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物理主义被普遍视为当代唯物主义讨论的最新进展之一。梳理唯物主义的历史演进，把握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有必要对物理主义进行分析和回应。立足既有研究从逻辑进路出发对物理主义若干争论展开的分析，本文尝试在学术史和社会史的结合中，把握物理主义的历史和现状。在此基础上，笔者力图论证的观点是：经过九十多年的发展，物理主义围绕意识的难题和心灵的本质，经历了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个人意识过程的聚焦、知觉经验现象的考察、社会历史维度的引入，构成了物理主义当代走向的三个鲜明特征；物理主义在“意识的难问题”和“亨普尔两难”中遭遇的挑战，进一步印证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重要性；物理主义的当代发展，凸显了实践观点和拜物教批判在思考意识问题上的方法论意义，从一个角度彰显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价值。

　　一、唯物主义：一个概念史考察

　　在有关唯物主义概念的经典叙述中，涉及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大多将其划分为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现代科学唯物主义三种形态。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唯物主义史研究的推进，这一经典叙述在以下五个方面得到了拓展和丰富，同时也面对着新的亟须回答的理论问题：一是“唯物主义”概念的思想史考察；二是马克思恩格斯自身探索历程中对“唯物主义”术语的不同使用；三是中国学术界四十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原则背后蕴含的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观点的分析；四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左翼学界对于“唯物主义”概念的不同诠释；五是20世纪中叶以来，物理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兴起，及其聚焦心灵哲学对“唯物主义”的竞争性阐发。

　　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中有关唯物主义的概念理解，最首要也是最直接地，依赖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相关阐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即“唯心主义阵营”和“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但是，恩格斯也明确提到：“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这一点可以为“唯物主义”概念的历史考证所佐证。18世纪上半叶，作为哲学概念的“唯物主义”才分别出现于德语（1726）、法语（1739）、英语（1748）的文献之中。尽管在早期的德语文献中，曾经用“唯物主义”来指称霍布斯的学说，但是正如黑格尔所提到的那样，唯物主义的“公然出现”，是在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之中。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的考察，“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儿，一派起源于洛克”。无论如何，“唯物主义”思潮兴起的背后，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现存宗教和神学”“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斗争。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在黑格尔学派解体的过程中，“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践需要，把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推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思想发展中，向着唯物主义的转变同时也是对当时流行的唯物主义加以利用和改造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会将自己的新世界观明确指认为不同于费尔巴哈和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用恩格斯的话说，这种新唯物主义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提到了唯物主义的重要性。这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其一是在《资本论》的写作和传播过程中，为了澄清自身方法与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根本不同，避免考夫曼式的误解，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场合都提到了思维过程与现实过程、观念的东西与物质的东西的区别。其二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的发展相伴生，一种庸俗的唯物主义逐渐形成。这种“唯物主义”尝试以生物学的方式来解释人的意识，以实证的方式来理解社会历史的运动发展。其代表人物有福格特、摩莱肖特、毕希纳、杜林、海克尔、冯特等人。朗格（Frederick Lange）1865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史》，更是直接在新康德主义的意义上理解并阐释了“唯物主义”。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恩格斯会在19世纪80年代，专门批判费尔巴哈的“半截子的唯物主义”了。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涉及“唯物主义”的理解，列宁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列宁对“哲学唯物主义”的阐述，归根结底是同俄国革命和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包括三个方面的指向。其一，“战斗唯物主义”反对宗教神学，这一点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具有直接的革命意义。其二，“战斗唯物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也就是要去分析和批判当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新变化新特征。在当时，列宁同样面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批判过的“庸俗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以及二者在自然科学进展和认识论中的理论寄居。其三，“战斗唯物主义”强调“同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并且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即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系统研究辩证法的重要性，期待从中找到“自然科学革命所提出的种种哲学问题的解答”。

　　这样一种唯物主义，显然不是一种从物质可以自然生出意识的抽象还原论或决定论，而是从实践出发的辩证的和历史的方法的结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在反对封建迷信、发展自然科学、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凸显了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同时，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对于唯物主义的阐释获得了新的发展：第一，坚持唯物主义必须面对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去研究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坚持实事求是。第二，坚持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统一。第三，自觉探索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新形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和自然科学新进展，以方法论自觉引领哲学理论体系创新。

　　列宁以降，西方世界围绕“唯物主义”概念，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传统，或者说思想潮流。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落和当代西方左翼思潮的演进中，“唯物主义”概念获得了不同形式的激进化阐释。从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发展到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马克思的哲学主要被理解为“历史辩证法”。相应地，“唯物主义”更多具有了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含义。以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为例，实证主义背后的形而上学或同一性，成为“唯物主义”直接批判的对象。作为批判理论和结构主义思想遗产的继承者，当代西方左翼话语重新将“唯物主义”作为理论的关键词之一。有趣的是，近年来这些自指为“新唯物主义”的探索，却走向了一种“无物质的唯物主义”或“非物质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唯物主义”似乎成为了一个空洞的标签。如果说上述传统，是西方左翼思潮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进行的“创造性破坏”的话,那么，20世纪30年代以来，伴随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计算机技术和认知科学的发展，人的意识与客观世界的关系问题一再以曲折的方式呈现出来。首当其冲，形成了一种被广泛视为唯物主义当代发展的多元理论联盟：物理主义。“物理主义”这个概念是在1930年前后，由纽拉特（Otto Neurath）和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最先提出并使用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围绕心身关系或者更严格地说，心脑关系问题，物理主义开始得到英语学界的广泛关注。八九十年代，围绕物理主义的探讨和辩难获得了充分的展开，也逐渐为国内学术界所关注和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物理主义”概念的提出和辨析，本身与英美分析哲学中的自然主义紧密相关，同时在很多场合也被直接当作“唯物主义”的同义词来使用。虽然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式相类似，在物理主义的理论逻辑建构和自身历史叙事中，往往不会直接提及马克思主义。但是，物理主义毕竟以其特有的方式再一次提出并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物理主义讨论在取得新进展的同时，也进一步呈现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对话的趋势。因此，全面把握唯物主义的历史演进，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语境中创新唯物主义的理论阐释，物理主义就成为一个无法被绕开的话题。

　　二、物理主义的历史和逻辑

　　什么是“物理主义”？在最为宽泛的意义上，今天的物理主义普遍接受一个口号或本体论承诺：“一切都是物理的”。相应地，“物理主义”和“唯物主义”都可以被追溯到古希腊，如泰勒斯的水和伊壁鸠鲁的原子等。就当代物理主义讨论的核心关切，即意识或心灵在世界中的位置问题来说，虽然往往被溯源到对笛卡尔实体二元论的反思，但在直接的意义上，这种“物理主义”问世的标志是20世纪50年代，普赖斯（Ullin Place）、斯马特（John Smart）和费格尔（Herbert Feigl）有关心理物理或者说心脑关系问题的探讨。此外，就“物理主义”这个术语的出现来说，又不能不提到20世纪30年代初纽拉特和卡尔纳普这两位维也纳学派核心成员的作品，即“语言学物理主义”的成果。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获得三种关于“物理主义”的理解：一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本体论承诺意义上的“物理主义”或“唯物主义”；二是维也纳学派建构“统一科学”的“语言学物理主义”；三是意识解释或心灵哲学讨论中以心脑关系问题为核心的“物理主义”。与其说“物理主义”概念存在上述三种不同理解，不如说这是“物理主义”的三个层面。最为宽泛的是物理主义的本体论承诺，它存在于人探索世界、认识自身的整个历程之中，自笛卡尔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以来，其重要性日益凸显。“语言学物理主义”面对的是20世纪初以物理学突飞猛进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发展，着力从物理语言出发建构科学陈述的统一领域。心理和物理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蕴含在“语言学物理主义”的讨论之中。20世纪50年代之后，伴随计算机技术和认知科学的发展，心脑关系问题引发了进一步的关注和讨论，融合不同的理论传统和思想资源，形成了形式多样、相互竞争的多种阐释模式。后者构成了我们今天直接面对的物理主义。

　　聚焦这种“唯物主义”，近期的研究大多采取了理论逻辑分析的方式，将不同流派的观点加以对比考察。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思路是：从还原论物理主义与非还原论物理主义的分歧、物理主义与二元论（唯心主义）之间的争论、解释意识问题中存在的概念分析和自然化两种进路的区分、反驳和支持物理主义的各种论证的思辨等出发，对物理主义进行系统的概括。另外一种被普遍采用并引发广泛关注的物理主义阐释思路是：“完备性问题”，即在何种意义上，“一切都是物理的”？“条件问题”，即怎样理解所谓“物理的”？以及坚持和反对物理主义的诸多论证与问题。基于这一分析框架，同一论、随附性、实现论、奠基主义等流派，以及还原论物理主义和非还原论物理主义、先验物理主义和后验物理主义等问题，在完备性问题的框架中得到说明；“亨普尔两难”、循否法、基于理论的和基于对象的物理主义等话题则在条件性问题中展开；此外，感受质、意向性和抽象实体作为反物理主义的主要问题，心灵因果性作为支持物理主义的主要论证被加以辨析。毋庸置疑，这样一种逻辑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于系统而清晰地概括当代物理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还应当看到：物理主义本身的历史演进问题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物理主义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所面对的问题挑战，可以在历史的回顾中得到更为立体的说明。

　　尽管在心灵哲学的讨论中，大多只是在术语提出的意义上谈及纽拉特和卡尔纳普的“物理主义”，但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从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还是从意识问题或心脑关系问题的探讨来看，这种有关普遍的、主体间性的物理主义语言的设想，从句法分析向语义分析的转向，都应在物理主义的历史叙述中占有一席之地。1963年，费格尔曾高度评价这种“语言学物理主义”：“科学家们否认他们称之为‘神秘主义’或‘超自然主义’的那种东西”。“这种‘超出或高出的东西’就其概念本身而言从原则上说就是不能受独立的主体间核对的，因而人们仍然怀疑神秘经验（即使这种神秘经验是许多个人所共有的）中‘对绝对的理解’很可能是催眠状态或自我暗示所产生的幻觉。物理主义就是这种科学态度的明确的、正式的表述”。在后来的物理主义讨论中，常常用“不存在超出或高出（物理的东西）的东西”来表达“一切都是物理的”这一口号。

　　就聚焦心身关系或心脑关系问题的物理主义来说，20世纪50—60年代是奠基的时代。普赖斯的《意识是一个大脑过程吗？》（1956）、斯马特的《感觉与脑过程》（1959）、费格尔的《心理的和物理的》（1958）被普遍视为这一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成果。普赖斯、斯马特和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则被看作“心脑同一论”的理论代表。在这种作为“还原论物理主义”的典型形态的“心脑同一论”中，核心的议题是将意识与脑过程的关系类比为闪电与电流的关系，坚持尽管感觉与脑过程具有不同的意义，但却具有同一指称，并且强调对于意识和心灵的考察必须坚持“话题中立”的分析。“心脑同一论”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行为主义、日常语言哲学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无论后来持物理主义立场的哲学家是否认可“心脑同一论”，都溯源性地将赖尔（Gilbert Ryle）《心的概念》（1949）、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哲学研究》（1953）、塞拉斯（Willfrid Sellars）《经验主义和心灵哲学》（1956）作为研究意识和心灵问题的奠基性著作。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心脑同一论”的强还原论色彩，这种观点尽管令人耳目一新，但也容易招致各种非议和反对。因此，在其后续发展中，要么通过引入因果关系来进行本体论辩护，要么走向与功能主义的联姻。这一点在阿姆斯特朗和刘易斯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较之“澳大利亚异端”的“心脑同一论”，功能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的兴起，更为直接地依赖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人工智能”概念的提出。在《心灵与机器》（1960）、《心灵状态的本质》（1967）和《机器的心灵生活》（1967）这三篇标志功能主义兴起的代表作中，普特南(Hilary Putnam)利用图灵机模型来解释大脑的功能，并将心理属性同一于功能属性。蒯因（Willard Orman Quine）的学生刘易斯（David Lewis）为了捍卫同一论立场，根据因果输入输出的特殊方式来定义心理状态，提出了一种“心理因果功能主义”。普特南的学生福多（Jerry Fodor）进一步论证了“多样可实现”观点，并在拒绝“心脑同一论”的意义上提出了“令牌物理主义”（Token Physicalism）同“类符物理主义”（Type Physicalism）的区分。更进一步，他在《思维语言》（1975）中阐发了一种心理过程的计算理论，将命题态度作为思维语言中句子的计算关系来处理。功能主义带有典型的非还原论色彩。在此基础上，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在《心理事件》（1970）一文中通过引入随附性（Supervenience）概念来解释心理物理关系问题，提出了所谓的“变异的一元论”。后来，功能主义和随附性讨论就被普遍看作与“心脑同一论”的“还原论物理主义”相并立的“非还原论物理主义”。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关于意识和心灵问题的哲学思考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物理主义开始受到各种不同形式的挑战并在对这些挑战的回应中获得新的发展。赛德尔（Theodore Sider）曾指出：在50年代和60年代，心身关系研究的主要工具是意义和分析的概念，目标是心理概念的分析，而70年代到90年代，主要的工具则是模态概念，关注的是支配人格同一性的哪些条件具有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形而上学（哲学）工具的转变，从一个角度也反映了学术兴趣和社会关注的转换。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相呼应，围绕个人感觉经验的争论，成为心灵哲学关注的焦点。

　　由此，在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多种所谓的反物理主义论证，具有代表性的有：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1972）中从专名的同一出发对“心脑同一论”的批评，即“模态论证”；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在《成为一只蝙蝠意味着什么？》（1974）中对感受质（Qualia）所作的反还原论论证，即“蝙蝠论证”；布洛克（Ned Block）在《功能主义的难题》（1978）中，认为功能主义无法解释现象意识；塞尔（John Searle）在《心、脑与程序》（1980）中从意向性问题出发反驳强人工智能和功能主义的“中文屋论证”；杰克逊（Frank Jackson）在《副现象感受质》（1982）中，以玛丽黑白屋思想实验所作的“知识论证”；列文（Joseph Levine）在《唯物主义和感受质》（1983）中，利用“模态论证”提出在科学视角和现象经验视角之间存在着“解释鸿沟”；麦金（Colin McGinn）在《意识问题》（1991）中，强调心灵从根本上说无法认识自身；等等。针对反物理主义论证中的二元论或者说唯心主义观点，这一时期的物理主义论证也取得了新的形式，出现了多重交锋的状况。

　　在随附性的基础上，金在权（Gaegwon Kim）提出并论证了物理实现的观点。出于对戴维森的讨论中包含的副现象论倾向的不满，为了回应“知识论证”，他进一步阐发了一种心理因果的排除性论证来捍卫物理主义。针对感受质或现象意识，刘易斯提出的应对方案是“能力假设”。此外，他在《论世界的多样性》（1986）中提出点阵模型，通过休谟式随附性来捍卫“心灵的还原论”。对功能主义关注常识心理学（folk psychology），寻求心理状态术语意义的“功能定义”感到不满，以丘奇兰德夫妇（Paul Churchland and Patricia Churchland）和斯蒂奇（Stephen Stich）为代表，一种“取消主义”理论被提了出来并引发了广泛关注。《取消论唯物主义与命题态度》（1981）和《从常识心理学到认知科学》（1983）等代表性作品中，包含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心理概念并不存在，二是常识心理学应当为神经科学所提供的概念框架所替代。围绕意向性或命题态度问题，赖尔的学生丹尼特（Daniel Denett）在《意向立场》（1987）和《意识的解释》（1991）等著作中提出了意向立场这一语言性、解释性策略，用“多重草稿模型”（“脑中名人”）来解释“自我”的意识。有趣的是，这种“目的论功能主义”一方面同新达尔文主义的兴起纠缠在一起，另一方面也被称为“小人功能主义”。作为“小人功能主义”的另一代表，利康（William Lycan）用心理概念的特殊语义功能来解释意识状态的主体本质，认为感受质不过是感觉再现的意向对象。面对“解释鸿沟”，罗尔（Brian Loar）在《现象概念》（1990）中提出了所谓的“现象概念策略”，通过区分物理知识和现象知识的概念二元论来捍卫物理主义。“现象概念策略”与布洛克坚持的“现象意识的分离主义”和波兰德（Jeffrey Poland）捍卫的“心灵再现理论”一道，被普遍视为“后验物理主义”的典型形态。

　　20世纪90年代之后乃至21世纪以来，对于物理主义的批评日益聚焦为四个核心问题：一是如何把握感受质和意识；二是如何理解意义和意向性问题；三是如何看待抽象物的存在；四是方法论上对自然主义的背离。作为70年代以来反对物理主义的感受质直觉论证或“意识的难问题”的总结与发展，查默斯（David Chalmers）在《有意识的心灵》（1996）以及其后的相关论述中，提出了所谓的“僵尸思想实验”或“可设想论证”。作为其逻辑基础，他提出二维语义学来替代克里普克的后验必然性，以回应现象概念策略。此后，查默斯的自然主义二元论或属性二元论成为物理主义在心脑关系问题上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对物理主义的反驳，还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动向：或是从感受质出发走向泛心论甚至是泛神论，或是从意向实在论走向人格与自我的构成论，或是在批判新达尔文主义的过程中重新回到宗教神学。这令人强烈地回忆起黑格尔的警句：“神就仿佛是一条大阴沟，所有的矛盾都汇集于其中”。而反观支持物理主义的讨论，则延续既有的多重理论线索，使这一时期呈现出百舸竞流的态势。

　　作为随附性讨论的延伸，金在权的学生霍根（Terence Horgan）在《从随附性到超级随附性》（1993）中，提出对随附性关系本身的物理主义解释问题。索伯（Elliott Sober）则引入概率方法为随附性物理主义进行辩护。沿着物理实现的逻辑线索，梅尼克（Andrew Melnyk）在《物理主义宣言》（2003）中坚持了一种从令牌实现或“二阶实现”观点出发的“实现论物理主义”。此外，在舒梅克（Sydney Shoemaker）的《物理实现》（2007）和威尔逊（Jessica Wilson）的《非还原实现与能力基础的子集策略》（2011）等著作中，不同形式的“子集实现物理主义”得到了阐发。需要注意的是：在物理实现的讨论中，一种新的突现论和“多样可实现”立场得到了强化。同样是出于对随附性讨论的发展，并在同实现论相竞争的意义上，范恩（Kit Fine）主张的奠基论被引入心脑关系问题的讨论之中，出现了所谓的“奠基物理主义”。如果说，上述讨论主要是集中在所谓的“完备性”问题，或不存在“超出或高出的东西”的意义上进行的，那么进入21世纪以来，对所谓“条件”问题，或“什么是物理的”问题的回答，构成了物理主义自我辩护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斯图尔加（Daniel Stoljar）在《无知与想象：意识问题的认识论起源》（2006）中提出了基于对象观点的物理主义，强调意识的哲学问题并非概念式的，而是认识论的。因此，斯图尔加的立场也往往被称为“认识论物理主义”。与之相类似，金在权的学生豪威尔（Robert Howell）在《意识与客观性的界限》（2013）中，从认识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并论证了一种“主观物理主义”。此外，还应注意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包括布洛克和帕皮纽（David Papineau）在内，当代物理主义讨论越来越关注、利用神经科学的最新发展，来推进感觉经验问题的研究。

　　综上所述，虽然所有的物理主义讨论大都秉持“一切都是物理的”这一口号或旨向，但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物理主义”不过是一个宽泛的能指。被冠以“物理主义”之名的各种讨论不仅在不同时期存在方法论的根本差别，甚至在同一时期也因为问题意识、逻辑进路的差异呈现出竞争甚至是矛盾的态势。总体上来说，物理主义经过了从“统一科学”建构到心灵哲学探索的转变过程，在后者那里，同一性（还原论、随附性、实现论等）问题、意向性（意向状态）问题、感受质或现象意识问题构成了物理主义与反物理主义争论、物理主义内部分歧的焦点所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聚焦心灵哲学的物理主义经过了一个螺旋上升的道路：从最初的建构心脑同一的还原论到走向非还原论、遭遇二元论，再从反思非还原论、回应二元论到引入新的理论工具捍卫物理主义原则。在此过程中，物理主义的讨论着眼于认知过程的考察，一方面不断修正完善自身的逻辑论证，另一方面也积极吸收各种新的理论资源，如人工智能、模态逻辑、新进化论、神经科学的发展等。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物理主义的理论贡献及其所面对的挑战呢？

　　三、物理主义的贡献与挑战

　　正如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不同时期面对的唯物主义思潮、使用的“唯物主义”概念存在显著差别一样，“物理主义”的历史演进也存在类似的复杂状况。上文在考察物理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意义上，例示了特定时期多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作品。但是，一旦聚焦这些思想家本身，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很多思想家的研究领域并非仅仅局限于物理主义，他们更多是出于自身理论研究的需要，对物理主义讨论的主题有所回应和涉及。另一方面，有些专注于物理主义的思想家，在其自身的探索进程中，也会发生理论态度的转变，甚至提出不同的学术观点。同时，还可以看到：虽然我们可以将学术背景和研究方法存在差异的不同的思想家，归为特定阶段上一类共通的理论主题的代表，但是细究起来，他们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思想差异。试举两例来说。

　　就狭义的“物理主义”，或者说心灵哲学中的心脑关系问题而言，在其历史回溯的直接起点上，普赖斯、斯马特和费格尔被视为当然的理论代表，但是三者之间又存在明显的区别。就普赖斯来说，对意识是一个大脑过程的论证，是直接从行为主义出发的。而斯马特虽然将其称为“心脑同一论”的领路人，但却对他所持有的赖尔式行为主义进行了批判。此外，普赖斯在自己晚期的研究中，也已经放弃了先前的立场，更多关注二元论和泛心论。相较而言，费格尔关于心理和物理关系的讨论，更接近于纽拉特和卡尔纳普的“语言学物理主义”。

　　就功能主义与物理主义的关系而言，较之同一论的内部分歧，情况甚至更加复杂。首先，并非普特南而是普特南的学生福多，才真正将功能主义的讨论同物理主义的话题联系起来。然而，普特南的另一位学生布洛克，虽然认为功能主义面对现象意识困难重重，但出于物理主义立场的坚持，他一方面提出“象似性”原则来解释知觉，另一方面支持“多样可实现”，为一种所谓的“长臂”功能主义辩护。其次，就普特南自身的思想转变来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便在语义学思考的基础上反思功能主义。90年代，从自然实在论或实用主义立场出发，他又走向了“社会功能主义”或“完整的功能主义”。最后，以刘易斯为代表，作为同一论的坚持者，也介入到功能主义的讨论中，并在反对杰克逊“知识论证”、回应福多“多样可实现”观点的意义上，支持“实现者功能主义”，反对“角色功能主义”。

　　尽管我们对“物理主义”概念本身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只能用它来描述一种宽泛的学术旨趣和理论立场。同时，我们回顾物理主义的历史和逻辑，会发现在这样一个名称所指涉的那些研究背后存在不同的理论进路和思想旨趣，甚至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乃至冲突。但是，纵观物理主义研究的理论进展，可以看到：这些探讨对于唯物主义讨论的丰富和深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问题的当代发展，已经形成了深入对话，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概括起来说，物理主义的理论贡献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物理主义的探索明确反对唯心主义和意识问题上的神秘主义，这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立场，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就“物理主义”概念的提出来说，在纽拉特和卡尔纳普那里，已经蕴含着拒斥唯心主义的理论指向。一方面，这表现在对以马赫（Ernst Mach）为代表的“现象主义”的批判。在这一点上语言学物理主义与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倒是分享了共同的批判对象。另一方面，根据费格尔的概括，物理主义意在否认人的认识和意识问题上的“神秘主义”或“超自然主义”。就物理主义的发展来说，无论是心脑同一论、功能主义、随附性、取消主义、物理因果、现象概念策略的讨论，还是物理主义对二元论和泛心论的回应，都坚持了一个基本的立场，这就是从物理的或物质的视角出发，来理解人的意识或心灵问题。因此，尽管在物理主义的讨论中几乎不会引证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将其看作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甚至哲学本体论上捍卫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同路人。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今天我们与物理主义的关系非常类似于马克思恩格斯与19世纪下半叶流行的唯物主义思潮的关系。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个简单化的立场，而是辨明“孩子”和“脏水”的勇气与能力。

　　其二，即使物理主义本身只能被看作一个松散的理论联盟，但它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有关人的认识过程的考察。尽管“心脑同一论”因其过于强烈的还原论色彩，已经淡出了当代物理主义话题的中心，但是这一问题的提出，是以20世纪50年代的“认知革命”为背景的。这是一次重要的视角变化：从对人的行为及其产物的研究转向了对思维和行动的内在机制的研究。尽管功能主义和实现论物理主义的提出存在前后相继的关系，甚至是内在的竞争和对立，但是二者都在心理或意识的过程、机制问题上给出了新的探索。另外一个同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具有理论共鸣的趋势是：面对二元论，特别是感受质问题对于物理主义的辩难，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现象概念”运动为代表的“后验物理主义”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此基础上，对意识经验的呈现方式的分析，成为21世纪以来物理主义讨论新的生长点。其中，斯图尔加的“认识论物理主义”与豪威尔的“主观物理主义”就是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拓展的两个典型代表。近年来，结合神经科学的发展，物理主义者的理论兴趣进一步聚焦于知觉经验内容的考察。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为破解人的意识的秘密、拓展唯物主义认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其三，物理主义的讨论作为一个跨学科交叉视域中的话题，拓展了唯物主义认识论问题的理论视域。回顾物理主义的逻辑演进，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人的意识问题的考察，本身也同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直接关联在一起。20世纪50—60年代物理主义的兴起，除了得益于自然主义的提出、语言学的发展外，还直接受到了新提出的人工智能观念的影响。普特南就是用图灵机模型来阐发功能主义的。80年代，受福多和丹尼特影响的德雷斯克（Fred Drestke），还曾尝试用信息理论来说明意识的呈现以及人的信念。90年代，丹尼特则将有意识的心灵视为一台在大脑硬件上运行的虚拟机——“乔伊斯机器”。即便是属性二元论的当代理论旗手查默斯，也同样认为意识理论应该建立在信息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物理主义的讨论，从“心脑同一论”和“功能主义”的竞争，到“随附性”和“感受质”问题的提出，再到“意向状态”的讨论，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中不断加深的对个人存在和心理状态的关切。其中，最为明显的是：20世纪70—80年代，与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兴起相呼应，物理主义或心灵哲学的发展从发现意识问题背后的物理基础的乐观态度，转向了对个人感觉经验的关注，以及意向性背后多重机制的探索。

　　其四，在物理主义的发展中，有关心灵和意识问题的讨论经历了视角的转移。围绕物理主义的诘难与辩护，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凸显了认识的社会历史维度的重要性。从表面看来，有关心灵哲学或者意识问题的考察，恰恰是反物理主义的观点更强调社会历史的维度。例如，在针对“什么是物理的”这一前提性问题的辩难中，亨普尔（Carl Hempel）就强调了物理学语言处在“持续不断的变化”之中。出于对“心脑同一论”的不满，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强调在物理主义的语言之外，还存在“心灵主义的或人格主义的语言”，它讲述的是“个人的历史”。在利用二维语义学批判现象概念策略的过程中，查默斯区分了概念的初始内涵和附属内涵。所谓的初始内涵，不过是一种逻辑上更为精致的感觉经验罢了。但是，这些辩难却迫使物理主义者必须直面感受质背后的现实世界。从物理主义阵营来说，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普特南对功能主义存在着“技术上的困难”的反思，转向考察心理状态中渗透着的文化的、社会的因素，进而转向“社会功能主义”。20世纪70年代以来，围绕“常识心理学”和“变异的一元论”的争论，都内在指向了意识背后的社会历史维度。值得注意的是，从意向性问题出发的丹尼特，80年代以来陆续阐发了关于意识、自由意志乃至宗教的新进化论观点。在马拉布（Catherine Malabou）看来，按照这种解释，不仅我们的大脑已被社会化，社会也在大脑中被自然化。

　　在概述物理主义之于唯物主义认识论所产生的理论贡献的同时，还必须看到：“物理主义”本身在理论逻辑上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回顾“物理主义”的历史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六种具有代表性的“反物理主义论证”。它们分别是：克里普克的“模态论证”、内格尔的“蝙蝠论证”、塞尔的“中文屋论证”、杰克逊的“知识论证”（玛丽黑白房间思想实验）、列文的“解释鸿沟论证”和查默斯的“可设想论证”（僵尸思想实验）。其中，除了克里普克是从后验必然性出发批评“心脑同一论”，塞尔是从意向性角度批判功能主义外，其他四个论证都是从感受质的角度出发，对物理主义进行的驳斥。即便杰克逊在2003年的《心灵与幻象》一文中承认，知识论证这种诉诸直觉的反物理主义论证是错误的， 今天，“感受质”或者说“意识的难问题”仍然是持有物理主义立场的心灵哲学家必须直面的关键难题。可以说，这个疑问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物理主义力求克服但却至今未能消解的难题。以之为枢纽，无论是查默斯自己提出的自然主义二元论，还是现象概念策略，或是各种形式的物理主义实现论，相互辩难纠缠在一起。

　　有趣的是，今天物理主义者所面对的所谓“意识的难问题”，倒是非常类似于19世纪20年代之后，古典政治经济学所遭遇的理论困境。在后者那里，经过斯密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中介之后，当李嘉图自以为成功地用资本解释了地租，并利用不同于交换价值的价值概念提供了一种针对资产阶级社会“自然状态”的合理描述之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却尴尬地发现：在这样一个理论体系中，出现了一个无处安放的“剩余物”。稍有不慎，这个剩余物的存在就会导致自身理论的解体——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前者那里，每当物理主义引入某种哲学工具——无论是语义学的、逻辑的还是形而上学的，自以为可以将意识成功地安置到物理世界中的一个特定位置上之后，无论是难以解释的“意向性”“命题态度”，还是挥之不去的“感受质”“经验的内在生活”便纷纷以不同方式跳了出来。

　　如果说，从感受质及意向性问题出发的反物理主义论证，是以意识为出发点，或者说是从思维和存在关系中的思维角度出发的，是对所谓的“完备性问题”进行的逻辑攻击，强调物理主义中存在无法解释的“超出或高出的（物理的）”东西，那么，“亨普尔两难”就是从思维和存在关系中的存在角度出发，对所谓的“条件”问题进行的釜底抽薪式的批判。所谓“亨普尔两难”，是赫尔曼（G.Hellman）利用亨普尔1980年对古德曼(Nelson Goodman)《构造世界的方式》一书所作的评论进行的理论概括。用赫尔曼的话说，“当前物理学既不完全（甚至在本体论层次上）也不准确（在法则上）。这就提出了一个两难：要么物理主义诸原则基于当前的物理学，在此情形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物理主义诸原则是错误的；或者物理主义诸原则不立足于当前的物理学，在此情形下，说得好听一些，它们很难得到解释，因为它们基于一种并不存在的‘物理学’——我们缺乏构造独立于物理理论的关于‘物理对象、性质和法则’的通常标准。” 套用到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中，这一两难或可以表述为：到底什么是物质？如果“物质”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那么唯物主义本身就是成疑的。如果“物质”是具体的物质形态，那么问题就又回路式地导引到前面提到的感受质或“意识的难问题”上去了。这样一来，恩格斯所概括的哲学基本问题就仿佛一座大山，横亘在各种类型的物理主义面前。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该怎样回应“意识的难问题”和“亨普尔两难”呢？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该如何面对物理主义的贡献和挑战呢？

　　四、面对“意识的难问题”和“亨普尔两难”：马克思将如何回答

　　由于当代激进哲学和分析哲学的理论分野，在西方所谓的“新唯物主义”讨论中，物理主义往往被视为18世纪机械唯物主义的精致翻版，脱离了社会历史现实，因而无法阐释社会符号的意义问题。比如，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2017年出版的《唯物主义》一书开头，就提到自己“感兴趣的，不是解答高度技术性的问题，譬如一元论、二元论、消除论，或者一般性的心—身问题，而是具有某种广泛社会、政治意义的唯物主义类型。关于这些类型，神经科学家亦有过种种看法，但几无可观”。回顾20世纪中叶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进，对于物理主义直接而系统的讨论亦不多见。为数不多的回应往往是聚焦物理主义讨论中的某一问题给出批判性的回应，如伊里因科夫（Evald Ilyenkov）对“现象的观念性”的剖析，塞耶斯（Sean Sayers）对戴维森随附性概念的批判，齐泽克（Slavoj Zizek）对丹尼特和丘奇兰德的抨击，诺南（Jeff Noonan）对梅尼克“实现论物理主义”的不满，等等。客观地说，结合脑科学或神经科学的发展，由国外左翼学者提供的在理论阐释上与物理主义直接展开竞争的研究尚不多见。其中，马拉布关于可塑性的讨论是近年来为数不多产生较大反响的成果。相较而言，恰恰是中国学者在介绍、研究、反思物理主义的过程中，自觉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形成了具有一定开拓意义的成果。具有标志性的是，洪谦先生早在1955年就对卡尔纳普物理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尽管该文批判的对象并非后来发展起来的心灵哲学中的物理主义，而是语言学物理主义及其理论支撑逻辑实证主义，但时至今日，该文关于语言学物理主义忽视人的心理和意识的社会历史存在，回避对其进行唯物主义的考察的判断，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对于认识论问题并未提供那些“高度技术性”的分析论证，但在其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阐释过程中，却蕴含着“高度社会性”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以及内蕴其中的问题意识，恰恰指向了物理主义讨论历经多年发展后已经触及并仍在探索的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查默斯所谓的“意识的难问题”：为什么所有意识的过程都伴随着经验的内在生活？用列宁的话说，如果“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的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 那么，回到《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马克思可以为解决“意识的难问题”提供怎样的方案呢？

　　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马克思直面着一个严峻的理论挑战。这就是：如何阐明自身叙述方法的唯物主义本质？考夫曼(I.I.Kaufman)在其为《资本论》所作的评论中曾提到，“如果从外表的叙述形式来判断，那么最初看来，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且是德国的即坏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最为直接的证据是：马克思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专门“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当然，马克思会专门强调：“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那么，什么是马克思笔下“观念东西”的集中体现呢？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有一句后来被删除的话是这样说的：“本身是抽象的、没有其他的质和内容的人类劳动的对象性，必然是抽象的对象性，是观念的物。” 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观念的物”，也可以被翻译为“观念的东西”。这就意味着：马克思明确意识到，一方面，“观念的东西”本身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并且经过了人脑的改造的。另一方面，“观念的东西”本身也是客观存在着的物质的东西。相应的问题是：马克思是如何克服这种“二元论”的呢？

　　结合上述引文中马克思使用“观念的物”来描述商品价值这一事实，我们可以回到马克思对价值的分析来澄清马克思对“观念的东西”的唯物主义阐释。在《资本论》的开篇，马克思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无论是使用价值还是价值，都不是独立的存在物。“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但马克思在此之前强调，使用价值本身已经包含着满足人的需要的属性，这已经是“历史的事情”了。此外，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使得各种物可以进行量的比较的尺度，便是价值“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或者说“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商品价值这个“幽灵般的对象性”既内在于又外在于实物形态的商品，这是因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因此，商品价值便构成了马克思视域中最为典型的“观念的物”。在经验感知的层面上，商品的价值看不见、摸不着，似乎成了一个形而上学的玄想。但是运用“抽象力”，而非显微镜或化学试剂，商品的价值这样一种存在于社会历史之中的客观实在便被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简言之，以“单个商品”为对象，我们可以发现：首先，虽然商品的使用价值最初是由商品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但是它作为满足人的需要的属性，本身是一件“历史的事情”。相应地，从人的心理或意识角度来看，不同的个人对于商品效用的感觉经验的差异，也就不仅仅是一个个人自身的事情了。其次，商品的价值本身是一个社会关系的产物，必须通过“抽象力”，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真正被把握。更进一步，如果只是从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角度出发来对待商品的价值，往往会犯下这样的错误：把商品的社会属性同它的自然属性的某一方面抽象地、直观地关联起来，从而，在商品的价值这一“观念的东西”被看似消解掉之后，各种神秘化的感受质反而如“按下葫芦浮起瓢”一般纷纷幻化出来。

　　在这个意义上，那些附着在物或符号上的现象意识、意向性、感受质，当然是人脑的产物，但它们并非“钵中之脑”的产物，而是“现实的个人”的大脑的产物。换言之，个人对物的感知，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抽象概念，亦非绝对的个体经验，其背后是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活生生的社会历史现实。无论是感受质还是意向性，这些无法被还原或同一为物理的东西的心理的东西，本身是身处社会历史之中的人的产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我们提供了解决“意识的难问题”的绝佳范例。这就是：一方面，必须将“观念的东西”解释为人的活动的产物，破除其神秘主义。另一方面，还应该将个人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之中，将个人的感觉经验解释为现实的个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感性对象的方式。只不过，这种现实的个人面对感性对象的方式还纠缠着“观念的东西”在自然物上的附着。这样，感受质的存在，作为一个多维的“剩余物”，并不是通向唯心主义、二元论或神秘主义的路标，而是走向具体历史的社会生活、反思认识过程既有方法路径和逻辑框架的症候。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资本论》辩证法中得到了集中的展现，而这种认识论又包含着克服物理主义所面对的“意识的难问题”的可能，也就是认识过程中的社会历史视域的彰显的话，那么，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自觉中同样蕴含着回应“亨普尔两难”问题的启示。对于“亨普尔两难”，坚持物理主义的学者给出回应的普遍方式是质疑这一两难的前提是虚假的，即对物理学本身给出了抽象的、僵化的理解，强调物理学本身的发展以及物理学研究成果对物理主义的支撑，如费格尔对“物理的e”与19世纪物理学差异的强调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接近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要求，即回到现实的历史过程之中去寻求历史之谜的解答。更进一步，仔细考察“亨普尔两难”提出的背景及其理论指向，可以发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与唯物史观方法论的深入理解相向而行。正如斯图尔加敏锐指出的那样：在亨普尔关于语言学物理主义二元困境的批评中，存在一个理论上的动机，这就是对“语言学转向”或“语义上行”的反思。有基于此，亨普尔在1969年发表的《还原论：本体论的面向与语言学的面向》一文中，已经提出了一个包含我们所说的“亨普尔两难”在内的更大的两难困境——普遍决定论的语言学—本体论两难。

　　这就提醒我们：对于“亨普尔两难”的解决，不能仅仅满足于指出物理学本身发展的历史性，强调在物理学的演进过程中去坚持、捍卫物理主义，而且还必须思考物理主义自身的理论构架和叙述方式问题，或者说这一理论构架、叙述方式本身的社会历史性问题。回顾物理主义的历史演进，这个问题已经隐含在不同类型的模型建构和理论阐释之中了。随附性概念、各种实现论以及现象概念策略等，都以不同方式推进了物理主义的探索。那么，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何评论呢？或者说，马克思关于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对于物理主义克服“亨普尔两难”，具有何种建设性意义呢？

　　回顾马克思恩格斯走向“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探索之路，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并不仅仅是一个从意识到物质的本体论立场的转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形而上学话语的转换，而是一个探索现实的社会结构及其历史演进，发现“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并自觉反思自身理论构架和叙述方式的过程。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转向唯物主义，首先是同现实的政治斗争和宗教批判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并不是根本作用。一方面，直到1845年初费尔巴哈仍然拒绝接受以“唯物主义”来指认自身的理论。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时期拒绝了“只关注利益而不注重原则”的“下流的唯物主义”，最初是在实现费尔巴哈“人类学”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理论联盟的意义上，讨论宣传“唯物主义”的。但是，经过《德法年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的研究，马克思很快意识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不足，走向了从物质生产方式出发的“科学的历史观”。可见，在唯物史观的制定和阐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直接性地从一个“物质”或是“存在”概念出发，来建构一个抽象的理论体系，而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在物质生产方式的运动中，揭示社会历史的规律性，以及社会存在对人的意识的决定作用。

　　在此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还特别强调了概念范畴批判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要到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去理解特定概念范畴的内涵及其指向。这一点不仅实现了对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根本性超越，而且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科学叙述方式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同时也构成了批判旧唯物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起点。在“包含着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中，马克思批判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以及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将自己的新世界观命名为“新唯物主义”。这种新唯物主义之所以把实践作为首要的基本的原则，就是因为这里所理解的实践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直观的概念范畴，而是蕴含现实的社会关系并通向社会历史深处的新的理论路径的起点。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中，不仅实践概念是具体的历史的，而且其他一系列用来建构自身科学理论体系的概念范畴本身，如价值、生产方式等，也都是具体的、历史的。

　　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就不是先抽象地设定一个概念或一套理论，再将现实贴上这个概念的标签或塞进这套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分析人的认识过程、意识问题或心灵问题，就是强调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循环上升，自觉关注认知过程分析框架建构所运用的概念范畴，并结合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实现这些概念范畴的不断反思、创新。这样，所谓的“亨普尔两难”也就迎刃而解了。一方面，就物理学能否为物理主义原则提供“条件”来说，这一条件必须在具体的历史现实中加以理解，抽象地讨论这一问题只是一个“云霄中”的话题。另一方面，就“普遍决定论的语言学—本体论两难”来说，这一两难困境必须在概念范畴背后的现实社会关系的考察中加以克服。也就是说，克服“亨普尔两难”的关键不是物理学能否为物理主义提供“条件”，而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能否在具体的社会的历史的实践中实现，以及对作为认识过程的中介的概念范畴的自觉反思。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到的那样：“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结语

　　综上所述，物理主义可以被看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同路人。首先，它们都明确反对现实世界中存在“超出或高于”物质的或物理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坚持客观物质存在的第一性，强调思维和存在同一，存在先于思维。物理主义强调心灵可以还原或是随附或是实现或是奠基于大脑，坚持“一切都是物理的”。相应地，物理主义的捍卫者反对任何形式的二元论或是神秘主义。同样，马克思主义自觉拒斥唯心主义和二元论观点。更加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和物理主义都高度关注认识过程以及思维的内在机制的分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语言学物理主义，50年代兴起的心脑同一论，六七十年代发展的功能主义、异态一元论（随附性）、消除主义，90年代以来至今的各种实现论物理主义、后验物理主义（现象概念策略）、奠基物理主义、主观物理主义，视为分析哲学话语中，立足自然科学进展、运用新的哲学工具，探索人的认识过程和意识结构，不断获得深化的几个阶段。

　　但必须指出的是，物理主义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在逻辑上踟蹰的地方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的突破之处。借用黑格尔的修辞，人的心灵，必须走出感性的五色缤纷的假象和超感官的空洞黑夜，进入社会历史现实的光天化日，才能得到真正的自我理解。直面物理主义的发展及其遭遇的辩难，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强调认识过程和意识结构中的社会历史现实基础，内在蕴含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一方面，在物理主义讨论中所谓的“本体论”层面上，必须坚持人的思维和观念作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本身有一个伴随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观念的物”的独立性，只能在社会历史现实的客观抽象及其再现方式的意义上获得彻底的理解。另一方面，在物理主义讨论中所谓的“形而上学”层面上，必须强调人的思维和观念再现客观现实的过程中，依赖于特定的认知过程和意识框架。构成这一过程和框架的概念范畴本身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因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在此过程中，认识和对象的真正同一，脱离这些概念范畴的自觉反思是注定无法实现的。在这一点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判断言犹在耳、振聋发聩。“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

原文责任编辑：赵培杰

　　(本文注释内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