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扩大就业容量，尽可能多地让劳动年龄人口得到就业岗位，是提高财富创造能力的根本途径。劳动就业率是评估就业扩容的办法，是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实际就业人口的占比。实际就业与名义就业的主要差别在于剩余劳动。从总就业中减去剩余劳动，得到实际就业。中国1952年劳动就业率仅有39%，到2020年提高到了约69%。中国之所以能够持续提高劳动就业率，重要的是降低传统自雇部门的就业占比、提高现代雇员部门的就业占比。总体来看，就业扩容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是各方共识。随着中国抚养比、劳动年龄人口、农民工总量和总人口先后在2010年、2013年、2019年和2021年达到21世纪以来的拐点，未来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靠扩大就业容量这个传统的增长源泉，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与劳动力供求形势有关，国内近些年来有两次对就业扩容问题的思考热潮。第一次是世纪之交，国企下岗职工、农村富余劳动力和青年就业问题三碰头。对于就业市场供大于求的形势，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千方百计扩大就业”。这一时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是就业扩容的手段，而且还被作为经济理论提出。第二次是2010年人口普查后，人口总量下降的风险引起各方重视。由于供求渐近平衡，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代替总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就业工作的重点，从扩大容量逐渐变为提高就业质量。受此影响，2012年开始，统计上的劳动报酬份额逐渐提高，这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是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快速增加，但这部分增量资金大部分流入资本市场，劳动报酬份额提高对内需的增益不大，供求两方面压缩用工需求，压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二是由于劳动报酬中的居民可支配的份额减少，实际工资率提高速度相对放缓，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客观上的拉动作用，阈值效应显现，就业扩容的动力转弱。

　　可以发现，近些年来学术界主要的担忧源自人口转变理论的影响，也就是人口红利问题。而对于中国能否持续增加劳动投入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经济是否达到了二元经济理论（指刘易斯创立的、描述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之间交互作用的发展过程的经济理论）中商业化点的判断，目前仍未给出清晰一致的回答。这关系到中国是否已经达到就业扩容边界的判断，也关系到资源禀赋条件的基本判断：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劳动和资本哪个相对更充裕。

　　本文认为，就业市场供求渐近平衡的判断，其前提是就业雇员化提高了企业用工成本，进而导致就业市场总需求相对减少，同时，实际工资率提高缓慢和阈值效应抑制了劳动总供给，在这个前提下，供求平衡可能是一个中短期现象。从就业扩容的长期趋势来看，发达经济体劳动就业率普遍在80%左右，而中国不到70%，农业就业占比较农业增加值占比高出14个百分点，就业扩容之路仍然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在人口转变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话题备受关注，但是对于劳动就业领域主要风险的判断莫衷一是，既存在将人口转变泛化为就业问题的倾向，也存在将就业市场短期均衡视为长期均衡的倾向，这两种倾向都给扩大就业容量带来了阻力，给宏观调控政策制定带来了风险。本文拟从经济发展阶段的视角，在之前研究将二元经济理论引入统一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将劳动就业率作为二元阶段（指在新古典发展阶段之前，传统部门逐渐被现代部门代替的发展阶段）的抽象属性引入增长核算，辨析人口转变和二元结构（指经济体由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组成的经济结构）的贡献大小，借此说明就业扩容在未来的重要贡献。

　　一、二元经济理论中的劳动就业率

　　（一）劳动就业率的历史表现

　　在就业理论中，从人口到就业，中间有三个变量，分别是抚养比、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总人口/（1+抚养比）=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经济活动人口，经济活动人口×就业率=总就业。从长期看，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的组合表现出一些规律性，但是需要在数据上做一些处理。工业化早期，假如农业中存在富余劳动，由于统计原因，他们会被归为总就业中的农业就业。这在已经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不是问题，因为它们的农业就业占比和农业产出占比相差不大，但对发展中经济体，总就业会高估。因此，需要在总就业中减去农业剩余劳动，才能得到实际就业。同时，由于农业资源禀赋的差异，不同的经济体，尽管可能有着相同的农业产出份额，但所需的农业就业份额可能有着较大不同。因此，农业剩余劳动的计算需要考虑农业资源禀赋。根据农业资源禀赋，将经济体分为三组。一是土地装备率在100附近的经济体，从诱致性技术进步的角度看，它们的农业倾向于机械代替劳动，比如新大陆国家；二是土地装备率在10附近的经济体，大部分经济体都在这一组；三是土地装备率在1附近的经济体，比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它们倾向于使用化肥来补充土地。同样的农业产出占比的情况下，土地装备率越低的经济体，它的农业的实际就业更多一些。劳动就业率=劳动参与率×实际就业率=（非农就业+总就业×农业产出占比×农业资源禀赋系数）/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实际就业占比，表示的是劳动资源的利用情况。这样一来，在经验上，劳动就业率就表现出了与发展阶段有关的特征。

　　从国际经验来看，其一，如果以名义就业规模计算劳动就业率，则只有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就业率出现了趋势性提高的现象，发展中经济体没有表现出趋势。也就是说，劳动就业率与发展阶段似乎无关。这是农业就业高估的干扰。其二，以实际就业规模计算的劳动就业率（见下图），则表现出了一些规律。经济越发达，劳动就业率越高。目前，发达经济体普遍接近0.8，日本达到了0.88，这是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等影响的结果。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就业率的斜率小，发展中经济体的斜率大，两者在数字的大小和发展阶段的时点上能够大致接续，而且还可能存在一个拐点。在下图中，中国台湾和韩国在观察期内跨过了拐点，表现出中间大小的斜率。

　　20个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劳动就业率:1960—2020

　　是否其他发达经济体在历史上都如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一样，在某个时期，劳动就业率的斜率出现明显的拐点呢？整理英国和法国工业化前期的数据可以发现，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就业率存在一个长期上升的趋势，但很难说存在一个短促的时期，劳动就业率曲线的斜率发生大的变化。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经验来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能够从发展中经济体成长为发达经济体的经验很少，因此，至少目前还不能给出在后发经济体中拐点普遍存在的结论。也就是说，从全球范围或者是后发经济体的范围来看，劳动就业率在经验上存在一个拐点可能是东亚经济体的个性现象，而劳动就业率趋势性的提高则大概率是一个共性现象。

　　（二）劳动就业率的理论渊源

　　刘易斯及其后的研究形成了二元经济理论。这些研究认为，后发经济体实现经济起飞的路径之一，是传统部门通过向现代部门转移劳动力，以实现必要的国民储蓄。新古典理论对传统部门的古典属性假定不认可，因为基于新古典理论的假定，也能够得到类似结论。二元理论假定以固定在生存工资的水平上的实际工资率提供无限劳动供给。在新古典理论中，如果不牺牲农业产出，工业部门就永远无法获得劳动力，除非农业劳动生产率有比较明显的提高，但这与二元经济理论生存工资固定在初始农业生产率的假定相违背。

　　在二元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相互诘难的过程中，起初双方都出现了难以回答的问题，可以称为两个“零”难题。第一个“零”难题是在乔根森模型中，如果没有外生的技术进步，任何一个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去，都会导致粮食不足和人口下降，农业剩余是零，这就不能实现必要的国民储蓄。第二个“零”难题是在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中，边际生产率为零的、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实际上是农业剩余的一种表现。如何将农业剩余转移到现代部门产生更多回报从而实现经济起飞，这是作者的着眼点。但是，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的概念显然成为这一理论的标志，很多研究都在论证边际生产率可否为零这一具有“学术价值”的问题，这使得作者也难以从中抽身。后来，刘易斯著文认为，边际生产率是零与否，对分析并不具有根本重要性；提到边际生产力可能是一个错误，因为这只是导致了无关紧要的争议；二元理论解释了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储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如何快速提高；真正重要的是，“二元论将继续是一种适当的分析模式直到演化出单一就业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两种就业市场向单一就业市场的转化是二元结构的本质，劳动就业率是观察这个转化的指标。

　　刘易斯的这个回答实际上终结了这个阶段的诘难，但是它对于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的经济体的理论吸引力仍然不大，因为那些经济体在更早的时期已经消除了二元结构。在新古典理论这边，出于对构建统一增长理论的需要，农业部门被假定为具有完全的新古典属性，马尔萨斯阶段被认为是与新古典阶段同属一个理论模型的两个不同稳态，前者可以平滑地过渡到索洛新古典阶段，无需经过二元阶段。

　　回顾这场大讨论，可以发现两条贯通的线索。不论是二元理论还是新古典理论，都承认传统部门就业占比下降、现代部门就业占比上升的过程，是马尔萨斯阶段通向索洛阶段的基本事实；不论是否存在传统部门的假就业，或者现代部门的真失业，人口明显的增长都是马尔萨斯阶段通向索洛阶段的基本事实。借此，可以提出两个问题。一，马尔萨斯阶段的结束是不是索洛阶段的开始？或者说，有无必要在两者之间引入二元阶段？二，如果认为二元阶段是马尔萨斯阶段通向索洛阶段的必由之路，那么，如何消除二元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分歧？

　　关于第一个问题，蔡昉从解释中国经济的现实需要出发，着重论述了二元结构是进入新古典阶段必要前提的逻辑，把经济增长历史划分为包括二元阶段的五个阶段。关于第二个问题，蔡昉论证了各国历史上都经历过剩余劳动大规模积累，从而形成二元结构的过程。这有可能改变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在增长理论中的“特例”形象，转为“通则”地位。从古典农业经济发展阶段到当代发展阶段，二元理论家和新古典理论家所观察的事实是大致相同的，他们的理论的区别之一是在划分发展阶段的标准上。因此，两个阶段的核心发展特征不仅不是互斥的，而且是必然同时存在的，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起到的作用大小不同。如何命名这些发展阶段的话语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是否能科学地认识这些核心特征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

　　本文并不直接回答上述理论问题，而是将二元结构引入增长核算，在不改变发达经济体的已有公认核算结论的前提下，观察新的方法能否给出更好的核算结果，减小过往使用新古典核算模型对发展中经济体的“个性”关注较少的缺陷。

　　本文认为，第一个问题，可以在新古典阶段之前引入二元阶段。在经济史上，能够进入理论家视野的因素并不会因为发展阶段的进化而失去作用，只是发挥作用的重要程度在各个阶段有所不同。需要明确的是，只有主导过某一阶段经济发展的因素，才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也是那个时代不同于其他时代的划分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元阶段与其他阶段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从增长核算的角度，二元阶段投资驱动增长的方式适合用AK模型描述，显然与新古典理论的幂函数形式的生产函数形式不同。如果存在一个“一以贯之”的统一增长理论的话，二元经济理论应该进入主流增长核算，而不是处在和主流理论平行的位置上，只是它在其他发展阶段的作用不如二元阶段那么重要。第二个问题，核心分歧是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概念。如果将二元结构的本质属性抽象为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移，也就是劳动就业率的提高，那么，甚至无需借助农业技术进步的假定，仅依靠最基本的古典比较优势理论，就可以实现工业化进程不被食品不足问题打断的增长路径，且有历史经验可以支撑。

　　综上所述，二元阶段能够快速提高劳动就业率，新古典阶段则不能。这是二元阶段与新古典阶段本质不同的重要表现。不论某个经济体某个发展阶段是否存在统计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决定劳动就业率变化的是劳动力在两个部门之间的转移所挤出的虚假就业，结果是实际就业人数在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增加，这符合刘易斯关于传统的生存部门生产率最终将会与现代的资本主义部门生产率相等、从而结束二元结构的判断，也能使用形式统一的公式描述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就业市场，为形式统一的增长核算做准备。

　　（三）人口转变与劳动就业率的关系

　　近些年来，人口转变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增长核算上，由于这种影响主要通过劳动要素实现，与二元结构的影响路径类似，因此，二元结构和人口转变常常是在同一个语境下讨论的。不同的经济学家，尽管他们看到的是同一个现象：农村转移人口的生活城镇化、就业雇员化，但解读起来会产生概念上的重叠，或是视为二元结构红利，或是视为人口红利。但实际上，虽然两者可能带来类似的结果，但作用机制存在根本的不同。

　　人口红利最早是一些经济学家研究人口转变后提出的概念。对此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人口红利是抚养比较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劳动投入量较大，经济总量因而较大；另一种认为人口红利是抚养比下降对资本回报率的托举作用。前者是从经济总量的角度，后者是从经济增量的角度。两种概念在实践中有四分之一个人口周期的时间前后差距，即第二种红利结束是第一种红利达到最高的时间。从这个意义来说，不论是哪种人口红利抑或负债，它都是周期变化的，且从历史经验来看，不存在上升或者下降的明显趋势。而二元结构则是一次性红利。

　　经过16—17世纪农业革命后，英国人口快速增长，原因虽有争论，但不论是出生率上升还是死亡率下降，足够支撑人口增长的农业和足够支撑新增人口就业的工业化都是最终的解释。抚养比是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18世纪初，英国的抚养比超过60%，主要是少儿抚养比，这说明，英国在17世纪积累起了巨大的人口基础。英国0—5岁人口占比在1700年为12%，1815年为15%，这种人口结构意味着总人口会持续增长。那么，英国在18—19世纪的高水平且呈上升趋势的抚养比是不是意味着长时期的人口负债呢？

　　不是的。考虑童工后的抚养比降低到了0.3左右。重要的经验是，由于英国长达3个世纪从容不迫的工业化过程，这一抚养比表现出5次拐点，每次拐点之后都是数十年的人口红利或者负债时期。在此过程中，劳动就业率从0.4上升到了0.7。对比中国（不含港澳台），劳动就业率达到0.4是在1962年，到0.7预计是在2029年前后，仅用时67年，且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人口红利期，抚养比变化幅度较大，而英国则经过了几个人口周期的起起伏伏，抚养比本身的变化幅度也不大，自然对这种变化看得平淡一些。

　　从历史尺度来看，消除二元结构似乎是一些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经济体必须要经历的过程。这一过程或长或短，可能如东亚经济体，几十年的半个人口周期就能覆盖消除二元结构的整个历史进程，也可能如英国那样，消除二元结构过程覆盖几个人口周期。逻辑上讲，不论哪个历史时期，只要抚养比下降，都能够有助于提高资本边际报酬。因此，人口红利似乎不依赖于某个特定发展阶段。但从现实的角度说，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是长期的、难以改变的趋势。我们很难想象像二战后婴儿潮一般再现一个少儿抚养比快速提高，然后形成新的抚养比大幅下降的时期。因此，人口红利“历史性”地与东亚经济体消除二元结构的进程重合，目前来看，实际上成了这个历史时期的专有名词。正是因为人口转变与二元结构的上述关系，本文引入劳动就业率进入增长核算的同时，也引入抚养比，目的是区分二者的影响，让人口的归人口，二元的归二元。

　　二、引入劳动就业率的增长核算

　　三、对增长核算模型适用性的验证

　　由于不同经济体发展水平有很大差距，一些后发经济体还保留了早期增长阶段的一些重要特征，而20世纪40年代开始建立的国民经济核算也恰好能覆盖到这些增长阶段。为了验证增长核算模型，考虑数据质量后，本文对G20（不包括欧盟）和中国台湾共20个经济体进行了增长核算。中国（不含港澳台）、中国台湾和韩国在1960年以来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选取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等是为了说明在观察期内即便没有二元结构特征的发达经济体，核算方程仍然是适用的；选取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等是为了比较不同类型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特征。内生增长模型的核算需要世界的科研和就业数据，这20个经济体人口占比超过60%，GDP占比超过80%，符合核算需要。数据整理自各经济体统计部门、世界银行WDI和佩恩表，并参考了FAO和《帕尔格雷夫历史统计》。物质资本存量使用永续盘存法得到。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数按照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计算得到。世界科研投入是20个经济体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的加权和。科学家和工程师数据来自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和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以及各经济体统计资料。缺失数据参考琼斯的方法估算。

　　（一）主要参数和核算结果

　　资本产出弹性根据费尔纳德和琼斯的算法，是观察期内资本报酬份额的平均值（见表1）。在琼斯的研究中，1950年到1993年美国的科研产出弹性是0.30。在费尔纳德和琼斯的研究中，1950年到2007年，美国的科研产出弹性是0.38。对方程（2）的核算结果如表2所示。

　　1960年到2016年，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农业必要劳动力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从2%下降到了1%，变化非常小，而非农就业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从61%提高到了72%。农业向非农业的劳动力转移几乎消失，劳动就业率的提高，主要是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它是家庭劳动替代型技术进步和妇女解放运动的结果。作为对比，中国（不含港澳台）农业必要劳动力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1978年达到27%，2020年下降到了9.5%。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农业必要劳动力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同样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以劳动就业率提高代表的就业市场改善，不仅对二元结构，也对新古典经济具有解释力。

　　（二）二元结构对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含义

　　如表3所示，1978年到2010年，马尔萨斯型增长贡献了0.79个百分点，刘易斯型增长贡献了0.97个百分点。2010年后，抚养比由降转升，马尔萨斯型增长贡献了负的0.84个百分点，但由于劳动就业率的快速提高抵消了抚养比的负贡献，二者合计对人均GDP增长率贡献了0.28个百分点。根据方程（2），抚养比与人均GDP是线性关系，前期的人口红利有可能被后期的人口负债所抵消，这取决于人口周期的波幅和波长。如果一个经济体在抚养比下降的时期，有效地利用了这个条件，积累了足够多的社会财富，那么，在进入抚养比上升的时期，应对起来就比较从容，仍然有可能保持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对比中国（不含港澳台）和日本可以发现，二元结构在抚养比下降的时期，资本、科研贡献和市场规模贡献会相应较大，均大幅度超过表2中的平均水平。这是因为二元结构与其他因素形成了良好的互相促进的作用。首先，当物质资本超过一定点而继续投入，将会出现报酬递减现象。破除劳动力短缺这个制约因素是对抗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办法，这是二元结构所天生具备的。其次，市场规模贡献大。中国（不含港澳台）相较于东亚其他经济体，市场规模的贡献最多。当一个经济体的现代部门占比扩大，简单商品经济被市场经济取代，劳动就业率就会提高，市场规模就会持续扩大。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反过来为劳动就业率的进一步提高提供动力，而且提升了公共知识发挥外部性效应的空间，科研的贡献增大。

　　目前，中国（不含港澳台）的劳动就业率约0.69，仍有较大的提高空间。在劳动就业率达到0.69的时候，韩国农业就业占比已经下降到了6%，日本降到了9%。日本和韩国将农业转移人口转化为就业人口的转化率偏低，当然这与农业资源禀赋紧张、被迫实行更加严格的农业保护政策有关。而中国（不含港澳台）的就业市场则更加有效，农业资源禀赋更好，农业释放劳动力的能力更强，未来依靠二元结构所积累的势能，劳动就业率的上限应该更高。但应该注意到，中国（不含港澳台）的女性劳动就业率比发达国家明显偏低，提高劳动就业率的上限还有赖于社会发展。事实上，日本目前的劳动就业率已经达到了0.88，是发达经济体中最高的，女性与男性的就业比率达到了0.81，远高于中国（不含港澳台）0.7的水平。

　　四、劳动就业率对中长期增长的贡献

　　（一）对中国经济所处阶段的判断依据

　　对中国所处的增长阶段的判断，是下文设置预测参数的根据之一。二元经济理论中，真正终结二元阶段的是商业化点。在此之前，经济体同时具有二元结构和新古典增长双重特征。判断一个经济体处于二元阶段还是新古典阶段，关键在于借助经验数据判断其是否大致符合五个“卡尔多事实”，也就是数据是否能够拟合CD生产函数的数学形式。

　　卡尔多的六个事实中的前五个，是对幂函数形式的生产函数的数学性质的推演，也是进入新古典发展阶段的判断标准和核心特征。如果一个经济体在稳态下能够接近五个“卡尔多事实”，那么就可以认为它处于新古典阶段。从理论上来看，要推导出五个“卡尔多事实”并不困难，关键在于要素替代弹性为1这一假设。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国民收入按照要素边际生产率进行分配，y是人均产出，k是人均资本，对生产函数y=f(k)求导可得资本边际生产率（MPK=dY/dK），即函数斜率，资本要素收入π=MPK·k。当k较少时，y所对应的资本边际报酬较高。随着k不断提高，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生产函数y=f(k)更加平缓，较高的k对应着较低的利润率，这导致资本要素的收入份额下降。在这种情形下，劳动要素的报酬份额可能相应提高，这取决于函数的形状。如果实际函数形状恰巧接近于幂函数，则CD生产函数将表现出较好的经验拟合性。在均衡状态中，要素边际生产率等于要素价格，边际生产率是平均生产率和产出弹性的乘积，由此导出资本要素收入份额等于总产出乘以资本要素产出弹性。因此，在新古典增长方式下，要素收入份额的长期趋势决定于要素产出弹性，也即是说，要素报酬份额取决于其对产出的贡献份额。CD生产函数是一个幂函数，其数学性质决定了要素替代弹性始终为1，资本边际报酬的变化率是常数。因此，CD生产函数这种函数形式意味着资本和劳动的报酬份额是不变的，与要素价格和资源禀赋结构没有关系。基于CD生产函数推演出来的新古典的长期均衡关系决定了资本产出比率不变，从而资本回报率稳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资本以稳定速度增长。换句话说，如果以CD生产函数指代新古典增长阶段，那么，一定会有五个“卡尔多事实”与之相对应，也就是所谓“稳态增长”。

　　值得讨论的是，中国何时经过了刘易斯拐点。中国关于剩余劳动力的讨论，总是基于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与土地比率的理想水平来判断，而不是基于刘易斯的农业边际生产率与工资来判断。对此，南亮进认为可以通过另外三个方面来间接判断，即刘易斯拐点后，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应该缩小，是否能够观察到？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是否构成长期现象？城市劳动力吃紧，原因是人口增长减缓还是总需求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基尼系数在2009年达到最高之后，一直下降到2015年。在2011年之前，在雇员数量不断扩大的情况下，雇员劳动报酬份额下降，这说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相对下降。2012年以来，雇员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主要是雇员数量扩大和实际社保缴费率提高的结果。中国在2012年之后，一边是大量农村劳动力继续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一边是实际工资水平提高，这应该属于刘易斯拐点之后的现象，刘易斯拐点最晚不晚于2011年。

　　整体来看，中国目前仍然具有二元结构和新古典增长的双重特征。这一判断最重要的经验支撑有三个。一是劳动就业率。发达经济体劳动就业率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表现出稳态，虽然呈现提高趋势，但主要是就业市场的改善，而不是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因此，劳动就业率的斜率较小。中国（不含港澳台）农业GDP占比仍超过7%，农业就业占比超过20%，二元结构的势能还将释放一个时期。二是资本产出比率。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资本产出比率提高速度较快，那么大概率它还处在商业化点之前。商业化点之后，资本产出比率应该较为稳定。中国资本产出比率还在快速提高，要素报酬份额还处于频繁调整期，借此可以判断中国处于刘易斯拐点到商业化点之间的增长阶段。三是资本劳动比率。卡尔多认为，新古典阶段的人均资本以稳定的速率不断增长。发达经济体1960年到2016年资本劳动比率趋势上没有大的波动。中国的资本劳动比率显然在加速增长，说明仍未进入新古典阶段。

　　（二）参数设置和测算结果

　　基于以上判断和既有研究，本文对5个参数设置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结合2035年远景目标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的资本产出比率应该在2050年达到相应参数水平。因此，将资本产出比率设定为发达经济体长期的水平4。中国资本劳动比率按照发达经济体的增速，2050年将达到0.2，按照中国过去10年的增速，到2050年将达到0.1534。考虑到中国资本劳动比率正在加速提高，其速度上限如果设定为发达经济体稳态增速年均0.0047的话，则折中的结果可以设置为0.18。二是结合城镇化规划相关研判和中国农业资源禀赋以及国际经验，设置了2035年和2050年中国的农业GDP占比、农业就业占比和劳动就业率，这体现出了与发展阶段有关的特征。两方面的参数设置是发展经济学长期经验的结果，形成了对经济增长预测的硬约束，减少了主观因素的干扰。

　　另外，还需要对人口规模、人口抚养比、人均受教育年数的中间变量进行预测（见表4）。中国人口和人口抚养比按照1岁组进行预测。总和生育率设定了1.0、1.3和1.5三种方案，即在2020年总和生育率1.3的基础上，按照几何增速变至2050年的三种设定值，再分别按照1岁组育龄妇女的生育情况预测出生人口，出生性别比设定为由2020年的110按照几何增速降低至2050年的105，并使用联合国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提供的2020—2050年分性别1岁组的尚存概率，计算得到总人口和人口抚养比。其他经济体人口和年龄结构使用联合国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提供的2020—2050年的中等方案预测结果。中国人均受教育年数，根据总和生育率1.0、1.3和1.5三种方案计算出的人口年龄结构和1岁组的人均受教育年数，按照小学、初中、高中、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在每个1岁年龄组中的分布情况，以及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参与意愿的演变，计算2020—2050年人均受教育年数。考虑延迟退休年龄后，将60岁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退休年龄延迟到65岁，得到最终的人均受教育年数。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就业的比重，按照1960年到2016年的比重的年均增速推算至2050年。

　　结果如表5所示。以1.3的总和生育率为前提，中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2020—2035年约为3.3%，2035—2050年约为3%，2020—2050年约为3.2%。对于中国来说，2020年到2050年的人均GDP增长中，科研的贡献居首位，第二是消除二元结构。市场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的贡献为负数。老龄化是制约中国人均GDP增长的重要因素。将抚养比拆分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后发现，2020年到2050年，老龄化拖累人均GDP年均增长率0.35个百分点，贡献率约为负的11%。考虑未来两种可能，一是到205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5，二是降低到1.0。结果显示，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对人均GDP的增长影响非常小。

　　为了探讨劳动就业率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对资本产出比率和劳动就业率做了新的假定。以总和生育率1.3为基准，假定到2050年，资本产出比率和劳动就业率分别维持在2020年的水平不变。第一种情形下，2020年到2050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将从3.169%提高到3.655%，升幅是15.3%。第二种情形下，2020年到2050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将从3.169%降低到2.671%，降幅是18.6%。这表明，就业市场和资本积累是同等效力的宏观变量。

　　结语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成就之一，是它只用一个简约模型就说明了卡尔多的前五个典型化事实，根据生产函数和几种相互自由替代的投入来方便地描述生产可能性边界，并且能够使用简单的数据验证它。它给增长理论的进展提供了一个比较的基准。但中国事实显示，增长理论需要考虑人口转变和二元结构的作用。

　　在新古典框架下，核算方法使用的是资本、劳动等总量指标，缺少结构性指标，这就使得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的情况下，核算结论是劳动投入减少引致资本边际报酬下降。因此，政策建议只能聚焦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本文构建一个引入劳动就业率的增长核算方程发现，通过消除二元结构，仍然能够有较大空间加大传统生产要素投入、扩大就业容量，它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本文提出的核算二元结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办法，既能使得发达经济体的数据进入其中后，得到与已有研究类似的核算结果，又能让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表现出二元结构的增长特征，便于国际比较和判断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优势。将劳动就业率的趋势性提高作为二元发展阶段的抽象属性，方程不以发展阶段的变化而改变形式，有利于二元经济理论与统一增长理论的融合。

　　一旦将人口转变和二元结构引入增长核算，马尔萨斯型增长如何转向刘易斯型增长，以及如何获得人口红利这两个重要事实就很容易理解：人口红利是马尔萨斯型增长的一个周期性现象，二元结构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一次性红利。因此，要继续清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提高劳动就业率，以获取这种红利。而且，根据国际经验，进入人口负增长时期，尤其要注重就业扩容，以对冲马尔萨斯周期的影响。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