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以来，党的创新理论回应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的文明发展问题，并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主题。而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与伟大创新，关键在于科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的扬弃与超越、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于西方式文明形态的借鉴与超越，尤其是如何正确看待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如何合理驾驭资本的问题。

　　要科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内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法，也离不开驾驭资本这一关键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这些重要论述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是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实现“现代化一般规律”与“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的历史性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如何在“中国特色”中具体实现并创新发展“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的？具体来看，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直接体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包含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系列重大制度性转变，例如从传统国家形态（封建的或帝制的）向民族国家形态（单一的或多民族共同体的）转变；从传统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尤其是市场经济中蕴含的资本动力因素等。显然，这些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都以“具体普遍性”的方式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从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特殊实现道路的辩证法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大创新在于，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创造性结合，尤其是实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资本要素的制约和改造即“驾驭资本”。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的“驾驭资本”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是一条新路，是因为其在本质规定上不同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老路。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键在于把握其区别并超越于西方现代化老路的特征与创新，尤其是超越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老路，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新路。

　　当然，超越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并不是要彻底否定或抛弃资本，而是要合理地驾驭资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要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习近平强调：“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依法引导和规范资本健康发展，合理地驾驭资本。这就首先要求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进而推动“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的历史趋势。

　　为了更好地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立时代潮头、发思想先声，深刻认识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问题，为驾驭资本奠定理论前提。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看，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高度研究资本问题，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撰写《资本论》的基本方法，也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坚持和发展的科学方法论。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要从单纯学科专业分工视域进一步上升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视域、上升至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视域，全面准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问题。

　　首先，科学回答当今时代面临的关键问题即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全球化境遇中如何发展社会主义，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透视驾驭资本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大尺度”“长时段”历史视野中，资本主义在表面上具有“普遍性”外观，而在发展趋势上却是自身限制、过渡性的。与此相反，社会主义在现实性上虽扎根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发展道路，但在发展趋势上却是具有普遍性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基于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关系和两种文明形态的辩证张力，要历史地把握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超越性。社会主义扬弃资本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扎根于资本逻辑及其超越趋势之中，因而凝聚于“驾驭资本”的创造性实践以至“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的发展方式之中。显然，这些现实的关键问题，都是具有时代本质规定深度的总体性问题，不能拘泥于单一学科内部进行“裁剪”“肢解”式的碎片化研究，而应当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高度来加以具体总体的把握。

　　其次，进入21世纪以后，社会主义的新发展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深刻“激活”了《资本论》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的全球化境遇中发展社会主义，其关键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驾驭资本的问题，因而《资本论》就成为当代现实与基础理论的关键契合点和当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生长点。从世界历史发展视野来看，全球化高峰的来临使得21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接近《资本论》合理抽象出的以“纯粹形式”展开的资本主义本质及规律概念。尽管资本主义表现形式千变万化，但其本质及规律仍然保持相对稳定性。全球化条件下尤其是资本主义仍然主导全球化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可能性、方向和道路等是研究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我们可以《资本论》及手稿研究为基础，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的全球化时代如何发展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为主线，持续探究资本逻辑中内含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性与驾驭资本的可能性。应当看到，21世纪初以来《资本论》研究在国内外持续勃兴，并非研究热点的偶然变换，而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实质性转换：超越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马克思早期文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为阐释基础的“实践唯物主义”范式，走向以马克思中期文本即《资本论》及手稿为阐释基础的“资本逻辑批判”范式。由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哲学研究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化与当代化，与时俱进地聚焦于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

　　再次，历史发展、时代变迁从根本上规定着《资本论》与当代资本问题的境遇差异与理论“视差”，使得《资本论》基本原理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及“两个结合”为中介才能科学指导驾驭资本问题的认识把握。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看，马克思主义主要揭示了资本概念的三重意蕴：一是资本的历史发展过程，主要呈现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关于西方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著述中；二是资本的普遍规律，主要是《资本论》及其手稿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一般本质和资本逻辑的研究和叙述；三是资本的特殊变化形态，主要指从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本特性与行为规律的研究。显然，资本的历史发展研究不同于资本的普遍规律研究，而资本的普遍规律研究也不同于资本的特殊形态研究。上述资本概念的三重意蕴给予我们非常重要的理论启示。一方面，《资本论》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规律的理论上的“纯粹形式”与现实上的充分发展形态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一般本质与资本的普遍规律即“资本逻辑”。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特殊存在形态，在理论上不等于资本规律的纯粹形式，在现实中也不是资本的充分发展形态，只能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形态，因而表现出不能完全等同于资本一般本质和资本逻辑的“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上述二者在差异性中仍然包含着根本上的共通性即资本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辩证统一关系，由此凸显出经典理论对当代现实的科学指导意义。《资本论》关于资本的普遍规律、纯粹形式和充分发展形态的研究，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及“两个结合”的中介之后，能够指导我们正确看待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进而合理驾驭资本。

　　最后，当前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问题凸显出资本特性和规律问题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创新，始终伴随着伟大理论创新。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这就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为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深化资本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引领性的问题意识。从实践创新上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其本质规定上不同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老路，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新路。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路，超越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否定或抛弃资本，而是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合理地“驾驭资本”。从理论创新上看，经典作家的理论“源头”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中介，始终指导着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的“潮头”，应当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此，我们更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高度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探究驾驭资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现实路径。

　　二、驾驭资本的前提：正确看待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是社会主义合理驾驭资本的前提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科学解答，构成了驾驭资本的可能性条件。要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的实质区别，就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高度科学认识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等问题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指出：“要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必须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这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深刻把握了资本的辩证二重性，对资本作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定向和定位。这就要求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高度审视资本的一般本质与特性、资本逻辑与资本特殊行为规律，尤其是对资本这一矛盾体做辩证的、二重化的分析，并揭示资本这一历史过渡性存在物的自身扬弃趋势，由此为合理驾驭资本提供科学根据。

　　第一，关于“资本一般本质”与“资本特性”。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所有资本区别于“非资本”的一般共性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资本的本质或本性问题。首先，资本是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构成了所有性质的商品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动力机制，而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则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其次，资本是体现于诸种物质性生产要素（包含生产资料）的特定生产关系，具有特定的价值形式与社会关系结构；物质性的生产要素只有被纳入资本增殖过程才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化形态，生产要素受到生产关系的规定和支配。要言之，科学认识资本的一般本质，关键是辩证分析其生产关系与生产要素的双重属性即价值增殖过程与劳动过程、社会关系与人和自然关系、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的对立统一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复强调：“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资本包含着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的双重规定性：资本在社会形式上是价值自行增殖的生产关系，在物质内容上则体现为劳动过程与生产资料，或者说生产要素；生产要素以流通过程为中介而结合在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之中，并受到资本生产关系的规定和支配。马克思突破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见物不见人”“资本是物”等拜物教观点，注意到了资本本质上的生产关系支配生产要素的二重化特性。

　　初步把握资本本质的二重性之后，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全球化条件下的资本特性问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中的资本，在性质上具有何种联系与区别？进而，为什么社会主义条件下更为凸显资本双重属性中的生产要素属性？

　　上述难题，要用马克思“普照的光”的方法来进行解答。《〈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阐明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时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资本在生产关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其中资本的生产就是“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因而，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不受其他生产关系规定，只受自身规定和决定。因为资本是自身规定的，资本的双重属性就具有一种结构化特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也就是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决定着生产要素属性、价值增殖过程支配着劳动过程。

　　相反地，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普照的光”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它决定其他一切生产及生产关系（包含资本）的地位和影响，改变其他一切生产及生产关系（包含资本生产及其生产关系）的特点或特性，决定着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包含资本的各种存在形态）的比重。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着并改变了资本的性质和存在形态。具体来看，就是显著削弱了资本价值增殖的生产关系属性及逐利性，抑制了资本生产关系的对抗性和异化形式，而凸显出资本的物质内容方面即生产要素属性，发挥了资本生产要素的文明作用，使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类资本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服务于人与社会全面发展。

　　同时，“普照的光”的方法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紧密关联，这就要注意辨别各类资本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同关系、从根本上受制于“普照的光”的不同方式。习近平指出：“我们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正确处理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要区分，在定位上要明确，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类资本中，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等公有资本形态是直接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和要求的生产要素。而民营资本、外国资本等非公有资本形态是直接体现资本生产关系的增殖性和逐利性要求的生产要素，同时又受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规定，从而也间接地体现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和要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普照的光”，所以资本的社会形式其实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直接体现，其生产关系属性对于生产要素属性起到支配作用，二者构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矛盾统一体。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普照的光”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因而资本的社会性质和比重就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支配和改变，必须或直接或间接地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各类资本作为生产要素而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方式又有重大不同：公有资本从所有制上直接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非公有资本受到党和国家的规范引导以及公有资本的积极影响而间接地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因而，从实践上说，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各类资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总而言之，资本的一般本质是特定生产关系及其在生产要素中的体现，但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又具有根本不同的社会本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本质则是直接或间接地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要素。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统治的社会形态，其中的资本生产关系是自身规定的，因而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就是资本一般本质和普遍规律的纯粹形式、典型发展。与此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不是资本的一般本质和普遍规律的纯粹形式、典型发展，而是表现出受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资本的特殊性质、特殊规律，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第二，关于“资本逻辑”与“资本行为规律”。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应当从资本一般本质与普遍规律的深度来透视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行为规律。资本的二重性本质决定了资本具有内在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资本逻辑。笼统地说，资本逻辑就是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它贯穿于资本的发展过程始终，蕴含着资本的内在矛盾、动力机制及自身扬弃，并通过一系列经济环节及其相互作用而得以具体体现。目前学术界围绕资本逻辑问题已经作了较为深入的研讨。有的学者认为，资本逻辑是“实在主体”的自身运动逻辑，是既定社会形态的自身活动，构成特定历史过程的本质性维度。有的学者提出，资本逻辑就是异化逻辑、拜物教或物化逻辑、现实抽象逻辑。也有学者认为，资本是一个矛盾性的总体，在不断结构化自身的同时，也在经历着总体自身的解构，由此资本逻辑是不断从“结构化”发展为“解构化”的运动趋势。上述观点都可以理解为是对资本逻辑的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阐释。我们认为，所谓资本逻辑就是指资本作为一种现代生产关系，其活动历程具有特定的辩证性的内在联系、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资本逻辑内含矛盾二重性，呈现为价值增殖过程支配劳动过程、资本生产关系与社会化生产力、社会对抗分裂与“伟大文明作用”的矛盾。作为矛盾二重性规律，资本逻辑展开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发展出“伟大文明作用”与自身界限的对抗关系，蕴含着现代社会发展的文明成就与异化形式的双重内涵。因而，资本一方面构成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另一方面又成为现代化矛盾困境的主要根源之一。

　　资本逻辑内在地趋向于资本统治，并缔造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也是资本逻辑的核心法则。为了实现价值增殖，资本总是力图支配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更多的人口和资源转化为自身的生产要素，因而资本逻辑内蕴总体化的趋势。资本是普照的光，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因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资本统治从根本上规定着西方现代化的本性和命运。整个西方近现代社会中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真正约束资本总体化这一“铁的必然性”的实现和扩张，势必形成现代性发展的异化对抗性和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因而，只有以社会主义制度克服资本统治，扬弃资本逻辑这一异己经济权力的支配，合理驾驭资本，才能真正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是“趋于自身总体化的存在”，资本逻辑是“趋于自身总体化的规律”，可以在社会生活中全面扩张和实现。因为资本生产关系自身就是“普照的光”，就是社会中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决定着其他一切生产关系的地位、影响、特性和比重；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实际运行更能符合资本规律的“概念必然性”和纯粹形式，更能成为资本逻辑的典型发展形态，更能实现资本自身的总体化。而相反地，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则必然不是“自身总体化的存在”，而是“受社会规定的有限性存在”；资本的规律也根本上受制于“普照的光”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制约，不具有资本规律的纯粹形式和资本逻辑的典型发展形态，而是被改造为受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决定和制约的“资本的行为规律”。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在行为规律上不是野蛮生长的资本，而是被设置了“红绿灯”的、被依法规范和引导的、健康发展的资本。

　　第三，关于资本规律的表现形式与社会效应。集中关注资本本质、资本逻辑的深层内核固然重要，同时还应全面把握其表现形式与社会效应。具体来看，一是资本积累的内在规律会产生社会两极分化效应。《资本论》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导致了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资本积累导致相对过剩人口不断从生产过程中被抛出，从而诱发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以及整个社会在财富占有上的两极分化，引发社会本身的结构性“断裂”。二是资本拜物教的普遍发展会表现为物质主义膨胀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在资本统治下，人与人之间特定的社会联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进而颠倒地表现为物本身的自然属性；由此，资本的物化形态如生产要素就表现为利润的来源，从而引发人们对资本物化形态的追逐和崇拜。由此，就片面发展出了以占有物的交换价值或使用价值为核心目标的物质主义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各式各样的唯利主义、生产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形态或社会心理形式便成为现代日常生活的主轴，而唯经济增长片面发展模式也主宰着西方现代化的大部分历史。在这种趋势下，“工具理性”便代替“上帝”成为西方社会的“新神”，似乎具有不容逾越的神圣地位和绝对价值，而人本身的需要、能力和个性则只能在狭隘的物化形式中发展。三是资本逻辑推动的人对自然的无节制榨取会引发普遍的生态危机效应。《资本论》对资本统治的批判不仅包含对资本剥削劳动的批判，还包含对资本逻辑对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 或“物质代谢”）关系的破坏的批判。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物质变换关系的对抗性，导致了人与自然统一关系的割裂、过度增长与有限自然基础的脱节、全球生态退化与生态危机等严重问题。资本主义现代化不仅导致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更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抗性矛盾。人类劳动本身并不必然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只有在特定社会形式中才会破坏人与自然间正常的物质循环代谢关系。资本主义现代化将资本增殖作为支配性目的，扭曲了人与自然的物质能量变换的循环结构，将之转化为单方面的榨取和滥用，使自然生态仅仅沦为资本增殖的“无生命”的手段和工具，从而导致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对抗性矛盾，破坏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和生命共同性。四是资本逻辑所推动的世界历史趋势会引发对外扩张掠夺的霸权主义发展道路。《共产党宣言》揭示了资本全球推广所推动的世界历史趋势。资本正是首先从特定传统社会内部孕育和生长起来，日益发展为总体性存在，对内主宰整个社会，并对外扩张掠夺全世界。《共产党宣言》还揭示出，资本的全球扩张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形成一系列同构性的权力支配结构：城市支配农村，资产阶级民族支配非资产阶级民族，西方支配东方。这种资本对外扩张掠夺的“同化—分裂”逻辑进一步体现为，民族国家外部和内部的一系列“中心—边缘”支配结构的不断再生产。对待资本如果不加以合理利用和有效控制，任由资本本质和资本逻辑无节制地扩张膨胀、无约束地野蛮生长，必然会对人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难以克服的消极影响和负面效应。

　　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本质、资本逻辑、资本普遍规律可以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全面而充分地表现出来，并产生出一系列消极、异化和对抗性的社会效应。而相反地，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则受制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制约，不能全面而充分地规定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仅仅对社会生活表现出局部影响和有限效应，并且从根本上服务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即人与社会全面发展。

　　三、合理驾驭资本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在超越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的同时，也需要合理驾驭资本，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这也构成了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大前沿问题和关键生长点，同时也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方面。

　　中国式现代化在超越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的同时，充分汲取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将资本定位在受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普照的光”根本支配下的重要生产要素、重要纽带、重要力量的“非中心”“有限性”位置，从而改变资本的特性，塑造资本的行为规律，决定各类资本的比重。中国式现代化在驾驭资本的伟大实践中，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尤其是发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对资本生产要素及生产关系的支配和利用，使之真正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服务于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从理论上看，中国式现代化要合理驾驭资本，就需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深化《资本论》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进程。

　　具体来说，一是坚持和发展“相同经济基础”与“无穷变异的现象形式”之间的辩证法。《资本论》第三卷深刻揭示了这种辩证法：“……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用这一辩证观点来观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中的资本要素就会发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构成了主导性、支配性的经济基础；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中国特殊国情、历史因素等原因，所有制形式不可能单一化、纯而又纯，而是在公有制主导的经济基础上，显示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现象形式，也包含多种所有制形式中各类资本形态的共同发展。

　　二是坚持和发展“普照的光”的方法。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也有一个何种所有制形式为主体的问题，相应地，利用各类资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也有一个何种资本为主体的问题。如上所述，在马克思看来，在一切社会形态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及生产关系作为“普照的光”，决定其他一切生产及生产关系的地位和影响，掩盖一切其他色彩，改变它们的特点，决定从“普照的光”中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从而在根本上规定着这一社会形态的性质、状况和趋向。这就充分说明，要继续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普照的光”的主导性和优越性，尤其是要发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对资本生产要素及生产关系的自觉支配、控制和利用，规定各类资本所占的比重，决定各类资本的地位和影响，约束各类资本的逐利性和对抗性，塑造各类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从而使之真正成为生产力社会化、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的“合理手段”。

　　三是合理把握“资本的一般本质和普遍规律”与“资本的特性和特殊规律”之间的辩证法。这就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世界历史条件下，历史地、辩证地区分资本一般本质和资本逻辑与社会主义的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的科学方法。如上所述，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具有“资本一般”本性及资本逻辑的自身规定的普遍形式、典型形式，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规律的充分发展形式。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则必然不是、也不可能是这种资本的典型形式，而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规定下的具有特殊性质和特殊规律的资本，表现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规律根本制约下的资本的有限发展形式。这就涉及如何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资本论》关于资本的一般本质、普遍规律的原理来指导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的科学理解，指导资本健康发展的创造性实践的问题。在这方面，预先给出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辩证统一的泛泛而谈是容易的，但是，真正深入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及运行机制，真正深入多种形态资本的各自特性、行为规律和自身界限，进而具体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支配和规定各类资本的合理方式，以及各类资本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规范路径，则是富有挑战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不仅需要实践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完善的持续探索，还需要从理论上不断进行反思、创新和发展。

　　四是合理把握资本逻辑的辩证否定与内在批判方法。对资本的理论研究仍有待深化，特别是在资本逻辑自身扬弃与社会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上仍急需深入探究。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资本蕴含着生产关系与生产要素、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的二重性，因而在社会发展中就表现出异化形式与解放潜能的双重内涵，在缔造剥削异化物化形式、引发社会对抗分裂的同时，也发挥着促进人与社会发展的伟大文明作用。这一历史辩证法的关键在于，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上辩证区分资本的异化形式与解放潜能，利用资本本身的内在矛盾与自身克服趋势来消灭资本，逐步扬弃克服其异化对抗的社会形式，继承发展其解放性的物质内容。对于我们来说，应当科学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辩证区分资本的消极对抗形式和积极物质内容，合理规范资本的运行限度和发展方式，在充分利用资本的同时引导资本的自身扬弃，提高资本的社会化、科学化和自觉化水平，控制其盲目逐利性和对抗异化形式，发挥其财富创造和文明创新的巨大动力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破除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束缚，认为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工具，是发展经济的方式和手段，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利用各类资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逐步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出并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推进上述关于资本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表现。

　　从实践上看，驾驭资本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方面。首先，驾驭资本是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体现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的重要实践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根据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及世界现代化一般规律，中国式现代化中必然包含市场经济这一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必然包含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基础性层面。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的关键在于“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也就是说，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来合理控制资本的异化分裂形式，充分发挥资本的文明创新动能，推动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激活人与社会发展的潜能与活力。更进一步地，驾驭资本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与中国社会发展特殊规律相统一、体现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相统一的重要实践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这些重要特征都体现了世界现代化一般规律与中国现代化特殊规律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要推进深化这种统一性，尤其需要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层面合理驾驭资本。

　　具体来看，扬弃资本统治，摒弃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有利于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资本作为“普照的光”的决定地位和资本逻辑的无限扩张就必然表现为资本统治的现代化。而中国正是以社会主义制度规避和克服资本统治，扬弃异己经济权力对社会生活的支配，才真正走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非资本生产关系占支配地位，公有制经济成为“普照的光”。这就从根本上保障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对资本的理性支配，自觉区分资本的生产资料属性与生产关系属性，合理剥离资本的文明成就与异化形式，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作为生产关系的消极作用，使得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人与社会全面发展，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

　　抑制资本积累规律，摒弃两极分化的现代化，有利于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由于资本积累的内在规律就必然表现为两极分化的现代化。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创造，成功地抑制了资本积累规律的社会效应，规避了两极分化的风险，成功走出了推进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这就要在理论和实践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将资本积累规律的社会化效应控制在有限范围之内，合理调节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推动资本真正作为积极因素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断创造美好生活，持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批判资本拜物教，摒弃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有利于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开创社会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由于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的普遍发展，必然表现为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则破除了拜物教的迷障，克服了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开创了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显然，美好生活需要绝不是受拜物教支配的物质欲望或财产积累欲望，而是服务于人的能力和个性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人的需要、能力和个性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超越了物质主义膨胀的片面发展的现代化。

　　控制资本对自然的榨取，摒弃生态危机的现代化，有利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开创生态文明的现代化。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由于资本对自然的无节制榨取，导致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分裂性和对抗性，势必表现为生态危机的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符合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和生态文明的需要。虽然社会主义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在发展中也存在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循环代谢的暂时的、局部的破坏现象，但是就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方向来看，它正在将世界范围内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对抗性矛盾转化为依赖性矛盾。由此，中国式现代化必然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变革：资本逻辑对自然的单方面压榨被历史地克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得以建立和发展，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二者之间在生态文明高度真正实现统一。

　　约束资本全球扩张，摒弃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有利于推进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开创人类共同发展的现代化。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由于资本逻辑推动的世界历史趋势，势必形成世界性的剥夺剥削机制与权力支配结构，走向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则约束资本全球扩张，超越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开创了人类共同发展的现代化。资本全球扩张推动的世界历史进程本身就意味着人类的相互依存趋势的显著增强，为合理的全球治理提供了现实基础；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约束资本全球扩张和实现全球治理要求的自觉实践。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引领了人类进步潮流和现代化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性地破解了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向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这一人类社会发展难题。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超越西方式现代化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因为它自觉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真正落实为现代中国社会切实可行的特殊发展道路，尤其是将资本一般本质和普遍规律的科学认识践行和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驾驭资本的创造性实践之中。由此，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总之，通过合理驾驭资本以及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同时生发出普遍的人类发展启迪和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我们应当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为深入地研究资本特性和规律问题，为社会主义合理驾驭资本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支撑和科学预见。以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问题为重要生长点，加快构建以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内核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王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