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旅游从传统社会中的零星偶发事件转变为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的“社会事实”。作为当今世界“五大幸福产业”之首的旅游业，既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重要产业，也是贸易互通、文明互鉴的重要载体。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旅游助推社会全面发展，同时，全民旅游的蓬勃发展也直接受益于人民生活水平与收入水平的快速增加，体现了从温饱社会到全面小康，再到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社会变迁轨迹。近十年来，中国旅游发展“黄金十年”实现了全方位的历史性变革。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对中国旅游发展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进一步全面刻画、深入揭示当代中国旅游发展与社会变迁交织并进、互嵌互动的多维关联与历史轨迹成为一项重要课题。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以“旅游中国”为研究范式，旨在整合“透过社会看旅游发展”和“透过旅游看社会变迁”这两种研究进路，全面总结当代中国旅游发展的本土化道路及其推动中国社会变迁的内生动力，讲好旅游发展的中国故事，以使旅游更好地肩负起服务国家战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独特魅力的重大时代使命。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意识 

　　（一）“中国旅游”：学术研究与社会事实的落差 

　　当今，旅游业发展在全球经济格局和国际社会交往中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2019年全球旅游总人次达123.1亿，为全球总人口的1.6倍；旅游总收入贡献了全球GDP的6.7%。 

　　中国在国际旅游业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并已成为全球“领跑者”，入境旅游人次位居世界前列且稳步增长，旅游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就业的综合贡献率超过10%，其战略性支柱产业地位日益突出。与此同时，随着旅游的产业地位与功能转变，旅游化（touristification）已是全社会的常态景观，并成为塑造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力量。将旅游现象和旅游业发展置于更广阔的视域中加以考察势在必行。旅游业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地位及其与社会变迁间的复杂关联，也亟须学术界乃至全社会给予积极关注。 

　　然而，与旅游作为社会事实的繁荣景象难以匹配的是，旅游在公众和学术界的普遍认知中长期处于某种尴尬境况：一方面，旅游业长期被社会公众认为是“低端”服务行业；另一方面，尽管旅游学科近年来发展迅速，但在社会科学的总体视域和构架中仍位居边缘。旅游研究远远滞后于旅游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和深广影响，对中国旅游社会实践“黄金十年”的道路和经验未能做出及时回应与深入讨论。 

　　（二）旅游发展与社会变迁：既有文献的三种知识路径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旅游业肩负着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使命，走出了一条极具特色的“中国道路”。中国的旅游研究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理论引介与验证到创新的本土化历程，体现出中国社会语境及时代发展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起步阶段的旅游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资源开发与评价等应用性问题。随着国内旅游市场逐步成熟和旅游产业地位的提升，初步形成了以旅游者、旅游行为与体验、旅游目的地等为核心的旅游研究基本框架。伴随旅游新业态、新要素与新消费的不断涌现，旅游研究议题不断纵深拓展，研究对象、视角与方法日臻丰富。旅游研究围绕旅游的本土化社会实践历程展开，揭示了“中国旅游发展”与“中国社会变迁”两大命题之间的深度关联。基于不同的理论预设和解释路径，国内学术界围绕二者关联所展开的讨论可归为以下三种有代表性的知识路径。 

　　其一，基于结构论立场，将中国旅游视为“中国社会变迁”之“领域”。这一路径将旅游作为中国社会实践的专门化领域进行研究，重视其社会经济支柱“产业”的地位和价值。众多研究成果勾勒出40年来中国旅游从经济产业迈向全域发展的演进轨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产业融合、消费转型、全域旅游及数智赋能，更是旅游产业成为中国社会转型重要内生动力的深刻体现。 

　　其二，基于表征论立场，将中国旅游视为折射“中国社会变迁”之“透镜”。这一路径将旅游现象视为文化表征或文化文本，分析与之相关的社会互动、变迁等更为宏大或深层次的问题，主要涉及旅游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关系、旅游与流动性社会，旅游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影响等议题。旅游社会学和旅游人类学等分支学科也从早期对旅游影响社会文化的正负效应评判，逐步发展到全面评估旅游在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复兴、强化族群认同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其三，基于效用论立场，将中国旅游视为“中国社会变迁”之“路径”。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旅游常常被国家、市场和社区视为社会动员、宏观调控和地方发展的重要策略和手段。这一路径尤其强调旅游在新时代背景下担负着重要使命，如旅游与减贫、乡村振兴、城镇化、公平发展、空间治理和文化传承等议题，均成为国家战略转型背景下的研究热点。旅游业作为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新兴发展要素的角色和功能也得到不断挖掘。 

　　（三）“旅游中国”作为一种研究范式 

　　上述研究成果充分揭示了“中国旅游”与“中国社会”的内在关联。然而无论是将“中国旅游发展”视作“中国社会变迁”的“领域”“透镜”抑或“路径”，都潜在地将二者视为两个彼此独立、并行演进继而发生互动的领域，从本质上仍未能超越固有的二元思维模式。在全球化、流动性和互嵌性的时代语境下，旅游已全面渗透进当代社会生活，存在于所有社会组成要素或其伴生要素之中，并以其特有的方式动员多数或全部社会机构参与上述要素的配置过程。可以说，旅游已成为“总体社会事实”。因而就“中国旅游发展”与“中国社会变迁”进行二元并立式的考察已难以适应当下新的社会现实与发展问题。 

　　基于实践论和本体论立场，本文拟以旅游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深度事实和丰富材料为依据，通过“理论—实践”的循环互证将“中国旅游”与“中国社会”相融合，进而再概念化为“旅游中国”。从“旅游中国”视域出发，本文力图对40余年中国旅游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宏阔图景做出更具整体性、整合性和历史深度的刻画和认识。旅游不仅是构成中国、反映中国、发展中国的领域、表征或手段，而且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存在状态、内在诉求和基本属性。旅游研究的问题意识也由此超越局部的产业和学科关切，转化为现实意义鲜明、勾连社会全局的重大问题。 

　　本文兼用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分析路径，既从历史变迁维度梳理“旅游中国”的社会进程与演变，又从时段截面维度比较分析“旅游中国”的具体表征与内涵，考量其动态过程。因此，研究方法将超越传统的分析模式和线性因果叙事，转而进入“刻画”模式，以翔实的案例和数据全面呈现“旅游中国”的多维立体图景。 

　　笔者及研究团队长期从事旅游与社会发展相关的跨学科研究，探索现代化进程中旅游发展与文化变迁、地方发展、族群认同、城乡演化的关系及应对策略，对涵盖东中西部地区乡村和城市，涉及汉族、傣族、纳西族、藏族、鄂温克族等20多个民族的案例地进行了20多年的跟踪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曾赴其中多地考察并作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旅游不能牺牲生态环境”等重要论述。 

　　以长期累积的大量案例资料和数据为依托，本文借鉴人类学“深描”法，不仅对“旅游中国”现象、规律进行归纳和综合，更强调对“旅游中国”情境现场、生活事件、意义情感的多元刻画。“旅游中国”同时也为全文构架提供了支点，以下将从旅游见证社会变迁、旅游凝聚中华认同、旅游展望人民愿景、旅游讲述中国故事等四个基本维度展开，全面勾勒和分析“旅游中国”的广阔图景。 

　　二、“旅游中国”的社会进程 

　　旅游类型的多元形式丰富了人类流动性谱系的实践和内涵，也有助于从宏观视野来理解中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中国经历了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转型。这一对概念被普遍认为是理解中国社会的两个基本命题。而随着改革开放40余年的旅游发展，当下中国所具有的开放性、流动性、融聚性已在相当程度上使“乡土中国”的一元解释框架和“城乡中国”的二元解释框架受到挑战，并进一步迈向旅游等流动实践所形塑的当代中国“超域社会”。从流动性加以考察，虽然流动内嵌于“乡土中国”的“一元”社会，但偶发性的流动并不具备影响社会总体及其深层结构的意义；“城乡中国”力图缝补割裂的城乡“二元”结构，但此阶段的流动总体上无法摆脱城乡“二元”桎梏，其本质上仍然是城乡二元之间的单向流动；而“超域社会”突破了既往的流动单向性，引发了全方位流动、扩展与传播，驱动社会生活实践的时空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进而塑造了当代中国以“流动性”和“融空间”为本质的总体社会事实。因此，“旅游中国”不仅指涉当代中国的重要社会属性，更指涉了当代中国“超域重组”的动态社会进程。 

　　（一）乡土中国：“一元”社会根脉与现代旅游发端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将传统中国社会概念化为“乡土中国”。乡村人口的生产生活“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城市、乡镇体系发展迅猛，但总体上以地为本的小农经济、以村而治的乡土秩序、根植于土的文化伦理才是社会运行的核心动力。在安土重迁的乡土价值观影响下，流动和迁徙往往被认为是负面和次等的生活方式。旅游作为偶发事件尚未制度化，更不存在系统的旅游产业，旅游远未成为被社会所普遍接纳的生活方式。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旅游业主要属于“事业”性质，服务于国家外交事务的开展。20世纪70—80年代，旅游业的核心使命是扩大对外政治影响和为国家吸取自由外汇，形成了以入境接待为主的旅游事业发展格局。1978 年一般被学术界视为中国现代旅游的“元年”，首次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作出了“大力开展旅游事业”的决定。1978年到1979年间，邓小平同志对加快旅游业发展多次做出重要指示，指出“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198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七五”计划首次正式将旅游业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旅游业开始以一种独立的产业形态出现。中国现代旅游的起始阶段与从困境中重新恢复和发展的中国社会进程共同起步、互为表里。 

　　（二）城乡中国：“二元”社会互动与大众旅游兴盛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乡土中国的传统社会逐步发生深刻转变，城乡人口规模、生产生活方式等均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发生了历史性飞跃，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开始在东部和西部、城市和乡村之间往返流动。而我国长期以来推行城市优先发展战略并建构了排斥性的城乡分割制度，导致了快速城镇化之后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关系表现为城乡差距与城乡分离的二元性交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现代性冲击下从延续千年的乡土中国进入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和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时代。城乡分工和互联互通进一步明确与合理化，城乡发展各具比较优势的时期到来。 

　　由乡土中国迈向城乡中国，“流动”成为理解此进程的关键概念。旅游流动作为城乡流动的重要内容和形式，迅速被推至社会发展的前沿位置。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将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1999年，“黄金周”制度的确立进一步推动了国内旅游的快速发展。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明确指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随着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活动的成功举办，中国入境旅游市场被充分打开并带动旅游全面发展。2013年，中国成为出境旅游消费第一大国。在国际化程度提升、国家政策制度调整、社会经济/消费水平提高和基础设施整体提升的背景下，中国旅游业逐步走向规模化、产业化的大发展阶段。随着城乡人口的广泛化和常态化流动，“大众旅游”时代来临。 

　　（三）超域社会：多元流动性与全民旅游时代 

　　21世纪以来，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所导致的流动现象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面向。如果说西方学术界有关“流动性”的讨论大多与脱域化、碎片化等后现代批判话语相关联，在中国当代社会背景下，流动性则更深刻地体现了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和成就，是富起来的人民实现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社会位置的重要表现。因此，流动性在“城乡中国”阶段是一种逐渐显现和常态化的特征，那么在全民旅游的时代，多元流动性已成为社会的本质特征。 

　　流动性在当下中国的社会实践中表现极为深广。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为3.76亿人，十年间增长近70%。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汽车的普及化、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和通信技术的提高。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呈现出多元多向的全方位迁移、扩展与传播，“流动”已成为不争的社会事实，使得中国当代社会形态迈向了更加开放多元的“超域社会”。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使得劳动力自由流动成为必然要求，打破了城乡二元对立时期从乡村流入城市的单向流动，劳动力的逆向迁移以及“城乡两栖”型迁移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社会结构转型也使得个体身上原有的地方约束被逐渐打破，个体可以在更加自由的社会结构中寻求发展乃至实现自身的社会流动。 

　　流动性的增强也使以流动为核心的旅游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强度，导致旅游流动谱系不断延伸，从购物、日常休闲、修学旅游、间隔年、季节性移民（第二居所）到跨国移民，从现实到虚拟旅游，等等。丰富的旅游实践类型涵盖了中国社会流动性谱系的方方面面。从时空脱嵌迈向时空重组的超域时代，中国旅游业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在旅游者多样化、旅游方式个性化和旅游需求多元化的推动下不断升级，“互联网+”、全域旅游等更是推动了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由小康型向富裕型转变，这为旅游日益成为全民共享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坚实基础。旅游产业和市场达到空前繁荣，其面向民生福祉的多元复合功能得到进一步凸显，中国社会自此进入“全民旅游时代”。 

　　（四）旅游中国：一场正在发生的深刻社会转型 

　　尽管“乡土中国”“城乡中国”与“超域社会”显现出某种发展时序上的先后递进关系，但三者在社会事实意义上却并非“零和”的替代关系，而是彼此嵌合、交叠，共同构筑了当代中国的内在肌理。因此，中国社会发展的动态实践不能以某种单一的考察模型加以割裂。“旅游中国”的提出正是希望走向一种兼容模式，深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乡土传统、城乡根基和流动现实。“旅游中国”同时表明，旅游作为一种系统性的现代化力量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旅游促进了人、物、资本、信息和技术在城乡、东西部之间的大规模流动，其覆盖面之广、渗透力之强，使得传统社区不断重构，城乡互动的强度和频率显著提高，族群和文化交流与融合更为广泛。一方面，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城乡居民的旅游动机和需求快速增长，2019年国内旅游人数超60亿人次，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旅游逐渐趋向于日常化，成为中国当下社会的生活常态。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9年旅游总收入超过6万亿元，旅游业在进入中高速增长期的同时也步入了全域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时代。中国旅游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内部发展的机遇为“旅游中国”的社会形态创造了更多可能。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下，中国上万亿的出境旅游消费回流和旅游消费升级将迎来新的增长机遇，“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大背景为中国旅游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消费场景和更精细的管理模式，塑造了沉浸式、体验型和场景化的消费趋势，并催生了虚拟旅游、云展览、旅游直播等新的旅游消费业态。新时代背景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使得中国旅游必将以致力于满足人民幸福与美好生活为自身发展的根本动力。 

　　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意味着旅游消费需求不仅具有规模效应，更呈现出多元化和品质化的趋势。笔者团队在追踪调查中发现，旅游消费在不同群体中和不同地区日益呈现出丰富多元的形态与特征。就群体而言，亲子家庭游和研学游日益规模化并对少年儿童的成长产生重要影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追求蕴含文化元素的高品质旅游体验和网红打卡、极限运动等个性化旅游活动；退休老年人群因有钱有闲且动机强而成为最具增长潜力的旅游市场和旅游淡季的主力军。就地区而言，一方面，云南、西藏等众多西部地区的重要旅游地成为生活方式移民、旅游劳工移民、第二居所居民等群体的旅居地；黑龙江鹤岗、汕头南澳岛、雅安达瓦更扎等小众旅游城市和景点成为备受追捧的“反向旅游”目的地。另一方面，中小城市下沉市场活跃，居民的出游需求旺盛，小镇青年、农村居民的出游比例越来越高；西双版纳、丽江等民族地区的旅游目的地居民外出旅游需求旺盛。 

　　总体来看，中国具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全球最大的供应链体系、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积淀深厚的中华文明和丰饶多元的自然及人文旅游资源。“旅游中国”意味着当今中国已经具备成为旅游强国的条件，旅游变迁与中国社会变迁在并进交织中得以协同发展。 

　　三、在互动交流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区域发展：均衡带动与去边缘化效应 

　　区域发展不平衡仍是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大挑战。由于旅游业在空间分布规律上往往具有由经济中心向不发达区域延伸的特征，因此，发展旅游业常被视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重要政策工具。 

　　首先，基于中国大陆各省份旅游总收入和人均GDP等经济数据，旅游业对于减缓区域发展不平衡趋势的作用已经得到广泛验证。在我国中西部和边远地区，旅游发展有效缩小了其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并塑造了众多享誉世界的旅游目的地，如云南丽江、贵州梵净山、西藏拉萨、新疆喀纳斯等。 

　　其次，旅游业是推动边疆地区融入中心、“去边缘化”的重要力量。边疆地区因自然区位、交通条件、人口结构等因素限制，其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状况长期与“落后”“欠发达”等表述相关联。在我国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旅游发展正是国家推动边疆发展的有力政策选择。相较于一般的现代产业，旅游因其强大的发展带动性、良好的就业吸纳力及实效惠民性深受地方政府和边疆民众的欢迎，对边疆发展更具现实意义。 

　　边疆地区丰富的自然景观和独特的人文资源使其具备发展旅游的比较优势，对于外来旅游者具有强烈吸引力。20世纪末以来，边疆地区不断被游客造访，云南、广西、西藏、内蒙古等众多边疆省区跻身旅游大省之列。经济水平处于全国后位的边疆省区在旅游经济中脱颖而出。统计数据显示，经济总量相对落后的边疆省区旅游收入水平却相对超前。如2019年，云南和广西全年旅游总收入均超过万亿元，进入全国前十位。旅游业大多已成为边疆省区的支柱产业，对地方社会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云南旅游业收入的GDP占比逐年攀升，到2018年实现占比过半，且其旅游业位次远高于其人均GDP位次。由此可见，旅游业发展为西部欠发达省区经济困境破局、全面脱贫和绿色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发优势。 

　　在对众多边疆地区案例的长期跟踪调研中发现，旅游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产业转型，为边疆社会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和新机遇。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也为边疆人民提供了更多与外界沟通交流的机会，使他们越来越多地走出边疆前往内地、沿海地区旅游。许多游客被边远旅游地所吸引，产生心理认同，进而移居到边疆。在云南丽江、西藏拉萨等地，逆向于“边疆劳动力流向内地”的传统迁移模式，来自东部沿海城市的“旅游移民”不断增加。他们或成为旅游小企业主参与旅游经营，或单纯偏好当地生活。旅游成为沟通边疆与内陆的桥梁，对打破“内地/中心—边疆/边缘”的二元桎梏起到了积极作用。由此，边疆地区的旅游化、旅游中的主客交往以及边疆与内地信息、人口、资金、文化的双向对流，使边疆地区的边缘色彩逐渐淡化。内地、沿海与边疆之间来来往往、多向交织的旅游活动持续发生，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边疆人民与内地、沿海居民拥有平等的空间流动权利。 

　　（二）城乡关系：从逆向流动到循环修复 

　　城乡关系历来是涉及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核心问题，城乡发展失衡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城市发展过程中由于资源供给和环境承载力不足，导致发展规模与质量失衡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环境后果；乡村社会人口外流导致乡村空心化、文化边缘化、产业发展滞后、社会治理失效等问题，制约了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城乡消费模式转变和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大量城市居民走向乡村，首次实现了当代中国社会城乡之间大规模的人口逆向流动，旅游也因此被视为促进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有助于构建新型城乡关系。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7部委制定了《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乡村旅游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同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收入超过8000亿元，30亿人次前往乡村休闲度假。近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也多次提出，要充分发挥乡村的资源、生态和文化优势，发展适应城乡居民需求的休闲旅游、餐饮民宿、文化体验、康养服务等产业。 

　　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城乡关系开始从传统的“客源地—目的地”二元关系走向“互为客源地、互为目的地”模式和以开放、外溢、融合、共生为特征的新体系。“旅游中国”视域下的新型城乡关系建构得益于以下重要支撑：首先，农村居民的旅游消费需求不断得到释放。据统计，2023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出游人数已经超过5亿人次，农民旅游成长为潜力巨大的细分市场。其次，旅游推动城乡互动并有效破解了城与乡各自面临的发展困境。如在云南大理双廊，旅游移民的介入使得乡村空间多功能化发展，也引导外出务工的年轻村民从城市返乡发展。乡村旅游引发的劳动力迁移与回流，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城市由于人口过度密集而带来的治理负担，缓解了城市压力。在成都周边的明月村、三圣乡等地，旅游发展既推动了乡村的社会重构与经济振兴，也满足了城市人群回归乡野的精神需求和多元文化体验需求。2023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北川羌族自治县石椅村，肯定了这个灾后重建民族村落以旅游振兴乡村的探索路径。旅游发展有效整合了乡村内生动力和城市外部驱动力，引导资金、土地、技术、人才和劳动力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循环流动，在优化景观空间、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城乡精神文化共同繁荣、促进乡村与城市功能的多元互补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在旅游的作用下，城乡间借助主体和要素的循环流动，实现城市与乡村问题在双向互动中的持续性修复，进而构建均衡合理的城乡关系。再者，旅游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与“同在性”推动乡村基于“乡村性”实现在地化和自主性发展，既引发了生产要素的逆城市化流动，也将乡村与城市嵌入到新型城乡关系网络结构之中。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旅游为城乡要素流动提供了通道和动力，为城乡之间的互补与修复提供了空间和场域。迅猛发展的旅游无疑构成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城乡互动发展路径。旅游主导下“城乡循环修复”的意义逐渐凸显，为解决城乡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民族融合：从主客互动到美美与共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和繁荣的内在动力。各历史时期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从未如“旅游中国”这般显著而深刻。大规模的旅游者裹挟着多民族的文化要素、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一起流动并发生交融。主客互动作为旅游中最基本的社会互动，为民族交往提供了最好的场域。民族旅游也成为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方式。 

　　首先，旅游发展使得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二元结构被打破。在传统社会中，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中西部及边疆地区。相对边远的区位和复杂的地理环境塑造了较为封闭的社会结构和族群间的地域与文化边界，构成了各区域、各民族内部相对封闭而外部多元的形态。而今，旅游一方面打破了少数民族地区传统封闭的社会格局，跨越地域边界的族群交往，塑造了族群生活多样性的现代特征；另一方面，旅游发展使得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成为旅游吸引力核心区，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成为极具魅力的旅游吸引物。这在某种程度上翻转了传统产业经济主导下与“汉族—少数民族”相对应的“核心—边缘”社会格局。 

　　其次，多民族共居正在成为旅游地社会的新常态。来自东部地区的旅游者和旅游移民向拉萨、丽江、大理等西部民族旅游地迁移聚集；来自北方的移居者和退休群体季节性地往返于家乡与三亚、西双版纳等避寒胜地；来自西藏、青海等民族地区的第二居所移民定期到成都、重庆等低海拔城市度假、养生、养老。旅游形成了大范围、多地域的多元民族互动融合新格局，将民族团结从国家顶层制度设计带入民族间日常互动的微观情境之中。旅游中的主客交往既有匿名的浅层次商业性互动，也有真实的深层次主体互动。游客与东道主在主客交往中实现文化要素、价值理念、生活方式的彼此吸收、借鉴与融合，成为共享生活方式和生活空间的主客共同体。旅游多元主体的“共同在场”对地方社会联结和精神塑造亦产生积极影响。在笔者关注20年的丽江，纳西族原住民、新丽江人、“驻客”、旅游者等多元群体基于旅游互动而形成文化认同，正在形塑一个既流动又团结的“后地方共同体”。 

　　此外，旅游使族群身份认同更具张力和包容性。在旅游情境中，少数民族居民会根据游客的想象调整、改造族群文化表征，制造符合旅游者心理需求的“舞台真实性”。如西双版纳傣族园的“天天泼水节”，从傣历新年的庆祝活动演变为每天上演的旅游节目。长期追踪研究表明，无论是泼水节、织锦等民族节庆和工艺的文化展演，还是傣楼等传统建筑景观的更新，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傣族人的民族自豪感及民族交往、融合的主动性。旅游发展后的族群主体参与、共同体的重塑以及人口回流，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民族文化传承的主体缺失，进而激发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 

　　旅游社会现象既是经济文化现象，也是民族实践。基于我国多民族共存的历史与现实，诸多旅游地的民族文化资源成为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手段，亦可激发人们在文化自觉中体察如何“各美其美”，在文化互动中思考如何“美人之美”，最终在相互理解、包容与欣赏中走向“美美与共”。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或缺的成员，各民族、各族群在旅游实践中“美美与共”的共同繁荣，符合我国新时代推进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的目标与方针，也为世界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处与文明互鉴贡献了中国智慧。 

　　（四）旅游“融空间”与社会新形态 

　　旅游促进了传统现代性中“发达—欠发达”“中心—边缘”等二元结构的逆转，推动地区、城乡和多民族走向融合，促进当代中国社会空间转型成为高度交流、动态平衡、深度交融的“融空间”。“旅游中国”的这种“融空间”属性反过来又对传统社会结构中“家与非家”“主人与客人”等二元概念和关系进行了重构。 

　　首先，在充满流动性的社会“融空间”背景下，“家”与“非家”不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在两种状态之间表现出连续性和互动生成性。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民众在旅游地获得第二甚至第三居所，“家”与“非家”更紧密地与当前的逗留地相关，而不再是非此即彼的终极选择。随着从新家到老家旅行成为一种广泛的旅游形式，也同时构成了离开家园与回到家园的双向动态趋势。另一方面，后现代语境中作为永久性居所的家已经不再完全是负载积极意义的地方，也透露出程式化、保守与无意义等负面价值。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地出现“生活方式旅行者”。不再限于一个固定、静态的地点，“家”可以安置在旅途之中，人可以栖居于旅行之中。栖居与旅行复杂交织为一体，共同塑造了一种新的社会存在状态。因此，“旅行”这一曾经处于“家”之对立面的存在状态，反而有助于人们寻获更为本质的“家”的意义。这样，旅行与家叠合起来——旅行成为家的载体，家成为旅行的意义。 

　　同样地，“主人—客人”的二元关系在“旅游中国”的“融空间”中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某些成熟旅游目的地，原本应该是东道主的本地居民成了客人，而外来从事旅游行业的客人则担当起了东道主的角色。在丽江古城，旅游发展后的人口置换使得古城内的原住民迁到城外，外来经营者成为与游客互动的东道主。与之相类似，大理的生活方式型移民、三亚的候鸟式养老者和退休移民等，也都已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旅游地“主人”。更有甚者，来自美国的林登夫妇将大理喜洲镇“杨家大院”开发为“喜林苑”民宿，南非建筑师高天成开发了莫干山裸心谷，热爱中国文化的外籍人士成了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的“带头人”。 

　　随着全域旅游发展和旅游消费日常化的演进，曾经游离于本地居民日常生活场景之外的游客，如今已打破酒店、景区、旅游巴士的“过渡性”空间限制，广泛进入旅游目的地的城市、乡村公共空间及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场景之中，如菜市场、街头巷尾、城市公园、乡村茶馆等，被赋予“地道”“真实”的体验价值，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消费行为也越来越具有本地“主人”的特征。尽管“主人—客人”关系重构引发了某些新问题，但旅游所塑造的“融空间”也为主、客、从业者以及政府等多方角色的对话与协商提供了新的可能，互为对象的旅游目的地与客源地都日益成为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空间。 

　　总之，在中国多民族、多文化流动交融的社会语境下，旅游促进区域间合作与共赢，促进各民族交往与认同。这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不仅在观念、政策的宏观维度和顶层逻辑上展开，更通过身为主体的一个个具体旅行者的身心之游在流动的社会实践和微观个体层面得以体验、得到落实。 

　　四、“旅游中国”的主体参与和社会情感 

　　（一）旅游即生活：从区隔到融合的社会实践 

　　从“乡土中国”到“旅游中国”，旅游与日常生活间的关系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早期研究者多将社会空间划分为日常生活世界与旅游世界，旅游被认为是与前者相对立的存在。“日常—旅游”的二元表达被视为与“世俗—神圣”的二元对立同源同宗，旅游因而是独立于日常生活之外的一种超凡体验。 

　　随着大众旅游时代到来，旅游活动作为一种普遍化的社会实践紧密嵌入日常生活之中。不仅旅游频次、规模和影响日益扩大，而且旅游与日常生活二者间的差异和对立也日渐模糊。一方面，旅游成为时空流动与其他各类流动形式交织在一起的常态化实践，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日常的生活方式本身也成为重要旅游吸引物，如民宿作为备受青睐的旅游产品，其核心竞争力之一便是对主人生活方式的呈现和对客人生活方式的再造。 

　　早在2003年就有旅游学者指出“旅游是生活的要素”，如今看来，彼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已经成为现实。2019年中国的国内旅游人均年出游超4次。从休闲度假、旅游过年到旅行结婚、旅居养老等，旅游与日常生活越来越重叠在一起，像柴米油盐一样成为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和基本选项。甚至，旅游无处不在，弥散于社会生活的不同情境之中，旅游者广泛融入城乡的公共空间。“超域性”的旅游场被重塑，旅游世界和日常生活世界在长期分割后重组为“融空间”。旅游世界不再是日常生活世界的对立面，而成为其延伸，乃至其本身。 

　　“旅游即生活”，意味着旅游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对某些人群来说，居家日常生活才是非常态的，“在路上”和“在彼处”取而代之成为常态。“旅游即生活”，也意味着旅游关系着一个人能否“有质量地活着”。这一点在老年群体旅游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随着人口老龄化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面临巨大挑战。“有质量”在此并非生活/身份的等级化问题，而关乎生命权和生命尊严问题。随着我国人均寿命的增长和老年人消费观念的转变，银发群体正在成为旅游消费的主体。旅游和异地康养成为众多老年人的生活常态，是其获得归属感、充实感、成就感以及自我生理和心理重建等价值体验的路径。此外，旅游体验不仅存在于旅游全过程，更与人的生命过程具有共在性。因此，旅游呼唤的是一种具有人文情怀和伦理价值高度的理想生活和生命状态。在此意义上，“人的一生就是一段旅程”。 

　　（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主体性获得与自我实现 

　　2015年，一位河南中学教师的10 字辞职信——“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激起全社会的热议和共鸣，表达的正是社会公众对于旅游所蕴含的自由与远方的渴望。在观念层面，“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是社会大众寻找自我主体性位置的一种重要表征；在制度层面，随着带薪休假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完善和推广实施，旅游已成为社会福利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这意味着在“旅游中国”语境下，旅游权成为公众积极争取和实践的一种社会权利。 

　　旅游不只是公众表达主体性和权利诉求的活动，旅游过程提供了一种具有深层次教育性和塑造性的召唤结构，有助于国家和社会塑造高素质的新公民主体。一者，任何旅游活动对参与者都有规制，比如旅游设施的合理使用、文明旅游规范的遵守等。在旅游中对自我观念、行为的不断调适也促使旅游者从“不自觉之游”迈向“自觉之游”，不断提升主体意识和深度文化体验。再者，中外研究均表明，旅游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17世纪欧洲的壮游（Grand Tour），还是当下流行的研学旅行、修学旅游等，在异地的所见所闻所遇使旅游者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对知识的获得并非旅游之于人教育意义的全部，旅游还能陶冶身心。尽管旅游给人带来的变化有差异，但旅游潜移默化之中能引导旅游者的个人成长和改变。如在志愿旅游或者公益旅游中，旅游帮助旅游者实现包括自我认知、人际交往、忍耐力、自信和自我满足在内的更为广义的个人发展目标；在背包旅游中，背包客通过旅游能够感知到能力、技能、情感、世界观和自我意识等方面的积极变化。 

　　旅游过程除了对旅游者主体性的塑造与提升，还由于其流动性、互动性和阈限性特征，体现出鲜明的“主体间性”，促进主体间关系的调适与平衡。旅游对推动主体平等与互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儿童、中青年、老年等不同年龄层群体的多样化消费需求提供了选择和满足,对促进社会性别的平等发展也有着积极意义。中国传统的父权观念对女性的社会角色有着太多的性别规制，而“大妈”这一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被禁锢得最为彻底的中年女性群体，如今却成为在旅游中得到最彻底释放的代表：在各景点都可以看到“大妈”群体在自信地拍照；朋友圈中活跃着她们的旅行分享；出行时她们可以选择闺蜜游而非家庭游。以上行为极大地区别于传统妇女对上照顾父母、对内照顾丈夫、对下照顾子女等固有的社会角色。放下性别束缚、身份束缚的她们，从容塑造着更为真实的自我，成为“旅游中国”的一道亮丽风景。 

　　（三）旅游创建和美家园：社区发展与基层动员 

　　旅游在提供社区居民就业、提高收入水平、优化社区资源利用等方面具有积极促进作用。旅游对社区发展尤其是乡村社区迈向“宜居宜产”“全面振兴”的带动效应已成为各界共识。在经济发展方面，发展旅游使得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及文化资本等要素伴随着开发主体的进入及本地劳动力的回流实现在地重组，能有效驱动社区经济结构优化；在人口发展方面，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旅游使得社区社会关系重构，为居民提供了个人发展的机会；在文化发展方面，旅游可从物质、制度到精神等多个层面推动社区传统文化传承和复兴。 

　　作为社区的主体，居民在参与旅游的过程中经历了经济、心理、社会和政治等多方面的赋权，由此获得了更为全面的社区能力建设，能以更强的主体性应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其中，经济赋权体现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后获得的旅游收益，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心理赋权既体现在旅游发展使居民意识到自身文化和自然资源的价值并产生自豪感，也体现在政府或外来机构提供的教育和培训机会，使其综合能力提高，自信心增强；社会赋权体现在旅游发展通过行业协会、社区精英等新型组织的发育及传统社区组织的重新整合，促进了社区凝聚力增强；政治赋权体现在社区成员的民主观、法治观、自治观、参与观等逐步健全。经过多维度赋权，居民的组织能力、表达能力、自治能力及参与意识等民主素养逐渐提升，并转化为应用自如的社会参与意识和能力，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 

　　以云南宁蒗的摩梭人社区为例，当地的落水村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参与到旅游开发之中，首家家庭旅馆的高额经营收入刺激村民纷纷参与旅游。旅游发展让摩梭人更加意识到民族文化的价值，积极发掘自身的文化传统。2005年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成立，致力于摩梭文化宣传研究、泸沽湖环境保护及社区居民环境教育。在早期无序参与导致了诸多利益纷争后，社区积极探索旅游参与制度的创新，结合摩梭传统社会的“家屋制度”制订旅游相关乡规民约，利润按照家庭每周平均分配；打造公众号、创办村级博物馆、自主拍摄纪录片，传播本地人视角的摩梭文化，消除文化误解和异化。尊重传统的旅游发展和制度创新释放了落水村人的自主性，提升了自我管理、自我更新的能力，为地方发展提供了长久有效的传承动力。 

　　（四）幸福生活：全民共享的社会目标 

　　“旅游中国”的多维构成不仅包含前文所论及的物理时空、社会时空，也是当代中国人情感时空的具体展开。作为一种融合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消费的“全维”消费实践，旅游对于人的幸福增进效应已成为社会广泛共识。 

　　通过修复日常生活、工作和困境所导致的身心消耗，旅游满足人们的生理、精神、审美等多层次需求，以主体的自由和发展抵抗现代性对人的异化，从而丰富生命的意义，实现幸福感的获得。今天“到乡村去”成为时尚，乡村以其自然本真的空间环境和乡村文化为游客带来轻松愉悦的满足感。同时，乡村旅游使原本走向衰退的乡村得到振兴，居民实现生活富裕和精神富足，对本地人而言同样是幸福感的践行场域。此外，在红色旅游中人们了解历史事实、感悟革命精神、聆听中国发展之音，获得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也能催生独特的幸福体验。 

　　旅游塑造的幸福感是跨时空和多维度的：横跨居住地和目的地，贯穿旅游的全过程，包括旅游前的美好期待、旅游中的愉悦体验、旅游后的温馨回忆。进一步来说，能够旅游本身就是幸福的。当出行受到限制时，人们普遍体验到的正是无法旅游的不幸福；而当今天旅游开始复苏时，处处可见奔涌而出、满怀期待与喜悦的旅游人群。这足以说明旅游参与构建人们幸福生活的重要性。 

　　1980年召开的世界旅游大会通过了全球旅游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马尼拉世界旅游宣言》。宣言指出：旅游是人的基本权利，旅游是人类实现自我精神解放的重要途径。习近平主席早在2013年俄罗斯“中国旅游年”开幕式致辞中就曾指出，“旅游是修身养性之道”。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旅游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体现了党和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庄严使命，也是“旅游中国”向世界旅游交出的一份亮眼答卷。 

　　五、旅游讲好“中国故事”：全球互动与文化自信 

　　（一）入境旅游：中国是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 

　　入境旅游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产业国际化水平和成熟度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前，作为外交服务事业的旅游是我国入境旅游的最初形态。改革开放初期，入境旅游是国家创造外汇收入、展示对外开放成果的重要窗口。随着国门开放红利的释放，入境旅游迅速发展。中国第一家合资酒店北京建国饭店和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宾馆广州白天鹅宾馆均在这一时期建成开业。此后入境旅游经历了“非典”、2008年金融危机及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在萧条与反弹中曲折增长。 

　　2020年之前，我国入境旅游连续几年稳步增长，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服务品质不断提升。在2015年入境过夜游客接待人次的国际排名中，中国以5688.57万人次位列第四名，仅次于法国、美国和西班牙。2019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数达1.45亿人次，国际旅游收入达1313亿美元。尽管新冠疫情暂时中断了入境旅游原有的良好增长态势，但从长远来看，入境旅游在遭受突发危机事件造成的重创后均能实现较快恢复。因此，入境旅游在未来国家经济发展、塑造国家形象、加强文化输出等方面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入境旅游发展的驱动力构成也在发生改变。改革开放初期，入境旅游快速发展得益于外国游客对中国作为“古老东方国度”的“猎奇”和“凝视”愿望，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传统是核心吸引力，长城、故宫、兵马俑、桂林山水、长江三峡、大熊猫等成为中国的旅游名片。而在今天，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化都市显现出巨大活力。随着北京奥运会、冬奥会等一系列国际大型赛事的成功举办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在全球发展体系中的影响力日益提升。高速发展、开放自信、活力时尚、安全文明的新国家形象成为入境旅游增长的新动力。据调研显示，境外游客对中国的现代化高度和信息化程度最为肯定。旅游基础设施、接待体系与公共服务体系等不断完善，让入境游客更深刻地体验到高品质的中国旅游产品和服务。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落后、边缘的他者或“东方主义”话语主导下的叙事对象。作为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中国在历史与现代的交叠中大步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心。“美丽中国”（Beautiful China）和“超乎想象的中国”（China Beyond Your Imagination）作为全新的国家旅游品牌形象正在重塑国际社会和游客的想象与认知。2023年3月末，全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恢复经营外国人入境团队旅游业务，蓄势待发的中国入境旅游必将迅速把握住新的机遇。 

　　（二）出境旅游：中国是世界最大旅游客源国 

　　中国旅游业遵循“先入境、再国内、后出境”的发展顺序，出境旅游虽然起步较晚，但增长速度迅猛。出境旅游发端于1984年内地居民获准赴港澳旅游，1987年，丹东市与朝鲜新义州的“一日游”则是边境游的开始，1990 年，《关于组织我国公民赴东南亚三国旅游的暂行管理办法》出台，标志着出境旅游正式启动。随着中国国民收入不断提高和对外开放政策持续深化，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中国的出境旅游在目的地国家、旅游市场规模、旅游花费水平等方面取得极大提升，成为世界瞩目的经济文化现象，并对中国旅游经济的运行格局和世界旅游市场的走势产生了深刻影响。国家对出境旅游发展的总体定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适度发展出境旅游”到2005年的“规范发展出境旅游”，再到2008年调整为“有序发展出境旅游”，战略定位的演变轨迹充分体现出境旅游的地位提升。 

　　截至目前，我国旅游签证开放国家和地区已达130余个，其中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可以享受落地签或免签入境的国家和地区达到70余个，涵盖世界各大洲。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出境旅游规模迅速扩大，出境旅游人次数由1992年的292.87万扩大至2019年的1.55亿，2012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客源国，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支出国。中国出境旅游市场的迅速崛起和稳步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旅游客源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并已成为国际旅游市场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从国家发展战略和整体利益的高度来看，我国外汇储备充足使得出境旅游的经济功能从创汇优先转向平衡国际收支，其在文化输出、话语权提升、国际化布局等方面的综合效应对中国未来的全球定位具有重要意义。 

　　从事实来看，出境旅游已成为重塑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抓手。尽管21世纪初，个别中国出境游客的某些不文明形象见诸媒体，对国民形象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随即同原国家旅游局发布了《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对出境旅游进行原则性要求和规范性引导。经历了短期阵痛之后，中国出境旅游日渐成熟，出境旅游者的国际形象已得到极大改善。具有较高文明素养的国人新形象，将在国际旅游目的地的主客交互过程中重塑世界对中国人及中国形象的新认知。 

　　（三）旅游外交：旅游开启中国对话世界的重要平台 

　　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早已不止是单纯的经济活动，在国家关系和地缘政治中的杠杆作用日渐凸显。通过对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的鼓励和调节，国际旅游成为国家对外展示、对外交往、对话世界的重要平台。 

　　旅游的外交功能不断凸显，得益于全球大众旅游的快速发展以及旅游在国际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旅游天生具有“和平面孔”，被广泛视为改变国家间交往方式和国际政治生态的润滑剂，也成为各个国家开展利益博弈的重要渠道；反之，外交关系也对旅游产生深刻影响。《马尼拉世界旅游宣言》强调，旅游应在促进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等全球性重大社会问题中发挥作用。 

　　今天，“旅游外交”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采用的新型外交手段，而这一概念正是由中国提出。2015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报告提出,旅游行业要“主动作为，主动发声，服务国家整体外交”；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新时代要全面实施旅游外交战略。旅游从外交边缘走向外交前沿，是中国对全球旅游发展格局和国际形势变化所做出的重要研判和主动适应，以期运用旅游的国际影响力服务国家整体外交战略。 

　　旅游外交形式多样，可归纳为激励、限制、合作三种类型。激励主要表现在市场开放、友好访问、公共政策制定、负面影响治理等方面，如与友好国家（地区）签订协议并鼓励本国出境游客前往旅游。限制主要表现在安全提醒、限制核发签证、客源管控等方面。合作主要包括博览会、旅游年、跨境合作区、边界和平公园等，是互利共赢的旅游外交形式。如中国与俄罗斯、英国、法国、印度、欧盟等均合作举办过丰富多彩的“旅游年”活动，带动经济文化等多领域发展。此外，还通过举办高级别国际旅游会议、主导建立国际旅游组织机构等方式，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建设，不断提升中国在世界旅游领域和国际事务中的议程设置能力和国际话语权。中山大学与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展开深度合作，共同成立“中山大学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可持续旅游监测管理中心”，在阳朔、黄山、喀纳斯等中国著名旅游地设立可持续旅游观测点，每年完成监测报告并以中英文双语发布，向世界传递中国经验。 

　　形式多样的旅游外交，其最终目标是将旅游作为国家间的互动媒介达成共识，实现国际社会的合作共赢。2021年，中文正式成为UNWTO的官方语言之一。2023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为“中法文化之春”揭幕，中法两国将于2024年共同举办中法文化旅游年。在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化、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态势下，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旅游发展在构建新时代外交关系、开展跨文化合作交流、促进社会公正等领域中的作用将不断凸显。 

　　结语：“旅游中国”与中国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旅游已从无预算消费，进入有预算消费与非预算消费交织的惯性化消费时代。全面总结40余年中国旅游发展的趋势、特征及其与中国社会变迁互嵌交织的复杂过程，不仅需要深入理解“旅游”、深刻描绘“中国”，更需要在新时代语境下开拓跨学科视域，锚定新的问题意识，从而将作为社会事实的“中国旅游”转换为作为研究范式的“旅游中国”。 

　　从“旅游中国”视域出发，本文刻画和分析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旅游发展的本土化道路，体现了三重转换：一是从“旅游与中国”到“旅游中国”的转换。突破以往将旅游问题与中国问题二元分离的思维定式，以“旅游中国”的整体观来进行思考，在两个领域的视域交叠中探讨社会结构的深层变迁。二是从“中国旅游”到“旅游中国”的转换。不仅描述和分析中国旅游业自身发展的道路历程、变迁逻辑和未来趋势，更深入理解旅游在中国社会发展变迁中的内生动力属性，考察其在推进绿色转型、优化经济结构、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加速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等国家重大战略中如何发挥作用。三是从“旅游作为中国现象”到“旅游实践中国道路”的转换。跳出对旅游现象的一般描述，挖掘旅游发展与社会变迁交织互嵌的路径机制，并在全球语境下总结当代中国旅游实践“中国道路”的世界性意义。 

　　回顾旅游中国社会变迁的40余年轨迹，以高度交流、动态平衡、深度交融为核心的旅游流动催生了“超域社会”“后地方共同体”等“融空间”现象的纷繁涌现。一方面，旅游“融空间”由宏观至微观有效贯通了国家制度设计、社会组织结构、个体生活方式等多个层面，塑造了中国当代社会空间转型的总体面向；另一方面，基于中国多民族、多地区长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历史和现实，进一步探索旅游“融空间”的动力、特征与机制，将为解决跨区域协同发展的本土问题拓展新的理论和实践视野。今天旅游中国的发展实践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有助于深入反思当代西方式个体化、离散化、放任型的后现代流动所存在的诸多弊端，也为人民共建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果这一根本价值遵循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实现路径。 

原文责任编辑：李凌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