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一直是哲学讨论的一个重要的且困难的话题。就其研究对象来说，哲学中几乎没有什么话题涵盖面比它更广；就其解决方案来说，回答它需要涉及语义学、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等主要哲学领域。直觉上，我们对这个关系有一个基本的理解：世界之如何决定了哪些语句是真的，或语句之真依赖于世界中的存在物。这明显是一个不对称关系。这个不对称关系的结构，粗看起来就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关系。基于这种表面的观察，多数哲学家倾向于直接刻画这个关系，或者通过刻画两个关系项来发现这个关系的本质。如我们所知，这样一种传统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对语言与世界关系真正令人信服的说明。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在此，我们想给的回答是，在任何本源性的哲学解释的视角下，语言到世界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关系，把二者在解释下关联起来的，是一系列复杂的步骤和过程，中间会嵌入多重复杂的关系。因此，“语言到世界的关系”并不在通常的意义上指称一个真正的关系，至多只是标记那个复杂过程的一个引人误解的隐喻。如此说来，切入问题的一个好的角度应该是：语言是如何与世界发生联系的，使得语言表达的真理获得了实在世界的某种保证。最近发展起来的使真者理论（truthmaker theory），直接关注的就是世界中的存在物如何使语句为真（truthmaking）这个主题，因此恰好提供了一个视角，展现语言与世界关系这个大问题的一个侧面。

　　使真者理论包含了在同一个名字下的属于两类不同范畴的理论，一个是使真者的语义学，一个是使真者的形而上学，两类理论在使真（truthmaking）的一般直觉下，有各自的属于不同范畴的使真者（语义学使真者与形而上学使真者）。对于使真者的语义学来说，某种直观的使真概念只是帮助设计一种语义模型的思路，或者考虑语句与模型之间抽象关系的一个视角，因此把使真理解为一种简单的二元关系并不会产生哲学上的麻烦。但是，对于使真者的形而上学来说，把使真理解为此种简单的二元关系，会导致对使真概念及使真者理论在哲学上的误解。本文的目标在于分析这种误解的病因，并根据其诊断提出对使真概念和使真者形而上学的新理解。它的结果可能会帮助我们重新理解一些更基本的哲学问题。

　　在概要地描述两种类型的使真者理论的基本目标和思路之后，我们将首先指出，对使真者形而上学理论之性质的两类典型误解（我们称之为“使真者形而上学的取消论”和“实在论基础的符合论”），在于它们错误地把使真概念理解为语言要素与实在要素之间简单对应的二元关系，其更深的根源在于，它们对语言与世界关系的看法基于图像论等错误假设。然后，我们试图以上述诊断和我们所提出的“使真解释”概念为基础，提议对使真概念进行一种替代的理解。最后，通过展示使真解释作为一项事业所采取的主要步骤（准确地说，即展示使真解释的概念图式），并分析每一步骤与真语句之形而上学解释的关联性，我们将进一步说明对使真概念之新理解在直觉上和概念上的合理性。

　　对使真概念的新理解基于如下主张：不存在真语句到它的形而上学使真者现成的或先于使真解释的直接对应关系。进入使真解释的语义学项和形而上学项，都是在解释过程中构建起来的，并通过解释过程被关联。因此，“使真”（就其形而上学方面来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现成的简单二元关系，而是由多种解释性行为（包括运用使真者语义学的语义解释）嵌入多重关系而成就的一项“事业”。

　　一、 使真者语义学与使真者形而上学

　　使真者语义学与使真者形而上学尽管都被称为“使真者理论”，却是在一种抽象的使真直觉下的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理论，前者是一种语义学理论，后者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使真者语义学试图建立以使真者模型为基础的语义学，以便刻画语义到传统语义学所达不到的细粒度；使真者形而上学试图通过确定最终为真理负责的本体论根据，即形而上学的使真者，来给出真理的形而上学解释，为达此目的，它也试图给出使真概念的一般的形而上学说明及元形而上学的刻画。

　　1. 使真者语义学

　　分析哲学传统下，占统治地位的语义刻画方式被称为“真值条件语义学”。推出这些语义学的动机，大体上归为两类，二者相互关联。一类产生于理论上的特定困难所引起的需求，一类产生于要使语言意义的刻画更加细致的一般倾向。

　　可能世界语义学是目前哲学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种真值条件语义学，它通过给出可能世界模型来刻画语句的真值条件。在此类语义学框架中，可能世界是刻画真值条件的核心要素，一个命题的内涵通常被定义为它在其中为真的可能世界的集。于是，在所有可能世界同真同假的语句有同样的内涵。然而，那些在所有世界都有同样真值的语句之间，却可能具有直觉上不同的意义。比如，必然真的语句在所有可能世界为真，因此，所有必然真的语句有同样的内涵。然而，“2+2=4”和“A是A”似乎说的是不同的事情。忽略这个不同并不总是恰当的，因为有时此种忽略将导致不正确的推理。以世界作为对象，这个格子还是画得太粗，不足以区分出一些语句之间在意义上的重要不同，也不足以防止因为此种区分上的无能所引起的麻烦。因此，对内涵上等价的语句需要在语义上给出进一步细化的区分，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需要在语义上给出超内涵（hyper-intensional）的区分。使真者语义学恰是应此种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超内涵语义学。

　　使真者语义学以世界中的片段为对象来刻画语句的真值条件。典型情况下，这些片段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也许是世界中的状态、事实、事态，或其他种类的世界构成要素。使真者语义学将这些片段作为模型的基本构成要素，并将其解释为语句的使真者。以这种新形式的模型为基础，当两个语句在任意世界有同样的真值时，它们却可以根据不同的片段为真或为假。比如，pv ┐p与qv┐q，或p与p∨(p∧q)，两个命题尽管必然等价，或有相同的内涵，却因可能有不同的使真者，而有超内涵的区分。其结果是，在可能世界语义学下必然等价的命题，其相互替换在新系统中并不总是合法的。基于此，前面提到的那些直觉上有问题的推理将被阻止。

　　语言表达式关于什么，是分辨语句之间不同意义的一种有直觉基础的方式。但是，在可能世界框架下（特别是模态命题逻辑所涉及的情形），因为可能世界是其所考虑的最小单位，因此，关于性（aboutness）概念的区分作用并不明显。当引入比整个世界更细化的使真者概念后，也就是说，当那些对语句真确实起实际作用的世界片段被确定为使真者后，我们对语句关于什么也可以有更细致的刻画。

　　需要强调，在使真者语义学中，特别是在准确的使真者语义学中，使真者和关于性的确定实质性地依赖于语言表达式的句法和结构，语句自然应该与它的语义学使真者有关。与其相对照，形而上学的使真者是一个从形而上学视角出发来定义的概念，它要说明一个语句在其使用中所表达的事实或事态，究竟基于世界中的何种机制或实在。这是两种使真者和使真概念的根本区别。基于这种区别，同一真语句的两类使真者可以是不同的东西。比如，一个语句看起来在描述热现象，而它的形而上学机制是粒子的随机运动。于是，语句的语义学使真者在此与相应的形而上学使真者分离，此为本文结论所依靠的一个基本事实。

　　2. 使真者形而上学

　　使真者形而上学的目标是简单明确的，就是说明真理的形而上学基础，确定真理被世界中的何种存在物使真。此外，典型的使真者形而上学的支持者相信，如果成功地给出真理的形而上学说明，他们将由此获得一种类似奥卡姆剃刀的通用工具，去分辨貌似真理但并未对世界作任何描述的伪断定。故使真者形而上学有两个直接目标，一是借助使真概念来提供真断定的形而上学解释，二是借助这个解释的成果来抓住可能的欺骗者。

　　对使真的直觉理解基于两点确信：（1）真理实质地依赖于世界之如何，（2）这个依赖单向地从真理到世界，而不是相反。使真者形而上学理论家希望对这个直觉中反映出的不对称关系给予形而上学说明。由以上的理论诉求所推动，使真者形而上学将自身定位于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探索，希望围绕使真概念或使真关系去建立具有一般解释力的哲学理论。现存的使真者形而上学研究，聚焦于三项基础性的工作，或者说，聚焦于三个基本的问题。第一，什么命题类有使真者，比如必然命题是否有使真者。第二，一个世界中的存在物，如果它是合格的使真者，应该满足怎样的条件，比如它的存在是否必然保证相应命题的真。第三，属于何种本体论范畴的存在物可以是使真者，比如事态还是作为个体的事件可以是使真者。通过上述对使真者形而上学的描述，我们自然可以看到，除非一个人事先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作了相当强的假定，否则他没有理由声称，站在形而上学视角而确定的真语句的使真者，必然对应到，甚至决定它的语义学的使真者。

　　二、使真者形而上学的目标与性质：两类不同论点

　　在使真者语义学作为一个技术词的理解上，哲学家之间不会有多大分歧。使真者语义学不过就是通过给出某类模型来刻画语义的一种工具。在对使真者形而上学的理解上，哲学家之间会有非常实质的分歧，包括使真者形而上学理论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等。对于目前已有的观点，大体上可分为两类，分别否认或支持使真者形而上学的理论价值和可能贡献。

　　1. 使真者形而上学的取消论

　　以法恩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最终认为其他的形而上学理论可以代替使真者形而上学。法恩本人为此提出两点理由。其第一个理由是，使真者形而上学实际上是一个缺乏实质内容的追求。根据在于，即使在概念上可以有所谓的“使真关系”，但刻画这个关系本身并不能产生任何有实质哲学意义的结果。任何对这个关系的直接刻画，都会像简单地指出两个关系项那样是空洞的。其第二个理由是，真正有意义的形而上学研究，是要搞清楚世界中真实地（really）存在什么，以及存在物之间的奠基关系（grounding），而这个只能通过奠基理论来实现。法恩之所以把上述两点作为反对使真者形而上学的理由，首先在于他把使真理解为通常所认为的那种简单而直接的跨范畴关系，其次在于他把使真者形而上学的目标理解为，也要一般性地刻画奠基关系（因此与奠基理论有同样的目标）。他进一步相信，为实现同一目标，奠基理论会做得更好，比如，奠基理论可以刻画任何基础存在者与非基础存在者的关系，而使真者理论只能刻画跨范畴关系（即命题与实在）。然而，法恩的结论引起理论难题：奠基理论是一种纯粹的形而上学理论，它与真理并没有直接关系，这样的理论怎样说明使真者形而上学所要说明的问题，需要有一个回答。

　　还有一些哲学家从另一个极端来反对形而上学的使真者理论，干脆让其回归到语义学。奥迪（Paul Audi）首先反对把使真解释成奠基。他宣称，传统所理解的跨范畴的使真关系，即作为一种奠基关系特例而存在的使真关系，是对使真概念的误解。然后，他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宣称使真概念本身只是一个语义学概念，它实质地依赖于指称与述谓等概念，特别是，他宣称关于性才构成这个概念的核心。当然， 这另一个极端同样基于对使真的误解，或简单化的理解，认为它一定是某种直接的二元关系。当不能在形而上学解释中，比如在奠基理论中发现对这种简单关系的说明时，就只好返回到语义学，用指称等简单而直接的关系来说明它。

　　另外一种使真者形而上学的取消论是更根本的，它的支持者以梅里克斯（T. Merricks）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使真者形而上学整个事业的意义。梅里克斯反对使真者形而上学有两个理由。第一，这种理论是空洞的，因为，说明真理对存在的依赖，需要对存在本身的说明，这个说明在很多情况下也许比使真者理论想要排除的所谓的“欺骗者”更可疑。第二，一些命题确实没有理由认为它们有使真者（比如某些虚拟条件句），如果是这样，使真者理论的最大主义（maximalism）将被质疑，作为一般地说明真理的形而上学基础的使真者理论，其本身的价值也将被质疑。另一些哲学家的立场比梅里克斯的更弱一些，他们只是否认使真者概念或原则有真正的解释力，比如戴利（Chris Daly）对使真者原则能否作为解释真理的基础提出的质疑。在此类更直接的取消论背后，也有对使真一定是简单关系的默认，当发现使真者理论传统上想解决的问题不能用对这种简单关系的说明来解决时，则要么干脆取消这种理论，要么彻底否认这种传统追求有真正的理论价值。

　　2. 实在论基础的符合论

　　与前述那些否认使真者形而上学的哲学意义的观点相反，以阿姆斯特朗（David M. Armstrong）为代表的使真者形而上学理论的支持者，相信这个形而上学追求的理论意义，也相信其结果有实质的哲学应用。他们认为，推动使真者理论的是两个直觉，第一个直觉是真理对世界的不对称性的依赖，第二个直觉是素朴的实在论。通过发现实在中对真理承担者为真负责的存在物，使真者形而上学为这两个直觉提供理论支持，并给出真理之内容的本体论说明。

　　还有一些人，典型的如多尔（Julian Dorr）等人，实际上认为，如果使真者形而上学采取阿姆斯特朗的那种形式（即假定一阶事态和一些高阶事态的本体论），则完全是不必要的。因为，借助对象与性质之间的例示（exemplify or instantiate）关系，已经足以给出使真关系的形而上学说明。但是，这种观点其实不是对使真者形而上学理论的一种代替论。原则上，它并不否认需要一种解释使真现象或关系的理论，而是说，真正的使真者理论只承认更少争议的实体就足够了。因此，严格地说，这只是使真者理论的另一种版本，一种反阿姆斯特朗的版本。

　　通常，使真者形而上学的支持者相信真理的符合论，甚至其中的部分人，直接相信使真的直觉就是符合论的直觉。阿姆斯特朗明确断言，真理“所符合的与使真者是同一个东西”，甚至，“使真者理论应该被视为真理符合论的一个发展，后者是一个完全自然的想法：真理之为真当且仅当它们符合于实在中的某种东西”。典型地，这些哲学家倾向于站在形而上学的视角去看问题，有时候他们甚至试图以使真者的形而上学为基础，去解释一些重要的语言现象。他们似乎相信，给定了一种使真者形而上学，就会对相应的真值承担者的语义形式和内容，或者说对于这些语义形式和内容的解释，构成实质限制。阿姆斯特朗说，“真理/使真关系在某种宽泛的意义上是一种语义关系。为发现某些或某类真理的使真者，人们就愿意假设一些实体，这些实体与这些真理之间，有着多种多样的，或多或少是复杂的符合关系。”所以说，以阿姆斯特朗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是在实在论假定下，用他们的方式支持了某种真理或使真关系的符合论。与传统符合论相比，阿姆斯特朗唯一的一点修正是：真理对实在的符合，不需要是对实在的一一对应，它应该被理解为多与多的对应。尽管有这点修正，符合论的基本原则仍在，所以，这种对使真关系的理解，是实在论假定下的修改版本的符合论，可以称它为“实在论基础的符合论”。

　　阿姆斯特朗版本的实在论基础的符合论，把使真理解为一种内在关系。所谓“内在关系”是这样一种关系，当给定一个关系项是如此这般，又给定另一个关系项是如此这般时，这个关系就成立。明显地，符合、相似、同构等都是这种关系，当然，一个东西是另一个东西的图像，也经常被认为是这种关系。在此理解下，语义学的使真者与形而上学的使真者的关系，也应该是分别被刻画的两个关系项在内容和结构上的内在关系。

　　进一步地，在承认使真关系是一种跨范畴关系的前提下，典型的使真者形而上学家对使真关系提出了一个更强的原则：描述使真者的命题要蕴涵被其使真的真理承担者。正是这个同范畴的关系，即命题之间的蕴涵关系，使得关于使真者的描述，也在意义基础的推导关系是一种语义关系的宽泛意义上具有语义学涵义。如果这个进一步的原则是使真者形而上学的必要部分，则世界中的实在之物与语言表达式或语言表达式的组分之间就应该有进一步的概念上的联系。

　　三、两类传统论点之问题及对使真概念的恰当理解

　　两类论点存在着各自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两者都误解了使真的本质，作为结果也误解了使真者形而上学理论的本质。尽管根据不同的理由，两类论点的共同假定是，（1）使真是一个真正的关系，并且是一个结构上简单的关系，它直接发生于两个关系项之间，（2）使真者理论意在一般地刻画这个关系。下面，我们将对两个论点提出批评，并在此基础上，给出对使真概念和使真者形而上学理论性质的一种替代的理解。它意在揭示，使真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关系，似乎它的关系项已在那里，等待我们去描述，使真是一项解释性事业，它使得概念上彼此独立的项，最终有了关联。于是，说明这项事业，而不是一个现成的所谓“使真关系”，将是使真者形而上学一般理论的目标。

　　1. 使真者形而上学的取消论之问题

　　法恩批评使真者形而上学是空洞的，应该用奠基理论来代替。然而，他的批评实际上建立在两个误解之上。首先是对使真概念的误解，把使真理解为一个简单的二元关系，即A使真B。如果使真确实是这种简单关系，而这个关系又如此基本，也许真的如他所说，除了说两个关系项分别在两边之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可谈。但问题是，他的假设是错的，使真不是他所假设的那种简单关系。

　　其次，法恩的批评还建立在对使真者形而上学理论的误解之上，即错误地相信使真者理论与奠基理论有相同的追求，都是要说明一般的奠基关系（也许是通过不同的机制）。如我们所知，法恩和谢弗（Jonathan Schaffer）这些哲学家共享一个元形而上学的信念，即奠基理论更适用于完成本质的形而上学目标。对法恩来说，形而上学关注什么真实地存在；而对谢弗来说，形而上学应该研究，到底是什么奠基于什么，哪些是最基本的实在。这是现在被称为“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根本追求。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支持者坚信，这种形而上学能够提供我们需要的几乎全部本体论解释。然而，想用奠基理论来解释使真关系的人不可能成功。

　　其一，奠基理论原本是一种关于世界结构的理论，讨论存在物中哪些是基本的，它与使真者理论在目标和内容上都不同。仅当把使真关系解释为真理怎样奠基于世界中的存在物，使真者理论才是一种奠基理论。但是，这已不是原本的奠基理论，而是对奠基的一种新解释。奠基以结构层次概念为基础，然而，使真却不必要求任何结构层次概念。

　　其二，即使是使真的形而上学说明，也不能完全脱离真理概念所从属的语义学维度，因此，也不能完全脱离被语言表达式的语言学性质所限制的关于性概念。而关于性作为一个本质上是语义学的概念，独立于作为一个纯粹形而上学概念的奠基概念，除非假设很强的桥梁原则，它不可能被奠基概念所解释。支持取消论的理论家所犯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们没有看到，使真者形而上学虽然是个形而上学理论，但它以形而上学地说明使真为目的，因此，如果真理是表达工具的性质，它的形而上学说明就必须涉及表达性概念。反之，作为一种纯粹形而上学的奠基理论可以不涉及任何表达性要素，对世界本身进行刻画。

　　其三，取消论者（也包括一些实在论基础的符合论者）没有充分意识到，“使真者形而上学”其实意指两种分别有不同目标和性质的理论。其中一种意在对使真概念或所谓“不对称关系”本身的形而上学说明，包括对使真及使真者的一般条件或一般性质的刻画，其所做的可以笼统地称之为“一般地刻画使真概念”（本文所做的主要工作也属于这个范畴）。另一种是在为给定的真语句确定使真者的过程中，实际使用的那些关于世界的一阶理论。包括物理学等科学理论，都可以成为这种意义上的使真者形而上学理论，但是，没有任何一个通常的一阶理论天然地就是使真者形而上学理论，它是否是取决于它是否被使用于确定某个或某些真语句的形而上学使真者。为避免误解，这种意义上的所谓“使真者形而上学”，应该更恰当地被称为“用于确定S的形而上学使真者的一阶理论”（S指其形而上学使真者需要被确定的任意语句）。当奠基理论也有两种涵义时，奠基理论与使真理论之间的关系，就会比许多理论家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

　　2. 实在论基础的符合论之问题

　　典型的使真者形而上学的倡导者都认为，使真者形而上学是一种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在他们看来，给出一个语句或陈述的使真者，就通过本体论上有根据的方式，说明了给定的语句或陈述为什么会是真的，同时，通过给出使真者及使真关系必须满足的一般条件，就说明了使真的共同机制，进而确定了真理的形而上学基础。

　　然而，在对这种具有解释力的理论的追求中，一个有问题的概念框架实际上起着作用。即便使真者形而上学的传统支持者并未公开宣称，为了完成其理论目标，他们应该接受维特根斯坦式的图像论（Picture Theory，我们很难确定维特根斯坦本人是否曾经接受这种归在他名下的图像论），但他们对语言与世界关系的一种图像论式的理解，却总是以某种或强或弱的方式起着作用。在哲学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的一项事业，就是探讨语言结构与世界结构之间的关系。它的典型问题之一就是，当简单语句的基本结构是主谓形态时，它的组分是否对应于世界中的个体和性质。进一步的问题是，整个语句是否对应于世界中的事态或事实。接着还要问的问题可能是，世界最基本的、最初始的构成成分是个体，还是事态或事实。于是，就有了倾向于两者同构的所谓“图像论”。实际情况是，典型的使真者形而上学家往往默认某种弱版本的图像论，即某种不要求无例外的严格一一对应的图像论。在此，图像论本身不是理论的目标，而是理论建构过程中隐含的背景假设。

　　一个关于语言与世界关系的理论能称作“图像论”，其下限是，即使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不是简单而直接的，而是复杂而曲折的，断定语句的结构与世界的结构的对应可以是有意义的，并且可能是真的。如果像实在论基础的符合论者所相信的那样，符合论假设与使真者理论假设共享其核心内容，图像论的基本观念自然将通过符合论进入到使真概念的解释中（图像论与符合论实际上都假设了某种精神上一致的所谓“内在关系”）。如果符合论确实隐含着某种图像论（或图像论确实以某种方式支撑着符合论），且如果关于使真的说明要依赖于符合论，那么，使真解释的正确与否将至少部分地取决于图像论之正确性。然而，无论有什么历史的缘由使人们接受图像论，概念事实和语言事实似乎对图像论并不友好。

　　其一，语言与世界（或世界中的事态等）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它们之间的符合是什么，什么是这种所谓“符合”的标准，这些问题都缺乏可信的回答。

　　其二，一些语言的结构只是在某个历史的节点上才开始出现的。因此，语言与世界的结构对应并不是必要的，即便有，也可能只是偶然发生的。从概念上说，形而上学的使真者也不必直接同日常语言的结构对应（假定这种对应在概念上是可理解的），原因之一在于，不同结构的语句可以用来表达世界中同样的情形。

　　其三，如果我们承认语言是意向性的，则我们每天都在谈论大量没有人相信其存在，或只是可能存在或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情，这些不存在的意向对象，对应于世界上的什么，是完全不清楚的。

　　其四，我们承认对世界的描述可能是有错误的，这个现象本身就不利于语言与世界的图像对应。有人会说，图像论是指真语句与世界的对应。且不说假语句在原则上远远多于真语句，重要的是，如果图像论只是用来说明真语句的，那么，这个说明似乎已经预设了我们把真语句理解为图像对应的成功。假若如此，所给的说明就是循环的，或至少只是平凡地（trivially）为真。

　　其五，对图像论的一个非常实质的批评来自维特根斯坦本人的后期哲学。在他看来，图像论产生于人们对于使用语言之实践的误解，产生于人们对最终确定语言本质的可能性的执迷。近年来，最系统地批评图像论的人当属海尔（J.Heil），他对图像论错误之根源给了一个相当有根据的诊断，即其信奉者试图从语言中解读出（read off）世界的结构。对这些批评，图像论的接受者们仍缺乏有力的回应。

　　看起来，说明真理对世界的依赖，真理根据（in virtue of）世界中的存在物为真，并不在概念上要求两者之间的图像论的对应。我们将要论证，使真是一项复杂的解释性事业，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关系，更不是由关系项的内在结构天然地被决定的对应关系。因此，如果将图像论用作第一种涵义的使真者形而上学理论的背景假设，或用作在使真解释中必须依据的一般框架，将导致对使真概念的误解。

　　3. 两类传统论点的共同问题

　　两类传统论点误解了使真者形而上学理论要说明的对象，也因此误解了这个理论的性质及其所追求的目标。传统论点如何误解了使真者理论要说明的对象？传统理论认为，对使真的说明，其对象就是真值承担者与世界中存在物的关系，且这种关系被理解为简单而直接的，即两个关系项的直接符合或对应。这种简单关系的被默认的存在性，部分地依赖于传统理论的支持者同时把这种简单关系理解为内在关系。所谓“内在关系”，即当两个现成的东西各自具有特定性质时（“东西”在此取一种本体论中性，且具有相当广泛的意义），关系即成立。换句话说，“东西”加上其固有性质先定地使相应的关系成立。在如此理解下，“使真”“符合”及“结构对应”等只是对这个先已确定的关系的一种描述。

　　然而，当把使真理解成内在关系时，这些哲学家通常省略了理论上重要的一步，即对这个简单理解的关系之先定存在给出哲学的证明。他们跳过这一步，直接去刻画给定的关系。传统理论实际上至多只是证明了一个蕴涵式：如果使真的简单的现成关系存在，则这个关系是具有如此这般性质的内在关系。除了支持结构对应等假设之外，传统理论家也提供其他证据支持内在关系的论点，比如诉诸使真中没有施动作用或行为参与的事实（世界并没有伸出手去“使真”真理承担者），佐证使真是一种内在关系。问题是，我们不能从蕴涵式的后件真（即便如此），有效地导出前件也真。而且，一个关系（如果存在）有什么性质，与这个关系本身的存在性完全是两个问题，那个蕴涵式的前提需要一个独立的证明。然而，蕴涵式的前提有极大可能是不成立的，因为没有实质的论证表明，也没有明显的事实支持如下结论：一个给定的语句内在地对应到世界中一个或一组确定的存在物，反过来，一个或一组给定的世界中的存在物，天然地对一个或一组语句的真值负责。如果附加结构对应做条件，则上述结论是更加没有保证的。当有一幅画又有一个人，并不能单纯地由这幅画与这个人的内在性质就本然地决定了这幅画是这个人的画像，一系列条件和过程才能使一幅画成为某人的画像。因此，传统理论在使真之说明中省略的一步是致命的。海尔否认使真是一个真正的关系，认为它只是一个对象在涉及其他对象时的关系性质，其典型表达应是一个关系谓词。所以，描述使真的语句可以是真的，但并不是因为存在着一个相应的关系实体。我们与海尔在精神上一致，但也有部分的不同。我们与对使真“关系”的传统理解的分歧在于，不论使真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关系，首先，它不是在某种解释活动之前就已经在那里的，其次，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由对应概念所描述的关系。

　　传统论点如何误解了使真理论的目标或本质？关注真理与实在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与笃信实在论，确实推动使真者理论家去追求一种有解释力的理论。但是，与许多使真者理论的支持者一直所相信的不同，说明不对称和证明实在论本身，并不应是使真者理论的目标；相反，不对称和实在论只是且只能是使真者理论的预设。因为，真理与实在之间的不对称关系本身是我们最基本的直觉信念之一，很难想象能有一个更基本的理论来解释它。还是那句话，使真者理论不是说明或论证了它，而只是预设了它（即使在使真者形而上学的第一种涵义下）。类似地，素朴实在论也是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直觉信念，很难想象关于它的理论证明会是什么样的。“至少有一个”这样的存在证明是无用的，因为素朴实在论实际上断定日常的实体都存在。一个人可能会反驳说，日常实践已经告诉我们素朴实在论所断定内容的真理性，也告诉我们相信如此，与事实如此的区别，因此，日常实践的事实证明了素朴实在论。但是，即便这真是日常实践告诉我们的，它所告诉的比我们所设想的要弱得多，你不会否认贝克莱也认可这些日常的实践。关键在于，当我们认为对存在之物的任何所谓“客观性证明”有意义时，我们多半已预设了或强或弱的实在论。

　　重要的是，根据一些众所周知的但不同的理由，维特根斯坦、斯特劳森（P. F. Strawson）和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等哲学家已经向我们表明，我们不能在追求对一个物理断言的证明的同样意义上，追求对我们的最基本信念的证明。阿姆斯特朗告诉我们，具有实在论倾向的哲学家会自然地走向使真者原则，或使真者直觉：任何真理都根据在其之外的某种存在物为真。尽管如此，阿姆斯特朗也许并不情愿地承认，那个在他看来是如此清楚的使真者原则，他并不知道怎样去证明它。最基本的直觉或一般信念，有时确实会刺激人们追求一种理论事业，即使如此，刺激因素或动因并不一定是那个事业本身所考察的内容。使真者理论并不是关于语言与世界关系的一般理论，甚至也不用来直接刻画真与世界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摒弃对使真概念的传统理解，同时摒弃许多形而上学家对使真者形而上学理论目标和性质的传统理解，我们将有切实的理由断定，使真者理论在它的形而上学方面应该关心的是，使真之如何发生，这个如何背后概念与事实之根据。

　　4. 对于使真概念及使真者形而上学理论的恰当理解

　　如上所见，使真者形而上学家应该与那些寻找语言结构与世界结构对应的哲学家不同，并不去寻求两者之间的简单对应，也不去寻求直接刻画在简单对应这个图像下的符合关系。严格地说，使真者形而上学家甚至也不寻求复杂的对应，因为图像论的核心在于结构对应假定，无论是多与多，还是一一对应，都没有改变这个核心假定。而我们要论证的核心点之一是：发现真语句或其结构成分与实在之物的直接对应关系，不可能抓住使真的本质。

　　在使真者形而上学的第二种涵义上，它所面对的问题是这样的，当确定了我们的真语句描述了世界的某个现象（后面我们将给出“现象”的确切含义）时，世界上到底存在什么，最终使得那个真语句的使用者所断言的现象发生。为达此目的，想去直接刻画在语言方面和在世界方面的两个关系项，或者刻画假定存在的关系本身，是不得要领的。因为，如果最终真有这样的关系项，它也不是已经给定的，而是通过复杂的语言解释和形而上学解释来确定或构造出来的。首先，记录一个语句的符号串本身并不描述什么，语句的语义解释才使它表达了内容；其次，具有如此这般语义内容的语句本身，并不天然地说出说话者想说的，使用语句的说话者说了什么，或描述了什么现象，需要说话者给出一个释义，并在此基础上作一个断定；最后，世界上的何种存在物使得这个现象发生，进而使得描述这个现象的语句为真，需要以一个具体本体论学说为基础来说明。

　　如此，从语言到实在，没有一个简单而直接的通道，没有先已确定的关系及给定的关系项。即便这样的关系真的在概念上有意义，它的关系项也只是一连串理论活动或理论构造的结果，或只是通过这种活动或构造才成为最终发生的关系的关系项。在这些活动或构造的过程中，包括形而上学理论、语言学理论，也可能包括科学理论或常识都会参与进来。一句话，这是一项需要复杂的过程才能完成的事业，这项事业或成就这项事业的那一系列过程，我们叫做“使真解释”。尽管这项事业是在使真直觉之下进行，然而，对于任意给定的真语句S来说，这个直觉本身却既不要求也没有提供足够的限制，来预先确定唯一的语义解释和形而上学解释，它既不要求也没有提供足够的限制，来预先确定语言与世界有怎样的结构对应，它既不要求也没有提供足够的限制，来预先确定世界上的什么对S的真负责。最终所确定下来的都是一系列解释过程的结果。

　　如果使真解释中的解释项与被解释项，都只是在解释中被关联起来，如果复杂的解释过程使得直接对应关系不可能（如果不是无意义），则使真概念的说明应优先考虑使真之如何发生。因此，我们不必一上来就先确定使真到底是一种关系，还是其他什么的问题，也不必一上来就讨论使真在语言上的恰当表达到底是两个对象间的二元关系（比如“A使真B”），还是由语句算子所刻画的某种推导关系（比如“A由于B”）的问题。如果使真之核心，甚至也许使真之可能，在于我们叫做“使真解释”的那个过程和结果，则诸多是什么的问题将由这个解释的结果而得到回答。自然，解释的多种可能性，也会造成相应结果的多种可能性。

　　尽管直接对应或其他简单关系，有可能存在于这个复杂解释过程中的某个片段上（比如在语义解释中，语句与使真者模型中事态的对应关系），但是，如果一边是语言，一边是实在的两个跨范畴项是在解释过程中被赋予意义，并通过复杂的通道被最终联结起来，那么，这种简单的直接对应就不可能是两个项之间在概念上适切，且存在上被保证的形而上学关系。

　　世界中的事物本身并不使真，是使真解释通过使用一个关于它们的理论而让它们成为使真者。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必否认，对于给定的使真解释，我们可以有意义地谈论语义解释过的语句，或者说话者通过释义意向于表达的命题，与被形而上学解释过的世界中的事实之间的跨范畴关系；我们只是想表明，这些关系项是使真解释之复杂过程的某些节点上的结果，而且，此类关系及对它们的说明参与构成了一个个具体的使真解释。总之，那种给定一个语句，就同时给定一个世界中的对象，并建立起一种所谓“内在关系”的传统图像，确实没有抓住使真的本质。同样地，那种关于使真者形而上学理论的传统理解（即相信它或者意在说明传统理解下的使真关系，或者意在提供对使真直觉的直接理论解释），也没有抓住使真者形而上学理论的本质。

　　四、 使真解释的核心步骤

　　使真解释的整个事业，当然首先要有真理承担者这样的表达性要素的介入。在使真者语义学中，使真者模型给出语句的语义解释，并以语义学的使真者为基础，刻画语句的关于性。语义解释过程的结果，使我们知道语句在语义上表达了什么。

　　为清楚地知道语句如何被关联到世界，在语义解释之后，接下来的一步是弄清楚使用语句的说话者关于世界谈了什么，或想谈什么。当一个说话者以严肃的断定方式说出一个陈述句时，典型情况下他描述了世界中的一个现象。

　　使真解释的下一个核心步骤是，确定实在中的什么成就了说话者断定了的或他相信断定了的现象，成就现象的是使真者，它对现象的发生负责。尽管说明使真的整个事业离不开真值承担者的语义学，然而，说明一个现象的形而上学机制或本体论基础，本身却是一项独立的形而上学理论工作，在其解释项和被解释项中，既不涉及语句，也不涉及关于事实或现象的表达。使真者形而上学的直接解释对象是现象，而不是语言。在这个解释中，没有任何图像论意义上的对应或符合在概念上是合适的。最终我们将看到，语句所关于的是其语义学的使真者，但形而上学的使真者却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上述三个核心步骤构成了使真解释的主体，从另一个角度，它可以概括为下列条件：

　　真语句s被世界中的B使真依赖于三个条件，（1）s语义地表达了命题p；（2）p被说话者释义（paraphrase）为q，然后q被其确定为描述了现象A；（3）A（根据某种关于世界的理论T）形而上学地依赖于世界中的B （形而上学使真者）。

　　用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是三个解释性工作的结果，对语义的解释提供语句的语义内容，对语义刻画的释义及以释义为基础的断定提供现象描述，对现象的本体论解释最终提供语句所表达真理的形而上学基础。

　　1. 语句在语义上所表达的：基于使真者语义学的语义解释

　　使真解释的首要步骤自然是明确语句所说的是什么，也就是要刻画语句的语义。使真者语义学是真值条件语义学中的一种刻画语义的具体方案。固然，在真值条件语义学尝试过的各类不同模型中，有“对象”“事实”“世界”等概念被使用，但是，这种使用既不必须假设某种确定的形而上学立场，也不必须承诺这些语言装置表达了语言外的实在。那些用到的概念，只是为描述语句意义而被引入，去概括某类像实体（entity-like）的对象。也许由于人们对真理本身直观的、以实在论为背景的符合论理解，并且，由于一些实际流行的模型论的直观解释似乎建立在这种理解之上，人们才时常不自觉地以为真值条件语义学本身蕴涵了某种形而上学。一直流行的对“语义学”的描述是这样的，语义学研究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这种描述无疑加深了人们一直以来的误解。如果说真值条件语义学真的在研究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它也只是在研究给定的语义学模型所假设的世界或其中的对象，怎样刻画了作为研究目标的那种语言的意义。这种为意义解释目的所设计的世界或模型，与作为目标的语言之间当然有解释关系，但那只是为技术目的而设计的理论抽象物与语言的关系。

　　与那些关心语言结构与外在世界结构之间可能对应的传统形而上学家不同，追求有直观涵义的语义学模型的语言哲学家和逻辑学家，这样来思考问题：当语言的句法形式，或者它被规整后的（regimented）逻辑形式给定时，如何用一种看起来与我们对世界的直观理解有某种对应的模型来刻画它的语义。在使真者模型中，我们说状态s?确证p，状态s?确证q，两个状态在整分论意义上的聚合（mereological fusion）使得p∧q为真。于是，我们可以说语句描述了一个复合的状态或事实。对于更复杂的语句，比如存在量化的语句，或者含有模态词的语句，为了使真者模型下的解释，我们也许会用比较起来在直觉上不太自然的对象来构造模型，比如“一般事实”“存在事实”或“模态事实”。然而，引入此类“事实”时，我们并不承诺它们有任何语言外的本体论性质。类似地，在那些语义被解释的语句中，“对象A”“事态B”等语词在指称位置的出现，本身也不直接导致任何本体论承诺。

　　根据乔姆斯基，也根据斯特劳森，尽管人们可以使用语言来谈论世界，然而语言本身并不谈论世界。谈论世界是一种言语行为，并不是语言本身的一种性质，更谈不上是所谓的“本质性质”。如果他们所说是正确的，则本体论承诺应该只是一种断定行为的结果。上述论点同样适用于奎因关于约束量词在（规整化后的）真语句中的出现决定本体论承诺的思想。具体地说，真语句中的量词或指称词，它看起来涵盖或指称的对象是否真的存在于世界中，这是个本体论性质的问题；而奎因的本体论承诺问题是更弱的问题：量词或指称词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我们接受某物存在。

　　奎因的主张一直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批评。一个是证明约束量词或指称词在真语句中的出现，并不是本体论承诺的标准（比如，标准可能是所谓“新卡尔纳普主义的”，即指称词在语言共同体中的使用条件是否被满足）。另一个是证明只有本体论上有分量的指称装置才本体论地承诺对象，比如西德尔（Theodore Sider）的最好地符合世界结构的语言中的量词，查尔默斯（David J. Chalmers）的本体论之屋中的绝对存在量词，或者阿祖尼（Jody Azzouni）的关于实在之物的指称词项。两个方向上对奎因的批评无论是否有效，从它并不能导出我们要给出的全部结论。首先，如果其所建议的本体论量词或其他指称装置只是语义解释的对象，则即便是这类语言装置，本身也不预设任何本体论。我们不接受奎因标准不是因为它选错了句法装置或语义规则（比如，不是因为我们相信新卡尔纳普语义标准是更好的标准），而是说奎因想要的，根本不是句法装置本身，或纯粹语义学解释可能提供的。其次，如果其所建议的是量词或指称词的特定使用，比如使用量词作查尔默斯式的本体论存在断定，此类言语行为的内容也只断定了一些现象，它们的本体论仍需要进一步的形而上学解释，换句话说，断定现象本身也不能决定世界上有什么。

　　如果说，在语义解释中，支持不同形而上学观点的哲学家有什么共同的假设，或共同的直觉，那就是语义解释应该满足众所周知的T模式：s是真的，当且仅当p。那些把真谓词说成只是一种表达工具，而没有任何真正解释作用的真理紧缩论者，那些阿祖尼式的唯名论者，甚至与他们直接对立的阿姆斯特朗那样的实在论者，都接受这个模式。只是前两者并不想从这里走向更严肃的真理解释，更不想由此走向实在论基础的符合论。我们在这一点上与塔尔斯基站在一起，不想直接赋予这个等值模式以任何语义学之外的涵义，但承认它在语义学上的重要价值。进一步地，我们还承认这个等值模式在使真解释中的重要价值。真值条件语义学模型及其构成成分，是在给定的语言系统中用来刻画语义的工具或工具性的“存在物”。对于使真者版本的真值条件语义学模型，这些“存在物”是被语言系统所规定的语义学使真者，而这正是语句在语义上所表达的，且语句在原则上关于它的语义学使真者。

　　2. 由语句的使用者所说的：释义一个语句并断定一个现象

　　当确定了语义学的使真者，也就是确定了语句的使真者模型下的语义解释时，本质上我们仍然在语言解释的界限内。如果我们的目的只限于用使真者语义学来给出语句的语义解释，那么，我们的目标就已经达到。但使真解释的整个事业，要求把真语句联结到世界。像我们已经指出的，语言本身并不描述世界，为让语言描述世界，显然需要一个中间的步骤，要把语句所说解释或释义为描述了世界中的一个现象。这个从语言走向世界的必要的中间步骤，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它使得语句意向地描述了世界。另一方面，它使下一步，即世界参与使真解释有了范畴上正确的对象，因为，除非在语言本身作为一个被解释的现象的少数情况下，语言并不是世界参与的形而上学解释的直接对象。一个语句在语义上表达了什么，无论在是什么的意义上，还是在为什么的意义上，都不从概念上要求世界的解释。只有一个关于世界的现象，或被意向地规定为关于世界的现象，才会被世界中的存在物形而上学地解释。反过来，世界中的存在物并不使现象为真，因为现象没有真假，只有被使用于描述它的语句才有真假。形而上学使真者首先解释了为什么有如此这般的现象（范畴上正确的解释），这个解释的结果作为使真解释的一部分，才帮助我们最终说明，什么使得说话者说出的，并被释义为描述了那个现象的语句为真。

　　概括地说，真理根据实在被使真，要有一个具有思想内容的行为，来使两个本来概念独立的方面发生解释性的关联，并使相应的解释具有范畴上恰当的对象。首先，如果语句所说不通过断定行为描述一个现象，语句就不可能在描述外在世界的意义上表达了一个真理（尽管此时仍可假定相应语句有语义学的使真者），因此，它也不可能在形而上学意义上有使真者。根据真值条件语义学的基本纲领，真概念本身根据模型论工具来理解，即真理的语义学概念。但是，一旦我们进入真理的形而上学解释，真就不可能只在纯语义学上被理解，而需要形而上学图像的介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描述或断定现象是从语言走向世界的关键一步，作为这一步的组成部分，真理也从语义学真理向形而上学真理迈进了一步。其次，对使真概念的传统说明，缺乏有效的机制联结两个在使真解释中起作用的关系，即一边是语句与它的语义学模型之间的关系，另一边是世界中事项之间的奠基关系。传统理论从两个关系中各抽取出一个关系项，然后直接考虑一个简单关系。结果是，面对解释上的空洞或困难，要么转向使真者形而上学的取消论或替代论，要么诉诸内在关系等有问题的说明，但同样都留下了解释上的空缺。

　　在结构上，描述或断定一个现象的言语行为有两个核心维度，一个是以说一个语句来作断定的行动，一个是被断定的命题内容。内容不是在语义解释后就必然给定的，要由说话者通过不同类型的释义来给出，结果即为说话者使用语句所说的（在内容上，它有可能不同于语句在语义上所表达的）。

　　释义本身有多种类型，与语义解释的亲疏程度也有不同。一类释义是以语句的字面意义为基础的，或者以分析真理为基础的同义性释义，比如把“那些单身汉正在打篮球”释义为“那些未婚的男人正在打篮球”。进一步地，释义还可能借助卡尔纳普式的语义规则来实现（当然，本质上这也是以分析性为基础的），比如托马森（Amie Thomasson）以常识概念推理为基础的释义，雷约以含有就是说（just is）算子的语句（例如“独角兽的数量为零就是说独角兽不存在”，“这朵玫瑰花有红这个性质就是说这朵玫瑰花是红的”）为基础的释义。上述两人都认为，在正常条件下，当一个说话者诚实地说出“独角兽不存在”时，他就描述了独角兽数量为零这个现象（“现象”自然是本文作者的术语）。因此，如果在断定语力下分别说出相互释义的语句对，则描述了同一个现象。当然，因为此类释义语句对在直观上似乎并非关于同样的事情，或有同样的使真者，使真者语义学可能拒绝这样的释义，进而使得接受使真者语义学之语义解释的说话者，否认前述那些相互释义的语句字面地描述了同样的现象。故以语义学为基础的释义会有效地影响现象描述。

　　另一类释义需要参照说话场景及受场景影响的要素。于是，释义有可能不只依赖于语义资源，也依赖于语境要素。比如，一种情形下，某人说“这扇窗户的颜色是淡蓝色的”，解释也许是，他说的是这扇窗户玻璃的颜色是淡蓝色的，因此，他描述这扇窗户玻璃的颜色是淡蓝色的这个现象。当然，在其他语境下，也许他想说的是这扇窗户框架的颜色是淡蓝色的。

　　还有一类释义根据于理论或说话者的思想。假若说话者是一个实在论者，当他诚实地说“实数是存在着的实体”时，他字面地使用这个语句断定了一个现象；而假若他是一个唯名论者，他将进行非字面的释义，比如把此句（如果是真的）释义为，“根据数学实在论，实数是存在着的实体”。一个不相信颜色是一种纯粹的物理性质的人（比如相信它是所谓“第二性质”），会把正常说出的语句“这块布是红色的”，释义为其实说的是这个内容，或者释义为描述了这个现象：这块布在此被（当下场景中定位的人）看作（appears）红的（或对那个人显现为红的）。后面这两类释义，可算作广义的语用学释义。当然，还可能有其他不同类型的释义方式。

　　需要澄清的是，“释义”有多种复杂的情形，作为释义结果的现象也有多种类型，有时“现象”看起来像是我们在讨论其他主题时说的“本质”（比如，当把“这个杯子装的是水”，释义为“这个杯子装的是H?O”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形）。此外，同一个语句可以有不同种类的释义。举否定存在语句为例。在语义上，我们也许把否定存在语句“独角兽不存在”释义为一个二阶命题，即〈是一个独角兽这个性质不被例示〉。但我们也许规定“存在”是一个一阶谓词，因此该语句语义上表达一个一阶命题；与此同时，也许根据某种形而上学或其他理论，我们又声称，在说“独角兽不存在”时，我们实际上作了一个二阶的断定，或描述了一个二阶事实或现象。无论怎样，只有释义才给定说话者使用一个语句实际上想说的，说话者总是通过释义后的语句来断定一个现象。

　　由此看来，这个使真解释的中间步骤，是产生语义学使真者与形而上学使真者之间不同的第一个可能渠道。在此步骤中，两个在语义系统中可相互释义的语句，是否在断定行为中描述了同一个现象，会成为有争议的事情，甚至，同一个语句在不同的断定语境中是否描述了同一个现象，也会成为有争议的事情。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现象描述作为语义解释后的第一步，尽管它受制于语句的语义解释和语句的关于性，然而，它不是由语义要素所唯一决定的，影响因素还包括断定的场景、断定者的意向和思想，等等。于是，说话者所说的与语义学所表达的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不同。

　　3. 现象的形而上学基础：本体论解释

　　无论是从第三人称视角释义说话者所说的，还是从说话者本人的第一人称视角释义语义解释过的语句，断定行为的结果都只是给出了要求形而上学解释的现象，而这个现象反映了怎样的实在，却要求形而上学解释的介入。使真者形而上学的职责是对被断定的现象的本体论解释：什么是使这个现象发生成为可能的实体或实体的存在方式，或者，对现象负责的真正在世界中发生的“事实”是什么。从本体论解释的角度来说，现象可以只是我们看到的，或我们认为语句所描述的，而形而上学使真者应该是真正在世界上发生的，或在世界中存在的。

　　无论如何，形而上学解释是一种理论依赖的行为，必须根据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有时可能是我们的常识），我们才能说什么使得特定的现象成为如此这般的现象。解释的模式是：从理论X来看，现象Y根据Z发生。关于世界的理论本身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因此产生语义学使真者与形而上学使真者之间不同的第二个可能渠道。卡梅龙（Ross P. Cameron）充分意识到，这种可能的不同恰好彰显了形而上学解释的本质特征，他声称，“A存在”也许不被A使真，故量词承诺与使真者承诺可以完全不同，而形而上学解释只能依赖于形而上学使真者。以语义解释为起点，我们接着来断定一个现象发生，而现象本身是否就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事实，或者就是基础性的事实，是需要在形而上学解释中来说明的，使真者语义学与关于现象的断定本身不能保证这一点。

　　形而上学解释依赖于理论，我们可以从两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先是一个较少争议的例子。当看到一把椅子在屋子中间，我们说“这把椅子在屋子里”。在本着描述的意向来说这句话时，我们断定了一个现象。什么是这句话的形而上学使真者呢？卡梅龙说，如果放弃图像论，则我们可以不说使真者是椅子。但是，屋子里有椅子，我们可以坐到上面，而不至于掉到地板上，这就是世界在我们看来所是的那个样子，也是那个句子所传达的信息（用我们的术语，即使用那个句子所描述的现象）。至于句子的形而上学使真者是什么，常识（理论）告诉我们，椅子站立在所说的位置这个事态或事实就是使真者，反之，科学告诉我们，在现象中的椅子所确定的空间中存在着的，且相互之间有电磁相互作用的粒子团，是刚才那句话的形而上学使真者。如果其他人应用不同的理论，则可能给出不同的使真者。

　　第二个例子是一个在本体论里更有争议的例子。设想在一个古典文学的研讨会上，我们说“孙悟空住在花果山上”，并且我们通过说出这个语句作了一个断定，或者使用我们在这里的术语，我们通过说出这个语句描述了一个现象（反之，我们不认为“孙悟空住在白宫”在同样的意义上描述了一个现象）。问题还是，什么是这句话的形而上学使真者呢？换个说法，使这个句子为真的本体论基础是什么呢？刘易斯说，一个在我们实际世界不存在的，但在其他可能世界存在的具体对象（孙悟空）处于所描述的状态，是这个语句的使真者。模态梅农主义者（Modal Meinongianists），如普里斯特（Graham Priest）、伯托（Francesco Berto）会说，一个可能对象在其他可能世界具有“住在花果山”这个存在蕴涵性质（existence-entailing properties），进而在那个世界存在（存在本身是对象的一阶性质，用一阶谓词来刻画），这个事实使得语句为真。同情梅农主义的实在论者扎尔塔（Edward N. Zalta）会说，一个抽象对象孙悟空编码（encodes）“住在花果山”这个性质，使得那个语句为真。然而，克兰不想成为虚构对象实在论者，对于“孙悟空是一个虚构人物”这样涉及虚构与现实情形两者的语句，即所谓“外语句”，他采取一种还原论的解释，说语句确实是真的，但它的使真者并不是所谓“虚构对象”，而是真正存在着的东西，比如产生文学作品的作者行为和社会机制等。还是对同一个语句，克里普克（Saul Kripke）、萨蒙（Nathan Salmon）、范·英瓦根（van Inwagen）、托马森等人工物实在论者会说，一个抽象的有时间性的人工创造物有被描述的那个性质，使得这个语句为真。

　　以上两个例子告诉我们，语义学的使真者与形而上学的使真者完全可以是不同的东西，没有任何概念的保证使得它们具有某种实质的对应。即使是对第一个例子，当采用常识解释时，形而上学的使真者与语义学的使真者看起来是同一个，但是，在概念上，两者并不等同。语义学使真者只是解释语言意义的工具，它的功能是告诉语句在说什么。由这个纯语言的设定并不能导出世界上存在什么的形而上学断定，或者说，在同一个语言的设定下，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形而上学理论，来给出不同的形而上学使真者。比如，当把图像论看作包含语言作为一部分的更大世界的形而上学时，它可用作第二种涵义的使真者形而上学理论，在类似意义上，也可把某个关于世界结构的具体奠基理论用作第二种涵义上的使真者形而上学理论。当然，它们都是可能被用于这种解释的诸多理论中的一种，由它们所给出的形而上学使真者多半也会不同。总之，从上述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出，从语义解释到现象描述，再从现象描述到形而上学解释，在每个节点上，上一步对下一步的强制都比许多人相信的要弱得多，影响因素也比许多人相信的要复杂得多。

　　需要指出，虽然我们在对使真解释的理论刻画中，使用“步骤”这个词，但这并不表明我们正在对使真解释的具体过程给出一种经验的描述（比如心理学描述或社会学描述）。同时，我们也不是正在建议一种好的使真解释的操作程序，使得我们遵循它就能在实践的意义上达到所希望的效果。实际上，我们所做的工作类似于一种先验（transcendental）论证：在使真者理论视角下，给定了语句与实在之间确实有某种哲学上重要的关联，然后考虑怎样的概念架构和机制才使得两者关联起来，形成和保证这种机制的可能性条件是什么。因此，它的结果应该被正确地理解为一个概念图式，而不是关于时间序列中某类实际过程的报告。

　　简短的结论

　　通过阐述使真解释，我们已经对使真概念给出了一个新的说明，它代替了以语言同实在直接对应关系为核心的传统使真概念。具体地说，我们做了否定和肯定两方面的工作。

　　在否定方面，我们首先考察了关于使真者形而上学理论的两类错误理解，即使真者形而上学的取消论和实在论基础的符合论。我们的着眼点在于考察产生错误的深层原因，目的在于指出误解使真者形而上学理论只是若干更深层误解的一个结果。我们的结论是，产生错误理解的根本原因在于两类理解都基于对真理与实在关系的一些错误假设，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个假设：语句或其组分与世界或其构成成分之间天然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由此便导致对使真概念，进而对使真者形而上学理论的错误理解。

　　在肯定方面，我们首先论证了，一个语句和世界的一个片段，并不具有天然的关联，它们只是在使真直觉驱动下，通过说明真语句的本体论根据这种复杂的解释性事业而被赋予意义，并被关联在一起。由于解释过程及参与解释过程的理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一个语句同哪些实在物发生联系，并通过哪些解释行为发生联系，都存在着极其丰富的可能性。真实所发生的，是被解释了的语言的项，同理论所承诺的实在的项最终被关联在一起。由此，对使真概念的正确理解，不是对一种简单关系的理解，而是对一种复杂的解释性事业的理解。使真者形而上学在其第一种涵义上是对使真解释的一般理论，在其第二种涵义上是参与使真解释的具体的关于世界的理论。于是，一个使真者风格的语义学与一个起使真解释作用的第二种涵义的使真者形而上学理论间的关联，也只是在解释中才被建立起来。

　　进一步，通过展示使真解释的典型步骤，我们给出了使真解释的一个概念图式，一幅面向批评和完善的使真解释的粗略图画。在此过程中，我们说明为什么这些步骤是直觉上合理且概念上必要的，即为什么使真解释是且必须是嵌入诸多复杂关系的一系列解释性思想行动的复合体。如果使真确如被建议的概念图式所描述的，是那种复杂的解释性事业，其中每个节点上下所联结的都依赖于使用不同理论的解释性行为，那么，一方是语言，一方是世界，两者之间如何联通，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因此，描绘使真的应该是一幅远比现成对象直接关联的传统图画更丰富多彩的图画。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莫斌