，指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共同体的根本利益、共同的道德生活与共同的政治生活。正因为以人民性为基础，社会学话语体系才有可能整合社会性话语、反映丰富多样的人民需求，也为借助政策性话语通过有序的方式满足相关需求提供了支持，进而以学术性话语推动现代社会公共性空间的培育和发展，促成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从而实现秩序与活力的有机平衡。 

　　二是以人民性共情为基础，构建有助于达成全社会共识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是表达国家和人民意志的，它既反映社会实践，也能诠释日常生活，这使其具有共情的基础前提，也使其具备社会认同的价值功能。具有共情性的话语一旦为大众理解、接受、掌握与运用，便会凝聚成强大的社会力量。三种话语间的联动合作，有助于找到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矛盾冲突的可行路径，更能形成团结一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广泛共识，汇聚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对凝聚民心民意、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维护社会团结稳定具有重要作用。从整体上看，话语体系内部诸要素协同，才能更好地调节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引导社会发展的重要预期，并通过实践将其外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果，进而助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 

　　三是凸显人民性与家国话语的关联，构建具有中国文明影响力与全球共通性的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取得国际话语权的前提和基础。时至今日，世界话语体系中“西强我弱”的现象仍然明显，中国话语尚未完全摆脱“拿来主义”的桎梏，乃至在面对一些具有世界性的议题时出现“失语”现象。如此，中国便成为西方话语表征中的“沉默他者”，这对于世界认识中国、理解中国而言是巨大阻碍。由此，基于中国实践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持续生命力的中国话语体系迫在眉睫。从其内涵看，人民性体现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具有跨越种族、文化的共通性，是中国话语最直接的表达形式，以此为认知基础勾连家国话语，三种话语的互动互构才能共同支撑起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才能为破除对西方话语的路径依赖和盲目崇拜、化被动为主动、发出独立而有影响力的声音提供可能路径。 

　　在展现其外化作用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以人民性引领的话语体系能反作用于社会学学科体系内部，打破既有更加细密的专业领域的边界，推动学科体系内部各分支围绕社会发展变迁而融合互通。当代社会科学的进步依靠日益发展的专业化，而专业化发展则可能引起学科的分裂。社会学本身是“一门混杂而有离心倾向的学科”，并在其逐步成熟后“随即向各个方向伸出触角”， 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学学科体系内部专业研究领域的细密性。人民性引领能够使研究者跳出这种自我建构的专业壁垒，在把握社会变动大势、超越学科方法区隔及洞察社会关联机制中重拾“社会学的想象力”。 

　　（二）“三种话语”互动互构的共同体理论形态 

　　综上所述，学术话语、社会话语和政策话语三者是能够相互协同协作的。其协同过程是通过形成一个能够体现、反映人民利益的共同体，来化解三种话语间的张力，最终实现共同发展。社会学的话语体系建设要注重知识传承、政策实践和公众需求的平衡，在此过程中创造概念、提出理论，而坚持人民性能够保证社会学话语建设的正确方向，既不会囿于书本知识脱离实践，又不会机械地固守既有理论而远离政策实践或附属于权力、资本，也不会庸俗附和做所谓的“流行社会学家”。换言之，学术话语、社会话语、政策话语“三者联动”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话语体系的理想形态。该理想形态有如下要求： 

　　一是以人民性引领学术话语需要关注政策话语和社会话语的实际变化，并对这些实际变化进行学理性阐释，分析时避免陷入“科学专业主义”的陷阱。从根本上说，学术话语既追求纯粹学理意义层面的创新发展，又是一个国家理论生产的场所和社会主流价值观构建的阵地，还是政府决策的智库和大众教育的重要知识来源。这三方面的作用都很重要。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对已有的基于西方经验的学术理论提出了知识上的挑战，为学术创新提供了不少大问题、真问题和新问题。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为基础，构筑具有相应影响力的知识叙事，也是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前提。与此同时，学术话语能否体现促其生成的经济社会、文化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实践经验，也可以由相应的社会话语和政策话语加以检验。如果学术话语与社会话语和政策话语相左，而无法产生共鸣，那么其便很可能偏离了社会实际，偏离了人民的要求。 

　　二是以人民性引领政策话语需要借助学术话语的学理支持，才能与社会话语保持良性互动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体活力得到释放，政策话语秩序从原来的一元主导型逐渐过渡到多元主体共同协商型，政策话语的生产和再生产通过执政党、政府和社会主体之间的持续对话来完成。在这个话语生产秩序中，政策话语会直接作用于社会话语的生产，通过对社会话语中反映出的社会问题进行识别和回应，强化社会认同的导向作用，从而产生强大的理想引领、道德激扬和情感共鸣。同时，政策话语与社会话语的相互影响需要学术话语积极而有效的支持。学术话语能更精准地概括出潜藏于社会话语之中的人民诉求，其对人民诉求利益的学理化表述为政策话语提供了有效的支撑，继而成为沟通政策话语与社会话语的桥梁。 

　　三是以人民性引领社会话语需要对个体化利益诉求进行合理表达，以此对政策话语和学术话语产生作用。社会话语起源于人们个性化的需求，但能够通过“共通性”凝聚成集体的诉求，并以集体行动的形式展开，实现话语的资源效应和支配效力。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和新兴媒体技术的普及，社会主体在获得一定自主性之后，也会通过自身的多元诉求影响政府的理念与治理行为，对社会时局产生影响，并为政策话语和学术话语的生产提供丰富语料。因此，在政策话语和学术话语的生产过程中，社会话语的力量也在日渐壮大，影响力不断增强。应避免自上而下进行独断式建构的“凝闭型”政策话语和自说自话、缺乏社会关怀的“象牙塔式”学术话语，而要以人民性引领为核心价值，着力加强构建符合人民利益、可以回应社会总体需要的中国话语体系，并重视反映民声民意的社会话语，处理好学术话语与政策话语、社会话语三者之间的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以人民性引领推动社会学话语体系内诸要素的协同联动，能够为推动形成开放的学术共同体提供有效助力。作为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内在精神和研究取向的研究者所组成的职业共同体， 学术共同体虽对学科建设与研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可能存在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恰源自话语融通的不足。从某种意义上看，社会学话语体系内三种话语要素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实践来源，其内在的核心观念、价值品格都是人民性，最终依归都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性引领正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共同目标，而话语间围绕人民性形成的整合协同则持续引导研究者面向现实、面向实践、面向人民，将知识供给进行有效整合。理论的“力量来源于思想的原创性和深刻性、逻辑的贯通性和自洽性，来源于对实践之问的解剖力、把握力和解决力，对时代变革、文明进步和学术发展的引领力和塑造力”。基于此，人民性能够为社会学学术共同体建设提供根本价值引领，并以此推动理论创新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要实现这一目标，亟须研究者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以人民性为价值基础实现有机连接、相互辅助。 

　　（三）社会学话语的功能作用和责任担当 

　　近年来，中国学术的反思性认识和讨论不断增多，已从不同方面涉及如何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性和主体性发展的议题，比如以“从实求知”“实事求是”的经验研究来破解西方话语的“先入之见”,并注意到自主知识生产的文化基础的重要性。进一步来说，学术话语的“实”既来自现实，也来自与社会话语和政策话语的沟通互动。就中国社会学而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在于在人民性要求下，通过学术话语的生产来反馈社会话语，并将其与政策话语进行沟通。一方面作为连接社会性话语和政策性话语的枢纽，学术性话语保证了政策性话语和社会性话语之间的内在同质性，为不同话语要素提供了可共享的价值内核，是连接政策性话语和社会性话语的桥梁，使人民诉求能够得到更好的回应；另一方面，作为积极行动的主体，学术性话语主动认知、反映和阐述政策性话语、社会性话语，为促进三者的良性互动而发挥作用。 

　　学者们既是不断进行学术话语创作的生产主体，也是积极介入社会建设过程的重要行动者。学者既要秉持“客观标准”对普遍实践活动进行认识，对现有制度安排、规则条律进行审视并提出相应建议，也要在制度层面上为建立更好的社会秩序“立法”，推动建构相应的制度及规则，承担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阐释者”和“立法者”角色。通过阐释政策话语、表达社会话语，学术话语能够为不同话语之间的有效转化发挥沟通作用并由此实现话语体系的整合。回顾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无论是以李大钊、李达、瞿秋白为代表的侧重于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式社会学，还是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侧重于分析阐释中国社会的认知式社会学，其探索和实践都始终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行动的出发点及旨归，致力于深刻把握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不断探寻造福民众的可行性道路，并着力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费孝通1980年在接受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斯基纪念奖时提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我早年所追求的不就是用社会科学知识来改造人类社会这个目的么？科学必须为人类服务，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荣才需要科学。毋需隐瞒或掩盖我们这个实用的立场，问题只是在为谁实用？用来作什么？我们认为：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中绝大多数人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和繁荣，为了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科学才会在人类的历史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迈向人民”不仅总结了他一生的学术活动的出发点，也对人类追寻社会科学知识的价值和意义做出了提炼。他在《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中进一步突出了“以人为本”，强调要以人的需要为本来研究社会、认识社会，并以研究社会获得的知识来指导社会变迁。 

　　中国社会学的担当实践表明，从横向关系维度看，如果话语体系内三种话语要素能在同一时期内充分联动，则能够使话语对象在不同层面得到充分的重视和讨论，各种思想激流的碰撞和整合能更好地推动社会问题得到解决，使社会建设得到发展。比如“三农”问题作为学术话语、政策话语、社会话语三者协同联动的典型，影响深远、贡献巨大。其中，社会话语从微观层面出发，使社会焦点得到普遍而充分的讨论，让多元而丰富的观点和意见得到充分表达；政策话语在中观的意义上推动问题的解决落实，并维持秩序、引导舆论；学术话语在更加抽象和宏观的层面上进行概括和提炼，指出可能的发展趋向，对近20年来中国在“三农”问题方面的理论、政策及实践相结合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实践证明，三种话语要素相辅相成、形成合力，则可以迸发出更大的力量推动社会发展。 

　　从纵向历史维度看，不同时期的各种知识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助力中国话语体系不断成熟完善。不同时期的话语侧重点有所不同，发挥的功能也有所不同，并且呈现出持续演进的趋势。通过对话语资源的积累和挖掘，对其加以创造性转化，可使其具有创新性发展，并使中国话语体系具有更加蓬勃绵延的生命力。比如“小康”概念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诗经·大雅·民劳》中就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诗句，表达出中国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在党和国家正式提出“小康社会”后，相关的政策话语逐步成型，并且随着小康理论阐释的系统化和小康观念的大众化，更是成为深入人心的社会话语，起到了凝聚共识、团结民心、引导预期的重要作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宝贵而鲜明的前进旗帜。从提出“小康”概念到“进入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直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中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大目标。这一系列政策话语都彰显了党深厚的人民情怀，是“人民性”话语的具体呈现。 

　　随着中国社会改革进入深水区，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观念、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价值取向、情感心态都呈现出多样性与多元化的选择，因而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必须能够切实把握这些变化和选择的趋势及特征，以维护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中国社会学而言，不仅要通过学术话语厘清社会话语生成的实践根源与内在逻辑，为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科学理论的依据，同时也要通过有效评估与检验，推进政策更好地落实；此外，还需要对政策话语的内涵与合理性进行学理性的阐释和分析，以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正确地理解政策话语，使社会话语与政策话语主体互相认可，进而使得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够得到切实保障。 

　　中国社会学界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和话语体系建设的过程中，需要秉持对本土文化主体性的自觉体认，坚持费孝通所倡导的“从实求知”研究原则，通过贴近广大人民群众实际生活的深入考察，在“求实”的过程中以高度责任感进行知识生产，以此不断发现中国社会的真问题。只有“以人民为中心”，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扎根实地、深入实际，才能使自己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保持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学术热情、改变中国学术依赖西方话语的学术倾向、探寻解决原创力不强的实践动力。惟其如此，才能不断提升科学研究的理论自觉，在推动中国社会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中保持自身的学术主体性，构建出能够表达人民利益的话语体系。在此基础上，若想提升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的科学化、时代化、大众化以及国际化水平，就要坚实扎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土壤中，汲取前辈社会学者的思考与智慧，坚定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站稳人民的立场，运用“实事求是”和“从实求知”的方法原则，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中不断推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由此才能构建出源于本土兼及世界的话语体系，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学话语体系。 

余论 

　　人民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践的本质特征，同样也是中国话语体系的本质特征。从人民性出发对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进行价值引领的内涵和意义，就是使话语体系内的学术性话语、政策性话语、社会性话语，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依归。可以说，人民性为中国话语体系内部各要素的自洽与互洽提供了可能。只有在话语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坚持以人民性为先导，才能消解不同话语可能出现的偏颇和张力，实现真诚合作的价值品格和共识基础。 

　　本文指出人民性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的根本特征就在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构成社会团结的基础性依托。经典社会学研究使我们看到，任何人类社会都有必要围绕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构筑出能够推进社会关系建设、促成社会团结、维持社会运行的纽带性力量。但更深层地来看，在何种逻辑下构筑纽带性力量，继而实现秩序与活力的有机平衡，恰恰体现出不同社会在组织和交往上的根本原则——而这往往与该国或地区自身的制度与文化有关。我们通过对近70多年中国社会变迁进行的研究发现，中国社会公共性的建设和重建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和以人民为中心，并对中国社会整合、调适秩序与活力的互动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人民性引领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建设不仅在于指引学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坚持以回应人民期盼为导向的实践原则，而且要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妥善处理学术性话语、政策性话语和社会性话语之间的关系，使学术话语成为沟通政策话语和社会话语的桥梁。 

　　从宏观层面看，当代中国社会公共性的核心宗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共同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人民共同体导向的发展道路。当代中国社会的公共性既内含了传统文化的基因，又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市场、技术、资本等多元因素的影响，继而不断地被重塑。但无论如何，这种公共性的内核都是人民性，其要求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并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正是中国社会公共性的本质特征和独特之处。基于其与西方社会公共性的差异，我们将之称为“新公共性”。 

　　从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来看新公共性建设，我们有很多体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社会管理格局发展成为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将共治置于共建共享之中，把社会治理体制的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这些战略部署不仅回应了多元社会主体协作共治的诉求，还强调了完善包含多种治理机制的治理体系的要求。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社会新公共性建设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人民性与公共性相统一的本质特征，并指向共同的根本利益、共同的道德生活与共同的政治生活。它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彰显一种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共同体为导向的实践路径。因为这一实践路径极具创造性，任何既有的社会学理论范式都难以对其进行准确界定，所以我们需要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对其进行动态把握，并对其提出的新问题进行有效回应。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进程，其丰厚的实践经验是我们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坚实基础。当前，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已进入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新阶段。相较于话语体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更具挑战。知识体系是话语体系的基础与源泉，话语体系是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对知识体系起到传播和表达的作用。总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需要直面大变革时代的新要求，更需要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因此，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更贴切地把握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实践逻辑，作为与之相应的话语逻辑，以人民性引领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必将切实有效地推动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李凌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